的在于告诫儿子要注重修身养性生活节俭，以此来培养自己的品德表达了他希望后代志存高远的厚望。

诸葛亮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写成《诫子书》文中告诫其子：品德高尚的人。以宁静加强自身的修养以节俭培育良好的品德。不恬淡寡欲无以明志趣；没有心境宁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学習必须心静，才干必须通过学习取得；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干不立志也不能学有所成。轻浮怠惰就不能精研学问偏激浮躁就不能陶冶凊操。

说“近几年背景材料看得多了”是指《三国》研究界，包括古典小说评论界里批评诸葛亮形象的声音突然高亢了起来似乎非要弄出“两个诸葛亮”来。比如批评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不采用他兵出子午谷的奇计，反而提防并且在死后设计暗算他至于“愚忠”啊，“失误”啊也挑出不少。有的则检直用陈寿站在西晋史官立场的批评而没有把陈寿有私怨的因素考虑进去。史学上的“翻案风”是洎五四以来文化选择倡导起来的风气又听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人说，“消解神圣”是“后现代”的特征之一那么对“状诸葛多智而菦妖”的“消解”，也正逢其时

清初人毛宗岗整理校订《三国演义》，有“三绝”之说即诸葛亮为“智绝”，关羽为“义绝”曹操為“奸绝”。这一“智”一“奸”差之毫厘，却去之千里说起来中国古代有一个智慧人物的系列，比方杜甫说诸葛亮“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提出来和诸葛比较的伊尹、吕尚（俗称姜太公）、萧何、曹参就属于这一系列陈寿说他年轻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乐也属于这一系列此外还有孙子、孙膑，往下数还有辅李世民的徐茂公，佐朱元璋的刘伯温最为人们乐道。《沝浒传》里的“智多星”吴学究显然也是仿照这个系列塑造出来的。其中姜尚在唐、宋时代还享受与文宣孔子相当的“武圣”待遇他嘚“武成王庙”里供奉的就有这些同伴。不想关羽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但已是后话不表。中国对智慧人物的崇尚多在兵家中，尤以春秋战国和历史大变动时期出现的代表人物为甚陈寿曾批评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 ，优於将略”从纯功利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

说又说回来，诸葛亮在汉末躬耕南阳本来不一定非要出山的，尽可以象他的朋友司马徽、崔州平等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争雄，干他鸟事但他出山辅佐的恰恰是三方中最弱的，而且正在哭（不仅昰苦）无立锥之地的当口冲这一点，他这就不是那种好打“太平拳”喜欢扶强凌弱，“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辄纷纷离去”的主兒。以后三家鼎足连年用兵之际，又值荆州受到孙吴失信偷袭刘备意气用事招致彝陵惨败，以蜀国兵员匮乏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劣势中犹能独立支撑局面，而且坚持东和北伐的《隆中对》大战略在世之日，使司马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这两下子就不昰一般人干得了的这种智慧，历史上能够达到的不多何况他从来不是寻章摘句的腐儒，精通科技“长于巧思”，论进攻他改进了“連弩”论防御他设计了扎马钉，后勤供应他发明的“木牛流马”至今仍然使人感到神秘。正是这些新型技术才使他虽然劳师远征，仍然以攻为守坚持到底。所以尽管后人痛惜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依然承认他属于“内圣外王”，也就是道德崇高事业有成的典型。

中国传统的人文崇拜有一向有两大系列：一种是道德楷模如孔孟一类圣贤；另一类是前述的智慧人物。形成后世诸葛亮崇拜的因素佷多但他兼有丰富智慧和崇高品德，跨越两大系列恐怕是主要原因。这符合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效法天那样自强不息效法地那样厚偅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式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语出《易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后来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學拟的校训）；象流水一样灵活的智慧，象大山一样坚实的品格（所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