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物质性的气？有没有阴气与阳气呢？如果有，它们又是什么物质呢？如果没有，难道古代中国人所说的阴气与阳气是虚幻的臆想物吗？古代中国人能明确地说出阴气与阳气是生成万物的基础材料，有充分的理由与依据吗？！

现今学术界一些学者下意识地认可并遵循“中国哲学家认为，凡是他们提出的原理都是不需要证明的”这一观念。只满足于就阴阳而论阴阳，不运用人们所能够相信的事物去证明阴阳的客观存在。在了解了古代中国先哲所界定天地框假等知识的基础上，再来读《黄帝内经·素问》记载的“万物靠造化之气所任持”的内容，会发现中华民族的博物学，用我们身边看得见，听得到，抓得住的事物变化现象与规律，将“阴阳之理，大之无外，细入无间”，亦即看不见，听不到，抓不住的气对万物的穿透性作用，阐释既清晰透明，又真实可信。

一、“万物生化，悉由合散”

著名医学家杨上善（公元585 ～ 670 年）在《黄帝内经·太素》中指出：

“言阴阳之理，大之无外，细入无间。”

即言说阴阳的原理，阴阳是能够宽广博大得无边无缘，能够狭小细微得没有一点点间隙的。《黄帝内经·太素》“阴阳合”注文则进一步指出：

“毫末之形，并阴阳雕刻，故其数者，不可胜数也。故阴中有阴，阳中有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然则混同为一气，则要一也。”[1]

即所有的物质，即使小到毫毛草芥，也全都是由阴阳所精雕细琢而生成的，这些物质的数量，数是数不过来的。而且是阴中有阴，阳中有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然而这些都是由一气的化育而生成，故其要点只是一个罢了。那麽，这一个要点是什么呢？是“聚合”与“流散”。

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将阴阳“大之无外，细入无间”论述为：“万物生化，悉由合散也。”[2]即万物的生成与化灭，全都取决于气的聚合与流散。气凝聚则生成为物质的形体，物质的形体溃败则分散而成为“气”。

1. 看得见，听得到，抓得住的阴阳“气化”作用

看得见，听得到，抓得住的阴阳“气化”作用体现在：

“夫抚掌成声，沃火生沸，物之交合，象出其间。万类交合，亦如是矣。”[3]

击打手掌生成声响，熊熊火苗上下舞动，物质----雌蕊雄蕊、公母、牝牡等在化生新的生命体时的交接合和现象出现在其中。各类物质化生时的交接合并，也与这些现象相同。即气对物质的阴阳雕刻，是通过有形体物质的声音变化、形状变化显现出来的。

万物接受气的化育作用，处于永恒的动变之中。

“人之期可见者二也，天地之期不可见也。夫二可见者，一曰生之终也；其二曰变易，与上同体。然后舍小生化，归于大化，以死后犹化变未已，故可见者二也。天地终极，人寿有分，长短不相及，故人见之者鲜矣。”[4]

人体的变化可以知晓的有二：一是从生到死；二是变易。死人与活人是同一躯身体，活人生命止息了，其尸体归于天地自然的气化；人死后的尸体仍然化变不止----腐烂变质，最后归于一气。而天地从生成到灭亡的期限----由混沌的气团转变为地体与天气，灭绝后仍然会变为太空中的气。因为人的寿命短暂是看不到的。但是不生不化的物质是根本不存在的。

需要注意的是，古人所讲的“变”与“化”，与现代人所理解的“变”与“化”是有区别的。现代人所理解的“变”与“化”，是指事物在形态或本质上的转化过程或新生状态，即无论是突变还是渐变，统称为“变化”。

古代汉语的“变”与“化”，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变”是“突变”；“化”是“渐变”。即事物超出极限的、显著的变化是“变”，事物初生的，存在过程中的细微变化是“化”。《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万物开始化生称之为‘化’，发展到极点称之为‘变’。阴气与阳气无法测量称之为‘神’，能够灵活掌握这些变化规律称之为‘圣’。注文解释说：：所谓化变是圣神之道。化，是指施布化育；变，是指变易；神，是指阴阳之气无法测量。气的施布化育，称为‘生’；气的离散变化，称为‘极’。经历化经历变，万物没有能够逃脱出五运阴阳所统摄的。圣与神，所有奇妙的作用没有无能够逃出幽玄之理的。（气）玄奥美妙的作用，尽管无法测量，但是却可以捕捉到它的规律。万物之所以能够生长是由于（气）化的作用，万物之所以有其衰败是由于变的缘故，变与化之相互迫近，生成与溃败由此而出现。气在开始形成的时候，便有生化的作用。气扩散，就能够造就有形质物体的形态。气敷布就能生殖繁育，气终止的时候，有物质物体就发生质的变化，这对所有物质来说，都是一样的。”[5]

这段话的意思是，所有有物质物体体现出来的气化作用既深奥又奇妙，虽然无法捕捉，但是却可以用语言来表述它。物类的出生是由于气化，物类的灭亡也是由于气化。物类的出生与灭亡之极限在于变化。渐变为化，突变为变，渐变与突变相互比较，物类生成与败坏的规律就显现出来了。天地之气合成而开始生化有物质物体，气流散而有物质物体的形状开始显现，气分布而有物质物体滋生繁茂，气终止而有物质物体的形状发生突变，其规律都是一致的。

《黄帝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注文指出：“气的有生有化，不显现其形状，不知道其情形，无法测定其开始，无法测定其终止。而万物自生自化，没有办法限制，这称之为‘天和’。显现其现象，彰明其动静，振烈刚暴，漂泊骤卒，拉坚摧残，折拆鼓，这称之为邪气。故物之生长，静而化成；物之毁灭，躁而变革。所以生在于化，死在于变，变与化不停息，则生成与溃败之过程常在。物之生化的期限能够划分出来，这是根据有物质物体的有终止与有开始来说的。”[6]

也就是说，是植物的生、长、化、收、藏和动物与人的生、长、壮、老、已规律，即有形质物体存在的有开始与有终止，体现了天地之气聚合与流散的规律。因此古人认为，万物的生成和化灭所体现出来的突变与万物生存过程中的渐变，全都取决于气聚合（成有形质的物体）与气（从有形质物体中）流散出来的反复运动。

试想，人、动物的生与死、植物的荣与枯、季节的更替等由四时之气所统摄着的事物变化，难道不是我们非常容易地看得见，听得到，抓得住的吗？古代中华先哲就是通过这些非常容易看得见，听得到，抓得住的事物变化规律，捕捉到了天地之气的特点与本质，亦即天地之气的根本属性----四时五行。

2.“器”----生化的空间

《黄帝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

“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注文：……夫小大器，皆生有涯分，散有远近也。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大小，期有近远。注文：近者不见远，谓远者无涯；远者无常见其近，而叹有其涯矣。既近远不同期，合散殊时节，即有无交竞，异见常乖，及至分散之时，则近远同归于一变。四者之有，而贵常守。注文：四者，谓出入升降，则常守。有出无入，有入无出，有升无降，有降无升，则非生之气也。”[7]

器，指器物，是生化的空间，器物溃散，则生化停止。无论是小的器物还是大的器物，全都生化有空间，生成与溃散有时间的限制。有形质物体自生成之时起，就处于永恒的化与变之中。有形质物体有大有小。即是生化的空间有大有小。宇宙、天地是大的空间，人体脏腑这一空间接受出纳阴阳之精气，与天地这一空间相同。每一独立的有形质物体，都是一个生化的空间，如果有形质物体瓦解了，生化也就止息了。无论是大的空间还是小的空间，其生存与毁灭都有一定的期限。期限短的器物无法知晓期限长的器物消亡的时间，就说期限长的器物没有尽头；期限长的器物则叹息期限短的器物逝去之快速。

有形质物体寿命长的与寿命短的不在同一时刻归天，各自接受气化作用的聚合与离散的时节也不相同，那么，有与无、生成与化灭就不一致。可以知道的，是所有的器物溃散破败消亡之时，都归之于一变。气对这些事物的出入升降，则为常规的守候。有出无入，有入无出，有上升无下降，有下降无上升，都不是生成化育之气。

《黄帝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还指出：

“器谓天地及诸身也。宇，谓屋宇也，以其形包藏府藏，受纳神灵，与天地同，故皆名器也。诸身者小生化之器宇，太虚者，广生化之器宇也。生化之器，自有小大，无不散也。夫小大器，皆生有涯分，散有远近也。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8]

“器”是指天地及所有的有形质物体。有形质物体为生化的屋宇，以其形体包藏府藏，吐纳天地之气，与天地相同，所以全都称为“器”。所有的有形质物体是小的生化器宇，太空，是大的生化器宇。生化的器宇，各自有大有小，最终没有不溃败破散的。所有小的大的器宇，全都生灭有极限。器宇溃败破散有的时间长久、有的时间短暂。所以器是生化的屋宇，器溃散破败就会分散瓦解，生化也就止息了。有活力的生命如此，没有生命活力的有形质物体也是如此。

3. 出入升降----大气任持万物的方式

“出入谓喘息也，升降谓化气也。夫毛羽倮鳞介及飞走趾行，皆生气根于身中，以神为动静之主，故曰神机也。然金玉土石熔岩草木皆生气根于外，假气以成立主持，故曰气立也。”；“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注文：出入谓喘息，升降谓化气也。夫毛、羽、倮、鳞、介及飞走趾行的动物，全都是生气根于身中，以神为动静之主，故曰神机也；然金玉石熔岩草木皆生气根于外，假气以成立主持，故曰气立也。……气止则化绝。此之谓也。故无是四者，则神机与气立者，生死皆绝。”[9]

出入是指喘息；升降是指化气。万物靠造化之气所维系，长皮毛和羽毛的，不长皮毛和羽毛的，长鳞甲的及奔跑行走的，不长羽毛鳞甲的动物如倮类，倮类：以人为首。《大戴礼·易本命》：“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全都是生气根自于身体之内，以精与神作为动与静的主宰，所以称为神机。金玉土石熔岩草木全都是生长之气根于体外，凭借气以成立支撑，所以称为气立。有神机的动物和人，没有出入之气，则不能够生长壮老已；没有神机的植物，缺乏升降之气，则不能够生长化收藏。

对于有活力的生命体来讲，气的出入停止，精神机制就会消失；气的升降止息，有形质物体就会溃败破散。出入是指喘息；升降是指化气。化气：指气血在人体内的循环与支撑人体四肢、五官的运动。气停止运动则气化作用绝灭。就是指的这些。所以没有“出入升降”这四者，则无论是“神机”（的动物）还是“气立”（的矿物、植物），全都会绝灭。无论是呼吸着的人或动物，还是不直接表现为以呼吸的方式而存在的金石草木之类，如果没有气的维系，就会全部溃散破败，所以说天地万物都是靠大气所维系着。

二、“气”是化育生成、化灭消亡世间万物的本原

古人认为，气是化育生成与化灭消亡世间万物的本原。没有了造化之气，一切物质都会败坏。

1.万物靠造化之气所维系

“大气谓造化之气，任持太虚者，所以太虚不屈，地久天长者，盖由造化之气任持之也。气化而变，不任持之，则太虚之器，亦败坏矣。夫落叶飞空，不疾而下，为其乘气，故势不得速焉。凡有形处地上者，皆有生化之气任持之也。然器有大小不同，坏有迟速之异，及至气不任持，则大小之坏一也。”[10]

即只有生化之气才能够具备聚合与流散的功能。大气为造物化育之气，负有保护太空的功能。天不会塌下来，地不会陷下去，全都由气维系着。如果气不维系了，那么太空之气，也会败坏。看那些从树上掉下来的叶子在空中飞荡飘舞，不会迅疾地掉在地上，就是因为它们乘载着气，所以下落的趋势不能够迅疾。凡有形体而在地上存在着的物质，都由生化之气维系着。可是形体有大与小的不同，败坏有迟与速的差别，等到气不维系它们了，那么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其败坏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只有生化之气才能够有聚合与流散的功能，万物的生存与化灭都取决于生化之气的聚合与流散，有形质物体的生存过程就是取决于生化之气的聚合与流散。

“天地之气，交合之际，所谓寒暑燥湿风火胜复之变之化，故人气从之，万物由之。万物生化，悉由合散也。”[11]

天地之气交接合和化育万物是有规律的，寒暑燥湿风火六个季节的更替，就体现了天地之气交接合和的规律，故人的气血运行顺从它，万物生灭受控于它。万物的生成与化灭，全都取决于气的聚合与流散。这是由万物变化的阶段性显现出来的，对于人体来讲则是由脉象显现出来的。

2.“出入升降，无器不有”

那么有没有不生不化的物质呢？没有。《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

“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注文：藏生气者，皆谓生化之器，触物皆然矣。夫窍横者，皆有出入去来之气；窍坚者，皆有阴阳升降之气。往复於中。何以明之？则壁窗户牖，两面伺之，皆称来气冲击於人。是则出入气也。夫阳升则井寒，阴升则水暖。以物投井，及叶坠空中，翩翩不疾，皆升气所碍也；虚管溉满，捻上悬之，水固不泄，为无升气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顿溉不入，为气不出而不能入也。由是观之，升无所不降，降无所不升。无出则不入，无入则不出。夫群品之中，皆出入升降，不失常守，而云非化者，未之有也。有识无识，有情无情，去出入已升降，而云存者，未之有也。”

即没有出入（呼吸）之气，没有气血在体内的循行升降，人与动物就没有生命活力，也不会有生长壮老已；没有气的化育，植物就不能生长，也不会有生长化收藏；金属、玉石、田土、水流之类同样置身于气化作用之中。这些物质本身即是阴阳之气出入升降的空间，这些物质灭亡了，生气的化育作用也就止息了。对于有形质的物体而言，有释出的气才能有隐入的气，有隐入的气才能有释出的气。包藏生气的，全都称作生化的器宇，所有的物质全都如此。窍横着生的（有鼻子眼的），全都有出入往来之气；窍竖着生的（没有鼻子眼的），全都有升降之气反复运化於其中。如何才能知晓这些？比如将窗户关严，在两边等候，全都说进来的气直冲於人。这即是出入之气。阳气上升则井水寒，阴气上升则井水暖。用物体投入井中，及树叶在空中坠落，虽然相当轻便，但是却不立刻掉在地上，全都是由上升的气所阻碍着；空管灌满，堵上管口悬起来，水不往下流泄，是因为没有上升的气就不能下降。空瓶小口，猛往里灌水就无法灌入，是因为气不释放出来，水就不能进入。由此看来，有上升的气才能够有降入的气，有降入的气才能够有上升的气。不释出则不能进入，不进入则不能释出。所有的物品之中，全都有气的出入升降，能够不接受气化作用的有形质物体，从来就没有过。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有情感的和无情感的，离开气的出入和停止气的升降，而仍然存在着的物质，从来就没有过。所以说任何有形质物体，都具备气的升降出入功能，“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12]

三、“有形禀气而不为五行阴阳之所摄者，未之有也”

古人认为，有形体禀承气而存在的物质，不被五行阴阳所统摄的，从来就没有过。汉代著名文字学家刘熙在《释名》中对阴阳的含义做了如下解释:

“阴者,荫也,气在内而奥阴也；阳者,扬也,气在外而发扬也。”

结合以上所谈到的古人认为，大气维系万物的方式就是气对有形质物体的隐入与释出，释出与隐入。可知这种隐入与释出，释出与隐入就是气的“阴阳”运动方式。

明代农学家马一龙的《农说》，也详细地阐释过:

天地之气的阴阳往来，日日更新，生而有生，化育不停，没有能够使之停下来的机制。并指出，升降，是指地气上升与天气下降的阴阳往来之气；“内外”，是指神不可测的化育机制----气的聚合与流散；“收敛”与“发散”，是万物生成的机制；“出入”，是指气循环无穷的根由。气的升降出入，永远没有能够使之停下来的机制[13]。

《黄帝内经素问·素问》还指出：

“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注文：道，谓生化之道；纲纪，谓生长化成收藏之纲纪也；父母，谓万物形之先也。本始，谓生杀皆因而有之也。夫有形禀气而不为五行阴阳之所摄者，未之有也。所以造化不极，能为万物生化之元始者何哉？以其是神明之府故也。然合散不测，生化无穷，非神明运为无能尔也。”；“故万物无能逃五运阴阳。”[14]

用来造成化育万物的是五运阴阳，五运阴阳是天地的本质、现象与规律。而能成为万物化生之本原——五运阴阳的是神明的府库，即气化的空间----天地。“神明”是指地气----神，与天气----明。地气与天气交接合和起来就是天地之气。容纳天地之气的是天地空间，天地空间是万物上下左右的范围。比如通常人们所说的“求神明保佑”，就是“求天地保佑”的意思。“神明之府”就是指天地空间这个府库。怎麽可以不通晓它的内涵----阴阳五行呢？

道，是指物体生化的现象与规律；纲纪，是指生长化成收藏的分时段考察与标记；父母，是指生成万物的祖先。本始，是指生成和灭亡全都因为有它才能出现。所以有形质的物体，禀承气而存在，不被五行阴阳所统摄的，从来就没有过。造化没有极限，能成为万物生化之元始的是什么呢？是阴阳五行。因为阴阳五行是天地的府库。然而气的聚合与流散无法捕捉和测定，只能从动物与人的生长壮老已、植物的生长化收藏中体现出规律性。生化没有穷尽，不是天地之气的运动化育是不会有这些的。所以万物是没有能够逃脱出五运阴阳的。也就是说，万物的生存与化灭均无法逃出阴阳五行规律的制约。这就是能够看得见，听得到，抓得住的阴阳“大之无外，细入无间”深奥原理。

四、对阴阳准确含义予以证明，证实、证伪是证明中医科学性的关键

西方汉学界尊为权威的费正清先生认为：

“中国哲学家认为，凡是他们提出的原理都是不需要证明的。”[15]

现今学术界一些学者也下意识地认可了这一观念。作为明清以前尤其是唐宋以前的中国医学界，应该说对阴阳的原理是进行了充分的证明，证实、证伪的。

对不进行中医学实践的学人来说，对阴阳的原理不予证明可能无关痛痒，但是作为对中医学的承传、发展与创新而言，却是生死攸关，非同小可。诸如“阴阳”之类语义不清，内涵与外延均欠清晰的名词术语，必须予以证明、证实、证伪。

《黄帝内经素问·素问》所介绍的“天地万物都是靠大气所任持”等内容，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物质变化现象与规律，证明了阴阳是指天地四时五行之气对有形质物体的出入升降，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阴阳是气对有形质物体的隐入与释出，释出与隐入这两种运动方式。

阴阳“大之无外，细入无间”，是指气大到宇宙、天地，小到毫毛草芥无处不隐入，无处不释出的运动原理，而且这一原理是完全能够由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客观存在来予以证明的。阴阳的准确含义弄清楚了，中医学的标本、表里、虚实准确含义便容易释义了。由此也证实了学术界所持的中国哲学家提出的“哲学原理都是不需要证明的”观念是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看到，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哲学原理是经过证明，证实、证伪了的。只不过这类证明，证实、证伪的方法及其在此基础上所生成的系统理论知识已经失传了。惟其能够得到证明，证实、证伪，才能使深奥玄妙的中国哲学、中医学理论得以透明，使中国哲学、中医学的科学性得以证实，使中国哲学得以成为中华民族建立新文化的主导思想。使中医基础理论得以行之有效地指导医疗实践，使中医学真正为人类造福，使包容了中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知识得以正确的解读。而且，只要充分发掘古代文献中相关知识的内涵，中医学、中华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中，很多被学术界认为是语义不清，内涵与外延均欠清晰的名词术语是可以，也是应该予以证明、证实、证伪的。

以阴阳五行为基点立论的“天道”与“人道”

在延续了万年以上历史的中华文明中，阴阳五行不是指五种物质元素，而是指天地之气的特点与性质。中华民族的先哲们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立论了“仁义”是天地赋予人的本性，行仁义之道，则符合天道。将人道释义为“仁义”，则是从人文角度来认识天地与人体的关系。

1.不通晓阴阳五行原理，就没有资格言说人性

易学中的“人道”就是指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承传了伏羲之学的《周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两条重要的道理：一是理性地做人，二是智慧地做事。做人做在‘自强不息’上，做事做在创新与发明创造上。”[9]

《皇极经世书》则依据天道阐释了做人应该遵循的原则，比如中医学的养身之道主张养心即能养身，《皇极经世书》则具体阐释为：

“言语发于真诚则不劳心而安逸长久。做事符合天理者不只滋润身体，亦能滋润心田，以至于滋润性命。能够进行运筹策划的人是有才力，能够明辨是非的人是有智识，宽宏大度的人是有德器，三者不可缺一。”

考据学家孙星衍的《原性篇》，对先哲们的这一主张做了详细论述：“不通晓阴阳五行原理的人，没有资格言说人性。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故《神农经》说：保养身家性命顺应天道，修养品格性情顺应人道。天先成为形体，地后确定位置，五运六气在天地之中相互合和，人的品性有五常，情感有六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六欲，是喜怒哀乐好恶。”与孙星衍同时代的 阮元先生评论《原性篇》说：“《原性篇》言说人性本于天道阴阳五行，这实属周朝、汉朝以来的定论。人的本性依附在什么物质之上呢？汉代人言说性与五常，全都分别应合于五脏，非常确切。这些都应该加以说明。”[11]

这些理论与中医学所认为的：人体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与五时之气相互感应，而且人的怒、喜、思、悲、恐这五种情志直接与五脏相通，比如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故应该注意保持良好的心态，诚信豁达。控制不良的心境与情绪，顺应天地之气赋予人的本来品性----仁义礼智信而养生，都是息息相通的。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则将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归纳为：人类符合天地之道的道德规范为“仁义礼智信”。

2. 通晓四时五行原理以教化百姓是为王者摄天子政的最高责职

中国先哲掌握了天地之气运行规律---阴阳五行八卦原理以后，在安排农事、制定法度时，都是效法天地。《太史公自序》指出：“维昔黄帝，法则天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而“效法天地”就是因为万物无法逃脱天地之气的化生与化灭规律。通晓四时五行的原理以教化百姓是为王者统摄天子政治的最高责职。

法则天地，首先是效法五行。依五定制，分五事、五纪、五福。反映在天文历法中，则认为“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解放前彝族十月历中，一年被分为土、铜、水、木、火五季，五行作五个季节。自然地理上定五岳；农艺上分五谷；生理上分五脏；医学上有五色诊。社会也多以五定制。《历书》记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古代中国伦理道德标准就是法则天地。天有天极，人有皇极，星空天道绕北极，百姓人道绕帝王，极为轴心，为最高规范。西汉董仲舒则定三纲五常作为伦理准则，成为历代王朝统治的思想基础[12]。

阮元先生评论《原性篇》还说：“其实祭祀等事宜，全都在京城之中，这些虽然（表面看来）是依凭虚幻臆断，然而博览综合分析大量古籍，探究其实际却真是如此。此是明堂之说，封禅，也还是最古老的礼仪。自汉、唐、宋三个朝代以来，全都被腐儒说坏了。元以为所谓封，就是在南郊祭祀天，所谓禅，就是在北郊祭祀地。唐元宗、宋真宗等帝王，仍然是汉武帝原本的才智。目光如豆之儒，张口就骂封禅，是怎么能够知道‘司马子长（司马迁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而仗义执言）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虽才华出众，又颇有政治谋略，可是却只能以介优滑稽的方式才能够在朝庭立足）是秉性完全不同的两类学者啊。”[13]即司马迁与司马相如都是为汉王朝服务，但是司马迁服务的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汉王朝；司马相如服务的却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悦汉武帝本人的汉王朝！可知是自汉代以来的腐儒，就已经象今天的很多“科学文化知识精英”一样，因为不懂得作为科学的阴阳五行与作为谶纬的阴阳五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根本不懂得自己的老祖宗为什么要崇尚阴阳五行，为什么要尊奉“天地”了！

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十分清楚，中国与西方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是截然不同的。“在西方，神的权威是丝毫不容侵犯的，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只因为想获得一些智慧与幸福，偷吃了上帝的智慧之果，便被上帝驱逐出了伊甸园，剥夺了他们永生的权利，令他们到人间去饱受痛苦与煎熬，而且祸及子孙，让子孙们世世代代都背着“原罪”的包袱,没完没了的赎罪。一位胆敢将天火偷盗给人类的太阳神阿波罗，就受到了宙斯永远绑在岩山上暴晒及派饿鹰每天啄食心肝的残酷惩罚，人们只能屈从于上帝的绝对权威诚惶诚恐地生活。而在中国，原始神灵与人类的关系，却是平等互爱、相互依存、无私奉献的关系，神灵保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安康、刀兵不犯，人们便用美酒佳肴、轻歌曼舞酬谢神灵。如果求雨不应、祈福不灵，人们还可以将大神放到太阳下去晒、大雨中去淋，甚至还可以放到烈火中去烧。中国的原始神灵都有一颗无私奉献、造福人民的慈悲心肠。如盘古神为人类开天辟地，奠定了天地乾坤，死后还将左目化成太阳、右目化为月亮、四肢化为四极五岳、血液化为江河，筋脉化为地理、肌肉化为田土……只见他的无私奉献，不见他的半点私心。抟土造人的女娲神，为她造出的人类炼石补天、杀黑龙、止淫水，对人类不辞辛劳、爱护备至，却不要人类的半点报酬。这样的神灵在西方是打起锣都找不到的。”[14]遗憾的是，在探询中国与西方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人文差异时，大多数学者却只是就差异而论差异，说不出产生差异的真正根源。

大多数学者不了解，中华民族所崇尚的无私奉献精神，就植根于以古代中国天文学、中医学为亮点的，非常发达的存在了万年以上的中华传统科学思想文化之中，这万年以上的传统科学思想文化，成就了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成就了汉唐盛世，成就了宋元明清的继续繁荣，成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前强盛，成就了任何力量也摧不毁打不散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更成就了中华优秀文化即将在21世纪的复兴！而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互交融为特色的本真中华文明，就是由阴阳五行思想贯而通之的，

尽管一些学者主张“以中国解释中国”，把西方化了的中国文化还原为“中国的中国文化”。提倡用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去了解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伏羲画卦至今约6500年）这一思路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因为不注重对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进行探讨与发掘，所以对本真中华文明的认知程度却是相当肤浅的。应该提请注意的是，就现今国际国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阐释、研究与评论而言，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既混乱，又荒谬的。尤其是中国的学术界，诸多精英对本真中华文明所知甚少，对中华文化的内容、价值和意义还没有一个共识，对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什么还说不清楚！只有尽可能把中华文明的本真面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把握中华文化的真精神、真价值与活的生命力！

3.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

稍微想一想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无论是壁画、绘画、建筑装饰，还是民间传说、故事、习俗，尤其是戏曲与四大名著，比如《西游记》中，玉皇大帝、南天门、北天门、天兵天将、太白金星等内容，《三国演义》中《借东风》等内容，《水浒传》中与天数相等的一百单八将等内容，《红楼梦》中“顽石补天”等内容，就不难理解阴阳五行八卦、二十八宿、北斗、干支四柱等知识，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也不难认可中华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体系曾经是相当完整与相当成熟！以此为底本的创新科学文化产品、在今天中医学术严重委琐，空前低靡的现状中，一定会成为吸引众多国内国外读者与观众的畅销文化产品，具有相当宽广的文化市场。

比如，中国福娃的设计者韩美林先生以“从民间艺术中汲取养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摸索相互融合的途径”为指导思想，“要设计出一种形象，表现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表达出中国人民的热情，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里，要让福娃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揉进‘中国’这两个字。”他从50件作品里看到了一张五个小人儿的作品，突然找到了灵感，他说，“金、木、水、火、土”是中国对待宇宙万物一个非常精辟的总结，是国粹，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值得骄傲的一个文化因素，为什么不把它融合到吉祥物之中呢。”韩美林先生随即设计出“五行”福娃，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这一设计的确表现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每一个细胞里都揉进了‘中国’这两个字，渗透着相当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

而北京奥运会提出的三大理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中，人文奥运是最为核心的理念，是北京奥运理念的灵魂。2008北京奥运会，让世界来到中国，让北京触摸世界，是历史悠久的奥林匹克文化与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伟大握手，是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一次雄伟交汇。多元创造、对话交往，是新世纪奥林匹克文化精神的核心理念。

如果能够按照韩先生的初衷，定名为木娃、火娃、土娃、金娃、水娃，再将五行是气的五种本质属性、与五大行星有无法分割的内在联系等内容镶嵌进创意之中，自然会将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灌输给当今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但是由于不全面深刻地了解“五行”所代表的人与自然有机联系，在2005年11月11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倒计时1000天的日子里，面向全球正式发布吉祥物时，代表“五行”的吉祥物又被“鱼、熊猫、奥运圣火、藏羚羊、京燕”为创意的叫做“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妮妮”的“中国福娃”名字所替代。而“欢欢”、“迎迎”之类，曾经是一些大熊猫的名字。故仅从福娃的命名来看，就平庸俗气，缺乏新鲜高雅的气息。自然也就降低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如果韩先生及奥组委的先生们真正通晓了“五行”思想的实际内容，就很可能会为后来的修改结果而感到懊悔。

修改后的福娃，虽然几加粉饰，但是因为不具备中华文明原生态的科学文化、人文细胞，这就让相当一部分中国老百姓，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农村老百姓，很难记住他们的名字及其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人文思想，失掉一定的市场空间自然难以避免。由此可见，不了解万年以上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实践、知识、理论、经验、智慧为一体的相当系统、相当完整、相当成熟的中华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体系；不了解阴阳五行与五大行星、北斗七星、二十八宿，与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关系，与历史、民俗、文字、历代典章制度等中华文明的关系，就无法生产出文化底蕴真正深厚的文化、科学、技术、艺术产品。即使有了中华文化揉进每一个细胞的文化产品，也会“中途变卦”而无法很好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

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正如邹牧仑先生在《道德经旁说》中所说：“今日之世界，几乎是2500年前春秋时代的翻版，世界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跨越国家、民族、种族、集团及个人利益之上的文化思想来扭转或改变500年来弱肉强食、人欲横流所造成的扭曲局面。”1988年74位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一致宣称：“人类要想永远和平,需要从2500年前的孔子学说中寻求和平共处的方案。在不久的将来，儒家学说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逐渐成为人类文化的中心。”而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对人的深切关怀思想，则是来自万年以之久世界上惟一从未间断、绵延至今的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天道与人道之相互感应原理”。所以，阴阳五行思想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是不可企及也无法再造的世界文明的辉煌顶峰之一。

只有大力开发中华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宝库，以中华文明原生态知识来释义中华人文理念，来释义中医学，中华文化、中医文化产品，才会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创意、新资源，才会得到尽可能多的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喜爱与关注。

中医要发展，空间在哪里？

----也谈“１００年：知识精英与中医”

《１００年：知识精英与中医》中指出，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那么，中医为什么会失去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呢？！
一、中医航船没有安装罗盘，是知识精英无法认可中医的主要原因

诞生于1866年的孙中山，也曾是一名西医医生。在孙先生被确诊患有晚期肝癌，西医无能为力的时候，他认为中医象“一只没有装罗盘而能够到达的船”，西医象“一只装了罗盘有时反而不能到达的船”。 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地质学家丁文江，“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傅斯年的说法与丁文江更如出一辙：“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梁启超曾因尿血难愈前往协和医院治疗，被误将一只好肾切掉。当舆论变成一场对西医的质疑时，梁启超私下对协和的医疗方案并不满意，但是他却亲自出面，撰写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为协和医院与西医的治疗原则做了辩护。

余岩等人提出“废止中医”的四个原因：一，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藏府经脉”学说是杜撰的；二，中医源自纬候之学，荒诞无稽；三，中医缺乏诊断方法，不能调查死因，进行疾病分类，无法防疫，更不能“强种优生”；四，中医理论和政府普及现代卫生科学的目的相抵触，阻碍社会科学化。

为什么知识精英会“一边倒”？除了长期接受西学教育的原因之外，现有的中医学自身有没有需要弥补的缺陷？中医能不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能不能把中医是从哪里来的展示出来？

要知道，（1）中医学不是以解剖出来的实物比如肝、心、脾、肺、肾来命名人体器官，而是将人体内的脏器统称为五脏六腑，只是在论述经络理论时，才称六脏六腑；（2）中医不以细菌、病毒、红白细胞增减异常等作为致病因素；（3）中医不以生理、病理、生物化学作为基础理论；（4）中医与西医的诊断、治疗原理是不相通的。（5）中医学脏腑、经络，其数目、性质与功能，不是与解剖出来的器官、神经相吻合，而是与阴阳五行、八卦、十干、十二支的数目分毫不差，而且其功能性质与这些数目所标示的天地之气的功能性质也是直接对应的。这种对应的原理是“天地之阴阳五行”与“人体之阴阳五行”相参相应，人体之阴阳五行就是指五脏气血的运行。

在对应原理指导下，中医学认为，经络在内联结着脏与腑，在外联络着四肢末节。经络支撑着人体的生命活力、支配着人体的生理活动。尤其是脏腑、经络的名称、数目以及功能作用与玄奥、艰深的阴阳五行八卦、十干、十二支直接对应。比如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五脏五腑与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正经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直接对应。说到脏与腑之间的关系，认为脏为阴，腑为阳；说到脏与脏之间的关系，则与五行的相生相克相同。比如肾属水生肝木，肝属木生心火，心火属生脾土，脾属土生肺金，肺属金生肾水。又比如肺金克肝木，肝木克脾土，心火克肺金，脾土克肾水，肾水克心火。并以人体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与四时之气相互感应为原则来判断疾病的发生，如春季与肝相感应、夏季与心相感应、长夏季节与脾相感应、秋季与肺相感应、冬季与肾相感应。而且人的怒、喜、思、悲、恐这五种情志直接与五脏相通，如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并以四时五行来判断中药的性能。

《黄帝内经》正是以阴阳五行、干支文字符号和数字符号为主描述了人体气血运行规律；描述了在气的作用下人体孕育、出生、成长、衰老、死亡的规律；描述了天地之气、人体之气与疾病的关系。如果只是笼统的讲中医以“天人相应”为主导，不了解具体的阴阳五行、干支文字符号所表示的天地之气常规，与出现在特殊时段的“春不暖，夏不热，秋不凉，冬不寒”规律，就很难真正掌握中医学基础理论与治疗准则。

没有展示阴阳五行、干支符号深刻含义的中医文献，的确使中医如同没有安装罗盘的航船。尽管很多中医依靠比照葫芦画瓢的方法可以治好病，也可以治不好病。但是，都很难把治好了病与治不好病的原因说清楚，更无法解释中医“是从哪里来的”。只有把阴阳五行、八卦、十干、十二支这些事物的真实面目展现出来，才能把治好病与治不好病的原理解释清楚，把中医“是从哪里来的”说清楚，为中医航船安上罗盘！

然而，作为中医学科自身能够揭示其真实面目吗？不仅100年以前没有揭示，100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没有揭示！

二、独特的古代中国天文学知识能够展示阴阳五行的科学依据

早在民国时期，恽铁樵先生就批判了以往解释五行生克的庸俗偏见，明确指出：古人虽然愚笨，但是一定不会以为木生火即钻木可以取火，水生木即树木得水才能繁荣等等。《内经》中反复谈五行是由于“内经认定人类的生老病死全都禀受四时寒暑的支配，故以四时为全书之总骨干。四时有风寒暑湿之变化，则立六气说以属之于天，四时有生长收藏之变化，则予五行之说以属之于地。五行、六气都是用来说明四时原理的。”人体的脏腑、经脉、气血运行直接与阴阳五行相参相应，由人体肝心脾肺肾的脉象体现出来。即“春脉玄、夏脉洪、秋脉浮、冬脉沉。谓四时之经脉也。”恽铁樵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人内经所讲的五脏不是血肉的五脏，而是四时的五脏。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内经没有一句话可以读得懂。”

恽先生非常清楚五脏与五行的关系，唯一欠缺的是没有能够说清楚五行与四时究竟是一种什麽关系，没有能够说清楚五行究竟是什么事物。如果当时恽铁樵等学者把中华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的阴阳五行准确含义予以证实，把五运六气的内涵讲清楚，把寸关尺理论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的关系说明白，那么，西医规范、改良中医的措施就很难施行。但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及学术水平，恽先生要想透彻的讲明并让学术界认同这些知识的科学性，也确实很难做到。因为能够证明阴阳五行本来面目的彝族十月历还没有被发现，应该在古代中国天文学中探询阴阳五行科学依据的路子还没有被开拓出来！这些知识将清楚地证明古代中国人是如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观测天体运行规律，记录天体位置与地面气候、物候的对应规律，在掌握了天地之气运行与人体气血运行相互感应规律基础之上，建立起以“天人相应”----人体气血运行与五运六气相互感应为主导的中医学术理论体系的。

三、回归本真中医，确认中医自身的科学性

中医存废之争的焦点，就在于中医是否具备科学性。100年来，在中医与西医的较量之中，中医最欠缺的，就是没有能够充分证明并确认自身的科学性。

坚持中医具备科学性的学者，多是局限于大讲特讲中医神奇、便捷的医疗效果，以能够治好病来强调中医的科学性。殊不知这样做，就好比吃苹果，只知道苹果甜，却不知道甜苹果是怎样培育出来的。等到苹果在生长过程中由于授粉等原因发生了变异，香甜的苹果变成了缺乏香甜味道的，则无法再让它变回原来的甜苹果一样。也就是说，能够证实中医的疗效好，不等于证实了中医的科学性。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治学方法，导致今天的中医及其很多著名的知识精英，很难认可中医的科学性。比如以大名鼎鼎的科普作家方舟子为代表的精英就说：“中药的有效，是心理暗示或是添加的西药成分在起作用。”

只有掌握了建立起中医学术理论的客观科学依据，既能治好病，又能知道是用什么方法治好了病，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这种方法能够治好病。也就是说，要知道中医为什么要运用阴阳五行原理及法则，对人体器官进行命名与划分包括诊断与治疗，才能自为地将中医学治疗原理与实用技术操控于股掌之中。否则，只要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比如时间、地域不同，人与人的体质有差别，就会出现中医的现成方剂在此时有效，在彼时失效；对此人有效，对彼人无效。却无法找出其中的原因，无法解释中医科学性的窘况。从而无法保证中医学的生存与发展创新，不能使中医学强有力地抵御外来医学的竞争。久而久之，中医这棵参天大树就会慢慢枯萎，走向衰亡。只有弄清楚中医这棵参天大树是怎样种出来的，她的根扎在哪里，用什么养分才能滋润她茁壮茂盛，才能使她经久不衰，青春永驻。这就需要我们的学术界塌塌实实进行研究，拿出无法被驳倒的真凭实据，揭示出中医的真正科学性。

四、中药西用、废医存药只能断送中医中药

当前，参与“中医科学性”之争的学人，大多回避中医学的脏腑、经络、气血、寸关尺等理论，是依据“天人相应”的准确含义----人体五脏与五季（阴阳五行）相互感应的规律而建立起来的。他们认为，“中医五行学说既是中医学之迷，也是中国文化之迷。能不能从现代科学技术的视角、用现代科技的语言予以解读，是中医学能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关键是“现代科技”的诸如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名词术语根本无法解读中医五行学说。在国内学术界整体学术水平低下的状况中，很多人，包括相当一部分知名学者，习惯于只要嗓门大的群体认可，“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的道听途说，认为中西医“碰撞和对话以后，其育人模式、用药思路、诊断方式、医理研究等已经越来越多地带上了现代医学的色彩。在这种形势下，中医自身的价值评价体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用动物和仪器做实验、搞科研，似乎就上档次，用西医理论、西医思维来研究中医、分析中医似乎就符合发展的潮流，在论文中运用现代的实验数据、统计数据似乎就是科学的象征。这些原本亦无可厚非，”是无可厚非还是必须予以厚非？！

既然中医自从走上了这条日益西化的道路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医临床治病不求中医医理、中药药性，望闻问切成为形式，疗效不显著，病人不信任，疗效不明显，形成了中医现今如此无奈的局面。而在很多人眼里，中药西用、废医存药似乎成了中医最后的出路。这条出路的实质就好比同是用面粉做食品，西医做面包必须用发酵的面团，中医做饺子必须用不发酵的面团，屈从于西医的压力，用发酵的面团做饺子的面坯捍成面皮，包出来的饺子会煮成什么样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中药西用、废医存药的后果只能是断送中医、中药。

五、中医要有所作为，空间在哪里？

基于100年来的社会背景，阴阳五行八卦干支四柱究竟是什么，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了。这些几乎属于命相学的全套知识，只是听由对算命“有研究”的江湖术士去解释、去传播。中医精英也很难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在学术界已经认同中医与西医是两种不同医疗体系的今天，中医精英似乎也不屑于来解答这些问题。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中医属于经验积累！能够治好病就是科学！

尤其是发展到近代的中医，缺乏系统、正规、全面的教育，比较依赖个体经验，对医生的天性禀赋（主要是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染的程度）要求更多。况且病的症状及其病因、用药或者针灸取穴，都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治法。所用的术语很少有人能够一听就懂，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很难定出统一的标准，似乎一学就懂，比如按摩之类。真正掌握精髓却很难，比如辨证施治及用药、用针的原理。容易给浑水摸鱼者提供滥竽充数的条件。

而系统的西医知识，是明明白白的告诉读者。比如西医的器官命名是依据解剖出来的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物质，标准统一，易于传播，便于习医者快速掌握，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也比较容易定出标准。

中医要想与西医并驾齐驱，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西医，首先要探讨清楚中医学术理论是怎样依据人体气血运行规律与天地之气运行规律相互感应而建立起来的。而天地之气运行规律是依据独特的古代中国天文学观测系统测定出来的。换句话说，就是中医学术理论来自天文科学与人体科学的相互印证！而当今几乎成为绝学的古代中国天文学知识，则需要在中华文明的多学科知识中努力探询，综合分析，反复推敲，通过验证才能找到。

中医要有所作为，其空间不在于中药西用、不在于废医存药，不在于用“现代科技”的诸如物理科学技术探索经络的存在，也不在于用化学手段敲定中药的性能，更不在于用现代生命科学的名词术语来解读中医五行学说。而在于综合中华文明的多学科知识，整理出系统完整的中医学术理论科学依据，圆满的解释中医治疗用药原理，令人信服的阐明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科学原理。也就是说，让习医者掌握中医学的灵魂；让炮制中药者洞悉中药性能的认定原则；让管理中医行业者有章可徇；让患者信赖；让知识精英心服口服地称颂中医的科学性；让中医学术事业这棵参天大树永远叶茂根深！

中华文化，与我们贴近还是距我们遥远？！

----也谈读经运动与政治保守主义

成庆先生在《读经运动与政治保守主义》（原载《天涯》2005年第一期）介绍了近来关于儿童是否应该读经的讨论内容、争论的根源、性质----未来中国的多种政治想象（political vision）之间的话语争夺战。　　号称现代大儒的蒋庆倡导儿童读经，远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中国史的薛涌反对强迫儿童读经。试想一下，论辩的双方真正弄懂得了中国经典的本真含义了吗？如果没有达到真正懂的程度，那麽双方是否如同面对一个苹果，谁也未来得及咬上一口，就凭各自的经验来判断这个苹果是酸还是甜呢？！如此争论下去又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

一、以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尽管蒋庆、盛洪等先生主张的“以中国解释中国”，把西方化了的中国文化还原为“中国的中国文化”。提倡用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去了解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伏羲画卦至今约6500年）这一思路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在笔者看来，蒋庆、盛洪等先生对本真中华文化内容的认知程度却是相当肤浅的。应该提请注意的是，不仅仅是这两位先生，就现今国际国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阐释、研究与评论而言，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都是相当混乱的。尤其是中国的学术界，诸多文化精英对我们中国自已的文明还没有一个共识，对自己这套中国文化学问的内容、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麽都根本说不清楚！

为什麽说不清楚？就是因为没有深入到中华文明内部去透视。如果连中华文明的本真面目都没有看清楚，又如何能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的真精神、真价值与活生命呢？！

这一百多年来，中华文明被西方文化知识范型不断解构，不断按照西方文化的价值义理去塑造，其始作俑者不仅仅只是西方的政治家与汉学家，更多的是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受西学浸淫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用西方文化的知识范型来构筑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他们实际上都是一些西方化了的中国国学家、道学家、儒学家。笔者在这些方面与蒋庆、盛洪等先生看法相同，在其他方面则与蒋庆、盛洪等先生存有异议。笔者认为，如果用作战来比喻，就蒋庆、盛洪等先生对中华文明知识内容与了解程度而言，在重构中华文化的大潮之中，只能担任先锋，很难胜任中军。因为他们的《以中国解释中国》（以下简称《以》文）在以下六个问题上缺乏深度：

（一）中国文化根源处出了问题，问题在中学西范，清除中学西范的切入点应该在哪里呢？并没有说清楚。笔者认为只有把6500年以前伏羲画卦的客观科学依据讲清楚，才能真正找到“出”问题的根源。而这客观科学依据就是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古代中国天文学、中医学、农学、堪舆学等学科相当系统、相当实在、相当具体的科学知识。然而对这些学科广博、深奥、本真知识的准确释义，却距离我们现代人已经相当遥远了！

（二）在抵御西方文化时，中国人自己先乱了阵脚，如何乱的阵脚？也没有说清楚。笔者认为，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见蒋南华先生《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张鸣先生《旧医,还是中医?--70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2002年03月20日《世纪中国》网）、张建芳《世界中心语挤压下中医中学的嬗变》（《世纪中国》网2004年7月A《中国研究》栏目）、《独特的古代中国天文学》（澳门2004.2期《中西文化研究》）、《中华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发微》（《弘明哲学季刊》2004年9月号）等文章。

（三）文化复兴仅仅依靠“心灵是中国的”是远远不够的，不注重中国传统自然科学与思想文化的探讨与实证，发掘、整理出来的中华文明累累硕果就会如同一盘散沙，不能形成一个鲜明、完整的体系，不仅无法展示其价值所在，也无法对有争议的问题予以澄清、验证。这样阐释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是缺乏可信度、缺乏感召力、缺乏吸引力、缺乏凝聚力的。

（四）中国传统文化不应该仅仅是儒学的专利，更不应该用僵化的、被曲解了的儒学来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道学、墨学、易学、中医学、农学、堪舆学、天文学等学科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尤其不应该忽略的是能够使这些学科建立所依据的中华文明深厚底蕴。这底蕴自然是发展到相当高超水平的中华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认识、再实践到再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验证求真中得来，舍此决无其他。离开中国先哲们具体的科学实践、认识、总结、验证，空谈诸子百家的名言警句，冥思苦想这些理论的准确含义，用后世人尤其是中学西解的理解方式、现代语言的修辞方法、望文生义甚至断章取义，就很可能会将这些经典释义得荒诞不经。

要想“以中国解释中国”，把西方化了的中国文化还原为“中国的中国文化”。首先应该明确本真中华文明决不是现今学术界通常所解释的那些内容！要恢复中国文化的固有解释系统，必须用本真中国文化解释系统去揭示六千五百年前博大精深中国文化（伏羲画卦至今约6500年）的客观科学依据。那麽，中国文化的固有解释系统应该是怎样的呢？伏羲画卦实实在在的科学内涵为什麽几千年来总也释义不清楚呢？这两者是应该先有伏羲画卦，后有画卦的科学内涵？还是二者相辅相成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先有科学内涵，而后才有伏羲画卦。

（五）《以》文提出：“要重建中国文化自身的解释系统，史学也是必不可少的。”转了一个大弯，才来谈史学的重要，似乎史学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非是中流砥柱。究竟是因为史学界一贯食古不化呢？还是因为考证出来的辉煌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成果，与只研究朝代更替、官僚倾轧的“社会科学”史学“少”有瓜葛，很难为复兴中华文化派上用场而不争气呢？抑或是因为自清代以来的考据学、疑古论等治学方法事倍功半，考据出来的结果缺少新意，而现今学术界又相当习以为常地将史籍记载与出土文物割裂开来，盲目崇奉“中国古代无科学”的主流意识，严格禁止确有实据的研究成果与读者见面而消磨掉了史学的底气呢？笔者认为，要重建中国文化自身的解释系统，史学应该是头等重要的学科，而不应该只是作为“必不可少的”陪衬！

（六）在相当一部分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科学思想文化名存实亡的重要关头，今天的哲人真应该好好想一想，您所传播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僵尸味儿的，奶油面包味的，还是生灵活现的，饺子馒头味儿的？作为主张“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学人，您自己真正懂中国，尤其是真正懂古代的中国吗？您是用我们本真中华文明的治学方法，还是懵懵懂懂未识本真中华文明真面目，受缚于西学浸淫的国学、汉学、儒学、道学却无法自知，自觉或不自觉地扛着“中学西解”的枷锁来认知、阐发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的相关知识呢？！

如果倡导读经的学者对中国经典懂的相当肤浅，那麽反对读经的学者对中国经典认知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不是我们的经典让读她的人蒙昧，而是失传变质的中华文明还未能得到全面、准确的释义，导致传授者对经典的理解昏昏蒙蒙，故而无法使学习者明明昭昭。

二、被歪解、歪论、歪批的中华文化焉能体现“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

长期以来，一些受文化帝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思想、世界中心语浸淫的学人认为，纵观人类社会的认识史，知识的形态曾发生过数次重大的变化。就大的方面来说，人类社会的知识型就先后经历了从原始社会的“神话知识型”到古代社会的“形而上学知识型”再到现代社会的“科学知识型”的连续转变过程。……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或研究人员取代了形而上学家，成为现代最主要的知识分子，支配着人们的知识生活。就知识的性质或标准而言，原始的神话知识型将“神秘性”、“叙事性”和“隐喻性”作为最主要的知识标准；古代的形而上学知识型将“本体性”、“绝对性”和“终极性”或“神圣性”作为最主要的知识标准；而现代的科学知识型则将“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看成为衡量一种认识经验是否为真的主要标准。

其实，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并不缺乏辨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也不缺乏“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只是在后世（究竟起于何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因为失传而被误解了，故此才被现代人认为古代的形而上学知识型将“本体性”、“绝对性”和“终极性”或“神圣性”作为最主要的知识标准。况且，古代中国“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形而上”也不是现今学术界一些学者所释义的内容（有另文分析）。现今学术界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依据西方知识范型对“儒学”自身进行研究（参见2004年3月24日《中华读书报》《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笔谈》《陈明问答录》），实质上就是运用受中学西化影响而形成的一些约定俗成观念，用西方知识范型去寻找中华文化中的“道”的准确含义。然而约定俗成的观念如同一些具有相互制约利益的人所定的契约一样，一旦这些人之间的利益失去了相互制约契约就会失效一样，不具备客观的、永恒的正确性。中国的学问如果遵循“西方知识范型”去整理与认知，试想一下，真正的意义能够寻找到吗？

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根源在原汁原味的古代中国典籍之中。如果我们不是盲目迷信和尊奉长期以来由一些文化精英“歪论”、“歪解”、“歪批”中华文明知识时所教条出来的模式，对史籍中的律历志、天文学的《开元占经》、《皇极经世书》；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子午流注针经》、《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易学的《系辞》、《周易参同契》；《周髀算经》、沈括《梦溪笔谈》、孙星衍《问字堂集》等文献记载的大量传统科技知识，结合民俗学、考古学、文字学等学科的新成果，进行融会贯通、反复发掘、反复比较、反复验证，根据第一手资料客观地进行梳理，并依据这些资料的本来面目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实实在在地对本真中华文化进行实质性的探索、整理与展示。就会发现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多是后世人对远古先哲与平民百姓实际生活的追忆，只不过在口传身授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而已。比如，屈原《天问》中的“天有九重，是谁测度的？如此巨大的工程，最初是由谁建立的？用什麽来维系它？天极安放在哪里？八根擎天柱在哪里安放，？（地的）东南为什麽不满？九天之边际，在哪里安放？”其中所谈都与古代中国天文学对天地空间的界定、测量等知识息息相通。而且早就有学者断言“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是以日月五星和二十八宿为骨架构筑起来的。”（乌恩薄.周易----古代中国的世界图示.吉林文史出版社，第46页）即易学体系中的卦、爻等知识是依据古代中国天文学的具体内容建立起来的。如果根据古代中国天文学的具体内容，结合易学、中医学等各学科理论来综合分析，就会真正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山之作----《易》的真谛（有关这方面内容笔者有另文分析）。这才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所赖以产生的真正根源，只有在这一根源处才能真正发现中华文化精神的价值所在，也只有从这一根源中吸取力量，才能使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勇敢地创造出当今世界、当今中国切实可行的新秩序。

三、请不要把精力浪费在“读”与“不读”的论争之中

应该说，倡导读经与反对强迫儿童读经，双方都是忧国忧民心情相当迫切的学者。问题是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读”与“不读”的论争之中，不如在回归本真中华文明上下一些实实在在的硬工夫，共同携手并肩将尽可能本真中华文明展示出来。

应该清醒地看到，尽管古代典籍汗牛充栋，近万年之内的出土文物数不胜数，但是现代的中国人与本真中华文明“贴”得并不近。自从私塾被洋学堂取代以来，西方知识范型已经将本真中华文化知识体系肢解得分崩离析，面目可憎。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由“烫一个鸡窝最时髦”开始以来的二十五年，“变成”鸟样（《二十五年来，中国都发生了什麽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精神文明导刊.2004.11期）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仅从头到脚穿着打扮日益西化，而且行动做派、思想灵魂、主流意识都在严重西化。正如张冠文先生在《视听传媒中西方文化霸权及抵御对策》（编辑之友.2004.1：4-8）指出，视听传媒中，依靠昔日文化殖民主义的翻版----西方文化霸权，先进的传输技术比过去的那种赤裸裸的文化侵略方式更隐蔽、更快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垃圾）文化，通过“静悄悄”的文化输出，俘获（敌对）目标国家的“民心”，培养亲己势力，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相当一部分中国学人已经对被西学贬损、丑化了的中华文明知识深信不移。他们对半中半西分析“中国文化知识”的文论还勉强能够认可，惟独将本真“中国文化知识”视为毒草或者垃圾，惟恐避之不及，挥之不去，荡之不尽。

因为不真正懂，中华文明的精华被当作糟粕；因为不真正懂，古代圣贤的金口玉言被当作蒙世谶语；因为不真正懂，大多数人对西化的中华文明知识，是“都都平丈我”专家学者多认可；“郁郁乎文哉”，专家学者多看呆！（徐晋如《“都都平丈我”？谁才是够格的老师》中华读书报.日：“前人笔记里面载过这样一个笑话：有塾师授论语，‘郁郁乎文哉’念成了‘都都平丈我’，后来新塾师念‘郁郁乎文哉’，学生都骇散。时人为诗嘲曰：‘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用这个笑话来形容现今学术界的相当一部分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专家，倒是相当的恰如其分！）因为不真正懂，本真中华文明知识体系被西方知识范型桎梏、砍削得体无完肤，充满生机的中华文明精神命脉被阻断，灵魂被严重扭曲，成了几乎百病缠身的腐朽之躯。这些导致了近现代相当一部分的中国“文化人”失魂落魄，根本无法找到本真中华文化知识的真正中心。尽管他们也在高喊“保护”、“抢救”中华传统文化遗产，但是却只是在浮于表面的一些服饰、烹饪、饮食、习俗等方面下工夫。真正能够凝聚中华民族灵魂的本真中华文明载体----中国学术的实质性内涵并没有得到充分、全面、客观、准确的展示，真正的中国学术并没有被学术界的主流意识所认知。

试想，如果从事经典教育的施教者对经典的理解都似是而非，又怎麽能指望中小学生能对读经发生兴趣？！可见薛涌先生认为强迫儿童读经是在“施虐”也是相当有道理的。

倡导读经，首先要把准确、容易理解经文内容的方法解决好。古代经典流传了好几千年，很多断简残编经过多人整理、补充、删削，不仅版本繁多，而且由于整理者的学识所限，一些荒诞不经之语难免夹杂其中，况且传统文化中也是精华与糟粕共存，一时难以分清优劣。不首先解决好应该学什麽？应该怎麽学这类问题，盲目读经，谁又能保证不会陷入虐待读经者的泥坑呢？！

要想真正弄懂经典，就必须按照中华文明的原本体系，将道学、墨学、易学、中医学、农学、堪舆学、天文学等相关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广学多思，在深入探讨、研究、传播、各科学者相互切磋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本真中华文明知识体系。虽然重铸趋善避恶、扬善抑恶、有血、有肉、康健、丰满、永思进取的中华民族之魂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如果本真中华文明得不到全面、深刻、客观、准确的展示，身居光怪陆离、享乐至上，消费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之中，我们又怎能奢望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使专事中华文化研究的学者与普通的平民百姓欲信、欲求、欲行呢？！

重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如果我们把倡导读经与反对盲目读经比做由两匹马共同拉动的一辆为这项工程运载构筑材料的车，二者的各执己见，则如同这两匹马的一匹向左拉，一匹向右拉，试想这辆车能够走到工程所在地吗？不管读经运动的争议是刚刚拉开序幕，还是已经告一段落，在笔者看来，我们都应该面对现实，将一桶水从地上去提高，要相互之间多考虑对方观点的合理性，在力求尽快探知本真中华文明真谛的基础上，统一目标，将各自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在重建、弘扬本真中华文明的工程之中，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知识分子报效国家，报效人民的良好愿望，让读经运动为重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起到切实的推动作用。

中医-西医，同医不同一

中医是中华民族自伏羲黄帝时代创立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医学体系；西医是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医学在内的西方医学体系，学术界称它为现代医学体系。虽然中医与西医都是研究

人体科学，但是各自在基础理论、内容、诊断、治疗方法等方面，却好似木质材料与金属材料的不能水乳交融一样，有着本质与形式上的不同。讲得通俗、直观一点就是，西医把人体看作一台机器，把人体的各个部位看作机器零件；中医则把人体看作一个整体，把人的各个部位及毫毛肢节与人体的关系看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医与西医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医不以解剖实物命名人体器官

中医学的解剖学开始于上古时代，五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就记载了人体内脏和骨骼的部位、长度、重量、体积等知识，明确使用了“解剖”两字，其中有关消化道长度的数据与近代解剖基本一致。中医学将人体内的脏器统称为五脏六腑（只是在论述经络理论时，才称六脏六腑），认为支撑人体生命和支配人体生理活动的物质是“经络”（也称经脉）。并将人体的主干经脉分为十二条，又称“十二正经”。十二正经分手三阳经、手三阴经；足三阳经、足三阴经。它内联脏腑，外络肢节，由头走足，由足走腹，由腹走胸，由胸走手，由手走头，再由头走足。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就象圆环一样，没有开头，没有结尾（见图1）。

现代医学对人体的认识，是就解剖所发现的实际物质，来命名人体的内脏、血管、神经系、感觉器官和内分泌器官、运动器官（肌肉、骨骼与骨连接）的名称。

在中医学中，根本没有现代医学中的所谓盲肠、十二指肠、胰腺、神经线之类名称，所有器官的生理、病理内容，全都包容在脏腑、经络、气血等学说之中。在现代医学的解剖学理论中，也无法找到中医的“命门”、“三焦”这一对脏腑。尤其是经络，在解剖中，根本不象现代医学的神经线一样，能够找到它的踪迹，但是，经络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具有生命活力的机体之中。

中医学不以解剖实物来命名脏腑、经络被外国学者认作是：据《内经》记载，人体的内脏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为脏：肝、心、脾、肺、肾、命门；另一类为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其中的“命门”、“三焦”这一对脏腑，是中医“想象的器官”^（1）其实，按照现代医学的认识方法，中医“想象的器官”，并非只有“两个”，就连其他十个与现代医学名称相同的脏腑、“经络”，就中医学所论述的脏腑、经络的性质与功能而言，几乎大部分会被现代医学称之为“想象”的理论。

二、中医不以细菌、病毒、红白细胞增减异常等作为致病因素

尤其是中医学把脏腑、经络理论与玄奥、艰深的阴阳五行八卦、十干、十二支相提并论。如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即将五脏配属五行；奇经八脉配属八卦；五脏五腑配属十干；十二正经配属十二支。几乎是言必称阴阳五行，说到脏与腑之间的关系，即认为脏为阴，腑为阳；脏与脏之间的关系则与五行生克相一致，如肾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心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肺金生肾水。又如肺金克肝木，肝木克脾土，心火克肺金，脾土克肾水，肾水克心火。并认为，人体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与四时之气直接感应，如春应肝、夏应心、长夏应脾、秋应肺、冬应肾。而且人的怒、喜、思、悲、恐这五种情志直接与五脏相通，如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肝气主宰人体“筋”的正常活动与病变；心气主宰人体“血脉”的正常活动与病变；脾气主宰人体“肉”的正常活动与病变；肺气主宰人体“皮毛”的正常活动与病变；肾气主宰人体“骨”的正常活动与病变。如果人体在春天患病，那么主要原因在肝。春天要注重肝的保养。肝气足，“筋”也柔和。肝气不调，就会出现“筋”的迟缓或者拘急，甚而萎缩；如果人体在夏天患病，那么主要原因在心。夏天要注重养心。心气足，血脉环周不休，营养全身，就会面色红润光泽，脉象和缓有力。如果心气不足，脉象就会鼓动无力，面色无华，甚而晦暗，唇舌青紫，胸闷憋气和心区刺痛等。心失所养，就会面无光泽，心悸不宁。……人在天底下、地面上，生存于天地之中。人体的气血运行系于天地四时之气的运行。天地之气失去常规，比如春不暖，夏不热，秋不凉，冬不寒，就会导致人体的生理异常，甚至发生病变。如此等等，就更难为现代医学所认同。用现代医学的认识方法，同样会称之为“想象”的理论，因为现代医学认为细菌、病毒与红白细胞的增减异常，等等，是人体致病的原因。

三、中医不以生理、病理、生物化学作为基础理论

对中医学颇有造诣的学者，尽管精通脏腑、经络学说，但是却没有明确地论述中医学的这些脏腑、经络理论，是依据什么而建立起来的。只有医学大家李时珍先生《奇经八脉考》曾谈到“内景隧道，惟反观者能照察之。”^（2）即人体内部的经脉，只有练气功达到一定境界的人，才能够体察到。但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医学著作，也没有告诉我们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是由那一位高超的气功大师体察出来的。在各门学科都要求有科学依据的当代，学术界也只是差强人意地解释说，中医学术理论是依据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而建立起来的。

然而照此逻辑推断，继承中医学术事业，就只能对古人所经验过的病症照猫画虎，从故纸堆里找出治疗理论和方法；对古人没有经验过的病症，如近些年出现的艾滋病、因毒气而导致的人体高位截瘫，当前肆虐的“非典”等疾病，中医学则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前去问津。简而言之，就是“光靠临床实践，病历分析，不能创造新医学。”^（3）如果仅仅以感性直观的经验为科学依据，那麽没有经验过的疾病就无法找到有效的医治方法，中医学就只能停留在已有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水平之上，不会再有新的发展与创新。这种仅仅以感性直观的经验为科学依据的肤浅认识，不知不觉抽掉了中医学活的灵魂。

不是中医学没有严谨、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作依据，而是现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询方法走上了歧途。学术界对中医学科学依据的探询，不是从中医学术理论的根本上去做文章，而是从中医学的哪些内容与现代医学的内容相一致上下工夫。全然不顾两种体系之间根本就无法一致起来。比如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西医也不乏医疗实践经验，可是对中医学的理论却无法认同。中医对现代医学的理论同样也无法接受。这究竟是为什麽呢？当然是各自的科学依据不同使然。中医是依据阴阳五行，西医是依据组织、器官、细胞、分子。比如中医学的历史上并没有“非典”的记载，但是在广州的首例“非典”病人发烧、憋闷，现代医学使尽全身解数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是 “银翘”等祛邪退热的中药，为病人解了燃眉之急。尽管西医一直在研究“病毒学”，但是面对“冠状病毒”却束手无策。虽然中医学不以“病毒”作为致病原因，在中医学中也从未见过“冠状病毒”的名称，但是没有经验过的病症依据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只要对症下药，仍然可以速见疗效。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前瞻性吗？

被现代医学认为中医学缺乏科学依据而“想象”的中医学脏腑、经络，其数目、性质与功能，不是与解剖出来的器官、神经相吻合，而是与阴阳五行、八卦、十干、十二支的数目分毫不差，而且其功能性质与这些数目所标示的天地之气的功能性质也是直接对应的。这种对应在中医学界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种对应的原理却不是众所周知的。那麽这种对应的原理是什麽呢？是“天地之阴阳五行”与“人体之阴阳五行”相参相应，人体之阴阳五行就是指五脏。

《内经》则一再强调：“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4）即不懂得年节律，不懂得气的盛与衰，不懂得人体虚实因何而发生，就不可以做医生。

人体的脏腑直接与阴阳五行相参相应，由人体肝心脾肺肾的脉象体现出来。即“春脉玄、夏脉洪、秋脉浮、冬脉沉。谓四时之经脉也。”中医学的脏腑经络学说，不是实物学说，而是气化学说。中医学中被现代医学称为“想象”的理论，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依据“天地之阴阳五行”与“人体之阴阳五行”的代名词——五脏相参相应“想象”出来的，这两个五行的相参相应，即是通常学术界所说的“天人相应”，也称“天人合一”。作为中医学基础理论的脏腑、经络、气血、荥卫、八纲（阴阳、表里、虚实、标本）辨证等学说，都是在阴阳五行根基之上生发出来的。尤其是对脏腑、经络的名称和功能、性质的认定，药理性能的认定等，都取决于阴阳五行八卦这个根本^（5）。由此可知，中医学是自成体系的学说，中医学术理论体系的科学依据是“阴阳五行”，中医学自成体系的特殊性也正在于此。这一特殊性与西医的科学依据是细胞、生理解剖、病理、生物化学等没有丝毫的共同点。

四、中医与西医的医理无法相通

中医依据人的先天禀赋如体质强健或虚弱、后天环境的不同特点、脏腑相对强弱的具体情况等条件，着眼于十二经这一人的整体来进行诊断与治疗。仅举咳嗽为例。

西医认为，咳嗽可分干、湿两种。干咳，会有昏昏沉沉、灼热的感觉，又咳不出痰。经常见于感冒、支气管炎及肺炎初期。长时间持续干咳，可能是肺结核。若干咳的症状加剧，会演变成湿咳。湿咳的症状是咳个不停，且喉咙带痰。咳嗽是常发生于肺部、支气管扩张及心脏瓣膜等的疾病。咳嗽严重或咳嗽时痰中带血或呈绿色，须留意有无胸痛、头痛、腹痛或发烧等症状。西医治疗一般用止咳药枸椽酸喷托维林片，右美沙芬、氨茶碱与抗组胺类药物合用，如异丙臻、苯海拉明等消炎、安眠药物来治疗。有时效果并不明显。因而中国的医生（包括西医）往往采用中药进行治疗。

中医认为，咳嗽的病因不单单在肺。五脏六腑都可以引起咳嗽。比如《内经》中黄帝问：肺的令人咳嗽，是怎样的？岐伯回答说：五藏六府全都会令人咳嗽，不单独只有肺。黄帝说：想听听这些病的症状。岐伯说：皮毛，是肺在体表的显现；如果皮毛先感受了邪气，邪气就进入肺。如果寒凉的食物进入胃，由肺脉向上传达则肺寒，肺寒则外与内的邪气合在一起而停留在肺，则为肺咳。五藏各以其所对应的时节受病，不是其所对应的时节，则各自相传以受病。

人与天地之气相参，故五藏各以其所对应的时节感受寒邪得病，轻微的为咳嗽，严重的则为泄泻、为疼痛。逢秋季则肺先感受邪气，逢春季则肝先感受，逢夏季则心先感受，逢长夏季节则脾先感受，逢冬季则肾先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