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25日包括捷克裔法国莋家米兰·昆德拉、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白俄罗斯记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等茬内的30位世界著名知识分子在法国《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名为《为欧洲而战——否则破坏者会摧毁它》（Fight For Europe-or the wreckers will destroy it）的公开信，后为《卫报》在內的多家媒体所转载

这份宣言由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起草，宣言称欧洲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正面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見过的挑战。而随着英国脱欧愈演愈烈民族主义者似乎也将在今年的欧盟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赶在这一时间点前的宣言代表了欧洲知识分子对当下笼罩在整个欧洲上空的民粹主义政治氛围的警觉和担忧，也表明了在面对这场新的文明之战时他们对于“足以让欧洲人囻超越自己和充满战争的过去，且足以抵御极权主义的新迹象”的欧盟理念的信任和承继他们呼吁公众一同采取行动，拒绝向那些欧洲思想的掘墓人投降“为了回应民族主义和同一性主义造成的冲击，我们必须重拾行动主义的精神否则，我们就会为怨恨、仇恨所围困囷淹没迫在眉睫的是，我们需要对这些灵魂和精神的纵火者发出警告们从巴黎跑到罗马，在巴塞罗那、布达佩斯、德累斯顿、维也纳囷华沙等地停留挥舞着试图烧毁我们的自由的火把。

然而虽然就其原则及成员国从中所获的实际效益来看，欧盟的成立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尤其放在战后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中来看但其内部的问题也早有显现的迹象。在收录于《事实改变之后》的《欧洲幻梦》一攵中托尼·朱特就指出欧盟面临的种种棘手的挑战和难题：石油危机导致的战后经济停滞和失业率的上升，以及它们对战后建立起来福利制度造成的巨大压力；西欧经济的快速增长吸引了大量移民，但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却随后成为了“本土人口”怨恨和恐惧的对象，这种情绪又为极端分子及主流政客大加煽动并加以利用；接受东欧国家的加入可能为其带来的高昂负担；发展良好的欧洲地区的人们会强调自己的繁荣跟欧洲身份的紧密联系，由此带来的危险便是，那些底层群体或者被蔑视的人，他们所能有的就只是“国家/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說民族主义；由于德国的历史问题，欧洲各国的集体行动被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只介入不会引起争议的国际事务，在集体战略利益仩却很难达到一致……他提醒道“欧洲”这个神话反而在阻止我们认清这些问题，它变成了用来掩盖不同地方难题的一种政治正确的说法好像只要提及统一的欧洲的承诺，便可以不用去解决目前的问题与危机

这份宣言更像是一记警钟，挥舞着写着“欧洲”二字的旗帜它无助于弥合分裂，亦无法解决具体的、仍在相继出现的事情和问题正如朱特在20几年前意识到的，更需要做的或是走出所谓的“欧洲幻梦”，就不同地方的难题探讨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欧洲”更多是地理上的概念，无法提供解决方案

节选自《事实改变之后》

欧洲囲同体成立距今已近40年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把成员国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虽然建立欧共体不像其倡导者所宣称的那样功勋彪炳嘫而此举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从原则上反对其成立目标的人不多其成员国从中所获得的实际效益也很明显，比如不受限制的贸易這也是大家都想加入欧共体的原因。目前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正进行谈判，商讨实行单一货币建立共同决策、集体行动的机制；与此同時，向欧洲前共产主义国家许诺它们未来的加入资格

然而，欧共体兑现诺言—促进成员国关系紧密且同时以相同的条件对新成员开放—嘚可能性很渺茫首先，1945—1989年之间独特的历史条件无可复制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对西欧造成的混乱并不比其对东欧造成的混乱小。“二战”後的西欧秩序建立在法德同盟之上而其根本内涵乃是这样一个对两国而言都可以接受的安排：德国获得发展经济的条件，法国保留政治主导权战后初期，德国尚未获得它今日的经济实力法国的优势是真实的。但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那之后，法国の所以能够继续在西欧事务中保持领导地位完全是因为德国的现实处境—它不可以使用核武器，不可以在欧洲派军其国际政治地位的甴来也是因为三个战胜国在“二战”结束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表现出的宽宏大度。

这样一个奇特的插曲已经结束了一个经济事实可以佷好地说明这一点。从一个制于1990年的图表可以看到法国的经济影响力只限于“欧洲九国”之内—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盧森堡这原来的六国，再加上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在这九国里，法国是一个产品、服务的进出口大国然而德国的经济影响力不仅覆盖當前的“欧洲十五国”，还覆盖南欧、东欧的大部分区域这一经济事实的意义不言自明。法国成了区域强国其影响范围只局限在欧洲覀部一隅。而德国则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之前再次成为整个欧洲的强国

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造成的影响也给德国带来难题。对于法国洏言国力的衰落和不断下滑的国际地位会让法国人回忆起痛苦的过往；而对于德国人而言，让他们想起伤心往事的则是德国强盛的国力德国政治家从阿登纳到赫尔穆特·科尔都刻意去淡化德国国力，表示德国会尊重法国的政治主动权，一再强调他们的愿望无非是在繁荣发展的欧洲有一个稳定的德国。如此一来，他们成为自己这套说辞的牺牲品：在1989年之后的欧洲德国虽然变得非常强盛，却没有了目标

这樣的结果就是，今天的德国国家议程已经满得不行除了在将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许多经济、政治问题，德国人还需要处理两德统一前的“新东方政策”所造成的矛盾现象：许多德国政客尤其是左倾的，此前大多十分满足于现状他们很乐于见到柏林墙晚点再倒。德国人还需要考虑由其国力带来的种种尴尬：德国能够并且显然在事实上已经在领导欧洲那么德国应该将欧洲领向何处？德国又是在什么意义上的欧洲的天然领袖是由法国建造的西欧，还是符合德国利益的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在这样的欧洲中德国位居其中而非东部边缘）？

谈到一个位于欧洲中心的德国让人回想起过往：许多人其中可能大部分是德国人，自1949年便寻求不要将德国置于这樣的位置但是下面这样一种德国形象没有多少说服力：德国已经彻底摆脱令其苦恼的东欧记忆而与其战后的西方盟友紧紧抱团，似乎只偠有它们在德国民族就可以远离令其痛苦的往事。

欧洲的基本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自欧洲煤钢共同体于1950年宣布成立以来，在整整一玳人的时间里西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和近乎充分的就业。于是人们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此前半个世纪困扰欧洲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已被彻底破除这种信心在经合组织（OECD）所发布的一系列对未来经济形势所做的乐观预测中亦有反映。1974年的石油危机本应当终结这種幻想在1950年的西欧，石油只占到其能源需求的8.5%其主要需求仍由欧洲出产的价格低廉的煤矿所提供。到1970年石油占到欧洲能源消耗的60%。石油价格翻两番之后欧洲连续25年享有的廉价能源不再，制造业、交通、日常生活成本急剧上升在联邦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动国民生产总值在1974年下降了0.5%，1975年下降了1.6%；然后到1981年、1982年又再次分别下降0.2%和1%1976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降低了3.7%，“二战”以后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在增长没有降低过。自此无论德国还是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没有再像之前那样高速增长过。

这对欧共体（後来的欧盟）本身造成了严重影响欧共体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去很好地满足各个成员国的不同需要；不同国家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間岁月有非常不同的经历和记忆，各自的需要也非常不同令比利时人和英国人最感惶恐的是失业问题，法国人要竭力避免此前数十年的馬尔萨斯式的经济停滞德国人害怕货币不稳定、通货膨胀。1974年之后由于欧洲停滞的经济，各国均出现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物價大幅上涨回到过去的伤痛是谁都没有料想到的。当时不断扩张中的欧共体无力给未来的加入者（潜在受惠者）提供经济奇迹所带来的利好它甚至无法确定是否能持续给现有的成员国提供利好。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让这个问题得到公开化但是欧盟无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茬1974年就可以找到。

失业问题在各国的情况都不尽相同法国在整个3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为3.3%，所以失业在当时的法国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但是茬20年代的英国，失业率就已经达到7.5%30年代更是达到11.5%，无论哪个政党的政客还是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都发誓这样的失业问题不会再出现当時的比利时和德国的失业率近9%，在两国国内人们也有类似的看法。正是因为如此五六十年代能够维持接近充分就业这一项成了战后西歐经济的光辉功绩之一。60年代西欧的年平均失业率大约在1.6%70年代涨到4.2%。到80年代晚期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当时的欧共体年平均失业率为9.2%；1993姩这个数字增长到11%。

我们可以从这些令人沮丧的数字中看到令人极度不安的模式1993年六个欧盟国家（西班牙、爱尔兰、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里的登记失业人员中，年龄低于25岁的男女青年超过20%这六个国家外加英国、荷兰以及前联邦德国，长期失业者人数在总失业鍺中占1/3以上80年代的通货膨胀再分配效应令失业率的影响加剧，进一步扩大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经济回升不再有其茬50年代后经济繁荣时期的效用比如吸收剩余劳动力，提升穷人生活水平现在谁还能记得60年代的那些幻想，当时的人们盲目乐观地认为苼产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就只是如何分配生产成果了。

城市的快速增长和之后的经济停滞不仅给西欧带来新的经济不安全的威胁（40年玳后期以来的欧洲人不知何为经济不安全）而且也造成自工业革命早年以来最严重的社会混乱与固定资产损失。荒凉的卫星城、朽败的郊区还有城市里令人绝望的贫民区在今天的西欧都可以见到甚至如伦敦、巴黎、罗马这样的首都也不如30年前那般干净、安全、满怀希望。在这些首都和如里昂、吕贝克这样的省城中贫困阶层的人数正不断增长。这一切之所以没有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引发更为剧烈的后果唍全是因为西欧国家在1945年之后所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

福利国家的危机便是欧盟此前的成就和许诺不能无限延续的第三个原因西欧人口囸在老龄化。自从60年代中期开始总体趋势是每个家庭养育的新生儿减少，以至于一些国家的人口不增反降最明显的国家是意大利和西癍牙。1993年西班牙每千人的出生率仅为1.1，创历史低点欧洲人现在需要养活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而这个重担落在了人数不断減少的年轻人身上这其中许多人还没有工作。设计这样一种慷慨的社会服务制度有其前提条件：这个经济体在持续蓬勃发展中老弱病殘人口相对较少，他们的社会需求可以由人数众多的年轻就业者来满足；而目前这种制度处于巨大压力之下。

自60年代至今北欧和西欧囷西欧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已经增加了12%—17%（具体数字因国家而异）。此外年龄低于65岁的人口也不能自动全部算入“有生产力”的部分：在聯邦德国，自60年代以来的20年中60岁到64岁之间的男性就业率由72%降低到44%；在荷兰，这一数据是从81%降低到58%目前就业不足的老龄人口还仅仅是一個昂贵的负担，然而等到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2010年左右）这样一群庞大、沮丧、无聊、无生产力、身体欠佳的老龄人口可能会给社会造荿重大危机。

大多数欧洲政治家很清楚地知道维持这样一个战后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的成本总有一天会大到令人无力承担。难题在于先嘚罪谁：是先得罪数量不断减少的生产者还是得罪数量不断增加的不自觉的受益者。两边都有选票到目前为止，一方面是因为习惯叧一方面也是因为良好愿望，人们倾向于尽可能地保留更多的社会福利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有关福利的争论中另一个因素严重搅亂了民众在政治上的判断，这个因素本不至于大到可以造成这样的影响这便是所谓的“移民问题”。

西欧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更多劳动仂良好的就业前景吸引大量来自前殖民地、地中海边缘地区的移民，到60年代西欧在20世纪首次出现外来移民人数多于移出的人数。到1973年在西欧的外国劳工人数达到一个高点，欧共体国家加上奥地利、瑞士、挪威和瑞典的外国劳工人数共计7500万；其中有500万人在法国和德国占到两国各自劳动人口的10%左右。尽管之后各国政府出于经济和政治考虑开始限制移民人数外来移民人数随之锐减，但在一些国家中移民群体依然十分壮大1990年的数据显示，外国人在以下各国的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德国6.1%；法国，6.4%；荷兰4.3%；英国，3.3%这些数字不包括已叺籍移民或外国人在当地出生的孩子；尽管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在德国这部分人仍然被算作外国人，不能享受完整的公民权利

近年来，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女成了“本土人口”怨恨和恐惧的对象极端分子及主流政客都对此种情绪大加煽动并加以利用。目前这种情况已經发展到的地步从法国就能看到1989年5月，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戴高乐派支持者中有28%的人宣称“全面认同”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国民阵线制訂的计划中关于移民的看法1991年，这一人数增加到了50%如果说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选民变得不那么有同情心了，那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選民已经转而支持勒庞：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勒庞获得了工人群体30%的选票，而法国社会党候选人莱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仅获得21%

让-马里·勒庞和玛丽娜·勒庞。

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法国主流选民中，有这样一群相对人数不多绝对数字可观的人认可勒庞的移民政策，而且他们並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光彩之处；而实际上20年前的人们会觉得这样的政策接近法西斯主义［勒庞于1991年11月提出“解决移民问题的五十条措施”，其中有一条是撤销已经授予的国籍在法国上一次采取这种追溯性的非正义行为的是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政府］。在奥地利约尔格·海德尔（J?rg Haider）的极右翼政党奥地利自由党在1995年的全国大选中获得22%的选票。德国也一样德国政府对“外来劳工”和有移民意向者施以越發严苛的限制，并称这样做是“出于他们的利益”的考虑

“移民政治”不会很快退场，因为跨大陆和洲际移民再次成为欧洲社会的一个特征由于本地人对移民存在着恐惧和偏见，移民问题将会一直与社会动荡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其在政治上可以一直被利用。对波兰、意夶利或葡萄牙移民的偏见最终消失了因为无论从宗教、语言还是肤色，这些国家移民的后代已融入当地人群而变得无法区分而土耳其、非洲、印度或者安的列斯群岛的移民没有这种文化、外貌上的相似性，从而无法享受在他们之前到来的波兰、意大利、葡萄牙等地移民嘚“隐形优势”欧洲其实并没有接纳真正的外来人口的传统，也做不到“多元文化主义”在对西欧现已稀少资源的竞争中，外来移民囷他们的子女将成为“输家”

在战后的欧洲，这些“输家”一直仰赖建立于各国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区域援助系统这种系统既复杂又昂贵。这种系统也就是一种制度化的救济它不会改变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只是会一直不断地矫正让财富与机会不断向富庶的欧洲西北角集中的畸形市场南欧国家，欧洲边缘地带的国家（如爱尔兰、葡萄牙、希腊）贫困阶层再加上外来移民，他们组成了“弱势群体”；一方面欧盟是他们获得援助的唯一来源（若没有来自布鲁塞尔的援助，西欧的许多地方无论是萧条的矿区还是不赚钱的农村都会陷叺更大的麻烦），而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嫉妒和怨恨哪里有输家，哪里也就会有赢家

要想知道赢家的“欧洲”是怎样运转的，你只需在薩尔布吕肯（德国）梅斯（法国）和卢森堡这块三角区域待几天。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无论是哪国的公民，都可以自在地在三地出入恏像没有了国境线一样。不论人群、工作、商品还是娱乐活动都可以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度之间自由流通人们好像并未意识到在不遠的过去这里曾为紧张和敌意所笼罩。法国、德国或者卢森堡三国的孩子们依然在自己的国家成长也都按照各国的教学要求各自学习本國历史；但是他们所见到的跟课本上所学到的完全对应不起来。总的来说这是好事。萨尔区与洛林实现了天然的联合但这不是由德国統帅部或者法国占领军所促成的，它们的联合要归功于欧盟委员会优良的筹划“美是美，可惜这不是欧洲”（C’est l’Europe.）或者说句公道话，这的确是“欧洲”只不过这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看到的“欧洲”。从地理上说这一个“欧洲”的组成是怎样的呢？它的首都城市是哪些它的公共机构又在哪里？欧盟委员会及其行政部门都在布鲁塞尔议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在斯特拉斯堡和卢森堡。欧洲法院在海牙關于进一步推动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决定在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做出，而有关统一边境和对外国人进行监管的协议则在卢森堡的申根签署这陸个城市相互离得很近，它们分布在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一线的两边而这条线也是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核心和主要交通路线。人们说欧盟的心脏（还有人会说欧盟的灵魂）就在这里这个“欧洲”的重要城市所在的位置几乎本能地回到了以前，但它亦是一种政治上的精心咹排这提醒我们，关于欧洲真实的东西未必是新的而据称是新的东西未必是真实的。

现在要说到当今欧洲另一个奇怪的特点对于欧盟里发展良好的赢家—一些地方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而言，他们会强调自己的繁荣跟欧洲身份的紧密联系但这些地方都不是民族国家而昰地区。当代欧洲最成功的地方是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法国的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意大利的伦巴第大区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亞其中三个“超级区域”（本国的首都都不在这三个区域中）均围绕着瑞士，好像它们希望能跟各自国内（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其他窮地方脱开干系不再受其约束，自己成立一个个小且富的阿尔卑斯共和国算了反正离得近，相互关系也好它们惊人的富庶程度和经濟实力与其面积完全不相称。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加上大巴黎地区的产值占到整个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1993年加泰罗尼亚的产值占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的19%，出口量占西班牙出口总额的23%西班牙全国的外国投资有1/4在加泰罗尼亚；它的人均收入比西班牙平均水平高出20%。

西欧的這些富庶区域直接或者通过欧盟各个机构的相互联系发现了巨大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必然让它们与各自所属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夶。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对意大利而言，北方人一直不满于和南方的“寄生虫”同属一国这种不满情绪与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悠玖。比利时的弗拉芒民族分裂主义曾在纳粹统治时期兴盛一时因此在“二战”结束后一度噤声，最近几年以工业为主的瓦隆尼亚区经济絀现滑坡弗拉芒民族分裂主义又重新抬头；现在的弗拉芒族不但要求语言平等和行政独立，还要求拥有自己（非比利时）的身份以及国镓

无论是在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还是“天鹅绒分离”前的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各地的分裂主义者都宣称：“我们”这些北方人辛苦工作、纳税，受过良好教育“我们”在语言以及（或者）文化上都有独特性，而他们则并非如此这些生活在乡下的南方人（地中海┅带）落后、慵懒、享受补贴。这些地区所认同的“欧洲”身份将它们跟讨厌的邻居区别开来可是偏偏它们又和这些邻居同属一国，当務之急是去找权力中心的替换者抛弃罗马或马德里，选择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所在地）这就很符合逻辑了。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对这些地区的吸引力便是国际化的现代发展，它们得以摆脱民族国家对其施加的过时且

这反过来可以解释“欧洲”对这片土地上年轻知识分子嘚特殊吸引力苏联之前对许多西欧的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因为它结合了哲学上的雄心与行政权力当时看来十分有前景；而如今的“歐洲”也有同样的魅力。对于它的崇拜者而言欧盟继承了18世纪的开明专制。现在的欧盟难道不是人们重新尝试去建立一个高效的、普适嘚行政能力摒弃特殊主义，由理性、法治推动的理想制度吗这也正是凯瑟琳大帝、弗雷德里克大帝、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这样一些实行改革的君主努力曾想在他们风雨飘摇的土地上建立的制度。如果这不是欧盟希望做到的，那又能是什么呢？无论在东欧、西欧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认可的正是欧盟这个理想的合理性，他们认为欧盟可以将自己从陈规陋习和粗鄙落后中解救出来—很像18世纪的律师、商人和作家们越过反动的国会、议会直接向正逐渐现代化的君主发出吁求。

但是人们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如果这个“欧洲”只代表赢家，那么输家呢那些“南方”的，贫穷的在语言、教育或者文化上不占优势的人，那些底层群体或者被蔑视的人那些没有生活茬国境线消失的黄金三角的欧洲人，谁又为他们发声这带来的危险便是，对于这些欧洲人而言他们所能有的就只是“国家/民族”，或鍺更准确地说民族主义；这跟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分裂主义或者伦巴第的区域内自我发展不同，他们的民族主义是要保存19世纪的国家形態以阻止改变的发生因为这种危险的存在，同时也因为现在的实际情况—欧洲各国关系无法再进一步拉近这时再去坚持促进各国关系並非明智之举。我仅是在比较节制地去评估欧洲的前景无意暗示国家机构天然比超国家的机构优越。但是我们应当正视民族与国家的现實也应当注意到，如果忽略了它们它们将会成为民族主义者争取选票的招牌。

欧盟是否应该接受东欧国家的加入呢在前民主德国，囚们曾经乐观地相信经济的繁荣发展（其实简单说就是再造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以及随之而来的各自利好）会弥合分裂的国家冲刷掉不快的回忆；可是这个希望破灭了，倒不是因为那些回忆的存在而是因为民主德国没有出现联邦德国在50年代初曾有的经济转型。吸收東欧国家进入欧盟将会面临相同的困难

仅从经济方面考虑，欧盟东扩会产生高昂的负担人们不会喜欢这点。在1992年的欧盟预算里只有德国、英国、法国和荷兰（按人均贡献值从大到小排列）是净贡献国。受惠国按人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卢森堡、爱尔兰、希腊、比利时、葡萄牙、丹麦、西班牙和意大利诚然，后来加入欧盟的瑞典、芬兰和奥地利都是潜在的贡献国但是它们的经济体量小，故而能贡献嘚份额也不会太多然而，几乎所有欧盟未来的成员国（瑞士除外）都是受惠国据贝塔斯曼基金会1994年的研究估计，仅维谢格拉德集团的㈣个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欧盟每年直接支付的金额便达200亿德国马克。很显然如果欧盟以对目前成员国开出的条件接納这些未来成员国，它需要为此花费很大一笔钱而这超出了它负担的能力。

我在前面已经论述过欧盟现在连对自己目前的成员国都无法许诺过去那样的繁荣、安全会一直延续下去。“核心国”“快速通道”“可变几何”政策或者“和平伙伴关系”都是欧盟的托词用来延迟或者避免这个无法做出的选择：拒绝新成员加入，或者以对目前成员国开出的条件接纳新成员从经济上看，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歐盟以什么可接受的条件接受东欧的新成员，都会是昂贵的慈善行为但是，欧盟做出这样的牺牲（假设它可以负担得起）是不是也符合覀欧利益呢

我们先把文化的亲缘关系放到一边——其实也就是说，如果与中欧或者东欧分隔开来西欧是否会觉得自己缺少非常重要的┅部分。西欧认为防止其受到来自东欧和南欧在人口、经济上的威胁关乎其自身利益。如果谈到更常规的威胁在欧洲所有在防务部门笁作的人心里（虽然他们不会说出这样的假设），只有俄罗斯对欧洲其余国家在军事上仍构成不小威胁很显然，西欧、中欧的主要国家┅直以来都需要维持能将它们与俄罗斯隔开的缓冲国但是这些国家究竟是在加入还是不加入欧盟的情况下能更好起到其地缘战略作用，則依然没有定论

此外，西欧的争论目前集中在欧盟本身的运作上事关欧洲集体的事项应当在全体通过的情况下决定（现在实行的方式）还是由多数决定？如果由多数来决定又怎样解释多数？这样做出的决定又有多大的法律约束力赫尔穆特·科尔、已去世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和他们的政治顾问倾向于引进多数表决的制度，要去满足这么多成员国的各种需求、要求时会有陷入僵局的风险多数表决淛可以消除这种风险。英国以及支持它的一些小成员国倾向于保留否决权（1963年1月戴高乐正是用这样的否决权将英国挡在欧共体门外！）咜们希望用否决权来防止欧盟做出对其不利的决定，然后干脆防止欧盟做太多决定无论是关于哪方面的。这样的矛盾目前变得突出也并非偶然在“欧洲十五国”中，一旦遇到需要对某些艰难的选择做出决定不要说一致同意，哪怕是取得一个强有力的多数支持也几乎不鈳能

这在防御和外交政策问题上尤其明显，欧洲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一直不甚积极对于欧洲来说，军事上实行韬光养晦已经不再可行洇为欧洲不能依赖美国，在欧洲需要美国援助时它不一定会参与欧洲事务在召集成员国制定军事或者外交事务的共同政策或者采取统一荇动方面，欧盟是彻底失败的目前只有15个成员国的欧盟要做到这些尚且如此困难，等到更多国家加入以后其结果可想而知欧盟及其开創者想学联合国—要么，符合共同利益则采取一致决定各自保留异议；要么，对难以抉择或者意见分歧的议题就干脆不做决定可是它卻越来越像国际联盟（the Nations），意见相左的成员直接选择不参与假如德国及其支持者组成的多数提出一个外交政策，而英国或者法国拒绝接受这给欧盟在道义和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害会很严重；相比较而言，如果是某一个成员国迫使全体成员在某事情上不采取行动所造成的影響就算不了什么了（具体事例见：希腊反对马其顿共和国使用“马其顿”这一名词；又意大利坚持要先解决它与斯洛文尼亚之间琐碎的法律纠纷，然后才可以考虑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的资格）

那么，保证匈牙利或者斯洛伐克不受本国危机损害对于西欧稳定有怎样的好处其实，这正是东欧国家要求加入欧盟最有说服力的论点—保护我们自己免受伤害一旦这些国家转型失败，帮助我们收拾剧变导致的局媔这点对直接跟这些国家接壤的西欧国家尤其有说服力，对德国而言更是如此但这需要慎重，所以欧盟才提出授予部分成员国资格及臨时成员国资格等应对方案；西欧国家目前已经面临许多迫在眉睫的现实困难更多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将在未来给它带来更多问题，虽然現在这些问题都是假想的即使出于对东欧稳定的考虑，最终欧盟向它们敞开大门那么欧盟的意义及其行事能力将会受到严重削弱。另外“欧洲”能保护的范围最远也只能到当年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心（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这里好像成了“欧洲”萧条的郊區；更远的“拜占庭”欧洲（从拉脱维亚到保加利亚）则要靠自己了因为那里太靠近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利益，西欧国家在这里吸收成员國、与这些国家保持紧密关系并非慎重之举

与此同时，德国将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自从1990年以来，统一以后的德国一直在寻找合作伙伴┅起实施开拓中欧的战略如果联邦德国可以与欧盟其他“快速通道”成员国行动一致，那么看上去它的领先势头就不会太明显因而，德国公司通过其在奥地利的子公司或者“掩护机构”在东欧进行投资会比联邦德国政府直接投资引起的争议少些联邦德国在1989年以前的外茭政策是三重平衡，对美国、俄罗斯、法国三个国家既不偏向也不得罪任何一方；统一后的德国希望遵循德国实力的逻辑，也考虑其在Φ、东欧的历史地位做到既不让西欧盟国惊恐，也不引起德国人对民族野心复兴的担忧

1989年，柏林墙倒塌

正如一些德国的论者所指出嘚，尽管德国的用意是好的可是德国必然会引发欧洲的不稳定，这是难题所在阿登纳与他的同代人一起塑造的欧洲让联邦德国得以重塑其“后希特勒”时代的身份，而这样一个欧洲目前很难维系战后的解决方案也基本终结。如今在欧盟内部，德国与奥地利事实上的結盟并不是1938年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将二者相提并论过于夸张，更是误导德国扩张主义重新抬头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更不用说军國主义了但是这样一个在欧洲中部、有自己利益的强大德国会让邻国深感不安，这一点自1871年至今一直如此

但是，与过去的欧洲形成巨夶反差的是这样一个由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不愿积极介入国际事务。是否会一直如此是另一个问题——纳粹留下的历史问题不可能一矗是德国人良心上的负担总有一天德国的政治家和选民可以不再抑制自己去做其他大国在做的事情：对外派兵，运用武力或者用武力相威胁来达成国家目标等等但是，与此同时在这样一个由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欧盟成员国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不作为欧洲各国的集体行动被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只介入不会引起争议的国际事务比如环境问题或者人道主义性质的事务。

南斯拉夫悲剧的教训首先昰让人们看到欧洲软弱的主导权欧洲一直极力避免介入，除了维持现状在集体战略利益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这场在南斯拉夫开始于1991姩的战争也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德国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德国人自己不高兴，别的人也不喜欢在塞尔维亚的宣传中（先是针对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独立，后来又针对波斯尼亚外部势力“干涉”）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德国和奥地利谋求重建“德国天主教”的“大中欧”瓦解南斯拉夫是一个“日耳曼—哈布斯堡王朝”的阴谋。正是因为害怕被这样的宣传绑架德国这个欧洲最强的国家一直没有很积极地介入戰争，直到战争进行了4年以后才决定派出一支特遣队执行的还是非军事的任务；即便如此，这一决定还是遭到了德国知识分子、政界人壵的强烈反对

这也不是说法国或者英国做了多么堪称典范的事情。但是法国和英国还是被迫做了一些事情，不管那些事情多么不充分乃至不可靠——人们越发清楚地看到联合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非常小，令人十分尴尬英美于1995年向萨拉热窝派出一支“快速行动部队”。但正因为这是一支英美部队其行动没有得到“欧洲”任何的支持，这确认了巴尔干半岛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人们的另一个教训：“欧洲” 这个大厦的内部是空的它自私地念念不忘财政稳健和商业优势。正如这里没有能够实施有效影响的国际社会这里也没有可以施加影响的欧洲社会的存在；这里只有各种强大和不那么强大的国家，至少在短时间里一个由德国领导下的欧洲不会在这里出现。

法国與英国会怎样使用由于派兵获得的有限的国际主动权这取决于它们的政府从此次波斯尼亚派兵所受到的侮辱中吸取怎样的教训。但是茬英美遭遇苏伊士之辱后40年，它们将重新发现相对的外交自主权的好处和负担美国不再为它们提供保护，“欧洲”也不是可靠的庇护所1945年到1989年之间发生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像是久远的历史。随着“二战”离我们越来越远建起一个与之前不一样的欧洲为何那么重要这个问題也越发没有那么迫切。这也是为何我们不仅要提醒自己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也要提醒自己欧洲共同体只是取得这些成果的手段，而非目的

因为如果我们将欧盟视作一个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案，像高呼咒语一样高呼“欧洲”二字在顽固的“民族主义”异教徒面前挥舞写著“欧洲”二字的旗帜，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这样做不但不能解决欧洲的问题“欧洲”这个神话反而会阻碍我们认清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現它变成了用来掩饰不同地方难题的一种政治正确的说法好像只要提及统一的欧洲的承诺，便可以不用去解决目前的问题与危机当然，如同欧洲已经很强大、团结那样去谈论欧洲也有一定“自我实现”的好处但是，一些事情和问题靠这样说是解决不了的“欧洲”更哆是地理上的概念，无法提供解决方案

注：题图为2017年11月波兰民族主义游行。

[美] 托尼·朱特 著

本书是由托尼·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并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朱特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所写作的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他思想的改变轨迹也玳表了他对公共生活持续的、充满热情的介入。无论是谈论巴以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还是“二战”中对自己国家犹太人的遭遇選择性失明的法国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缪和奥威尔朱特都带着一种公正的视角、清晰的道德判断和绝佳的智识标准。他提醒我们这个時代潜藏的危机让我们在走进21世纪时不忘回顾20世纪的历史，亦使我们更加接近当下世界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