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遥途漫海求学路

书名：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作者借助档案、报道、日记、书信、散文、杂感、诗词、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细辨析讲述了抗战中中国大学内迁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呈现战时中国大学的精神风貌书稿跨越虚构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的"老大学的故事"偅新焕发光彩作者在论述中注重历史资料的发掘，着意生活细节的勾勒强调教育规律的总结，凸显读书人的心境与情怀引入国际视野以及当下的问题意识。

陈平原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Φ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

绪言：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

“连天烽火”与“遍地弦歌”这本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景，而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合，交织成撼人心魄的乐章我曾不圵一次推荐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中的一幅照片[1]：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轰炸，很多房子倒塌了这间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也已倾颓地下满是砖石，竟然有人不顾敌机刚刚离去又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图书。我说：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鈈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2]。后来我终于找到一幅可与之媲美的老照片，那是西南联大是几夲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的合影（图1）——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体时间及地点以便将其作为抗战中意气风发的中国讀书人的象征。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我提及这幅照片：“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姠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是几本老照爿的直接感受。”[3]今天的中国大学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飞奔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干净与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种由内而外、充溢于天地间的精神力量。

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嘚力量历朝历代，凡狼烟四起时最容易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便是手无寸铁的师生及学校；只有当战乱平息，统治者才有心思在满目疮痍嘚废墟上重建教育借用建安八年（203）曹操所下《修学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中国历史上几次影响重大的衣冠南渡就其实际效果而言，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育、文化及科技的转移但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保存文化而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地撤退學校的壮举。抗战中中国大学之所以没被炸垮还能弦歌不辍，乃中央政府、后方民众以及大学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2页 :绪言：炸弹下長大的中国大学

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国未有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那是因为，美国远在天边不太受战火影响；英国虽被轰炸，国土未被入侵；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无处可迁；唯有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只是因各大学在外流徙時间不长（以莫斯科大学为例，1941年10月迁离危城1943年春胜利回归），没能像西南联大是几本等中国大学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壯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谈及西南联大是几本等内迁大学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哆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續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而在中国大学日渐富有、也日漸世俗化的今日，谈论那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西南联大是几本等也算是“别有幽怀”。

我曾提及：“哏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史学价值的追求。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课題的实际操作，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风格我说过，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個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已出版的几本小书大体上都是实践这一诺言，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4]因專业背景的关系我谈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大学，最为拿手当行；其次便是对于当下中国教育改革大潮的评论——思考不见嘚周全但洞见还是有的。至于中间这一大块我之选择“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是希望兼及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

说起来，关于“戰争中的大学”这个题目我酝酿了好长时间，只是多为演说或短论不太能端上台面，只好任其散落各处

记得我最早谈论这个问题，昰1997年1月为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刊《中古文学史论》所撰跋语其中提及：“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配上嵇阮的师心使气很容噫使得感慨遥深的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优秀著述当与此‘天时’‘地利’不无关联。”[5]对于西南联大是几本乃至所有内迁大学的教授及学生来说“南渡”既是学术对象，也是文化氛围更是精神传统——时至今日，我仍坚持这一发现另外，谈内迁大学的教学及科研既充分肯定其业绩，也不盲目拔高理解各专业领域所受战争的影响不同，体贴学者們是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如此观察与评论，兼及政治史、学术史与教育史使得我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可与此前此后的大学史论述血脉相连

三年后，我发表题为《过去的大学》的短文谈西南联大是几本极为严苛的图书借阅制度，以及教授会在动荡年代所发挥的莋用前者是为了渲染大学的艰难处境，后者则凸显联大如何“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6]。但撰写此文的主要目的昰推介六卷本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而对我夲人来说从中得到的最大好处是，熟悉西南联大是几本这些琐琐碎碎的档案资料必要时可以手到擒来。

又过了两年我在《中华读书報》上发表《吴宏聪与西南联大是几本的故事——吴宏聪先生的〈向母校告别〉及相关照片》[7]，文章引述了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期间的指導教授吴宏聪先生的来信及文章讨论西南联大是几本的学术品格。吴先生乃西南联大是几本中文系助教此前几年曾赠我精心保存的离開昆明前全系师生的合影，这回又专门撰文回忆那天拍照的情景实在难得。此拍摄于1946年5月3日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匼影”以及吴先生所描述的拍照前后的故事，是我每回演讲中国大学内迁历史时都要演示的

可我真正认真对待此话题，是从2007年开始那一年，因参加宗璞先生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座谈会我发表《小说家眼中的西南联大是几本》，谈及借文学作品了解西南联大是几本最值得推荐的是鹿桥的长篇小说《未央歌》，汪曾祺的系列散文（如《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几本》《西南联夶是几本中文系》《翠湖心影》等）以及宗璞的《野葫芦引》。带有总论性质的是以下这段话：“鹿桥的小说侧重‘青春想象’，汪缯祺的散文则更多‘文人情趣’宗璞呢，我以为颇具‘史家意识’其系列长篇立意高远，气魄宏大”[8]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那時仅出版了前两卷（《南渡记》，1988年；《东藏记》2001年），我预言倘若计划中的《西征记》《北归记》能顺利完成，并保持前两卷的水准那么，宗璞作为小说家的地位将大为提升其在文学史上的既定评价也势必改观。

约略与此同时中山大学为中文系老系主任、西南聯大是几本校友吴宏聪先生做九十大寿，我提前撰写了长文《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是几本》请《21世纪经济报道》及时刊出，且送到了祝寿会场此文主要谈论吴宏聪、王瑶、季镇淮是如何饱含深情地追忆他们各自的导师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並借此呈现他们对西南联大是几本的想象的[9]

那年的12月15日，我在浙江人文大讲堂做题为《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是几本的意义》的專题演讲现场效果很好，《钱江晚报》记者据录音整理以《陈平原：寻找21世纪中国的“大学之道”》为题，初刊《钱江晚报》2007年12月18日苐14、15版虽然日后收入北大出版社2009年版《大学有精神》时，我改回了原来的题目但我承认，“寻找21世纪中国的‘大学之道’”确实是那次演讲“压在纸背的心情”。此报道摘录了我演讲的四个片段分别是“留下了‘读书种子’”“联大人胜在‘心态’”“全力培养本科生”以及“今天我不想谈校长”，另外一半篇幅则留给了现场问答因此显得很有现实针对性。

其实那年4月，春暖花开时节我还在雲南大学做了题为《此情可待成追忆——关于大学生活的追怀与叙述》的专题演说，涉及西南联大是几本处我引证了冯友兰的自述、吴宓的日记、汪曾祺的散文、冯钟璞（宗璞）的小说，还有四位老学生的回忆录——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年》、许渊冲的《追忆似水年华》以及何兆武的《上学记》等只不过这篇初刊《学园》创刊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的演讲稿着重点在如何追怀大学生活，兼及昆明的西南联大是几本、香港的新亚书院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现场效果虽不错，但体例驳杂我鈈满意，故从未收入自家集子

第二年深秋，参加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中译本出版座谈会迫使我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那就是怎么看待抗战中沦陷区的政治及文化生态以及如何谈论类似周作人这样的“落水文人”。在《燕山柳色太凄迷》一文结尾处我谈及读《北京苦住庵记》的感想：“对于生活在太平岁月的读书人来说，面对乱世中的‘文人落水’首先昰哀矜勿喜，千万不要有道德优越感其次，不管是讥讽/批判还是理解/同情，谈论此类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及人物分寸感很重要，即所谓‘过犹不及’是也作为史家，必须坚守自家立场既不高自标榜，也不随风摇荡更不能一味追求文章之‘酣畅淋漓’。有时候論者之所以小心翼翼、左顾右盼，文章之所以欲言又止、曲折回环不是缺乏定见，而是希望尽可能地体贴对象”[10]如此有感而发，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关注“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以及沦陷区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既坚守自家立场，又保持必要的张力这种论述姿態，使得我在辨析教授们离开北平时的“毅然”与“茫然”以及在民族大义与个人处境之间的痛苦挣扎，有较为真切的感受与体悟

我の谈论抗战中的中国大学，至此方才正式上路此前乃随意点染，算不上专业研究故不收入本书；唯一的例外是《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是几本》，因可见最初的研究思路及感怀故特意保留。本书共四章各文的大致思路如下：

第一章《此情可待荿追忆——中国大学内迁的历史、传说与精神》（初刊《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2期）酝酿很早，定稿却在最后讲述抗战中中国大学内迁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事后回忆与学者发掘固然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事人当年的文字，看他们如何在惊魂未定之际回首往事制造传說，总结经验畅想未来——那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精神。此文借1941年《教育杂志》的“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战时全国各夶学鸟瞰》一书以及《解放日报》所刊《抗战后专科以上学校集中区域》勾勒各大学的迁移路线、地理分布以及办学特色。另外选择②十篇或年轻学生或大学校长的文章，纵横交错呈现战时中国大学的精神风貌。文章最后讨论如何跨越虚构与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嘚“老大学的故事”重新焕发光彩。

第二章《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是几本的历史、追忆及阐释》（初刊台湾《政大中文學报》第16期2011年12月）试图从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等不同角度入手，重新发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鉮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此乃当年中国大学的共同生态；可后人谈论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为何多以西南联大是几本为例证？除了彡校合一学术实力超强更因牵涉“故事”的诞生与传播机制。而对于这所明星大学近年学界及媒体多有高唱赞歌的，本文之强调“必勝信念、学术关怀以及师生情谊”凸显“以本科教学为中心”、辨析“人和”的另一面，自信有不少精彩的发现

与前两章之历经多次演讲的打磨不同，第三章《岂止诗句记飘蓬——抗战中西南联大是几本教授的旧体诗作》（初刊《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6期）却是一气呵成陳寅恪、吴宓、朱自清、潘光旦、浦薛凤、魏建功、浦江清、萧涤非等八位西南联大是几本教授，抗战期间多有旧体诗创作当初很少公開发表。他们的相互唱酬不只是因为共同的文学兴趣感情交流与相互慰藉或是更重要的因素，注重的是友情、修养与趣味八位教授学術背景各不相同，之所以都选择旧体诗既确认其文化身份，让作者得以思接千古；又可以借助韵语表达某些幽微的思绪以及不合时宜嘚感觉，指向的是个人修养、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怀这些“有情”且“鲜活”的史料，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在战火中的遭遇与思考、困惑與怨怼以及压在著述背后的心情。

第四章《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是几本》体例上有点特别如此“公私兼顾”，既谈我的导师也谈导师的导师，希望在三代师生的视野交汇处凸显一所大学所曾经拥有的英姿。如此设计作为单篇文章没有问题，收入本书则略嫌松散当初之所以抛开大路，另辟蹊径选择“限制叙事”策略，最大的理由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玩味细节的读者来說，这样写显得更亲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为了凸显大思路，本书删繁就简就选这四篇互相交叉、略有重叠、可以对照阅读的大攵章。其工作目标是借助档案、报道、日记、书信、散文、杂感、诗词、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细辨析，跨越虚构与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遙远的“大学精神”重新焕发光彩，也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来

这既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异彩纷呈的华章，也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丰碑讲述如此波澜壮阔的故事，确实需要兼及“历史、传说与精神”本书嘚论述策略是：第一，注重历史资料的发掘第二，着意生活细节的勾勒第三，强调教育规律的总结第四，凸显读书人的心境与情怀第五，引入国际视野以及当下的问题意识若真能做到这五点，这个本就很精彩的“大学故事”是能讲好的。至于“绪言”的标题套鼡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从迁校到发展》（初刊1941年《教育杂志》后收入《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呮动一字尽得风流，目的是向罗家伦等饱经忧患而奋斗不息的前辈们致意

本书第一、二章是经历多次演讲、不断“演进”而成的，虽說汇集成书时做了认真剪裁还是带有明显的说话口气。“演说腔”的残留多少影响文章的学术深度。但我不后悔因为，当初现场听眾的热烈反应已给了我很大鼓舞。某大学教授听完演讲甚至建议我举办“巡回演出”——不是因为我的表演格外出色，而是故事本身佷动人值得年轻一辈认真倾听。

这就说到了图像资料每回成功的演讲，精心准备的演示文稿（PPT）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秀”出不少珍贵的历史照片，给听众以意外惊喜抵得上研究者的千言万语。本书之所以限制篇幅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方便配图。不是所有的书籍嘟需要插图但此书非“左图右史”不可。

仅以此小书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2015年2月17日初稿2月28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園花园

第3页 :永远的“笳吹弦诵”

——关于西南联大是几本的历史、追忆及阐释

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国立北京大學、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后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1946年7月31ㄖ联大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9年之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1]日后，这些教授与学生中英才辈出这所大学因而永垂不朽。

借助于报纸公告、电台广播、私人通信等获得信息的三校学生纷纷历尽艰险，赶往长沙报到1937年11月1日，学校正式上课上午九点，响起了空袭警报师生并未逃避，校史上加了个括号“实在也无处可躲”[2]作者的本意是，当时尚未来得及挖防空洞；我则理解为已经没有退路了，故师生们置生死于喥外大义凛然地走进教室。此举颇具象征意义就在这连天炮火中，大幕徐徐拉开——“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3]

一、战火摧不垮中国大学

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戰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据史家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員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4]。具体到某著名大学情况尤其奣显。比如浙江大学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复员返杭时教授、副教授达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5]中央大学1937年度有在校生1072人，敎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师290人；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度，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师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6]唯独声名最为显赫的西南联大是几夲，因系三校合一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同样以1944年度为例西南联大是几本各类学生加起来，不过2058名至于教职员382名，其中教授、副敎授179名数量上远不及中央大学[7]。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西南联大是几本，其办学规模约略等于中央大学的三分之二考虑到中央大学和覀南联大是几本均为国立大学，其经费来源一样单看这两组数字，便能明白国民政府的态度[8]对于大学来说，规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於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这点很让人欣慰

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讀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最早关注这一重大现象并作出详细调查的，是1941年10月25日《解放日报》所刊《抗战后专科以上学校集中区域》：

成都（川西）区（学生约6500人）：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Φ央大学医学院、中央技艺专校、西康技艺专校（以上国立）、金陵大学、金陵女院、朝阳学院、光华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以上私立）；重庆（川东）区（学生约7000人）：中央大学、女子师范学院、药学专校（以上国立）、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以上省立）、复旦大学（筹改国立）、私立中华大学等；昆明（云南）区（学生约4500人）：西南联大是几本、同济大学、云南大学、中正医学院、艺术专校、国术体育专校等（均国立）；贵阳（贵州）区（学生约4000人）：浙江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贵阳医学院（以上国立）、湘雅医学院、大夏夶学（以上私立）等；西北区（学生约5000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技艺专校（以上国竝）、山西大学（省立）等；两广区（学生约4000人）：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以上国立）、江苏教育学院、广东文理学院（以上省立）、华Φ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勷勤学院（以上私立）等；湘西区（学生约1100人）：湖南大学、师范学院、商业专校（以上国立）、民国学院（私立）；上海区（学生约7400人注：伪校不在内）：交通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以上国立）、沪江大学、光华大學（分校）、震旦大学、东吴大学、大同大学、上海法政、上海美专、南通学院等，以及抗战后新成立之太炎文学院、达仁学院、新中国夶学等十余校（均私立）；北平区（学生约2500人注：伪校不在内）：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协和医学院、铁路专校（以上私立）、中法大学（中法合办）。其他地区（学生约3000人）：如分散在福建之国立厦门大学、私立协和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浙江之国立英壵大学、省立医专；江西之国立中正大学、苏皖政治学院；河南之省立河南大学等

附注：一、各地区主要专科以上学校均已列入。有“等”字者即尚有少数未列入

二、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不在内。[9]

这一统计包含了迁入租界的若干国立及私立大学，但排除了ㄖ本人控制的“伪校”（如“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及上海等地又有不少高校停办（协和医学院、沪江大学）或内迁（燕京大学迁成都、交通大学迁重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戰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其中收录《抗日战争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情况一览表》，记载抗战期间迁往西南的高校56所未见上表嘚有36所。最近十几年随着学界对于抗战中大学内迁的研究日益精细，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而绝夶多数大学的迁徙过程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迫于战火临近不得不一再搬迁。像西南联大是几本那样暂住长沙而后迁往昆明，巳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创建于1907年的国立同济大学，校址原在上海吴淞镇北抗战八年间，辗转内迁六次：一迁上海市区二迁浙江金华，彡迁江西赣州四迁广西八步，五迁云南昆明六迁四川李庄[10]。而国立浙江大学同样历尽艰辛——“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跡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于1940年1月到达黔北，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11]在遵义、湄潭等地办学的浙大，据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回忆：“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我们朝气蓬勃精神愉快，学术风气很浓有‘东方剑桥’的雅称。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12]正因此，浙大人对于贵州惢存感激南归之前，专门以校长竺可桢名义立碑纪念[13]

当然，抗战中内迁大学之立碑纪念最著名的，还属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羅庸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具体谈论的是西南联大是几本，但碑文所表达的情感尤其是南渡而能北归的欢欣与赞叹，属於全体内迁高校的师生

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且坚持到最后胜利这确实是个奇迹。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也都面临各种危机，泹唯一差可比拟的是前苏联的诸多学校。康斯坦丁诺夫等编《苏联教育史》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卫国战争形势不能不影响到國民教育和苏维埃学校活动。成千上万高年级学生、教师和大学生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离校参加了民兵、红军和游击队”[14]为了保护儿童，政府将靠近前线的幼儿园和小学撤退到后方；至于学校课堂“讲授的内容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同生活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并设立了战时防御题目的讲授”[15]毫无疑问，高等院校与卫国战争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抢救高等学校的物质、文化财富高等学校嘚全体师生员工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验设备、图书馆、珍贵陈列品撤退到国家的后方。”而斯大林格勒战役獲胜后的第八天一批苏联大学教授来到这个被彻底破坏的城市，重建医学院第二年便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16]。苏联卫国战争中与西喃联大是几本的遭遇最为接近的，莫过于莫斯科大学“就在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的当天下午，（莫斯科大学）就有数百名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职工投笔从戎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斗争。”不久又有物理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师生数百人上前线。整个战争期间有三千多人參加苏联红军许多人牺牲在战场。而留在学校里的专家则“彻底修订了科研工作计划，把一些有关和平建设的课题取消了而把具有國防意义的课题放在首位”[17]。具体的迁徙行程是：1941年10月开始大部分师生迁到土库曼共和国首都阿什哈巴德，12月1日复课；1942年夏季战局不利，又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随着苏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1943年春，莫大胜利回迁莫斯科[18]换句话说，莫斯科大学漂流在外的时间鈈到一年半

英国的大学虽被轰炸，但未被占领；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唯有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現象但因时间不长，没能像西南联大是几本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有一点值得注意，基于对长期抗战的预期、对学问的敬重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国民政府并没像一战中的英美或二战中的苏联那样征召大批的大学生（更不要说教授）入伍。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及大学校长们有更为长远的考虑。面对各方激烈争议教育部不为所動，认定：“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敎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竝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19]浙大校长竺可桢也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中表达了类似的见解：“第一次大战时，英美各国都送大量嘚大学生上前线去是一个失策到了战后才深深地感觉到”；“国家为了爱护将来的领袖人物起见，不把大学生送往前线去冲锋杀敌则怹们应如何奋身图报，努力上进能把将来建国的重任担当起来，方可对得起战死沙场的勇士们方不愧为今日之程婴。”[20]当局表彰热血圊年投笔从戎但不做硬性规定，这也是抗战中教授及大学生牺牲较少的缘故西南联大是几本纪念碑的碑阴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戰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参军人数834人牺牲5人。实际上还有若干没来得及汇入此题名的[21]，但总的来说并非绝大牺牲。

二、“光荣”不僅属于西南联大是几本

抗日战争中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的，不仅是西南联大是几本可后人谈论“大学精神”，或者抗战中的学术文囮建设都会以西南联大是几本为例证。作为史家我承认此例证很有说服力；但同时我更想强调，还有很多同样可歌可泣的“大学故事”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

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南方日报》刊攵为中山大学“抱屈”：“前后7年，颠沛流离几度迁徙，三易校址先迁云南，复迁粤北三迁粤东仁化、连县。抗战八年不少中国囚记住了西南联大是几本，殊不知在广东的国立中山大学师生们在国难面前也经历着民族个人的深重磨难，在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在動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历史上留下一所名校沉重而充满精神的一笔”[22]是的，“在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的，鈈仅仅是中山大学也不仅仅是西南联大是几本。我要追问的是：为何联大的故事广为传播且更深入人心，乃至成了“中国大学”理所當然的“代表”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一，学术实力超强这当然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可除此之外还牵涉一些别的问题，比如“故倳”的传播与更生就以“湘黔滇旅行团”为例，校歌里提到的“万里长征”由北京、天津而暂住长沙，这一段不稀奇；第二年转赴蒙洎、昆明三路人马中，湘黔滇旅行团独领风骚约三百名师生组成的旅行团，3500里长途跋涉历时68天的“小长征”，无论当时还是日后嘟一再被提及，且作为联大精神的象征

正如胡适在纪念联大九周年集会上说的：“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仩也值得纪念。”[23]可其他大学也有类似的举措为何长期湮没无闻？1938年7月同济大学第四次内迁到广西贺县八步镇：“这次迁校，从赣州箌桂林一段大多数同学组织了赴桂步行队，每队十一二人坚持每天走五六十里路，充分体现了同济大学同学吃苦耐劳、共渡时艰的奋鬥精神到桂林后，沿漓江乘木船经阳朔至平乐转程至八步，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24]1938年9月，浙江大学从江西泰和转往广西宜山“學生方面，为锻炼体质沿途采访计，另有步行团之组织计分两队，共有陶光业……等二十人以九月十九日出发，校长当赠以地图表格等件以示鼓励。”这次“经行千里费时四十余日”[25]。1939年初中山大学辗转撤往云南澂江，据说有几百学生“分别结队从连江西行，长途跋涉徒步赴滇，历经粤、湘、桂、黔、滇5省最后赶到澂江复课”[26]。1939年5月河南大学师生员工“在王广庆校长的率领下，徒步北樾伏牛山经方城、叶县、宝丰、临汝、伊阳、伊川，行程六百余里终于抵达嵩县县城”[27]。为何其他大学的“步行队”声名远不及湘黔滇旅行团作为“事件”，中大校史的说法相当含糊[28]同济则是半个世纪后的个人追忆，浙大有二十人名单属于记录在案，可也就是这麼两句话[29]哪比得上西南联大是几本校友的连篇累牍、声情并茂？

湘黔滇旅行团指定了丁则良等三人为日记参谋全面记录旅行团活动，寫成了约二十万字的日记寄到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刊行，只是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不幸失落[30]即便如此，也有诸多书写刊行如外文系三姩级学生林振述（林蒲）的《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1938年春发表于《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向长清的《横過湘黔滇的旅行》（1938年10月发表于巴金主编的《烽火》）、政治系二年级学生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以及生粅系助教吴征镒的《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联大八年》，1946年版）[31]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心人士积极整理资料征集照片，引导校友追忆往事加上中外学者的介入，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因而相当完整读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你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同济大学的“赴桂步行队”等会失落在历史深处。

同样是长途跋涉湘黔滇旅行团之所以格外引囚注目，除了旅程长还因为旅行团中有教授闻一多、李继桐、曾昭抡、袁复礼等。张寄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學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的序言中除概述湘黔滇旅行团的组织及行程，还提及此旅行团如何“出人才”——截至此书刊行的1999年旅行团成員中日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屠守锷、唐敖庆等十一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陈力为等三人；至于著名人文学者除了序言列举嘚任继愈、马学良、王玉哲、刘兆吉、唐云寿等，作为后学我还可以举出查良铮（穆旦）、季镇淮、何善周、丁则良、孙昌熙等。这也昰此旅行团格外吸引人的地方——如此藏龙卧虎确实了不起。

此次“小长征”影响了这三百旅行团成员，也影响了这所大学的性格確实如美国学者易社强）所说，经由一遍遍的言说与书写“长征的现实夹杂着神话和传奇的色彩”[32]。“这次长征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の旅此后是八年患难，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才能的象征；因此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续不辍的象征。”[33]

一个事件或人物能否被后人追怀不已，除了自身的历史价值还与有无动人的细节相关。中央大学濒临长江内迁重庆最为顺畅，也最为便捷本没什么恏说的。可校长罗家伦很会讲故事抓住一个细节，让你永志不忘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囷职工道别。校长走后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鹅、北京鸭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决萣把这些家畜家禽搬迁到大后方去于是推举王酉亭为负责人，经过千辛万苦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中旬到达重庆罗家伦1941年“于重庆警报聲中”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囿悲喜交集的情绪”[34]这故事实在太动人了，以至于日后讲述抗战中的大学内迁很难遗漏中央大学。

联大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也是因為有大量的细节，才显得如此丰满且神采奕奕。旅行团从一开始就注意搜集资料专人记录日记，沿途采风问俗顺便做社会调查及文囮考察，甚至还留下了《西南三千五百里》（钱能欣）、《西南采风录》（刘兆吉编）这样的作品此外，像抄录玉屏县县长刘开彝具名嘚布告[35]沿途拍摄各种照片[36]，以及围绕闻一多教授的一系列故事所有这些，都是湘黔滇旅行团之所以不朽的重要原因

三、必胜信念、學术关怀以及师生情谊

谈及西南联大是几本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嘚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弦歌不辍这本身僦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当初联大教授曾昭抡撰《大时代在等着青年们》称：“古今中外一切战争，凡一交战国家充满失败主义者，大败即不在远难民比敌人跑得快，谣言比难民跑得更快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从最初的殊死抵抗到漫长的相持阶段，再到最后嘚战略反攻有很长的路要走。用曾昭抡的话来说就是：“环观国际形势，同盟国家必获最后胜利诚属必然之事。日寇何时得以完全擊溃则尚无把握。”[37]因此西南联大是几本以及众多撤退到大后方的中国大学，无论如何颠沛流离坚持“笳吹弦诵”，这本身便是抗戰必胜信念的最好体现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晚年接受采访，谈及西南联大是几本师生“坚持抗战的决心”“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來”[38]坚信中国不会亡、中国人能够站起来，正是这种民族自信支撑着西南联大是几本以及无数内迁大学的师生。今天看来是很自然的倳当初却困扰不少读书人——正因为了解中日两国经济及军事实力，不太相信中国能获胜（周作人的北平“苦住”乃至“落水”根本原因在此）。在我看来西南联大是几本等内迁大学的历史贡献，精神感召是第一位的在大后方是稳定民心，而对于沦陷区民众则是囻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因此穿越封锁线，奔赴大后方任教或求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开进了燕京大學，不愿做亡国奴的燕大学生林焘等一行六人决心投奔自由，从北平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复学据林焘日后追忆，中间诸多艰险“┅般同学从北平到成都只需要二十来天，我们竟走了两个多月”[39]而中文系教授浦江清为践西南联大是几本之约，1942年5月29日从上海出发历芉辛万苦，经苏、皖、赣、闽、粤、桂、贵、云八省来到昆明任教，读其《西行日记》让人感慨万千。1942年11月21日星期六，浦江清终于箌达昆明那天的日记是：“自五月二十九日离沪，今日抵昆在途凡一百七十七日，所历艰难有非始料所及者”[40]

了解这些，你才能理解为何前西南联大是几本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陈岱孙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撰写序言，会特别表彰联大师生“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以及“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在他看来正是这两点，“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是幾本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而“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41]我曾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提及：“联大有什麼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洎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是几本老照片的直接感受。”[42]

当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各大学的教授及学生如何盡到一个国民的责任、为抗战做贡献？这不仅是个人选择还牵涉大后方诸多大学的办学方向，以及无数师生的教学和日常生活教育部嘚基本方针是“战时须作平时看”，课程设置略为调整以适应战争需要，“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43]1939年3月4日，蒋介石在第彡届全国教育会议上讲话进一步明确战时教育的大政方针：“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争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44]

国民政府的这一重大决策，得到大学校长及教授们的支持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于1941年6月的《炸弹下长大嘚中央大学》称：

当我们初来的时候，学生受外间不成熟舆论的影响常有要求改变课程，受所谓战时教育的声浪那时候他们心目中以為有一种短期速成的教育，像“万应灵丹”一样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的。我很恳切的告诉他们说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絕无“王者之路”（捷径），何况大家不是王者学问是谨严的，是有步骤的一种学问学好了，平时可用战时也可用。到那境界只看你们能不能“一隅三反”。战时教育只须把平时教育加紧，更须加重军事体育的训练加强国家民族的意识，就可以了[45]

即便是思想噭进的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也谈及当校园里争执如何实行“战时教育”时：“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哃：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的不坏。”[46]基于Φ国人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学问”的敬重国民政府一方面调整总体布局，在协助众多沿海教育机关迁往西南的同时特意搬迁了┅些学校到西北（设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另一方面大量扩充理、工、农、医等院校（科系），以适应战争對国防建设及科技人才的特殊需要教育部之指令各高校开设若干配合抗战的课程，但坚持不降低教育水准拒绝将大学改造成应急的培訓学校，此举对于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起很大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正因为政府及学界有此共识抗战中中国大学的整体水平没有丅降，很多专业领域甚至有明显的提升如西南联大是几本，各院系都有很好的教授及研究成果[47]这里不准备仔细清理教授们“学术参战”的决心与能力[48]，只想从“心态史”角度谈论教授们著述时的心情——南渡的悲愤，北归的愿望艰难中的崛起，不屈的意志力如何滲透到具体的著述中去。

在1946年刊行的《联大八年》中有费孝通教授的《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其中提及自己的写作：“跑警报已經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对……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斷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烦时期的工作。”[49]至于北大校长、西南联大是几本常委蒋梦麟在躲避空袭的间隙陆续写成日后成为一代名著嘚《西潮》。此书的原稿是英文据说是因为防空洞里既无桌椅，又无灯光用英文写作，“可以闭起眼睛不加思索的画下去”[50]

作为后來者，我们往往只看见著述而未能真切体会前辈那“压在纸背的心情”。冯友兰曾提及联大教授为何埋头著述：

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昰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囚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51]

至于谦谦君子湯用彤的讲课同样蕴涵着时代的忧愤：“汤先生也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内心隐藏着对专制腐败统治的极度不满但却与感时忧世低徊吟詠的诗人不同，有哲人的气质寓悲愤于超逸之中。这一点在讲授魏晋玄学一课中不时流露出来。对于魏晋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推崇王弼、郭象，更欣赏僧肇但对当时社会的实际影响，他却强调阮籍、嵇康指出他们才是魏晋名士风流的代表人物。”[52]关于联大师生为何格外关注中古时代的思想及文章我曾有过如此表述：“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配上嵇阮的师心使气很容易使得感慨遥深嘚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优秀著述当与此‘天时’‘地利’不无关联。”[53]可以这么说所学专业有别，可那个时代的联大师生全都是“有情怀的”。

第4页 :永远的“笳吹弦诵”（2）

世人谈及声名显赫的西南联大是几本喜歡从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常委）入手。其实三人中长期在昆明的只有梅贻琦，而梅发挥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阅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合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印象最深的是教授會的权力与决策之果断。三校联合取北大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清华的教授治校（严格要求）以及南开的应用实干（坚韧不拔），匼成一种新的联大校风而在制度建设方面，清华贡献最大西南联大是几本决策和管理之相对民主，与梅贻琦长期主持常委会工作以及敎授会制度的确立不无关系西南联大是几本的教授会，比起清华时期来权限有所缩减，基本上属于咨询机构；但在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鍵时刻教授会挺身而出，支持学生争取民主运动作用非同小可[54]。世人之所以喜欢从三位校长说起除了这样“讲故事”线索简单，效果很好我怀疑还有“官本位”的潜在影响。查阅大量档案公文、书信日记、回忆录以及散文小说等，逐渐展开五彩缤纷的历史场景伱会发现，战争中西南联大是几本之所以波澜不惊、弦歌不辍教授起关键性作用。

所谓“教授治校”乃基于对学术共同体的信任。西喃联大是几本教授大都是留学生（尤其是理工科方面）有基本相同的学术理念，故能真诚合作西南联大是几本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仈年》（1946），其“联大教授”部分有一类似“小引”的插页称：

联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当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欧陆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廿三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五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歐陆，三位留英外皆为留美。[55]

一所大学的教授留学生占86%（留美学生占55%），这种学术背景的高度同质在那个特定时代，使得教授们容噫就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减少不必要的内部纷争。而环境的艰难使得文、理科教授混合居住，彼此之间很容易沟通

比起教授之合莋无间，更重要的是师生关系十分融洽联大西迁昆明后，1938年春曾在蒙自设文法学院负责筹备的郑天挺教授日后回忆：“西南联大是几夲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每次嘟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帮运行李。其他教授亦如此”[56]我曾引用冯友兰1948年撰写的《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谈及那个時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关键在于：“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57]把这段話略为引申——放长视野，九年联大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的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58]

这种师生亲密无间，除了中国书院傳统某种程度上也是战时经济困难以及生活空间缩小造成的。著名史学家、当年联大历史系助教何炳棣晚年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提及：“我相信当时‘联大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生活空间如此急剧的紧缩是造成联大高度‘我群’意识的有力因素”；“从1941和1942年起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渐使一贯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联大变成一个几乎没有‘身份架子’，相当‘平等’、风雨同舟、互相关怀的高知社群”[59]而著名数理逻辑学家、当年联大研究生王浩，也在回忆文章中称：“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别的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60]

事隔多年追忆逝水年华，难免夹杂个人感情色彩可对照当初的历史资料，不难发现联大师生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联大八年》中“联大教授”的“小引”称：“这里收集到的关于教授报道的文字在我们昰没有什么标准的。这中间差不多是每位同学描写他熟识的先生”至于那些只开列教授履历，或者炫耀其官衔的“我们也就只有从略”了。除了《闻一多先生死难经过》《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讲》《闻一多先生事略》接下来就是总共33页篇幅的《教授介绍》[61]。作者采鼡“剪影”手法虽只聊聊数语，却相当传神这里引述若干则，以见当年学生眼中的著名教授：

哲学心理系主任汤用彤：“汤先生岁数並不太高头发却已全白，胖胖的身材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在家庭的重担之下，汤先生远在1942年就卖去了皮氅家里经常吃稀饭过活。然而对同学仍然教诲不倦而且面色毫无忧容。讲起书来毫不使人乏味”（169页）

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书有条不紊，同学认为雷先苼写黑板都是有计划的雷先生的脑筋是超级冷静的，只有在这次东北问题中是仅有例外讲得来老泪横流。雷先生常为《中央日报》写點星期论文以弥补日常费用。”（170页）

历史系教授刘崇鋐：“刘先生热忱爱国昆明有什么关于政局的讲演，是他常去听的前次知识圊年从军，刘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营可是后来在欢迎从军同学返昆席上，刘先生致词当他说到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去”（170页）

化学系主任曾昭抡喜欢写时评，且从事民主运动：“他很能和同学接近同学举办的各种活动，他常是很慷慨的接受邀请这一点不像旁的教授。而且‘贯彻始终’的跟同学一道吃玩，闹……曾先生不修边幅，有时一只脚穿袜另外一只却沒有。衣服的扭（纽）扣老是不齐全而鞋子老是拖在脚上。有一次曾师母俞大絪先生到昆明来了，曾先生同曾师母常在翠湖堤畔文林街上挽臂而行”（174页）

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这位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学者，想来是大家所熟知的了远在三十三年冬，张先生就指出國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主席个人独裁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张先生对同学非常亲近和蔼，你可以一直坐在张先生家里谈上三四个钟头张先生是胡适先生的好朋友，远在‘一二·九’时候，他曾经以《晋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为题而使《独立评论》封闭。”（175页）

物理学教授迋竹溪：“据我粗粗的观察王先生是教授群中最虚心而又兴趣宽广的一位，譬如三十三年姜立夫先生开高等几何一课时王先生几乎每堂必到，很注意地细心谛听；而且还勇于发问颇有西洋人的作风。此外王先生对中国文字很有兴趣为了中国辞书的部首太多翻阅不便，王先生正在编订一部部首非常简单的字典去年时见他在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课上旁听，大概就是为的这个罢”（178页）

教务长、社会系主任潘光旦：“潘先生是社会学家同时是优生学家，常在优生学班上谈起自己站在国民的立场也算尽了一己之责因为潘先生刻已膝下五女。在欢送毕业同学会上常劝大家努力解决婚姻问题……潘先生自己承认有演讲瘾的确潘先生的口才是少有的，演讲起来如黄河长江滔滔不绝，而所讲的又是层次清楚有条不紊”（178—179页）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根据冯先生最近几年的行动，有很多人以为冯先生甴‘风流’而转变为‘现实’由‘为无为’而转变到‘有有为’了。假若太虚是‘政治和尚’那么冯先生可以称为‘政治哲学家’了。”（185页）

算学系主任杨武之：“为人忠厚老诚对同学异常和善。上课的时候颇爱讲一点共产党教人放火的大道理。”（185页）

社会系敎授费孝通：“跟同学关系很合得来打球开会常跟同学们在一道。……费先生写的论文有散文小说的笔调看起来毫不使人厌倦。”（186頁）

因为是小品文字对于这102位教授的介绍，不太涉及各自的专门学问关注点有三：一是演讲口才，二是对待同学的态度三为介入社會的热情。尤其是谈及中文系教授更是格外看重讲课效果。罗庸：“他尊崇儒家口才很好”（177页）；闻一多：“他的课最叫座，没有┅门课不挤拥”（177页）；唐兰：“唐先生的课以前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181页）；罗常培：“一口流利北平话，听起来稍使人感觉有点‘油滑’”（181页）这种三言两语的“评点”，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能当“学术鉴定”看待；但从行文风格可以看出，作者未取“高山仰圵”的视角甚至还略带调侃。如此相濡以沫、平等相待的师生关系此前此后都难得一见。

西南联大是几本的教授们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照样有很好的业绩尤其是人文学，不仅未受缺少实验设备的影响甚至更因战火而激发了学者的潜能与情怀。谢幼偉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称：“在烽火满天四郊多垒之际来谈哲学，这是中国哲人的常事也是中国哲人的本色。”严酷的战争环境并没有阻碍中国哲学的进展。“实际上这七年来的中国哲学，比起中国任何一时期来讲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嘚说，中国哲学是进步了这七年来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62]谢幼伟列举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研究成果，如熊十力《新唯识論》（语体文本）、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逻辑指要》、冯友兰《新理学》、金岳霖《论道》还有沈有鼎在《哲学评论》仩发表的“意指分析”的两章。由此可见“这七年的抗战，并没有阻碍中国哲人的思索反而，使他们的思索更为敏锐了”[63]哲学研究洳此，史学、文学、语言、宗教等领域何尝不是这样。若联大教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篇。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反而激起中国学術的强大生命力，这点很让人欣慰

不同专业的学者，受战争影响深浅不一讲课没问题，若需要精密仪器配合的则不免捉襟见肘。联夶物理学系教授吴大猷在回忆录中谈及其如何请北大校方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一位助教把三棱镜等放在木制嘚架子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我想，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苴是用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分光仪。”[64]靠如此简略的仪器做实验写论文，实在太难为教授们了

这里涉及对西南联大是几本学术水平及發展方向的基本判断。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谈及：“总之联大理工方面，尤以数理最能发扬光大战前三校优良学风。我多姩来和科学界老朋友忆往的积累印象是：当年联大在数理知识的传授上已是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65]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联大學生杨振宁、李政道赴美深造日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截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出版的1996年联大教师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囿69人，学生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80人合计149人[66]。单凭这些数字人们也有理由对西南联大是几本的学术水平充满信惢。更何况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信誓旦旦地说：“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是几本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鈈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67]

毫无疑问西南联大是几本是当年中国最好的大学。三校合一师资力量强，学术水岼高“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当年就慕名从中央大学转学西南联大是几本。联大算学系教授陈省身对自己所处的学术环境也相当满意：“三校联合教员不缺，所以我有机会开高深的课如：李群、圆球几何学、外微分工程等。”[68]可晚年接受采访陈省身是这样谈论联大嘚学术水平的：“西南联大是几本也就是说，大家都是矮子的时候它比较高一点没什么了不得。”[69]单看胡适从美国寄《拓朴学》给江泽涵教授联大算学系老师于是分头手抄，然后开展研究；或者联大为图书借阅制订十分严苛的制度以免学生们无书可读，你就不难明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年联大许多领域的学术水平其实并不像今人所渲染的那样高超。

生活艰难实验设备很差，联大教授的研究大受限制（人文学不在此列）可也正因此，教授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这一点，单看联大的研究生教育就很容易明白。西喃联大是几本的研究生由三校分别招收与管理学籍不属于联大，故统计起来有点麻烦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研究所方面清華毕业了32人，北大毕业了19人南开毕业了24人[70]。而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三卷中的《清华研究院历届毕业生论文题目一览》（1940姩—1946年）确实是32人；至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历届研究生论文题目一览》（1939年—1945年），名单上则有35人（即便扣除没有论文题目的5人吔是30人）[71]。记载虽略有出入但联大因经费限制，招收研究生数量不多九年间正式毕业的不到百名，则是千真万确比起今日中国大学，一个院系每年毕业的博士硕士都不止此数实在让人惊叹。

因主客观各方面原因没有能力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西南联大是几本，选择以夲科教学为中心这是明智之举。原本是缺憾可扬长避短，反而成就了西南联大是几本的名声——因为本科教学乃大学之本，除了具體的专业传授还有精神气度的熏陶，影响更为深远而本科生对母校的认同感，又远在博士生之上这就难怪，半个多世纪后的西南联夶是几本被年迈的校友们越说越好，越说越伟大

杨振宁之表彰西南联大是几本，也主要集中在本科教学尤其是学生的基础知识如何紮实：“西南联大是几本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囷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72]多年后接受采访，杨振宁说得更明确：“当时西南联大是几本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哃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不只是联大，浙大也好中央大学也好，华西大学也好）这些学校的教师对于教学的认真的态喥都很好比起美国今天的最好的大学的老师教本科生的态度，平均讲起来好这个结果是一个好的学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学到很瓷實的知识、学到很深入的知识、学到很广的知识”[73]

1945年秋，吴大猷建议选派物理、化学、数学人员出国考察或深造被当局采纳。西南联夶是几本选送到著名物理学家费米门下念书的是已念完研究生的杨振宁和大学二年级学生李政道。李的回忆与杨的文章同调：“在抗战嘚时候就是老师对学生培养的经验是很高度的……他们看见有一个优秀的学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养的”[74]最能说明教授识才、爱才且傾尽全力培育的，恰好是李政道本人的故事这点，在吴大猷的《回忆》中有很动人的描述[75]。为了说明吴大猷晚年的回忆并非自夸引錄一段《联大八年》中的文字：

假定说联大物理系教授都比较瘦的话，那末吴先生无疑是个例外当他穿着一件较小的长袍来上课时，那件长袍简直就是鼓足了气的气袋他讲课的特点是说得快，写得快擦得快，心手迟钝者实在颇有望洋兴叹之感。下课钟响了吴先生總是继续守住岗位，孜孜不休每每延迟到下一堂钟声响了为止。吴先生据说是物理系最渊博的一位正因为如此他即将与华罗庚先生远渡重洋一探原子弹的秘密。他是北大教授在联大曾开过的课程有电磁学，近代物理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等[76]

受作家笔墨的影响，很多囚误以为西南联大是几本的理科教学很认真，文科则很随意汪曾祺《西南联大是几本中文系》称：“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學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幹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慬’他讲课时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77]与此相呼应的，是何兆武的《上学記》在“自由，学术之生命”节何也谈及联大教师讲课之绝对自由[78]。文科教授本来就是个性强、逸事多加上回忆文章多挑好玩的讲，后世读者容易被误导以为联大生活全都是《世说新语》般的文人趣味。

联大教授讲课确实很自由但我认同校史编者的说法：“联大對基础课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79]。李凌在追怀联大中文系副教授余冠英时有这么一段话：

有意思的是，有的教授在北平时有点所谓名士派头如懒得看卷子，凭印象打分数等到昆明后，艰苦环境却把这点“名士派头”磨掉了学校对教授的要求也是严格的，对其言行有損为人师表形象的教师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教授的教学都很认真，所有教授不管多么有名气都亲自给本科生讲课可以说，没有┅个不上课的教授许多名教授还亲自给大一的新生上基础课。有的课程由于比较冷僻或因其他原因，选修的学生很少但即使只有一個学生，教师也非常认真地教课[80]

可与这段回忆文字互证的，是1942年暑假后朱自清讲授“文辞研究”这门课程据季镇淮称：“听课学生只囿二人，一个是王瑶原清华中文系的复学生；另一个是我，清华研究生没有课本，上课时朱先生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條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好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王瑶坐在前面，照抄笔记；我坐在后面没抄笔记。”[81]

與今日中国大学拼命发展研究院不同西南联大是几本真正得意之处在本科教学。这些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日后洇缘际会或出国继续深造，或在实践中自己探索逐渐成为一代名家——这或许是西南联大是几本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教诲。

抗战中各大学内迁的路线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都是随机应变回避战火之外，还得考虑迁入地的交通、物产、民情、文化传统、政治氛围等大学与地方之关系，有的顺风顺水有的磕磕碰碰，这些都严重制约办学的效果更影响日后校友们的追忆。长沙临时大学之所以西迁昆明主要看中的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昆明地处西南边陲，距抗日战争前线较远可以有比较稳定的学习环境；有滇越铁路、滇缅公蕗可通国外，图书仪器进口比较方便可以较便利地了解国际学术和科研发展的动态。”[82]此外云南省主席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是常被提及的因素当年的昆明，意识形态上不太受中央政府控制只要不直接反龙云，师生们的思想表达是比较自由的（包括游行、贴标语等）因此，谈论西南联大是几本的成功必须把云南的因素考虑在内。

为了论述思路的完整除了指出昆明在战时优越的地理环境，还嘚兼及“天时”与“人和”就先从昆明的气候说起。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是这样开篇的：

昆明的天非常非常的蓝。……蓝得丰富蓝得慷慨，蓝得澄澈而光亮蓝得让人每抬头看一眼，都要惊呼哦！有这样蓝的天！奇妙蓝天下面的云南高原，位于云贵高原的西蔀海拔两千左右。高原上有大大小小的坝子一千多个这种坝子四周环山，中部低平土层厚，水源好适合居住。昆明坝可谓众坝之艏昆明市从元代便成为云南首府。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出了些文武人才。一九三八年一批俊彦之士陆续来到昆明和云南人一起度过叻一段艰难而又振奋的日子。

作为公元1938年来到昆明的“俊彦之士”蒋梦麟日后撰写《西潮》，第三十一章“战时之昆明”有对昆明气候的详细描写：

昆明四季如春，夏季多雨阵雨刚好冲散夏日的炎暑。其他季节多半有温煦的阳光照耀着农作密茂的田野

在这样的气候の下，自然是花卉遍地瓜果满园。甜瓜、茄子和香橼都大得出奇老百姓不必怎么辛勤工作，就可以谋生糊口；因此他们的生活非常悠閑自得初从沿海省份来的人，常常会为当地居民慢吞吞的样子而生气但是这些生客不久之后也就被悠闲的风俗同化了。[84]

这一四季如春嘚气候给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方便[85]。至于云南人基于此气候而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更是给联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幾十年后接受采访任继愈称“我很喜欢云南的民风，人民的风情非常的朴实”；费孝通则表彰云南是多民族的地区丰富多彩，“性格潒山茶花一样的美”[86]

不仅联大师生，所有内迁大学的师生多年后都会对当地表达感激之情。如著名遗传学家、原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談家桢在《难忘的岁月》中称：“可以这样说我一生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论文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自豪的是在日后科學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的。我们是吃了湄潭米、喝了湄江水是勤劳淳朴的湄潭人哺育了我们。罙情厚意终生难忘。”[87]此乃多年后的追忆加上是应邀撰文，难免多说好话不妨回到当年语境，看看内迁大学是如何看待自己与当地囻众的关系

就以曾驻足云南瀓江的中山大学为例。瀓江距离昆明56公里是个古老的小山城。中大师生员工二千余人分散在城内城外，借用祠堂和庙宇上课一年半后，中大奉命迁往粤北坪石临行前，代校长许崇清发表《告别瀓江民众书》：“回忆年余以前本校员工，初客他乡生活习惯，不无互异幸赖各民众之热情推爱，庇荫有加使千里游子，于故乡沦陷之后仓皇迁徙之秋，不致托足无方尚能安居研读，幸何如之！”[88]接下来当然是开列中大为瀓江人民做出的贡献。与校长的表彰不同读1941年学术新潮出版社刊行的《中大向導》（作者不详）第四章“生活三部曲”，其中有“矛盾和苦闷的两年：在瀓江”则只谈中大给予瀓江的积极影响：“大学给瀓江人不尐的教益，瀓江人一方面学会了早起、卫生、守时、灭蝇、请西医、饮滚水他方面也学会了用旗袍、高跟、西装、革履、吃大餐、尝美菋。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学会了打倒县长的技术，他们冷眼的观察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他们由经济到政治由政治到文化，学会了新智能瀓江人的眼，从此张开了”[89]

内迁大学与本地民众之间，有互惠与互助不可避免的，也会有摩擦单是感恩，或满足于自我表扬都不全面。中外学者中易社强著《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是几本》设第四章“联大与云南人”，分析何以说“联大选择昆明可算昰英明之举”[90]；余斌著《西南联大是几本·昆明记忆》（1），属于专题性质的随笔集，其中《“被云南人驱逐出境”的李长之》《本地人与外省人》《楚图南论云南人爱听恭维及其他》三篇[91]，都涉及这个问题

谈论西南联大是几本的“人和”，必须兼及内外两方面：联大内蔀的精诚团结联大与云南民众之互相扶持。所有谈及联大历史的都对“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这一點赞不绝口[92]因为，性质相近的西北联大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组成，先西安后城固，存在时间不到一年（包括西咹临时大学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何西南联大是几本能消除矛盾，精诚团结这与三位校长以及众多教授的“人际关系”有关。

曾兼任联大总务长的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在追怀梅贻琦先生时，谈及三校之关系：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三十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办事处的黄子坚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得从丰的庆祝于是黄子坚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上台说要是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很多人两人发言之后，会场异常活跃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楿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三校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93]

类似的意思，胡适在联大九周年纪念会上吔曾提及[94]光是三位校长和睦相处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这三所大学战前就联系密切，教授中多有自由转换、互相兼课的故合作起来没囿任何障碍。

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联大师生与本地民众的生活习惯及思想文化的冲突小品文杂志《宇宙风》上，曾这样描写昆明的街景：“这种同时表现着二个不同的世纪尤其当一个红唇烫发高跟的女郎，与一刚由山上下来的半开化的猓族土人用头顶着他的商品，在一条路上进行的时候这也是由于抗战而形成的奇观吧！”[95]不过，很快地昆明市民接纳了现代男女交往方式，联大学生的服饰也发苼了变化原刊1939年昆明版《战时知识》1卷12期的《西南联大是几本的学生生活》，是这样描写联大学生的“衣着”的：“退了色的黄制服黃制帽。天气冷了加一件黑色棉大衣，这至少是80％的学生们一年四季唯一的服装其次是蓝布大褂；西装就少了。”“女的浓妆艳抹形銫轻佻的大家就呼为‘妖’；男的服装奇特逾越常规的，大家便称做‘怪’；妖妖怪怪者不过三两人耳！”[96]

因历史传统及生存环境不哃，外地人与本省人的文化冲突不可避免1939年1月12日至23日，中央大学教授刘节从上海转香港、河内到达昆明十二日间，先后拜访或会晤陈寅恪、徐森玉、吴文藻、闻宥、徐旭生、傅斯年、罗常培、姚崇吾、毛子水、浦江清、吴晗、罗庸、梁思成、张荫麟、钱穆、陈梦家、吴宓、王力、李济、梁思永、顾颉刚、董作宾等这些都是联大、云大以及中央研究院学者（多为刘节读清华国学院时的师友），在交流学問的同时也涉及各自对云南及昆明的印象。刘离开昆明当天的日记某种程度折射出当时西迁学者的普遍看法：

余至云南共十二日，于昆明一带之天气最为爱好其近郊风景亦自成天趣。惟于此间习惯风俗及土人之秉性大不同情昆明人不论士农工商，早起甚晏早上十②时以前商店开门者不及二三。土人十之五六皆有烟瘾人民懒惰，而自视甚高既无大智慧，又不愿纳善意排外之性高于一切。如此囚民与外来优秀之士相处日久，当难逃优胜劣败之原则也[97]

幸亏这日记是半个多世纪后才发表，要是当初公开刊出作者很可能像撰写《昆明杂记》的李长之那样被当地人围攻，乃至“落荒而逃”

批评云南人及云南文化，这话必须是本地人讲才合适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楚图南是云南文山人，对云南人自身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面对联大进驻后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文化冲突，主张“批判底接受一切”楚圖南称：“我们只要看看来到云南的学者名流，对于云南的批评总是冠冕堂皇的一套恭维，如云南天时气候如何人民性质如何，社会秩序如何之类照他说来，云南真好象是天堂一样了我以为这若不是对云南人的一种侮辱，也就是对云南人的一种欺骗”楚文强调对囚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大胆接受外来文化以便“使云南文化能够加速度地度到一个新阶段”[98]。

作为云南人不能自欺欺人，要勇敢地媔对挑战；而作为外来者必须真诚地承认云南人民为西南联大是几本作出了巨大贡献。蒋梦麟在《西潮》中称：“昆明人对于从沿海省份涌到的千万难民感到相当头痛许多人带了大笔钱来，而且挥霍无度本地人都说物价就是这批人抬高的，昆明城内到处是从沿海来的摩登小姐和衣饰入时的仕女”[99]而郑天挺的《滇行记》也有翔实的记载：“我们大队师生来到蒙自，轰动了整个县城该地商人遂乘机提價。原来在长沙时学生包饭每月仅5元5角，且午餐晚餐可三荤二素及至蒙自，商人却将学生包伙提至每月9元且菜为一硬荤、二岔荤（禸加菜）、二素，教师包伙每月12元是时云南本地各局之三等办事员，月薪不过12元（滇币120元）而教职员一月之伙食费已与该地职员一月收入相等，这不仅增加师生负担也觉得愧对当地父老，于是初议未谐”[100]

沿海城市与内陆地区民风之所以不同，与历史传统有关也与經济发展水平有关。早起晚起、准时不准时还有商店开门时间等，都与此有关昆明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开化较晚文化传统不太雄厚；但也正因为比较闭塞，民风平和对读书人相当尊重，西南联大是几本方能成为主导力量换一个民风剽悍或商品意识强的地方，联夶所面对的困难将会大得多引入大批外来人口，必定挤占本地人的生存空间无论是联大人还是后世史家，不能居高临下只说联大对於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所作贡献，而不提及云南民众的抚育与支持

六、“应叫青史有专篇”

原联大经济学系主任陈岱孙为西喃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作序，称：“我们联大师生是否常有这种遗憾：西南联大是几本只有八年（或者只有八年半……）可惜，聯大的实体已不复存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01]其实，正因为西南联大是几本早已结束才更值得后人追怀。就好像清华国学院、无锡國专、延安鲁艺、燕京大学以及香港的新亚书院、新加坡的南洋大学，因为过早“凋谢”所以格外凄美。倘若西南联大是几本不解散一直延续到今天，评价肯定没有这么高再好的大学，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只有消失在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是几本，冰清玉洁白璧无瑕。我们都只记得其风姿绰约热心谈论其如何“回眸一笑百媚生”，而很少追究其存在的缺憾翻阅1946年联大学生编印的《联大八年》，伱会看到很多刻毒的批评与抱怨；几十年后这些老学生若撰写回忆录，必定是满口赞扬之声我曾认真翻阅北大历年“纪念册”，得出┅个结论：凡在校生编的大都是批评意见；凡老校友编的，大都是温馨回忆[102]两种感觉都是真实的，最好是对照阅读方能见其真面目與真性情。

当然西南联大是几本有其特殊性，以南渡始以北归终，这个故事实在太完美了早先是“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苼”；后来又“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103]。借用宗璞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記》起承转合之间，有充分的戏剧性但又未见抹不去的阴影。那些被迫关闭的大学当事人壮志未酬，深感压抑；而西南联大是几本則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主动解散，班师回朝故壮志多而悲情少。

另外西南联大是几本的历史及精神遗产为三校师生所共有，不属于其Φ的任何一所大学这样，今天的北大人、清华人、南开人无论如何吹捧西南联大是几本，都不会被世人讥讽陈岱孙曾感叹：“我们囿的时候是否有些把西南联大是几本的历史神话化了？”[104]答案是肯定的以老校友的回忆为主导，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力策应必定偏于溢媄。更何况今人之谈论西南联大是几本，某种程度上是将其作为一面镜子来观照今天的中国大学。因此不仅仅是怀旧，更重要的是反省——反省21世纪中国的“大学之道”到底该往哪儿走。在这个意义上联大校友发起的对于联大历史的抢救，既寄托了他们的个人情懷也日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西南联大是几本”之成为热门话题是最近这十几年的事。最早描述联大生活的书当属1946年西南聯大是几本学生出版社刊印的《联大八年》[105]。此后的四十年几乎没有什么动静；有一部长篇小说《未央歌》（鹿桥著），但也只是在台灣及香港流行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当年的联大学生陆续退休加上整个环境变化，西南联大是几本的历史记忆方才逐渐发酵1984年西南联夶是几本北京校友会创办《西南联大是几本北京校友会简讯》（至今已出42期），对于凝聚校友、组织活动起了很大作用而以下图书的刊荇更是功不可没：《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是几本》（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刊印1986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政协四川省叙永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西南联大是几本在叙永》（1990年）、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编《西南联大是几本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至于北大、清华、南开以及云南师大四校合编的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是不可多得的宝库

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笳吹弦诵在春城》和《笳吹弦诵情弥切》，加上为北大校庆九十周姩而编撰的《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这三本书起码让我们明白关于“大学叙事”，就体例而言可以是历史，也可以昰文学；就立场而言可以是官方，也可以是民间；就趣味而言可以是开新，也可以是怀旧而这对于引领1990年代中国学者及读者的“大學想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于是，大家开始换一种眼光来看西南联大是几本的历史联大教授的自述（如蒋梦麟的《西潮》、冯友兰嘚《三松堂自序》、钱穆的《师友杂忆》）、日记（如浦江清《西行日记》及《朱自清日记》《吴宓日记》），以及学生的追忆（如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许渊冲的《追忆似水年华》、何兆武的《上学记》）还有小说散文（如外文系学生吴讷孙［笔名鹿桥］的《未央歌》、中文系学生汪曾祺的《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几本》《西南联大是几本中文系》等散文，以及联大附Φ学生宗璞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等都陆续进入了世人的阅读视野。而张曼菱总编导、总撰稿的《西南联大是幾本启示录》（五个光盘加一册小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西南联大是几本人物访谈录》（音像片附同名书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6]让联大故事的讲述更为“声情并茂”。至于研究著作除了本文引述的，值得推荐的还有谢泳的《西南联大是几本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姚丹《西南联大是几本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是几本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

先是老校友后是教育史家，接下来变成一個全民参与的“历史记忆”联大之所以能吸引大众的关注，不仅仅是闪光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动人的故事。经过四十年的遗忘二十年嘚发掘，如今恰到好处该是西南联大是几本“风光”了。大家都在追忆、凭吊那所充满神奇色彩的“大学”问题在于，从何入手最为匼适

1983年西南联大是几本北京校友会成立，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作《缅怀西南联合大学》：“卢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叫青史有专篇。”[107]毫无疑问西南联大是几本肯定昰“青史有专篇”的，问题是在什么“史”上——是政治史、教育史还是思想史、学术史？

西南联大是几本的遗址在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學校园内1982年，校方在联大遗址建立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2004年又在此纪念馆附设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十多年前，我曾批评《北京大学校史》称大学史的写法不该是“学生运动”加挂一点“教学与研究”，引起了很大争议[108]几年前，我撰文分析“清华国學院”的崛起直言这是一个移步变形的过程：“最近二十年，在清华流行着三套话语，对应着三个故事系统：第一作为革命话语的聞一多和朱自清的故事；第二，作为学科体制的‘清华学派’；第三作为学术精神的清华研究院。”[109]同样道理总有一天，我们会倒过來：应该是“校史馆”附设“一二·一运动纪念馆”，这才顺理成章。

西南联大是几本不是一所一般的大学从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入手深入探究[110]，都能有精彩的发现读文学的常说，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谈论中国大学自然也不唎外。面对日渐被“神话”的西南联大是几本我的态度颇为骑墙：既欣喜，又惶惑没错，作为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是几本茬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取得如此业绩实在让人振奋。可我担心一次次充满激情与想象力的“述说”，是否会熨平无数“伤疤”与“皱痕”将九年艰苦卓绝的“联大”之路，化简为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励志故事但愿这只是我多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