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ML：mailing list 的缩写，指“邮件列表”。互联网上最早的社区形式。ML 有一个公用邮件地址，任何发往这个邮件地址的邮件，所有列表成员都能收到，以便于进行话题讨论、共享文档。

[2] EP：迷你专辑（extended play）的简称，介于单曲与专辑之间的音乐发行形式，一般包含 5 至 8 首曲目。

banner图为2003 年迷笛音乐节的 BRAHMAN 演出。（摄影：香取义人）；长题图为回国之际接受采访的香取先生。（摄影：吉井忍）

纳粹国家主义、社会自由经济、广告狂人、嬉皮士文化，它都赶上了。

八十多年造了 2150 万辆后，大众终于要停产甲壳虫了。

去年 5 月，在大众的 2017 年年会上，大众董事会成员 Arno Antlitz 说，虽然甲壳虫是极富吸引力且承载了复古情节的经典车型，但大众的产品计划并不是要把一个产品一直迭代下去，表示会停止对甲壳虫换代车型的研发。

之后大众否认了这一消息，但受到尾气排放作弊丑闻的影响，已经损失了几百亿美元的大众，一直在通过精简产品线、裁员等方式控制成本。而甲壳虫的销量也越来越少，2017 年只卖出 3.7 万辆。

今年 3 月 12 日，大众研发部门负责人 Frank Welsch 在日内瓦车展上表示，大众将停止新一代甲壳虫的研发，现有的车型也会在今年年末正式停产。用他的话说，甲壳虫“创造了历史，但总不能来上五次，继续造新新新甲壳虫”。

作为大众的第一款车型，甲壳虫从 1935 年第一次面世至今 ，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历史，它不仅是大众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经历过的那些年代的经济和文化符号。
生为纳粹主义优越性的标志，但在一位英国军官的帮助下生产出来

1934 年，希特勒在与斐迪南·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的一次会面上提出，希望他可以设计出一款廉价的家用汽车，让普通的工薪阶层也能负担得起。当时德国经济处于停顿状态，财政赤字和失业率都很高，仅有 1% 的人拥有汽车。想发展经济的希特勒认为，每家都能有车用，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
希特勒和斐迪南研究甲壳虫车型设计

大众公司的名称也因此而来，Volkswagen 德语的意思是人民之车。

斐迪南在创办保时捷前，是奔驰的技术主管，一直设计高档豪华车和高性能赛车，他想设计一款经济型小车的想法一直没能实现。得到了德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资金支持，斐迪南还因此放弃了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身份，加入了德国纳粹党。

1935 年，甲壳虫的初始设计完成，希特勒把它命名为“欢乐带来力量的车”（Kraft durch Freude Wagen），在柏林车展展示了样车。受政治因素影响，甲壳虫最初的标志由十字形的纳粹标志组成，直到二战前夕，才删去了外围的十字形。

还没来得及量产，二战爆发，沃尔夫斯堡工厂被征用生产军用车辆，并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

战争结束后，英国接管了工厂并要进行拆除。负责拆除的陆军少校 Ivan Hirst 因在战争期间担任过工程师，对盟军从德国人手中夺取的大众车印象深刻，想重启工厂。

他找到了纳粹时期遗留下来的保存最好的一辆甲壳虫，重新刷漆后呈给了上级，说服他不要对工厂进行拆除，而是用工厂解决战争期间损坏车辆的问题。

1945 年 8 月，上级同意后，向工厂下了 2 万辆订单，外加 500 辆拖车和 500 辆军用车辆。

三个月后，工厂重新投产，到 1946 年底共生产了 1 万了辆车，营业额达 5500 万马克。在这期间，为了弥补工厂劳动力， Hirst 还说服上级释放了 1000 名有工作经验的战俘。
在战后成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胜利的标志

甲壳虫的重新生产差不多和德国经济转型同步。

德国的经济在二战结束不到 5 年就开始快速复苏，被当成一个奇迹。经常被提及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对德国复苏的影响没那么大。西德从二战结束到 1954 年获得的援助一共在 20 亿美元左右。与此同时，它支付的赔偿金超过了 10 亿美元，并且还需要向联军支付占领开支每年 24 亿美元（作为交换，德国在重新武装之前不再需要自己负担国防开支）。即便是德国最窘迫的 1940 年代末，援助带来的国民收入也没有超过 5%。

直接的影响是市场的自由化。

纳粹和它视为死敌的苏联政权一样，都信奉严格管理，政府监管商品价格。到 1948 年，德国的商品价格已经被政府管了 20 年，先是纳粹，而后是美英法苏四个占领国。

从 1939 年二战爆发后实行的配给制也一直延续到 1948 年，每个人每天配给的食物从纳粹时期的每天 2000 卡路里降低到 1040 – 1550 卡路里（不同占领国政策不同）。此外还有重税的问题，1946 年的时候个人收入一年超过 6000 马克（当时的中位数是 2400 马克）的部分要被征走 95%。

战争的毁坏，严格管控让人没有动力工作，空余的时间被用来在郊外搜寻食物果腹。耶鲁大学经济学家 Henry Wallich 后来回忆说：“每天，特别是周末，人们成群结对的去郊外找农民换取食物。人们有时候花一两周时间走上百英里，带着自己仅剩的一点东西（旧衣服、橱柜腿……任何轰炸没有破坏的财产）换取一袋谷物或者土豆。”

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在 1949 年成为联邦德国的经济劳动部长，德国快速取消各种商品定价限制、取消了配给制。税制也改了，德国的公司税税率也整体缩减了一半，个人所得税降幅更大。人们重新有了多劳多得的动力。

1949 年英国把工厂还给了德国政府，同时得到经济援助和解除工业发展限制禁令后，工厂彻底复活了。

这一年，大众成为德国最大的车厂，年产量达 4.6 万辆。

在新经济形态的刺激下，德国工厂重新开工，贸易逐渐恢复起来。而大众的甲壳虫汽车就是当时最能代表德国的商品，需要技术，但同时又便宜、省油，适合刚刚结束一场战争的世界。

在设计上，甲壳虫继承了斐迪南早期创办保时捷时和合作伙伴共同设计但未投产的车型，采用了发动机后轮驱动，空出车头较大的空间作为行李箱，地盘为密封式不易进水，风冷发动机，在当时没有很好的防冻液的情况下，冬天不用担心结冻，可以不用存在车库，停在户外，减少了停车费用。

相比较同时期受欢迎的车型，甲壳虫的售价是最低的，维修费用也不高。
美国是甲壳虫的主要销售市场，1971 年大众产量的三分之一都销往美国。

甲壳虫的畅销也让大众在这一生产线上一直坚持保守的设计，打回了以它为原型改版的其它车型设计，并使用营销手段充分挖掘甲壳虫的销售潜力。

甲壳虫在 1933 至 1963 年期间几乎没有什么设计或硬件上的更新。大众还曾发广告自嘲，甲壳虫每一年的产品都是在对上一年的产品进行复制。

不设计新的产品，也给大众省去了一大笔研发费用。研发一辆新产品的成本通常包括人力成本、模具设备成本、试验消耗材料和动力费用。对现在的汽车厂商来说，仅研发产生的人力费用一年就可以达到上亿美元。

在战后经济复苏，各国都很拮据的状态下，甲壳虫也被卖给了更多的国家。但甲壳虫最大的收获还是在美国。

1960 年代，美国市场汽车销量占世界总销量的 48%。在这一时期大众开始大量招募人才在美国设立新总部，两年的时间里从起初的 10 名员工扩张到 350 名员工，据当时大众美国总裁卡尔·哈恩（Carl H.Hahn）在《我在大众汽车 40 年》中写道，为了保证甲壳虫在美国的充分增长，他在任职期间甚至放弃了进口其它大众车型。

1960 年至 1980 年是甲壳虫销量巅峰时期。在 1972 年，甲壳虫总产量达 1500 万辆，打破了福特公司 T 型车保持的生产纪录。
它在美国的广告推动了那个“广告狂人”的时代

数次让甲壳虫变成文化符号的，在德国以外，还有美国。

一开始甲壳虫在美国卖得并不好。1949 年甲壳虫首次进入美国市场时，一年只卖出去两辆。

美国人普遍喜欢体型宽大，线条凌厉的的车型。不断加长加宽的福特野马是 1960 年代的标志。

体型小，车身圆润的甲壳虫却完全相反。它靠着“往小了想”（Think Small）这句广告语打开了美国市场。

拿出这句广告语的是纽约市的一家小型广告公司 Doyle Dane Berbach。DDB 在参观了甲壳虫的工厂后，他们的艺术总监 Helmut Krone 和文案撰稿人 Julian Koenig 决定用幽默、自嘲的方式把甲壳虫缺点转化为优势。

于是，在一张 A4 纸大小的版面上，文案以外，用于展示产品的部分占去了近五分之四，背景是单一，甲壳虫也被设计的很小。强烈的视觉冲击感，突出了甲壳虫小型紧凑车特性的同时，也很有趣。图案的下方用简洁俏皮的文字突出了甲壳虫这种“廉价小汽车”带来的好处，很有感染力。

黑白色的版面比彩色版面要便宜，也与甲壳虫的经济适用性的特点相对应。该广告出版于 1959 年，DDB 在之后的十几年中，一直延用这种风格给甲壳虫做广告。

这是广告业的经典，在当时也颇有争议。美剧《广告狂人》第一季第三集中，创意总监 Don Draper 和同事们讨论甲壳虫新广告的时候，还追溯了经典的 Think Small，有人说连车的样子都看不清楚。

作为对比，美国车企同时期的广告是这样：繁复的照片凸显从内饰到方向盘、轮胎的细节、大段文字解释性能。车辆的背景往往被街景、道路填满。
19 世纪 60 年代前的美国汽车广告

但之后，甲壳虫的广告成为了经典。“Think Small”被美国广告业媒体 Ad Age 评为世纪最佳广告策划 100 例中的第一位。也给广告业带来了转变。

凭借着这一系列广告的成功，1976 年 DDB 成为了美国第 11 大广告公司。
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因为嬉皮士

广告以外，甲壳虫在 1960 年代还等来了一个免费的宣传机会——嬉皮士运动。

1960 年代起，质疑主流文化，叛逆，追求自由的年轻一代十分追捧便宜、设计又独特的甲壳虫，甲壳虫也因此被称为嬉皮士车。

继承了甲壳虫外观设计和经济适用性等特点的大众小巴 T2，车内宽敞的空间，也大大满足了嬉皮士喜欢云游四海，把家安在车上，说走就走的需求。

1967 年嬉皮士举行“爱之夏（Summer of Love）”活动时，十万多人聚集在旧金山海特阿什伯里区，甲壳虫也布满了整个街区。

据一项数据统计，1970 年大众在美国出售的近 57 万辆甲壳虫，有 80% 都被嬉皮士画上了多彩图案。

甲壳虫也推动了美国紧凑型汽车发展。

1960 年代以前，美国汽车的主流一直是体型庞大的高油耗车型。甲壳虫的流行，让这些车企开始生产小型轿车，1960 年也成为了美国小型经济性汽车车型爆发的一年。

通用在 1961 年推出了三款小型车，分别是别克特别款、奥兹莫比尔 F-85 和庞蒂克风暴，都是价格较低紧凑型车。

雪佛兰则推出了 Corvair 低端车型，它不仅是雪佛兰的第一款风冷发动机车型，第一辆组合式车身车型，还是第一辆涡轮增压车。

除了嬉皮士，赛车爱好者们还把本身动力有限的甲壳虫改装成各式赛车参加各种比赛。

1960 年代的开放式单程赛事 Formula Vee 中的赛车，就全部是用甲壳虫改装的。早期 F1 世界冠军有多位都参加过这个比赛。

后来，比利时车手 Franz Dubois 还创办了 Fun Cup 赛事，参赛选手全部采用改装后的甲壳虫赛车，在比利时的斯帕塞道进行长达 25 小时的比赛，至今仍在举办。

这个时候，甲壳虫基本成为主流文化了。1980 年代，孩之宝拍来卖汽车玩具的动画片《变形金刚》，就有甲壳虫编程的大黄蜂——迈克尔·贝的电影版拍摄时大众拒绝合作，大黄蜂换成了雪佛兰。

1980 年代时，FBI 开始梳理连环杀手信息，总结如何发现这些人。有个规律很快就被发现——连环杀手开的车里，甲壳虫出现频率最高。但这个规律没什么用，因为还没积蓄的年轻 FBI 特工最常开的车也是甲壳虫。可见当时甲壳虫的流行程度。
甲壳虫曾几次被停产，直到现在也没彻底停下来

1970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经济省油的日本小型轿车越来越受欢迎，甲壳虫销量逐渐减少。1974 年，沃尔夫斯堡工厂宣布停产甲壳虫，并推出了替代品高尔夫，把风冷后置驱动引擎改为水冷前置驱动，到 2002 年 6 月，高尔夫销量超过甲壳虫，成为大众销量最高的车。

1978 年，德国本土全线停产甲壳虫。但在墨西哥和巴西依然卖得不错。在墨西哥，甲壳虫甚至被用来做出租车。尾气排放法规变得更严格后，1981 年墨西哥工厂也停产了甲壳虫。但大众表示，这时第一代甲壳虫并没有真正停产。

复古浪潮兴起，大众在 1998 年推出了新款甲壳虫。除了拱起的车顶、倾斜的大灯等个性外观设计，引擎、地盘等都采用了高尔夫的设计，实际上就是披着复古外观的高尔夫。这么做更多出于成本考虑。

新款甲壳虫发售后一年售出 8 万多台，但这没有持续太久。2003 年，第一代甲壳虫全面停产，为了给客户提供维修服务，只有零件还在继续生产。

2011 年第三代甲壳虫面世，车头变长了，车顶至车尾的线条也变得平缓了，抛弃了可爱的圆形和弧线的内饰风格，改为普通大众的内饰设计，采用双增压发动机，加大了马力，加入了导航、电动座椅等现代设计，整体性能更偏运动。

近几年甲壳虫销量一直减少，2015 年在北美和欧洲仅出售 4.7 万辆，2016 年只有 4.1 万辆，去年只有 3.7 万辆。作为一个汽车生意，这已经不太划算。

但至今大众也还没有完全放手。

虽然大众研发部门负责人已经在日内瓦车展明确透露了停产计划。但面对询问，大众发言人 Jeannine Ginivan 回复说，甲壳虫并不会停产，在不久的将来仍然能够看到它。这个说法颇为含糊，可能是让市场安心，也可能指之后会推出新的车型，2016 年有过电动甲壳虫的消息。

在伍迪·艾伦 1973 年自导自演的电影 Sleeper 里，他饰演的爵士乐手被低温渐冻而活到 2173 年。他在一个山洞里找到辆 200 年历史的甲壳虫，和女主角开始了一段（不长的）旅途。

大众在去年发布了一辆以甲壳虫的兄弟 T2 小巴为原型的电动概念车 I.D Buzz。之后因为反响意外的好，I.D Buzz 将作为量产车在 2022 年回归。至于甲壳虫，或许就像伍迪·艾伦在电影里说的 200 年，也不是那么远。

这番讲话是在“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上发表的，这个奖有 30 万奖金，只颁给一位 45 岁以下作家

3 月 24 日下午，“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启动仪式暨论坛在北京的 CHAO 酒店举行。

该奖由出版公司理想国和瑞士钟表品牌宝珀（Blancpain）联合主办。首届评审委员为作家阎连科，作家、《上海文学》执行主编金宇澄，文学评论家、作家唐诺，学者、文化评论家许子东，音乐人高晓松，涵盖多个领域。

主办方称，首届参评作品应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期间，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单行本正式出版发行的简体中文版小说作品。凡用汉语写作的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小说结集均可参评。不接受多人作品合集、选集。评委会成员每年更换。现正式开放作品征件，最终获奖结果将于今年 9 月揭晓。

在启动仪式上，“看理想”策划人、评奖办公室负责人梁文道这样解释设奖的初衷：“我们希望能够为中国的文坛，特别是在小说这块领域，带出一些我们认为非常有潜质，有一个长期的创作的自我预期跟动力，而且有相当成就的一些作者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让更多的人欣赏他们的作品，这是整个奖的根本原则。”

而相比国内的其他文学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最大的特点是限定参评作者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以作品出版之时作者年龄为准），而这给了年轻作家更多的机会。

许子东在媒体群访环节就称：“现在评奖为了保险，都是给大牌作家。这批人从寻根文学到现在，统治文坛 30 年。他们的确有很多优先的条件，有文革的经历，知青的背景，而且 80 年代西方的写作技巧进来，其中一些人还特别勤奋。一个王安忆，一个贾平凹，你赶都赶不过来。这篇没看完，下一篇又来了。”

“现在最缺席的是评论界，我们这个行业在当代是最不称职的。为什么呢？评论界没有批评，没有流派。所有的评论都是被出版商操控的打书，而每一个作家旁边都有几个好朋友的教授。书还没有卖，这些教授就已经写文章了。你看《匿名》，大家都还没看，陈思和他们已经有文章把王安忆说得多么好了。”许子东补充说道。

另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获奖者只设一名，奖金达 30 万元。相比中国大多数文学奖只有几万元的数字，这个数字算是丰厚。官方文学奖奖金最高的是茅盾文学奖，奖金达 50 万元。民间文学奖中，去年设立的“京东文学奖”的最高奖金达 100 万元，这也是国内文学奖的最高奖金额度。

除了奖项的介绍， 5 位评委还以“不悔少作”为主题各自做了演讲，回望了自己最初的文学历程，并朗读了自己的“少作”，最后还接受了观众和媒体的提问。我们把这些演讲和回答选取部分摘录如下，希望对你有所得。
5 位评委及主持人梁文道

我非常懊悔自己一生的写作，80%是垃圾

我非常懊悔自己一生的写作，今天去看少年的写作会呕吐出来。为了下午发言，吃饭的时候我又拿出少年的作品看了一下，饭都没有吃，差一点让我们全家人饭都吃不好。但是毕竟来了，还是要讲。我确实没有不悔少作，我经常讲我一生写了非常多的作品，其中 80% 是垃圾， 20% 比较好，但这 20% 有多强的生命力？我活着它就活着，我死掉它就死掉，我死掉这些作品也就没有人提了，那 80% 没有人提的作品，确实是垃圾。再往前推，说到少年写作，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你们都会觉得真的是垃圾中的垃圾。

周岁当兵，“天才”般发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天麻的故事》，发在原来的《武汉军区战斗报》上。故事讲的是一个士兵特别想入党，当然要表现好，还要给指导员，也就是党支部书记送一点礼，就给他送了一斤天麻。指导员也非常开心，把天麻给送回来了，又写一封信，要入党你要如何表现，不能送礼。如果这个少作写得好的话，那它就是正能量、主旋律的鼻祖，我在三四十年前就比他们写得好，这是我不悔少作的一面。

当时我是初中毕业，拿了一个假的高中毕业证到部队去，他们说这个人最有文化，发了一整版的文章，全军都在轰动，给了我 8 块钱的稿费。那个小说编辑部还给我写了一封非常好的信，说你这个故事非常非常地好，但是你的风光描写比那个故事更好。他们不知道，我之前从来没有读过外国小说， 20 周岁以后第一次读了外国小说，读的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短篇小说《白净草原》，那个风光描述如此之好，语言如此之好。现在说我抄袭可能有点严重，说模仿又有点对自己简单化地处理，介于抄袭和模仿之间，对这件事情我不可能不懊悔。

莫言和余华“少作”写得好，因为他们早就看过外国文学

我一直在反省，为什么莫言就写了《透明的红萝卜》，余华就写了《十八岁出门远行》，阎连科就写了《天麻的故事》？这件事情我一直想啊想啊，最近就想明白了，原来是 20 周岁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过外国小说，他们居然都看过。 20 周岁以前我在乡村看的都是《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三家巷》《铁道游击队》，我倒背如流。这些小说不是不好，而是好到让你无法去学习，当你生硬地去学习的时候，就会写出不好的小说来。到 20 周岁以后，偶然当了图书馆的保管员，要找一本外国小说去看，找最好的。哪个最好？《飘》最好。它的封面是特别美的一个明星演员，《乱世佳人》的费雯·丽，她在封面上，那当然要看这个小说。上中下三本，用三个晚上看完，天下还有这么好的故事！中国的革命小说虽然好，居然这个革命小说比那个更好。它也是写战争，也是写爱情，也是革命加爱情的故事。从此开始读外国小说了，从此发现小说写得不如以前了。

我就是这么一路走来，几乎一生都是特别的懊悔，所以我想没有不悔少作。到最近一直在写作，我想我全部都是在懊悔中写作，唯一没有懊悔的就是你非常勤奋，非常努力，但是每一部小说留下的遗憾都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是我的中篇处女作，写的是战争的故事，虽然我没打过仗——我差一点去打仗——我对战争的体会可能超过那些去打仗的人。这个小说叫《小村小河》。我第一个短篇小说挣了 8 元，这个中篇就挣了 800 元，给家里买一个电视机。我母亲拿着这个小说数多少页，她说居然写这么一点东西就能挣 800 块钱，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干的。那我一生就按照我母亲说的这么干下来了。这个中篇是在第一篇小说的五年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发出来，过了三年以后终于发出来了，那是个非常漫长的故事，我回头一看充满了激情，里面有好多诗歌。

第一首特别好：有河就有村，有村就有河。村是河的家，河是村的歌。

第二首诗：七姓窝的七户人，清明上的七个坟，开门种了七家地，关门揣了七条心。

第三首是“五讲四美”的：娘养儿一天一年恩，儿给娘买盒抹脸的粉；娘养儿一年十年恩，儿给娘扯条围头巾；娘养儿十年百年恩，儿给娘扯条送终裙；娘养儿二十恩不尽，求儿把娘送进坟，坟前栽棵不老的柏，记住娘养儿的一片恩。

写的时候我都掉泪了。写得太多了，我随便挑几个。

铁桶的江山我来打，铜铸的交椅你坐成，只怪我麦黄没官命，只怪我豆大的字，不识一个两个。

东西南北中，征战一股风。打过蒋介石，砍过日本兵。老子是好汉，干儿是英雄。国家南门口，有个二罗成。

在东北下乡七八年，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个东北人

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在文革阶段， 16 岁多一点到东北黑河这个地方，就是下乡。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地方就像契诃夫的《萨哈林岛旅行记》，黑河地区的特殊农场，因为 1969 中苏关系紧张，大部队迁走后，仍然留下了很多刑满人员，所以我整个的成长阶段，我下乡干的所有农活，都是这些 10 后、 20 后、 30 后的特殊身份、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人在教我们怎么劳动。

我有个高中朋友在上海，他没有下乡，我们俩经常通信。他看了很多很多的书，我记得在 1967 年的时候，他就在看《小逻辑》，看叔本华，我跟他特别合得来，整个青年时代，我们俩都没写过东西，都是写信。一次他给我回信说，你是可以写小说的。但当时真没这环境，整个宿舍双层板铺，睡七八十个人，非常吵闹，最多只能写信。我也跟他说，他完全可以写小说，但我们都没有写作。当时也有一些农场的青年喜欢写作，但据说如果要给《黑龙江日报》写篇稿子，要政审，要有本地革命委员会开的介绍信，我因为出身不好，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个想法。直到我 8 年后回上海， 30 岁后总算生活安定下来，才开始写东西。但那个朋友 80 年代初去了美国，他是个特别聪明的人，一直不写东西，现在想想真是可惜。

我一直觉得，自己得有七八年时间在那边生活，我的根就在东北，在 1985 、 1986 年写了几篇这方面的小说， 1988 年调到了《上海文学》，原因是参加了作协“首届青创会学习班”，写了个获奖小说，孙甘露也在这届，他加入时已完成了《访问梦境》，我一直没交东西，直到最后结束阶段，连夜写了个东北棺材匠的故事。当年那地方的规矩是：如果当晚有人要死，就通知做棺材，没想到连夜做了棺材，一大清早病人却活过来了，这口白皮棺材就搁在木匠房外晒着，此后，场子里一直没死人，棺材风吹雨打，越来越丑陋，大板缝，呲牙咧嘴，甚至有人在里面养鸡鸭。但是所有身体不好的老人都偷偷过来看这口棺材，因为规矩就这样，接下来谁死就得用上它，最后是两个老人同时弥留，但都干耗着就不死，小说结束在这地方。

年轻人一定要想办法试着做各种事，熟悉身边的故事，想办法写

我到《上海文学》后也写了一点，现在说就是“少作”了，都是三十多岁才开始写，比如《方岛》， 1963 年的割麦竞赛，千米之外的麦子地里，放一板桌，一天的口粮就搁在上头，谁先割到桌子就随便吃——这是我学泥瓦匠时，我广东师傅回忆的，说如果是你们上海人或北京人，他肯定是活不到现在了，实在是干不过那些割麦子的同伙啊，年纪都比他轻，但是他发现了麦地里有不少刚出生的小耗子，在当年他眼睛里，就是麦地里的广东虾饺，粉嫩的、粉红的，他天天就偷吃这些，活的吞下去，用一个布袋子收集起来。

我做编辑后，就写得很少了， 16 岁到东北，在写作上，我变成一个东北人，总有这错觉，直到近年写小说，才发现了我到东北劳动了七八年，实际没有接触到真正的中国农村，受的是“特殊教育”，是这些特殊人员给我的内容，我没有真正接触到“贫下中农再教育”。与此同时，我和那位在美国的朋友已没有多少来往了，他出国后变得孤僻，我一直期待他可以写小说，但他做了生意，也发生一些生意上的问题，来上海基本也不联系我了，有一次我再三跟他说，我跟生意没任何关系，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啊。但我们就没有来往了，直到 15 年我得了奖，有一天下午，我在传达室看到一封信，是他给我的信，一看知道是他的字，里面就写了一句话，祝贺得奖，没有落款，他已经根本不想再联系我了，我整个青年时代经常来信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一个年轻人，一定要想办法试着做各种事，熟悉身边的故事，想办法写。我现在想想很后悔，当年在东北认识那么多 10 后、 20 后、 30 后的男人，当时都没有记录他们下来的故事，只是随便听他们说了一些。有几个广东师傅后来都特赦了，记得是 74 年国民党县团级以上都遣散吧，集中排着队，拎着统一的旅行袋就走了。

我一直觉得，我的根在东北，恐怕也是我的遗忘，是写了这些，很久以后才有的醒悟，最熟悉的生活，是我 16 岁前的上海，少年时代对每位作者都那么重要，我却要等到接近 60 ，才写了关于上海的《繁花》。我现在读这篇“少作”的结尾部分，《不死鸟传说》，发在 1993 年的《收获》上。

“待我们走到了慢坡的最高处……此刻，我们立刻想到了大春，想到了美芳和根娣，感到了极其的寒冷，感到神智错乱，看着不远处的这个模型状的小孩，浑身那一块鲜亮鲜红的色泽，我们口中只是喃喃自语：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搞的？！”

文学书写大概不是一个太早慧的行业

我讲一下我个人的书写经验。我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因为如果书写的成果比较好的话，还能算是一个还不坏的励志故事，但是因为书写成果的关系，所以算一个反面的例证，也跟大家说一下。

我大概是在 14 岁就没有怀疑过自己是希望在书写的世界、文字的世界里，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写作大概是 18 岁高中毕业，跟朱天心、朱天文等一批朋友。当时因为机缘的关系，我们就办了一个文学杂志，所以从大一开始就一边读大学，一边办杂志，开始有意识地写作。

但是，我真正写出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应该是在 45 岁，叫《文字的故事》。虽然写得很糟，但还算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中间相隔了大概 27 年。这 27 年间倒也一直在写，但所有的作品我都没有存留，所以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在谈少作的时候，我的成果非常非常糟糕。

我也自己回过去想这个事，除了我自己的书写资质比较迟缓，学习比较鲁钝以外，也会为自己找一个理由，可能也是真的，我觉得这里头还是有个基本核心事实，我觉得文学书写这个东西，大概不是太早熟太早慧的行业。我比较相信文学是一个专业，一个专业必须要有时间，必须要有长时间的学习跟锻炼。任何一个专业要做出一点样子，要出师，都需要一段时间。尤其现在文学的专业性越来越不被讲究，起码在台湾是这个样子，我开始慢慢强调较为专业的部分。

尤其今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重点是小说，诗还好，像梁文道也提到兰波甚至是拜伦、雪莱、普希金，他们的巅峰来得比较早。我以前有一篇文章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诗的早熟可能来自于诗的唯我性，甚至“我”必须带着某种吞噬性，某种非常霸道的呈现，适合年轻时从身体到心理的状态，所以诗的巅峰来得相当早。但是小说不是，小说的“我”不是这个样子的，依我看它是一个小写的我，那个小说的“我”必须要放在时间里，放在人群中，它必须跟这个世界相处，必须要知道理解很多东西，要比较沉静地一样一样去发现，需要去感受，去获取，去证实，去了解。所以依我的看法，小说一般的巅峰期不会来得太早，应该会在 40 岁以后， 45 岁以后，他才慢慢走到书写的巅峰期，当然这个都有例外，大体上它的高峰期是这个样子。

文学是最孤独的行业，博尔赫斯的少作也很差

台湾有很多文学奖，大陆也是，我是欢迎的。文学奖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需要有不一样的奖惩系统，因为如果没有其他的奖惩系统加入的话，最终我们会剩下单一的奖惩系统，就是市场，以数字来决定。所以文学奖的设置，让我们在市场的数字之外，还有可能诉诸文学的专业，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几个月前，我在上海跟王安忆一起担任小说评委的时候，我记得她说，毕竟这样的场合不是文学的基本事实，而是一个嘉年华。文学没有这么繁荣，没有这么热闹，大部分的时候它是非常孤独的。以台湾的标准来讲，它甚至是非常清苦的一个行业。我很怕年轻人误解，以为这样的场面是文学的常态。文学大部分时间只有你跟你所写的东西，马尔克斯曾经说这是一个最孤独的行业，他形容这种孤独不是在孤岛上，而是落水的人在跟大海大浪搏斗，只有你自己，谁也救不了你，这才是文学的常态。

我的少作糟透了，拿出来的话对大家身体不好，所以在这里我就跟大家讲两个简单的事，作为一点点补偿：

一个是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他的第一本诗集据他自己说是他父亲花钱印的，后来当他正式出了自己的诗集之后，他就逐家拿自己的新诗集去跟对方商量，能不能把我那本换回来，打算把它消灭。

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台湾，大概二十年前我曾经有一个无聊的想法，突然想出一本小说集，因为我认识的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这些人，他们都是早慧的作家，二十出头就已经名满天下，我知道他们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哪里，是哪一篇。我想征求他们的同意，把他们的第一篇小说收集起来，出一本小说集，那时候我连文字都想好了，大概是说如果你想写小说就放心写，你看他们曾经都把小说写成这样，你还怕什么呢！

但因为张大春不肯就范，所以这本书就没有编出来。张大春第一篇小说的名字，我不敢在这里讲，如果我说出来，他会跟我绝交。他已经威胁过我很多次。大概这是太早写小说的人的事实真相。朱天心写第一篇小说时 17 岁，叫做《梁小琪的一天》，现在看当然非常糟。朱天文叫《强说的愁》是在中山女高二年级的时候写的。

我是一个最普通的知青，我都可以抗掉这个诱惑，你们为什么不可以？

我出过十几本书，但是都是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我还发表过十几篇小说，我的文学成就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

画面就是多年前走进《上海文学》那个楼房，我到现在还记得，《上海文学》的那个楼是非常西洋化的楼，那个楼梯旋转下去。他们刚才讲了文学的寂寞，我现在讲讲文学的另一面，它可以说明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政治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当时已经是华东师大的研究生，《上海文学》说收到这个稿子可以修改，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因为我们的华东师大只有三个人是作协会员，赵丽宏、王小鹰、孙颙，（但）我的创作比这更早。

第一次有人讲我可以创作，是在我 15 岁下乡的时候，看手抄本。当时一本本是油印的，叫《少女之心》，另外一本不知道什么名字，但是前后都已经翻乱了，也不知道作者。两本书的特点都是里面写到胸部、大腿，我们是带着看苍井空的心情在那里看。看完了以后，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油印的《少女之心》一般，另外这本比较好。他说，我们也可以写。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我们也可以写。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本被翻得一塌糊涂的书，是茅盾的早期小说《幻灭》。当时我们对他不尊敬，我们是带着看黄色小说的眼睛去看他的小说的，所以我后来做现代文学研究就带着赎罪的心理，茅盾居然写了这样的作品，我的意思是我们当时不懂。

第二次那是认真的，我插队的地方除了知青以外，还有南昌下来的干部。这个干部知道我有点喜欢文学，劝我写小说。我写了，但就跟金宇澄刚才讲的一模一样，《江西日报》居然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后来才知道，在给我这封信之前，已经有了政审。到我的公社，查许子东这个人怎么样？通过了！我的公社书记非常高兴地跑来跟我说，《江西日报》给你来信了吧？你们怎么知道了？他们说，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都说你怎么怎么好。

今天你不能明白，如果在 74 年的时候，我已经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的话，我在这个公社的地位就彻底改变了。因为那个时候报纸只有几版，我一登的话就是大半版。但是，他给我提了一个修改意见。这个修改意见简单地说，我本来是批评招生被中断，知青在农村的无奈，他要把我的小说整个拧过来。

这是我一生比较重大的决定，我当时没有太多的想法，我也不信宗教。那个时候，我的世界观也没有形成，但是我有非常朴素的一个想法，我到现在还坚持这个想法，就是一个人可以在很多地方说假话，可以在节目里面，可以在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可以在做生意的时候，但是一个人不可以在自己的作品里明知道是假的，还去说假话。

因此，我就丧失了这个机会。我肠子都悔青了。要不然的话，我的作品就应该出现在《朝霞》上。你们不知道《朝霞》当时有多大的意义，我后来在《朝霞》上看到了很多我现在文坛朋友的名字，他们早早地在文革中期就开始写作了，而我错过了这个机会，以至于后来发表小说推迟了五六年，我的文学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我一生经过这样的选择不多，经过那一次选择以后，我后来听到有名的人，类似地讲那个时代怎么怎么样。我不相信。我是一个最普通的知青，我都可以抗掉这个诱惑，你们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在一个时代面前，为了好处就可以说一些这样的话？我不原谅这些人。

这篇小说后来我又寄给巴金，居然他给我回信了。回信就是说，我有个亲戚是编杂志的，我不做评论，我转给他，谢谢你信任我，许子东同志。哪怕是文革后，后来编辑给我回的信，也还是要我修改。

我一辈子写的东西不多，但是好在都不需要怎么改

我后来写了一篇小说，发表在《百花洲》上，稿费 120 多块。我在农村干一年，除了口粮以外是 76 块。一篇小说一个礼拜就写成， 120 多块。这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就像阎连科说的，这活可以干。但是，前面有一条，写小说不是那么私人的事情。

我后来写了一个小说，讲的是真事。我们很多人都喜欢一个女知青。她的哥哥给我们看《基督山恩仇录》、罗曼·罗兰，一个非常有文化、弹钢琴的。可是，他居然把他的妹妹介绍给公社干部，在一个招待所里做事情。在我们看来，觉得是一个堕落。我就写了一个小说，题目叫做《可怜的人》。在小说里，主人公对她的哥哥表示非常愤怒。怎么能够把你的妹妹，明知道陷她于不义，还这么做？！

小说发表以后，正好同一期看到王安忆的小说叫《绕公社一周》，也写了一个很会混的、很会搞关系的男知青，但是我写的是主人公鄙视这样的人，表达我真实的感受，而王安忆小说的主人公是羡慕那个混的男知青。我的同学王晓明跑来跟我说，子东，王安忆这篇写得比你深。这个人很糟糕，见风使舵，为了利益，为了一点好处放弃自己的价值原则，但是主人公要是鄙视他，他认为就浅了，主人公还得羡慕他。我的文学道路就这么被他们中断了，让我印象非常深。

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我一辈子写的东西不多，但是好在都不需要怎么改”。你们要是知道他从 50 年代发表《论文学是人学》，60 年代因为《人物谈》，他们在上海作协开会 67 天，天天批判他们，开会下来，文章不改。所以，我能向老师学习的就是这一点，写的东西也许不好，也许不多，但是将来也不需要改。

“艺”是那个门，“术”是门里面的魔鬼

少作我肯定是不悔的，我要是悔少作，就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因为我发表的第一首歌就是《同桌的你》。我今天的一切，今天能够腆着脸站在这里，其实都是从那儿开始的。当时的目的并不是发表，或者出唱片，就是给女生唱歌。当时的目的都达到了，每一次弹唱都有点收获，所以肯定是不悔的。但确实今天回头看，怎么每句话结尾都是你，从歌词上来说，确实显得很粗糙。

艺术这个东西其实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艺”，就是唐老师说的专业性；然后是“术”，就是你心里那个世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那块地？那块地长出了什么东西？这两个东西我打一个比喻，我自己写的时候有明显的感觉，“艺”是那个门，“术”是门里面的魔鬼。

年少的时候门只开了这么一点，那时候手艺真不行，魔鬼得从这个门缝里挤出来，大魔鬼就出不来，出来都是各种各样的、五色斑斓的小魔鬼。但当你后来变成专业的，门缝越开越大，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心里没有那么大的魔鬼。所以在创作中会经过一个很痛苦的阶段：门缝终于开了，魔鬼在哪里？手艺特好，坐在那儿没得可写，心里没有这个魔鬼。

我更多地拿诗歌做比喻，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很多人看到为什么一些人第一张唱片这么好，从第二张唱片开始就下去了。其实第一张唱片整个的手艺很粗糙，后来当你拥有所有专业的东西，自己也很专业之后，其实就是门开了，发现里面没鬼。这个就比较痛苦，还得去找魔鬼，心里这魔鬼在哪里？所以很多人后来就下来了，包括我自己。

当然如果你能够经历一些特别倒霉的时代，或者倒霉的东西，可能那个大魔鬼就破土而出。前天我在杭州开我的公益图书馆，麦家老师给我捧场。他说我发现一个问题， 1899 年生了一堆大作家，博尔赫斯，海明威，为什么？说正好一战的时候他们很年轻，那么年轻的心灵本来充满阳光，但大战中一千万死去，两千万伤残，重创心灵，魔鬼就长出来了。所以，找不着魔鬼别着急，它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来了。

马尔克斯的《苦妓回忆录》，就像没牙的大魔鬼

我自己翻译过马尔克斯的最后一本小说，当时翻译成《昔年种柳》（又译为《苦妓回忆录》）。翻译这本小说的时候，如果不是我在坐牢，没事干，我根本看不下去。我就在那里，时间充沛得很，那么长时间，自己先慢慢做一支笔。因为那个里面没有笔，只发一个笔芯，我就拿那个稿纸，用早晨的粥涂在纸上，把那个笔芯卷成一根笔。也没桌子、椅子，就坐在大板上，拿着那根笔就想这个小说怎么写成这样。看了第三四遍，我才慢慢感觉到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对马尔克斯来说已经没有那扇门了，全是开的，但是那个大魔鬼，还能吞噬人的魔鬼，已经没有牙了。

《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不到 40 岁写的，那个时候感觉他心里的魔鬼是能吞食世界的，你看《百年孤独》就感觉自己被吞食了，到最后他 77 岁写的《昔年种柳》，门全开着，那里面趴着一个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牙也没有了，爪子也没有了的魔鬼，但是那只魔鬼心里充满了所有以前没有过的悲怆，可能还有一滴特别浑浊的、还带着眼屎的老泪。我看好多遍才明白一点，才动笔翻译。

岁，从十几岁开始写东西到现在，我还是能粗浅地感觉到整个痛苦的过程，“艺”和“术”什么时候能交叉出最好的能量密度，就是当那个门的缝隙正好的时候，那个魔鬼的力量正好的时候，他从这里出来的时候，那种幸福感是什么都不能替代的，而且也不能还原。每次人家问你怎么写出来的东西，你也不能还原当时那个门缝，以及你当时心里那个魔鬼，可能当时还很鲜活，五彩斑斓，你也没法恢复那个东西。

Q：你对于年轻作家有些什么样的期望？

阎连科：其实非常简单，对于年轻作家，今天他们要写作的任何才华都超出我们在座的，甚至超出上一代作家，但是有一点，什么是真的？这需要他们去辨别。就像许子东老师说的，我们处在一个充满巨大的谎言、或者说谎言也是巨大的真实的时代。哪个是真的？这是需要青年作者去认清去辨别的。

Q：你有没有觉得 90 年代以后出来的年轻人，什么都没有经历，能写出什么来？有没有为我们这一代感觉有点悲哀呢？

许子东：经历过那个时代以后，就比较不大能够说真心话，这是那个时代带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

我跟王安忆最近还谈这个事情，讲到文革的事情，王安忆的回答我觉得非常好。她说，不是我们要写，是没有办法。正好我们活在那个时候，我们长大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吃饭睡觉就是那个时候，那我们当然要写这一段。

其实文学创作还是面对一个人的人生，面对一个人自己的人格，面对做人最基本的东西。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不下于你的婚姻，你的爱情。所以，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魔鬼。你不要以为你就没有了，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

Q：90 后有一个巨大的目标，比如说买车买房之类，我们就会减少吃喝睡读的时间，甚至精力，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状，各位老师是否有解法？

金宇澄：我只能提一点建议，或者说 90 后、 80 后和我们这代人最不同的地方，他是家里的中心，而我们 50 后、 60 后，都是孩子很多，家长根本不管我们，我们反而要去注意家长的动向，家长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是巨大的差别。

当一个写作者你只关心自己，当然也有写出很好内容的作品，但是一般常规上，你应该要注意环境，注意长辈。文学都是一个回顾性的内容。读过这些，你才不会写出都是上下铺，大学里的故事，闺蜜的故事，它在舞台上有一层一层的背景。哪怕有那么一个奶奶或者祖父，或者什么人，三言两语，景深就不一样。

梁文道：在我看来，当整代人都想买车买房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集体经历。

Q：你认为在这个时代，作家的责任是什么？对现在这个时代又有什么特别担忧的事情吗？

金宇澄：因为每个作家的想法不一样，但作家的基本任务是把他眼中的世界写出来，把他感觉到的世界写出来，很简单的事情。至于作家的担忧，从我个人角度来想，我并不觉得文学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博尔赫斯这么说过，文学让人感动就可以。给你感动，给你消遣，等于《一千零一夜》的模式，各种故事。所以，作家可以很宏观地解释这个世界。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应该把我熟悉的事情写出来，要把姿态放低，对世界的担忧也就是常人的担忧。

文内嘉宾图均由理想国提供，题图 Unsplash

我经常打个比方，现代化像个孤岛。迄今为止，大概只有 30 来个国家游到岛上了。而现在还有 100 多个国家都在往上游。

10 多年前，唐世平曾和一位朋友宣称，他将是这个世纪最为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当时，朋友觉得他在开玩笑。但直到今天，唐世平认为自己“从未这么想过”，这个目标也没有丝毫动摇，反而离得更近。至少，他现在已经被一些人看作是当今最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当今亚洲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之一。

现年 51 岁的唐世平是中国学界少有的“狂人”，自称“半个神人”，还说自己“只和波普尔（Karl Popper）这类人去比”。他的本行是国际关系学，但最近几年已经逐渐“淡出”国际关系学界，现在和未来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将集中于：比较政治学（现代化、族群冲突、政治转型）、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产业政策、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

至于原因，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解释称：“因为我认为这个领域中最为根本性的宏大理论和实证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不管你们同不同意）。当一个领域内最令我激动的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之后，我就会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去另一个领域寻找最令我激动的问题，即便那个领域可能是我一开始不太熟悉的领域。我相信自己可以驾驭几个不同的领域，而且这才是真正本色的我。”

而如果回顾唐世平的人生历程，你会发现这种“狂”也不是没有半点道理。

1967 年 1 月，唐世平出生在湖南郴州市临武县的卧果水村。 2 个月后，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罪名之一则是基于辩证法而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 7 年后，父亲的冤案得到平反，但 2 年后，又被抓进监狱，重新审查。直到 1978 年，才被正式平反释放。因此，唐世平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母亲和外婆的抚养下长大，艰难而贫穷。“不到十岁我就见过真正的监狱是什么样的，并且见过血书是什么样的，因为那时父亲只能用血在手绢上给我母亲写信。”唐世平在《我的父亲》一文中回忆道。

10 岁上初中时，唐世平对生命起源产生了兴趣，立志获得诺贝尔奖。 1981 年， 14 岁的他考上了中国地质大学地层古生物学专业。但他后来发现，“研究恐龙解决不了生命起源的问题”，所以萌生了考中国科技大学的想法。在自学 31 门和生物科学有关的课后，他在 1985 年考上了中科大分子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又去美国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念了分子生物学及遗传学的博士学位。

1996 年，在美国 Sidney Kimmel 癌症中心做博士后的唐世平连续做了八九个月的实验，但没有任何进展，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台海危机爆发，两岸局势日趋紧张，吸引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关注。唐世平也不例外。当时，他觉得“中国还不懂得该如何与西方民主政府打交道”，所以才会有台海危机。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后，他还发现，当时中国只有一两家单位对美国国会有研究，有着巨大的欠缺。

于是，在 1997 年，唐世平放弃学了 10 多年的生物学专业，去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因为从自然科学转到社会科学，几乎零基础的他不得不疯狂阅读，勤奋学习。那时，他每周会看超过 1000 页的文献，一学期阅读的书籍超过 50 本。

1999 年研究生毕业后，唐世平回到中国，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工作。在社科院的 6 年间，他不仅做了大量学术研究，还在中间去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外贸厅挂职了厅长助理一年。“作为学者，要研究根本性的大问题。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国家的兴衰。因此，我想去中国最贫困的地方，做一些扎扎实实的研究。”唐世平说。

2005 年年底，唐世平在社科院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曾许下一番“豪言壮语”——在 10 年内写出 4 本英文专著。从 2006 年到 2009 年，他去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 2009 年，他又回到了中国，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担任教授至今，并于 2016 年被评为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Politics）一书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演化方法的基本思想，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证据基础上，运用社会演化“突变—选择—遗传”的核心机制，阐述了三次历史性的体系变迁的脉络：人类伊甸园般的天堂如何演化为霍布斯式（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霍布斯式世界又是怎样在 1648 年到 1945 年间转变成一个更加和平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 1945 年后，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地区又是如何变得更加规则化且更加和平的。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评价这本书称：“在富有洞察力的重要研究中，唐世平展示了国际关系到底是如何演化的。通过这一研究，他修订并调和了许多我们所熟知的理论，并且重新精彩地阐释了战争、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真正气势恢宏的诠释。”

除此之外，《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还获得了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ISA） 的“ 年度最佳著作奖”。唐世平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一著作奖项的亚洲学者。国际研究协会成立于 1959 年，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最受尊敬和会员人数最多的学会，也是全球最大的社会科学类研究协会之一。

2017 年，《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出了中文版。在序言中，唐世平再次许下“海口”——“在下一个 10 年里，我将再写出 4 本英文专著，第一部将会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我仍旧抱有希望，这一次，我的截止日期不会推后得太久。”

有意思的是，唐世平的微博名叫“潇湘剑客唐世平”，简介则一如既往的狂傲，引用的是唐代诗人李峤《送骆奉礼从军》里的诗句：“剑动三军气，衣飘万里尘”。不过，如此狂傲的唐世平，并不是目中无人。他曾写过一个名叫“学术感恩录”的系列文章，感谢了张蕴岭、阎学通、王缉思等前辈学者。当然，其中也有“一点点批评”。

现在，唐世平每天工作达 13 个小时左右，周末不休，依然有着旺盛的研究热情，还和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搞了个研究小组，戏称“五角场学派”。

2018 年 1 月 26 日下午，我们在复旦大学文科楼见到了他。我们的采访是从刚刚过去的 2017 年重要话题开始的，唐世平教授觉得，对中国而言， 2017 年对未来会有重要且深远影响的事件是中共的十九大。

“十九大以后，看到底能够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中国要复兴，要走向高收入，国家还是面临着非常多的困难和挑战。其次，2018年以后，当然就是特朗普对中国。美国慢慢地开始行动起来，重新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它的主要的——不管是威胁或竞争对手。影响有多大还有待评估，但我想趋势会持续。”唐世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至于对局势的判断，他说：“我谈不上乐观，也谈不上悲观。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靠自己，当然并不是说外部环境不重要。改革开放的最开始，确实需要中国加入西方世界，或者说至少被西方世界所接纳，然后才可以有改革开放。因为你加入苏联阵营，它没有市场经济，你再怎么搞都不行。但是，现在中国体量和它基本的经济活力已经使得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抵御不少外部压力。但是能否抵御得比较成功，可能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内部的改革推进。”

本文为《好奇心日报》与唐世平教授访谈的部分内容，还有一些话题会在以后的系列专题文章中刊出。
唐世平教授，来自：复旦大学官网

1. 维持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需要的六个基本维度，为什么是缺一不可的？

Q：今年 1 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称，中国 2017 年 GDP 增速为 6.9% ， 7 年来首次增长加速。你怎么看待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这样？

T：因为我其实不太做短期的经济增长，而更多是关注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你的这个问题我只能简单地回答。我觉得不外乎三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内部的一些改革可能慢慢的发生了效用。第二个，当然是外部环境有所改善。美国、欧盟的经济都在恢复比较强劲地增长，甚至日本好像也不错。所以总体对于中国来说比较利好。第三个，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因素），就是整个能源的价格其实是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我觉得对于中国这种能源进口大国，可能也有用。

Q：我注意到，近 20 年，你一直都在思考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手头也正在写作《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一书，还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那在你看来，未来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加速，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改进？我记得您强调的是六个基本维度？能不能具体讲讲？

T：理论我基本上发展完了，实证也基本做完，但是因为我现在还在完成我的第四本英文书，所以《经济上的制度基础》这第五本还没有完全写完。我的核心理论是：能够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有六个大维度。而我的分析框架和此前的很多只是从一种归纳的角度出发的研究不一样，我这个相对更加是推导性的。

总体来说，我的出发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要去创造财富？或者说一个国家要如何鼓励他的人民，允许他的人民，保护他的人民去创造财富？说白了，要理解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就是回答这么一个问题。而我的回答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基本上有六个大的维度，这几个大的维度都是相互作用，并不是完全独立的。

第一个是秩序、稳定。因为人是需要稳定的，稳定对投资会有促进作用。所以我们称之为 Political Order ，通常我们认为是“政治秩序”，秩序保护了基本的稳定，比如说没有偷盗，没有抢劫，等等。

第二个是产权。产权肯定是非常基础性的。因为产权决定了这个人，他希望获得自己通过努力的回报。这种肯定也代表了一种叫 incentive （激励）这个部分。但是我对诺斯他们太过于强调产权是持批评态度的。产权只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的一个维度而已，尽管肯定很重要。

第三个维度是地位市场里边的 incentive （激励），或者说是关于社会流动的一堆制度。产权支撑的是物质市场中的激励机制。但是，其实人也期待有所谓叫地位市场的提升。比如说，现在我们中国比较普遍说的一个词叫“拼爹”。“拼爹”是不好的，不利于人民去竞争好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更多的是传承。总之，地位市场的激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第四个维度是民主制度。但是，我们强调，民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间接的，通过特定渠道的，而且是有条件的，特别是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对于很多国家，它学习发达国家，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通过模仿就可以增长”。比如中国可能相当长的时间，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头 20 年、 30 年，可能基本上靠模仿就够了。别人做什么，我们照着做，做得比别人更加低廉，更加有效率，那么你就可以增长。

但是，经济增长到了一定时候，人均 GDP 一高以后，就意味着你能够模仿的东西越来越少，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需要以创新去增长”。而这个时候，就更加需要保护创新，一个比较民主的制度是很有用的。所以很多时候，有的人说，中国和印度一比，（就说明）为什么印度的民主制度其实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这应该说不是一种特别严谨的科学讨论。因为可以有很多因素和政治体系相互作用以后，导致印度的经济增长不如中国。中国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可能做得比印度要好，所以它有可能会有更多的经济增长。

第五个维度是通过再分配提升人民的能力。好的再分配的目标其实最简单，就是使得低收入或者出生贫寒的人民，他会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去竞争好的岗位，接受好的教育。我认为这一点，可能中国在早期的改革开放，或者甚至土改，都是做得不错的。但是，现在应该说有不少问题，出现了社会阶层的高度固化。

最后一个维度是关于机会上的平等。比如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例如，中国对一些少数族群地区降低高考分数线就是促进机会平等的表现。要想在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中有所提升，首先要有进入市场的机会，还要有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保障。
2. 我们是不是过分夸大了其中的“稳定”？现代化进程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吗？

Q：刚提到秩序和稳定很重要，很多建制派的人就认为，如果一放开，中国就会乱，所以维稳很重要。你有什么看法？

T：即便是支持用非常强大的资源去维稳的人，也明白维稳是高成本的。所以，一个好的制度体系，我刚才说这六大维度是一个体系，你不能强调这个就不强调那个，或者说只强调这个，然后把别的东西都忽略掉。这是一种非科学的讨论。我一直说，这六个维度是一个系统。它只是在不同阶段，可能有些不同的匹配，都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但是，你到了一定时候，可能这六个维度都要不错，才会有经济增长。

因此，在稳定维度上，最好的制度体系是不要用太高的成本去维持稳定。如果你用太高的成本去维持稳定，你就等于把很多应该投入到教育、基础建设、改善医疗等的钱，投入在维持稳定上了。主要用暴力机器去维持稳定其实非常昂贵。一个好的维稳体系是用低成本去维稳，而这显然对经济增长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此，我认为，至少一定程度的民主化，对于中国的未来是有重大正面意义的。这种民主化，只要做得好的话，应该说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失序。很多人要么是对民主的误解，另外就是他根本不想有民主，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故意说民主就一定导致内乱。不是这样，实际上，有很多民主化的进程并没有通过内乱的形式发生。

Q:你研究现代化世界的形成，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有很多国家的经验案例。

T：是的。我经常打个比方，现代化像个孤岛。迄今为止，大概只有 30 来个国家游到岛上了。而现在还有 100 多个国家都在往上游。其中还某些国家不是困在海洋中间，抱着一个石头，甚至说不定就已经淹死了。总体来说，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比较曲折的。大部分国家经验都是比较曲折。少数的国家是幸运的，比如通常我们说英国是比较幸运的。

总体来说，从现代化的进程来看，现代化不一定要通过暴力进行。但是确确实实很多时候伴随着非常多的暴力。之所以现代化要通过暴力才好像有点起色，是因为对现代化路径掌控的权力争夺，导致了暴力。所以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的国共内战，其实都是因为对“中国要现代化该怎么走？”产生的分歧，并不是说现代化本身需要暴力。

另外一个我还想特别强调的，之所以很多时候，现代化进程中产生暴力，是因为政治人物、政治团体不能够形成一个民主的或者说和平转移权力的体制。他们只好用暴力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很多认为现代化就一定要有暴力的人，是把因果关系有点颠倒，或者是至少弄得不对。
3. 中产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Q:中国社会也是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传统的理论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现代民主体制创造基础。因为经济发展会带来中产阶级的崛起，随之权利意识上涨，会推动现代化转型。但放在中国，这个理论好像不太适用？你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有没有一些观察和看法？

T：我认为这种李普塞特（Lipset），或者中产阶层的理论，过于认为这种转型会非常所谓“自然”，好像水到渠成。我认为这个肯定是有一些问题。当然，当前的中国确实相比文革或者反右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们称之为叫 liberalization ，有一定的宽松化。只是说，它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完善的开明政体。

但是，至于说中国适不适合？我觉得这个主要看中国本身自己的发展。因为其实中国真正做经济发展也就是过去这么 40 年。当然我们说前 30 年可能奠定了某些基础，但是应该说，总体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相当的不完善，而且中国还有广大的人口其实并没有进入所谓的中产阶级状态。

Q：那你觉得未来中国现代化转型，哪些会成为关键的推动力量呢？有没有一些想法？

T：这个推动力量其实不外乎那些。一个当然就是说领导阶层。中国共产党自己愿不愿意推动民主化？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是从上至下的民主，会相对比较温和一些。另外一个力量是中产阶级、知识精英、控制或者掌控了很多经济金融资源这部分人。当然另外一个力量也很重要。在这里，我们仍然需要同意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一些理论——工人阶级，甚至农民，也是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民主化，恐怕没法用一个非常先验的办法去判定。但是，我猜我们很多知识界的人士，甚至我觉得广大的民众，都希望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变革，而不是一个过于动荡的变革。
4. 为什么说政府在谈创新的时候，不能止步于技术创新，对政府真正的考验在于制度创新？

Q：刚刚你提到其实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制度基础，而现在你觉得当今的中国最需要的可能是一种创新性的增长。大家都知道熊彼特提出的破坏式创新。但在你看来，中国过去这种破坏式创新其实没有发生作用，只是模仿。未来主要只有通过破坏性的创新才能实现一个好的经济增长。这个时候政府需要做什么？比如保护创新。

T：首先，要强调，我这里说的创新性增长，它会比熊彼特说的要更加广义一点。通常在经济学里边讲创新是指技术性的创新。但是，我认为和技术同等重要的是一种制度性的创新。这两类创新都是必要的。因此，我这里说的创新包含了制度和技术的创新。

创新最需要的是一个保护创新基本环境。应该说，现在的中国对保护技术创新应该是比较到位了。你做技术创新通常会受到保护，当然也会受到限制。比如最近我们申请了一项专利，就被拒绝了。其中不是因为我们的技术问题，是政治问题。所以，我看到这样的消息会哭笑不得。因为我们做的是社会科学，它和一般的做个什么电子产品不太一样。

但是，应该说更关键，而且是我觉得中国越来越会发现受到的约束来自对制度创新的约束。比如我们通常说的，你开公司有多方便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像这样的东西，明显就会发现，在我们现有的一些制度安排下，有些创新是不被鼓励的或至少是困难的，特别是制度性的创新。

很多时候都是政府推动制度创新比较容易。但是政府有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多完善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如果只能允许政府推动制度创新，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就会非常困难。而哈耶克和卡尔·波普尔都讨论过——没有人能够完全知道所有的信息。所以，你完全依赖由上之下的制度创新是有问题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承认，由上至下的制度创新，或者叫顶层设计，肯定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只强调顶层设计。我们一定要鼓励底层的人民、底层的组织也能够有一些创新。这种创新可能更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且成本相对更低。
5. 产业政策同样需要强大的社会，而不光是强大的政府——为什么光有顶层设计是不够的？

Q：你之前在采访中曾说：“只讨论产业政策不讨论制度是逃避政治现实，因为没有好的制度几乎不可能有好的政策。而只讨论制度不考虑产业政策是漠视历史，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家经济发展都需要产业政策，关键在于产业政策的好坏。类似的，还有的人喜欢讨论政府和社会的强弱问题。事实上，我们既需要强大的政府，也需要强大的社会。关键是：政府什么地方该管，什么地方不该管，管多管少的问题。而这些都是具体的问题。”那你能不能具体讲讲有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举一些你认为关涉公共利益，比较重要的例子？

T：因为我们整个学界现在对产业政策的研究，还是不太够。我们正在往前推进这些方面的研究。总体来说，我觉得要评价一个产业政策，至少要有三个基本的维度。

第一个当然是时间。你一个产业政策要多长时间才能起效？那么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忘记了。有些产业政策可能确实需要 5 年、 10 年才知道它成不成功。

第二个是产业政策的成功你怎么度量？我们现在一般用，比如说全要素生产率，或者 market share ，或者 competitiveness 来度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

第三个我觉得是成本。如果你的回报还不如投入多，当然是失败的。

但是，即便通过以上三个维度来度量以后，至少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会出现一个问题——你怎么就能够确定这个产业的成功与失败是跟这个产业政策有关？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有很多技术问题。我们现在的研究都在处理这些问题。

从我们目前的研究结果看，中国的产业政策有一部分应该说是成功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产业政策可能并没有特别大的效果。至于这里面的原因，我们现在还在往下继续研究，目前研究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不敢说得太多。

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下，产业政策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我也不赞成把什么东西都放到产业政策里边。好的产业政策不是计划经济。另外，我觉得中国有相当多的产业是太过于倾向国有企业，而这么做可能是不见得特别有效率。

另外，讨论产业政策同时也意味着你必须讨论制度体系，也讨论宏观政策的完善。这三者都对经济增长有影响。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讨论产业政策就不讨论制度变革了。讨论制度变革，就是我们产业政策肯定没有了。我认为这个有失偏颇。我认为很多时候，争论并不应该导致一派完全拒绝另外一派正确或者说有用的部分。
6. 全球化、自由制度进入一个逆行期了吗？

Q：最近几年，很多人都觉得全世界，包括中国、美国、欧洲都在朝比较极端和封闭的方向发展，有很多西方很多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出了问题，全球化都在逆转，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觉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处境？

T：首先，我想说的，我们中国经常有句话，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粗浅来看历史，就觉得好像现代化直直一条康庄大道。其实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挫败。我刚才说了，很多国家可能已经挫败了，就淹死了，没有了，或者说已经沉下去了，还有的一些可能正在努力地往下游。所以我觉得这种有所反复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值得惊讶的。我说的不值得惊讶是我们作为看世界的人不应该觉得惊讶。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民众也罢，政客也罢，企业也罢，不去正视这些问题。它需要正视。关于这些方面的粗浅讨论已经非常多了，我可能也不见得能够说出太多的新意。

第一个，大家可能说得最多的，特别是对发达国家来说，是一个悖论——高福利社会加上全球化，特别是低端生产流向发展中国家以后造成发达国家内部的“再贫穷化”。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或者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为他们工作被更加低工资水平的人替代了。这些人就会重新回到一个或者说重新跌入曾经他们已经爬出过的贫困状态。这个结果肯定会导致非常多的不满。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一点。特别对发达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确，而且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的挑战。这个挑战的根源在于他们曾经在经济好的时候，发展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福利国家。大家都知道，一个人一旦获得更高的福利，肯定不愿意让自己的福利被削减。而“再贫穷化”就更加可怕。这个我认为是发达国家必须面对的。

第二个，发达国家中的新的不平等和全球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不完全是因为全球化。相当大的程度，这个不平等是来源于，可能无论是国家的税收政策，还是国家的金融政策等等，都使得有钱的人更容易赚钱。比如说如果两个人，一个人是 1 万美元的起点，另外一个是 5 万美元的起点。过了 10 年以后， 1 万美元的起点变成了 2 万美元的收入，但是 5 万美元的已经变成了 50 万的收入，差别就越来越大。这也就是 Thomas Piketty 《21世纪资本论》所反映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也确确实实跟西方世界过于自信地强调，或者说有点骄傲地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有关。改变世界从来没那么容易。比如他们在外国的干涉导致了很多难民、平民的伤亡。这些难民涌入了欧洲，使得欧洲所谓的叫保守化。我觉得这三个是比较明显的理由。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批评过这种新帝国主义的做法。
7. 自信和骄傲的时候，我们如何清醒地认识世界对我们的评价？

T：对于发展中国家，我不太肯定。可能按照中国的数据是如此，但是不是别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说，中国的青年人，比如某些越来越（民族主义）。我想大概可以认为有这么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国力强大。现在很多能够出国旅游的中国年轻人，他们都来自于沿海，或者是比较高收入的（地方），他们不太了解中国过去曾经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容易觉得中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而别人说中国不好，不管是批评中国经济不好，甚至可能批评中国某些政治上的一些缺陷，中国的年轻人就会非常不满。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批评。

第二原因，确实国外的有些批评可能不是善意的。他确实有可能是因为看不惯中国变强大了。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承认。

第三个原因可能是中国的媒体本身以及外国媒体它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我们通常就关注别人——要么说中国特别好，要么说中国特别坏——这两类新闻。在手机时代，大部分人不会去仔细看长篇大论的研究，甚至长篇大论的深度报道。一般都是非常简洁的，就是读过题目就结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某些表象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可能并不反映真实的状况，而是媒体放大导致的一个结果。
深圳邓小平画像，来自：维基百科
8. 为什么说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Q：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回看这 40 年的历史，你有什么最大的感受吗？我记得之前您也写过相关的很多文章，比如说中国是一个不算太成功的“发展型国家”。

T：我那篇文章并不是说中国不成功，而是说它不是最成功。应该这么说，我们花了 40 年，还没有进入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水平。而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花了 30 年或者 40 年，就进入了 OECD 国家或地区。所以，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肯定是对改革开放高度赞扬的。我多次说过，上个世纪，整个东亚只有三个世界级的领导人，一个邓小平，一个李光耀，一个吉田茂。我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要真正重温和理解改革开放。我们一定要认清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说白了，最简单的，就是重新回到亚当·斯密。不幸的是，亚当·斯密 1776 年就出版了他的书，而邓小平先生也只能在 1978 年才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但这一回归是必要的。我们现在，有太多的人，太多的时候，太想走出一条完全独特的现代化路。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我说现代化就是一个孤岛，我们看到周围一堆人已经淹死了，一堆人已经不行了。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许多途径是走不通的：比如，没有市场经济！

因此，我们是不是还要从别人身上吸取经验教训？当然！真正的好的改革开放是不要让自己去犯错误，从别人的失败、别人的经验吸取教训，使得我们的社会迈向现代化付出的代价会更小一点，获得的回报更多一点。这样的话，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有好处。

Q：但一些人认为，现在没有吸取任何教训，没有改革，也没有开放，很让人担心。

T：我不敢说既没有改革，也没有开放。改革还在改，开放也在某些方面可能也在继续。但是，我觉得我们真正要关心的问题是说，第一是方向对不对？第二是进展程度够不够？第三个是这些政策是不是有一定的延续性或者稳定性？

现在我觉得，其实对中国或者是对于人民，对外商投资或者是中国本土的企业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延续性够不够。政府能承诺，但是你的承诺可不可信？如果今天能改法律，明天也能改法律，这肯定对不少投资者有影响。

Q：你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特别忠告和担忧的事情？

T：最可怕的问题之一肯定是中国的财富阶层对整个体系丧失信心。政府当然可以通过很多管制来限制财富的流失。但是，这也仍然不能解决给投资者带来的激励问题。因为，没被投资的财富其实只是在吃利息，却并没有发挥资本的效果（财富不等于资本）。

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中国的财富阶层不再认可这个体系能够给他们带来收益。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让自己的承诺可信，而且改革的方向要正确。

（后续报道，陆续更新）

本篇报道涉及到的人物：
唐世平教授，来自：ustcif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著有《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等。

他说：“中国只是‘发展型国家’俱乐部一员，甚至也不是最成功一员。动不动就谈中国模式，是一种可怕的骄傲。”

题图为电影《间谍之桥》剧照，来自：豆瓣

“你们是怎么销售颜色的？你可能比我聪明 10 倍。你可能更有才智，更有创造力。但这是潘通，在 Instagram 上有一百万关注者。如果你躲躲藏藏，即使你的颜色更好，你也赢不了这场争论。”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去年春天，十几个人走进位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七楼，一间可以俯瞰伦敦海德公园的阳光明媚的白色会议室。

他们大多来自西欧不同的时尚产业区，是由《潘通流行色展望》（Pantone View Colour Planner）编辑兼发行人、英国人大卫·沙哈（David Shah）召集在一起的。《潘通流行色展望》于每年二月和八月发行，是一本带有四个环的活页手册，里面包含颜料和纺织品的 64 种标准色，分别排列成九个不同的色板。

这本书主要面向设计师和制造商，提前两年为他们预测颜色趋势（预估消费者将更趋向于亮色还是中性色，宝石色还是粉彩色）。它的每一版都集中于某个宽泛而抽象的主题；比如最近几期研究了体现“伪装”、“时间”和“灵感”的色彩可能性。

就在那一天，这个团队选定了 2019 年春夏流行色，主题是“爱”。虽然那是一个温和的五月早晨，有着一头稀疏的灰白头发、戴着眼镜的沙哈还是穿了一件深蓝色纽扣毛衣，把一条厚厚的围巾松散地围在脖子上。团队成员都是沙哈精心挑选出来的，在他们轮流展示自己带来的“情绪板”（mood board）时，他经常提出问题打断发言。这些展示板就像从特大号剪贴本里拿出来的，上面展现的物品包括照片、图示、艺术作品、色带、纺织品、涂料样品、小片塑料、一段段绳子、旅游小纪念品，其中一个展板还使用了一件镶褶边的女士内衣。

他们进行了激烈而范围广泛的讨论，内容涉及艺术、电影、音乐、戏剧、书籍、时尚、博物馆展览和广告，涵盖了任何有可能暗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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