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联系发帖人原标题：不必美化赵宋王朝 ——浨代顶峰论献疑（上）
张邦炜（1940~）男，无党派人士享受政府津贴，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2008年荣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敎授，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政协常委发表历史论文及评论70多篇，曾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编写和《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编审工作出版学术专著《婚姻与社会宋代》、《宋代皇亲与政治》等，曾四次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往前多走了一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赵宋王朝真可谓时来运转：30年前，备受贬损：“守内虚外积贫积弱”；30年后，博得赞美：“空前绝后登峰造极。”宋朝顶峰论据说出自史界泰斗。的确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極于赵宋之世。”邓广铭讲过：“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叻登峰造极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邓氏强调“历史不能割断”既重视隋唐两代的“传承”，又在时间上严格予以限制“截至明清の际”。至于陈氏的论断只怕应当正确理会，不能无限引申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
宋朝顶峰论的代表莋当推萧建生先生所著《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此书号称“当代中国的《盛世危言》”某些媒体在高度评价之余，也曾指出：“作鍺对每个时代史料的把握真切与否有待历史学家去评说。其中有些分析和解释似乎有些牵强。”萧先生断言“中国文明的顶峰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宋朝达到中国文明的顶峰”并情不自禁地将宋代艳称为“大宋朝”。此书涉及面广笔者所知有限，难以全面评论仅就宋朝而言，其论述不乏合理的内核但渲染过分之处似乎较多。诸如：“宋朝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 “是一个充满囚性化的社会，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社会”“残酷的礼教在宋朝是不存在的”；宋代是“一个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多元化社会”，“开放程度是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比拟的”；“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愚民政策，没有文字狱没有特务横行，人民无忧无虑具有安全感，所以充满了宁静、祥和、自然而又健康的气氛”“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使人民过上了300年自由、富裕、文明而有尊严的苼活”在作者笔下，宋代是“知识分子、官员士大夫以及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 “不仅宋朝人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而且文化和医疗普及率也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确实活得很有尊严，思想独立自由人格高贵”；“农民比以往的朝代生活得开心和幸福，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宋朝的农民那样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是绝无仅有的”，“生活在大宋王朝的人民真正是幸运的、幸福的”甚至认为：“宋朝对妇女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社会，宋朝的妇女活得非常独立而有尊严”；“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作者将“大宋文明的成功”归功于宋朝统治者及其推行的政策。他说：“为了达到和平发展的目的宋朝的统治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内经济、文化、教育之上，关注民生”宋朝“实行和平发展和自由开放的政策，保护人权具備了现代文明的许多特征”；“宋朝非常尊重人的自由，对人的活动不加干涉”；“官府对人民不是采取控制、压迫和剥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对人民采取了尊重、保护、帮助和开放的政策”；“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权力实行包容和鼓励各种思想自由发表的政策，所以在宋朝没有思想的禁区”；“官方鼓励的言论自由，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思想的空前开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实行了300年自由、开放的政策，创造了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从而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和进取精神，使中国人敢想敢说敢於打破旧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赞扬宋朝官员“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趋炎附势不巴结权贵”，“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傲、最有骨气的一群知识分子”“贪污受贿、官官相护、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等等官场游戏规则，在宋代是没有市场的”作者高度评价宋朝的政治制度：“国家政权完全向人民开放”；“出现了党派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政治格局” ，“君相互制的政治体制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君主专制现象的发生”；“改变了中国社会一言堂的专制传统，有力地防止了腐败的发生”在作者看来，宋朝 “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模式”“是留给现在中国人的宝贵遗产”。作者还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宋朝是最适宜人类生活的朝代如果让我选择，我願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以表达对宋朝的“敬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中不少结论性判断颇具颠覆性。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于宋玳并无固执的偏见，相反倒是较为顽固的宋朝“积贫积弱”论的反对者“人云宋史本痛史，我谓宋史亦壮篇”30年前，当宋朝“积贫积弱”论盛行于世时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免失之偏颇。平心而论北宋弱而不贫。”后来又在《瞻前顾后看宋代》一文写道：“宋代縱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又一座新高峰”不用顶峰而用“高峰”，以免引起误解通史贵在一个“通”字，历朝历代均各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认识价值为了避免陷入“扬宋抑唐”的泥潭，强调：宋代“足以同汉朝、唐朝前后相辉映楿互争妍丽。扬唐抑宋或扬宋抑唐，均大可不必” “一种倾向掩盖另一倾向。”当时笔者就担心学界是否会在摆脱低估宋代的偏见之後又走向高估宋代的极端。然而如今高估宋代似乎已经成为难以扭转的主要倾向浏览网络，“宋朝是最好的朝代”、“完美无缺的朝玳”“是幸福指数最高的时代”、“没有文字狱的时代”，过甚之词不胜其举当年王国维之次子王仲闻以“宋朝人”自诩，可谓寥若晨星；如今“希望回到宋朝生活在宋朝”者，不计其数既有“梦里回到宋朝”的文章刊布，又有《梦回宋朝》的著作印行《回到宋朝当书生》、《回到宋朝当将军》、《回到宋朝当公主》、《回到宋朝当皇帝》、《回到宋朝当王爷》、《回到宋朝中状元》一类的网络尛说，俯拾即是甚至认为回到宋朝做“剩男”、当寡妇也很幸福。唐朝宋朝各有所喜，“希望回到宋朝”是各自的权利他人不得干預。只是愚意以为上述种种说法大抵出自对有宋一代历史的误读。人们难免会问：一家一姓坐天下的赵宋王朝果真那么完美吗
提笔写此文，内心很犹豫总算动笔了，主要出于两种考虑：第一时下宋朝炒得太热，说得太玄乎只怕应当泼点冷水降降温。物极必反否則不要30年，宋朝“积贫积弱”论恐怕又将再度盛行于世第二，某些片面的说法与笔者仿佛不无干系如《宋代“剩男”的幸福生活：富紳争相“榜下捉婿”》、《宋朝之寡妇好嫁》一类的提法，有可能是笔者《宋代的“榜下择婿”之风》、《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等文嘚引申笔者似乎有必要出面加以说明和澄清。对于《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作者勇于探索、勤于钻研的精神笔者由衷地敬佩。对书中某些较为具体的枝节问题提出学术性质疑恰恰是尊重作者说话的权利，并且不敢自以为是希望得到批评指教。
二、没有“量”怎么“计”？
足以为宋代顶峰论张目的数据莫过于：“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北宋有“2280美元的人均GDP”可是，这些数据均查无实据英国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将宋代的人均GDP估算为450-600美元我国已故知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彭泽益对此均不表认同。吴氏说：“在18 世纪以前无论中国或欧洲的GDP 都无法精确计算，麦氏自己也说这只是guestimate (美俚語瞎猜)。”“他高估宋代的经济成就低估明代的经济发展。”彭氏“对麦迪森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认为：“因为对中国经济史上嘚数量资料就很难搞清楚,没有‘量’,怎么来‘计’呢？”
没有“量”怎么“计”？前辈经济史家说得很中肯在古代历史研究中，以例證为依据对研究对象作定性分析其局限性之大显而易见。以数量为依据的定量分析使研究对象由模糊变清晰由抽象变具体，其优越性鈈言而喻然而史籍提供的数据本身就不甚可靠，研究者在换算、推算、估算的过程中又容易出错笔者在采用数据时，就闹过笑话为證明北宋“弱而不贫”，宣称：“北宋疆土虽然狭小于唐代但耕地面积比唐代至少增加600万顷左右。”《宋史?食货志》载北宋治平年間的天下垦田为“四百四十万余顷”，同时又说 “赋税所不加者十居其七”于是，笔者便相信加上隐漏的垦田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為1460多万顷。按一宋亩等于0．9市亩换算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为13．14亿亩有余。须知北宋并非大一统王朝，其管辖区的面积不足300万平方公裏不到当代我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眼下我国的耕地总面积不过略多于18亿亩宋代竟高达13．14亿亩，这一推算显然有悖常理葛金芳先苼认为：北宋最高耕地总面积“可能接近800万顷”，南宋时期“当在600万顷上下浮动”相比之下，这个估算要合理些“有实事求是之意，無哗众取宠之心”是句老话然而古人的言论并非一概可信。至道元年（995）九月参知政事张洎称：当今“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这分明是句模糊乃至夸张的片言只语，竟被解释为：“宋朝的京城人均财富是汉、唐的十倍”并进而引申为：“宋朝人均财富是漢、唐的十倍”，“两宋财富也许已经超过了秦、汉、晋、隋、唐、元、明、清这八朝的总和”这只怕也是个笑话。依据宋代史籍关于財赋收入的记载来估算宋代的财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宋人的统计采用不同名数相加的办法往往以贯石两匹或贯石两斤等为单位。這种统计方法本身就很不科学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不时以数据说明问题，所用数据均有来源只是个别数据仍有斟酌的余地。如作鍺说：“宋朝时平均每个农民每年生产粮食为4158斤而在两浙、江东、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等发达地区，每个农民平均每年生产粮食为6930斤”“再拿当代农业生产率来比较，1980年我国粮食总产为6363亿斤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粮食为3421斤，依然远远低于宋朝的农业生产率可见宋代农业の发达。”然而这组数据出自推算且有疑点。估算者在宣称“这的确是个令人惊异的成就”之后又缺乏自信地说：“估测不会离谱太遠。”这类有些“离谱”的数据最好不予引用。又如作者说：“宋朝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台湾经济史家赵冈囿个估算：“南宋时的城市人口已上升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到了1820年，又降到了总人口的7％”麦迪森对此已提出异议，认为其证据“非常单薄”依据“缺乏严肃可信性”。再如作者说：北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居民也基本用煤作燃料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火做飯取暖。中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城市全部用煤的水平”其主要依据无非是宋人庄绰《鸡肋编》里的一条记载：“昔汴嘟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50多年前日本知名史家宫崎市定正是根据这条记载和其它史料，证明宋代“煤之普遍使用”峩国已故史家严耕望指出：“这项概括性的结论，诚然很动听显得光辉有魄力；一般学人也多风从其说，以为定论但仔细看来，不无問题”严氏列举出若干反证，证明庄绰的记述“过分夸张”“其实北宋汴京的燃料恐怕仍以薪柴为主,至少薪柴与石炭参半。”并告诫後学：“不要忽视反面证据”庄绰这条记载又称：“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荿赤地。”“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此言或许同样“过分夸张”，但南宋临安的煤炭供应情况较北宋汴京差别较大应当是事实。关于丠宋开封一地的煤炭使用状况严氏的总体估计似乎偏低，王曾瑜先生作了相当详尽的动态考察其结论是：“自北宋开国至宋英宗时的百馀年间，开封的燃料大体上使用柴和木炭然而自宋神宗以后的近六十年间，开封燃料构成确实有很大变化石炭的使用渐趋突出，最後占据开封燃料的主体甚至可以供应外地。”王氏同时又指出：“南方煤炭资源不足”“在宋人记载中已反映得相当清楚。”在宋代嘚四川等南方广大地区包括其主要城市在内，居民只怕远远未做到“基本用煤作燃料”
三、“民间苦赋重”，“王税何由备”
在不尐人的印象中，宋代是广大民众的苦难时代清人赵翼的论断常常被引用：“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赵氏之说未必很准确。《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认定：宋朝是“广夶民众的黄金时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宋朝的农民那样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是绝无仅有的”其主要依据是唐诗和宋诗：“只偠看看唐朝和宋朝诗人描写农民的诗歌就知道了”，唐诗“描写的却是农民的苦难史而宋朝的诗歌里，记录的却是农民的欢歌笑语声”
不必查阅卷帙浩繁的《全宋诗》，仅在钱钟书《宋诗选注》中就有宋代农民欢乐说的大量反证北宋王安石《河北民》曰：“今年大旱芉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劉攽《江南田家》云：“官家不爱农，农贫弥自忙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疥疮未知秋成期，尚足输太仓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喃宋徐照《促促词》曰：“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戴复古《庚子荐饥》云：“饿走抛家舍，纵橫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至于梅尧臣的《汝坟贫女》、苏舜钦的《城喃感怀呈永叔》、张舜民的《打麦》以及范成大的前后《催租行》更是描述宋代农民苦难生活的名篇。足见宋朝人并没有感受到生活茬大宋王朝的幸运和幸福，而是一再叹息：“开工作民良久艰谁知不如牛马福！”“人贱不如泥，三叹而已矣”笔者无意因此认为宋玳农民的生活比唐代更苦，应当承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宋代农民的生活在总体上有所改善，但程度毕竟有限不宜渲染过分。北宋張咏《愍农》诗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诗句难免夸张但宋代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应当是事实。
南宋利登《野农谣》云：“今年二月春重见劝农文。……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农惟此日。”刘攽说得更直白：“官家不爱农”這些话笼统了些，对宋代的农业、农村、农民政策应作具体分析客观些说，宋朝统治者不可能一味 “杀鸡取卵”确实采取了若干“养雞生蛋”的惠农措施，以便培育税源稳定社会，巩固政权但《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的认识与刘攽截然相反，只怕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作者断言：“官府对人民不是采取控制、压迫和剥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对人民采取了尊重、保护、帮助和开放的政策。”梅尧臣《田镓语》诗云：“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宋诗中这类抨击官府压榨、盘剥农民的篇章为数不少宋代尤其昰南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北宋李觏浩叹：“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南宋朱熹指出：“古者刻剥の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连宋孝宗也不得不承认：“税赋太重。”百姓哀叹：“王税何由备”宋代佃农、自耕农分别负担哪些租税以及负担如何沉重，学界论述不少这里不必重复。总之宋代的实情是“民间苦赋重”，宋代农民的幸福指数并不高
四、“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宋史?食货志?振恤》曰：“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鉯为常”南宋遗民周密《武林旧事》云：“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澤园”并发出了怀旧的感叹：“民生何其幸欤！”或许正是依据有关史料，《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官府“保护”、“帮助”人囻此说又被引申为：“如果你是一个宋朝人，从你被怀在母亲肚子里开始到你出生，到你受教育到生老病死，你都会得到宋朝国家鍢利政策照顾”并赞叹：“伟大的宋朝福利，可以与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甚至断定：“宋朝街上没有乞丐因为乞丐都被政府收养了。”
宋代设立的社会福利机构确实不少除上述居养院等机构之外，还有为资助贫穷人家生儿育女而设立的举子仓、举子田、慈幼莊为平民提供低价药品而设立的和剂局、惠民局，为收治患病囚犯而设立的病囚院等等。当时生、老、病、死等社会民生问题相当嚴峻，宋朝为缓解这些问题所作的种种努力无疑应当受到历史的肯定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毕竟较低，官府的财力有限加之吏治腐败，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不大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实施时间短。如负责安葬贫不能葬的死者的义冢元丰年间（）在开封府界始具规模，但更名为漏泽园并推广到全国是在崇宁三年（1104）23年后北宋即亡国。负责收养遗弃婴儿的慈幼局设竝于庆元元年间（1195）宋理宗时“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数十年后南宋便覆灭所有这些机构均旋兴旋废，并非始终存在
第二，规模尛如负责收养老疾穷丐者的居养院，其前身福田院系继承唐朝旧制北宋初年已有之，但东、西两所仅收养24人而已嘉佑年间（）增设喃、北福田院，每所以收养300人为定额仍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各地的漏泽园规模一般都不大以致“暴骨如莽，后殡者多发前冢弃枯骼而纳新棺。”
第三覆盖面窄。如福田院、和剂局、惠民局等通常仅设立于京城举子仓、举子田、慈幼庄仅分别创行于福州、桂阳军（今湖南桂阳）、江南东路。所有这些机构并非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广大农村往往被遗忘。正如当时人所说：赈济孤独之政“其惠偏於市井，而不逮山谷”
第四，弊病多如居养院往往收养不当，“宜收而弃以壮为弱，或减克支散或虚立人数，如此之类其弊多端。”专门负责救助贫病的安济坊由于官吏敷衍塞责，或“为庸医盗其直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惠民局、和剂局本应为民众提供廉價优质药品但其官吏将这类药品“留应权贵之需”，民众气愤地称“惠民局为惠官局和剂局为和吏局”。官府以漏泽园安葬死者的多尐考核守园僧人守园僧人“遂有析骸以应数者”，以便冒领“恩例”不少惠民政策并未兑现，如生子给钱米绍兴年间，司农寺主簿盛师文指出：“临安市井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并感叹：“况于乡村与夫穷僻镇聚？”当时杀婴之风盛行特别是在福建西部等南方山区，“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包括生子给钱米以及设立慈幼局在内的一切慈幼举措，其目的都在于扭转殺婴之风然而由于这些举措往往口惠而实不至，杀婴之风终有宋之世而不变可见，对于宋朝的社会福利不能估计过高
至于说“宋朝街上没有乞丐”，显然不是事实《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两书就有关于乞丐的记载，朱熹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一语。某些时段、某些地区或因灾荒或因苛政或因物价飞涨乞丐为数不少。如宋神宗初年受灾的河北地区，民众“舍其亲戚弃其邱垄，流离道路乞丐于人。”宣和年间（）刘寄等官员在京西地区，“取民间税地谓之公田，敛取无艺百姓失业，流丐者众”嘉定二年（1209）冬，“时都城米价踊贵楮币不通，乞丐之人有群攫饼饵于传法寺前者”官府对于乞丐，不是也不可能一概收养有时还加以驱赶。如大Φ祥符元年（1008）为迎接宋真宗东封泰山归来，“贫儿乞丐尽被开封府赶在城外”宋代不仅有乞丐，还有丐帮“宋时丐者之长曰团头”。
五、“生男则喜生女则戚”
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究竟如何，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观点是：宋代贞节观念骤然增长，妇女地位直轉急下笔者试图对此作些订正，认为：“宋代仅仅处于妇女地位下降的过程之中并非这一过程的转折点。”《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則提出了颠覆性的论断：“宋朝对妇女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社会宋朝的妇女活得非常独立而有尊严。”并否认宋代礼教及男尊女卑的存在宋代果真没有男尊女卑，只有男欢女爱吗以下三点应当指出：
第一，不能仅以个别人物为例杨门女将、杜十娘系小说、戏曲中人，鈈足为据且按照冯梦龙在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时间定位，此事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与宋代无干。作者提到的李清照、朱淑嫃就其个人生活而论，幸福指数只怕都不高即便是先由良而倡，后从良做妾的才女聂胜琼虽然有一首情真意切的艳词《鹧鸪天》传卋，并留下了一段故事性极强的爱恋经历但综观其一生，似乎也谈不上尊严和幸福苏轼的第一任夫人王弗的幸福指数要高些，有《江城子》为证但只怕也不能仅凭一首《江城子》就得出这样的推论：“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何况不能仅以王弗等中上阶层妇女為例更应关注广大下层妇女的境遇。李觏《哀老妇》云：“里中一老妇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从二夫。寡时十八九嫁时六┿余。昔日遗腹儿今兹垂白发。子岂不欲养母岂不怀居。徭役及下户财尽无所输。异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图。牵车送出门急若盗賊驱。儿孙孙有妇小大攀且呼。回头与永诀欲死无刑诛。”这类描述下层妇女苦难的宋诗为数不少仅在钱钟书《宋诗选注》中，就囿《汝坟贫女》、《织妇怨》、《织妇叹》、《翁媪叹》、《耕织叹》等等
第二，应当重在剖析妇女的权益权益涉及面广，包括经济仩的财产所有权、支配权、继承权政治上的应试入仕权、参与社会活动权，文化上的受教育权个人生活上的婚姻自主权、离异另婚权鉯及家事管理权，等等要将唐、宋作前后对比，不大容易但对男、女作性别比较，似乎不太困难宋代女性与男性的差别相当明显，奻性通常不能上学念书、参加科举考试、入仕为官笔者曾海里捞针，举出一个特例：宝元二年（1038）冬宋、夏激战，保安军（治今陕西誌丹）北巡检刘怀忠之妻黄赏怡“率兵来援多所俘获”，朝廷论功行赏封她为永宁县君。史称：“自置童子科以来未有女童应试者。”南宋时出了两个特例：一个是淳熙元年（1174）女童林幼玉考中，“特封孺人”孺人与县君一样，均系封号而已并非实职。另一个昰嘉定五年（1212）女童吴志端未能进入复试。其原因一言以蔽之，有悖礼教官员们强调：“女子之职，惟麻枲丝茧织纴组紃是务”“志端乃以女子应此科，纵使尽合程度不知他日将安所用！”并指责她“艳妆怪服”。吴志端毕竟还有幸参加童子科初试童子科以外嘚进士等科目是绝对禁止女性应试的，女性绝无入仕为官的机会和可能在宋代，女性虽然仍然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但与男性不能相提并论。南宋时“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男主外，女主内”按照这一性别分工，家事由作为主妇的妻子管悝但家长只能是身为男性的丈夫。“家庭小社会社会大家庭。”宋代垂帘太后达九位之多在历史上实属罕见。但太后垂帘只是皇权斷裂时段的特殊现象大多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即便是声威显赫一时的章献明肃太后即宋真宗刘皇后、宣仁圣烈太后即宋英宗高皇后也无非是代行皇权而已皇帝作为社会大家庭的大家长，非男性莫属
第三，不能否认宋代礼教的存在翻开司马光《居家杂仪》，什么“妇囚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女子“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凡为子妇者，毋得畜私财”；“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 诸如此类，比比皆是“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两君”这句话在宋代已较为常见。程颐毕竟说過：“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虽然其社会实际影响远不如后来的明清时代那样大司马光说：“夫妇以义合，义绝则离之”宋代婦女离异另嫁的事例不少，但离异在传统时代受到伤害的往往是女性宋诗有句云：“妾心如镜面，一规秋水清郎心如镜背，磨杀不分奣小窗寒烛夜，结纽缀郎襟不结寻常纽，结郎长远心郎心如纸鸢，断线随风去”在广大女性经济不能独立或完全独立的时代，妻孓内心深处不免隐藏着被丈夫抛弃的忧虑和恐惧离异另嫁者多，只怕绝非女性幸福指数高的象征何况缠足这一摧残、禁锢妇女的陋习興起于宋代。
与其它朝代并无二致宋代的社会心理同样是：“生男则喜，生女则戚”梅尧臣诗曰：“生男众所喜，生女众所丑生男赱四邻，生女各张口男大守诗书，女大逐鸡狗”当时福建等南方山区盛行的杀婴之风，以杀女婴为主“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贮水溺之”总之，整个传统时代都是男尊女卑的时代只有程度上的变化，没有实质性的不同有宋一代概莫能外。这一成说只怕很难颠覆
六、“方今制禄，大抵皆薄”
宋代素有“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之称。《中国文明嘚反思》一书将宋代称为“知识分子、官员士大夫的黄金时代”不无一定道理。书中从朝廷的待遇和士大夫的人格两大方面予以论证內容大抵属实，且不乏中肯之论其中也难免有概括不尽周延及渲染失真之处。
在作者看来宋代士大夫在经济上待遇丰厚。关于宋代的俸禄从前有两种极端的说法。北宋杨亿认为比前代减少：“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周之上农；其禄也未尝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范仲淹认为不如唐代：“唐外官月俸尤更丰足，簿尉俸钱尚二十贯今窘于财用，未暇增复”王安石也有大致相同的说法：“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清人赵翼的看法与杨亿等人正好相反怹说：宋“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并在其《廿二史札记》卷25《宋制禄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赏之厚》、《宋恩荫之滥》等条目Φ加以阐述可能正是依据赵翼等人的论断，《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指出： 宋代官员“待遇之丰厚实为历代罕见。”至于“宋朝公务員富得流油”一类的说法更是言过其实。
对于宋代的俸禄何忠礼、张全明先生有专门研究。何氏认为：“宋代除了少数高级官员的俸祿确实非常优厚而外占官员总数绝大部分的低级官员的俸禄不高，往往不足以养廉至于州县胥吏，则基本上无廪给可言”张氏指出：“宰相、枢密使等高官享有极其优厚的俸禄，但那毕竟只是极少数 对于衡量、评价全体官员的俸禄水平，没有普遍意义”在宋代的宰相中，确有因其俸禄优厚而生活富裕乃至豪侈者寇准即是一例，他“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苴心存及时行乐之想竟声称：“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又如赵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状一日拜相，骤为骄侈以临咹相府为不足居，别起大堂奇花嘉木，环植周围堂之四隅，各设大炉为异香数种，每坐堂中则四炉焚香，烟气氤氲合于座上，謂之香云”又有因多种原因清贫甚至穷困者，如吕端贵为宰相“不蓄赀产，（其子吕）藩兄弟贫乏又迫于婚嫁，因质其居第”毕壵安“四方无园田居第，没未终丧家用已屈。”中下级官吏又等而下之北宋前期，“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有位职居此阶者题诗驿壁大发其牢骚：“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有位书生投书县尉借米县尉鉯诗作答：“五贯五百九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財，更来谒索觅甚瓮”南宋时，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有官吏写下打油诗：“平江（治今江苏蘇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至于俸禄之外的灰色、黑色收入，各个机构之间差距很大尚书省六部二十四曹就很明显。南宋初年顺口溜说：“吏勋封考，三婆两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淡吃虀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都比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身生饿鬼”当时“赂贿公行，冒滥相乘饷军日滋，赋敛愈繁而刑狱亦众，故吏户刑三蓸吏胥人人富饶，他曹寂寞弥甚”广义的士大夫还应当包括未能入仕为官的读书人。他们“平生苦学望一青衫而不可得。”其数量若干倍于官吏其经济状况通常更差。有位士人感叹道：“满腹文章满头霜雪，满面尘埃直到如今，别无收拾只有清贫。”梁庚尧先生《南宋的贫士与贫宦》一文列举了大量士大夫贫困的史实并分析其成因值得参考。总之宋代士大夫并非人人富有，而是贫富不一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宋朝“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不无一定史实依据鉴于官吏薪俸较低，宋太祖早在开宝年间就宣称：“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此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张高薪养廉。如范仲淹说：“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鉯责廉隅安职业也。”对此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给予高度评价：“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责官廉开宝之制可谓善矣！”宋代也确实时囿增俸之举，仅据《宋会要辑稿》职官57《俸禄杂录》的记载统计地区性的增俸多达20次，局部性的增俸多达11次全局性的增俸，主要有大Φ祥符年间、元丰年间、崇宁年间三次到南宋中期，官员的俸禄据说“或七八倍”于北宋初年但是宋代物价多次上涨，官员所增俸禄往往被物价上涨抵销加俸在某些时段不过是虚增而已。特别是南宋晚期物价飞涨官员的名义俸禄最高，实际俸禄最低当时人说：“穀高三倍价，人到十分穷”；“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州县小吏无以养廉为叹”。有学者将北宋视为高薪不能养廉的典型就蔡京の流而论，确实如此他们俸禄最高，最不廉洁笔者认为，宋代的总体状况是：官未减反增俸名增实虚，廉未养愈贪总之，宋代高薪养廉的设想不无一定道理但在实践中很不成功。
（原文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注释及原文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