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思想破局的效应正在显现

赤子情怀，只为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

李琳之《山西笔记》创作思想访谈录

本文原载2018年9月12日《山西晚报》第十三、十四版，采写：白洁

《山西笔记》（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6月）是李琳之最近几年研究山西历史文化的一个随笔集。

和他以前的几本著作相比，《山西笔记》最大的不同是关注并干预了现实：《涸辙之鲋：山西的人才困境》、《山西需要一场迪拜式的思维革命》等文章，视野宏阔，高瞻远瞩，文笔犀利，剖析深刻，其中不乏中肯的建设性意见。

《山西文旅的灵魂》、《举起祖先旗帜，让全世界为山西文旅摇旗呐喊》等文，则是作者站在华夏文明的高度上，用胸怀全世界的格局对山西未来文旅发展所作的宏观论述和展望，展示了作者作为一个中国上古史研究者的深厚功底和作为山西人的赤子情怀！

尤其是作者提出了打造世界级“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的设想和建议，引起了山西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关部门已请李琳之先生提交了相关论证报告。

近日，李琳之先生接受山西晚报记者白洁的采访，畅谈了《山西笔记》背后的创作故事。

一.希望用羞愧激励山西人找到应有的文化自信

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本书的呢？您的目光为何一直聚焦在家乡的土地？

这本书收集的我最早一篇文章是《山西人》，这篇文章写于1992年。那个时候我还正在读研究生二年级。

我生在山西，长在山西，工作在山西。虽然2008年我到了北京发展，但是身在北京，心在山西，因为我的家乡父老、我的亲戚朋友都在山西，所以这片土地你就不可能不去关注。

正因为如此，2012年在我将生意理顺以后，忽然产生了一种写作的欲望，就是特别想把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用文字表述出来。但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对家乡文化的概念，还是很朦胧、很模糊的。

后来在寻访相关的人文遗迹、遗址过程中，听老人们述说过往一些事情，我才发现家乡的历史文化远远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厚实得多。

认识到这一点，我瞬间就产生了一种羞愧感。因为我们落后的现状和先人所创造的恢宏竟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可能还不仅仅是羞愧，我甚至觉得自己还有种负罪的心理。

如果说26年前我在写《山西人》的时候，还是一种愤青式的情绪发泄，那么后来在挖掘、研究山西历史文化，尤其是挖掘、整理我们中华文明源头尧舜禹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山西人，真是觉得又骄傲又悲哀。因为这种古今对比带来的落差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如何把这种悲哀再转化成骄傲，这就是我这几年一直想做的工作。

越了解家乡，越爱得深沉？

因为年轻的时候，不了解，不懂。没有了解，自然没有对比。所以那时候，大不了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知道了你自己出生、成长的那片故土，有着那么多的国家一级文保单位，在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中高居第一；

而且经过研究，突然发现世界5000年文明的发源地，就在我们脚下；

尧都，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陶寺遗址就是最早的中国，或者说是最初的中国。

出生、成长在文化底蕴如此深厚的地方，对比眼下，你不可能不产生出很多感叹和羞愧！

我希望用这种羞愧来激励我们山西父老乡亲，要以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的文化自信，找到腾飞的原点，复兴山西，重铸属于我们山西的恢弘！

二.我们应该从思想深处找根源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圈里转发您这本书里收录的《山西需要一场迪拜式的思维革命》，说明这篇文章引发了大家的共鸣。这篇文章的写作思路从何而来？需要的“思维革命”是指什么？

这个问题说来挺复杂，但其实也很简单。

我在2014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就是那篇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欠一声对不起》。这篇文章被成千上万的人转发，到现在三四年的时间，估计至少有数千万的阅读量。

我现在仔细反思这篇文章，感觉我的写作思路和我26年前写《山西人》的思路是一致的。这两篇文章更多体现的是山西人的不满情绪和牢骚情绪，它们恰恰充当了这种情绪宣泄口的功能。有些事情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我们能改变的。

写《山西人》的时候，我的思想状态应该说是很浮躁的，我所看到的也就是一个表象。后来在对山西历史文化的长期研究过程中，我逐渐有所觉悟，觉得我们不应该沉浸在一种怨妇似的牢骚中。

其实，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我们自身，在于我们自己思想深处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应该从思想深处找根源。

《山西笔记》这本书，大家注意的话，里边收录了几篇与此相关的文章。

一篇《山西人》，那是我最初对山西落后的一种看法；

然后是《涸辙之鲋：山西的人才困境》，这篇文章后来在微信上推发时，标题被换成了《这40年，山西没有了大家》，因此在朋友圈里引来一阵转发狂潮，一时成为大家的焦点话题。

《山西人》我写的是表象，而《涸辙之鲋：山西的人才困境》，我由表及里，由外至内，挖出了山西落后、山西人保守的深层次根源。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如何去克服，如何去突破，这就是《山西需要一场迪拜式的思维革命》写作的宗旨，这篇文章就是我给决策者提供的一种解决办法。

这是我多年思考的一个结果。

您觉得该如何进行这场“思维革命”？

去年，我们山西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一行12人前往中东去考察，第一站是迪拜。

迪拜原来是个沙漠地区。那个地方在50年前还很贫瘠，和现在海盗出没的索马里差不多，当地人靠卖椰枣和下海采珍珠维生。他们发现石油的时候，那个石油储藏量比起沙特、科威特、阿布扎比等一些中东国家和地区要差很多。

但他们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决策者具有高瞻远瞩、超前的战略目光。

他们在分析了自身的经济条件和迪拜所处亚、非、欧海上交通要道的优越地理位置后，果断决定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一个世界自由贸易岛，所有的产业布局都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服务。

而且更令人称道的是，从一开始，他们的思维模式就和别人不一样，就是说，不做便罢，要做就要把它做到极致，把它打造成世界之最。

所以他们打造了世界上最高的大楼、最豪华的酒店、最大的人造岛，等等。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值得一提，就是迪拜处在热带地区，非常炎热，但是他们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室内滑冰场。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逆向思维着实令人惊叹。

要知道，迪拜只有280万人口，而当地原居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才15万，这需要何等开阔的胸怀才能容纳这么多不同信仰的人存在啊！

我们在中东转了十多天，先是迪拜，然后是埃及，再然后到以色列，感觉到了特别大的落差冲击。

到迪拜，再到埃及，那就是从第一世界一下降到了第三世界，包括人们的思维水平和交通、旅游等人文环境，落差太大了。

埃及各大城市的环境，用三个字形容就是脏、乱、差。他们的城市大街上竟然没有红绿灯，烂尾楼比比皆是。

埃及和我们国家其实有很多类似之处，譬如说它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五六千年的文明历史，这引发了我很多思考。

埃及有那么悠久的历史，那么厚重的文明，但它总是被频繁的战乱、政变和恐怖事件所包围，它的经济文化因而长期停滞不前，他们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仅相当于我们国家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这一切不能不引发我的深思。

我感觉我们山西人的思维模式在很多方面都和埃及人很相似，真的就像一个住在山沟里的农民，睁着一双不知所措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外边纷乱的世界。无奈、无力，却又保守、固执。

当然，也不排除山西还有很多思维开阔的人，但是在这个地方，在这样的环境包裹下，人才也就变成了“涸辙之鲋”。

“涸辙之鲋”是庄子说的一句话，就是指困在快要干涸的沟渠里的小鱼儿。把山西和迪拜、和埃及、和以色列一对比，我觉得我找到了山西问题的症结，那就是思想和思维模式的落后、封闭。

所以，山西要发展，首先得破除心障，就是说必须进行一次灵魂深处的思想、思维革命。

三.说到写作，始终坚持“三不写”原则

我觉得作家写作至少分两种，一种是为自己写作，一种是为别人写作。为自己写作，基本上是在写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故事，或者说自己了解的故事。我觉得您属于后者，是为别人而写作。

您一直在关心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它的各种变化，它未来的命运，包括您最近几年写的一系列关于山西各种问题的文章，都有这样的特点。

您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或者说是学者，我们的作品，我们的思想，究竟对我们这片土地未来的发展变化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我从2012年开始写作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三不写”原则：

对社会没有作用的文章不写

这么多年写这么多东西，我一直在坚持着这个原则。

我们现在有些文人，你刚才也说了，就是为自己而写，这个我倒没有意见，但我是有看法的。

一个作家如果每天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边，每天就是写他爸，写他妈，写他自己，最多再写写朋友，然后不断地用一些华丽的辞藻来迷惑自己，迷惑大众，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

他们说这个社会太浮躁，对作家不尊重，抱怨他们的作品没人看，抱怨出版社不出版他们的作品，如此等等。我觉得这是价值观出现了偏差。

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你的东西有没有价值，那不是由你说了算，也不是由几个所谓的专家说了算，那需要社会评判，需要观众、需要听众、需要读者去评判。

我们如果每天生活在自己的心灵藩篱之内，不去关注大的时代变革，不去倾听人民大众的呼声，我觉得这是对读者，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负责任态度。

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要为大众服务，这个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文学本身就来源于大众，是社会劳动的产物，所以文学就是要反映时代，反映社会。

而我们现在的文学已经逐渐变成了脱离大众，不食人间烟火的学术作品，这很令人感慨。

打开文学史卷，我们看看，自古以来的那些经典作品，其出发点和宗旨无一不是在反映民众生活，反映时代变化的。

他们哪个是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一种虚假的繁荣中，自说自话，自慰自乐？

四.提议在山西打造一个世界级“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

您所写的关于山西历史文化的书籍有哪些？

从2013年到现在，我写了5本关于山西历史文化的书：

《感喟秋雨》《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还有刚出版的这本《山西笔记》。

《山西笔记》其实是我这几年人生观、思想观和写作历程的一个梳理和总结。

我研究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直接目的就是要服务于现实，为山西的变革找到一把继往开来的钥匙，找到一个确凿的理论根据。

比如说《祖先，祖先》，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把山西境内，尤其是晋南和晋东南这两个地方所有和“三皇五帝”有关的遗址、遗迹、文献记载和民俗传说，做了系统的挖掘和梳理。

而在《山西笔记》这本书中，我又从更高的层次上，从哲学的高度上，对“中国”“华夏”“诸夏”等概念进行了溯源式的追踪研究，从而发现了这些概念的诞生和山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这些概念最初就诞生在三晋大地上。

能给详细地讲述一下吗？

譬如说“中国”这个概念，古人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应该看作是“中国”最原始和最本质的解释。

一，“中国”是以“天下之中”为指导思想建立的国家；

二，“中国”是建立在孕育了华夏文化大地上的国家。

前者是敬天，是说“中国”统治者的最高权力是“君权神授”；后者是祭祖，是说“中国”是靠着祖先庇荫建立起来的国家。所以“中国”这个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敬天祭祖”这个核心内容。

从这两方面去考察，我们会发现最早中国或者说是最初中国就诞生在晋南，陶寺遗址就是其最早诞生的地方。

我在去年8月25号的山西文博会上，首次提出了在山西打造世界级“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的建议。近一年时间里，我在不同场合，不同地点，一直在呼吁这个事情。

《山西笔记》收录了我的这些呼吁内容，包括各种讲座和在各种不同论坛、研讨会上的演讲。

您为在山西打造一个世界级“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的建议四处奔走，呼吁再呼吁，您的初衷是什么？

我提出在山西打造世界级“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就是希望我们山西人不仅仅要站在民族的高度，还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去看问题，想办法，我们的战略要有拥抱全世界的国际视野。

这不是说大话，而是我们确实拥有这种资源——世界上唯一传下来的5000年文明，就孕育在我们脚下这片热土上。

“最初中国”的理论根据何在？

《祖先，祖先》这本书是2017年6月底出版的，2017年12月，考古学家何驽、高江涛和王晓毅共同主持研发的科研成果“陶寺遗址是‘中国’和‘中原’的肇端”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获得“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奖”。

肇端就是开端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开端，中原的开端，都来自于陶寺遗址，来自晋南这个地方。

我们有考古学的根据，有我在《祖先，祖先》《山西笔记》系统梳理的文献、传说和民俗等历史文化依据，这就完全能够证明我们脚下这片热土就是最初中国所在地，就是5000年中华文明的孵化场。

在山西打造世界级“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的意义是什么？

从国家和民族层面上来说，这个世界级文化旅游区的设立，意义不可等闲视之。

复兴中华文化，提升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主旋律。一旦这样的文化旅游区建立起来，就等于为国家的主旋律增添了最强的山西音符，会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国家层面，乃至世界层面的宣传机构就会不遗余力地替我们做好宣传，因为这个举动本身就蕴含着无限可挖的新闻资源。

譬如陶寺遗址的发掘，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只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各种专题纪录片就有好几部，另外，还有新闻联播、新闻调查等节目的报道，那就数不胜数了。

从山西层面讲，山西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设立世界级“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等于为山西文旅的发展赋予了一颗强大的心脏和灵魂，这样既可以把山西文旅的灵魂作用发挥到极致，吸引全中国、全世界的游客到此游玩，又可以借此带动全省的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这对于正处于转型中的山西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如何把“最初中国”这个战略性品牌资源，真正转化成我们可利用的资产，转化成能够发挥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实体经济，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总而言之，山西的战略目光，必须要面向世界。有胸怀天下的抱负和雄心，才能铸就山西文旅的辉煌。

五.关于“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的简单设想

您这个提议确实是个大思维、大手笔，也充分显示了您的大格局、大视野，但也有人说您这是空头理论，您怎么看？

我也听到过这种议论，他们说我提出的这个建议确实鼓舞人心，但太宏观，缺乏实际操作性，最主要的还是说山西没钱。

我以前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表操作性意见，并不意味着这个提议没有操作性。事实上，我是有自己一套操作流程和办法的，只是一直在完善，不敢轻率地发表文章去说它。

我们现在很多人动不动总是以没钱为借口给自己不作为寻找理由，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新思维，有没有新观念，有没有热情和勇气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那时还是一个小渔村，他们有钱吗？迪拜，50年前也是个穷得连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

可是今天，深圳成了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迪拜也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最豪奢的梦幻王国！

有钱固然做事容易点，但没钱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做事。

能透露一些您对“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的设想吗？

关于打造世界级“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我的大致设想是这样。

首先这个旅游区应该是一个特大型的松散型联盟体。

在吕梁、太行两山，和沿汾河、黄河一带，我们有为数众多的从10000年前到4000年前新、旧石器时代遗址，有众多的被视为中华民族始祖的“三皇五帝”人文遗迹和相关民俗传说。

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已有的景点、景区，和潜在的还没有开发出来的那些人文遗迹、遗址联合起来，统一策划，统一包装，共同面向外部世界。

所谓松散型联盟体是说，在有统一策划、统一标识、统一纲领的前提下，要保持各景点、景区的独立法人地位，保护他们合法的经济利益和自主经营权。

这个规划实际上也就是上古社会“部落联盟”或者说是“邦国联盟”在现代意义上的回归。因为在上古社会，各部落或者说是各邦国，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也为了保障社会的公平，大家就自发地结盟在一起。

我们说的那些“三皇五帝”，比如炎帝黄帝，比如尧舜禹，就都有两重身份，一个身份就是他所在部落或邦国的首领、统治者，另一个身份呢，则是他所在“部落联盟”或者说是“邦国联盟”的“盟主”。

其次，这个世界级“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应该是以陶寺遗址为核心向周边辐射和扩散。

“最初中国”就指的是陶寺遗址。从史学理论上来说，山西的古河东地域就是华夏文明，就是最初中国的孵化场。

因为这个地域是伏羲、女娲、炎帝、黄帝、蚩尤等中华民族祖先政治活动的中心舞台，正因为有了这累累的文化基因，才会孕育出陶寺古国或者说是唐尧古国这个“最初中国”。

关于这一点，我在《山西笔记》里有集中论述，考古学上也有相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三，这个大型旅游区必须是世界级的。

所谓世界级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它的规模和设施，即所谓硬件，一是说它的创意、服务和内在思想境界，即所谓软件。

为此，我们必须找一个国际团队进行策划、设计，当然，前提是要组建一个专家学者参与的上古历史文化顾问团。然后用拥抱世界的胸怀去打造这个景区，就像迪拜那样，站在地球之巅来俯瞰全世界。

这种策划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大景区的策划，一个是下属各个景区、景点的策划。

所有的这些景区、景点必须按照统一策划要求进行升级改造，以达到“世界级”里外一致的标准要求。

第四，策划团队可以通过媒体向全世界公布招标，招标过程也要通过媒体向全世界直播。

这样可以营造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新闻舆论效应，从而达到广泛宣传的最佳效果。

第五，策划方案完成、选定后，也通过各种媒体，面向全球招商引资。

只要你有好的资源，只要你有好的政策，只要你有好的产品，不愁没人来。

这就应了我们平常说的那句话，家有梧桐树，不愁凤凰来。所谓借鸡生蛋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动不动就说我们没钱。我们人可以穷，但志气不能穷，智慧不能穷；我们今天可以穷，但明天不能穷，后天更不能穷。

否则，我们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人。

如果这个提议真能实施，您觉得它将带给山西什么？带给山西人什么？

如果这个建议真能实施，那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为山西文旅未来的发展打开了一条光明通道；

二是通过这件事，可以最大程度上改变山西一些人的思维观念，而这也恰恰是我写《山西笔记》的最终目的所在。

《山西笔记》出版后影响如何？

《山西笔记》在今年6月底出版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决策层和文化、旅游界。

7月下旬，我有一次和朋友们聊天，一个山西出版传媒集团的朋友就告诉我，那几天新华书店就接到好几个省领导的秘书打过去的电话，点名要《山西笔记》。

更有意思的是，我所认识的几个在京工作的山西籍企业家，都给我发短信说，他们网购了好几本《山西笔记》。

8月上旬，我接到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乔新华副院长的来电，她说，张复明副省长的秘书给山大校办来电，要我把有关“最初中国”的论述整理一下交上去。

8月下旬，由山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山西省生产力协会和山西省企业家协会共同主办的一个高峰论坛，将《山西笔记》作为最重要的图书礼品馈赠给了与会专家。

这个论坛规格是很高的，一共邀请了包括原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原山西省政协主席薛延忠、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纪馨芳、原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原对外贸易合作部副部长周可仁，以及同是原对外贸易合作部副部长、同时又是中国第三任复关/入世谈判首席代表谷永江等在内的50多位领导和专家出席，我被推荐现场演讲，成为这个论坛上十个发言人之一。

我的发言题目是《山西解放思想先从打造世界级的“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开始》。这个发言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肯定。

主持人、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李雁红先生在我发言完毕，还当众激情朗诵了我写在《山西笔记》封面上的那段话：

“山西是我的山西，也是你的山西。‘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在此之前，陶寺遗址所在地的襄汾县委书记刘浩还亲自带着主管文化旅游的副书记、副县长到我在襄汾下榻的酒店，就打造世界级“最初中国”文化旅游区一事跟我进行了深入交谈，对我的提议和设想也表示了大力支持的态度。

在此之后，山西文旅集团黄河板块的负责人之一郝斌彦董女士也约我就相同的问题面谈了一次，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说明许多人都在关注您的提议，那您对自己的提议持什么样的态度？

说实话，《山西笔记》出版两个多月以来，我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道不孤行是我对此最大的感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两天，我们大学同学毕业30周年在山西大学聚会，同学们特意为我量身打造，举办了一场“山西文旅和古中国”的小型论坛。

我上大学时的哲学系主任武高寿教授在发表演说时，竟然称我为“李琳之先生”，说我为挖掘山西历史文化，为山西文旅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是既惭且愧，诚惶诚恐。

总而言之，用作家李景平先生所说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李琳之思想破局的效应正在显现。”有了这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有了如此上下一致的共同利益诉求和声音，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令全世界瞩目的“最初中国”或“最早中国”文化旅游区，一定会屹立在古老的河东大地上！

当然，由于各种可知或不可知的因素，这个过程一定会是艰难而曲折的，不过，我对它的未来和前景始终是持乐观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