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功不可没——核武事业的功臣刘西尧

功不可没——核武事业的功臣刘西尧

曾任核工业部军工局型号处处长

刘西尧曾任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委副主任。1963年任二机部第一副部长，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时担任副总指挥。1965年至1966年主抓氢弹研制工作。

1958年后,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1959年6月20日，苏单方撕毁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彻底撕毁两国有关核武器的协议，撤走专家。

我国正处三年自然灾害，苏又逼债，核武器是继续干还是下马，争议很大，中央亟待解决此问题。对于原子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和对战争的影响，中央高层非常清楚，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中国必须拥有核武器。

如果当时“下马”，将前功尽弃，我国何时能拥有核武器就很难说了。1961年夏天，聂帅让刘西尧等起草给中央的有关国防尖端技术继续上马的报告，北戴河会议决定导弹武器继续干下去，这一决定极为重要，否则一旦“下马”，再搞起来就很困难。

1961年10月聂帅派张爱萍和刘西尧对原子能事业，核武器研制进行实地调查。在刘杰的陪同下，视察了主要的铀矿和水冶厂，察看了西北的浓缩铀厂。看到了工厂规模很大，主要设备都是苏联援助的。专家撤离时，设备基本已安装就绪，只需再解决一点零配件就可以开工生产了。

在大跃进时期，曾有人想改变国外成熟的工艺，当时二机部长宋任穷同志不同意，向主席请示，毛主席作了“先学楷书，再学草书”的指示，使该项工作得以正常的进行。

他们察看了开工建设的221基地，那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但同志们的干劲很大。了解到，基地开建前，九院的科技人员在北京开展了原子弹理论的研究工作，并取得重大突破。

张爱萍和刘西尧根据调查情况向聂帅，中央军委和周总理写了报告。张爱萍又给邓小平同志呈递了报告，小平同志看后，在重要的地方打了杠，呈送给毛主席，并加了一句话“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只要抓紧时间，组织协调，技术攻关，两三年内，即最迟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3年初，聂帅曾问过刘西尧“抓原子弹是在二机部好？还是留在国防科委好？”刘西尧回答“还是去二机部直接抓好。”于是，中央免去刘西尧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国家科委三个副主任的职务，改任二机部第一副部长。

1964年6月原子弹的冷试验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1964年8月起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和副总指挥刘西尧在北京、青海、新疆等地穿梭飞行，布置安装试爆铁塔；建立20公里地下指挥所和60公里地面指挥所；扩建可以起降图一16大型轰炸机的机场；组织各单位安排好各种军、民及生物效应物，到各单位一个工序一个工序的检查，确保试验万无一失。

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回到北京，向总理作了详细的汇报。回试验场，向参试人员原原本本传达总理的有关保密工作的指示，在各方面确实的落实。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此后张爱萍、刘西尧又一同指挥了两次空投原子弹的试验：一次是空投和塔爆装置一样经武器化的核航空炸弹（2923）；一次是空投含热核材料的原子弹（596L）。

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前线指挥部部分领导老照片

右至左：毕庆堂、张爱萍、刘西尧、刘柏罗、张蕴钰、苑华冰

1965年刘西尧主管九院的氢弹研制工作，他认为二机部是核事业的龙头，九院是搞核武器的龙头，九院理论部是理论设计的龙头，部、院领导的注意都应集中到理论部，抓龙头，先从规划抓起。

刘西尧抓得很紧，每个礼拜坐一辆红色奔驰轿车到花园路3号的理论部来，见到他的红色轿车就知道是他来了。他每次来都抱着请教的态度，也有催促的作用。

上午（或下午）在九所车间劳动，干体力活，劳动完了就和大家一起学毛主席著作，如：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学习《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跟大家一起讨论矛盾的双方是怎么来的。

他对大家说：“其实，氢弹聚变的过程教科书中已经有了，不用你们再证明什么，而要研究怎么样达到聚变反应，而且氢弹也不是一次就做的好的，是经过几步以后才能实现。”

可问题是我们需要经过几步？要什么材料？那时还没有钚，也没有氚，贵重材料都没有，是不是没有就不行？按物理提出要求，交给反应后计算，怎么算也算不好。

1965年2月他坐镇北京理论部召开规划会，要大家做报告，要大家“你们口袋装着什么重要东西都给掏出来，有些什么想法都给说出来。”理论部的几位主任都做了报告。室主任们有什么想法也上去讲，讲调研的情况包括分析美国报纸上泄露出的情报资料等。

会议最后定下来一个氢弹的主攻方向，就是要设计一个重1吨（左右），100万吨（TNT当量）威力的氢弹，简称“1100”，力争在1968年前实现氢弹试验任务。

这是一个明确的目标。明确目标很重要，原来设计的那种加强型不行，当时加强型达到的水平如周光召在规划会总结时说的，现在掌握水平是“6070”即6吨重，威力70万吨（TNT当量），离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规划会后，兵分几路开展科技攻关，多路探索，6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找到突破氢弹的路径。刘西尧想氢弹理论设计老搞不出来，还是要靠试验，靠学习《实践论》用在科研上。他对大家说:实践是第一性的东西，要做几次大威力的加强型弹的试验，也许矛盾才能暴露出来。说量变可能引起质变。

刘西尧曾在办公室对黄祖洽说:“我个子比你高，我的手举起来就可以摸到这个门框，你就摸不到，量变到质变嘛。”怎么量变到质变，交给理论部一个任务，设计威力要求达到100万吨（TNT当量），质量可以放宽，个头也可以放宽，只要轰一6（甲型）飞机能携带，能带弹空投试验就行。

为实现“1100”目标开展了从原理，材料，构型和计算方法四个方面进行探索。

1965年10月，二机部派往青海的“四清”工作分团负责主持221基地的工作，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任“四清”工作分团团长兼书记。

1965年9月到1966年1月于敏团队在上海经“百日会战”，完成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型的基本完整的氢弹物理设想方案。

邓稼先第三次到上海，听于敏突破氢弹原理的新方案汇报后，给在221的刘西尧副部长去电话，告诉他新的氢弹理论方案已在计算机上验证可行了，要求立即付诸实施，刘西尧表示同意，让他们到青海221汇报。

于敏（右一）与邓稼先在 一起

邓稼先先回到北京，立即组织汇报会。于敏做了氢弹原理的总体报告；吴翔做了氢弹引爆方案的论证报告。报告得到理论部领导肯定，并很快向上级部门汇报。

1965年12月8日九院副院长彭垣武在青海221召集专家开会，论证于敏提出的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与会专家认为它很可能成为突破氢弹的重要途径，12月9日到10日，九院副院长吴继霖主持召开九院1966年—1967年核武器科学研究与生产两年规划讨论会。

参加会议的有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李觉、国防科委二局局长胡若嘏、九院副院长王淦昌、彭垣武、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等人，理论部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和部分研究人员，以及九院所属各部门的领导和专家。

于敏详细介绍了利用原子弹作为“初级”来引爆“次级”的两级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以及实现该方案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与结构问题，初步提出了对爆轰试验，加工制造，核测试诊断等方面的要求，并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

会议确认于敏等提出利用原子弹引爆氢弹的理论方案，从基本规律上推断是合理的，可行的。

因此，确定突破氢弹要以新方案为主，会上讨论了实施方案，除个别同志有疑虑外都表示赞成。对实施中的技术难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作出具体的产品设计方案，为实现这一方案，决定组织三次核武试验：

第一次检查热核材料性能，验证我们根据公开数据，对热核材料性能的理论计算是否与实际符合；

第二次验证理论设计是否可行，即我们是否真正掌握了氢弹原理，这实际上就是一次氢弹试验，只是热核材料装量少，当量小而已；

第三次则是全当量的氢弹试验。

当时“四清”运动已经开始，各级领导干部专家学者都“靠边站”了。

刘西尧当时主持221基地工作，他拍板将于敏的方案作为第一方案，这个功劳可大了！他把九院当时的工作方向从加强型挪到这个上面来，那时已开始“四清”运动，接着文化大革命，一拖就不知道拖到何年何月了。

刘西尧的拍板是战略性的拍板，这一拍板影响了中国氢弹的研制进程。他的威信高，敢担当，这是惊心动魄的决策。

刘西尧拍板也冒风险，于敏的新方案有很多新东西，外壳都不是现成的，要马上设计，要是这些东西做不出来，而另一个研究方案往后排了，他怎么交代呢？

1966年3月30日刘西尧陪同邓小平率领的薄一波副总理等有关部委领导到221视察，并参观了原子弹展览。邓小平对刘西尧说:“我不看旧的，只看新的。”于是，刘西尧带他去看第一生产部102车间，看热核材料的加工成型，热核材料部件保护涂层研制等。

邓小平专门给221题词“高举毛主席思想的伟大红旗，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别人已经做到事，我们要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我们也一定要做到。”

刘西尧副部长立即将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向全体职工传达，以此激励大家，1966年4月刘西尧把实验部、理论部、设计部有关技术骨干组织起来，突击实施于敏新方案所需的爆轰试验。

在实验部专门成立了“629”氢弹原理试验突击队，由陈常宜任突击队队长，点名要实验部副主任胡仁宇总负责。胡仁宇表示他没有组织过爆轰物理试验，推荐由方正知负责。

刘西尧从设计部的四清工作队调回方正知负责主持，协调完成这项工作，特别嘱咐方正知要好好挑起重担。

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成立了这个突击队功劳很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221领导层就乱了，吴际霖等院厂，领导，专家全都“靠边站了”，实验部的党委书记吴益三也管不了。

没有了上面统一领导，但下面的既定工作却没有乱，各个部门的工作照常进行。突击队有关氢弹原理试验各项工作，因为是在小范围内做的，由兄弟部门提供加工条件，这样使试验没有受到阻碍，没有收到干扰。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周总理把刘西尧调去当国务院联络员，他不能来了，也关照不了突击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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