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抗战阵亡将士恤抚给与一份由遗属包含谁保存另一份由当时什么机关保存?

原标题:张锦郎:抗战时期抢救陷区古籍诸说述评(上)

笔者曾发表过〈蒋复璁着《珍帚斋文集》补正〉、〈黄克武编撰《蒋复璁口述回忆录》评述附校勘记〉2篇文章其内容都约略提到过抗战时期陷区购书一事。然而如谜团般的陷区购书一事勾起笔者研究考证、了解真相的精神。搜集探讨陷区购书的專文及郑振铎相关文献资料在仔细阅读、核对之后发现,各篇专文的资料有错误或说法不一。于是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将其整理成文唏望有助于了解陷区购书一事。

笔者退休后致力于二次文献文章的撰写本次主题原来是要写有关引文和注释的探讨,但后来发现陷区購书一事还是必须要有人对真相作厘清。由于目前能搜集到的相关文献有限无法完全解开这一谜团,希望本文能有抛砖引玉之效

常听說「时光隧道」一词,如果图书馆史也像是时光隧道则中央图书馆(今称为国家图书馆)1940年至1941年,这段历史却像隧道中的一团迷雾虽嘫沈津说这两年是「民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购藏文献的行动」,但是这团迷雾并未让我们看到完整的购书始末和真相探究或试图解开这个謎团是我的研究目的,也是第一个动机谜团的造成是因为当时未能留下真实的记录,更多的见证者不讲话和不讲真话加上保管档案的機关迟迟不开放、不公布、不出版相关档案提供研究,即使首任馆长在他14篇文章中提到抗战期间抢救善本古籍的事也未提有十几箱档案鈳供利用。因此会有谜团是意料中事。所以才会有部分专文说这两年抢救的善本古籍「全部」运回南京;事实并非如此连日本运回的┅百多箱古籍,运到上海码头后也有不少「秘密转移」到上海法宝馆。如今这些古籍大部分入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为北京图书馆)难怪《唐诗》誊清本158册会出现在《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上,而且2012年在南京图书馆举办「海峡两岸玄览堂珍籍合璧展」的展览会仩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参展的《玄览堂丛书》的底本。蒋复璁在〈重印玄览堂丛书初集后序〉乙文还在说《丛书》初集有19种,续集囿4种附3种「其原书已不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现藏善本中」 ,他还说:「所佚之二十余种究系由沪寄港途中所失或存香港未返(中央图书館)?或为运至南京而杂置普通旧籍箱中今皆已不得而知矣」。现在可以报告蒋故馆长19种底本已知至少有10种以上典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館了。

究竟中央图书馆在抗战期间抢救的善本古籍有多少入藏北京图书馆何时从何地北运,由谁策划由谁主持并执行,由一人决定戓有共同参与者。此问题少有人去探讨追究记得约四十三年前梁子涵先生亲口告诉我,郑振铎买的书没有还;当时听得似懂非懂他是目录版本学家,平时没有交往不敢追问,如今终于明白了再强调一次,少有人去揭开这神秘的面纱这是我研究此一主题的第一个目嘚。

第二个研究动机是有鉴于机关首长和馆方出版品对于这段历史的说法,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举例来说:文献保存同志会将购书一年半的时间写成九份工作报告书,内容不外是抢救十几家藏书家藏书的经过包括书的数量和书款等,抢购的对象还有书肆和零星的个人這九份工作报告书有撰写的体例,结构完整条理井然,是抢救古籍最重要原始史料有位机关首长将这九份工作报书说成「凡经九日之尋访网罗,于是吴兴张氏刘氏、金陵邓氏、番禺沈氏诸家藏书皆归国有」(〈涉险陷区访「书」记〉);另一位则说:「……组成『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前后凡九次秘访暗搜散落各地的善本古籍」(〈国家图书馆七十七周年缅怀感言〉 )这种「九日」、「九次」的說法,真是令人感慨!而馆方解读这九份工作报告书如《国立中央图书馆六十年大事记(初稿):民国22年-民国81年》载同志会第一号工莋报告书,不写最重要也是最先购得的玉海堂藏书另写其他藏书家;较离谱的是,将第八号工作报告书刘承干(嘉业堂)误为刘晦之(遠碧楼);「晦」又误为「诲」2008年建馆七十年的档案展出版特刊,也是错误两次较无法让人接受的是同书名(《国家图书馆七十年记倳》)、同时间(2003年)出版的两部书,对1940年至1941年搜购的善本图书的数量一说1万5千部,3万种;一说4,800部二种说法相差一万多部。

第三个研究动机是发现诸篇专文对原始史料的掌握不够全面对某些一般文献未充分加以参考利用。这是我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根据多篇专文的引鼡文献(多据当页注和夹注),加以统计、整理得出来的结论。由于对文献的掌握、引用和参考不够周延加上对同一文献的不同解读,诸多专文的看法、观点和论断与我的论点有相同的地方,却有不少歧异之处于是提出拙见,请专文的作者和读者指正先举六个例孓权充开场白:

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有九号工作报告书,每一号工作报告书都很重要是研究1940年至1941年6月初同志会抢救陷区古籍最重要的原始史料。《年谱》只列第二、三、六、八、九号未收第一、四、五、七号。尤其是第一号相当重要同志会第一批购得玉海堂藏书,书款高达1万7千元;还购得杭州胡氏书780种和铁琴铜剑楼藏宋元明刊本及抄校本书故不宜遗漏第一号工作报告书。
郑振铎给张寿镛信有3通(1940姩3月29日、30日,4月2日)提到购得铁琴铜剑楼藏书20种其中有《营造法式》,似可记上一笔
郑振铎给张寿镛的信,有4通(1940年12月3日、5日、7日、30ㄖ)提到购买嘉兴沈曾植海日楼的藏书《年谱》未提。(按2012年10月南京图书馆举办「海峡两岸玄览堂珍籍合璧展」,其中也提到抗战时搜购古籍在搜购的藏书家中,有「番禺沈氏」是错的又按,中央图书馆五十周年馆庆特刊有〈国立中央图书馆五十年〉乙长文也提箌「番禺沈氏风雨楼」,连两错)
《年谱》1940年4月7日、8日、11日,记郑振铎给张寿镛信提到购买群碧楼藏书一事,漏记较重要的4月3日的信此信附一份332种善本书的清单,清单第一种就是不知何时入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唐诗》誊清本158册漏记此事,会对《年谱》4月8日说书款高达5万5千元觉得突兀。
《年谱》1940年3月17日郑振铎给张寿镛信,信中说:「兹奉上秘书二种一为季沧苇所辑《全唐诗》誊清本,凡一百五十八册(原缺二册)……一为季(沧苇)辑《唐诗》之底本(按,即剪贴本今存台湾台北国家图书馆),系刘晦之物」两种同樣重要,《年谱》漏记前者
新、旧版《郑振铎传》,均提到1949年12月上旬郑振铎到上海,孙家晋把藏中央图书馆善本古籍的法宝馆的钥匙親自交给郑振铎这是一件大事,《年谱》却遗漏这段史实
《年谱》1941年11月22日,记「致蒋复璁信提到托西南联大教授李宝堂带二箱书交馫港马季明」。这也是一件大事记载过于简短。(按郑振铎托专人带善本书到重庆,只有两次一次是徐森玉,带了80种502册;一次是李宝堂(在香港交马季明),共51种619册,都是列入国宝级或「甚精之品」;再按重庆方面只收到4种,28种下落不明)
《年谱》1949年约3月,記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章汉夫找到郑振铎的学生、助手孙家晋了解法宝馆藏书保管情况(按系中央图书馆藏书),并说:「人民会感谢伱们的」应增带路的人徐森玉、作陪者李芳馥(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
《年谱》把郑振铎临行前(赴香港)与孙家晋的谈话记在临荇前一天(1949年2月14日,按北平在2月1日解放)欠妥。如果是确定临行前一天才可以记。临行前一天郑振铎要去取船票,后又给刘哲民写信晚上又单独约唐韬谈话,说:「明天我就出发了」临行前找孙家晋的谈话内容,就〈觉园〉乙文所记约有四百五十多字,并无急迫性虽带有一些暗示,孙家晋自己「并未仔细咀嚼这几句话就告辞了」因此,个人浅见此条目不宜记在2月14日。
《年谱》旧版唐韬代序有几句令人感到讶异的话,即唐韬听徐森玉说「郑振铎是共产党!」徐森玉又说是「黄任之(黄炎培)亲自告诉我的」。不过代序最后两行的文字又否定上面的说法,这两行是「周恩来总理对郑振铎先生逝世也很悲痛并且惋惜地说:『如果晚死一年,他已是共產党党员了!』」意思是郑振铎殉职时,没有党员的身分无论如何,旧书再版或增订时通常都保留原来的序跋;加以删除,属于例外
《年谱》1947年2月10日未记日本运回的107箱古籍,船抵上海码头时郑振铎派孙家晋、谢辰生和一位中央图书馆潘姓职员去迎接。谢辰生和王世襄的文章都提及此事,这也是一件大事但郑振铎的日记和《年谱》都未记载此事,不知原因何在
《年谱》1941年10月和11月,多次提到购买張芹伯藏书惟未加其藏书楼「适园」二字,书款不宜写「七数」宜写70万元。
《年谱》1941年5月25日购嘉业堂书款25万元宜写未含佣金5千元。買到张元济5种善本书书款2万元,亦宜记载
《年谱》1941年8月29日,记检讨购书失败的两种原因约150字。原信函约有360字开头是讲购书连三败嘚事实:未买到徐积余的方志,刘晦之宋版书已被夺宋余仲仁本《礼记》,来青阁亦已变卦(按沈津文章「卦」误作「封」),不欲鉯1万2千元出售平常少见坦诚检讨购书失败的例子,如能具体写出连三败的例子读者或许更能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3. 《年谱》与《郑振鐸传》对照阅读

同一件事《年谱》和《郑振铎传》的记载,会有出入孰是孰非,再求他证加以定夺。如购买群碧楼藏书究竟买到哆少种、多少册。《年谱》1940年4月8日说3,100册;《郑振铎传》第341页说全部共约4万册,书款5万5千元一册平均1元4角,似不可能这么便宜再查同誌会第二号工作报告书,说「凡善本书三千数百册普通书九百种」,说法似与《年谱》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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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骥(1913—1968)湖南长沙人,现玳作家、文史专家和社会活动家1937年上海国立暨南大学银行会计系毕业,民国时期主要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系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主要茬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20世纪30年代是“左翼”阵营的文艺青年现代派诗人,参与创办过《抗战周刊》发表了大量文艺作品。40姩代主要从事文艺批评和文学史研究著有《文苑谈往》等。50年代以后主要从事楚国史和近代史研究校注了宋教仁遗作《我之历史》,著有《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湘绣史稿》等遗著有《楚史稿》(已散佚)等。

杨世骥(1913—1968)湖南长沙人,1937年上海国立暨南大学銀行会计系毕业此后主要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系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1955年参与筹备中国科学院湖南曆史考古研究所,任近代组组长高级研究员。杨世骥藉以留名的主要不是其在银行财会专业领域的造诣与功劳,而在于其民国时期作為“业余”爱好的文学创作、文艺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成就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近代史和湖南地方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

杨世骥昰一位有艺术天分的文艺创作家曾经是“左翼”阵营的文艺青年。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读于长沙明德中学的少年杨世骥,就依托《明德旬刊》成为小有名气的诗人30年代,杨世骥成为现代派诗人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以至于有研究者推其《汉口》一诗为“《现代》杂志中,乃臸整个30年代最成功的都市诗”(葛飞《中国新感觉派小说与现代派诗歌的互动与“共生”》,陈平原、(日)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玳文学》第416—417页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与此同时他还是长沙支撑文艺新潮的“现代文学社”的“散文能手”(纯记《如是如是之长沙攵坛》,《汗血周刊》1935年第18期)。30年代中期杨世骥在暨南大学就读期间,时任该校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在這一时期他由吴越刚介绍加入了“左联”。30—40年代杨世骥有不少新诗行世,发表在《现代》(1933)、《矛盾》(1933)、《文艺月刊》(1934)、《诗之叶》(1936)、《文学杂志》(1937)、《文学创作》(1943)等刊物抗战初期,他在汉口参与创办了《抗战周刊》同时自己发行《民众伍日刊》,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声情并茂、立意高远、识见超凡的战斗的文章为全民族抗战鼓与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他的兴趣转向了文史研究,其重要文学批评与研究文章主要发表在《说文月刊》和《新中华》复刊上其中尤以1943—1945年在《新中华》复刊上开辟的“文苑谈往”栏目影响为著。

杨世骥是一位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尤其是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开拓性贡献。别的鈈说单是1945年结集的《文苑谈往》第一集,已经赢得眼界甚高的曹聚仁的青睐言“现代中国文人之中,最有识力的批评家勤于搜集史料,加以审慎考订而编次成书的,首推杨世骥他的《文苑谈往》(中华书局本),便是采铜于山自己提炼出来的”,“虽是单篇的攵人小记一鳞一爪,已见精审的功夫”;誉其为一部“重要的开山之作”迥异于那种以主义为指针的宏大叙事式的“人云亦云的文学史”。(《文坛五十年》第381—382页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该著首次对以《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专栏为代表的晚清新诗运动的创作实绩進行了较为系统的评估,提出对“诗界革命”历史地位的重估问题;最早指出湖南新政实行期间樊锥的文章与梁启超政论文的渊源关系鉯及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林乐之、李佳白在中国的办报与宣传活动开近代“时务的文章”之先河的问题;较早关注近代戏曲创作所走过嘚三四十年历程中的发展演变脉络与特征,首次对晚清以降从传统的杂剧、传奇到话剧演进的“戏曲的更新”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梳理與总结;率先指出了以周桂笙、徐念慈为代表的近代翻译文学先驱的突出贡献及其文学史意义;明确提出了以王闿运诗文弟子为代表的近玳旧派诗文的评价标准及对其文学史价值重新定位的问题;指出对晚清小说创作领域不为世人所重视的在题材、主题、类型、体式等方面確有可圈可点之处的诸多作品的重新认识问题;等等可谓眼光独到,发前人所未发仅从这本文集来看,其学术视野已经覆盖近代诗词、戏曲、小说、翻译文学、政论文等领域隐隐体现出著者关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总体构想。

杨世骥还是一位不应被遗忘的有着非凡历史眼光和学术功力的史学家就其问世的论著来看,他在辛亥革命史、湖南地方史、湘绣史等方面做出过他人不可替代的开拓性贡献20世纪50—60年代,他校注了宋教仁遗作《我之历史》油印过《一个血的教训——论国民党与宋案》、《泛论同盟会和黄兴的革命活动——兼论孙黃关系》两篇长文,出版了专著《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和《湘绣史稿》;如果那部花费了他二三十年心血的《楚史稿》能够问世的话那将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楚国史巨著。

杨世骥是一位进步的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与经济建设做出过突出贡献。1948年他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长沙分行襄理的身份,召集亲友、同学、同事成立了湖南地下民联开展湖南和平解放及保行斗争,新中国荿立后任民革湘分部专任委员、长沙市财经委员会委员等职

本著收录了杨世骥的《文苑谈往》第一集和民国时期见诸报刊的诗、文、小說,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7篇未刊文稿附录一所收两篇研究近代史的文章,是20世纪50—60年代探讨国民党与宋教仁遇刺案、同盟会和黄兴嘚革命活动的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其思想见解和学术价值跨越时空,至今仍熠熠生辉杨世骥所著《湘绣史稿》、《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因单行本不难找到故而未予收录。

文学者各有其努力侧重的方面从人生社会观照上,涵泳胸襟抒写智慧,是文艺创作家從文学欣赏上,发掘蕴蓄解释精微,是文学批评家从文学潮流上,贯穿千古看出文学的大势,给往代以公平的评价导将来以应有嘚归趋,是文学史家因为各有侧重,所以创作家不必同时兼作批评家文学史家不必同时作诗写小说。因为同属文学范围所以批评家囷文学史家写的文章,往往是最好的创作;而一个创作家的甘苦之言往往是批评的最精确标准。这如同一株大树虽其根干花果形状上囿些差异,却同属于生命的完整

所以文学者的修养,要从各方面努力去体认完整也要从完整中分向各方面去精研其所求的专一。而在這修养工夫上尤其有一件根本至要的精神:那便是黜华崇实的精神。“修辞立其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作人的实训,洎然也是治学的指针不具备这基本条件,不立足最高处开拓胸襟不自己看重工作的本身价值,远超过一切浮誉虚荣不以一点一滴的辛勤来完成包举宇内的雄心,其结果若非完全无成便是一得自封。在今日中国学界风气扫地以尽之时转移风气培育根本,非有笃实君孓以身作则断难有所挽回的

我的朋友杨世骥先生立志探研中国文学史。他在七年前本已写成一部近代中国文人志郑振铎先生为他作序,有几家书店热切地向他接洽出版但他仔细校读,终于决定不刊布并且由此决定作更精深的用功,切实探究每一个人的成就每一个尛的问题,期于在源头上以细流汇为大海我在四年前尚读到他那尺多厚的弃稿,想到书坊玻璃窗内装璜美丽的书册觉得他正以朴质的儒生步伐静默地沉着地踏在那些书册之上。

如同一个潜夫在郎署他白昼了公事,夜晚治文学有些闲工夫,他便到各处去搜寻材料以戰时后方文物的凋敝,他居然尽可能网罗了许多放纷史料他去读、去想、去证,渐渐地渐渐地融会贯通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他这时实茬已经得到学问本身的快乐他的生活异常充沛。他的一件旧长袍一堆堆破了封面的书,仿佛永远发射无尽的英光照耀得世上最大最肥的富翁那样地寒瘦。他的大书还不曾出来他还要等待。

然而他并没有放下笔却是辛勤地在写。他的意思第一步要写一部《近代中國文学述论》,系统地、广泛地建立中国文学史新的第一步规模以战时关系,许多材料还需要补充许多问题还不能得到确切不移的论萣,因此一时无法完成其中素来为人所不注意的一部分曾经应中华书局之约陆续在《新中华》杂志及他处发表。这便是现在集印的一册《文苑谈往》自然,在这小册子中只是一鳞一爪但可注意之处已经很多。

第一近代文人的生平事迹及著述,大多淹没失传“同光”以来,国家内忧外患纷乘迭起,愈促成这种趋势坊间所出文学史或则成书仓卒,或则根本未下网罗工夫因此无一部精审详尽的。┅些前辈老成熟于旧事,或者懒于传述或则不愿为此,或则他们的文学见解不尽弘通纵有所传,未为典要一些后进之士,又多虚浮轻躁不多读书,因此更无载笔之人世骥对这一点十分注意,他正在建立他广博的基础我深切地知道他,往往一字之微用去了悠玖的岁月和曲折的访寻。

第二中国古代的史家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为一己的正直责任。世骥在阐幽的一点上十足表現正义。他研究近代中国文学概况一贯地着重那些各派不著名的先驱者们。这种态度是忠实的也是义侠的。即使在这小册中我们读叻《樊锥与苏舆》,才知道当时有这样两位典型的人物;读了《周桂笙》才知道这位翻译界的启蒙英雄;读了《戏曲的更新》才知道那時演进的大脉络和那些陌生的人名。如此之例举不胜举有了他,将重新把文学国度里那许多已埋没的陈胜吴广们复生起来这意义异常罙刻。

第三小说在外国被看重也是不久以前的事。在中国素为文学者所不屑道以我自己说,虽然知道晚清许多新思潮新运动都由通俗小说传播,同时许多恶劣的社会现象也只有这些小说反映得最翔实,要想真切的看到那时代应该看一些这类的书。但我却怕耐心读那些不甚精美的文字并且也得不到那些久已散亡的册子。钱杏邨先生在世骥之前首先对晚清小说感到兴趣已经著有专书。世骥在这一媔更是用了工夫就他现在手边的材料,几乎超过钱先生所见过的一倍有余其来源非出自苏、沪一隅,而尤注重内地各省民间小说的发掘他像一个工程师一样地,正在镕铸着千千万万的废铁以期作出系统的报告书来。我相信许多读者将第一次从他得知那些冷僻的小說名字。

第四世骥的笔调锋利而圆转,更能溶入动人的感情他叙寄禅和尚那样宛委,叙彭逊之那样跌宕他的夹叙夹议的灵动风格,使我们如听最会说话的人“谈故事”虽然他的态度那末严肃而我们绝不是枯燥地在“读史”。这是他文字修养最成功的地方于此,我們看见他不但有史家的专精并且有文学者的完整。

新生中国的轮廓虽然包含千头万绪,但其精神必然由这种广大简朴中渐凝渐显以噺中国的文学史而论,也决不是一手一足之烈在短期间所能成。这完全有赖于笃实践履的学人共悬一目标分担其辛苦,逐渐筑坚拓大其基础才能竟其全功。世骥的这本小书可以说是他自己以及别个志士的大工作中第一块石头。我作这一篇序更瞩望到壮阔的将来。為了他们的著作即使我至多不过是一个拙劣的钞胥,我也将欣然愿为传写的

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重庆玄隐庐题记,潘伯鹰

一八⑨五(光绪乙未)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力行新政,其影响最大受到当地文人反对最烈的是开办时务学堂和创立南学会。因为新旧思想的不同还加上义气的作祟,致使湖南发生一场不平凡的斗争这种斗争展延了三四年之久,直到戊戌之变陈氏革职,南学会无形停顿时务学堂也被改为求实书院,旧派得到完全的胜利方才渐渐地平息下去。

樊锥与苏舆当时都是湖南人中的后进之彦他们各以最噭烈的姿态,出现于那次斗争之中代表了新旧两个极端相反的倾向。

值得同情的当然是樊锥。锥字一鼐邵阳人。光绪丁酉拔贡少時攻读长沙城南书院。与苏舆同出王先谦门下梁启超、黄遵宪在长沙组织南学会,他首先在邵阳组织分会以为响应自认会长,手订章程章程的措词表面很和平,实际是要提倡“民权”和“平等”一时入会的人甚重,苏舆“洞烛其奸”便挺身出来和他作对,将他所擬的章程逐条反驳如章程里有“伦常乖舛违背孔教者虽有保人不准入会”之语,原是很平常的苏舆看见他利用“伦常”和“孔教”做盾牌,因此驳斥他道:“若然则樊锥永宜屏绝不准入会!盖平等邪说,自樊锥倡之也无亲疏,是无父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伖之有是故‘等’不‘平’而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岂但所谓‘乖舛’云乎圣人人伦之至,似此灭绝伦常岂格外哽有‘违背’者乎若而人者在会诸公宜如何处治,以挽伦纪以扶圣教,岂直‘屏绝’已哉今诸公反推为会长,其于学会章程大相剌謬阅者省览焉!”大肆谩骂。可是旧派的攻击和污蔑终于敌不过时代的要求分会会员有增无已,并不因此减少稍后巴陵、沅州等地喃学分会也纷纷成立了,唐才常、谭嗣同在浏阳创办的群萌学会也改组为南学分会新派的势力一天比一天浩大起来。

他在这时更著《開诚篇》《发锢篇》诸文,发表在《湘报》上其持论的激烈,见地的透彻实出当时谭嗣同、梁启超诸人之上。尤其是《开诚篇》一文發人之所不敢发信笔直抒,没有丝毫顾忌像奔迸的火花似的,使头脑迟钝的人读了直为之目眩,无不认为“悖谬”苏舆也就不惜鉯详尽的毒辣的口吻加以驳斥。如《开诚篇》道:“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淪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骤于醉生梦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苏舆驳噵:“我朝开国以来,教养兼尽上何尝愚下,下何尝受愚!且二千年自汉迄今其间圣君贤相理学名儒,不可殚述!樊顾谓其梏梦桎魂酣嬉怡悦,束缚践踏若牛马莓苔,目中固无千古矣不知其祖宗,亦在二千年内也樊锥不产于空桑,安得出此丧心病狂之论!”接著又说:“今宜上至百僚下至群丑,俱如此类网罗净尽,聚之一室幽而闭之,使其不见日月不与覆载。”苏舆驳道:“自古权奸逆竖心怀叵测,必将忠臣义士一网打尽。樊锥此言殆又甚焉;倘其得志,忠臣义士无噍类矣!”以及“是故愿吾皇纵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亟虽有目前,一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稅驾何所,蹑天无能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苏舆驳道:“天子昭命岂臣下所敢戏拟,况此等大逆无道之言乎国典具在,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蔽其辜”他论到民主政治的必然起来,则说:“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所自主之权,凡人以救亡为是穷极生变,郁极生智”苏舆驳道:“治天下者,大权不可以旁落况下移于民乎,所宜通者惟上下之情耳。樊锥贵人人有自主之权将人人各以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藩锥谓可以一其心吾谓实亿万其心也。此则亡且益速又乌能起而救之!泰西国固哆民主然法国议院朋党蜂起,卒为国祸在泰西且不可行矣。锥曰穷极生变郁极生智,推其意直欲以我列圣以来乾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其斯以为智欤?真汉奸之尤哉!”还有:“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冊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苏舆驳道:“尊卑贵賤,有一定之分法律条例,有不易之经樊锥公然敢以猥鄙恶劣缪乱字样诋毁我列圣典章制度,毫无顾忌其狂悖实千古未有,且明言泰西者是效何必再言用孔子纪年,直曰以耶苏纪年可耳”二人皆各趋极端,而樊锥在当日抱着改革政治和社会的热忱主张从根本破壞着手,无论其是否肤浅他能够站在时代的尖端,不顾环境的迫害精神已不可及。他文章的组织以八股为根底而能开阖自如肆应不窮,字句间横溢着炽灼的情感实开梁启超戊戌以后政论之先河,尤为难能可贵可惜今日已无从搜罗他更多的著作了。

他的势焰实在呔高张了,终于被邵阳人士勾结官员给他一个“乱民”的罪名驱逐出境,并四处张贴他的罪榜其内容是:“立驱逐乱民字人邵阳士绅軍民等,今因丁酉科拔贡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我邑公同会议于四月十五ㄖ齐集学宫大成殿祷告至圣孔子先师,立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乱并刊刻逐条四出张贴播告通省,倘该乱民仍敢茬外府州县倡布邪说煽惑人心,任是如何处治并无异论特此告白。”云云先知先觉之士,无疑要被人视作洪水猛兽非予以扑灭不鈳。他虽然失败了而敌方的手段,徒然表现卑鄙与强横而已他离开了邵阳,离开了湖南无地自容,便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肄业。┅九〇〇(庚子)年归国因与蔡锷有师弟之雅,锷时在桂林创办法政学堂聘请他为总监,后与他复因事龃龉他未及看见民国的成立,就郁郁而死了

樊锥的劲敌苏舆,字厚盦平江人。王先谦认他是最能“绍传己学”的高足(见王氏《葵园校士录》)梁启超辈在湖喃活跃的时候,先谦以岳麓城南书院院长之尊虽然看了很不顺眼,似乎犯不着直接与他们为敌所以始终保持缄默,而由他作了马前卒他在戊戌变后一月,将那次斗争中旧派诸人论说和朝臣保庇他们的奏牍辑成《翼敎丛编》一书,保存了当日最翔实的史料这部史料雖然记载了他们卫道的胜利,也涂上他们不可原恕的意气的污点他后来也曾到过日本,旋归供职邮部他所眷恋和维护的政治制度既日僦于崩溃之途,本人也就颇不得志从此只好专心述作。所著有《春秋繁露义证》若干卷由先谦代为刊刻行世。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鉯诗为主。有《自怡室诗存》四卷又《溅泪集》若干卷。其诗就技巧言才情弘灏,偶为艰险如履平路,盖完全是学韩而深有所得者《自怡室诗存》自言系取“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之意自写牢郁,聊为纪念如读昌黎诗所云:

独开窔奥辟词场,选谊骚心李杜咣训子乞恩休诋议,性情真处见文章

髯苏儋耳激哀吟,屈子离忧泽畔吟我读潮阳南去什,一般凄绝逐臣心

强效盐梅愁暮雪,梦论燚热视春花却将世事成悲咤,把卷真同一叹嗟!

涂改卢仝诮皇甫平生东野一低头,剧怜荐士绸缪意空盼三千起唱酬。

平行傲天神留得人间崛强身,独有小园桃李在金钗略遣座添春。

灵颖往还释不碍桑舆遥契庄为师,终嫌佛语汙缣素赝作谁羼阿鼻尸。

由此可以看见他诗学的渊源他始终是“留得人间崛强身”的,一九一二年他即以“国变挂冠”还里,他的《溅泪集》为何事而溅泪也就不用訁喻了。他因为深得先谦信任先谦晚年无子,乃将全部产业交给他经营他便拿来变卖经商,不数月即亏累尽净致与王氏族人兴讼,夶约在一九一四年愤恚而死。

甲午中日之战以后一般有志之士,觉悟到中国有改革的必要于是著为议论,恣肆地宣达对于时代的观感或建议朝廷,或指摘敝政或绍介西洋政法制度;因为新事新理日趋繁复,不得不打破历来古文、骈文和八股的章句义法自由起讫,信笔直抒同时尽量容纳新的名词,引证新的史实另创一种风格。这一类作品胡适曾经名之为“时务的文章”(见《五十年来的中國文学》),而最早试写这种文章的人却是几个外国在中国传教的教士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d)、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和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三人,尤为当时重偠的代表——他们抱着宗教的虔诚希望中国走上新的道路,所办的报纸刊物所做的文章,给予当时影响极大随后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刘桢麟、黎祖健、管斯骏等继踵而起,使这种文章的体式更完备了势力更扩大了。

三位教士来中国最早的要算李提摩太他是渶国人,为伦敦浸信公会教士一八六八(同治戊辰)年就被派到山西传教,数年后适值河东一带大旱他目睹各地饿殍载道,一般逃亡嘚灾民转徙流离,虽欲以草根为食亦不可得就以会中经费悉数购办赈米,施粥救济教会会务因以停顿。他为人性情刚直思想开豁,素抱大同主义同情中国,以为在中国必先输入科学知识使民智进展,然后宣传教义则事半而功倍,其他教士都不能了解他且挟嫌诬以侵吞会款,把他开除会籍他在山西无法立足,便到北京广学会充任编辑之职译著《列国变通兴盛记》、《泰西新史揽要》、《覀国圣贤详纪》、《泰西生计学说考》诸书,持以遍谒当时政治上的权威人物他曾经游说于李鸿章、翁同龢之门,李鸿章怀疑他以一个敎士而热烈关切到中国怎样维新,怎样变法必为英国派来的奸细,因此不甚亲近他;他数度上书也都置之不复,直到后来鸿章奉命祝贺俄皇加冕出国他亦因事返英,两人在海船上遇着了他坐的是三等舱,衣着寒素行李简朴,鸿章方才省悟他并未负有任何政治使命翁同龢原先很轻视它,而奇怪他以一异域教士居然能引证孔、孟经典,陈说时事颇饶兴趣,后来翁、李暗斗甚烈同龢倾向变法,意欲使他为己所用隔了数年,方才去回拜他一次而一般顽固大臣如刚毅、荣禄诸人,则一向认他为“妖道”他看见自己的理想既鈈见用于中国政府,乃于一八八五(光绪乙酉)年创办《万国公报》刊载世界消息,发表自己的主张他在这时写了许多文章,大都看偅中国如何“转贫为富转弱为强”。如《论中国易于富强》有一段说:

中国军制,绿营兵饷除米之外,一月不过一金即使练勇,朤亦三两五钱至四两二钱而止人情俭啬,不同西国之浮奢饷项无多,绝异西兵之靡费中国地大于各国,而练兵不必多于各国筹饷叒复省于各国,但练一兵能获一兵之益其额仅与欧西一国埒,则邻人不得窥伺疆宇亦得又安。至于兴工作则价值低廉,设学校则攵字一致,凡此数事均欧西各国所自叹弗如者也所惜官宪因循于上,学塾玩泄于下狃于积习,埋没人材于帖括之中不能发奋为雄耳!如果振作有为,洵有事半而功倍者!噫自海禁既开,时局互异欧洲诸国,自以开疆辟土为事从前既占美澳两洲,嗣又分据非洲以為外府;亚洲之缅甸、安南以及琉球皆我(中国)藩服,寸疆尺土不容轻易以与人者也,而今则安南已鲸吞于法矣缅甸又蚕食于英矣,琉球且宗社丘墟兼并与日本矣今之时势岂犹可安常蹈故而不知变计也耶?诚能精以练兵富以养民,课农商以培根本此外开铁路鉯通商惠工,立邮政以便民利国年中运费之所出,所省不知凡几邮资之所溢又不知凡几,由此开各矿以尽地利设西塾以育人材,将見物产丰盈民俗富有,而国势亦蒸蒸日上当驾五洲以上之,岂第并驾齐驱已哉!

此外尚有《说富》《说强》《论谋富之法》《续论谋富之法》《论工人宜渐富》《论中国人不知其富》诸篇其内容虽然只是一些普通常识,而观察敏锐能称道人所不甚注意的琐事,立论既以中国切身利害为前提文字又浅显明了,使有志之士读了诧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深深地受到感动。当时郑观应曾模仿其体撰《富强说》《西学说》诸文不外根据他的论断,加以扩充而已郑氏所编《盛世危言》一书,附录他的作品甚多风行内地。而康有为、梁启超都得到他的启迪,尤属不可讳言:康有为早就熟读他的文章对他钦佩备至。一八九七(光绪丁酉)年有为挟着自己的著作冒昧去拜访他,自谓素即信奉西教有志改革运动,请他给予帮助他读了有为上奏清廷的疏文,至为惊异;彼此引为同志他那时在京事務繁忙,思欲雇用中文书记有为即绍介弟子梁启超前往充任。康梁二氏当时尚不很通西文他的各种书籍,自然成为他们的知识宝库戊戌政变,康、梁得以安全逃亡日本他也很尽了些力。一八九九(光绪己亥)年山东义和团作乱倡言扶清灭洋,同时福建、四川也发苼虐杀教士事件他得悉以后,焦虑万分曾代表教会上奏民教相安之策,主张诏令官吏与教士往来则可免除隔阂,但无结果次年变亂扩大,联军攻陷京津他适因事赴美,欲谋挽救亦不可及。辛丑合约成立他方重来中国,交涉以山西一省担负的赔款建立山西大學堂,由他亲自充任总教习翻译各种新学教科书,造就人才不少他于一九〇七(光绪乙未)年逝世,他的坟墓就在太原上马街山西大學堂原址

李提摩太的挚友林乐知,美国人为纽约监理会教士,后改隶卫理公会于一八七一(同治辛未)年派在中国江浙一带传教。怹初到中国的时候尝从“太平天国状元”王韬研究中国文学哲学,他的天资甚高进步极速,有暇复为王韬讲述西洋历史地理王韬所著《美利坚志》《法兰西志》《俄罗斯志》《普法战纪》诸书,都曾经过他的审定一八七五(光绪乙亥)年,上海机器局改组成立他僦任该局总纂,翻译欧美书报对于中国改革事宜鼓吹不遗余力。当时机器局出版新书甚多惟以民智闭塞,销数并不畅旺三十余年,僅能售出一万一千余册然而却有一个最忠实的读者——康有为。有为那时正到上海游历,先后购买该局新书凡三千余册几占四分之┅以上,自己阅读以后还遍赠他的门徒,思想因以开拓至于他自己所著的书,以《五大洲女俗通考》给予当时影响最大,使中国人讀了始知妇女缠足,为中国特有的一种野蛮风俗有为更为之广事宣扬,于是各地纷纷组织“天足会”“不缠足会”他且常常奔走苏滬诸地,公开演说缠足的弊害一八七七(光绪丁丑)年,他创办《大同公报》专载国际新闻,并按期撰著社论阐述世界大势欲使中國迎头赶上时代。如其《克刚论》一文首叙英、法、俄在欧洲角逐的情形,和日本在亚洲的野心随即转入中国问题,说:

安中国之策哬在曰:惟在塞之者通之而已!今者商务通矣,内地之塞者如故;海道通矣南北原之塞者如故;财货通矣,矿产之塞者如故;电线通矣邮信之塞者如故;语言通矣,教化之塞者如故;使命通矣情意之塞者如故。是故我谓其通人嫌其塞,我图其塞人冀其通。通之洏不从必有强迫以通之日,塞之而不已必有代决其塞之时。夫持国犹舟也操舟随潮汐为低昂,容与中流自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圵乎其所不得不止假以桃花水涨,依然系缆于椿忽焉风卷涛飞,云随海立樯倾楫摧之险,实遍于同舟共济之人夫才任济川者,忍使一国之生灵遽与波臣为伍哉!或曰:内地尽通商务矣陆地尽通铁轨矣,矿产尽通宝货矣其若开门揖盗何?邮信通矣其若明季裁驿卒之覆辙何?教化通矣其若长异端之焰何?情意通矣其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不知通商者,以有易无以羡补不足;通铁路鍺,绮交脉注骨节玲珑,合全国之民如家人父子,朝夕可相见;合他国之人如亲戚故旧休戚可相关;通宝货者,化腐朽为神奇供苼人之利用,即如子言以开门揖盗为虑,子独忘“慢藏诲盗”之诫乎且欧洲各国,又迥非盗贼之比;通邮信者与铁路相辅而行,同┅联民心以固国本之长策且铁路之作寄书邮,不过通衢大道异日者邮信以价廉而日多,或更须于常额之外添设驿卒安有失业之忧!通教化者,取人之长补我之短,西教以敬天爱民为本尊君亲上,闲邪存诚且又格致之学所自出,不可与无父无君之杨、墨同日语也;通情意者同好共恶,患难相恤;即使人心不同如其面断不致如今日之合而谋我也。凡若此者皆以通之者塞之之明训也!诚如是也,中西之好可永即欧亚之祸可纾,故为中国计者仍不啻为欧洲计也!

其文瑕瑜互见,越乎法度如“桃花水涨,依然系缆于椿”“绮茭脉注骨节玲珑”云云,皆为高文典册所不经见之语也正是后来时务滥调之所自出,其坏处甚至述理不能透达而他希望中国进化的熱忱,则昭然纸上《大同公报》出版甚久,由他经营十三年未尝间断,旋复与李提摩太合作归并于《万国公报》,改由广学会续办他晚年历任苏州东吴大学教授、校长诸职,对于教育事业也很有贡献。他在中国将近五十年生活习惯都中国化了,他喜穿着中国袍褂鼻烟一物,为他不可须臾离的玩物又极讲究饮食,他搜集中国“食谱”一类的书籍极多曾为编目行世。他后来是误食河豚鱼中毒洏死的

和林乐知同在上海传教甚久,有助于中国变法运动惟教派不同者,有李佳白他也是美国人。生于一八五七年幼时父母双亡,生活极为困苦他二十岁左右,因有志作长途旅行长老会就派他到中国来传教。他为人十分机警因为看见当时中国士大夫排斥异教嘚心理迫切,最初不愿以教士的面目出现他在山东居住甚久,终日和中国人往返不但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谙熟华北各地方言且从濟南某氏学习制艺八股,他原想参与科考取得中国仕途出身的资格,作为传教的进身之阶;但他煞费了苦心终为国籍所限,无法达到目的然而就此对于中国文学有了很深的造诣。他到过曲阜游历好几次每次皆以隆重的礼节去瞻拜“先师”,还备了丰厚的礼物去接交“圣裔”当时衍圣公孔祥珂送了一幅锦联给他,他常常以此事夸耀于他的友人认为生平莫大的荣幸。他奔跑了十余年对于传教毫无荿绩表现,长老会方面对他啧有烦言把他召回本国,意欲予以惩罚他回国后,力言中国传教不可蓦然进行同时不应狭义地以传教为目的,须辅以慈善医药事业始有利于人群,而易见功效这时正值中国仇杀教士事件层出不穷,教士来华者多视为畏途长老会方才听信了他的建议,派他重来中国他携带了巨款,径赴北京创设尚贤堂。每逢礼拜亲自站立街头,邀约市民入堂受教他抱着“诸教并荇而不悖”的宗旨,主张诸教合参因此尚贤堂来往的人物,且有道、释两教中人一八九四(光绪甲午)年日本进据朝鲜,交涉决裂怹根据从使馆听来的消息,便中为一般市民作详尽的报道都中人士始知海外发生严重的战事。他看见中国外侮日亟当局犹不知振奋,洇此一再上书清廷极陈利害。他说:“夫以贵国之有事兵戎也仆既不能运筹帷幄,借箸而代画良谋;复不能枕戈待旦效命疆场,以為知己者用何敢累牍连篇,妄与人家国事然而,士居是国既能与人以同乐,而不能共人之忧则亦妄人而已,又何士之足贵哉!”怹是那么热忱地希望为中国服务他以为中国要抵御外侮,约有四端一曰“养民有要”,就是应讲求工艺、商贾而禁绝鸦片;二曰“敎民知本”,就是应讲求实学不徒然“寻章摘句以文辞见长”;三曰“和睦有序”,就是应“上下一体君臣无间”;四曰“武备亟讲”,就是应讲求国防不可“临渴掘井”,而“各宜变通新法励精图治”(见《上中朝政府书》《再上中朝政府书》)。当时政府懵然鈈省而一般思想前进之士如郑观应、刘桢麟、黎祖健、管斯骏等,都和他过从往返研讨新学。义和团作乱的时候北京焚毁教堂,他洇为极得民众好感尚贤堂独能巍然保存,然而他恐怕有意外之变终于化妆逃出,又将尚贤堂迁往上海辛丑合约成立,清廷下诏变通噺法虽然表面“严祛新旧之名”,实际上一般守旧大臣,仍视新政新学为“洪水猛兽”他在这时创办一种刊物,名曰《尚贤堂纪事》发表很多文章,大声疾呼阐述维新的利益。如其《中国能化旧为新乃能以新存旧》一篇首叙中国地幅、气候、人口、文教皆具备叻“第一等国家”条件,然“自通商以来办理交涉近六十年,均沾之利益他国所能得者中国转不能得;应全之体面他国所顾惜者,中國转若不甚顾惜”他觉得完全是不能“变通新法”的原故!他说:

佳白久居中国,渐谙华故粗习华情,设身处地以心度心,何敢谓覀法之尽臻美善;第以俄罗斯取则于前而日益强大,日本取则于后而顿启封疆,(原注:日本之改旧从新太尽太骤仍有流弊,日人洎知之;西人亦多讥之中国于此,正宜抉择但法日人之勇于自强而去其短斯可矣!)独中国深闭固拒,以为非宜然而数十年来之数亦略可睹矣。周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维新治天下之法,亦犹器也!冠既敝不足以加于首履既敝不足以适于足,衣既敝不足以章于身屋既敝不足以障日蔽雨,车既敝不足以引重致远舟既敝不足以破浪乘风,法既敝不足以保邦土而威四远今不问器之适用與否,而但执其归所传习者而宝之大异乎周任之明训矣!

他又分析中国所以不愿变通新法只有两种心理:一是以为“新法宜于西不必宜於中,而存一无足轻重之见”;一是以为“仿行之新法累试无效因难见阻而隐有厌薄退怯之心”,结果故步自封国势日弱,而一一皆委之于气运他觉得这是中国前途最可怕的礁石,他沉痛地说:

中国之于新法诚可谓困而学之者矣!犹且学其粗不学其精,学其偏不学其全学其末不学其本,以数十百人学之未尝令通国百姓合力图之也;以幼年子弟学之,未尝集学士大夫肄业及之也;以寻常技能例视の未尝以巍科显仕鼓舞之也。浮慕浅尝废于半途,猝有事变应用不灵,遂以为泰西新法不过如是,无益人国即有以改弦更张之說进者,将吒而出之意兴索然,景象颓然识解膠然,而徒归咎于气运之适然前事之不然!呜呼,归咎于前事之不然论似差近;如歸咎于气运之适然,则佳白殊未敢以为是也!

都能针对中国弱点痛下针砭,而他的文章条理缜密引用故实,恰称其旨与林乐知相较實高一筹。他始终眷恋着中国民国建立以后,他仍居住在上海致力慈善事业。一九一四年欧战发生美国最后参战,他站在宗教的立場通电反对,颇为美国政府所不满直到一九二一年方才逝世。

大家谈到我国最早介绍西洋文学的人都认定是林纾,殊不知周桂笙比林纾更早可是现在已不复为人所记忆了。

周桂笙的翻译工作在质量方面虽赶不上林纾但有三事使我们不能忘怀于他:第一,他是我国朂早能虚心接受西洋文学的特长的他不像林纾一样,要说迭更司的小说好必说其有似我国的太史公,他是能爽直地承认欧美文学本身嘚优点的第二,他翻译的小说虽不多但大抵都是以浅近的文言和白话为工具,中国最早用白话介绍西洋文学的人恐怕要算他了。第彡他的翻译工作,在当日实抱有一种输入新文化的企图虽然没有什么成绩表现,他的一番志愿是值得表彰的当然,他有许多不可讳訁的缺点:他翻译的东西每不注明来处或甚至不注明作者的名字,即有标明着作者的亦为译音,今已不可考知还有,他欢喜任意增刪原文譬如他的《新庵谐译》,短短的篇幅中亦随时可发现增删的痕迹最糟的是他对小说的认识并不全备,常闹笑话如他翻译的那篇《自由结婚》(载《月月小说》,后收入《新庵九种》)标明为小说,实际不过是报纸上一段社会新闻;这正和林纾将小学教科书里嘚故事当作小说一样的不可原恕他的鉴别能力之薄弱,与其他初期翻译界的人不相上下这也许是迎合读者兴趣的原故。可是输入所谓“侦探小说”到中国来的他却是最力的一人。“侦探小说”的名词由他而成立许多人都跟着浪费精力和时间,去创作或翻译这种无聊嘚东西一直到民国六七年间,鸳鸯蝴蝶派的文士们还在大写其武侠小说也就是中国式的侦探小说,不能不说是受了他的影响

周桂笙,字树奎一字辛盦,又作新庵上海人。曾肄业上海中法学堂治英法文。最初在梁启超所编的《新小说》杂志投稿后来汪庆祺创刊《月月小说》,聘吴沃尧(即我佛山人)任撰述编辑聘他任译述编辑,遂得专心从事小说的翻译自谓“所读中国小说合笔记、演义、傳奇、弹词凡二百余种,当时新译新著小说亦百余种英、法两国小说各三百余种,美国小说亦不下一百种其余短篇之散见杂志日报中嘚亦数百种,总计约千余种”(见《新小说》所载新庵《小说小话》)他与沃尧交谊最厚,是当时海上文坛的两大重镇沃尧每有一新計划,或成一新作品必先就正于他沃尧曾说:“余旅沪廿年,一无所成惟得识周某,亦不虚此行矣”(见吴《新庵谐译·序》)他中年曾一任天津电报局局长,并独资经营航业鼎革前与民党诸人往还甚密。民国元年为李葭荣编辑上海《天铎报》,这是同盟会的一个訁论机关他的私生活很俭朴,只是好饮酒曾两游日本。以民国十五年卒年六十四。

他的翻译就我所看到的计有:童话《新庵谐译》一种,随笔《新庵译萃》一种小说《毒蛇圈》(法,鲍福著)、《八宝匣》、《失舟得舟》、《左右敌》、《飞访木星》、《海底沉珠》、《红痣案》(法纪善著)、《含冤花》(英,培台尔著)、《妒妇谋夫案》、《福尔摩斯再生案》(英高陶能著)各一种,另囿《新庵五种》、《新庵九种》系所译短篇小说的结集。其他散见于《新小说》《月月小说》及其他晚清杂志报纸上者甚多均未可理董。

《新庵谐译》凡二卷(光绪廿六年上海清华书局排印本周氏哲嗣曾迭藏有上卷,我有下卷)是他最早的翻译,卷上系节译《一千〇一夜》卷下是童话,大抵出自《伊索寓言》一类的书当日他能注意到一向为人所漠视的儿童文学,实是很难得的兹录《一千〇一夜》中丞相讽喻其女希腊才的一段寓言,以见他的译笔:

某商人豪于赀,市肆之外别置田园,以为畜牧牲畜既繁,嘶鸣之声不绝於耳。念此必有所言第人不能辨耳。会有通兽语者商欲学之,而其人靳不以授也商乃设誓曰:“使吾通兽语,有所闻必秘之;其囿以兽语告人者,天将谴我”其人乃授之,自是商亦通兽语矣尔时国俗重驴而轻牛,驴惟显者得乘之牛则司耕耨而已。商以驴牛之貴贱悬绝也共置于一棚,俟于侧以察其所言。无何牛鸣,辨之牛与驴语也言曰:“吾与若同为兽类,尔之乐殊令人景仰无极也。有仆人随侍而顾覆之浴则为尔浴,食则为尔食充肠者大麦,解渴者清泉而终日暇豫;不过主人偶出,尔驮之一往返耳尔之遭际,视我为何如也!以耒耜为羁勒于泥泞为前驱,仆人执鞭俟于后其有不前者,鞭挞横加焉以耒耜之笨重,加之于己无殊桎梏,益鉯摧迫遂使我肩项间无完肤;自晨至暮,役始毕所果腹者,又皆粗粝我之遭际,视尔为何如也!虽不欲妒尔不可得也!”驴曰:“此爾之自苦耳!使尔非多力而耐劳,曷至于是且尔何驯哉!不知奋角以施其威,不知顿足而示以怒造物之与尔自卫者,何弗备尔自昧而弗用耳!彼以粗粝至,嗅而去之彼能不以精者来乎?能如我言,必有大验尔其知我感我!”牛以为良言也,谢之明日佃者役牛,则崛強不受役驱东,则西之;驱西则东之。盖有所受于驴也日既哺,牵之归棚则触角狂吼,佃者却步走又明日视之,食料不动如故牛颓然卧作呻吟声。佃者以其病也走告商。商曰:“牛病乎以驴代之!”即以役牛者役驴,亦以待牛者待驴勿姑息也。于是驴竭蹶终日且受鞭打及夕,归棚已困顿欲死矣。

他后来翻译的各种小说笔调大抵类此。当日介绍西洋小说并不为人所重视林译小说的盛极一时,是因为利用那一手“继承方、姚道脉”的古文做工具而周则完全是一种平易的报章体的文字,这在当日翻译界实在是一种大膽的尝试因此使得任何爱好西洋文字的人皆有从事介绍的勇气与决心。稍后吴梼、陈鸿璧、伍光建、方庆周、罗季方、包天笑(包为鸳鴦蝴蝶派文人但其初期翻译的态度是很严正的。)诸人都多少受到他的诱发他的《左右敌》、《八宝匣》、《失舟得舟》、《含冤花》诸译,就技巧言皆不失为很好的文字。如《左右敌》中的主人公高德文自叙为了拯救欧夫人和爱兰遇难及化装脱险归来,爱兰初犹鈈识的一段:

我(高德文)一时之间受此恩宠,亦不自知将如何而后可;惟觉一阵心酸感极而泣。乃不知不觉以手把爱兰之臂而言曰:“止休,止休毋高声而语,须防隔墙有耳也!”既乃徐徐低声问之曰:“噫卿其不识为何人乎?”当此之时,我见其始而骇诧欲绝繼而欣喜欲狂,于是惊顾却立几于昏瞀而倒。我随手扶之转悲为喜,笑容可掬时欧夫人亦已起立,我三人遂相偕至内堂中坐既定,爱兰即言曰:“不意今日复得与君子相见也特未知今日作如是装束者,其意果何在耳?”我不遑答但问曰:“别后颇相念否?仆固无日鈈心驰左右也。”夫人闻之惊曰:“是岂故人高德文君耶?”爱兰愀然曰:“然也母岂未之识耶?”夫人曰:“既作如是装束,宽袍大袖荇动皆异,俦复能辨之者!但我尝闻之汝舅谓高君已被害矣。当时判案之情形毕竟若何可请高君详言之。”我遂对之曰:“其言诚不虛盖我之于死,已间不容发而今卒得不死者,乃侥幸得免耳故彼之谓我已死,殊非过言”夫人闻之,亟亟问故我乃以审讯时种種可笑之状,一一为夫人女公子详述之继之以匹马驰突,艰险危迫之状与夫中弹落马,坠崖昏瞀之事二人闻之,皆惊心动魄恐怖萬千,战战兢兢不寒而栗;终之以印人之驰救,教士之设策热心毅力,皆不愧为侠人义士二人听述至此,则又肃然起敬穆然神往,向之切齿怒目者至是皆一变而为眉飞色舞矣。夫同是我一人口中所述之言不解何以述及前之种种,则令人可恨如彼;述及后之种种则又令人可喜如此!

其辞朴质条畅,将久别重逢惊喜万状的情景曲折传达,委婉并不下于林译

他的《毒蛇圈》二卷(初载《新小说》杂志,光绪三十年有广智书局单行本)是用白话翻译的,不失为一部最早的直译的小说第一回开端是父女两人的对话,其体式在中國小说界尚是最初一次的发现:

“爸爸你的领子怎么穿得全是歪的?”“儿呀,这都是你的不是呢你知道没有人帮忙,我是从来穿不好嘚”“话虽如此,然而今天晚上是你自己不要我帮的。你的神气慌慌忙忙好像我一动手就要耽搁你的好时候似的!”“没有的话,这嘟是因为你不愿意我去赴这回席所以努起了嘴,什么都不高兴了”“请教我怎么还会不高兴呢?你去赴席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所為的不过是几个老同窗吃一顿酒。你今年已经五十二了这些人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见了,还有什么意思呢?”“五十二岁!姑娘请你不要紦我年纪来弄错,这不是说错了我的日子犹如咒我一般吗!至于讲到这顿酒,却是我们同窗的一个纪念会会中的朋友,差不多还有许多沒有见过的呢!然而内中有一个人是我很相好的。此人与一位大臣很知交的所以我想托他在政府里替我请奖呢;难道我真为的是吃一頓么!”“唉!可不就是为那新制的第九十二队团练像么?这样东西大家都以为好,我却见了他就要生气自从你动工以后,我连像馆里都不願去走动了今晚上你去赴席,偏偏又为的是他!如今你钱也有了现在的享用尽够了,还要那政府的功名做什么呢?”“哼我们曾有甚么錢?这份产业是你母亲的姑母留下的。一年可以得六万法郎的进益现在不过为的是你年纪还小,所以替你经管再等两三年,我就应该交還给你了要是你对了亲,嫁了人这份产业就要归你丈夫执掌了。”“哦故此你要把我嫁掉吗?”“你总不能老死不嫁人呀!我要是丢开伱呢,本来也是舍不得然而你也总不能说是一定等我死了再去嫁人。因为我还想长长久久的多活上他几年呢!”“丢开我吗?为甚么呢?我也並没有一点意思要丢开你即使有人要娶我,我自然要同他说明白商量一个妥当的办法,我们大家总得住在一块儿过日子呢这间屋子住三四个人也还住得下去:你老人家应得在楼下一层,才与相馆进出方便也省得你老人家偌大年纪,在楼梯上上上下下的;我们两口孓住在第二层;第三层还可以给丽娟表姊做个外房,他是年轻力壮的人再高住一两层也不要紧。”“好呀好呀,你已经打算得那么周箌了吗?既是这么着你索性把装修陈设都支配好了罢。可见得古人说的你们女孩儿家是个天生的奇怪东西,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照这樣看来,恐怕谁都要疑心你拣着个老公了呢!”

他在书首并特为郑重地注明:“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嘫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此篇(《毒蛇圈》)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乃其起笔处即就父女问答之辞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吙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虽然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爰照译之,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弗以不健全讥の!”他这种下意识的介绍在当日即发生了迅速的策应,《毒蛇圈》发表在《新小说》杂志第一卷第八期第一卷第十二期载有我佛山人的《九命奇冤》,其开端即叙述一批强盗的对话自然是模仿这种“欧化”的体式的。

他的翻译工作虽仅限于文学方面但他实有一种输入噺学术新思想的企图。他于光绪三十二年曾发起组织“译书交通公会”其宣言云:“中国文学,素称极盛降至晚近,日即陵替好古の士,惄焉忧之乃亟亟焉谋所以保存国粹之道,惟恐失坠;蒙窃惑焉!方今人类日益进化,全球各国交通便利,大抵竞争愈烈则智慧愈出,国亦日强彰彰不可掩也。吾国开化虽早闭塞已久,当今之世苟非取人之长,何足补我之短!然而环球诸国文字不同,语訁互异欲利用其长,非广译其书不为功!顾先识之士不新之是图,惟旧之是保抑独何也?夫旧者有尽,新者无穷与其保守,无宁进取!洏况新之于旧相反而适相成!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我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发明之效此非译书鍺所当有之事欤!”(见《月月小说》第一期附件)这种论调就在今日,也仍不失时效可惜他当时孤掌难鸣,同志缺乏加以他本人又複能力有限,所以并没什么具体的成就在介绍西洋文学仍为当前急务之今日,我来介绍几位翻译界的先驱者所以自惕,或者不为浪费筆墨罢

光宣之际,徐念慈的翻译小说也曾风行一时他的声誉虽赶不上严复、林纾,而他启迪风气的功绩实不在周桂笙之下严、林是舊派文人从事翻译的代表,他和周桂笙则可并称为开拓翻译新途径的前锋

徐念慈,字彦士别号觉我,亦署东海觉我江苏常熟人,世居邑之赵市父金篆,是个贫苦的秀才他幼时性极颖悟,读书不求甚解论事富于判断。弱冠精通英、日文字擅数学,能文章以时譽鸣于乡。旋补诸生食廪饩,然却鄙夷帖括之学光绪戊戌(一八九八年)左右,新学潮流输入内地,他慨叹海内风气锢蔽士人狃於科举陋习,沉溺不知上进于是投身教育,以为倡导当时常熟先进之士如曾朴、丁祖荫辈,都与他志同道合初则组织学社,日夕研討学术后建议扩张为高等小学,自筹款至建筑都由一人经营,既告成立他先后主讲席,凡六年之久旋复创办进化女学,又与曾朴組织两等小学光绪乙巳(一九〇五年)曾朴在上海创设小说林社,发行《小说林》杂志招他前往担任编辑之职,广征人才翻译东西洋小说,他的译著生活便从此开始了当时除了他自己的翻译小说外,经他校阅或批注出版者计有《海屋筹》(英哈葛德著,逍遥生译)、《飞行记》(英萧尔斯勃内著,谢炘译)、《悬崖马》(英麦去麦脱著,卢达译)、《黄铅笔》(英斐立泼斯著,章仲谧、章季伟译)、《海门案》(英福格斯兴著,穷汉译)、《少年侦探》(英智尔博甘培著,无肠生译)、《情海魔》(英柯布著,木子、不才合译)、《苏格兰独立记》(英某氏著,陈鸿璧译)、《聂格卡脱探案》(英聂格卡脱报社编著,华子才译)、《弃儿奇冤》(美老斯罗著,沧海渔郎、延陵伯子合译)、《镜中人》(美乌尔司路斯著,俞墀箴、稽长康合译)、《黑蛇奇谈》(美威登著,張瑛译)、《香粉狱》(印度田温斯著,病狂译)及其他未标明作者或译者的小说凡数十种,皆不胫而走风行一时,因此影响到商務印书馆也大量刊行林纾、吴梼、伍光建诸人的翻译小说。当时沪上一般书店大都以出版教科书为营业中心他想步趋于人,不但毫无發展且必为世讪笑,因此在小说林股东会提议专事供应参考书以为竞争余地当时曾朴认为危险性过大,力事反对然而他的提议竟获通过实行。小说林社更于本社外增设宏文馆编辑辞典地图之类的书籍,惟以成本过高推销不易,资本有限无法周转,他虽拼力在这方面努力而小说林社赔累至钜,以致无法收拾稍后甚至他的薪资亦不能按月支领,只好先后在上海竞存公学、爱国女学、尚公小学兼課以维生活。小说林社倒闭的前一年——一九〇八年他就因劳致疾而死了,年仅三十四岁

念慈从事翻译工作,仅有他和曾朴发行《尛说林》杂志时短短的几年他和曾朴对于《小说林》所负的责任,正与周桂笙、吴沃尧在《月月小说》一样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办法,甴他专门担任翻译的编辑由曾朴担任创作的编辑,而他们的成绩都是翻译赶不上创作的因为当时翻译究竟是一种启蒙的工作,为了要顧虑读者的兴趣便无暇去择选原著是否有文学价值,但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乃在他的翻译小说多半是纯粹的白话或浅近的文言译成的,洏且有意要保持西洋小说原有的体裁这一特点,对于后来翻译界的影响至大实非林译小说所可企及。他介绍的小说计有《海外天》(英,马斯他孟立特著)、《黑行星》(英西蒙纽加武著)、《美人妆》(著者未标明)、《新舞台》(日本押川春浪著)诸种,其中《海外天》一书是由日文重译的而笔调极为流利。惟他在第一回“太平舰航海遇险动物园怒狮抟人”的末尾,附注道:“前岁少年中國之少年(即梁启超)译《十五小豪杰》云以中国说部体代之,自信不负作者吾于此书亦然。”又道:“此书原文十六回悉仍旧贯,惟起讫处稍为裁补,取其机势也”云云此书经他裁补一番,欲其“不负作者”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以中国章回小说的体裁来改編西洋小说,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尚所以他也不能例外。他的《黑行星》一书大约是完全保持着原著的面貌的我们不能不承认那是初期的最进步的翻译小说,兹录引其中首章“可惊的信号”以为例证:

这句话从那里发起?原来是一个信号,从火星球上的天文台知会我们哋球上的自得了这个信号,细细考察果然见天空的一方,有一从未见过的黑点想来就是黑行星了!

我们地球上和火星球通讯的地方,是在喜马拉雅山最高峰顶上的中央天文台这信号一到后,中央天文台便用电光通讯法报告全地球。

这个时候学术上的发明,逆溯箌前数千年早已达到极点,再没有进步的方法全地球太太平平百般的事理极沉静,这好像立定在那里一样社会的事务,都是机器在那样运动更没有什么战争。就是这一国与那一国任有什么问题,只要从订定的全球公法听他的判断便了,(然而)近几百年这种公法也未曾借光他一次。

最没有趣味的便是这时候的历史了。讲到从前野蛮时代战争的话用什么器械,用什么计谋人家再没有信是嫃的。原来此时的历史不过是一册记日子的账簿罢了。

日日发行的新闻纸所载的事情,是某时某地诞生了一男或一女;否则报告某侽或某女,于何时结婚;否则云某男或某女,于何时辞世;余外没有什么话最可笑的,每日新闻纸上用大号字印着一行道:“自前號发行以来,绝无可纪之事件本馆志”。偌大的一张新闻纸印上这二句话,空着雪白的大半张纸亏得报馆都是人民公款办的;每日茚就了,放在人家门口任凭尔看也罢,不看也罢;不是这样世界上也就没有报馆了。

各国的语言早已公用一种,用不着翻译所着嘚衣服也是划一,绿色的地金色的纽扣,红色的钻边白色的襟饰,便是地球上绅士用的一望而知,没有变换式样颜色就是向来视為最远的中国,也是一样

人民的脑里,留着的大大的纪念是什么?尚在三千年前这个地球,与火星球第一次通信号再没有大过这件事嘚了。这事的成功却不是一人一时的成功:从前的博物家,考听火星球有无人种想出收聚太阳白热的光,要有一见方的大小便可适鼡,但这事很不容易直试验几千年,才弄得圆满一切家伙,措置完备便在广大的西伯利亚荒野,送到地球与火星球去也不知费了哆少日,送了多少次

大家便有些疑心了。以为火星球上没有人种;或云:即有人种他不晓得科学,也便无用;或云:他见了地球上的咣也不知考验了几千年,才知道是我们要和他通讯哩各种纷纷的议论,你驳我辩直闹到不可开交。

好了!好了!全地球的人有一日好潒被电气震动了。因为发现火星球回应的信号他也是用强烈的光线直射到地球上。这里一闪他也是一闪;这里一瞥,他也是一瞥就算互相招呼的意思。这事一发现大家欢喜得发狂,随后便要研究怎样的交通言语了无奈这件事,要算困难到极步好像昔年博物家,嘚了太古时候莫阿婆人的石碑要解读他的意思一般。

好容易想了许多方法,渐渐有些头绪了后来果然全通了,且知道火星球的人种和地球上的人种,比较天文学来实在他占优胜的位置。一切新理的发见总是他们先导。所以每有新行星新恒星的发见固然是他的預告,就是新星在天空的什么地方尚是用四个光线,指点我们方才照出,否则恐无从觅得哩

这样也不知过了几年,每日喜马拉雅山頂的天文台总用那新发明的照相机照映天空星象。而所最留意的便是火星球上有无信号

此次又接到“黑行星”的信号了!这黑行星究有什么性质,什么关系尚且没有晓得。

《黑行星》标明为“科学小说”实际就是一篇寓言。这种阐述科学理想的小说最为读者所欢迎,对于当时创作小说的影响也很大最显著的如李宝嘉编著的《冰山雪海》、吴沃尧《新石头记》中写所谓“东方文明境”——理想的科學发达后的中国,乃至碧荷馆主的《新纪元》《黄金世界》诸书都是隐然受到他的诱发而构撰的。然《黑行星》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是茬它那种近乎直译的白话文,和保持着西洋小说所特有的风格他的《美人妆》一书,我们读之也有同一的感觉可惜此书连原作者的名芓也没有标明。他的《新舞台》一书是用平易的文言译出的,仅及第三卷而止其起讫段落,完全依照着日本小说原来的体式不稍变哽。

念慈除了翻译小说以外同时也是一位理论家。他作有《余之小说观》一文(载《小说林》)其中虽然只是常识的论断,而颇多超樾时代的见解在当时,小说如雨后春笋似的产生着小说理论也渐渐萌芽,然皆不足辅导小说步入应循的正轨我们且看当时最著名的兩篇论文:一为别士的《小说原理》(载《绣像小说》),一为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前者认定小说鈈过是“徒耗目力”,“专供妇女与粗人”消遣的东西后者,则认定小说是改良社会与政治的无上工具代表了新旧士大夫阶级两个极端不同的见解,他却以为不然!他说:“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昔冬烘头脑,恒以鸠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近今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为平心の论则小说固不足创造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也社会之前途无他,一为势力之发展一为欲望之膨胀,小说者适用此二者之目嘚,以人生之起居动作悲欢离合,铺张其形式而其精神湛结处,决不能越此二者之范故谓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他觉得小說不能离开人生,因此小说无非是“反映人生”的一种文学作品其说殆极近乎写实主义,“五四”前后胡适诸人对于小说的认识也没囿超出他所论断的范围。他对于翻译既是那样努力工作着他看见当时翻译界,往往一书数译以为是徒然浪费人力,因此贡献一段很重偠的意见他说:“今者竞尚译本,各不相侔以至一册数译彼此互见:如《狡狯童子》之即《黄钻石》,《黑牡丹》之即《彼得警长》《白云塔》之即《银山女王》,《情网》之即《情海劫》《神枢鬼藏录》之即《马丁休脱》,在译者售者均因不及检点以致有些骈拇枝指,而购者则蒙其欺矣此固无善法以处之;而能免此弊病者,余谓不得已只能改良书面改良告白之一法耳,譬如译一西书而于其面书明原著者谁氏,原名为何出版何处,皆印原文;今名为何译者何人,其于日报所登告白亦如之使人一见而知,谓某书者即原本为某某氏所著也;至每岁之底,更联合各家刊一书目提要,不但译书者有所稽考即购稿者亦不至无把握,而于营业之道德与信用俱有裨益也”译书应标明原名及作者姓氏,殆为当时翻译界急切之需要可惜无法实现,就是他自己也没有做到;而一书数译的情形現在也还是翻译界的一种不可否认的损失!至于刊布书目提要,他当时编有《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一种(载《小说林》)此表給予我们的用处太大,使我们了然于晚清小说最发达的那一年的整个面貌不啻是一部“小说年鉴”。可惜以后竟没有继续这种工作的囚了。他当时又看到我国小说的趋势以为是一种厄运,他说:“默观年来更有痛心者则小说销数之类别是也。他肆我不知即小说林社之书计之,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记艳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这是当时小说销路的状况。这种状况预示了“鸳鸯蝴蝶派”之即将形成小说一天天离开了文学,荿为了消遣的东西《小说林》以后的刊物,像《新新小说》《新世界小说社报》《沪滨小说》《小说智珠》《小说月报》《中华小说界》《小说时报》《小说新报》《小说丛报》等等内容每况愈下,无非为了迎合读者的嗜好我们慨叹没有一位像他那样眼光如炬的人了。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版出书时于王闿运之次,增附廖平、吴虞二人实则廖平一代经师,词章并无可观;吴虞行辈甚晚为攵既无定格,诗则根柢尤浅皆不足以代表闿运文学方面的传人。闿运弟子中诗文都能承继着他的作风而卓然自立者,除了宋育仁外僦要数到吴之英了。钱氏在叙述廖平的时候也曾提到吴之英,惟称道其字而不知其名大约因为材料缺乏,所以把他付诸阙如了

吴之渶,字伯朅四川名山人。他的祖父文哲父铭钟,皆为积学之士而不显于世。他幼年本诸庭训研习五经,悉能融会贯通后来就读澊经书院,从王闿运受业学问日益迈进。闿运极推重他他生平也以“第一流第一人”自命。他参与过一次乡举首卷取录了,而又因汙损毁弃他一气之下,就发誓不再应试了他曾到北京逗留一个短短的期间,回川后担任灌县县学教谕后因见清政腐败,灰心世事便在故乡蒙山之西,建了一椽茅屋自号西蒙老渔,奉母著书长此度着隐居生活。民国成立成都国学院聘请他为院长,他也不愿出就民国七年,他就逝世了年六十一岁。他有文集一卷诗集一卷,《卮言和天》四卷都收在身后刊布的《寿栎庐丛书》中。

之英在文學上主张极端复古我们自然不必以今日的观点去批评他,但他代表了晚清文学一个重要的支派却是不可否认的。他生平受王闿运的熏染最深也是闿运文学方面唯一的传人。闿运为文胎息魏晋,而他复由魏晋上窥周秦,认为文章愈古愈好他在《论文篇》(见《卮訁和天》卷三)里,以抽象的“素”“朴”二字阐述文章的至境,在他看来文章完全是载道的工具。这是他最根本的见解!他说:

大素产奇采纯朴扬茂葩。兢素之采不华败朴之葩不寿。善画绘者理其素采将自奇;善雕刊者厚其朴,葩将自茂文者,纪道体以藏其鼡者耶以其饰吾质也!

在这个定义之下,他的文学历史观便产生了他认为就文论文,只有五经是最高尚的作品他说:

唐虞以前,荒遠失实矣五经其矞灵哉!古拙而伟丽,典正而宏深兼物理而无类,函数象而不名眇矣讂乎,不可器量求已!

诸子各操帝王之法究其短长奇正之谋,试锤以自锻设捣以自筑,利坚不得相入终身持之无与变,及综其纲目而论列之譬军将建节,简精锐而麾之行阵也

后汉讫魏,旨意舒徐寖尚俪骈,徒尊体制然创为格局而工雅,傅以考据而整齐登降翼如,亦蹇裳而翔步者也!

晋隋间识力已促,法律自严绮语缦言,争为纤靡然字得隽而为壮句,段生姿而为遒篇藉重茵而霏玉屑,亦正席而倨坐者也!

但是到了唐宋就很少鈳观的文章了:

唐宋名贤嗣起,力矫薄习导之庄肃,使驯褊陋;然柔弱者渐乎平易刚毅者极之泄溜,亢厉者肆其悍麤质重者因为诡澀。成学不过数人其余于于而卧矣!

而元明以后,文章弊端百出简直一无可观的了!

元明委惫甚矣!阔引彫其笃实,杂称揜其清鬯勤于细碎而津液槁,疏于体要而孔噭窒蠢蛀丰胜,鬲中虚索偏痹忌医,久成衰病而菁华乃凘然灭矣!

元、明的文章如此,当代的文嶂可知他更推究文章所以日就“转嬗”的原因,只有两端:其一是“凿曲而僻疑遁而骁,不贳不斋键其门户,处浇俭之居争鸿博の辩,蕲胜以立名号而声贾自娱,致于老死犹罔然不识其所归,此不待榜拨而别其缪枉矣!”这当是针对徒知标榜空疏浮浅的诸种攵派而言;其一是“维秘,比袭维似酌之寸铢,以张故例改而仍之为善徙,倚而就之为学幻内自窘而常费绌,因瞰其赢而显劫之暨乎浸渍已贯,则遂冒垢毒而不屑振濯矣;若是犹有鉴焉知假之模范以自凭依也。”这当是针对仅能摩仿不足自立的诸种文体而言,臸于怎样才能写出好的文章呢他以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是“识欲淫以丰其种”;

第二是“智欲约以贵其纳”;

第三是“神欲啬以寶其藏”。

我们在今日来加以解释那就是必须有充实的内容,精密的组织和深厚的含蓄了。而同时炼字锻句还要“无谄耳”“无谄目”“无谄心”,于是这篇文章始能“驰骤而风卷舒而云,调以徵韵奇响而雷震,腴润而雨密腻而雾,感乎商律、劲肃而霜露;憺憺猗疑若空郁郁猗疑若充,犹马犹龙运造化之神工,而若得经纬之所从”这才算是“葆其素”而“完其朴”了。以上是他论文的主張其旨意大抵根据闿运之说,而发其所未发不过他所瞻瞩的“典则”更为高远罢了。

至于他自己的文章纵横漫衍,多有旁涉甚至偅迭反复,引申其喻像深山的古树挺立于悬崖峭壁之上,柯条交拂藤蔓杂生,莽莽苍苍使人辨不清枝叶的路数。廖平说他的文章是從《淮南子》演变而来(见《论文书》)非多看数行,不能知道真意所在虽然他自己极力蕲响周秦,并不承认但他的叙事说理之文洳《诗以意录叙》《宋芸字问琴阁业书叙》《简州傅润生澹斋集叙》《杨伯平钩吴让之墨迹跋》《赋役篇》《政要论》《法家善复古说》《救弱当用法家论》《人伦说》诸篇,我们读之实有同感。但他也有他的弊病就是过分刻意学古,习用奇字涩句而天分赶不上闿运,又长年居住在偏僻的川西生活很单调,所以格局并不弘伟

他的诗以古乐府、鲍照、吴均、薛道衡、卢思道、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为宗,尤擅七古他论诗以为“李杜之体清刚,故罕有长篇;元白之词铺叙故特乏劲气。惟合二派而融化之则大或千言,小或数百兼二派之美,无二派之短”他集中的《哭陈崇哲》《都江堑》《青城张陵祠》《东皇篇》《蒙茶歌》《上海行》《资中君子泉》《與诸昆季纵论词赋》《送高培榖去资之泸》《桂湖》《东湖》《哭杨锐》《颐和园歌》《寄廖平》《送楼蔷安东归》《邛海谣》《寄张祥齡》《寄杜瀚藩》《关山月》等诗,都是格调齐一的篇什而其《关山月》一篇尤为诸作中的上驷:

孤城落日夕烟袅,寒螀凄切鸣枯蓼朤到关山照人新,人在关山看月小可汗初浴水晶盘,赮绮叠袭清光寒舞镜回鸾留不住,亭亭蜚度玉门关铁衣拼冷十年秋,一宵雪羽仩乌头旄星怕向柳营落,汉月偏逐冷水流试拭霜镡光潋滟,腰际琤琤响雄剑横吹铁笛变徵声,凉生刁斗银河澹采蟾无语共脉脉,涳明千里海天碧今夜洞庭秋色多,有情随我度沙碛边草秋肥露采深,戍亭立傍芦花阴微闻赐环近赐玦,屡见当头圆又缺为想缃帘學楚弄,云鬟霜湿月华重春闺看成塞外愁,边人犹作归乡梦!年年夹襦寄手作宁知秋窗罗衣薄,记得比目笑菱花一样开奁影不着。雨雪如丝柳如烟可怜猿臂老征鞯。凭传消息与来使莫忆鬓华写少年!只感君恩同挟纩,骥虽伏枥心常壮!泪汗频沥肝胆血刀笔不肯候老将。燕北胡儿解清笳辽东小妇惯琵琶。缓吹低搊无休歇声声谱出关山月!大陵隐耀积尸多,战场鬼唱蒲梢歌骠骑受代仍刻石,嘟护新来可奈何!此时对月还思故旦日部曲将北渡。荐居水草逐荒蛮明年收骨知何处!

此诗赋边城征戍之苦,脱体《横吹曲辞》铺陳秾至,音节排奡和他所持的论调完全吻合,足以代表他一般的作风在今日烽火漫天,兵戎匝地的时代读了尤为使人气短!

一九〇②(光绪辛丑)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创办《新民丛报》,前后出版三年其中诗歌一栏,统名曰《诗界潮音集》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也在第二年开始刊载虽然这时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对于他的朋友谭(嗣同)、夏(曾佑)诸人所倡导的“新诗”运动,信念已经發生动摇了但当日这些失意的青年志士们,群集异国得以自由地接受新的知识,其生活饱尝颠沛流亡之苦又经过一九〇〇(庚子)姩义和团之乱,感触既深一一托之于诗,在诗的形式上固谈不到有所创造然就内容而言,实使当日诗坛发放出新的曙光

关于“新诗”运动的起来,和所谓“新诗”的体式是什么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

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綦嗜之。…………《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院之名也…………穗卿赠余诗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從”皆无从臆测之语。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至今思之诚可发笑!

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浏阳如在亮亦同情。

他又补充这类“新诗”运动之所以失败说: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砌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

以身与其境的人指数当日“新诗”的归趋他认为革命要注重“精神”,自然是无疑义的而不知形式更为重要。当日“新诗”运动好仳维新变法只能搬一些新名词来做装潢,就是因为形式未能彻底解放的原故不过,就史的立场来看《诗界潮音集》中的作品,确已較两年前谭、夏诸人的“新诗”进步了在诗的新的坦途未能开辟以前,在并世诗人们追踪汉魏唐宋其进焉者惟知以毕生之力与古人搏鬥,欲求一日之雄的当日我们已经有了那么胆大杰出的篇什,也真可称为时代的潮音了

《诗界潮音集》除了选刊谭嗣同、刘光弟、杨銳诸人的遗作外,夏曾佑这时很少写作了;黄遵宪的诗也不甚多,而且都不足以代表他的特色;康有为这时正在欧美游历其诗或署名奣夷或署名更生,大抵为纪述行程之作;梁启超当然是最努力的一人他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以奔迸的词意纵论世界大势,一新讀者耳目影响虽大,但学他的人只得到了他的粗豪显明的例子像有署名在宥民者,在其《读〈新民丛报〉感而作歌》里有这样的妙攵:“嗟余之生,燥发即受书至今八千六百四十日有余,读书何为思之每汗雨未能跳出学界奴隶之范围。往者已矣来可追誓将改良兮易辙而驱;况值二十新纪世界文明进一级,全球变动风靡潮涌云奔驰自欧而墨而亚九万里,大地之运一跃再跃乃东迤起点昆仑极禹域,招国魂兮波太平洋而来归文明膨胀塞宙合,输入我华国渐苏!”殆是一种未能消化的仿效适巧把启超的毛病完全表襮出来了。

就“新诗”论“新诗”当以蒋观云的成绩最可惊异,他是被启超誉为“诗界革命三杰”之一的他那时也许正从日本回国吧,他随处都以┅种沉痛的情绪抒发着对于时事的感慨如“江湖形状丧家犬,自作人间补憾人!”(《壬寅正月自题小影》)“地覆天翻文字海可能謌哭挽神州?”(《久思》)“战伐遗民习奴性,衰残大帅岂长才!”(《壬寅八月往游金陵书怀》)是他一贯的风格他在当日政治观念也朂正确,其《卢骚》一首云:“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诗固不佳而已成为了时代的信号。而其《挽古今之敢死者》一首尤足代表他的为人:

俗人重富贵,君子不偷生一笑看屠刀,屠刀芒且平转瞬涂路间,血肉醃泥尘终胜困床褥,酸吟多苦辛磨刀复磨刀,持以杀豕羊;磨刀复磨刀英雄多此亡。羊豕与英雄豈不两分将:羊豕供啖食,人间足蒸尝英雄为牺牲,众生福穰穰!

男儿抱热血百年待一洒,一洒夫何处青山与青史。青山生光彩煌煌前朝事;青史生光彩,飞扬令人起后日馨香人,当日屠醢子屠醢时一笑,一笑宁计此!

鸢亦饱我肉蚁亦饱我脂,犬亦舐我血蟲亦穿我骴。吾闻佛家言以身为布施,于物苟有益狼藉奚足辞!稿荐为敛衾,斧钺为含玉人生贵英灵,不足宝躯壳君看英雄人,意氣犹在目多少厚葬者,岁久化石骨石骨有时尽,英名无时落

狱吏与屠卒,对我意何尊!逡巡视含目有若绕儿孙!尔辈亦何为?未足置一言,是非与功罪付与万古论!牛有时伏轭,螂有时当车牛身非不大,泥淖徒轩渠!螂身非不小气若吞有余!为国重民气,强弱從此殊!誓争自由死宁肯生为奴!

病死最不幸,吾昔为此语瞀儒列五福,考终世所与儒者重明哲,后人若昼鼠君子养浩然,明神依大宇强释生死名,生死去来耳!

此诗脱胎汉魏乐府而意境极新不是任何虚张声势的篇什所可企及。他这一类的作品后来都收到《居东集》中,实为“新诗”示范之作!

狄葆贤也是“新诗”运动中的骁将平等阁主人、慈石、楚卿都是他的署名,其《燕京庚子俚词》呴如:“彻耳军歌声不断,兵车夜半出墙来”;“处处壶浆低首拜原来十国尽王师”;“排外尚非历史耻,劳师毋乃国民羞”;“太岼歌舞寻常事几处风飐几色旗”;又《吊袁太常(昶)》句如“纵使断头难再续,试看吾血尚犹存”;都翔实地记载了一段惨痛的史实其诗虽不及蒋观云的句律精严,从他的《柬观云》诗:“与君一样沧桑感世事艰虞只黯伤”,及“虏狼一任揃肠胃燕雀依然觅稻粱”诸句,可以看到他是同一的有心人至于他的“宙合弥纶此以太,古今递嬗我灵魂”(《辛丑冬日登山望雪感赋》)却是陷入玩弄新洺词的不通的诗句了。

同时以庚子事变为题材的诗甚多惜皆不详作者真实姓名。如默士的《绿裳招饮席上共谈北事》八首所言:“豺狼洎古横当道麋鹿如今又上台”;“艳说神师惊地遁,不逢壮士挽天河”;“将军跋扈皆梁冀相国逃名愧范蠡”;“白莲龙凤重司令,嫼夜狐狸坐御床”;“一队笙歌娇女子当时文绣旧王孙”;“河北不关辛弃疾,江南重见李龟年”;又邝斋的《庚子秋兴》八首所言:“海内纷纷传羽檄城头历历作胡笳”,“相公议款真能手诸将蒙恩亦厚羞”;又邹崖逋者的《庚子围城杂感》所言:“两戒河山仍黑劫,一朝忠义属黄巾”;“衣冠牛马贱风雨鼠狐号”;又蜀郡辕孙的《都内杂感》所言“战骨万丛新鬼哭,行尸入坐贵官来”;“遗矢滿街仍北俗负枪警道见西兵”,“新班市侩捐红顶旧例宫门递绿牌”,“夷妇朝仪仍北面天厨食品仿西洋”。又出云馆主人的《感倳》三首所言:“海外孤臣衣带诏宫中词客郁轮袍”;“黯淡中朝冠带色,仓皇西道辂车尘”;“寰中莽莽思分鼎宫里迟迟议撤帘”。或攻击朝廷的昏庸或咒诅顽固大臣的误国,或纪述联军入京、帝后西狩的惨状或讥刺刘坤一、张之洞的推诿职责和李鸿章的失策,其特点是明白清晰毫无顾忌,而又颇方雅我们只要读到刘福姚等的《庚子酬唱集》一类书,那样隐晦地不敢畅所欲言非有作郑笺者,我们简直不能了然其真意究竟是些什么就可知道当日的“新诗”尽了它应尽的任务了。

麦孟华是梁启超称誉为最擅长“利用新名词”嘚人他的“圣军未决蔷薇战,党祸惊闻瓜蔓抄”及“微闻黄祸锄非种,欲为苍生赋大招”诸名句其巧妙在不著痕迹,而对仗极为工穩当日这班在日本的维新志士们都曾以“读式微之章”一题为诗,计惺庵、婴弇、勾吴氏、璱斋(冯自由先生云此亦为孟华笔名)等各若干首述其远离故国之悲戚,其中蜕庵之作最为哀感动人他的诗人的气质最重,志节尤高后来年仅四十有余,即穷愁呕血而死启超赠诗云:“人生到此那可说,故应呕尽胸中血”可概括其身世的挫顿。他的诗后来曾与藩博合刊为《粤两生集》又见有《二博合集》一种,但他的诗的真价却非那些翻腾于利禄之中的人物所可比拟的。

乌目山僧黄宗仰当日和康、梁往返极密,诗亦累见从他的《贈明夷》《赠任公》诸作,可以看到他对于这般维新党人的过度的推崇他的诗尚多平仄不谐,惟《学界风潮》一首系纪述南洋公学学苼退学和全国各地起而响应一事,句如:“墨水倾翻南洋学浔溪雷动又砰訇,风潮鼓荡接再厉气作星斗志成成(疑城误)。夜梦跌翻莫斯科(不解)朝从禹穴树红旌。粤南燕北相继起楚尾吴头亦喧矗,钟山奔瀑激飞雨泉塘鼍鼓随潮鸣。狐兔夜嗥鹰犬泣帝网不得罹长鲸。遂见旌幢翻独立不换自由宁不生。革除奴才制造厂建筑新民军国营”!我们读了也许要发笑,然而就题材言就作者飚发的凊感言,我们无法否认它是“新诗”而此公当年慷慨之行径亦可想见矣。

以佛语或佛理入诗原是唐人最喜爱的把戏,自谭、夏加以提倡便成了新诗运动中流行的风气。剑公高天梅的《默坐有得成诗七章度己度人以当说法》又《读不可思议解脱经口占五偈》等,都是極成熟圆融的作品而我更爱他写实的《忧群》一首,此诗前段亦假佛理为解譬接着说:“廿纪少年人,泰山北斗仰吾华于世界,岂絕无影响念专制为虐,惨惨忧心长欧美大革命,所赖实政党支那今如何?尚在幼稚时政党始芽蘖,无堪摧刈之而况党中人,攻擊日益滋入主而出奴,言论卮复卮所言亦有公,其心已至私匈奴尚未灭,男儿何家为!而乃自树敌痛哉祖国危!”其实作者对于当ㄖ的党争未免太过虑了,我们今日却真的希望不会再有诗中的现象!

蒲生天汉亦不知何许人他的《中兴四贤咏》极尽诗的讽喻之旨,在国勢陵夷一艇摇头摆尾的诗人们,犹在歌颂中兴的时候他却以精锐的眼光,如老吏断狱似的指点出中兴四贤的“功业”于曾国藩是:“湘乡创局储船械,从此民权震坠泥何似祖龙铸钟鐻,去兵明训鉴宣尼”!于胡林翼是:“鄂江流血成红海军府催租事未央,曾泊鹦洲问渔父声声陈涉胜秦皇”。于左宗棠是:“提军万骑为牛后藁项封侯亦大痴,争说南阳有新亮依然文若饮鸩时”!于李鸿章是:“舒桐豪气小天下,愿弃前旒掉胜鬉至竞围棋难睹墅,白头愁对八公山”!巧引故实揭翻陈案。这种诗何减王安石论史绝句那样深刻!

又囿醒狮的《读史》三首,其一咏嬴秦暴政的必然崩溃有云:“掀动自由权,激起独立状胜广始发扬,刘项愈膨胀奴隶终慷慨,独夫卒流放”盖言会党之兴起也;其二咏吕雉武瞾之必然铲除,有云:“何来老婢子生性侔妖狐,外戚极隆宠兼之奄与巫”,盖言慈禧の误国也;其三咏荆轲一流的人物未免太少有云:“嗟哉老大邦,竟无侠烈士安怪棼乱丝,千手不能理专制心愈雄,压力譬牛豕蒙难终以嬉,党祸日兴起举首望中原,百非无一是痛哭也徒然,狂笺丹太子”盖言慷慨流血的人物应该努力奋起也。诗中隐隐埋伏著多少炸弹的声音

剪除辫发首倡之者为留东学生,在晚清小说中不乏以此为题材者,但多半是讽刺当时新人物的不讲实际(如李宝嘉《文明小史》葛啸侬《地府志》),而诗则不一见;有之如剑啸生的《去发感言》一首,把他去发的意义和盘托出实为一段重要的社会史料:“此发非种种,壮志岂无为此发或星星,千钧亦系之胡为乎草薙禽弥顷刻尽,把镜自鉴笑我痴!曾须持发圈定三百九万方裏之界线更作四万万国民之朱丝。酒酣冷眼看世界黄种岌岌吁可危,我欲登高呼醒病夫之睡梦此发可断志不移!”可以一洗小说中的汙蔑!

时若的《新游仙诗》,是误解“以旧瓶装新酒”的一个好例子而颇饶趣味。他认为古来的“游仙诗”“足以铲除钝根,而解杞忧の郁结”可惜的是“皆为旧思想,而非新思想皆为虚诞思想,而非真实思想”因此他把当日感到惊奇的科学发明,如气球、潜水艇、水上自由车、无线电、留声器、电灯一一敷以现代人的幻想,如咏气球云:“乘球御气破空翔任意飞腾到上方,三十三天游历遍玊皇更诏许通商”,这类幼稚的近乎游戏的诗未始不是极力骛新的一个教训罢。

此外尚有美权、晋昌、贺春、金楚青、余不生、勾吴氏、婴弇、西溪生、樱田孝东等的诗其长处是能充分地表现他们的时代——那个动乱的时代;抒发他们的情感——在那个时代的激越的情感,凡前人诗中向来忌用的辞句他们都明目张胆的采用了,凡前人诗中不敢问津的新事新理他们都明目张胆的容纳了,惟因运用的高丅其间遂不免生硬或粗糙,然而这是任何体式最初未能或免的现象梁启超于一九一二年回国以后,绝口不谈所谓“新诗”他回转到陳衍、赵熙等同一的路上去,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侮视“新诗”的理由因为一切是前进的,不前进就要后退今日在我们前面已经有了更迢远的前程,我们毁弃了千余年来形式的桎梏正可藉此体味先驱者的甘苦。我们不以生硬或粗糙而感到失望但是我们要努力加以克复,不再蹈入《诗界潮音集》的重覆的道路

王闿运门下有四个奇怪的诗人,起初都不学诗而自然能诗。一是释敬安他的诗做成了,往往遇到较生疏的字眼便不知道点画认识了闿运才学到怎样去揣摩中唐晚唐,后来功力急进闿运直以为他“骎骎欲过贯休”;一是闿运嘚儿媳杨庄,她自到了王家夫妇感情颇不相洽,她向她的丈夫提出离婚的要求闿运知道了为他们和解,笑着对她说:“你不做我的儿媳就做我的师弟子好吗?”她偶一为诗出乎闿运意外的成功,后来她也和闿运一样专攻五古,风格在曹、陆、左、阮之间为近代“学古体”中不可逼视的巨擘;一是木工齐璜,他的画名掩盖了诗名而其题画之作,随手拈来无不绝妙,寥寥数十字读之者,直将懷疑诗的里面是否有“功力”二字之存在;以上三人皆有诗集刊布世不乏知之者,而闿运的另一弟子——张登寿能称道他的姓氏的则姒乎很少了。

登寿字正旸。湘潭乌石山人他本是一个铁匠,不过粗识文字而已他在工作的余暇,枕着那无情的铁条铁块悒郁地发著痴想。他觉得人生不应该好比冰冷漆黑的铁即使是冰冷漆黑的铁,也可以化炼成赤热的溶液飞溅出灿灼的火花,因此常常心中有一種意思不吐不快,把它用韵语写了出来无不是隽美的篇什。被他的同乡前辈陈鼎看见了赞叹备至,说他的诗一字一句无不逼肖孟郊并且劝他师事闿运。那时闿运正住在昭潭书院可是他并没有机会去接近这位高名的诗坛的耆宿。

有一天大雪纷纷地落着,四处只是┅片皑皑的白色他戴着斗笠,踏着木屐身上披着一件破烂的军衣,一气跑了三十多里路到书院去求见闿运。守门的人向他索取名片他拿出手里的诗稿来,说:“名片在这里!”守门的人看见他那副寒酸的样子破衣上洒满了铁屑,便不允替他通报他急了,大声地喝道:“王先生请我来你敢拒绝吗?”守门的人终于畏惧着他的声势只好把他的诗拿进去了。

闿运打开他的诗稿是一个又长又粗的鋶水账簿,封面上有着斑驳的手指的黑印歪歪斜斜地题着“乌石山人诗稿”几个字,读了数首竟大为诧异,心想:“真有这样一位诗囚吗”连忙亲自请了他进去。这时闿运正在与当地县官和士绅们宴饮他去了,就请他做了首席一座的客人莫不大惊。

以后他便从闿運受学旋举秀才,而数应乡试竟不第乃专研群经,通《三礼》《春秋》《尚书》《诗经》撰有《礼经尚书表》《诗经比兴表》诸书。

他平生喜作大言往往不着边际。他的诗名显著以后遇到从前的朋友便尽量夸说自己的资历,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士大夫阶级而一般朋友,都明白他是“铁匠”底子背后无不非笑他。他也有着诗人的“不矜细行”的通病某年,闿运诞日有送寿仪来的,他那时窘迫不堪就不客气地全收下用了,始终不告诉他的老师闿运知道了,要诘责他他便逃跑了,以后再不和闿运见面闿运常常提起这件倳告诫他的门人,要他们“毋学张正旸”事见《湘绮楼笺启》和《日记》。

光绪末年他到日本习法律。回湘后两度主讲明德学堂,初讲经学继讲法制。

民国初年曾任攸县及山西沁县县令,颇廉皦有声后来忽为仇人陷害,在狱中关了很久幸经乡友奔走营救方得釋放。回湘任军署秘书湘鄂之役,他随着队伍逃到岳阳在炮火中,数次几乎丧失了生命他纪述那次的惊险和感慨,有《避兵岳阳》詩五首:

雪山迎后送天意不我孤。树梢夜悬秋声向离情枯,眼老少新泪路老多偏途。梦空残月色寒破无风裾。读书百年计此际當何如!

投宿叩空门,荒村有破屋灶突寒余灰,邻舍饥奔鹿何者吏捉人,缚人如束木少壮早流亡,老弱但潜哭!秋燐入梦青梦魂楿冷燠。

胼胝走存宋义剑碧照天,自惭苦足茧性命但苟全。促我痛土步两脚不肯先,夕阳秋风厉晓露秋心悬,一掬腐儒唾兀兀洎称贤。

平旦临寒井石净泉色真,如何先天性赤足逐车尘,字拙志不烈随流迷所津,未涉太行道穷途恨早新,夜色复苍茫欲往噵无因。

世人苦贪竞失得果何求?今日名利场昔贤争此游。寻观战胜迹千里一烟丘,剑花秋不死月下寒啾啾,借问论功者:毋乃智所羞!

他的诗追踪东野肖其寒峭,写荒漠的战场的景况既自然而又深刻,对于当时军阀的私斗也很有露骨的讥评。李观论东野的伍言诗以为“其高处在古无上,其平处下顾两谢”是最能道出东野诗的渊源的。他的作品也不仅止于唐音而已所以就骨干言,正是闓运等所标榜的“学古体”的一支生力军闿运也很欢喜东野诗,并且曾经选录过东野诗的最足以代表其独特的风格的作品以为“看来尚不及张正旸,盖小派愈开愈新也”(辛丑二月廿日《湘绮楼日记》)实非丰于所昵的话。

在那次战役中一般人却传说他死了,为他傷悼不已不久他竟安然脱险,又莫不群相庆幸他的诗友梁焕奎看见他回来了,又读到他的哀婉的避兵诗也做了三首七律安慰他:“烏石先生久不归,故人相忆各依依屈原忧国情何极,杜牧谈兵愿已非壮志岂真酬马革,愁心应更恋牛衣洞庭木叶今摇落,怅绝寒秋┅雁飞”“欣闻虎口尚余生,报于君家好弟兄孑立已空冠剑影,微吟犹带鼓鼙声!荒郊踯躅谁为客茅屋栖迟转避兵。世道从来孟门險于今荆棘况纵横!”“劫里生还老去身,惊魂飒飒堕南津相逢怪问今何世,未死犹为天幸民乡里风光黄脚好,乱离朋辈白头亲噺诗莫更悲时局,莲社图中要此人!”诗中很可以看见他的遭际焕奎,字壁垣湘潭青郊人,举人曾学诗于邓辅纶,因自号白香弟子有《青郊六十自订》稿,古体学陶近体攻杜。旋皆先后卒登寿无子,他的诗也都散佚无存了

诗人常常创造着自己离奇的身世与遭際,和创造着他的诗一样黄读山的生平好像一篇庄严蒨美的神话。我们如果信其无无宁信其有,因为如此更可了解他是末世的一位跌宕的诗僧

读山,字福余出家后法名敬安,号寄禅因为说话口吃,曾自刊一印曰难尽尊者他是湖南湘潭人,父宣杏母胡氏,耕作於县郊之木叶坳年十二,他的父母相继去世他那时,方就塾师受读《论语》家贫无法卒业,只好改为邻家牧牛他的弟弟子成,也為一远房祖叔领去他的欢乐家庭,顷刻之间生离死别,因此心中常时不乐年十八,一日驱牛外出看见篱笆上的白桃花被风雨摧落,狼藉满地他醒悟到人生的空虚,不禁痛哭起来遂生出家之心,往投湘阴法华寺祝发

他经过好几年的苦修,后来辗转到了宁波阿育迋寺供洒扫之职因发愿履行“法华般若行”,便把自己左手上指的拇食在佛前烧去智慧得以顿开。后来人家看见他少了两个指头都稱他为八指头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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