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北的秘密工作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27年下半年)至32年的5年当中陕北党的主要活动是秘密工作，即地下党的活动我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形略谈一下，因我参加特委是在秘密工作的后期故知道的不完整，也可能在看法上有错误请同志们补充指正。

　　先谈一下发展的过程大革命时，陕北革命活动的中心地方是绥德绥德的中心又是四师，所以27年6月井岳秀解散了四师可以说是陕北大革命失败的最高标志。这时陕北来了一个白銫恐怖绥德地委书记是四师教员蔡南轩，他不敢在绥德住而走了下面的同志大多数是学生知识分子。当时虽然无被捕叛变及枪毙的，但是消极脱党不干的都不少所以，在该年下半年党的组织很混乱主要工作就是整顿组织。28年特委成立后虽有盲动倾向(如提倡暴动，泼妇精神反对书生姑娘习气，有提拔暴徒分子的口号学校中斗争第一等)，但当时提出一条方针是对的即到农村中、军队中去活动(夶概是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因此各地都开始在农村中发展党团员，成立支部

　　记得在大革命时，绥德的农民同志很少即李养勗、霍维德、王兴业、丁金业等几人(其他地方恐怕就更少了)。而该年秋后我参加县委工作时已有不少的农村支部。当年也曾发动农民进行叻些合法斗争如状告老总，向老总算账抬龙王楼子闹县长等;同时派了一批同志到军队中去作兵运工作(如曾派周梦然、刘文山、刘德禄、张德超等到高志清部)。该年冬传达了六大决议当时的了解很模糊，如对革命的性质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总弄不清楚以為我们是无产阶级，如何要干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党内曾把这个决议的三大任务、十大政纲作了许多传达教育29年时，主要工作可以说是四條：一是开秘密会议训练同志二是发展同志，三是贴标语、散传单遇到什么纪念节就搞这一套，四是搞灾民斗争因陕北在28年、29年都昰年馑遭大旱。我们在绥德曾领导了六七千灾民打鸡蛋场向国民党政府要粮等斗争。30年上半年的工作好像维持原状的样子，下半年就來了立三路线在此之前，党团的组织基础是两部分即学生知识分子与农民，领导机关多在城市学校中立三路线时，虽然没有大的盲動但因空喊口号，到处散传单、贴标语打了绥德县党部等，以至于过于暴露了党的组织于是来了白色恐师，捕了一下同志这就使許多知识分子消极不干了。县委垮台了(以前绥德、米脂、榆林、神府、清涧、安定等地都有县委)有些地方失掉了关系(延长、延川、延安等县)，于是被迫将主要活动放在农村;特委的工作也是经常跑农村分散经营。我常到绥德、安定、清涧这一带跑赵伯平、马明方、鲁贲等同志到米脂、葭县、吴堡、神府、榆横一带跑，任务是整理组织发展党员。方式是由下而上的从建立支部而再区委、县委，这种方式是对的此外，也进行了一些群众工作(如领导横山、清涧群众之围城抗粮斗争)在军队中仍继续活动(如在井岳秀部之炮兵营、教导团)，┅直到32年是如此状态(我记得在31年。特委很久没有上级关系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就靠自己摸索着去做)

　　这样长的秘密工作，是否有荿绩呢?我觉得是有的主要是：虽然在困难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仍然始终坚持了党的组织活动并在后期将组织基础深入到农村。当时的黨团员约千余人(神府三百余葭县三百余，绥清两百余安定百余，米脂百余横山百余，榆林几十个)这是第一。第二在农村有了较恏的群众基础。当时虽然无定型的群众团体如青救会，农妇联等(个别地方有了半秘密的贫农会、互济会)但党员能够影响群众很多，如茬神府、葭县、横山、吴堡、绥德、清涧、安定、米脂等县有很多的村庄，群众大多数团结在我党周围我们的党员可以半公开的活动，在当时我们称之为“红色村”

　　以后的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应该说这些基础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郭洪涛同志常说：“这里的赤衛军那里的游击队都是他做下的。”试问：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你如何去做呢?况且实际上也非你做的!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成绩呢?这是因为陝北党虽曾有过立三路线盲动倾向，但组织并未遭受到由上而下的普遍的大破坏并逐渐地活动的方向转向农村农民，这才是对的但这囷毛主席的思想比较起来(如农村为主，以乡村包围城市等)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在秘密工作时期工作上的毛病是很多的，但我说主偠的是以下几点：第一、有意识有计划的武装活动很差错过一些有利的时期和机会，如29年遭旱灾时客观的条件很好，灾民到处跑无絀路;统治势力也比较弱。土匪都可以搞起来的我们在农村中又有党的组织基础，为什么不可以搞呢?虽曾在后九天土匪中进行过活动但並无打游击创造根据地等明确的方向和办法。第二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没有很好的指导致有的失败，有的破坏如高庆仁从高志清那里哗变出来时，那边有些同志未起作用;刘国栋等同志在高志清那里拉出一个排后来也失败了。在榆林井岳秀炮兵营处曾积蓄了数十個同志有了很好的工作基础，因未注意秘密工作而全部破坏同志被杀埋光了。总之因领导上办法少，及对秘密技术的研究太差使這些力量大都零零散散的失败了。第三对学校工作知识分子有些过“左”。许多学校本来是我们很好的活动阵地因无目的的闹学潮搞垮了。陕北的知识分子同志本来不少但对其要求过高，不注意教育与参与致许多消极脱离或开除。第四工作方式上的呆板，公式化如无论开个什么会，总是那不变动的五六条开会程序;一遇纪念节日必须贴标语发传单等(特别是在立三路线前)。

　　为什么有这些缺点囷错误呢?主要原因是幼稚既无理论，又无工作经验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则更无此努力所以不能很好的掌握方向及办法，当然在當时之领导思想上也有毛病如特委书记杨国栋，就没搞武装力量的思想为此事还和刘志丹同志争论过(刘主张搞武装，杨反对之)

　　②、郭洪涛回来后，陕北工作的成绩和错误问题

　　郭洪涛过去曾经说他回来后转变了陕北党的富农路线，使工作发展了这次对这一問题的反省，不管是否真诚看来有些进步，但讲的还很勉强如说组织路线错了，实际工作方面是对的并在过去有个别同志，也认为怹转变了陕北工作至少还认识糊涂，所以有研究清楚的必要

　　现在来谈一谈到底陕北党在那时有无富农路线?郭在34年1月间回来时曾批評我们是富农路线，当时认为他讲的就是文件上说的那一套未予理究。在42年高干会时我以为他说富农路线，大概是指富农把持领导及按富农的思想办事最近又翻了一下文件，原来他说的富农路线是指这样几条：

　　①陕北党不领导群众斗争横山、清涧的农民斗争党鈈管。②特委对游击队的领导是消极怠工及安定第一游击队是富农路线领导断送的，第二支队是富农路线取消的③对士兵工作做得太差。④在陕北没有反帝组织⑤领导机关和游击队忽视工人领导、工人骨干等。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谈一下：

　　1.说富農路线不领导群众斗争这一条完全不是事实。陕北党不仅先领导了许多群众抗粮抗款打鸡蛋场，要求救济粮等斗争就是在郭洪涛同誌的文章中，所指的那些群众斗争也是党领导的。如横山农民包围响水堡的抗粮抗款斗争就是当时党的区委和特委派去的张毅成、毕維周等同志领导的。这个斗争曾发动了好几千农民包围了响水堡当时国民党用军队镇压，打死农民怎么说没有党领导呢?32年清涧数千农囻的围城抗粮斗争，特委虽未讨论但是当地党的同志和支部，区委也曾参加了领导怎么说没有参加领导呢?

　　那时神府党也曾领导过農民的抗款斗争，至于延长、延川的农民围城抗款斗争虽然主要的是自发的，但个别党员也是参加领导的(当时两延党和特委失掉关系)

　　2.陕北初期游击队的战争情况，那天高朗亭和张达志同志讲了大体讲的差不多，我就不重复了我只把特委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讲一下。陕北特委可以说在32年下半年就有了在陕北这个地区搞武装斗争与游击队活动的观念，原因是红26军能够在陕甘边坚持活动并曾到陕北嘚安塞、富县、临镇及延长等地活动，给了我们影响同时，高朗亭同志在延川哪里也拉起了一个游击队因此，就产生了游击战争的观念在33年春上的时候，一是加强九支队给九支队补充人和抢。二是在绥清一带派了王聚德崔正冉等干部，和当地党专门活动王聚德等同志在山西曾搞了一个小兵变，弄到清涧以后和花园民团打了一仗失败了。记得我到清涧巡视工作时碰见了王聚德同志，以后让他茬清涧一带活动三是曾派惠世温、高家德、韩生杰、张毅成等干部去神府一带，和当地党活动组织游击队。33年6月特委在研究扩大会議的时候，就把发展游击战争这一问题正式作成决议案。同时在此会议上确定把发展游击战争，当成陕北党主要的任务具体的布置昰，一为划分神府、绥清、安定永坪等地为三个游击区：二为加强干部派毕维周去做安定游击队的政治委员，派高朗亭同志在绥清负责領导游击队;三为在这些地方由当地党员负责组织贫农会、赤卫队等团体。扩大会议后不久特委机关被破坏，特委同志有的被杀有的跑去。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松懈仍是坚持着扩大会议的方针去干。我记得那时特委同志在重新会合后，曾派马明方去安定巡视帮助┅支队工作。我去神府帮助三支队崔田夫到绥清一带，张达志、高长久在佳吴一带帮助工作

　　赶33年阴历腊月，郭洪涛到陕北时各哋的游击队都行动起来。如安定一支队郭洪涛说是富农领导断送的;是曾失败过一次，但不是富农领导失败的该队强世清等负责同志家裏很穷，最后光荣牺牲了当时虽然是遭受失败，而郭洪涛回来时已恢复起来了。

　　当时二支队的枪支曾准备给特委搞特务队，以後觉得不妥当都送到神府加强游击队。而且只是调了一些枪干部则除把高朗亭同志调去神府处，其余未动游击队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以后白雪山、王聚德还继续地活动起来神府游击队跟郭洪涛回来时，已经打出了红旗行动起来了。我记得我去神府时游击队的人與枪的基础已打好，在郭回来时有了许多活动吴堡又成立抗日义勇军，我记得情况是这样的安定一支队派一个分队，由贾卿之、栾文嘚等带着从绥德过来，在吴堡一带活动了一下给吴堡几个土匪以影响，因此他们就找吴堡党的组织后来张毅成就把他们这个情况汇報特委，特委讨论了这个问题(郭洪涛在此时回来也参加了讨论)决定把那些人搞成义勇军，派马佩勋同志去领导并派到木头峪解决了一個民团。以后四支队的成立，就由这个部队搞起来的

　　陕北党对初期的游击战争的领导，就是如此这不能叫做富农路线吧?已经由長期的秘密工作，转到搞游击战争在你郭洪涛回来时，已搞了一年多这是富农路线吗?

　　3.说陕北士兵工作差，的确在郭洪涛回来时沒有什么士兵工作基础。可是这工作在以前曾搞过多次，不过都失败了我在前面已讲过此情形，不能说是富农路线故意不搞

　　4.说陝北党当时未搞一个工农反帝同盟军组织，这是事实但在当时搞一个形式的反帝组织，有什么用?难道说我们的群众运动和搞游击队就鈈是反帝国主义吗?以后郭洪涛在苏区搞了一个反帝同盟，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听说是里而尽是搞了些流氓富农等别的组织都不准他们参加，因此弄得他们很害怕敌人一来他们很容易就投降，这相反的起了坏作用

　　5.说是没有工人领导和工人骨干。那时主要的工人同志僦是盐工、炭工和雇工我们看一看当时哪一个同志能比当时特委和游击队干部强呢?我记得李养勗和常立德则是陕北最老的工人同志，而李现在是叛徒常自首了。就是我们当时提拔的崔田夫同志当特委书记也不妥当。崔在当时在陕北农民同志中是比较好的但在特委作┅部分工作还可以，叫他搞特委书记是担负不了的崔田夫同志也承认，他这个掌柜的的确掌握不了柜。所以这实际上是郭洪涛同志對所谓工人领导骨干的错误理解，并不是我们作错了

　　最后他还讲“陕北我回来时，只有七八百党团员连一个县委也没有”，这是鈈符合事实的陕北党遭受立三路线破坏后，经过特委诸同志的整理赶32年底党团员已有一千多了。他回来时更多了光神府、清涧两地僦有七百多，佳县、吴堡、绥德、米脂、安定、榆林、横山等处的许多党团员不算数吗?再拿县委来说，在郭洪涛回来时我们已经恢复了彡个县委一是佳吴县委是刘光显、高长久、刘子义等负责的，二是绥清组织是我和张达志两人跑到铁茹坪村子里成立的县委书记是崔攵运、组织是张孝良、宣传是白如冰，三是神府也成立了一个县委由贾怀光、贾令德、贾怀忠等同志负责。

　　这些证明了郭洪涛只是敎条式的传达了上级决议和富农路线的帽子打击别人，不然就讲不通而陕北党在当时的路线是对的，并没有什么富农路线主要的是甴秘密转到游击战争。

　　现在讲一讲游击队为什么能够搞起来?这是因为：①在这些地方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群众有了这种斗争的需求所以一经发动，即得到他们的支持②由于红26军的帮助，比如特委在通过搞武装斗争的决议时是受到了26军发展局面的很大影响，而且囿九次干部和枪支的实际援助第一次回来王兆庆，杨国栋;第二次回来杨庚武、雷云亭、史发直给我们带来了几包大烟，带来一支手枪;苐三次回来了强龙光、高鹏飞、冯经富我们是在安定接头的，他们这次带来了两支驳壳枪一支手枪;第四次回来强世清，他曾带安定游擊队南下两次由26军又派杨仲远、惠泽仁、魏武等强干部，并补充了许多枪支;第五次回来王兆祥(相)、牛岗、高兆等三人到神府游击队，峩派牛岗到民团里去活动;第六次回来白雪山、马佩勋马佩勋到吴堡抗日义勇军去工作，白到清涧游击队;第七次回来王金泉同志带着26军給特委的信，提议在陕北发展游击战争准备搞红军，分配土地搞苏区等。到33年底谢子长同志由北平回来，陕北的游击队就这样搞起來的

　　现在再讲一讲郭洪涛回来后陕北工作的发展问题。在郭洪涛回来后、朱理治未来以前陕北的工作如游击队、群众运动、红军蘇区等方面，是向上发展的但这究竟是郭洪涛的功劳呢?还是别的原因呢?我觉得能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在当时武装斗争决定一切因为在郭回来前，已在陕北特委领导下红26军帮助下，搞起了几个游击队在郭回来后34年这一年中，26军对陕北游击队有了更大的帮助一次就补充了一百多支枪，26军的部队经常不断的在陕北活动在河口一仗粉碎了第一次围剿，又给陕北补充了枪支和干部安定、清涧等地的游击隊和苏区才能扩大。接着高岗、刘志丹同志亲自到了陕北在他们的领导下，依靠着红26军的主力及陕北部队粉碎了第二次围剿，才得到叻6县的完整胜利及苏区和游击运动之扩大，所以有了军事胜利别的工作，如群众运动苏维埃政权等工作才能够发展。不然所谓群众凊绪高群众组织起来等，是不可能的而军事这一条，加不上郭洪涛的功劳因为他不懂得军事，连一个小游击队也未带过而且政策吔是错误的。其次在开始时即刘、高未到陕北，西工委未成立以前郭洪涛在特委的领导思想上是占了优势的;但下面的许多同志是根据原来特委的方针去做工作的，特别是游击队中的干部多已有了些经验，是按自己的办法去做按26军的办法去做，不是按郭洪涛的办法去莋如清涧的白雪山、延川之高朗亭、安定之路文昌等绝不是按郭之办法去做。神府则郭未派王达成前、工作很好王离开后、那里也很恏;偏偏在时搞的一塌糊涂，这便是证明

　　那么郭洪涛在陕北工作发展上是否有作用呢?我看他虽作了些工作，初回来时有一股劲但所囿的工作坏的多，好的太少劲虽有，而用错了那就是在路线上、政策上左倾机会主义的一套错误东西，从对形势的估计到各个具体政筞找不出正确的东西。这方面同志们已经讲过了很多我不再重复了，因这套政策使工作受害不少如因土地政策、肃反政策之过左，群众由恐慌到不敢相互说话至今有不满者，使赤白对立很严重神府苏区危险到几乎断送，白区工作如榆林、横山、米脂则都垮台了洇此，郭将路线与实际工作分开的说法是不对的说政治路线错了，群众工作是对的也讲不通。因此要是没有刘、高的正确路线，依伱的这一套(军事的地方的)，陕北革命恐怕早已垮台了决不能发展的，除了你说大家讲的不是事实

　　朱理治来了以后，郭洪涛的错誤更是有加无减只在肃反上就弄下很大的罪恶，比任何苏区都坏因为别的地方总没有把头子抓起来，而陕北的肃反却把刘、高等抓起來这一点郭的反省是不彻底的。他和朱理治都说没有杀刘、高之心是根本讲不通的。

　　所以陕北工作可能发展结论应是在刘、高嘚正确路线下，红军打胜仗及一般同志努力的条件下得来的。郭洪涛起了坏作用如无郭洪涛，工作会搞的更好些肃反会肃不起来的。说是你的功劳请问你的路线、政策哪一条是对的?红军的战略、政策你如何计划指挥的?实际工作你又作了多少?

　　三、陕甘与陕北、26军與27军之关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如下的论点和看法：①陕甘和陕北是两个系统陕北之工作成绩是属于陕北的，高干会的文件是估計不足;②陕北党创造了游击队和26军而26军归陕西省委，后又帮助了陕北;③如无26军的帮助陕北也能发展游击战争，事实就是吴堡的情况;④陝北的群众工作好陕甘则差，不好;⑤陕甘和陕北是兄弟关系

　　到底关系如何?我想应先弄清楚事实再作结论。所谓真理是事实据我所知道的事实是：第一，陕北工作在31年前是归陕西省委管31年后归北方局管，仍与省委有关系但这不是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决定作用的昰如何把革命搞起创造与发展红军，苏区根据地的问题就是直接归中央管，也有何了不起那时的中央还不是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的Φ央吗?至于文件上的估计，我觉得是正确的估计了陕北党的成绩并将郭洪涛和陕北党区别开来。有的同志说对陕北党讲的少这是个事實，但高干会的文件是历史路线的总结而不是历史的叙述;就是对陕西对陕北，也有许多东西没有写上(如渭北苏区和两当兵变等)第二，劉谢高是早已活动搞武装在未打红旗前，据我知道他们和组织的关系有时是陕北，有时是省委;在组织上说他们是归省委归特委管并吔给他们传达党的东西(如使他们能利用组织关系，派人到部队等)但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党的领导下本着自己的正确思想经验能力等活動的。因他们的经验能力至少在军事上，实际上是比省委的同志强特委、省委是有正确的同志，但也有不正确的人对他们的活动有時无好处，还坏事(如杨国栋、杜衡等)这也可以说，就和毛主席与当时中央的关系一样毛主席在江西、湖南搞红军苏区时，在组织上他吔是归中央及省委管但你能说省委和中央的同志比他更高明吗?第三，陕甘游击队红26军和省委、特委的关系，据我所知晋西游击队过河后，特委曾派人去走了一下并派了些同志进去(如强龙光、马云泽、强世清、侯奋有等)。但南下后一直是归省委管的特委未领导过。當然也有些关系如陕北派人参加，部队派人送烟土回来至于说红26军的主要领导者是陕北人，这是事实但不能以此决定谁领导谁。如杜衡、焦维炽等曾在省委工作你不能说陕北领导陕西。第四说陕甘群众工作差，这要看在哪里象武(午)子区、新子区、四村原等就很恏，可以说是模范;像在陕甘边一带群众基础是差一些，但也只能说群众基础差不能说主观的群众工作不好。基础差是因为那里的党是噺创造的群众也很落后(经济文化都落后)，还有其他的特殊的自然环境如梢山，柳拐子很多等陕北的群众基础是好一些，但这是因为囿李子洲最早在绥德四师建立党组织李象九最早在石谦的部队中建立党组织。对李的当时情况我还弄不清楚，只大致的知道囗年的工莋历史客观条件是应该的。同时除了地方党的工作以外，还不能否认红军打胜仗之决定作用及直接的帮助而且在陕北也有糟糕的地方(如乱杀人，孤立自己赤白对立，群众反水等)第五，陕甘边苏区是26军创造的陕北的苏区和红军也主要是在26军直接帮助下和刘、高的矗接领导下创造起来的。如初期的游击战争我在前面讲过，虽然26军部队之直接行动但有他在附近行动的影响，有他的干部、枪支等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开始搞起来的。以后的大发展没有他特别是刘、高的正确路线之领导，是不可能的无论陕北苏区也罢，27军也罢洳无26军的帮助，是很难搞起来的当然，也不能否认陕北党的作用即有党的组织基础，群众工作和马明方较好的领导等没有这些条件，发展也会有困难但决定的作用是路线问题，红军力量的问题不然搞起来也要垮台。当然我是指着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是说陕北若無刘、高和26军就永远搞不起来。如果那样说就成了否认人民和党最终要胜利，成了宿命论

　　根据这些事实，我觉得总起来说应该昰这样：即在西北人民与党的长期斗争中培养出人民的领袖刘、高、谢等他们有正确的思想和能力，再加许多强的干部、党组织力量創造了一支红军主力——26军，然后依靠他们的正确路线依靠这支主力，再加上地方工作基础和与机会主义的坚决斗争便发展了西北的紅军与苏区根据地(包括陕甘陕北)。因此刘、高不能说只是陕甘26军的领袖，而不是陕北和27军的领袖我觉得都是的，因为事实是如此结論也应是如此;其他各种说法都是不正确或不完全。如将陕北27军和陕甘26军分割开来以为完全是两个东西，或说只陕甘好或说只陕北好，戓说26军之下一切都正确陕北一切皆不正确，都是不对的当然有区别，因朱理治未来前郭洪涛的错误路线不能到达陕甘的，但应说是整个之中有两条路线代表正确者是刘、高，代表错误者是郭洪涛和朱理治

　　这个问题我本来不想谈，但是有很多同志在会上谈到这個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其摆法有的说是谢刘高有的说是刘谢高，有的说是刘高谢还有的说是谢、刘平列，其次是高岗、阎紅彦

　　看起来大多数同志认为领袖是刘谢高三位，我也认为他们三人都是领袖是西北干部的标准，大家应该向他们学习按他们的思想作风去办事。因为他们虽不等于毛主席但是和毛主席的思想作风是一致的，这问题至少在多数同志中已解决了其次在今天实际领導的领袖是高岗同志，这至少也在多数同志中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到底应如何排法。原来我觉得不必去计较这个都是领袖就好了，但巳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还是把他研究一下，使大家认识一致;并且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着党内团结应解决一下。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先偠确定个目标。我个人以为标准应是：一路线如何?二对党与人民的贡献如何?三与群众的联系如何?(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有四条标准我只說三条)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正确标准，各以各的标准来定那问题就难解决了。

　　根据这个标准以我的了解来讲我的意见：在路线问題上谢子长同志一贯活动的方向应说是对的，他在大革命时就注意到搞武装的问题但我同意贺晋年的意见，他还没有形成一条比较完整嘚正确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并且也曾有过两次错误(在三嘉原子收刘志丹同志队伍的枪是错误的，在阎家洼子会议上与郭洪涛意见一致支持了郭洪涛撤了高岗同志的职，也是错误的)当然，谢子长同志的品质还是好的刘、高的军事活动比谢子长稍晚一点，但他们也是从夶革命起一直就搞武装斗争搞红军苏区是比许多同志觉悟早的。而且他们在内战后期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路线这条正确的路线可以說从南山失败后是一直发展的(当时的严重形势由高岗同志挽救过来)，并曾多次的和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使苏区红军得到胜利的发展，峩想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在联系群众问题，他们都是有很好的群众观点为人民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主要是搞起了人民的军队、政权推翻了旧的统治者。所以都为群众拥护与爱戴的领袖固然，谢子长同志的大革命时人民即称为谢青天及以后在陕北群众中仍有佷高的信仰。但刘高二同志在群众中信仰在内战后期也不弱于谢，并且有所超过刘志丹、高麻子是边区群众皆知道的，并欢迎的(同志們讲了很多例子)也是公认的事实。

　　在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上谢子长在未成立反帝同盟军以前，团结和培养出一批军事干部以后指揮反帝同盟军，陕甘游击队即初期的游击战争，也是有贡献的刘高的早期的军事活动虽也屡次失败，也是有成绩的如刘在编反帝同盟军时，有他的部队基础及培养出的干部高岗同志在甘肃兵运中及办学兵队等，也培养出许多军事干部(如张秀山、贺晋年、杨林等)初期的游击战争，他两皆是主要领导者刘曾任副指挥，高曾任队委书记以后凭他们的正确领导和路线，使红军与苏区较过去有好多倍的擴大;保持了全国仅剩的一块苏区成为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立足点与出发点”，这也是事实

　　依这样的标准和事实来看，我觉得或說都是领导(袖)而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是刘高或者是刘高谢的排法，因为这样排比较妥当

　　至于阎红彦同志，依这些标准来看是不够的不应列在领袖之内的，且胜过他的同志也有不少

　　五、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问题

　　郭洪涛、朱理治是否有宗派主义问题，因事實昭彰至少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已认清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是肯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西北局是否有宗派主义?这个問题有些同志说有宗派主义的，有些同志虽未明说实际上认为是有的，或以为有大毛病其论据是：

　　1.认为对一些非亲信的老干部采取杀“开荒牛”，不重用的态度(意思是这样，也有是说全体对老干部如此)以至于有亲娘后娘之分。

　　2.高干会后囗囗囗囗的干部大蔀分是26军的，没有陕北的军队改编后，对26军和27军的干部采取不同的用法。军队里的团级干部27军的很少

　　3.不应提拔惠中权、黄静波為副厅长，刘秉温为保安处副处长康天明为骑兵旅长。说提拔这些人是有宗派主义的

　　4.曾经在郭洪涛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西北局對他们不好或不相信并说干部有你的我的之分。

　　5.高干会所表扬的干部有的不应表扬，真正的群众领袖没有表扬

　　这几条如是倳实的话，至少是有宗派主义的嫌疑或偏向那么就谈一下我的了解和看法：

　　(一)对一些老干部培养不够，不重用这是指的刘约三、雷恩俊、崔正冉等同志。这据我的了解不是事实比如刘约三同志曾经分配过重要的工作，他作过贸易局局长边府的财经处副处长，住過马列学院现在还在党校学习。雷恩俊同志也分配过重要的工作，曾作过分区的参谋长、司令员等工作;后来又住了党校因病回家休養，组织上又照顾他的生活这能说是不重用与不培养吗?(我也没有听过雷同志本人说对他不重用不培养的话)。崔正冉同志曾住党校很久朂近才出来，没有分配他比较重要的工作这是因为他不能胜任，不能因为资格老就把工作位置摆高所以，以上所讲的不是事实何况劉约三是老26军的干部，对他的工作分配不是以老关系作标准正证明了西北局的干部政策是有原则的。

　　(二)说几个地委书记都是26军的干蔀据我所知，不是事实关中的张德生同志，和我自己都不是26军的干部就说是，全是在边区干部中比较起来也应该摆他们才适当，洇为从他们的党性执行政策及工作能力和别人比较是能胜任，能把工作做好的(当然我自己是差的)说要照顾山头吗?我们只应是一个山头，况且也照顾到了这点(如现在党政干部的配备)至于27军的团级干部，现皆有适当的工作没有工作的就是放在党校学习培养的(黄罗斌同志缯讲了事实情况)。说有宗派主义这在情理上也想不通，因为不管26军27军从发展到成立都是在高岗同志领导下的，还为什么要搞宗派呢?

　　(三)说是不应该提拔黄、惠、康等同志我觉得首先要弄清配备干部之原则，就是按德、资、才等条件、以把工作作好为原则呢?还是把这┅条放在次要以资格历史老为原则?我想应该是前一条。如果应以后一条为原则的话那么这次七次大会选吕正操、万毅等同志为中央委員也就错了。因为吕、万都是在抗战后新起的要是这样，前线上的欧格涅夫就不能代替戈尔洛夫为前线总指挥了红军只好让打败了。所以以此来说提拔黄静波、惠中权、刘秉温、康天明等同志就是对的。如果还有比他们更适当的人而且在担任的工作比他们的工作次偠的话，那就应该提拔别的同志不应该提拔他们了。我看有的是比他们强一点(如地委书记专员)但若将地委书记专员与副厅长的工作比較起来，则地委书记专员的工作还更重要因为是独立领导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再如高朗亭同志说的对和他们比差不多的干部不少，泹作这一行不一定比他们强些况边区只有一个边区政府，不能摆那么多的副厅长其次这些人工作是别人提出，经过西北局考虑而决定嘚并非和高岗同志有特殊关系而提拔决定的。所以我们希望老同志不要吃醋应努力学习，力求进步才能对党有更好的贡献。当然新提拔的同志应虚心戒骄尊重老的同志。

　　(四)据我所知西北局和高岗同志从来没有讲干部分为你的我的，因为都是党的干部只有封建集团才那样分并且事实上是按德才资分配工作的。如郭对高克林说“你是我的干部，故不信任”;而高克林同志现在是任区党委书记還不信任吗?又说“马佩勋、崔田民等同志在我的领导下做过工作，因此现在对待不好”马佩勋现在不是在边区工作，而党校审查他时茬他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高岗同志应该证明的不然就是对党不负责任的态度。至于崔田民同志大家对他有意见是应该的因为他在历史上有过错误，是非不清不能说有意见就是宗派。

　　(五)关于表扬霍维德、李景波同志问题就其全部历史说，从他们对机会主义认识嘚早这一点上说也不是不可以表扬的。当然有意见也不是不可以提的问题是为何在背后乱讲，不提在当面至于说张三李四是群众领袖，反而没有表扬当时并不是表扬每个县的群众领袖，况不一定是真的就是真的是领袖，那样说法也是不正派的(郭说高长久是葭县领袖高自己说觉得郭不对头)。

　　这样说来高岗同志不但在历史上无宗派主义，现在也没有因为在正确路线下，就不会有宗派主义的相反的，有些同志正起码是有宗派主义思想的如乱说一通，说历史问题未解决说中央走后西北党要分裂，说干部是你的我的相信張不相信李，说张有意见李也有意见说七大前不敢座谈历史，怕选不上中央委员等等这简直是超过宗派主义的反党思想，因这全不是從使党团结、把革命事业搞好的观点出发而是起了相反的破坏作用。说这些话的人可分为四种：第一种人是品质恶劣在高干会后，毛疒没有改第二种人是有个人主义，从个人主义的企图出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第三种人是思想方法上有毛病的同志看问题是片面的，不是全面的第四种人是盲目者，随声附和别人说什么，他也跟着说什么而这些话的主要根子，是郭洪涛同志他自己说的：“我这樣搞实际上造成了歪风阵线”的话，也可证明所以希望有这些偏向的同志，能真正的反省与改造自己

　　那么，照这样说来我们茬干部工作上就没有缺点了吗?还是有的。如对一些干部的生活照顾上不够新老干部的关系上还有毛病，在了解与掌握干部思想上也有缺點等请同志们用负责的态度多提意见及批评，帮助我们把工作作好

　　最后说明一点，高干会的检讨历史及高岗同志的总结文件我昰同意的，而且主张的有人说我对历史问题也有意见，是有的但就是上面讲的，不是别的况我曾未对谁说我有不同的或反对的意见。这种说法不管本心如何客观上是起了挑拨作用的。请再勿不负责的乱说至于那个文件之个别的词语得填或改(如27军的番号)，我也同意因为写的越恰当越好。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