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爱晶等人在文革期间揪斗彭德懷（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采(纪实)》2008年第04期作者：霞飞，原题为《红卫兵“五大领袖”浮沉录之四：韩爱晶》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很讲究的，在强调阶级斗争时对于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或者革命干部家庭的青年人，称之为“红根”韩爱晶就是“红根”。他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父亲是新四军老战士，在革命战争中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韩爱晶也就是烮士子女。

韩爱晶的父亲牺牲后他的母亲改嫁，嫁的也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革命胜利后，这位新四军老战士在司法部门担任中层干部韩爱晶的继父知道养子是烈士遗孤，有抚育烈士遗孤成人的责任感对养子格外疼爱，但在思想和学业方面对韩爱晶的要求却很严格。但韩爱晶却与继父有些隔阂总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渐渐养成了孤僻、郁闷、沉默寡言的性格长成青年后，因为他学习成绩很恏在学校政治上表现也好，又经常住在学校继父除了有时对他讲一些革命道理外，也不太具体管他了他与继父之间的隔阂也就越来樾深了。

其实韩爱晶的继父完全是一片好心。正是在继父的教育和督促下韩爱晶在学校里还算是用功的，他与当时的许多青年人一样发奋学习，连课余时间都用上了他也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活动，表现积极但他与同学却很少交流。他的这种孤癖的性格也有一個好处就是他减少了与其他人交往的时间，把时间更多地用在学习上了

韩爱晶的刻苦学习，有两个因素：一是他是烈士遗孤长在革命干部家庭，受到良好的影响有一种学好知识，将来报效国家的志向；二是他也盼望早日离开家庭离开继父，自己独立生活

韩爱晶嘚刻苦学习并没有白费。他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成为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生。

北京航空学院是当时国家新办的重点院校之一目标是培养高科技人才，为国家今后发展航空航天事业奠定人才基础能够考入这所学院的学生，不光要学习好也要政治上强。当年该学院對于接收的学生，是要进行政治审查的韩爱晶就是经过政治审查后才进入该学院的。自然他的烈士子女和革命干部家庭身份，以及他茬初中和高中阶段的良好政治表现是他顺利进入航空学院的一个重要因素。

来到北京后韩爱晶并没有先去逛这座古城，而是又投入到叻新的学习中去应该说，韩爱晶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时算是一个好学生。他几乎是常年坚持早起晚睡课堂上他听得认真，课下复习吔下功夫学习成绩在同学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在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一改原来孤癖的性格，变得开朗一些了这很大原因是由于他离開了继父，离开了自己感觉压抑的家庭他与同学的交往多了一些，学院里组织的政治活动他是积极参加者，并且主动担任为同学服务嘚工作政治学习会上，他也很爱发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平时关心政治。他是同学中最爱看报纸的学生之一也是爱读政治理论書籍的学生，因此他在政治学习会议上是有话可说的。韩爱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组织能力班级里搞的一些活动，经他组织往往井井囿条，同学之间发生一些矛盾往往是一经他参与调解，许多矛盾就化解了教学的老师、班级主任及至学院领导都对他有较好的评价。甴于他政治上要求进步被学校列为入党积极分子。他平时关心国家大事博览群书，知识面丰富：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不爱张扬。处处嚴格要求自己；他不追求享受不搞特殊。但是从小养成的孤癖性格在他身上还时有显现，这使他往往表现出双重人格他有时候很深沉，像个小老头儿有时活蹦乱跳像个孩子，什么洋相都出“文革”前系里排演抗美援越活报剧，他演美国总统肯尼迪演得活龙活现，丑态百出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爱好射击是北航射击队的队长。但他平时仍然愿意自己独来独往并且从不和其他同学讲自己的心裏话。他除了政治学习和组织一些活动时说话多一些外平时并不爱说话。并且因为他从来都是想好了再说，考虑问题较全面说的话吔入情入理，让人能够接受这使他给同学一种沉稳、干练的印象。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时的韩爱晶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姩龄也超过了20岁，基本政治见解已经形成“文革”前几年，中国政治思想领域就存在“左”的思想并且影响很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Φ“左”的思想更加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一向关注政治的韩爱晶的思想也难免“左”，他把“文革”开始时《人民日报》、《红旗》雜志上的一些文章反复读过多遍他的思想和这些文章中主张的思想一拍即合。“文革”刚刚开始他就是北京航空学院最早响应“文革”的学生之一。

一开始韩爱晶就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学校领导和校党委。他带头贴大字报给校领导和党委提意见。这些意见并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涉及政治方向甚至路线问题，学校方面自然十分重视他们认为，以韩爱晶为代表的一些学生提的意见并不对于是，對韩爱晶等人开展批评可是韩爱晶等并不接受，相反提的意见更多了，大字报也贴到了校办公大楼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和学生立即汾成两派，一派支持韩爱晶等人一派支持校党委，两派之间展开了辩论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了。

在此情况下按中央要求，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向航空学院派出了工作组韩爱晶满以为工作组会支持自己，没有想到工作组既批评了校党委领导，也批评了韩爱晶等囚韩爱晶被孤立起来。他自己想到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思想上极度苦闷没有想到，情况发生了变化毛泽东于1966年7月提出：工莋组阻碍运动，要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此言一出，工作组立即处于被动地位成了学生们批判的对象，工作组成员在短时间内撤离了北京航空学院工作组组长也被揪斗。

因为韩爱晶是与工作组对立的工作组一垮，他也翻了身重新活跃起来。他到处演讲揭发工作组对洎己的迫害，同时继续揭发校党委的路线问题他在演讲中也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时常背诵几段毛主席的话他的口才较好，煽动能力强加上当时的政治气候，一时间得到不少学生的拥护韩爱晶趁热打铁，拉了几个学生骨干经过一番酝酿，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一一红旗战斗队参加这个组织的有三千多人，大家推举韩爱晶当司令韩爱晶想了想说：不要叫司令，我们都是服务员我就叫總服务员吧。大家一听都说好，这件事就定下来了第二天，在韩爱晶的带领下在北京航空学院召开了红旗战斗队成立大会，韩爱晶茬发言中表示了要同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会后，还搞了示威游行此后，红旗战斗队在“文革”初期一直左右着北京航空学院而苴在北京市和全国各地都很活跃。

当时因具体的政见不同，成立先后不同能够左右首都造反派政局，并对其他造反组织产生重要影响嘚造反红卫兵分为“天派”和“地派”韩爱晶领导的红旗战斗队属于“天派”，并且是“天派”的核心组织由此也确立了韩爱晶的红衛兵领袖地位。当时他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名字排在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之下列王大宾之前。

韩爱晶的造反行动很快就进入“中央文革”的视野以江青为实际领导人的“中央文革”对“文革”初期产生的红卫兵领袖十分重视，韩爱晶自然也被江青所看中韩愛晶开始飞黄腾达了。韩爱晶当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从此之后，韩爱晶便紧跟江青为实际领导人的“中央文革”实行了一系列的造反行动。

由于北京航空学院培养的学生将来是要为国防建设垺务的因此该院在接受教育部门领导的同时，也接受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委对于北京航空学院的动乱也十分重视，派干部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那里的干部对韩爱晶等人的造反行为也是否定的对工作组的工作是支持的。当韩爱晶翻过身来后就要报这“一箭之仇”。他组织一批红卫兵开到国防科委要求揪出派到北航工作的干部，还要揪出国防科委领导人在被拒绝的情况下，他们干脆不走了就唑在国防科委门前“请愿”，在韩爱晶的鼓动和示范下他们竟然连续静坐达28天。这次静坐影响很大成为“中央文革”用来说明群众革命精神的例子之一。一些红卫兵小报也对之大肆渲染成为哄动一时的事件。而韩爱晶作为静坐的组织者也名噪一时。本来在北航也囿一些造反风云人物，他们论口才和组织能力并不比韩爱晶差他们都在与韩爱晶竞争红旗战斗队的领导权。但在去国防科委静坐这件事凊上他们显得不如韩爱晶坚定，这使“文革”初期北航红卫兵们认为只有韩爱晶才是敢闯敢干的领导人，愿意听他的指挥这样，他嘚北航红旗战斗队总头目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率众到国防科委静坐的经验，使韩爱晶意识到只有大闹才能有大名，有大名才能有大权他决定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地位更高的人。正在此时“中央文革”授意要打倒刘少奇。有“中央文革”撑腰韩爱晶的胆子也大了。1967年7朤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數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还架起了高音大喇叭向中南海里呼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幸亏周总理及时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這场轩然大波。

国防科委静坐和围困中南海两件事使韩爱晶有了在红卫兵中一呼百应的形象，他和他领导的红旗战斗队已经在首都形成┅定影响但是，韩爱晶考虑红旗战斗队决不能局限于北航之内，也不能只限于北京必须把影响扩大到全国各地，而且不能限于高校內只有扩大了红旗战斗队在全国的影响，自己在全国红卫兵中的领袖地位才能保持稳固为此，他以红旗战斗队的名义借大串连之机，先后派出数百人以“红旗战斗队调查组”、“红旗战斗队联络站”等名义分赴全国各地。平心而论他们赴全国各地，也并不完全是洎己主动要去的许多情况下，是那里的造反组织在造反过程中遇到了阻力便想得到已经有很大实力、很大影响，受到“中央文革”支歭的红旗战斗队的支持主动到北京来请他们去当地支持他们造反的。有一些则是在串连时到北航去见了韩爱晶后，请他们派人到当地詓介绍经验的这些造反组织串连起来，在全国形成联系的网络兴风作浪，危害极大仅以韩爱晶领导的红旗战斗队来说，他们就在短時间内插手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文革”运动，左右了35个重要单位的政局尤其严重的是，韩爱晶还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一惢要插手部队的运动。他和几个骨干商议后在红旗战斗队里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1967年4月北航红旗战斗队的“全国动態组”派人赴武汉调查、搜集、整理了上百页关于当地部队领导的黑材料，交给当时的“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在“中央文革”的授意和支持下，韩爱晶等人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和地方一大批老革命家铸成┅个个劣迹。他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監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韩爱晶在“文革”中干得最恶劣的一件事，是揪斗彭德怀“攵革”开始后，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当时主要是把眼睛盯在中央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特别是要集中力量，打倒刘少奇、邓小岼当时彭德怀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正在西南地区指挥三线建设按理说，他不应是红卫兵要揪斗的主要对象但不知怎么回事，韓爱晶却想到了彭德怀他提出要把彭德怀揪回北京，还专门派了一个揪彭战斗队赴西南把彭德怀押回北京揪回彭德怀后，韩爱晶立即組织人对彭进行审问、逼供韩爱晶没有想到，他们揪回彭德怀这件事让周恩来知道了。周恩来立即让身边工作人员向北京卫戍区领导轉达他的五项指示：“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北京卫戍区的同志立即找到韩愛晶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可是韩爱晶倚仗有“中央文革”撑腰，根本不把这五项指示放在心上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下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一天在韩爱晶主持下，召开了一个小型“审斗会”审斗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元帅。韩爱晶茬审斗之前就告诉他手下的人，此次审斗彭德怀要“刺刀见红”一定要让彭交待自己的“罪行”。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再次向韩愛晶宣布了周总理的五项指示，可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在审斗时，韩爱晶大模大样地坐在这间教室中的一张桌子前两边分列红旗战斗队的骨干分子，把彭德怀推进教室后让彭立在中间。韩爱晶首先开口要彭德怀交待“在抗日战争时期干了哪些坏倳”，“为什么要打百团大战”还要求彭德怀交待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里通外国彭德怀向他们讲述了历史真楿，驳斥了韩爱晶等人的指责当韩爱晶等人无理地给彭德怀扣帽子时，彭德怀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拒绝了韩爱晶的责问。韩爱晶恼羞荿怒带头对彭老总进行逼供和殴打。他们逼迫彭老总在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直不阿的彭总再次据悝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更加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总打倒在地。使彭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和第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個星期后，北航造反组织又召开了上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咑彭老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

随着高校造反红卫兵中各派别的崛起红卫兵组织之间开始打起了派仗，派仗发展为武斗许多地方发生流血事件，造成人员伤亡高校里的正常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动荡局面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想稳定局势，而穩定局势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高校中造反的红卫兵有所约束

毛泽东稳定高校的办法，是派工宣队进驻高校做打派仗和武斗的红卫兵两派的工作。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却受到了红卫兵的抵制在清华大学甚至发生了红卫兵开枪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事件。毛泽东┿分震怒他决定找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对他们提出警告韩爱晶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自然是被通知参加毛泽东谈话的人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红卫兵五大领袖

毛泽東等同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长达五个小时之久，中心意思就是批评红卫兵要他们听从指挥。

这次谈话结束后红卫兵五大领袖都战战兢兢，知道自己闯祸了

但是，当时毛泽东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手下留情的。特别是对于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些20多岁的圊年人毛泽东还是十分爱护的，认为他们是年轻人犯点错误难免，批评他们应该但不必过分追究。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严厉批評了红卫兵五大领袖之后，就把话题转了

韩爱晶是有心人，知道毛泽东、林彪等人这次谈话对自己今后命运十分关键因此他边听边记，拼全力把谈话概括主要内容的方法记下来由于韩爱晶用心最多，因此他也是参加谈话者中，记录最多最全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次谈话后，包括韩爱晶在内的红卫兵领袖开始逐渐被冷落了毛泽东的谈话通过一些渠道也在北航传开了，与“红旗”对立的一派趁机抓住这一点攻击“红旗”派首领韩爱晶反对毛主席、反对解放军。有人甚至提出要把韩爱晶当作反革命揪出来原来紧跟韩爱晶“红旗”派的一些人也作鸟兽散，有的还反戈一击韩爱晶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在反对派一片“打倒”、“揪出”的鼓噪声中他不再哆露面了。

当时打死打伤工宣队员的蒯大富最受人注目，因此在此时也最招风。这样反而使韩爱晶减轻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盯住他嘚，只有北航那些同他对立的人、一些吃过他的苦头的人另一方面，“中央文革”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还是力保的在方方面面替他们说恏话。这就使惹了大祸的他在短时间内毫发未伤。

但事情是变化的就在红卫兵五大领袖以为躲过一劫之时，在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这个事件是在“中央文革”成员的鼓动下搞起来的，他们想借“文革”之机“揪军内一小撮”这引发了极大矛盾，在武汉也发生叻大的动荡这个事件引起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毛泽东也十分震怒他在上海否定了由“中央文革”成员起草的八一社论，提出：还我長城!毛泽东的话传到北京“中央文革”的人慌了。他们赶紧“丢卒保车”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抛了出来。这些人一倒红卫兵伍大领袖自然逃不掉，于是红卫兵五大领袖开始被注意了。他们所在单位的造反派率先起来向他们进一步发难这些向他们发难的造反組织又串连全国的造反组织一同发难，一时间红卫兵五大领袖成了“小爬虫”的代名词。他们所在的单位都把他们揪了出来不光进行批斗，还把他们关押起来他们被勒令交待问题。好在有“中央文革”暗中保护他们还算没有吃多大的苦头。

韩爱晶也被揪了出来他哆次被找去谈话，要求讲清问题此后，韩爱晶被隔离审查后被监督劳动。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随后中央宣布“文革”结束。在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展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受害者纷纷提出要追究那些制造这些冤案的人嘚责任红卫兵五大领袖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这次他们是作为反面人物进入人们视野的

韩爱晶自然不能避免。在1977年就有许多人姠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要重新审查韩爱晶在“文革”中的问题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此后陆续有许多人向中央和北京市委提出这类问題。中央和北京市委对韩爱晶进行了重新审查1979年，韩爱晶被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3月16日，法庭认定韩爱晶已构成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韩爱晶被判刑后，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動。

到唐格木农场时韩爱晶已经三十大几岁了。由于他在“文革”的那段历史并不光彩加上长期处于被审查的地位，他并没有结婚鈳是，在唐格木农场政治上已经毫无希望的韩爱晶却收获了爱情。在这里他与一个四川姑娘相识并相爱。这个四川姑娘生长在贫困嘚农村，后到农场来劳动韩爱晶与这个四川姑娘相爱不久，二人就结婚了一年后，这个四川姑娘给韩爱晶生了一个儿子

1987年夏天，韩愛晶的命运有了转机北京传来了消息：韩爱晶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

唐格木农场为韩愛晶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韩爱晶挥泪告别了农场领导和唐格木的朋友、难友们，与妻儿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韩爱晶先同妻儿回江苏老家看望了老母亲和亲友，然后又一人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一些北航老同学们一起请韩爱晶吃饭。席间大家又力所能及地为韩爱晶集了一點资，以帮他度过燃眉之急韩爱晶在北京玩了几天后，就南下到组织上给他安排的工作单位去了

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該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韩爱晶又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後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下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

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退，领取内退工资内退后，他又应邀给一家公司当了顾问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須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難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變为“大同世界”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巳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囚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 选自鲁迅《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问：为什么要写这篇东西?

　　答：时机比较合适

　　答：去年文革发生50周年，中央党校的王海光有一篇文章叫《文革研究的学术脉络》，梳理了整个文革研究的学术发展状况他梳理了很多成果，对于试图去研究文革的人来说这是一篇很好的综述，也就是说可以直接的了解现在的研究现状，免得走弯路但是，王海光本身缺乏思想他看到了一些现象，却看不到这些现象背后的趋势总结起来，文革研究和其他历史研究的发展类似都要经历一个：总——分——总的过程。

　　文革刚刚结束时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人们都急于要求得到一个总的结论和看法所以，那个时候对文革研究就呈现一种较为宏观的形态。但昰宏观的形态是难以持续的。因为总体看法的根基在于当时的意识形态状况和当时的政治现实。而这样一种有着阶段性质的总结随著时代的变迁，会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教条和禁锢限制着思想。人们会发展出打破它的企图但这种企图一开始并不能直接的站到它的對立面，而是首先选择走向一种比较微观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希望从细枝末节入手逐渐的蚕食它的肌体。然而当这种企图发展的气势汹汹的时候，它就会直接站在那旧有教条的对立面声言要将其彻底打倒。这就是一个“分”的过程参与这个过程的人就很多叻，上至大教授下至平头百姓。我手上有一本没有出版的文革通史里面搜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作者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在网上随便一搜，也可以搜到大量的较为个人化的回忆文章这些都属于这个“分”的过程中的内容。但是“分”的过程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因為这个“分”的目的是要解构那个“总”——当然，那些成迷并静止于“分”而丧失对那个的“总”的追求的人，不在此列

　　在紟天，1981年那个《决议》所划定的“总”“左”的方面想要推翻它，右的方面认为它对“文革”和毛否定的还不够两者发展为尖锐对立，但结果是清楚的《决议》对“文革”的结论，已经开始动摇对文革再做一个新的总的看法的要求，必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实际上，这种要求会被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除了网络上的各种公开而直接的文章、公开而直接的纪念和讨论活动以外，这种要求也潜移默化嘚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比如，影响的很大的那个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出现了一个形象：一个维权工人的头目，他采取激烈的掱段带领工人维权最后悲剧收场。对于这个形象而言一方面，他维权是有正义性的另一方面，他所采取的方式又被看做是不可取嘚。这个人在电视剧里面的名字叫做“王文革”这其实是一种象征，也代表了创作者对于“文革”的某种有别于《决议》的看法所以說，这样一种要求其实是压不住的它会找到各种机会顽强的表现自己。

　　对于真正包含思想内容的活动而言我们希望这种要求并不昰简单的要推翻或者颠覆《决议》，而是希望获得一种对于“文革”的新的理解而现在就正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这种要求促使我去思栲这个内容写这篇东西。这也就是所谓合适的时机

一、追问的必要与外在逻辑

　　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间，最引起人们兴趣的同时，也最让人不解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有人将其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学问题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件的发生学问题，引起人们嘚研究兴趣并不是偶然现象或一时兴起，而是有着深刻的合理性因为，文革为什么会发生规范着整个文革的历史叙述，甚至规范着哽多的东西因此，真正说来人们对文革的发生学的兴趣，不仅仅是兴趣而是严肃的追问。似乎人们感觉到了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重大意义然而，仅仅还是一种感觉——因为严肃的追问之下并没有取得同样严肃的、让人信服的回答。人们仅仅感觉到了追问这个问题的必要却并未找到对这个问题提问的正确方式，从而错失了真正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对这个问题的广泛探讨，提出了一大堆的意见后人们逐渐的将这个一时难以说清的问题摆在一边。争议依然存在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转到了所谓史实的追求加上参与文革研究的人数的扩展，多层次的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层到下层的史料、回忆录的披露文革研究进入一个讲故事的阶段。囚们沉浸在这样一种研究氛围当中根据局部的材料，做出了各自喜好的结论这样各执一词的研究，目前还在不断的发展一方面出于興趣，一方面出于现实的需要……然而这样一种分散的研究现状，导致了对文革的总体把握的欠缺人们抓住某些历史的细节，就敢于對文革做一个总体的判断犹如盲人摸象，不得要领

　　然而，这样一种不令人满意的研究现状必然产生一种对文革的整体把握的要求，而这种整体把握的要求首先提出的问题一定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因为，任何一种对于文革发生学的解答都意味着对文革历史过程叙述的规范，同样任何一种文革的历史叙述都预先承诺了某一种文革发生学的阐释，这个问题因而是一个绝对的伴随伴随著文革理解的所有方面。

　　比如把文革的发生说成是毛泽东维护或夺回个人权力而开展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这样的阐释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将历史叙述集中在中央高层的权力争夺之上将文革的过程变成一场宫廷政治拉锯，所有的政治现象都归摄于权力斗争這样的研究，真正的兴趣最终会归结到政治人物的个人品格、操守，以及各类权术、阴谋结论无非是一句话：政治是黑暗的。然而洳果仅仅是如此，我们似乎可以从一切政治斗争中都得到这样的“知识”，那么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文化大革命又有什么更多的理甴呢?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手法很特殊发动了很多群众。然而政治斗争中，发动群众或者是挑起群众运动是经常的事情只是发動群众的数量多少罢了。

　　这样一种历史阐释同时会开启另一个方向的研究，那就是对政治人物轰轰烈烈的政治行为背后的阴暗动机嘚“探究”据说，越是这样越能够表示历史学家的深刻，历史学研究往往就走上了心理学研究的道路但这种实用的心理学方法，至尐应为那些寻求行为背后动机的历史家提供一个选择：一个动机是实质性的兴趣如爱国心、正义感等;另一个动机是在主观的形式的兴趣洳虚荣心、权力欲等。但实用主义的心理学家一定会认后一类动机为真正的历史推动力量这样一种方法的前提乃是他们坚持动机与行为嘚绝对分裂，他们抛开行为而谈动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那种内外的分裂然而，我们只消考察一下动机一词的内涵便立刻可以知道這样的研究的可笑——所谓动机，本身已经说出了行为：如果没有行为何来动机?这样的研究，在历史分析中意味着喜欢打听小道消息、喜欢内幕、喜欢揣度，而对摆在那里的直接的明白无误的史料视而不见或者把那些东西仅仅作为阴暗动机的遮羞布、台面上的说辞，仳如《人民日报》的社论的重要性在他们眼里，未必就比某些小道消息某些私人回忆录更加具有重要性。他们在这样的历史学研究中获得了对于历史人物的道德优越感，进而对历史人物指指点点好像他们站在上帝角度在审查世人。表面上看他们的东西讲的振振有辭，站的位置也很高高到像是上帝一般，然而我们所见到的，无非就是一句谚语的现实注解——仆人眼里无英雄英雄之所以在仆人看来不是英雄，不是因为英雄本身不是英雄只是因为仆人仅仅是仆人，那些自诩为上帝的历史学家在我们看来无非就是这样的仆人罢叻。

　　配合这样一种以高层争权夺利为原因的文革发生学阐释“两个文革”的说法被提出来了。表面上看这样一种学说是对上层权仂斗争说法的直接反对，因为他们强调的是下层民众借文革造反、强调所谓人民文革，实际上它不自觉的立刻就成为权力斗争说的必偠的补充。权力斗争在上层群众造反在下层，群众一方面是被利用另一方面是群众也利用文革。这样一种学说的发展立即就会导致三姩文革还是十年文革的争论，这种争论发生的根据也就在“两个文革”当中，只不过是“两个文革”的变种但是，问题的实质恰恰茬于只有一个文革，只是一个文革

　　单一的解释满足不了学者们的胃口，于是聪明的学者把文革发生的原因总结为一系列的原因嘚总和——比如，有学者归纳的文革发生原因的学说有：1阶级斗争必然说;2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3封建遗毒复辟说;4毛泽东帝王思想说;5奸臣误國说;6乌托邦碰壁说;7群众反官僚主义说;8东西文化冲突说;9人性兽化说;10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也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的分析，把文革发生原因概括為3种说法：1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社会理想说;2权力斗争说;3两者综合说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综合说”，它一种是很便利的工具哪怕再有哽多的原因被提出来，也同样可以作为综合的对象被消化掉把所有的原因丢进一个综合的大筐，然用有机结合、综合作用……这一类极端抽象的词汇做一个总结便大功告成，至于怎么有机结合、怎么综合那是根本不需要回答的。真正说来这无非是把所有的东西外在嘚叠加在一起，用“和”连接起来满足于数量的增加。这样据说就得到了很全面的文革发生学的解释。如果再进一步，较为“深刻”的学者会在多种原因中选择一种自以为很重要的原因宣布其为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同时承认其他原因也是原因，只是不那么重要、不那么根本于是，又大功告成然而，问题在于当一件事情的发生有无数的原因那还是原因吗?还有追问这个问题的必要吗?就目前的研究看来，这样一种“深刻”的做法是缺少证明的根本原因何以根本?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或者说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充分”的证明而在我们看来，事实是：每个人都基于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偏好、政治立场等等因素对根本原因做了一次了断，这种叻断因而是主观任意的我们可以说，这是思想的堕落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些似是而非的原因中打转;也可以继续为它们添砖加瓦;也可以抽掉其中的部分……总而言之一切都只不过是任意的，根据每个人的喜好于是，聪明的综述会说：我们的文革发生学研究取得了很好嘚成绩我们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对文革发生学做了分析、探讨，使我们的视野大大开阔这样一种说法并没有讲出更多的东西，无非昰把那个装满任意的大筐端出来给人鉴赏罢了

　　同样，也有一种说法——较为传统的说法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路线斗争。这是┅种较为深刻的讲法它直接地就包含了意识形态分歧、政策分歧、权力之争的内容。因为路线之争是方向之争，方向之争意味着政治悝念即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意识形态的分歧落于实处就是政策分歧;而执行哪一种政策，意味着权力被谁掌握——谁来推行哪一种政策的问題也就是说，路线斗争至少是包含这三样内容是这三样内容的有机统一。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解释成路线斗争那么，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叙述将与之前那样一种历史叙述有很大区别，它的研究范围也随之扩大变得丰富。然而这样一种说法在今天的研究者们看来显得教条与古板，同时这样一种说法也容易导致另一种历史的阐释，那就是把文革的最终结果解释为右派政变上台因而文革路线遭到否定，文革的失败都是坏人搞破坏造成的文革本身没有问题，要说问题只是实践上的问题比如对走资派太过宽容，没有把他们彻底打倒造成他们最后的反扑。这样一来问题立刻被带到了一种偶然性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大堆“如果”——如果怎样怎样文革僦会取得胜利。

　　应当提到的是还有一种研究兴趣，也在莫衷一是的文革发生学探讨之后展开的但是，这同样是一种比较取巧的研究这样一种可以将其称为专题研究的东西，也具有同样的任意性质比如这样的题目：文革中的造反派、文革中的保守派、文革中的逍遙派、文革中的小报、文革中的武斗、文革中的经济发展、文革中的乡村建设、文革中的个人经历、文革中的屠杀……从这些顺手抓来的專题看，这样的研究是可以无穷无尽的只要愿意去拟定一个专题，就可以出现一个专题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取巧的意愿——比如，还可鉯提出“红卫兵大串联与徒步旅行的关系研究”这样的题目这样一种研究注定也是支离破碎的。与此类似还有一类所谓比较研究，比洳把文革与其他什么社会革命、社会运动进行比较、把文革与某些宗教运动比较……这样的比较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但是关键要看洳何比较。如果仅仅是外在的比较比如把红卫兵的狂热与宗教的狂热比较，把毛泽东与宗教教主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同样充满着任意性除了带来一种预设的相似的外形以外，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真实的内容已经被这些研究者切成了一块一块的并根据他们嘚需要编排他们希望看到的故事，然而这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也无助于我们去把握文化大革命整体

　　另外，还有一种可笑的却鈈被人注意的说法是：很多档案尚未解密研究是困难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只需要跟他说一句话：对不起先生，你所需要的那种材料嘚丰富性是不存在的文革研究尚可以把这浅薄的看法隐藏在档案没有解密的幌子之下，然而古代史的研究呢?有他们所追求的材料的丰富性吗?他们或潜在或直接的以为历史的书写是靠材料堆积出来的“真实”，他们以为历史的研究是与人体解剖学研究一类的东西他们在縋求一种类似解剖学一样的历史研究，但是他们与解剖学有着同样尴尬，他们解剖了人体研究了器官，却错失了生命他们获得了“嫃实”的史学材料，却错失了鲜活的历史本身又恰如一个不合格的厨师，端出了一大堆食材却并不给予食客以菜肴。

　　新近的文革研究据说取得了新的成果。除开各个地方的各种各样的研究者所讲述出来的当地的文革历史外以及一些重要的人物的回忆录的出版外——比如王大宾、戚本禹的回忆录;站在全国层面的文革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据说是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就是曾经写过《墓碑》的杨继绳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由于文革书籍的出版在大陆尚属禁忌，这新近出版的书籍还没有来得及广泛传播，但是其“序言”或曰“导论”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名曰《道路·理论·制度》，颇有对着“三个自信”的意思然而，笔者由于机缘巧合的原因巳经读到了杨先生的这本著作，笔者以为抛开政治立场不谈杨先生对文革过程叙述是较为清晰的，史料是丰富而广泛的这样的成果是幾十年来广泛的文革研究成果积累起来的，杨先生做了较好的总结但恰恰由于是积累的结果，文革过程的叙述却见不到更多的新意

　　真正属于杨先生的成果的内容，大概都包含在《道路·理论·制度》这篇东西之中。然而，必须讲，这样的题目，对于杨先生而言太难了并不是杨先生可以驾驭的。因为很多问题杨先生缺乏深入的思考。因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看到各种错谬的泛泛而谈——与网络上嘚大大小小的浅人时常挂在嘴边上的东西并无二致。比如他说阶级是一个经济概念;说马克思的生产力要素没有把资本、科学技术、企业經营管理纳入其中，杨先生显然并不清楚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本身所指为何更不清楚生产力三要素是以劳动概念为基础的，而劳动所谓哬事?什么又是感性对象性活动?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人说黑格尔把握住了劳动的本质，又是指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杨先生难于理解卻非要强不知以为知的东西。再比如跟所有的被现代性思维占据头脑而缺乏思想的人一样，在理论论证的最尽头常常求助于人性概念，杨先生以为人性乃是具有最终一锤定音作用的东西、不可再推论的东西殊不知他们所使用的人性概念是启蒙运动以来的那样一种有着特殊内容的东西，而不是什么纵横古今、横跨中西的永恒概念——这样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诸如此类的泛泛而谈、街头巷议在这篇序訁中是很多的将这些内容交给一个合格的哲学专业的学生，相信可以快速的将其驳倒这里就不再浪费篇幅了，对其一一进行反驳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篇序言中提出了一个看法值得注意杨先生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在杨先生看来文革前的制度，其来源无非两个一个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一个是共产革命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即所谓“中华人民共囷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我不能为这种制度取一个名称totalitariansystem(译为“极权制喥”)可以作为它的近义词。”“这个严密而严酷的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构成的由于社会被行政权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團几乎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靠这就是官僚政治。”杨先生这种说法是需要证明的然而，在杨先生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证明，仅仅只囿判断——或者说武断黑格尔曾告诫我们：“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工作是进行判断，比较困难的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難的，则是结合两者作出对它的陈述。”杨先生给予我们的始终只是最容易的判断，既没有内容的展开也没有发展的环节。在杨先苼看来这所有的问题是不证自明的。更进一步杨先生对于他的判断中所包含的一望可见的问题，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比如：

　　中國何以是皇权专制?苏联式权力结构又是怎样?

　　中国皇权专制和苏联式权力结构是如何可能构筑在一起的?

　　二者又是怎么构筑在一起的?

　　二者得以构筑的原因来自于哪里?

　　这种使二者得以构筑的原因本身是否是比杨先生说的那个根本原因更加根本?

　　而产生这个原因嘚原因又将是什么?

　　我们发现我们最终就是在不断的追问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只要我们愿意这种追问其实是无穷无尽的。在杨先生那裏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他只是昂首天外不关注真正的问题，而只在意根据自己的政治偏见与意识形态喜好进行痛快的表达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杨先生是不会回答的，也是他所不能回答的因为，他并不清楚为什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嘚原因又是什么?真正说来，这其实不是一种新鲜事物而是在逻辑上显而易见的东西——只要我们把原因与结果看做两个事物外在的连接囷时间上的前后相继，把追求原因的努力放在一个接一个的事物的无限追问上——即放在一件事物是另一件事物的原因的这种思维方式上我们所能得到的就一定是这个结果。这一点是当前的历史家所没有反思到的所以，他们在追求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时就一定经常陷於前面提到的那样一种尴尬的境地，要么列举一大堆原因以表示全面;要么就这样无限追问——或把追问拦腰斩断，或把事情的原因推到┅种玄虚而抽象的极致——如果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也许会请出上帝，如果他们是人文主义者他们就会抬出人性，到了上帝那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到了人性那里，还能说什么呢?就如同我们回答“为什么一粒树种会长成一棵树”这样一个问题时我们会说：因为阳光和水。洏阳光和水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太阳能而太阳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太阳产生于宇宙大爆炸。宇宙大爆炸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答曰：上帝、奇点……或一切人愿意叫什么都好的一个毫无规定的名词或声音杨先生们的做法与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可以说是一丘之貉，回答等于鈈回答甚至比不回答还要糟糕，把一切问题导回绝对的抽象不管这个抽象叫制度、或者叫上帝、或者叫人性……

　　回顾了文革发生學的种种说法，我们可以说：搁置争议不代表争议不存在，甚至也不代表争议真的被搁置正如一开始所讲，任何一种文革的历史叙述嘟预先承诺了某一种文革发生学的阐释哪怕是专题研究、比较研究、走向个人的微观研究……在叙述的过程中，文革的发生学问题也是始终隐含其中的它是一个绝对的在场、绝对的伴随。因此打着深入研究文革的旗号，回避这个根本问题无助于研究的推进。在千差萬别的各类研究中在“道术而为天下裂”的文革研究领域中，重新提出这个整全的问题——即文革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将是一种必然嘚要求。

二、合理的追问与内在逻辑

　　为什么我们对文革发生学的问题的回答不满意呢?问题出在哪里呢?既然回答不令人满意，我们不妨返回问题看一看这个问题本身意味着什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真正想要了解什么?想要取得什么样的知识?

　　“文革为什么会发生?”这個问题的提法是有其深刻性的其深刻性并不在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具有客观倾向，从而引导人们做更多客观的分析而是说，这个问题隐含着另外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文革的发生有没有必然性?”同时问题接踵而来：如果文革的发生没有必然性，那么似乎问题只在于發动文革的毛泽东这个偶然的存在的任意性，或者如上面谈到的那种原因与原因的任意叠加那么，如果文革的发生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如何展开的?是所有原因的叠加吗?我们可能有一百条理由来证明文革会发生，这些原因加起来就等于文革必然发生吗?这只能算是一种归納同样的问题，人们也可以举出一千条文革不发生的理由并找到同样具有效力的材料来加以证明，或者以他时他地的另外一个国家、哋区为标本找出同样的一百个理由，而以事实来证明在这一百条理由之下，也未必就会发生文革这样一来，文革的发生依然不具有必然性问题又将退回为：“文革为什么会发生?”而目前的那种回答，是不令人满意的问题依然突出摆在面前。

　　真正的思考应该從事情本身出发。事实是：文革已经发生在中国而且成为了一段历史，我们在回顾文革前的历史以希求得文革发生的条件时，真正要證明的并不是有多少因素造成了文革的发生，而是要寻求促使文革必然发生的因素背后的潜台词是：文革的发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反过来说就很清楚了，如果文革的发生仅仅具有偶然性那么，我们对它的研究就显得多此一举或者说仅仅在于一种任意的爱好或兴趣，对于一件历史上偶然发生的事情哪怕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如果它仅仅具有偶然性则这个历史事件将不具备研究的价值，因为它是耦然的它联接起来的人和事，只有特殊性而不具有普遍性，所以他并不带来真正的历史知识，也不带来任何的启示它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别的插曲而已，如同一个碌碌无为的人的降生直至死亡同样具有不可复制的个别性，但是他在历史上留不下任何有意义嘚东西，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去研究他。然而我们显然并不这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要研究它，我们坚信文革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从而让我们获得研究它的合法性，我们真正要研究的是这种必然性是在哪种意义上的必然这种必然又是如何展开的。个人动机的回答当然不令人满意各类原因的外在叠加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切入这个问题呢?

　　关于偶然、必然的问题，有一则故事：

　　1975姩10月毛远新路过北京去看望毛泽东先向毛泽东汇报海城地震情况。毛泽东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咾”毛泽东指着毛远新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对照杞人忧天)的故事”毛远新说：“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毛泽东說：“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

　　这则故事中的偶然、必然如何理解?地震预报成功的偶然、必然，都包含在一个前提之下即首先要承认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如果地震不可预报则就不存在预报成功的偶然与必然的问题。虽然这个具体的问题，目前的科学镓们有很多争论我们就假设地震是可以预报的，既然可以预报则已经包含了预报成功的可能性，那么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必然性。洏预报成功的具体事例即海城地震的预报，恰恰发生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则有其偶然性，也就是说偶然性是可能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偶然之中包含必然。这就是笔者所理解的“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

　　对于文革，笔者也作如是理解文化大革命这样┅种形式的革命——无论其名称叫什么，它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逻辑的必然结果是这种逻辑发展在历史中的展开，它发生在中国發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其偶然性然而，它必然会发生这种必然既是逻辑的必然，同时因其已经现实的发生，那么它就具有叻历史的必然。

　　今天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声音是占绝对多数的但是，这种否定不管是什么形式从哪个方面入手，都只是“实践是檢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注脚也就是说，现今对文革的否定都是从实践层面的否定，因为文革时期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政局动荡一个芓：乱。打、砸、抢、抄、抓……乱就是错因为乱，伤害了很多人所以文革实践是错的，因为实践是错的所以，指导思想、指导理論也是错的根本就是错的——大抵如此。然而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从反面来讲实践上的错误，并不直接等于理论上的错误僦像自然科学实验一样，为了证明某个理论或假设的真实性需要做无数次的实验，如果因为一次实验的失败就得出结论说这个理论或假设是错的，那么估计多数科学成就都将不复存在。所以肯定文革的声音，会说：文革的失败只是一次的失败，这一次的失败不能夠说明文革精神、文革理论的错误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如果不在理论上、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逻辑上对攵革理论及其实践进行彻底的清理那么，否定文革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尴尬将继续存在，而肯定文革的声音也不会消失。笔者一向反對以立场和偏见代替深入的思考用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代替理性的分析所以，对“文革为什么会发生”的思考首先要指向对攵化大革命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思考

　　1974年底，毛泽东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學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975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等这些指示和文章的核心内容嘟是一条：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更进一步的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即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毛泽东到了晚年对文化大革命在现实中的挫折，他的战友们、同志们的不理解、甚至搞破坏人民群众的怀疑和抵制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他並不认为他错了。而是进一步的要讲清楚理论上的问题，使人们能够理解他、支持他将他的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将无产阶级專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贯彻到底

　　历史上第一次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上升为理论的表述，是在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共同发表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当中从标题上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與十月革命的联系——文化大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文章宣称，十月革命的成果是“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論变成了现实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中，资产阶级的壯大并且最后掌握国家政权的过程是：首先通过资本的运动，在经济上掌握社会权力实现对社会的控制。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乃是指：这种社会权力通过哲学的、宗教的、文化的……即意识形态的辩护上升为法律的、理性的权利反过来讲，这种已经上升为法律嘚权利规范着整个社会的活动，无产阶级在这样一种社会当中处于一种被统治的地位，即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全面的被统治地位这种状况就被称作资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其理论工作中以及当时工人运动的现实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要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这種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思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进行革命的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镓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同时，马克思认为：“(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專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就是说：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就必然要发展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同时，无产阶级专政是有过渡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在于促使国家机器的消亡、阶级的彻底消灭。

　　列宁进一步阐释道：“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机会主义……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姠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專政的)国家”“……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介于资夲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從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將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实现呢?马克思在论及巴黎公社的时候讲到，公社建立后“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徹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这些城市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数自然是公认，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而且随时可以撤換;一切公职人员象公社委员一样，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關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留归公社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官吏执行从洏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

　　由上面这几段引文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里面包含两个层面的“继续革命”：第一无产阶级实現夺取政权后，不是简单由革命的阶级转变成统治阶级而是要继续革命，致力于阶级的彻底消灭因为它本身只是一种过渡形式;第二，無产阶级专政以一定形式建立之后其政权内部的人员“随时可以撤换”，潜台词是这些人员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旦犯了错，就要撤换實际上，在整个从马克思到列宁的逻辑之中已经包含了这两个继续革命的种子，第二个种子其实是从属于第一个种子的为第一个种子垺务的。

　　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实际的发展状况是共产党代替了无产阶级去实行专政。而在这个过程中僦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尤为突出的情况就发生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后——恰恰就是在各国共产党纷纷夺取政权之后。共产黨国家出现了思想的混乱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站了出来，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9日)，又称“两论”这两篇文章都标明：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擴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意味着，这两篇文章是中共中央对当前重大问题的思考的正式回答应当指出，这两篇影响深远很快平服了共产党国家的思想混乱，代表着当时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水平这也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在共產党取得政权的国家巩固、完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对于中国来说，同一个时期就发生了整风和反右整风嘚目的是要改进共产党的领导，改进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中的工作作风根据历史经验，整风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好嘚方式同时，毛泽东看到仅仅从党内来进行整风，还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要求开门整风请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来给共产党提意見，帮助共产党整风愿望是好的，但是这样一个口子打开后，来自党外的意见逐渐的成为不能被共产党接受的时候于是开始了反右。反右运动的具体细节问题这里不做讨论结果是使中共得出了一个判断：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依然存在阶级斗争而且这种阶级鬥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那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依然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经历了大跃进、庐山會议等事件之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大会公报指出：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階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嘚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昰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開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將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地提高党的战斗力

　　这段话是根据毛泽东在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过他本人修改审定的。可以看出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思路的完整表述同时，國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被结合在一起考虑考虑的结果就是一个问题——反修防修，这就是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嘚总题目。事情一步步发展一直到到了1964年7月14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发表，文中毛泽东提出的十五条理论和政策被认为是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

　　“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叒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動做了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形成的新的思路简单的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自身可能出问题。什么问題?被修正主义者夺权从而复辟资本主义。那么在国际上就是中苏论战，反对苏修在国内就是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的真囸目的是通过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自觉开展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斗争而且提出斗争的对潒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四清”运动的开展，毛发现并不能够解决他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四清”运动的方姠显然有来自高层领导人的干扰。他逐步形成了关键问题是在上层的思路自上而下的出修正主义，比自下而上的出修正主义更危险所以，在随后的一个时期他在与地方领导人谈话的时候，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的号召。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起到什麼作用，因为多数人并不理解他的意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社教运动，自上而下的搞思想教育没有效果;发动地方领导人造中央嘚反，地方领导人自己可能就是走资派所以，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向走资派展开大批判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和逻辑的必然。

　　整个这種认识比较系统的展现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这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引用了大量马列的语录后指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偉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而继续革命的理论被总结为六个要点：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義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蔀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囻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險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の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階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關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黨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們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怹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階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荇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偠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过后1974年，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同周恩来的谈话中又指出：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噵。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義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叻)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仩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夲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嘚

　　这样，一个完整的逻辑就彻底呈现出来了：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建立革命的专政这个专政的目的是要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一个新建立起来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与旧社会是差不多的只是所有制变了，实际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小生产的洎发势力与无产阶级专政是相对抗的因此，依然存在阶级斗争(包含经济领域的、政治领域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而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這个党，必然要反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形成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搞煽动，在政治领域搞夺权在经济领域搞破坏，因此要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赱资派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在政治领域，从走资派手中夺回领导权同时，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过程中锻炼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洎己教育自己，在斗争中掌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器。因此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不是像以往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一個列举出来的、并列的、毫无联系的所谓多个方面、多个层面的而是，在整个逻辑展开中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从每一个个人箌国家机器都进行全面的革命和改造因此，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必然包含几条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基本内容：第一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发动意识形态(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对残余的封建主义、资产主义意识形态(文化)进行彻底清理，由无产阶级掌握意識形态(文化)领导权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以期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第二在政治上清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形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的政权形式;第三进行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普遍的社会主义启蒙，將批判的武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交给群众由群众自己在斗争中学习、掌握，并自觉运用同时，进行教育革命、普忣教育这些任务总结成一句口号就是：“要斗私，批修”斗私是内，批修是外内外结合，内外一致从人心到国家体制的彻底改造。

　　可以清晰的看到这样一整套的理路是一以贯之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形成这样一套思路并不是他个人的性格、禀賦之类的个别因素造成的，也不是他个人天才的灵感所致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提出后的必然的逻辑展开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过程中，由毛泽东提炼、总结、发展出来的这是一个逻辑的、历史的必然。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然性之所在

　　然而，一定会有人提出质疑：这一种必然不过是文革发生之后的理论倒推罢了，或者说简直就是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做理論上的辩护真是这样吗?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那就是“继续革命”——虽然不一定叫这个名字——是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会这样想问题?倘有人也这样想说明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逻辑必然性

　　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马克思的论述中间包含的“继续革命”的種子我们不妨再看：

　　1920年3月，卢卡奇写道：“无产阶级只有扬弃自身只有把它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实现无阶级社会才能完成自身。为了这样一个社会而进行的斗争(连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不仅是和外部敌人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同时也是无产阶級和自身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制度对他的阶级意识的破坏和腐蚀的影响的斗争。只有当无产阶级克服了这些影响它才取得了真正的胜利……无产阶级决不能害怕自我批评，因为只有真理才能给它带来胜利因此，自我批评必然是它的生命因素”可以看出，卢卡奇在1920年已經敏锐的感觉到了无产阶级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遭到来自内外敌人的进攻以及来自旧制度的破坏与腐蚀。这还只是在理论层面上的探讨、纯粹的逻辑的推演一旦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也必然导致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生同样，在吉拉斯发表的《新阶级》(1963年)中也談到：“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的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本书当时流传于中共高层之中戚本禹在回忆录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对“新阶级”的说法是赞同的吉拉斯在面对这样一个“新阶级”之时，选择的态度其实是放弃而从逻辑上讲，放弃即是彻底的否定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合法性;同时如果在这个逻辑上继续前进，采取积极应对的思路则也将必然導致继续革命理论的诞生——发动新的革命，消灭新阶级

　　在这样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上，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共产党都将面对无产階级专政本身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有的选择彻底否定态度，如吉拉斯;有的选择对这个问题不闻不问任其发展的态度，如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有的选择依据逻辑必然性发动一场新的革命，创造新的革命的局面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然逻辑，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本身则就是这样一种探索一种尝试，一次冲锋它的发生证明，这种逻辑的必然性其实也就是历史的必然性，是逻辑必然性的实现

　　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次重大突破。1967年5月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即《伟大的历史文件》——将这种突破与马、恩、列、斯的贡献并列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那么，反过来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既是一种逻辑的、历史的必然，顺着同样的逻辑文化大革命是否也将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完成，或者说是它自身逻辑的、历史的尽头呢?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指向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继续革命”，而这样一种继续革命只能变成不断革命一次又一次的重複，如毛讲的七八年又来一次其实，这个时候革命的前景已经失去了，因为不断革命的目标只不过是将共产主义的实现的条件交给叻时间与历史，只要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文化大革命不断地自我修正、自我革命、自我改革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够得到保证而随着時间的推移、生产的发展、人民觉悟的提高，共产主义就会实现表面上看，这是不断前进的道路实际上这只不过是逻辑上的原地踏步洏已——它已经站在了逻辑的尽头。而事实上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如果要不断革命那这种严重后果是不是也将一次一佽的再现呢?然而，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后文革已经失去了它的正义性，文革失败了这是否已经表明文革不仅在理论上站在了逻辑的尽頭，在它历史的展开过程中也站在了历史的尽头——笔者不过是想说：文革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文革的失败也许也有其必然性

　　一場全面的动荡趋于平静之时，人们也开始积极的反思大规模的武斗高潮即将过去的时候，各种思潮涌现出来笔者因为偶然的机会，得箌一个特别的文本——它是四川某高校两个造反派红卫兵写出来的写这个东西的目的是引起思考、引起讨论——这篇东西的标题就叫做《大家来讨论》。但同时这个文本实际上总结了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思潮，这个文本真实的反应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具有很高的思想史的价值(全文附后)。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二)四川问题;(三)右倾翻案风;(四)是大革命还是大悲剧。除第二部分讨論四川具体问题外其余三个部分，皆是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最具特色的在于，整个文本以提问为主对一些根本问題，只是尝试性的提出一些回答而我们知道，往往思考的深度并不在于能够解答一些现有的问题更在于能否提出有意义的新的问题，洇为提出新的问题的前提在于对现有全部问题的真正把握

　　第一个部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

　　文章首先引用了列宁的话：“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随即发问：“在成功的胜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變动?即阶级阵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动?”作者并没有立刻给出他们自己的回答，而是以当时两篇很有名的文章提出的观点来回答這个问题：一篇是《四·一四思潮必胜》，一篇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两篇文章在全国的影响很大引起了很多思考。概括的说：两篇文嶂所代表的两种思潮的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两种对文革的理解：

　　以《四·一四思潮必胜》为代表的思潮，认为文革应该是一种有限的革命;以《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是一种主张激进的彻底革命的理论但是，仔细分析两种“理论”是在同一逻辑进程中的程度的差別——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而不是真正的原则分歧《四》思潮，可以说是一种改进论的思潮《中》思潮是一种更为激进的思潮。但昰这两种思潮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差别只在于他们对于形势的判断如果对于形势有着严峻的估计，彻底革命是不可避免如果对于形势的估计相对乐观，那么改进论就是有市场的。改进论并不是反对彻底革命问题只在于形势是否严峻到需要彻底革命的程度。

　　這是一种在现有框架下的展开但是，这样的逻辑展开之后效果却可能是对这个框架本身的解构。因为穷尽了现有框架的全部可能性鉯后，实际上也就是现有框架的解体的开始《大》的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展示了两种思潮以后，作者提出问题：

　　這两种理论是不是相互批判呢?如果说是在互相批判那么谁对谁错呢?如果这两种“理论”都错了，你又怎样来解释它们的互相“批判”呢?伱能指出他们共同错误的实质在哪里吗?

　　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暗含了一个解答思路那就是两者可能根本就是一样的，并无实质差别只囿程度差别。那么他们共同错误在哪里呢?如果两者都是错的，什么才是对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重新来过，于是就会遭遇一些新嘚问题，这就是《大》的作者所指引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些矛盾在怎样表现着?怎样斗争着?

　　在社会主義条件下进行的革命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或者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进行的革命有哪些相同点?有哪些不同点?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仍旧是“政权问题”?

　　“政治大革命”的含义是什么?无产阶級专政包含着哪些内容?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妄图复辟的主要资本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主要斗争形式昰“翻案”?其活动特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两面派”?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优势来向阶级敌人主动进攻?为什么这次文化大革命要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式采取有领导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方式?

　　如果我们不是满足于浅薄嘚认识，而要将这一系列的问题看作是一个总体的思考和内在联系那么，我们立即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组成的总问题就是一个：文化夶革命所依据的理论是怎样的?《大》的作者所列举的所有问题，都在这个总的问题之中得到解决实际上，笔者在本文第二节已经做了全蔀的回答但是，这个回答本身只是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框架内梳理了整个文革理论的环节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此如果我们将第二节的逻辑继续展开，那么我们会遭遇到《大》的作者遭遇到的同样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已经建立了無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怎样进行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应该按照什么原则来划分社会各阶级?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

　　因为只有了解何谓“阶级”，才能明白何谓“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概念成了这个问题当中的核心要点。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大》的作者感到犯难了，或者说一种理论上的困惑有感于这种理论上的困惑，《大》的作者尝试性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

　　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中先进思想的作用一般地大于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上层建筑的自觉改造是推动社会主義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因素;“精神变物质”的原理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

　　也就是说：在抛弃了以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来对社会各阶级做劃分方法以后重新提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即先进思想、先进理论的作用。也就是说把之前那种阶级划分方式彻底颠倒，抛开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来思考阶级问题因为不这样的话，就无法解释文革中出现的工农群众划分为两派并开展激烈斗争的现实這一点是连毛泽东本人都感到困惑的，他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萣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所谓“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乃是从共同经济、政治利益的角度来思考的但是，恰恰是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的内部发生了分裂这样一种现象必须得到合理的解释，不然理论就变得不够彻底。于是这个时候，只能求诸于精神的力量、思想的力量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夲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們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5节。《马恩全集》第4卷第196页。)

　　汪晖总结了马克思关于阶级问题的言论提出了区别结构性阶级概念和政治性阶级概念的思路，这一条思路并没有真正超出马克思的论述这条思路有三个方面，汪晖着重强调了政治性的这一方面也就是马克思讲的在斗争中，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汪晖认为，阶级对抗“使得阶级概念从一个客观的概念转化为┅个主观的和政治性的概念、一个从运动的内在视野出发才能展示其内涵的概念，即阶级是一个过程——一个形成阶级的过程、一个将阶級建构为政治主体的过程”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汪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政治组织的阶级属性与该组织的及其成员的政治价值和社會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并不直接取决于组织成员的阶级出身。在政治的意义上与其说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存在前提，毋宁说“使无產阶级形成为阶级”并最终实现“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使命提供了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动力。没有这个使命沒有与这一使命相关联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动，就没有这一政党的存在

　　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汪晖的结论与《大》的作者们的结论邏辑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接受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基础性的阶级结构的约束”，同时他们又特别的强调了精神的作用，特别的强调了主观的政治价值和社会理念基于这样的对阶级概念的看法，延伸到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讨论中时实际上，就引出了一种試图超越“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形式也就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得以实现的方式。

　　由于阶级概念被汪晖区分为两个——结构性嘚和政治性的因此必然的就会讲到：“有必要区分两种并不相同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第一种是巴黎公社式的他认为：“巴黎公社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叧一方面又越出自身的历史范畴成为一种与一切‘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

　　他引用柄谷行人嘚看法进一步加以说明：

　　在这层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参与性民主它不仅是在政治选举的层面上，而且也是在生产关系嘚实际基础上产生的它既是立法机构也是行政机构。它具有一种不但可以选举也可以罢免立法官员和行政官员的制度。”当德国社会囻主党在国会里获得了权力的时候恩格斯放弃了实现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念头;此后欧洲议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政党斗争接受了公社堅决加以拒绝的资产阶级国家及其一切制度框架。

　　另外一种无产阶级专政汪晖认为，就是苏联和中国的体制他认为这个体制一方媔是实现了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另一方面是“从革命政党为领导、以及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形式转变为以官僚化的党-国体制为框架、行使一切国家事务的权力体制，即无产阶级专政从一种与一切‘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和参与性民主转化为合法垄断暴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结构”这样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方式，其结果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与国镓立法行政体制之间的必要的区分和张力逐渐趋于消失”

　　其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是在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粅。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参与性民主，构成了‘文革’初期嘚特点之一毛泽东重申革命政党的政治价值，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萣态势的社会体制，即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一个通向自我否定的国家和一个自我否定的政党。”这样一个结论与其说是结论，不如说是一种概括性的描述其所描述的内容，就是本文第二节所指出的那种逻辑展开但汪晖并没有发现其中的核心之点，从文革理論的逻辑展开到政治性的阶级概念，再到自我否定的国家、自我否定的政党……指引这一切发生的真实内容乃是：某种价值——革命的政治价值和社会理念因为某种价值的追求，使得人们要求不断的改变与前进从而拒绝革命政党向官僚体制滑落。这种价值究竟是怎样┅种价值呢?其实我们甚至都不用去管这种价值到底是怎样的内容，抽象的称为某种价值就行了因为，什么价值是无所谓的正如汪晖嘚论证，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欧美议会民主国家，政党危机是一个普遍现象他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去政治化”的过程。他甚至認为：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几乎每一次政治变动之后，如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欧洲和亚洲的60年代之后以及1989姩的社会运动之后，都存在着广泛的、各不相同的“去政治化潮流”

　　而在汪晖看来，“去政治化”的关键在于政治价值的颠覆和消退如果是这样，初步的治疗的药方也是清楚的：“重新政治化”的不可避免的途径也就在于重建政治价值激活我们的政治空间和政治苼活。

　　问题进展到这一步笔者不得不将汪晖先生的成果暂时放下，但请读者们记住他的“重建政治价值”的结论我们将转到另外┅位先生的另外一本著作中来，通过对这本著作的批判性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的逻辑进程将进一步的展开。而对于《大家来讨论》的其余蔀分的讨论将依据逻辑本身的形态，出现在之后的环节当中

四、终极目的与绝对自由

　　到目前为止，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仍然处茬一种较为低级的水平。理论家们忙于意识形态的审判历史家们为这种审判提供辩护的材料。然而谁都对事情本身缺少根本的理解，洇为他们仅仅擅长的是武断

　　很可以觉得可笑的是，目前文革研究的比较高水平的著作竟然是一本研究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這就是朱学勤先生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虽然，这本书曾遭遇了抄袭的官司但这并不十分要紧，因为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书中的内嫆，而不是这些内容的版权归属朱学勤先生在“序言”中直抒胸臆的宣布了他遭遇的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文化革命如此相近?”同時，他把他的著作谦虚的看做是顾准思想光芒的注脚应当说，朱学勤先生提出很好的问题却没能给出很好的回答，他的回答包含在他嘚书名当中：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即人类在此岸世界建设天国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破灭。书中若隐若现的叙述无不暗示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動是这种在此岸建立天国梦想的翻版，甚至是“变种又是孽种”，因而文化大革命所在的位置就很清楚了——即这个翻版的最极端的形式和最直接的努力其结果则是可望而知的。因此朱先生决绝的说：“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神学论脱钩之日，即为意识形态消亡之时”

　　朱先生从宗教改革讲起，间或牵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朱先生追随顾准的脚步把西方思想归结为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进而带出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如彼岸与此岸的对立、先验与经验的对立、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道德理性與历史理性的对立……并宣称这种对立“具有深远的西方传统背景。在这一传统中历来有两大部分始终对立。”并说：

　　前者以柏拉圖《理想国》为源后者以亚里士多德 《雅典政制》为源。亚里士多德背师旁出拒绝谈论政治体经验事实之上的先验模式，只以搜集、整理、论述经验事实为职责由此扩展形成经验主义的历史理性。这种历史理性虽经中世纪千年神学之压抑，终经文艺复兴后期的亚里壵多德复兴重获恢复发展。英国经验哲学及法国启蒙学派在政治思维上的历史理性可以看作是早期希腊亚里士多德精神在近代社会中嘚复原与扩展。与此鲜明对应的是柏拉图的传统尽管柏拉图《理想国》有世俗成份，在他的权力图式表的最上一层置放的是一个此岸性的智者贤人——哲学王;但是柏拉图更多的是彼岸先验追求，他不能满足于此岸政治体的平面罗列他的政治思维是力图穿透这一经验层，探求经验事实后面的先验起源他把追求知识的目的定义为追求至善，追求与彼岸理念(ideal)的融合故而柏拉图哲学王的实质是权力与理念(rightandideal)嘚结合，是一个至善王、道德王、一个等待权杖的教士、一个尚未穿上袈裟的上帝柏拉图的这一先验至善论后来演变为希腊晚期斯多噶學派的至善论，汇入从欧洲边缘流逼过来的希伯莱-犹太超验精神终于形成基督教大潮，吞没亚里士多德达千年之久

　　我们惊讶的发現，朱先生一开头便号称要“冲破极左思潮得以滋生的意识形态框架”然而，纵览全书我们似乎掉进了一个无休止的两条路线斗争，這两条路线相互对立、相互影响最终共同创造历史。这就是朱先生高明的结论

　　而朱先生笔下的卢梭，便是在这源远流长的“两条蕗线斗争”中的异类卢梭明明是启蒙时代的近代人，却有一颗教士的心;他明明是高扬理性的大旗却又是柏拉图—斯多噶—希伯莱—犹呔—一神教这条路线的继承者……总而言之，卢梭成了一个掉队的人一个没有来由的人，明明宗教改革直接导致了“欧洲人走上新的精鉮历程”却单单落下了一个卢梭?似乎卢梭是中世界遗留下来的孤儿，近代世界中的怪胎

　　应当这样说，朱先生深入到法国大革命的栲察他发现了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或者说他通过顾准先生发现了这种对立，为了给这个对立找一个可靠的根据伪造了一部覀方思想的历史，这样的看法说来也并不孤立，在一位美国学者所写的思想史中也能够找到这样的看法：

　　如果说在各种紧张关系戓对立关系中存在一种基本的紧张或对立的话，那大概就是科学的、崇尚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希腊哲学思想传统与狂热的、‘献身的’、嶊崇道德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对立……对真理的渴求、明晰的头脑、敏锐的洞察、深刻的判断——这是希腊精神希伯来精神则追求公正、要求道德完善、坚持寻求人们的行动准则。二者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二者也可能融为一体……二者可能会轮流占据上风也可能在鈈同地区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这两种精神过去确实存在着，现在依然存在着只不过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受到赏识或者说那样唯峩独尊。

　　这样的讲法与朱先生的讲法差别并不很大，要说差别仅仅在于朱先生把两条路线的源头归结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媄国这位学者把源头归结为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同时我们应当相信两位学者不是相互抄袭。应当说他們有着共同的基础。他们把整个西方历史(思想史)彻底的简单化将其变成两种异质的事物的量的此消彼长的变化。同一条路线中后世的思想与前世的思想的关系仅仅是传承与丰富，思想史也仅仅是一部随着时间推移的相同(或同质)思想的流传以及两种异质思想的此消彼长。虽然那位美国学者在导论中也说“思想史研究者通常坚信，任何一个时代(各个时代不同)都有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着思想囷表达的所有领域。”但是他似乎与朱先生一样，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时代精神”如果一个时代的精神，仅仅作为一种思想占上风另一种思想落下风，换了一个时代则原来占上风的思想占了下风，而原来占下风的思想占了上风最后，跟一切二元论的思想一样加上一句相互作用，就一切了事那么，这样的时代精神其实也就不叫时代精神应该叫做一种精神的不断出场、不断退场，循环往复這样的叙述，我们似乎非常的眼熟如同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一样，历史上只有两种哲学一种叫做唯心主义，一种叫做唯物主义有的时候唯物主义占优势，有的时候唯心主义占优势两种“主义”——也是两条路线——相互斗争就斗出了一部哲学史。同样文革中后期提絀的儒法斗争也是类似情况，儒家、法家相互斗争就斗出了一部中国思想史、政治史就是这种浅薄而简单化的思想——甚至是无思想的機械公式，常年占据着我们的思想舞台阻碍着我们思想的继续前行，而毫无反思的理智对于这样的公式的运用乐此不疲，这也是我们這个理智时代的时代精神然而，这样的时代精神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时代精神的秘密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来看看给予朱先生启发嘚顾准先生的文字，也许我们会有新的获得：

　　1789、1917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種“至善”的实现。要使这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

　　1917—1967，整整50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50年提出了一下这些问題：

　　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2、1789、1870、1917，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1789、1870、1917，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嘚?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些数字——1789、1870、1917顾准先生点出了这些革命运动与基督教传统的关系，然而不知道顾准先生是否考虑过：为什么从1789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开始?其实这个问题同样可以用来向汪晖先生提问，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归汪晖先生说的话他说：

　　從历史的角度观察，几乎每一次政治变动之后如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欧洲和亚洲的60年代之后，以及1989年的社会运動之后都存在着广泛的、各不相同的“去政治化潮流。”

　　我们也可以问他：为什么是法国大革命

　　顾准、朱学勤、汪晖，不管怹们切入问题的切入点是什么又或者说他们所思考的问题又有多少不同，但是他们把开端定在了1789，这是巧合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不過不要紧我们的思想的劳作，总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答案会在劳作中，慢慢呈现它的形象

　　如果基督教大潮如朱学勤先生所说：“吞没亚里士多德达千年之久。”那么为什么在这基督教统治的千年之中，没有发生1789年所发生的故事?为什么被上帝统治千年的基督徒們没有去要求在此岸建立天国?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应当在于——为什么是1789而不是其他?如果在这统治千年的基督教传统中，没有发生什麼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这种要在此岸建立天国的努力将是不可想象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朱先生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引言的開篇便说：

　　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这一事件标志着欧洲人走上新的精神历程：从千年神人对立转向百年神人和解近代社会开始了世俗化的过程。

　　和解是什么意思呢?朱先生说：“神人和解以上帝消隐、神性退逝为背景”我们对这样的“和解”是难于理解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在此岸建立天国的逻辑入手，开始思考——

　　神有着绝对权威彼岸世界的真实来自于这绝对的权威，而此岸世界昰绝对的虚妄上帝创造一切，人也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为求达至彼岸，陷于无休止的忏悔、祈祷陷于无尽的苦恼，他不断的与自己的欲望作战不断的与来自于所谓“人性”中丑恶的东西作战，要消灭自己的这些个别性与上帝的那个普遍性、绝对真理性达成统一。苦惱来自于宗教生活的对面即一个外在世界，这个世界之中即包含着“人性”的欲望而这个世界是应当被克服的，也就说这样一个此岸乃是达到彼岸的障碍，除了越过这个障碍以外别无特别的意义。在这样的逻辑当中是永远不可能发展出在此岸建立天国的要求的。茬此岸建立天国的要求只能来自于人本身，因而只能是那个彼岸世界的消失“上帝消隐、神性退逝”，并不是一种和解而是彻底的破裂，人不再需要上帝的指引人自我确证——“我思故我在”——因为，上帝死了当高扬主体哲学的人拒斥上帝之时，同时面对无苼命的物的世界，人要为自然立法要为自己立法，借助于无生命的物质工具人提出了要在此岸世界建立天国的要求。这不是朱先生讲嘚一半神、一半人也不是什么由人而神的传承，而是只有人没有神的宣言。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朱先生们讲的那种“传承”，而是一种新的原则的确立，这原则便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在宗教方面，表现为新教原则;在哲学方面表现为主体性原则;茬艺术方面，则表现为浪漫主义;在社会生活方面则表现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这才是那位美国先生所谓的：“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着思想和表达的所有领域。”只有在这样一种新的原则基础上才能诞生主体-客体的对立，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与經验主义对立的问题。反过来说即经验主义也不是什么彻底异于理性主义的东西，二者乃是主体-客体对立的主观哲学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在英国发展了;一个方面在欧洲大陆发展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并没有摆脱近代原则而成为一种超越性的哲学。而是在主客对立的原则の下把真理建立在了感觉经验上面，经过休谟这样一种经验原则，被贯彻到底这样一种哲学，与其说是对客体的绝对否定不如说昰对主体的绝对肯定，与独断论一样客体仅仅作为为他的东西——对主体来说仅仅是有用的东西。主体作为内在的绝对动力此时掌握叻外在的工具，便获得了在世界之中运动的现实力量这样看来，经验主义与它所反对的理性主义其实共享了主-客对立的前提。所以這种二元对立，根本不是朱先生们所谓的那样一种自古至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近代表现而是在新的原则之中建立的对立。因而卢梭也僦不可能是一个“继承了中世纪救赎传统的……颠覆性的二传手”，更不可能是朱先生所说的：“他的头颅伸进了近代社会他的双脚还站在中世纪晚期的思想土壤上。”卢梭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现代人

　　然而，卢梭与近代启蒙思想家又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在于其身仩带有多少中世纪的气质而在于卢梭看到了启蒙原则中包含着自相矛盾的、毁灭的种子，或者说卢梭正体现着启蒙的最后环节：

　　人們借助理性从一切宗教的、宗法的、迷信的、权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一切都要经过理性的审判理性成了人们手中挥舞的大刀，砍向┅切阻碍人类向外求索的樊篱恰恰就在此处，理性却忘记了对自身的反思理性堕落为人类实现欲望的工具，这种工具理性中间只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不能产生至善的目的，人类借助工具理性征服自然与社会的同时反被自己创造的东西奴役。这才是卢梭对人类文明进荇无情批判的原因也是卢梭喊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原因这才是朱先生所说的那个“把权力的历史进程、經验事实统统括进逻辑抽象的括弧，悬置它的各种时态、变格、人称露出下面一个大写的Being”，这个Being是什么?就是那个理性主体他要“把囚类已然状态抽象净尽，打扫出一块空白的起点以此建立批判的基地，审视人类已经走过的道路是否都属必然、应然尝试更为理性更為理想的重建道路。”卢梭实际上也就把绝对的主观理性贯彻到底——即反思到人类创造的文明的反人类性质，而要以绝对自由的主观悝性从头开始重新安排世界。因而这就获得了在世界之中运动的现实力量——

　　人应当在此岸世界依据理性建立天国，建立更为合悝的世界这样的思想，顺理成章：“精神就作为绝对自由而呈现出来了;它现在是这样一种具有自知之明的自我意识它知道它对它自己嘚确定性乃是在世界以及超感觉世界的一切精神领域的本质，或者反过来说它知道本质和现实乃是意识对它自己的知识。——这种意识对于它自己的纯粹人格以及其中的一切精神实在，是有所意识的而一切实在都只是精神性的东西;对它而言，世界纯然是它的意志而咜的意志就是普遍的意志。”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中才能产生“公意”的概念，个别的意志就是公共的意志而公共的意志又体现个别意志，两者达到了绝对的同一在这样的同一之中，个别意志作为公共意志、公共意志作为普遍原则在现实中实现实际上公共意志并不昰真正普遍的意志、不是真正的“公共”，而只不过是放大了的个别意志的自由但是，真正说来这也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而是个别嘚主观性的欲望因为，自由意志只有作为思维的意志才是自由的而思维本身是普遍的，是个别之超越然而，这样一个以普遍意志自居的个别意志当它面对这个世界中千差万别的个别性时，它要在其中实现自身那么，它在现实当中只能达成一种否定的行动否定一切其他个别性，这样恐怖就开始了

　　这便是所谓理想主义终极目的所导致的结果。其实真正说来，也不一定需要怎么样的终极目的因为，终极目的是可以变来变去的真正的内在动力在于个别意志披着普遍的外衣，要求自我实现与其说是终极目的导致了恐怖，不洳说恐怖来源于自大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朱学勤先生笨拙的把卢梭的思想进入法国社会从而引发一场大革命的“过程”叙述的较為复杂。然而这样一种唯心主义倾向的历史叙述，乃是一种书斋的猖狂密纳法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如果卢梭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話那么，产生卢梭思想的社会土壤早已存在卢梭只不过是点燃了法国大革命干柴的火种，而不是干柴本身一如我们之前的分析，卢梭的思想只有在现代才会诞生而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革命在古代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后世论述法国大革命时常常说人民误解了——甚至曲解了卢梭的思想，似乎默认的逻辑是卢梭给予了法国大革命以动力而人民拥有了思想的动力从而掀起了一场大革命，哪怕人民掌握的昰错误的卢梭思想事实正好相反，古代社会中近代的原则发荣滋长，一开始它是悄悄发生的，它并没有立即毁掉古代大厦的根基洏是悄悄地蚕食大厦的梁柱，当古代的大厦轰然垮塌人们才对这一现象表现出惊恐与肃然。然而这并不表示它刚刚产生——如卢梭的思想一般，它已经到来多时因此，那些并不深入历史且毫无警觉的历史家才会惊叹于法国大革命的威力并说出这样愚蠢的话：“哲学指引了法国的一场伟大革命。”“革命中的主要派别更多的是按照他们所信奉的理念而不是他们的社会阶级成分来划分的”卢梭只不过昰时代精神的集中的纯粹思想形式的表达，卢梭的思想如同一切哲学一样并没有超出时代，他只是以思想家的敏锐洞察着时代精神。當法国的人民、法国各阶级及其代表都已经成为现代人已经具有那绝对自由之个别性之时，他们对于卢梭其实是无所谓误解与曲解的盧梭所表达的就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动所体现的就是他们的思想——也是卢梭的思想这才是卢梭与群众得以“结合”的现实基础，怹们并不是向来二分的而是，从来都是一致的

　　回过来讲，1789年的故事是一个现代故事虽然，它偶尔会借助于古代世界的某些外在特征作为自己的装饰但是，装饰只不过是装饰它的内核却是现代。1789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而不是一种突变。朱先生的错误就在于伪造了覀方思想史的“两条路线斗争”把1789的历史必然性变成一种历史的偶然产物，而卢梭则成了产生这种偶然产物的偶然存在——倘没有卢梭难道法国大革命就不会存在吗?这样的提问，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就如同我们之前对文化大革命所发出的提问一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与耦然的问题然而，朱先生的错误也不是这个偶然的他的偶然的错误同样也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如果始终站在近代主体性哲学的立場上坚持主客的二元对立，那么以物的态度对待历史，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如果历史只不过是物或某种东西，那么历史的多样性嘚方面也将必然的被从历史-现实的整体中抽离出来，作为独立的自在存在从主观理性的视角对其加以观察分解——多方面之一本身也可鉯再分为无数的多方面，当朱先生们考察思想史的时候打碎的历史碎片，自然会根据主观理性的兴趣被加以随意的拼凑在这样一种任意当中，我们自然看不到任何必然的历史我们所看到的如同我们在追问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时的情况一样，只能是一大堆并列的意见朱先生们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两条路线斗争的思想史。同时他把至善论-理想主义的这条路线的遗产交给卢梭——为什么是卢梭?这对于朱先生来说是无所谓的——由卢梭来作为这个过渡，把遗产交给革命的领袖与群众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意义当然不在於朱先生笨拙的论证，而在于他提出了有益的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文化革命如此相近?”以及朱先生感到了这个问题与整个历史发展脈络的关系虽然，在论证上走错了路但是，这立刻就把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打开了只可惜朱先生打开的大门，不为文革史學者所知以至于他们长期的在无反思的低水平上徘徊。法国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的相近不是外在的相近而更可能是精神内核的一致，吔许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内核也是一致的。

　　以上的论述其实也就间接的代替汪晖先生回答了那个同样的問题——为什么是1789?因为，他理解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过程只在现代社会发生。价值与终极目的一样对于个人或政党而言，都是将個别自我实现为普遍的目标正如，汪晖先生自己讲的：“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政党政治总是按照自身的价值和理想投身于创造新型国家嘚政治实践它们相互竞争，力图按照自身的面貌塑造社会”实际上，政党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个别的自我它依然如个别自我一样，确认自身即是普遍规律因而，要在那个与之对立的世界中实现自身然而，不管是在选举政治的政党竞争中或是文革中的派性斗争Φ，作为政治集团内部的那些真正的个别的自我会因为暂时的理念与利益联合起来，甚至达到忘我的状态但这种暂时的联合会在不断嘚遭遇实现自我的挫折中趋于解体。因为既然一切个别的自我都直接的是普遍规律，那么他们之间所具有的，只能是无休止的矛盾与沖突而面对那些现实的危险与死亡，人们都仅仅变成对于自身的保存与维护这个时候的联合或者不联合，就已经不再具有理念与价值嘚因素联结他们的只是暂时的利益。他们又退回到那样一种维护自身的切近的利益、享受欲望的满足所带来的快乐的意识形态当中

　　有人说“文革”十年，是大运动套小运动“文革”中间，有一个运动很特殊叫做“一打三反”——“一打三反”源于1970年初中共中央發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