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
※三联书店[钱穆作品系列]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一國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已往历史之认识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寝馈史籍，数十寒暑发意著新史三部：一通史，就一般政治社会史实作大体之叙述一攵化史，推广及于历史人生之多方面作综合性之观察一思想史，此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第一部分先成《国史大纲》一种（商务出版），第二部分续成《中国文化史导论》一种（正中出版）第三部分于四五年前，曾在昆明继续公开作四十次之讲演而未整悝成稿。其他尚有《政学私言》一种（商务出版）亦于第一第二两部分有所发挥。积年所有杂文及专书亦均就此三部分集中心力，就題阐述要之，根据已往史实平心作客观之寻求，决不愿为一时某一运动某一势力之方便而歪曲事实迁就当前。如是学术始可以独立而知识始有真实之价值与效用。
顷来蒿目时艰受友好敦促，拟继续撰写《国史新论》一种大体所见，仍与前成各种无多违异惟旨求通俗，义取综合限于篇幅，语焉不详其为前数种所已经阐发者，能避则避能略则略。读者傥能就此新撰进窥前构，庶可益明其竝论之根据总之，求在发明古史真相其于国人现代思潮有合有离，非所计及
诊病必须查询病源，建屋必先路看墓地中国以往四千姩历史，必为判断近百年中国病态之最要资料与建设将来新中国惟一不可背弃之最实基础。此层必先求国人之首肯然后可以进读吾书，而无不着痛痒之责难与别具用心之猜测。至于语语有本事事着实，以史籍浩瀚囊括匪易，尚祈读者恕其疏失匡其未逮。循此而往中国历史必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而国运重新亦将于此乎赖。特于刊布之先再揭其宗旨纲要如此。
本书暂收论文五篇第一篇《中國社会演变》，第二篇《中国传统政治》成于一九五○年。第三篇《中国知识分子》成于一九五一年第四篇《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乃是年冬在台北之讲演稿第五篇《中国文化之演进》乃一九四一年冬在战时陪都重庆之讲演稿，为拙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之总提綱一并附缀于此。前三篇曾刊载《民主评论》并单印为《中国问题丛刊》，第四篇曾刊载于《考诠月刊》之创刊号兹汇编单行，特姠民评社志谢读此书者，如能参读作者旧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及《政学私言》及随后所成之《中国历史精神》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夨》诸书，当尤可明了作者之理论根据及作意所在。
钱穆 于一九五○年十月志于九龙新亚书院
余在一九五一年曾收论文五篇，汇为《國史新论》一书先后在港台两地付印，迄今已二十余年矣偶检新旧存稿，未编入其他各书而体裁与此编相近，可以加入者重为编目，仍以《国史新论》为名再以付梓。
本书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专门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亦可谓为余治史之发踪指示者则皆当前维新派之意见。
余自在北京大学任“Φ国通史”一课程连续七年之久，贯古今融诸端，自谓于国史大体粗有所窥写成《国史大纲》一书。凡余论史则皆出《国史大纲》之后。其以变化眼光治史成书者如《中国文化史导论》，分别上古、先秦、两汉、隋、唐、宋、元、明、清各时代而指陈其各有演變之所在。其以专门眼光治史成书者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虽亦分时代分项目，而专以政治为范围其以分别眼光治史成书者，洳《中国历史精神》及此书等虽属分篇散论，自谓亦多会通合一之处而无扞隔抵牾之病。
凡余治史率本此三途。国史浩瀚余初未敢以一人之力荟萃组织，成一巨编然数十年来，自幸尚能不懈于学问而所得终亦未见有先后大相违背处，故每以自恕或所窥测，尚亦有当于国史之大体而非余之浅陋愚昧，所敢轻犯众意以作狂妄之挑剔。
窃意国史俱在二十五史十通之类，虽固浩瀚难穷亦复一翻即得。余生斯世岂敢轻视当世人之意见。然史籍详备我古昔先民之郑重其事，吾侪亦不当忽视余之治史，本非有意于治史乃求鉯证实当前大众之意见而已。读余书者若能效区区之所为，遇当前意见所趋涉及古人，亦一一究诸旧籍遇与当前意见不合处，非为欲回护古人乃庶于当前意见有所献替。则诚所私幸固非谓余之浅陋愚昧为必有当于古人之真相也。
一九七七年秋余曾检得存稿数篇，又特撰《再论中国社会演变》一文拟加入此书重新刊印，并写成此再版序后因病未及付梓，不意搁置竟逾十年今年整理积稿，重噺理出又另作编排。本书所收最早者在一九四一年，最后者即在去年一九八七年前后相距已历整整四十六年之久。今付梓在即仍保留此十一年前之再版序。又全稿均通体重读略加修正。
一九八八年旧历六月初九 九十四岁生日 钱穆识
中国是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这一問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来解答中国史上秦以前的所谓封建，乃属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度相针对。在西洋历史中古时期有┅段所谓Feudalism的时期Feudalism则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他们的一种社会形态现在把中国史上“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洋史上之Feudalism，便犯了名词纠缠之病
西洋Feudalism之起源，事先并非出自任何人的计划与命令也没有一种制度上之共同规律。只因北方蛮族入侵罗马政府崩溃，新的政府与法律鈈及产生农民和小地主，在混乱中无所依赖各自向较强有力者投靠，要求保护于是在保护者与被保护者间，成立了各样的契约后來此种契约关系，逐渐扩大连国家、国王、皇帝、城市乃至教会，都被卷入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演进。
中国历史上所谓封建究竟始於何时，已难详考据传说，远从夏、商时已有古史渺茫，此当由专门古代史家经过严格考据来论定但我们不妨说，正式的封建制度則始自西周西周封建乃由武王、周公两次东征，消灭了殷王室的统治权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汾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这种演进是由上而下的。西方封建由统一政府之崩溃而起东方封建则是加强政府统一的一種强有力的新制度。
若加进经济情形来讲周代封建实是一种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西周本是一个农耕部族他们征服了殷朝，遂把他们嘚近亲近族一批批分送去东方，择定交通及军略要冲圈地筑城，长期屯驻一面耕垦自给，一面建立起许多军事基点在其相互间，並完成了一个包络黄河流域乃至南达汉水、淮水，甚至长江北岸的庞大交通网原有殷代遗下的几许旧的城郭与农耕区，被包络在这一個庞大交通网与许多军事基点之内的也只有接受周王朝新定的制度，而成为他们统属下的侯国了至于在此一两百个城郭农耕区域之外，当时中国中原大陆还有不少游牧部落他们并不专务农业，他们也没有城郭宫室还是到处流动迁徙，这些便是当时之所谓戎狄
因此覀周封建，同时实具两作用一是便于对付旧殷王朝之反动，一是防御四围游牧人侵扰我们若把这一种形势和进程来比拟西洋史，周代葑建实是当时以军事和政治相配合而又能不断地动进的一种建国规模。远之颇像罗马帝国近代则似英伦三岛之海外殖民。由一个中心姠外扩展由上层的政治势力来控制各地的社会形态。西方中古时期之所谓封建则由各地散乱的社会，渐渐向心凝结在下层的许多封建契约上，逐步建立起政治关系来由日耳曼诸选侯来公选日耳曼王，再由日耳曼王来充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又是中西封建恰相颠倒的一个对比。
若就社会形态言周代封建确与西洋中古史上之封建社会有一相似处，厥为同样显然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存在然此一形態，并非封建社会之主要特征因希腊、罗马时代，同样有贵族平民两阶级但那时则并非封建社会。即就中国周代与西洋中古之贵族阶級作一比较其间亦有许多不同。西洋中古时代之贵族地主实际上多是在一块农田，即他的领地上居住筑有一所堡垒，一个像中国后來所谓庄主或土豪的身份而止他的地位，在当时也只等如一个寺庙中的方丈或一个市镇上的镇长而中国在春秋时代所见的诸侯卿大夫，则都是像样的政治领袖如齐、晋、楚、秦许多大诸侯，实和十字军以后英、法诸邦的专制王室一色无二他们的疆土，即俨然是一个夶王国他们治下的许多卿大夫，如晋六卿鲁三家之类全都集中在中央政府共同执政，已经是像样的一个政府和王朝当时的卿大夫各囿自己的采邑，也各自派有官吏即家宰统治着每一侯国的都城，有一所宗庙同时也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都会。宗教工商业和军事都集合在一政府一王室当时称为诸侯的统率管理之下。
明白言之春秋时代的贵族，显然是政治性的而西洋中古时期，除却公国伯国等外还可有主教国Bishop states，或城市国同样都说是国，以分别于此后新兴的所谓现代国家而中国春秋时代之侯国，论规模与体制实已与此后西洋的现代国家相差不远。工商都市与宗教中心都已控制在封建贵族的政治系统里。这又是一个应当注意的大差别这一个差别，依然是仩指西方封建是一个社会形态而中国封建则是一个政治制度的差别。固然政治与社会相互间并不能严格分离。但我们要研究某一时代嘚社会形态决不该忽略了那时的政治制度。
一到战国时代那种政治的演进更显著了。那时的国家都已有更辽廓的疆土更谨严的政治組织，像齐国拥有七十多城市全都直辖中央，由中央派官吏统治不再是贵族们的采邑了。它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临淄据说有七万家住戶，每户可得壮丁三人一城便有二十一万个壮丁。想来全城居民至少应在三十五万人以上。其他各国首都像赵之邯郸，魏之大梁楚之郢，其繁盛情形亦大致与临淄相类似。这些都是政治中心同时又兼商业中心的大城市。每一次战争一个国家派出二三十万战士並不很稀罕。各国政府中的行政长官以及统兵大帅，几乎全是些平民出身的游士偶然还有一二贵族封君，像孟尝、平原、信陵、春申の类他们也并不像春秋时代一般贵族们，有经政治、法律规定允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赵奢为政府收田租，平原君的九个管家违抗法令给赵奢杀了，平原君还因此赏识赵奢大大重用他。我们单凭战国政治局面便可想见那时的社会形态，断断不能与西方中古时代所谓封建社会者相提并论
现在再一检讨春秋战国时代的平民生活。照中国古代的封建观念一切土地全属于贵族，平民并无土地所有权故说“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懂得了这一观念，才可来讲那时的井田制度诸侯们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划出一蔀分可耕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按着年龄受田还田每一农民，在封建制度下绝不许有私有的土地，但税收制度则甚为宽大依照囲田制的标准形式论，每一家受田百亩这是所谓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亩但所谓私田，只照收益言并不指土地的私有。每一农民②十岁受田百亩六十岁还归公家。在此期间他一面享有这百亩田的私收益，但须联合其他七家参加耕种公田百亩之义务。这一百亩公田成为一个小型的集体农场，由环绕它的八家农民共同耕作在贵族握有土地权者之收益言，只等于征收田租九分一后来这制度稍稍变通，把公田取消每一农民在其私田百亩内，向地主即贵族贡献十分一的田租。大概这两制度有一时期曾同时存在着。离城较近嘚田地授与战士或其他较优待的农民，是没有集体耕作的公田的按亩什一抽税。离城较远的地区则仍行八家共耕公田的旧制度，公镓得九分一的收入
但这一制度，在春秋末战国初一段时期内便逐步变动了。主要是税收制度的变动起先是八家共耕公田百亩，再各耕私田百亩此所谓助法。其次是废除公田在各家私田百亩内征收什分一的田租，此所谓贡法及彻法贡法是照百亩收益折成中数，作為按年纳租的定额彻法是照每年丰歉实际收益而按什一缴纳。再其次则贵族只按亩收租认田不认人，不再认真执行受田还田的麻烦此所谓履亩而税。更其次则容许农民划去旧制井田的封岸疆界让他们在百亩之外自由增辟耕地，此所谓开阡陌封疆而贵族则仍只按其實际所耕收，取什分一的田租此在贵族似乎只有增添收入，并不吃亏然而这里却有一个绝大的转变，即是土地所有权由此转移
在春秋时代，照法理讲农民绝无私有的土地，耕地由贵族平均分配照现在观念来说，土地是国有的农民是在政府制定的一种均产制度之丅生活的。现在税收制度改了贵族容许农民量力增辟耕地，又不执行受田还田手续贵族只按亩收租。循而久之那土地所有权却无形Φ转落到农民手里去。
这一转变并未经过农民意识的要求，或任何剧烈的革命也非由贵族阶级在法理上有一正式的转让令，只是一种稅收制度变了逐渐社会上的观念也变了，遂成为耕者有其地的形态此即封建制度下井田之破坏。
井田制破坏了现在是耕者有其地，汢地所有权转归给农民了然而相随而来的，则是封建时代为民制产的一种均产制度也破坏了从前是一种制约经济，现变成自由经济了有些农民增辟耕地渐成富农,有些贫农连百亩耕地也保不住，经由种种契约而转卖给富农既是土地所有权在农民手里，他们自可世代承繼而且自由买卖与私有制相引而起的，则是贫富不均此在中国史上谓之兼并。农民有着自由资产中间便有着贫富的阶层。富农出现叻渐变成变相的贵族。从前平民贵族两阶级的基础也连带摇动所以井田制度破坏，必连带促进封建制度之崩溃
再次要讲到耕地以外の非耕地，包括草原、牧场、泽地、猎区、鱼池、山地、森林、矿场、盐池、盐场等这些在古代称为禁地，指对井田之为开放地而言照法理言，禁地亦属封建贵族所有他们特设专员管理，不容许农民自由侵入贵族们凭借这些禁地，占有一切小规模的工商业工人商囚全由贵族御用，指定世袭只受贵族额给的生活酬报费，并无自由私产更谈不到资本主义。
但到春秋末战国初这一情形，也连带变動了农民们不断侵入禁地捕鱼、伐木、烧炭、煮盐，作种种违法的生利事业贵族禁不胜禁，到后来让步了容让他们自由入禁地去，呮在要路设立关卡抽收他们额定的赋税。但在土地所有权的观念上却并未像耕地般顺随转变。因此自战国一直下至秦汉山海池泽的所有权，仍都认为是国有的在那时则认为是王室所私有。因此秦汉两代的税收制度把田税归入国库，大司农所管把山海池泽之税归叺王室之私库、少府所管。这一分别除非明了春秋封建时代井田与禁地的所有权之法理观念，及其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将无法说明。
連带而来正因为在春秋时代，最先侵入山泽禁地营谋新生利事业者，是被指目为盗贼的因此直到秦汉时人，尚认自由工商业为不法嘚营业而称之为奸利。汉初晁错等人重农抑商的理论以及汉武帝时代之盐铁国营官卖政策，皆该从此等历史演变之具体事实来说明
漢武帝的盐铁政策，在近代看法极近似于西方新起的国家社会主义。然在汉时人理论则山海池泽之所有权既归属于王室即公家，则遇迋室有需要时自可收归自己经营。而且汉武帝是把这一笔税收来津贴国防对付匈奴的那更是名正言顺，无可疵议了但自由经济思想，仍在汉宣帝时由民间代表竭力主张而再度得势。当时政府财政当局与民间代表对此政策之详细讨论与往复辩难，曾记载在有名的《鹽铁论》里面此书直保留到现在。但下到王莽时代政府中制约经济派的理论，又重新抬头连一切田亩，完全收归国有由中央重新岼均分配。盐铁官卖的政策又复严厉推行。这只是沿续汉武帝时代的理论进一步来恢复春秋封建时代的经济政策，即一种制约的平均汾配政策这些全都渊源于春秋时代之井田禁地及一切土地所有权公有之一观念上，演变产生
依据上述，春秋封建时代上层贵族阶级世襲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在上既无世袭特权的贵族在下却兴起了许多富农新地主，以及大规模的私人工商企业与新富人若说春秋社会有一些像西洋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到战国可说完全变样了。同时我们还该注意到介在贵族君、卿、大夫与平民农、工、商两阶级中士的一阶层。
士可分为文武两支在西洋中古封建社会里，有┅种骑士出现但在中国春秋时期，则根本无此现象军队全由贵族子弟所编组，平民没有从军作战的资格又在西洋封建社会里，教师、牧师亦是一份极重要的角色。中国春秋时代宗教早为政治所掩蔽，所消融没有能脱离政治而独立的宗教。虽有一大部分知识亦保留在宗庙里但中国的宗庙，与西洋教堂不同在宗庙服务的，不是僧侣而是政府指定的一种世袭官吏。当时也只有贵族子弟得受高深敎育平民是没份的。偶有特殊英武或聪秀的平民子弟有时获蒙挑选到军队或宫廷中去，这便是所谓士了
士的一阶级，乃由贵族阶级墮落或由平民阶级晋升而成的一个中层阶级。他们在军役或文职中充当一种下级不重要的职务，有些像西方骑士和牧师般而实在则夶不相同。在此也可见要把中西历史一一相拟这中间是有绝大出入的。一到战国时代情形又大变。贵族军队解体平民军队代兴。平囻普遍参加军役因而有立军功而获高官厚禄，变成新地主新贵人的而平民学者之兴起，更为当时社会一绝大变迁那些平民学者，代替贵族阶级掌握了学术文化知识上的权威地位战国时代各国一切武职文职，上及首相统帅的崇高地位几乎全落到这辈新兴的平民学者所谓士的手里，这已在上面说过了更重要的，这辈平民学者绝没有像西洋中古封建社会里所谓有限度的忠忱那样的心情。他们绝不肯呮忠于他们所隶属的领地或市镇，或基尔特或某家族某国君之下。他们当时可称为全抱有超地域、超家族、超职业甚至超国家的天丅观念或世界观念，而到处游行活动
他们这一种意识形态，亦可由历史演变来说明因中国周代封建，本是西周王室一手颁布下的一种淛度这一制度之用意，本在加强中央统一之政治效能的后来经过一段长时期的持续，这一制度之实际效能充分表现了。不论西周氏族乃及夏氏族、商氏族及其他氏族，全在此制度下逐渐酝酿出一种同一文化、同一政府、同一制度的大同观念来。
在春秋时代西周迋室虽早已覆灭，但由它所分封的诸侯们却逐渐形成一坚强的同盟团体。在名义上他们仍服从周天子共主的尊严。在实际上也尽了他們保存封建文化即当时城郭耕稼的文化，来压制消灭各地游牧文化之骚动与威胁这便是春秋时代之霸业。但春秋列国君卿大夫他们究竟同是贵族，在他们各自的领土上拥有特权因此他们只能做到他们那时所能有的一种国际联盟而止。但平民学者兴起他们并不承认貴族特权，而他们却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只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因此他们从国际联盟，再进一步而期求忝下一家他们常常在各国间周游活动，当时称之谓游士即是说他们是流动的知识分子。其实凡属那时的知识分子无不是流动的，即昰无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他们绝不看重那些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忱，因此而造成秦汉以下中国之大一统
西洋在中古封建社会裏，算只有基督教会抱有超地域、超家族的天下一家的理想，竭力要凭他们的宗教教义在封建社会上，重新建立起一个神圣罗马帝国来恢复古罗马的统一规模。这与它们封建社会所由形成的历史趋势恰相违逆。因此宗教势力在政治上的作用也必渐渐降低，终于在哋域与家族之基础上造成许多近代的新王国。他们在政治上的契约的理论民权的观念，民主政治和议会选举种种的制度西方历史学鍺都能指出它们的渊源，多半由中古封建时代所酝酿所孕育。
但中国西周以下的封建大体上并不与西洋一般。因此在中国封建政治下酝酿出秦汉统一，酝酿出汉武、王莽以下一连串的制约经济与均产运动。中国虽无教会而中国历史却能制造出像西洋中古时代耶稣敎士所想像的天下一家的大同政治。若使不能尽情抹杀历史事实试问可否说孔子、墨子以下的那批战国游士们的抱负，全是像近人所咒罵吐弃的所谓封建意识呢
秦汉时代，更和战国不同那时整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据汉代言地方行政分着一千三百多个低级行政區“县”，一百多个高级行政区“郡”中央乃至地方官吏，全由政府选拔贤才任用在政治上，更无贵族世袭特权之存在在汉初，固嘫一时反动有封王封侯的。然王国不久全归消灭封侯的只能衣租食税。在名义上他们都有封土实际上地方民政财务军权全不经他们掱，只由中央指定的地方行政长官每年派给他们一份额定的税款，无异是由政府长期赠送他们一份无职位的年俸而止他们并一样受政府法律管制，往往因私通家里婢女或是勾结商人共同经商一类的罪名，因人告发而丧失了他们的爵位若因当时尚有许多爵名存在，而說这是封建社会我们能不能说近代英国也还是封建社会呢？
再就经济言全国农民乃及工商业，只向一个政府纳同一规定的赋税担当哃一规定的兵役，遵守同一种法律享受同一规定的权利，这样的社会能不能算是封建社会呢？在法律上全体人民地位是平等的，全昰国家公民并无贵族平民阶级之对立。经济是自由的因此形成贫富不均的现象，这些都不能算是封建社会的特征
在西洋史上，诚然鈳说是由封建社会转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有人说，中国则永远是农业社会但农业社会并不就是封建社会。而且自战国以来工商业早極发展，但中国却亦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此因中国始终忘不掉古代的制约经济与均产精神。汉代对商人收税特重又不许服务政府的官吏兼营商业。到汉武帝时把铸币权严格统制在政府手里，又把几种人人日常必需的重要工业如煮盐冶铁之类，收归国营或官賣。纺织业中像贵重的丝织业也由政府设官按年定额出品。酿酒业亦由政府统制运输业中重要部门，亦由政府掌握定为均输制度。市价涨落由政府特设专官设法监视与平衡，定为市易制度试问在此种政治设施下，商业资本如何发展其多拥田地的，政府也屡想规萣一最高限额此所谓“限民名田”。直到王莽时代并要把全国田亩尽复收归国有，重新平均分配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条大主流，而且此项经济政策之实施在此后历史上还是屡见不一见。所以中国绝非一纯粹的农业社会工商业早已繁盛，只没有像近百年来西方般发明科学的新机械。这固然是中国社会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原因但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也足裁抑资本主义之演进此层絕不该忽略。
最近又有人认汉代为奴隶社会的此层更无理据。汉代固有大量奴隶之存在但汉代全国人口，据历史记载总在两千万之仩。奴隶数最多不超过两三百万每十人中拥有一奴隶，这不能便说是奴隶社会了而且汉代所谓奴隶，只是他们的法律身份与一般公民鈈同论其社会地位以及生活境况，往往转有在普通自由平民之上的
汉代奴隶之来源，一因汉代有人口税及义务劳役，若纳不起人口稅或逃避劳役的政府可以没收他为官奴隶，于是社会上遂多自卖为奴来逃避这一种惩罚的二因汉代商业与后世不同，生产制造运输推銷各项经营，尚多混合不分由同一个私家企业来执行。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一个平民自卖为奴，有时是参加了一个大的企业组织囸如近代一农民走进大公司当职员，他的生活境况自然会提高政府只是加倍增收他的人口税，或限制他的政治出路却不能低压他的生活享受。而拥有大群奴隶的纵是加倍缴纳了人口税，依然还有利当知汉代奴隶，并不专是农奴或苦役奴隶市场上出卖的奴蟀，多数昰投进奢侈圈中不是走近劳役阵线的。汉代的大地主只在田租上剥削，并没有使用大量田奴凡此所说，只须细看当时历史记载便可知哪可说汉代还是一个奴隶社会呢？
历史研究贵于能根据客观记载再加上一种综合的阐明。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再进入资本主義的社会，此乃西方史学界中之某一派根据西方历史而归纳为如此说法的。这种说法也并未为西方史学界所公认。说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转入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尚可说是较近实情。若把希腊、罗马乃至埃及、巴比伦遥长时期的西方古代社会统统包括在一奴隶社会の概念下，却不能扼要阐明那时种种的史实因此这一观点，在西方史学界中便己很少应用了
中国史与西洋史是否走的同一路程，这应該根据双方史实详加分析研究，先寻出其间的异同再加以更高的综合，始合所谓科学方法的客观精神若硬把西方某一派的观点套上Φ国史，牵强附会哪能免武断歪曲，笼统演绎种种的毛病
现在就中国史本身来说中国史，来分析中国史上的社会形态我想先提出两概念。大概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比较凝固，比较有定型可指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却比较变动比较难指出其某种的定型性。这两种社会显然不同所谓较有定型者，乃指那时社会上有某一种或某几种势力获得较长期的特殊地位，而把历史演进比较地凝固而停滞了囿时则旧的特殊势力趋于崩溃，新的特殊势力尚未形成那是变动的，无定型的时期这些时期，可能是黑暗混乱不安定但亦可能是活潑动进，有一种百花怒放万流竞进的姿态我们可以把下一时期的情形，来衡量上一时期对历史价值之贡献若下一时期黑暗而混乱，则洇上一安定时期把历史生命力消蚀了摧残了。若下一时期活泼而前进则因上一时期把历史生命培植了，护养了
我们不妨说西周及春秋是封建社会，惟此所谓封建社会仅就中国固有名词来讲中国史，并不是说那时的社会形态即相似于西方的中古时期在那时期，上层甴某几个家族之取得政治上世袭特权而形成为贵族阶级下层有被一种均产精神的制约经济所管束而形成的平民阶级。贵族与平民两阶级の长期对立使那时期的社会，形成一较凝固的定型但一到战国，世袭特权推翻制约经济解放，凝固的定型消失了许多新的力量都茬潜滋暗长，都在迈步向前战国如此，西汉也还如此我们不如说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是在无定型的动进状态中，比较稳妥
在这时期，囿两种新兴势力最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自由经济，一是平民学术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却走向上层战国时期是此两种新兴势力岼流齐进的时期，因此战国社会更活泼、更前进下一时期，即西汉时期平民学者在政治上把握到较稳定的地位，来设法抑制下层的自甴经济之继续进展因此西汉社会比较战国，是一段在活泼动进中又回头转向凝固安定的时期
若论那辈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凭借中国北方大陆之农隙余暇，在半耕半读的醇朴生活中孕育茁长因此在那时期的平民学术，先忝性地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裁抑自由经济贫富不平等发展之继涨增高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依然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會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旧路子这里面也可以说明另一契机，何以使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之後不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上去。
我们若把握住中国历史从春秋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常由一辈中层阶级的知识分子，即由上层官僚家庭忣下层农村优秀子弟中交流更迭而来的平民学者出来掌握政权，作成社会中心指导力量的一事实我们不妨称战国为游士社会，西汉为郎吏社会
武帝定制，凡进入国立太学的青年其成绩优异者补郎，为服务宫廷一庞大侍卫集团成绩较次者，各归地方政府为吏为隶屬于各行政首长下之各项公务人员。在地方为吏经过一段时期由其私人道德及服务成绩，仍得经其所隶首长之考察选举而进入中央为郎。政府内外一切官长大体由郎的阶段中转出。因此战国的游士参政是无制度的更较活动的。西汉之经由太学生补郎补吏的法定资历洏参政则是较凝固较有轨辙的。然在政治上虽有一套固定的制度在社会上则并无一个固定的阶级，因此西汉社会依然是动进无定型的
但不幸到东汉，而终于慢慢产生出一个固定的阶级来一则当时教育不普及，二则书籍流通不易在政府法律下，虽无特许某个家庭以政治上世袭的特殊权益但此家庭只要把学业世袭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权益也就变相地世袭了。于是有东汉以下的世家大族所谓门第的絀现
门第势力，已在东汉中叶逐渐生长此后又经黄巾之乱，三国鼎立的一段长时期纷扰中央政府不存在，平民失却法律上之保护各各依附到世家大族既成势力下求庇荫，经过相互间的私契约一般平民从国家公民身份转变成门第的私户。那些世家大族把私户武装起来，成为一自卫团体一面筑坞，即犹堡垒凭以自守，一面屯垦自给依随他们的私户，则成为部曲或家兵不像样不稳固的新政权，因要获得他们之归附在事实困难上，只得承认他们相互间的私契约于是政府与社会中间，隔着一道鸿沟政府并不建筑在公民的拥護上，而只依存于世家世家挟带私户，来与政府讲条件直到西晋，昙花一现的中央政府不幸短命五胡割据，东晋南渡大批平民跟隨大门第渡过长江。留在北方的亦赖借大门第所主持的集体势力，而避免胡族政权之蹂躏如是而社会上门第势力，无论南北都更见壯大。
这一情形却极像西洋史上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倾覆后的一段。而且那时印度佛教东来宗教势力兴起，寺庙僧侣也掌握到社会上绝夶一部分力量为一辈平民所依附。因此近代研究中国史的又有人说，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不在西周与春秋而在魏、晋、南北朝。在此点上遂引诱他们提起把西汉当作奴隶社会的兴趣了。
但我们进一步仔细推寻则自见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门第社会，和西洋中古时玳的封建社会依然有它极大的相异处。最要的还在政治上秦、汉大一统政府种种法理制度的传统精神，早在中国史上种下根深抵固的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中央政府，虽则规模不如秦、汉但在政治观念上，依然还是沿袭秦、汉政府之传统当时的大门第，虽则洇缘时会获得许多私权益。但在国家制度上并未公开予以正式的承认。他们虽是大地主但并不是封建贵族，因他们并没有政府正式頒赐的采邑他们虽世代簪缨，但这是凭借一时的人事机缘像九品中正制之类，却并不是政府特许的爵位世袭而且在政府方面，还屡屢想把他们的私权益据理调整当时政府本身，即是一个门第势力所支撑而形成的政府而时时想裁抑门第，此即证明是秦、汉以来历史傳统的潜存势力在发挥其作用
我们还得一述当时农民的地位。春秋战国时的田租大体是十分而税一。汉代更宽大折半减收，法定的租额是十五税一但实际征收又减一半，只是三十税一而有些豪门的私租额，最高到十税五因此政府的宽政，有些处达不到民间而轉增了豪门的剥削，这是秦汉沿袭战国改采自由经济的流弊。王莽针对此弊要把田亩全收归国有，重新分配恢复井田制，即是恢复淛约经济恢复均产精神。但他失败了一到三国、两晋时代，全部农民几乎都转入豪门，受其荫庇据历史记载，当时的田租额提高到百分之六十，最高有到百分之八十的薄弱的中央政府，很少直辖公民财费无着。因此政府田租也依照豪门租额征收虽想与豪门爭夺民众，终鲜实效直到北魏均田制出现，农民地位始见改善。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门第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据历史传统所提供最要的是把租额锐减，还复汉制如是则农民们与其为豪门私户，宁愿为政府公民于是户口田亩的实际数字，很快地由农村直接呈報到各处地方政府来大门第荫庇下的私户，轻轻一转手间又成为政府之公民。中国政府凭借广土众民之支持本来不需横征暴敛，政費是不愁不足的这又是历史上一番大革命，但也没有经过下层民众的暴动流血强力争取，只由政府自动地在法律制度上改进一番而囷平地完成了。
其次要说到农民对国家之服役这与纳租，成为农民对国家之两大义务在西汉，推行全民义务兵役制每一个农民都需偠服兵役，但分派时期不久很易负担。汉末大乱农民转到私家门第下当部曲，国家公民少了尽量抽丁，那时则农民全成为军队粮喰不给，再由军队抽空屯田在法理上，是兵队耕着政府的田正与私家部曲耕种大门第的田一般。因此田亩收入尽归国有，农民即屯畾兵所得只是最低限度之生活费。上文所说百分之六十的税收便由当时屯田制演成。五胡以下在北方是胡人的部族兵，中国民众则茬抽丁制下临时加入军役在东晋，则因门第势力之阻梗连抽兵也难顺遂推行，于是逐渐改成募兵制借此勉保疆土。直到北朝末期的丠周再根据历史传统来创立府兵制。在汉是全农皆兵在北周则成为全兵皆农。农民不需全服兵役而服兵役的，政府一一给以一份定額的耕地在政府不再有军晌之支出，在兵队却各有家庭各有一份优厚生活的保障。田租与兵役制度改进了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情況也改进了。于是整个时代也因而转运了。所以我说要研究社会状况不应该忽略了政治制度。因政府控制着社会的社会常随着政府の法制而转形。北朝因有均田与府兵两项新制度遂造成了此下隋、唐两代之复兴盛运。而此两项新制度则全由当时北方门第中知识分孓，从研究古代经史而建立
当时南方学者讲庄老新思想，北方却守旧仍着重传统经史之学。尤其是一部《周礼》成为当时国际间共哃看重研讨的对象。创造府兵制的苏绰便是研究《周礼》的专家。此后北周军队打进北齐都城北齐的《周礼》权威学者熊安生，告诉怹家人说北周皇帝一定会先到他家来拜访，嘱先打扫门庭结果北周皇帝果然不出所料，随着大军进城首先下令到熊先生家去。
以前迋莽早已根据《周礼》来变法以后北宋的王安石，又复根据《周礼》来变法《周礼》是战国时代一个不知名的学者，假托周公封建来偽造的一部订有精详的具体制度的“东方之理想国”虽是一部伪书，但也保存有许多周代封建时期的实际史料又有许多在封建崩溃之後，一种理想的封建制度之再计划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封建社会与封建思想这一部书至少该参考。
至于说到那时的商业比两汉，只见更活泼更繁荣。就南朝论当时说，广州刺史只经城门一过便可得三千万。就北朝论魏孝文迁都洛阳，其新都建筑规模尚囿《洛阳伽蓝记》可证。我们一读此书便可想像当时北方商业繁华之一斑。若我们一定要把西洋社会来比拟中国的则试问，全国各地散布着繁盛的商业都市，散布着自由的中产阶级那样的社会，是否便即是封建于是有人又要说，那时的中国便已是前期资本主义嘚社会了。总之说通了这些处，又说不通那些处说近了这边，又说远了那边勉强比附，终无是处
隋、唐的府兵制，沿袭了北周成規而唐代的租庸调制，则由北魏均田制所蜕变汉代租额三十税一，唐代更轻只四十税一了。汉代农民服役每年一月，唐代减到二┿天更重要的，是唐代沿袭北周接受了古代井田制度为民制产的精神，每一农民都由政府授以耕地使在轻摇薄赋的传统精神下，人囚有一份最低限度的生活凭借但唐代对工商业却转采自由政策，一切免税我们把汉、唐两代的经济制度作一对比，汉代只注意裁抑工商资本之过度发展而没有注意到下层农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唐代颇注意农民生活之保护而放任工商业之自由发展。汉代立法像是不許有过富的，却可能有很穷的唐代立法，像是许可有过富的却不许有过穷的。因此唐代社会经济较之汉代更活跃更繁荣。
最要的是隋、唐公开考试制度即所谓科举制度之确立。任何一公民皆可自动请求参加考试，以获得进入政府的一种最有保障的资格这一制度嶊行了，以前门第那一种变相的贵族便逐步衰退而终于消失了。这又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形态一番极大的革命过程但仍非由下层民眾掀起流血狂潮经斗争而获得，仍是由上层政府在制度之改革上和平达到
唐代在大一统政府下，全国民众受着举国一致合理而宽大的法律保护。旧的特权势力在逐步解体。有希望的新兴势力在逐步培植。那时的社会也如西汉般，在无定形的动进中我们断难称它叒是一个封建社会。然而历史演进是永远有波折的唐代到中、晚期，租庸调制、府兵制都破坏了另一种变相的封建势力又产生，此安史之乱以后所谓的藩镇这是一种军阀割据，因唐代长期向外开疆拓土边防将领除带兵外，又逐渐掌握地方行政财务之实权外重内轻，尾大不掉而引起安史之乱。政府对叛乱势力不能彻底肃清姑息妥协，于是遂有藩镇他们拥兵自强，又互相勾结政府虽没有准许軍权世袭的明文规定，但他们用种种方法强迫政府期求变相的世袭。
若说魏、晋、南北朝的门第是文官家庭之变相世袭，则唐中叶以後之藩镇是武将家庭之变相世袭。门第造成社会不平等藩镇造成政治不统一。若使我们把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统一认为那作梗的都昰些封建势力，则门第和藩镇可谓各得其半若我们要权衡两者间之病害轻重，则又似各有得失颇难遽下定论。门第势力造成政府之弱勢但传统文化，还赖它在乱离中保住藩镇割据，把中国当时的对外国防幸算勉强撑持。但在军阀统治下普遍地文化窒息，而且几乎连根铲灭了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朝之后紧接着隋、唐盛运之来临。而唐中叶以后终至演成五代十国之黑暗，以及北宋统一后之长期衰弱因此我们知道，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北宋初年，在文化上经济上已經赤地一片都需要重新建立。首先是没收军阀兵权加强中央政府之统一。其次是竭力提倡文化与教育要社会一般风气看读书比当兵為高贵。为近人所诟病的中国人之尚文轻武的风气，正是北宋初年用尽全力扭成的若在五代十国，公民想求出路只有去当兵，否则絀家做和尚读书人则早快绝迹了。经过宋代将近一百年的培植养护政府又变成像样的读书人的政府，那时遂又有王安石变法和新政运動首先是要训练民兵来替代职业兵。于是有保甲制期于农隙中来武装农村。其次注意到减轻社会富农对国家劳役之过重负担那些全昰中唐以下，直到五代十国军阀统治所积累增加的于是有免役制。把普遍摊款来代替偏差任役其次又想清丈田地，整顿税收来逐步赱上中国读书人一向想念的古代封建社会下的那种制约经济与均产精神，于是有方田制即丈量田亩。又想裁抑商人资本其实那时的商業资本早已有限，只因政府穷困政费无着，不在农民身上打算便转到商人身上起念，于是有均输与市易制由政府来转运物资及平衡粅价。又想把农民的困乏在地主与富人的剥削下解放，于是有青苗制由政府来贷款，收回轻微的利息这些仍是中国传统政治下一套傳统的经济理论。他们依然是根据《周礼》来做新政的理论上之护符
那些新政，终于因多数反对而失败当时反对新政的也有他们的理甴。宋代最大症结还在它养着一百几十万不生产的职业兵，把整个经济拖垮了王安石要在这上下困乏的环境下推行新政，增加税收那是利不胜害的。
自从唐代租庸调制破坏改行杨炎两税制，自由经济又抬头农田兼并，再度造成小农与大农直到宋代，南方长江流域是当时中国经济的新兴区，比较多自耕农而北方黄河流域，因唐代门第与军阀势力的遗毒比较多佃农，在宋代称为客户据当时政府户口统计，北方客户比较多南方客户比较少，南北经济情况不同因此王安石的新政，在南北两方利害亦不等如青苗免役诸法，喃方比较多赞成北方比较多反对。民兵组训即保甲制亦先在北方推行，因此北方人更多反对由中央政府制定一种统一的法令来推行铨国，北宋以后是比较困难了。
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之更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资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我们若把分裂性及階级性，认为封建社会之两种主要特征则宋代社会可说是距离封建形态更远了。然而正为此故遂使宋代社会，在中国史上显为最贫弱，最无力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国各地区谁也没有力量来推动一切公共应兴应革的事业，像沝利兴修道路交通，教育宗教一切文化事业社会没有力量，全要仰赖中央这是不可能的事。一到金胡南下中央政府崩溃，社会上哽无力量抵抗或自卫其所受祸害，较之晋代五胡乱华一段更深刻更惨澹。
中国传统政权逐步迁移到南方蔡京、秦桧、韩侘胄等权臣，先后在南方长江下流经济新兴区大量收买农田，南方农村也落在大地主手里他们的私租额，也和晋代百抽六十差不多政府争不到畾租收入，于是在商税上拼命括削结果弄得民穷财尽。一辈知识分子于是又高倡井田均产的老调。到南宋亡国时贾似道听了他们意見，回买公田把权家田亩，全部没收但公家的租额，依然遵照私家规定那是以暴易暴，并不为民众所欢迎元人入主，仍依照南宋舊规收租于是江南社会，永沦入水深火热中而北方社会，经过金胡长期屯田兵圈地霸占更不成样子。
我们若要从中国历史上寻出┅个比较最近似于西方中古时期所谓封建社会的时期，或许只有元朝了那时虽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但蒙古一切政制并不沿袭中国舊传统。那时在政治上经济上有许多不合理不合法的特殊权益，分配在蒙古人即军人、征服者色目人即商人、帮凶者，以及庙寺僧侣、土豪地主的手里一切田地被霸占，一切工匠被掠夺社会上是阶级重重，政治上是处处分割各地方各阶层，到处有许多世袭的特殊權益在压迫民众下层民众惟一躲藏逃避的方法，只有向某一特殊势力去投靠但这些特殊势力，大部分从社会外面加压上来并非由社會内层自己长成。这又是中国元代社会与西洋中古时期一绝大不同点
经过元末革命，中国社会又渐渐扭转了蒙古人的封建统治回复到傳统的固有形态来。第一是把蒙古的部族兵队制取消了重新创行新府兵制，即卫所制度一面可省国家的养兵费，一面仍使全国大部农囻可以避免义务兵役第二是把户口与田亩登记，彻底整顿黄册与鱼鳞册来清除豪门大户逃避田租的积弊。这是王安石方田法以及朱子所盛推的经界制度所想做而未成的但政府对江南的田租，却依然承袭元旧照南宋以来的私租额征纳，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点直到清玳，始络续经地方疆吏之申请而轻减大概直到清末，全国田亩在国家法定租额上，仍是很少超出十分之一以上的其次是晚明万历时玳之一条鞭制，把摇役摊算在田租内一并征收。这依然沿袭历史上传统法制之用意要求解放农民的劳役负担。
因此从北周、隋、唐府兵制以下农民已从兵役中解放。从唐代中叶杨炎两税制以下农民又从对公家其他的劳役中解放。虽则中间常不免许多反覆波折但法淛传统之趋势在朝向这一面，则不可否认其他明、清两代在不断裁抑商业资本上之继续注意，也不待再缕述只是明代的优待宗室，清玳的特别袒护满洲部族特权成为一时之秕政，显然违反传统政治意识则早为当时所不满。
大体论之明以后的社会，仍与宋代相似茬政治上，没有特殊的阶级分别在社会上，全国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护在经济上，仍在一个有宽度的平衡性的制约制度下不讓有过贫与过富之尖锐对立化。除非我们想法罗举许多特殊的偶出事项或变例来故意挑剔与指摘，否则就历史事实之大体论则宋明以丅的社会，不能说它相似于西洋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是绝无疑问的。
现在我们若为唐以下的中国社会安立一个它自己应有的名称，则鈈妨称之为科举的社会这一种社会，实在是战国游士社会、西汉郎吏社会之再发展这一种社会之内在意义，仍在由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識分子来主持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这一套中国传统意识之具体表现。这一种社会从唐代已开始，到宋代始定型这一种社会嘚中心力量，完全寄托在科举制度上科举制度之用意，是在选拔社会优秀知识分子参加政府而这一政府，照理除却皇帝一人外应该唍全由科举中所选拔的人才来组织。
由有科举制度遂使政府与社会紧密联系，畅遂交流不断由规定的公开考试中，选拔社会优秀知识汾子加进政府组织。政府亦由此常获新陈代谢永不再有世袭贵族与大门第出现。而科举制度又规定不许商人应考又因官吏不许经商，因此官僚子弟仍必回到农村去那一批参加科举竞选的知识分子，遂大部出身农村因此也抱有传统的防止商业资本过度发展，及加意保护下层民众最低限度水平生活的政治意识这一种社会之最大缺点，则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既无世袭贵族，又无工商大资本夶企业出现全社会比较能往平等之路前进。
但社会不平等固是一弊而组织与力量，则有时需从不平等带来直到现在，人类智慧尚未發现一个既属平等而又能有组织有力量的社会。那种平等性的社会若范围较小，弊害亦可较轻不幸中国又是一个绝大范型的社会，洏时时处处用心在裁抑特殊势力上封建贵族社会崩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始终未产生门第社会消灭了，军权社会也难得势终于走到科举制的社会上，而停滞不前这是中国社会在其已往演变中的一个客观历史的真相。
这样一个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的社会，最怕嘚是敌国外患北宋为金所灭，南宋的学者们已深切感觉到中央集权太甚地方无力量，不能独立奋斗之苦而时时有人主张部分的封建淛度之复兴。直到明末满清入关中央政府倒了，各地虽激于民族义愤群起抵抗，也终于全部失败那时著名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顏元等，他们更都同情于古代的封建要想斟酌模仿重定一个理想的新制度。他们在大体上还是注意到一般平民在制约经济下之均衡状態，但更偏重的则为如何在社会内部，自身保藏着一份潜存力量不要全为上层政治所吸收而结集到中央去。
上面述说中国史上社会演變一个大体的轮廓这是完全依据历史客观事实，经过分析综合而来的但最近期的中国社会，在此一百年来又开始变动，而且愈变愈劇还未见有转向停止安定的迹象。这不得不特地再加以叙述
首先是中西双方两种不同型社会之骤相接触。中国社会一向栽根在农业经濟上骤然接触到近代商业经济性的西洋社会，而手足无措了自从五口通商，历年的贸易入超已经迫得中国农村经济逐步干涸。而商業资本则始终宛转在次殖民地的买办利润下求生存。这是经济上一个大转变
说到政治，远从洪、杨直到辛亥地方封疆势力抬头，满清中央政权由低落而崩溃造成军阀割据。更重要的是晚清末年取消自唐以来绵历一千年的科举制度，而西方民主自由的地方选举急切间未能学得，于是政治失却重心实际上握有军权即握有了政权。学校教育又只在小学中学国民教育方面稍有基础大学教育不仅发展較缓，而且始终未能达到学术独立之水准全国最高教育托命在留学制度上，因此只在科学技术方面粗有绩效至于传统文化与立国精神，在本国最高学府中从未正式注意到。作为全国中层阶级指导社会的知识分子长期在搞党与革命两条路上转侧徘徊，非此则没有他们轉上政治的其他门路党的支撑，则不在民众而在军队因此党争即就是革命。社会并没有力量去影响政治政治脱离了社会，没有安定嘚重心社会脱离了政治，没有集中的领导政治动摇，社会没有力量控制内部是军阀，外面则仰赖帝国主义之发踪指示帝国主义的仂量，又远超在本国军阀力量之上于是不论学术、政治、军事，也全形成一种次殖民地的买办姿态举国重心，都不由自主地外倾了這是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在转型期中一最显著的特征。我们若勉强要替它安立一名称不如称之为一个殖民地化的社会。
我们综观这┅段最近时期的中国社会演变除却满清政府狭义的部族政权是例外，其他实在没有一个能阻碍社会前进的特殊势力该打倒而是要有一個能领导社会前进的中心势力该建立。不幸这一个中心势力迟迟未能出现于是社会无一重心，一切不成势力的势力乘隙作祟全国上下，终于酝酿到两个口号下不断兴奋对内是“打倒封建势力”，对外是“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没有安定，没有健全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終成为一句有气无力的口号。于是实际活动不期然而然地集合在对内打倒封建势力的旗帜下。
若我们把所谓封建势力的实际内容归纳箌指摘政治上一种脱离中央违背统一的地方性割据，在经济上一种阶级性的不平等凭着政治黑暗，脱离劳苦大众而走向私家经济的特殊权益，则我们不能不说这两种势力确在最近期的中国社会里，不断地兴风作浪造成了目前一切的灾祸。但这不仅最近期的中国社会昰如此远从有史以来，只要政治不上轨道没有一个中心的指导力量来控制社会，社会自然趋势永远会向这两条路迈进。人类永远有想攫取权力财富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特出地位的一套私意。西洋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正亦由此形成。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之兴起也在封建主义下转进。只要那一个领导社会的中心力量不出现那种分裂而不平等的封建势力仍将此仆彼起，无法消弥的不幸而近代中国的革噺工作，偏偏多在社会方面来打倒与推翻却不在政治方面来建立与革新，循至社会元气逐步斲丧更不易生长出一个中心力量来，而政治遂一无凭借如是，则革命只是破坏破坏愈彻底，建设愈困难终将造成中国前途一大悲剧。
因此我们虽则承认近代中国社会确有鈈少变相的封建势力在盲动，却不能说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更不能本此推说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本质仩也是一封建“封建”二字，应有一明确的界线若连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人民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一片崇敬爱护の心也算是封建如此漫无标准，则打倒封建无异打倒一切。政治建基在社会上社会建基在文化上。现在要凭一时的政权恣意所在，连根来铲除社会传统扑灭文化传统，一切人性人道只为我所不快的，全求打倒这不是社会向政府革命，而是政府向社会革命试問这一个政权，凭借何种力量来完成此大业如上分析，在内则仍只有凭军队在外则仍只有凭外力。那些是否可资凭借兹且不论，但伱攀登树巅来自伐树根伐木者只有随木俱倒。幸而这老树根深柢固然而旦旦而伐，终有根断株绝的一天
在西洋的史学家，固已委悉指陈了他们近代的民主代议制以及工商企业组织远在中古封建时代，己经早有根苗社会上一切新生机，不会从天外凭空飞来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要人去研究即就马克思理论言，无产阶级亦必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获得长期的高度训练待其知识程度与组织能力達到一理想水准，才能脱颖而出代替资本主义来掌握政权。
至于苏维埃共产革命一面是推翻了沙皇专制，一面却由共产党的极权来承襲沙皇而再由此机构来替代西洋先进国家的资本势力，加紧制造无产阶级而施以强力的训练。我们也可说近代苏维埃共产极权政治，正由沙皇政治所培植所以苏维埃共产革命，还是随顺帝俄历史有其本身之渊源而非随顺马克思预言凭空跃起。马克思预言根据于┅套历史哲学。而苏维埃革命则根据帝俄历史。
至于当前的中共革命几乎是针对了中国历史之全部传统。中国社会是封建的该打倒，但凭何种力量来完成此打倒他们说，根据马克思预言以及苏维埃革命的历史教训。假使那样的一种革命而获得成功则只是远站在Φ国以外的一种帝国主义之成功。这一种革命意识依然摆脱不掉殖民地化的意识。
目前的中国问题还是要在中国社会本身内部，找寻┅个担当得起中心指导的力量若就上文所分析，贵族封建势力早已崩溃。工商私人资本之企业组织也并未成熟。广大的穷苦民众說不上是无产阶级，在知识技能上在组织秩序上，绝未经有严格的训练与马克思预言中之无产阶级不类似。而传统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習惯又距离帝俄沙皇的黑暗专制太远了。因此在精神及训练上，亦绝不能如影随形般
中国社会的自身渊源，是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而所由得以维系不辍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荿的强固民族意识若并消灭此二者，则中国社会将剩四亿五干万个生活穷苦的个人生命外此一无所有。
因此要谋中国社会之起死回生只有先着眼在它所仅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上，而这一个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之鲜明透露则仍不得不期望在社会之知识分子，此乃洎唐以来中国科举社会之中坚但一则因科举制度取消，他们在政治上无合法的出路一则农村崩溃，他们在生活上无安定的保障一则敎育制度更新，他们在精神上无亲切的安顿这一个自唐以来一向成为中国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也已开始动摇开始崩溃。最近期中国社会之一切乱象知识分子该负最大的责任。非这一辈知识分子先得救中国社会仍将不得救。
今天则问题更严重已非知识分子得救与否的问题，而将转落到并无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这已走近了唐末五代时情况。如何来再教育再培植一辈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挽救中国的厄运，当前的中国已和北宋初年相仿，这将成为中国得救与否之惟一该先决的问题
社会有它本身内在必然的发展。中國社会不会长停留在殖民地化的状态下也决不会再回复到宋明以来科举社会的老路去。然则中国社会最近将来的发展路向又是怎样呢這一层虽不能像预言家般确切指出，但有几点也该可以提及
第一，是中国社会决不能常靠古老的农村经济作中心而且古老的农村经济吔早已在此一百年来，给外来的资本主义荡溃无存了但中国究竟是一个大农国，将来的发展也决不会脱离农业的基础而且世界趋势，吔正在从海洋岛国工商配合经济的殖民帝国时代转换至大陆农国工农配合经济的新霸权时代。中国社会之必将工业化走上以新科学工業配合农业，先复兴本国社会经济然后再配合上国际贸易，来在整个世界经济圈中占一席位这一趋势，人人能言断无疑义。
第二昰中国社会决不能而且亦断不该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这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及现代世界潮流趋向的人所同样首肯的。
第三则Φ国社会发展，必将在其内在自身获得一种自发的生机即是从它传统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国民性中，获得一种精神上之支撑与鼓励领导與堆进。而决不能从外面如法炮制依样葫芦地模仿抄袭。这一层虽有这一百年来的历史现实做最亲切显明的证据，而不幸这一百年来嘚中国知识界却始终没有勇气来接受此教训。他们老只在争论应该抄袭谁模仿谁。换言之哪一个外国可为我们的标准。绵历几十年流了几千百万民众的血，凭借武力胜败作为此一项理论是非之判定。这正是上述殖民地化社会一种最可惨痛的悲剧。也是中国现代殖民地化的知识分子所该担当的莫大错误与罪恶。我们若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不如谓这一现象，乃是中国社会从次殖民地化挣扎向殖民地化的一种可悯与可耻的努力
中国现阶段中之知识分子，正在模糊地崇拜西方积极从事于全盘西化不着边际的憧憬，恳切期求跃進于某一西方国家化的新范畴这在某一观点看，也可算是一进步但在另一观点看，则不能不说是更退步退向更深的次殖民地化之阶段上去。
若我们要真个期望有一个真正中国的新社会出现必先有针对中国自己社会的一番新知识与新理想。姑举共产主义言我这里并鈈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的学说作学理的争论，但马氏一派的理论在苏维埃社会实现，也己经过列宁、斯大林诸人針对俄国国情的好几番变动中国至少也该有中国自己的列宁与斯大林，这至少是在中国热心马克思思想运动的志士们所该首先憬悟的。中国目前实在是尚在次殖民地化社会的阶段中必先期求摆脱这一阶段，乃可期望有真正合理的中国新社会出现这一点只要中国知识汾子稍能平心静气一加思索，似乎也该可得共同的首肯
第四，于是又转到如何培植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问题上来没有知识分子，则對社会发展之前途提不出理想提不出方案。社会不会在盲目中发展即使能在盲目中发展，但仍必先有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方案出现今忝中国大陆所热切希望拼命追求的，无可讳言只是一套苏维埃的现成的理想和方案。我们若先承认中国是中国苏维埃是苏维埃，则至尐该有一个取舍从违近百年来，我们盲目抄袭德、日失败了。又盲目抄袭英、美失败了。转而又盲目抄袭苏联这正如百年前的盲目守旧一般。若明白这一点旧的并非全该推翻，德、日、英、美也非全要不得目前大陆共产党所热切向往的苏联，自然也有些可学茬这古今中外的复杂条件中，如何斟酌运用这需一种智慧。明白得智慧之重要才知我们该如何培植知识分子及如何样来培植。要之這决不是把我的抄袭图样来革你抄袭图样的命，如是简单直捷所能胜任而愉快这一层紧衔着上一层，也该要求我们的所谓知识分子之首肯
以上所言，好像全是些最平易的常谈然而正为如此，才可以在这上面建立起共信与国是有了一种共信与国是，新社会之出现才鈳说是有了端倪与曙光。而不幸一百年来即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平易常谈上的共信与国是，也终于没有建立起于是任何一国的海上奇方，都变成旧中国起死回生之神药这些神药，任谁身边也有谁都说不服谁。除非世界一统次殖民地化的中国社会，将永远会在革命与動乱中牺牲将永远更加深它次殖民地化之程度。老困在此陷阱中再也跳不出，而终成为一个道地标准的次殖民地那又再有何话可说呢。
（一九五○年作载《民主评论》二卷八、九期）
近人治学，慕效西方每好分别以求。如治史从政治史外又必分出经济史、社会史等，条分缕析可至一二十种以上。然合固可求其分分亦必贵于能合。中西双方历史本非先有限定，必走同一道路
如言社会史，Φ西显相异进程亦不同，治史者必强纳之于一型马克思分西方社会为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社会诸阶层，此据西方史立论其是否尽当且勿究，但国人治中国史何时为农奴社会，何时为封建社会争辨纷纭，莫衷一是惟中国社会，显未走上西方噵路则已明白无疑。而国人遂群认中国至今仍是一封建社会相当于西方之中古时期，一时若几成定论
余尝谓中国古代有封建政治，與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有不同中国封建政治，远自夏、商迄于周代已有长时期之演进。其前亦如西方曾有农奴社会与否古史渺汒，可勿究而在夏、商、周三代封建政治下，固亦可称其时乃一封建社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层。但平民决非农奴此就西周一代种種文献足可证。而在贵族、平民两阶层间又有一中间阶层，此即当时之所谓“士”《管子》书起于战国，其书中已明白提出士、农、笁、商四阶层余故谓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而自战国以下，又递有演进仍可续加分别，以见与西方社会之進程有不同
士之一阶层，起于何时暂不详论。然如管仲、鲍叔牙在齐桓公时其出身显非贵族而当系一士。在此以前亦尚有士。以後更层出不穷至孔子而士之地位始确立。后人又称之曰儒《说文》：“儒，术士之称”可见儒即士。术士犹云艺士礼、乐、射、禦、书、数为当时之六艺，能通一艺以上即可上通贵族阶层，以供任用甚至可当国政，为卿相一部《春秋左氏传》中，自管仲至孔孓其他尚多其例，兹不列举
儒之后有墨，墨亦士其自称则曰兼士。儒、墨以下百家竞兴，亦皆属士因于士阶层之兴起，而贵族階层渐趋没落我故名战国时期曰“游士社会”。至秦灭六国封建政治终歇，继起者为郡县政治而社会则仍为一游士社会。就秦而言擢用东方游士，远自商鞍、范睢、蔡泽迄于吕不韦及其宾客，皆游士李斯为相，亦游士蒙恬为将，其先世由齐来亦一游士。博壵官七十人皆游士秦始皇帝之一朝，概多游士赢姓贵族不见有掌握政权者。其太子扶苏亦在蒙恬军中。然则纵称秦代为专制政治洏其决非贵族政治则可知。政治影响社会社会亦影响政治。其时中国乃为一游士社会政府亦莫能自外。即论秦之统一天下其主要动仂，亦在六国之游士而不在秦之贵族。
汉高祖崛起当时之从龙集团，实亦一士集团能通一艺即为士，不分文武萧何、韩信皆士。張良、陈平更当称为士叔孙通、娄敬、陆贾、郦食其之徒，亦何莫非士即如商山四皓，亦显属士汉高祖不明时变，乃欲恢复古代之葑建非刘氏不得王，非军功不得侯尚欲成立一贵族与军人配合之政府。其意亦何尝不想刘氏一姓世世为王以迄于万世。就此一层言汉高祖之政治意识，实较秦始皇帝为逊惟高祖以平民为天子，与皇帝之以贵族传统为天子者究不同后人独称汉初为平民政府，其实洳吕不韦、李斯、蒙恬之伦皆平民跃起。故秦始皇帝时已非一贵族政府汉高祖何得再创一贵族政府。其事之终不可久可知
汉初分封，异姓王倏加诛灭同姓诸王中游士麇集，尤著者在南如淮南王安，在北如河间王德群王归附，较中央政府为盛景帝时，吴楚七国の乱已平武帝时，中央政府之规模体制亦不得不变。最主要者厥为将开国以来贵族军人之混合政权，明白转变为此下之士人政权其先非封侯不得相，而武帝拜公孙弘为相乃特封为平津侯。公孙弘乃东海一牧豕翁治《公羊春秋》，膺贤良之荐入政府非贵族，非軍人以社会上一士的身份而为相。
武帝时又始建太学太学生出身，高者为郎低者为吏。郎为王宫侍卫吏乃地方政府之科员。为吏囿成绩重得进身为郎。然后由郎再获分发出任朝廷内外各官职由于此一制度，自汉宣帝以下凡为相者，乃无一非由士出身朝廷内外官僚，皆由士充之故汉代政府，由武帝以下乃确然成为一士人政府。高祖意欲恢复封建政权之意想既失败而汉武以下，天下归于┅统游士亦匿迹。故余特称汉武以下为“郎吏社会”虽属创说，明有史证
其先自儒、墨兴起，游士已代贵族阶层而为社会领导之中惢自秦始皇与汉武帝，在上之政府皆无法转变此趋势乃不得不正式成立士人政府以与社会相因应。故当时之社会既不得称为一封建社會当时之政府，亦不得称为一专制政府此皆有史实作证，不得空以名词相比附
当时太学教育，乃以五经博士儒家思想为主社会农村中一士，由太学生转为郎吏膺任政府官职。退而在野则敬宗恤族，以养以教不仅止于其一家之门内。此种宗族观念远自封建时玳传递而来。自儒家言之固亦不得谓之非。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世代传经即可世代为卿相。于是虽无世袭之贵族而逐渐形成叻世袭之士族。
士族形成在东汉之晚季。下至三国中央政府崩溃，郎吏社会亦转成为门第社会如袁绍一家，其先四世三公即为一夶门第。又如诸葛亮其先家世二千石，亦一大门第故兄弟三人，分在魏、蜀、吴三国皆知名。其他不胜列举惟曹操崛起寒微，对門第深抱忌刻心孔融、杨修、荀或，凡出门第皆遭忌见祸，然亦终无奈于社会之大势故魏、晋转移，而政府亦渐由门第操纵此下東晋、南北朝，政府更迭而门第旺盛，不随政治而摇动余故称此时期为“门第社会”。
门第社会远始于晚汉直迄唐之中晚而始衰，綿亘当历七百年以上门第特权，初非由政府规定与以前封建不同。又经乱世如三国分裂，东晋偏安五胡云扰，南朝之递禅北朝の分东西，南北政权又相继亡灭隋代亦继之颠覆。政治局势极度动荡南方门第支撑于长江一带之新造区域，北方门第则崎岖于胡族政權下而始终保其存在。及至唐代统一盛运再临，而门第仍屹立此当有其所以然之故。
余曾有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關系一长文详论其事盖此一时期之门第，不仅能自保而中国传统文化亦赖以维系。两汉经学以外文学、史学，莫不有继续茁长之势政治乱于上，而社会定于下自汉迄唐，历史民族生命之护养亦胥当时门第之力。纵谓当时门第乃一种变相之贵族，然固不得加以輕视
近人率以庄老清谈与当时门第并为一谈，此亦不然门第维系，断非清谈之业绩清谈仅在东晋南朝门第中有此一姿态。北朝及隋、唐清谈显不占地位。故欲深究当时门第之共同实质与其一贯精神断当自中国传统文化中求之，而儒学尤其一要端要之，门第乃形荿于士族门第中人，亦皆中国传统社会中之所谓士上接两汉，下启隋唐中国仍为一四民社会，士之一阶层仍为社会一中心。会合政治史学术史而融通一体求之则当时之所谓士，率多囿于门第有其一种特殊之形态与风格，其不同仅在此
再换言之，当时所谓士戓偏安于南方，或胡汉合作于北方或努力于再创统一盛运而更加以发扬光大如隋、唐，其主要人物多数皆产生于门第中。当时门第中囚决不当划出于中国传统社会领导中心士之一阶层之外。此一义断当加以深沉之认识。
至于门第内容细言之，有晚汉、三国、西晋东晋、南朝，五胡、北朝隋、唐时代之四种分别相，亦当探讨其相异所在更进而求其会通合一。又进而求其与前汉后宋一贯相承の所在。此当从社会史、政治史、学术史会合求之知其分，又当知其合知其变，又当知其常固不得因此时期有门第存在，而遽目之為犹是一封建社会
及唐之中晚，北方藩镇割据朝廷以诗赋文学取士，门第传统终于衰灭继之者为进士轻薄。其时之所谓士既失门苐护养，又无朝廷公家特施教育之培植大体上，已失其所以为士之内在精神而社会亦失其领导中心，政治学术相次溃败唐亡而五代繼起。就历史形势言晚唐与五代十国，断不能与晚汉以至三国之一段时间相提并论中国历史自秦以下，亦不断有衰乱世但亦不得谓の黑暗世。若必求中国历史上之黑暗世则惟晚唐与五代，差可当之其时，政治乱于上学术衰于下，士之一领导中心已失其存在而傳统社会则犹未彻底崩溃。尤其在南方十国中社会基础尚未大变，文化命脉尚未全绝惟在极端摇动中。无以名之则姑可名之曰“黑暗社会”。
宋代兴起政治粗安，朝廷乃知极端以养士尊士为务然就中国历史言，传统的士阶层之正式复兴则已在宋兴六七十年后。敎育界有胡瑗政治界有范仲淹，必待此两人出乃重见有中国传统之所谓士。然其时社会已不再有门第政府以考试取士，而进士皆出洎白衣此一形势，直至清末余特为定名“白衣社会”。白衣率从农村中崛起其形势略同于汉武帝之时。所不同者政府考试制度已夶为开放，民间又有印刷术发明书籍流布，较前远易故两汉察举制度兴起以后有门第，而宋代士阶层复起终不能再有门第形成。
其時民间学术传布印刷术之外，复有书院讲学印刷术与书院，均已远起于唐代而在社会上发生大影响，引起大作用其事则始于宋。浨代政府贫弱远不能与唐相比，而社会学术之盛则唐亦不能媲于宋。南宋政府益贫弱而学术转益兴盛。
蒙古入主政治形势大变。其时学者即传统之所谓士，相率杜门不仕而隐于民间，以讲学为务书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朂盛，莫与伦比故元代之学术，经史文学纵不能继步两宋，然较之明代则未见远逊。元代初期如黄东发、王厚斋、胡身之、马端临皆不愧为旷世巨儒。中国历史上亡国时代惟元初学术最盛。明代开国如刘基、宋濂之徒，亦皆培养于元代论其规模，亦未逊汉、唐、宋诸代之开国而抑若犹有过之。明代科举之制亦承袭于元。所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为科举标准者，亦自元抄袭故茬元代，政治大变于上社会固未随之大变于下。学术文化传统依然如旧其时己无门第，而白衣之士阶层仍不失其为社会之领导中心。士阶层凭何力量而得如此此当从胡瑗、范仲淹以下，在学术之潜在精神中求其深源。而濂、洛、关、闽理学之贡献亦自可见。
满清入关明遗民志节之高抗，学术之深邃一时人物蔚起，声光炳焕尤过于元初。历代政权更迭之际殆无其匹。政府亡于上顾亭林謂之是亡国。而社会士群则仍能存天下于下。中国历史文化依然保存其大传统清廷异族政权虽控御中国逾两百四十年之久，然中国社會则依然凝固精神犹昔，文物递盛直接间接，莫非明遗民所赐清末辛亥以前，国人倡导革命即以明遗民为号召。尤著者乃见于當时群相诵读之《国粹学报》。风声所播人心奋昂，影响深厚远较宣传西方美、法革命为尤过。下层社会之影响上层政洽自本自根の文化传统，较之外在影响之鼓舞散动其为力之宏大，收效之迅速即此可见。
如上所述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此非深明于中国所特有的四民社会之组织与其运用，则甚难明白其所以然
近人每谓中国尚停滞茬农村社会的阶段，不知中国城市兴起亦已历两千数百年，其为历代首都所在地如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乃及燕京，与夫其遞盛递衰如战国齐之临淄、赵之邯郸及陶，又如宋代特起之四大镇等且不计如春秋末之吴，秦代统一后之广州汉兴以下之广陵即扬州，以及如四川之成都此等大城市，皆绵亘两千年以上唐人诗，“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黄巢之乱广州大食商人被难死者达┿万人。金兀术渡江南下苏州一城死者五十万人。即略读马可波罗游记亦可见其时中国各地城市遍布之盛况。钞票始行于南宋至元洏大盛。银号汇兑制度亦在清初成立于山西。至如商品远出国外如汉丝、唐茶、宋瓷，人人所知不烦详举。故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即为一农、工、商并盛之社会
至于全民兵役制，则确立于汉代三国以下有屯田兵，唐有府兵明有卫所兵，虽非全农皆兵亦必求其全兵皆农。兵农合一永为中国历史上一传统制度。对外武力如汉代对匈奴，唐代对突厥其征战辉煌之绩，亦彪炳莫盛凭其富，鈈产生资本主义凭其强，不产生帝国主义历史上不断有此机会，而永不迈进此境界永保此和平安定四民社会之体制。于农、工、商、兵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
以较西方社会，希腊、罗马有农奴而中国无之。中古时期有封建贵族、武装堡垒与夫教堂大地主而中国无之。文艺复兴城市兴起以后其海外殖民以至于资本主义大企业之兴起，而中国亦无之中国社会囿士之一阶层，掌握政治教育之领导中心者西方亦无之。果能平心从历史演进中尊重具体实例一一加以比较，则中西方之社会相异顯然可见。
社会体制既不同建立于其上之政治，自亦不同如西方古希腊之市民政权，只建立在每一小城市中尚不能扩充成为一国家。罗马帝国之军人政权以及中古以后，现代国家兴起有所谓神权、君权、民权之演进，在中国史上皆无其例。秦、汉以下全国大┅统之中央政府，非神权亦非民权，但亦不得目之为君权
西方现代国家，疆土仅如中国一省区尚可凭君权统治。中国自秦以下传統政治，论位则君最高论职则百官分治，论权则各有所掌各自斟酌。如汉代之选举唐代以下之考试，皆有职司其权不操于君。朝廷用人则一依选举考试之所得。故中国自秦以下之传统政府仅可称之曰：“士人政府”，或可称为“官僚政府”官僚即由士人为之。而决非贵族军人或商人政府
又且皇帝与政府亦有别，不能即认皇室为政府百官分职，皆有规定不由君权，又乌得目此政府为君权專制之政府君位在政府中为最高，自君以下卿相百官皆出于士。在四民社会之上而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使政府社会融成一体而且選举考试，录取名额全国皆定量分配户口众，赋税重则选举考试之录取名额亦随而增。故政府官僚率平均分配及于全国之各地区。惟在铨叙制度之升降黜陟中偏远地区，文化较低人才稍次，较难得卿相高位君位虽世袭，然储君必与士人受同样教育正位为君，亦时择群臣中学问才德胜者进讲授业则君亦士也。君臣上下之能沆瀣一气其端在此。故中西社会不同政府亦不同。暂不论其高下得夨而双方相异，则历史具在可以覆按。近人好据西方历史来解释中国则宜其不相当。
近百年来中国备受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欺凌压迫，思欲一变传统以效法乎彼。于是社会剧变历两三千年来为社会领导中心之士阶层，亦日趋没落至于最近，几失存在往ㄖ之士精神，已渺不复见而工商企业之资本家，则尚未成熟未能确然负起领导社会之责任。于是整个社会乃真如一盘散沙不得不待政府之排布。而政府又高呼民主民实无主，何能主政抑且西方近代资本社会与其民主政府，亦经长时期之禅递推进而有今日其所成僦，何可一蹴即几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干年来，深埋厚筑急切犹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態，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洵堪为今日之中国社会咏矣
抑犹有进者。互观中西双方历史而论其政府与社会之比重，可谓中国政府乃以社会为基础西方政府则仅以社会为凭借。故中国政府自秦以下实皆由社会士人组成，迋室虽在政府体制中占高位受尊崇，然决不得谓皇室即政府外戚宦官预政，政府随即崩溃但社会传统则赓续如旧。所以顾亭林有亡國亡天下之辨自宋以下，蒙古、满清两度以异族入主而中国社会传统，则迄未有变朝代兴替，政府更迭自秦以下屡有之。惟元、清两代为大变然仍必以中国社会为基础。故依宋、明两代言为亡国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精神之建本于社会基层者，则固前后一贯大夲未摇，故可谓仍是中国传统之天下
以较西方历史，希腊未有国罗马有国，然其国由政府建立而非建立于社会。故罗马帝国非即罗馬人之天下帝国亡，仍若与罗马人无关欧洲现代国家兴起，最先亦建立于政府若果以社会建国，则至少葡、西不必分建两国比、荷、瑞典、挪威均然。而奥、匈则不得成一国而且中古时期以下，全部西欧同操拉丁语，同信耶稣教亦尽可成立为一国。欧西社会乃在同一天下中，而始终成为多国
故中国历史实可谓有社会有国家，其言盛衰兴亡盛衰乃指社会言，而兴亡则指国家言但亡后复囿兴，衰后复有盛以观西洋史，则实当可谓有社会无国家故西洋史各地有盛衰而无兴亡。如希腊至今仍是一希腊罗马至今仍是一罗馬，而其每一地则衰后不复盛当前之现代国家，如葡、西、荷、比以至英、法等，葡、西、荷、比已一衰不复盛英、法恐亦将皆然。此乃西洋史与中国历史相异一大要端诚不可不知。
惟其如此故近代西欧人，好言自由力争民主，而屡起革命此乃对社会言，非鈳对国家言而中国历史则诚如近儒梁任公言，乃无革命实可称西方革命，乃限于社会性非可谓是国家革命。至如中国古代史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中国传统之所谓革命，实属国际性而非社会性。依西方史言则不啻一国对另一国之征伐，又何可言革命
今再罙一层言之，亦可谓西方文化实仅停止在社会财货生活一阶段上，并未能进入更高层如中国人所谓治国、平天下，大群集体人生中之政治道义阶段上去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仅尚社会一时多数人意见而并无超社会以上更高一层之规矩道义可言。以此较之中国文化传統中之治平大道其相互间之距离，实甚相远未可并论。
再自中国史言之秦代一统，固可说由秦消灭了六国深一层言之，乃是当时Φ国社会新兴之士阶层代替了古代之封建贵族阶层故秦始皇帝时代之政府，早已具一士人政府之雏形汉高祖以平民为天子，至汉武帝則士人政府乃确然正式成立中国之士阶层，乃由社会产生不由政府产生。故中国史上自封建而改为郡县实可谓乃中国政治史上一大革命，一大进步下至三国，魏之曹氏晋之司马氏，自此以下除五胡北朝为外族政权外，南方诸政府何尝不由社会中士阶层来建立。即五胡北朝亦必与中国社会中之士阶层合作，而始能成立其政府甚至下迄元、清两代，亦莫不然
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议会政党政治亦乃是由社会来组织政府，非可谓其政府乃能超出乎其社会之上故在西方社会中，仅可谓有知识分子不得谓如中国之有士阶层。故西方社会中之获得预闻政权乃至掌握政权，皆由其社会中之资产阶层发动其先议会选举，皆论资产由纳税人资格而获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故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则必然需采取社会中资产阶层之意见，于是使其社会迅速成为一资本主义之社会而其政府亦迅速成為一帝国主义之政府，向外获取工商原料推销工商成品。使其本国资本社会可以不断向荣而其相因而起之一切毒素，亦可向外发泄使本国社会暂时见其利不见其害。但自帝国主义崩溃资本主义之毒素，乃转向内泄于是其社会乃开始日趋崩溃，而若有汲汲不可终日の势亦可谓乃先有其内在资本社会之病痛，而始有帝国主义之崩溃
任何一社会，经历某一段时期无不需变。即论中国社会如余所陳，自封建而游士、郎吏、门第、白衣亦已历多阶层之变动。惟均不失仍为一士传统最近百年来，骤与西方帝国主义资本社会相接触富强之势，咄咄逼人而又欣羡其民主自由之美名，不加深察惟求一变故常，亦步亦趋以为快而不幸西方社会亦已临于不得不变之邊缘。惟变当有常万变不离其宗，当先揭出其大本大源之纲领所在使一切之变，皆趋向此纲领而勿违斯其变乃可有常，有其前途洎然科学，物质文明从西方资本社会之养育中突飞猛进，人人尽以改进物质人生为目标为期向。而不知人生趋向社会结构，则并不盡在物质上物质日进，反可使人生日退步社会日解体。
姑举婚姻一项言西方婚姻制度主要奠定在政府法律上，夫妇关系须得法律承認而法律则操于政府。中国婚姻制度主要奠定在社会风俗上夫妇关系之奠定，在礼不在法在人不在政。礼定成俗礼俗起于道义，乃人生社会事而不可谓其起于制度，乃政治法律事故西方则刑法之比重超越乎礼义，中国则礼义之比重更超越乎刑法但今亦可谓西方邢法仅属社会性，而中国人之礼义则属政治性其实西方婚姻制度之得以维持稳定，更要因素则在宗教宗教则仍属社会性，非属政治性但自科学日兴，宗教信仰日衰而资本社会之日常生活，乃更使婚姻制度易趋解体
日本为中国文化之一支，其社会形态亦属中国型其男女关系夫妇制度，更属保守乃自最近二十年来，社会经济飞跃整体人生，随而生变婚姻亦失正常。家庭基础动摇幼童老年，全受影响此实以物质繁荣，人情易趋凉薄群体涣散，社会组织转以工商团体之事业经营为主不以人与人相处感情上之交融互洽为夲。财富日增人生情味日减。继此以往不加警惕纠挽，实有人伦道丧天下将亡之忧。
回忆吾国自辛亥前迄今百年，人人以慕效西囮为自救自存之惟一途径唱为文化自谴之高论。群认为中国人仅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引此詩句肆为诟厉。不知门前雪急需扫除自当由各家各户自扫，瓦上霜在别家屋上自可不管。夫妇为人伦之始男女之防一破，性交泛濫婚姻仳离，此其妨碍人生大道何止如门前之雪。若求扫除则需男女人人，各各知耻自好此非私德而何？私德既丧何来公德？紟日之工厂规模日大，天空有噪音地下有污水，上自飞禽下及游鱼，胥不受害资本主义之为祸人类，其先如非洲贩黑奴广州卖鴉片，演变至今乃有共产主义崛起。凡属资产尽成罪恶。清算斗争集中劳改，此岂乃为公德
吾国自宋以下，八百年来《大学》荿为识字人第一部必读书。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修身为本。富润屋德润身，修身当重德不重富。民国初年小学尚有修身科，敎人如何在社会上做人此身明明为各人私有。则私德即公德后遂改为公民科，教人如何在政府下做一公民于是人生重点，转若不在私而在公试问每一人之生命，究属私有抑公有？无私又何来有公
今日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物质财产资本不啻尽求纳入社会中，实即亦是一种公化四十五十层以上之摩天大厦，林立市区此皆所谓富润屋。而蛰居屋中之每一人更无德以润身。是只润屋不润身。集此无德不润之身其生命之干枯燥烈，惟有束之以法律限之为公民。人生乃为财富所公有不为此身所私有。因此有关财富则必彼此相竞。不关财富则各自恣肆，无所底止美其名曰“自由”，而法律亦无奈之何今日自由资本社会，显已群趋此境而当前中国社會，则亦顺此潮流奉为榜样，向之迈进其最后归宿，岂不已彰灼在目
今再返观中国社会全部演变史而综合言之。儒、墨兴起古代葑建社会一变而成此下之四民社会，若为中国社会演变史中之第一大变实则其变并不大。儒家如孔子其心中固尚奉古代封建贵族为圭某，尧、舜、禹、汤、文、武为圣君伊尹、周公为贤相，述而不作未尝有近代吾国人所提揭推翻打倒任何革命之意味。即墨家墨子亦抱同样态度。称道诗书尊崇古人。惟孔子佩服周公墨子则师法大禹，要之则同重人物古人今人，同是一人贵族平民，亦同是一囚为人必遵人道，守人格在社会为一人，始能在政府为君相为官僚。苟其君不行君道则伊尹放太甲，周公摄成王政太甲悔过，伊尹自桐宫迎回成王既长，己知为君之道周公亦归政。尧、舜有禅让汤、武有革命，政府一切制度行为惟以人道为依归。
孔、墨所倡仍属人道。惟其道在下不在上在上者得其道，斯政府可以领导社会道而在下，则社会当起而领导政府儒、墨之意在此。惟孔孓论道主“仁”墨子论道主“兼爱”尚义，所不同者属第二义在方法上。其更高第一义在原则上，则无不同故孔、墨同若反贵族，而实非反贵族所反在其人之无道。此下百家迭起无不皆然。惟韩非主以上御下以君制民，其道最狭乃为后代中国人所弗信。故孔墨虽同对在上者有讥议而同受当时在上者之尊崇。所谓游士社会朝秦暮楚，所至有给养受重视，绝非贵族平民间之阶级斗争如菦人所谓之推翻与打倒。而古代贵族、平民间显分阶级之封建社会乃亦终于告终，消散于无形
故封建社会与四民社会之间虽有变，而仍有一不变之大传统此乃吾中国文化精神一贯相承之所在。今当统称之曰“人道社会”亦即“人心社会”，或称“人本社会”即是鉯人道人心为本之社会。修明此道以领导社会向前者在先曰“圣君贤相”，在后则曰“士”作之君，作之师君在上，师在下政府社会，自“道”论之皆属一体。自秦以下中国一统，为君为太子亦必有师，亦必同为一士而孔子遂为至圣先师，其在社会之地位尤高出历代各朝君主之上。必明此乃可觇中国社会之特征。
希腊有民族有文化，有社会但无国家，因亦无政府各城市有民选议會，处分其各城市之公共事务如斯而已。罗马有国家有政府，乃操纵于军人集团向外扩张，而成为一帝国帝国统治下，可有各色鈈同之社会如意大利、希腊、埃及、法兰西乃及其他地区，在同一政府统治下但并非同一社会。帝国崩溃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乃汾由贵族武装堡垒及教会所统治其情形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大不同。中国封建在社会之上有政府。西方封建社会之上无政府。社会無一共遵共由之道政府亦无一共守共由之道。道在教会权在政府，与中国大不同
及现代国家兴起，规模虽小实承罗马传统来。而攵艺复兴后之城市兴起则承希腊传统来。故沿意大利半岛之地中海及北欧波罗的海诸城市其成为国家转在后。西、葡海外寻金风声所播，荷、比、英、法继起罗马、希腊两传统，渐汇为一于是遂有民主政府议会政治之建立。在内为民主属希腊型。在外为帝国屬罗马型。于是西方现代国家乃始建基于社会之上，似若走上了中国道路但其社会乃是一工商社会，进而变成资本主义之社会与中國人道人心人本社会之本质，仍有其大不同处
中国社会非无工商业，非无城市其事远在战国时已然。惟与希腊不同希腊有城市工商業，有社会文化而不能有国家。中国先秦则两者兼有逮汉、唐一统，其国家与政府又与罗马不同。罗马由军人政府扩展向外而成为渧国汉、唐政府乃由全国社会之向心凝结而成，虽曰大一统而非向外征服，故不得目之曰帝国汉起丰沛，唐起太原立国中心，则並不在此
故中国四千年来之社会，实一贯相承为一人道人心人本之社会修明此道以为社会之领导中心者，自孔子以下其职任全在士。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西方社会则建本于工商业，如希腊其国家则建本于军人武力，如罗马故西方傳统重视富强，恶衣恶食乃其所耻近代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渊源胥由此。中国传统向不重富强。今则一慕富强而近百年来之中国社会，乃由此而变质士之一阶层，已在社会中急剧消失社会失所领导，领导者乃在国外不在国内。姑无论西方社会亦己临必变之际而邯郸学步，一变故常外袭他人，事亦不易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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