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昭和天皇实录》最大的问题是引注模糊、不够准确，天皇在战后表示后悔的内容，很多都是转述的，带有政治目的，是为天皇说话的。

日本宫内厅9月9日公开了记录昭和天皇生平的《昭和天皇实录》，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这部原定16年完成的资料集曾两度延期，最终历时24年完成，共61册。书中记载了昭和天皇裕仁（）一生的经历，特别是以未曾公开的资料披露了天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态度和行动。媒体报道称，该书显示天皇事先对九一八事变、暗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并不知情，曾反对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希望与美国合作，并公开天皇拒不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引发热议。

澎湃新闻就《昭和天皇实录》的焦点问题专访了上海市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日本国立千叶大学博士刘峰先生。

澎湃新闻：《昭和天皇实录》被认为是天皇裕仁唯一的官方资料集，那么它的编纂单位——宫内厅是什么样的机构？

刘峰：宫内厅在近代被称为宫内省，负责掌管日本天皇及皇族的日常生活起居、教育、财产等等，并沟通天皇与日本军部、内阁的联系。因为天皇参与政治，宫内厅扮演着桥梁和渠道的作用，宫内厅的官僚因此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尤其在日本昭和时期被称为“宫中集团”。他们与天皇关系密切，不少军部和内阁官员与他们频繁往来。这是近代日本政治的一个特点。

宫内厅是战前就有的机构，当时叫做宫内省，《明治宪法》规定，日本天皇对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大权。

澎湃新闻：这个官方传记资料的可信度如何？宫内厅既是天皇的“身边人”，掌握的资料是否是可靠的？

刘峰：根据我从日本方面了解到的消息，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昭和天皇实录》最大的问题是引注模糊、不够准确，多为转述而非直接引用天皇说的话。天皇的言论中，什么时候、在哪里、和谁说的，这些信息语焉不详，这就大大降低了可信度。尤其在关于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并没有介绍裕仁天皇具体说话的内容。但宫内厅却在书中擅自做下了结论，对外解释称：“这是从各个场合所做下的综合判断”，令人质疑。

关于天皇的一手史料不多，天皇说的话、做的事，有没有详细完整的记录，是否已经被销毁，我们都不得而知。日本政府也不会轻易公布皇室的资料。有位裕仁天皇的侍从官藤田尚德出版过一本回忆录，过去学界以他的叙述为参考。

我认为这个资料是为天皇说话，有政治目的。天皇在战后表示后悔的内容，很多都是转述的，这有开脱战争责任的嫌疑。

裕仁天皇（）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昭和天皇实录》是同情裕仁的，天皇是遭到军国主义挟持的傀儡。也有人指出，裕仁对日本军部以他为名发动战争，很少试图阻止。您如何看待？您认为《昭和天皇实录》的书写是否会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

刘峰：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内部大致可分为两派：法西斯“激进派”和“对英美协调派”。协调派主要是希望在与西方列强相互协调的前提下扩张在华利益。虽然目的和法西斯“激进派”一样是要追求帝国主义利益，但是相对温和。内阁的民政党势力，天皇，包括宫内厅都属这一派。“九一八事变”以后，军部在中国东北得手，也就逐渐占了上风，很多“协调派”的人不仅没有去阻止它，反而倒向它一边。

《实录》是带有政治立场的，其核心问题就是：天皇是否负有战争责任？国内学界的观点非常统一，答案是肯定的。美国、日本学者虽有讨论，但主流观点都认为天皇有战争责任。

从近代日本的政治制度上来看也是如此。《明治宪法》规定下的近代日本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又高度分权的。高度集权指的是天皇对政治的参与以及他的至高权力，统领全国的一切事务，不论是宣战还是投降，他都知道并且是有责任的。高度分权则指的是内阁、军部、枢密院等机构以“辅弼”的形式来分担职权，是一种相互牵制的体制。总的来说，从国家的政治运作体制来看，日本天皇显然也是对战争知情并且负有责任的。

澎湃新闻：这份资料显示，裕仁天皇事先不知道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在事件中被炸死），并且当时天皇即位不久，这个事件给时年27岁的天皇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刘峰：我部分认同这一观点。最初天皇确实不知道此事是何人所为。事后才知，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人策划了这件事，当时河本等人劝张作霖不要南下和蒋介石交战，更不要与蒋合作，但张不听执意南下，他们便在其返回的途中私下炸死了张，此事刚开始连日本军方中央部都不知情。在调查中，陆军出身的田中义一首相隐瞒此事，先说是陆军干的，后又迫于陆军压力改口否认，天皇认为他说话前后矛盾，有意隐瞒，非常不悦，最终以田中下台、河本大作撤职转预备役而告终。

日本右翼常常拿这件事做文章，其观点认为日本天皇对战争没有责任，主张裕仁天皇在近代史上有且只有三次干预了政治：一次就是这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一次是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日本法西斯兵变、天皇下旨解散叛军，第三次就是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但这显然是为天皇开脱的说辞，仅以皇姑屯事件的调查，镇压法西斯兵变、投降结束战争，来证明天皇反对法西斯战争是十分片面的，因为还有太多他参与战争的行为没有被提及。

澎湃新闻：资料还显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裕仁天皇（当时30岁）于次日19日上午9点半才得知消息，而最早的汇报并非来自军方，而是来自看到报纸号外的侍从武官的报告。随后，天皇再三要求首相若槻礼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不要扩大事态。

刘峰：九一八事变是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主导秘密策划的军事行动。在事变前夕，日本陆军中央已经察觉到了他们的准备活动，并派遣参谋本部高官建川美次前去制约。但建川到达的当夜，关东军就提前行动了。所以天皇不知情也是有可能的，但目前无法完全断定。

实际上，裕仁天皇早在1931年9月22日，就曾对驻朝鲜日军混成第39旅团擅自越境中国东北支援关东军扩大战局的行为给与了事后追认，进而又在1932年初攻陷锦州之后嘉奖了关东军。这种默认、追认、进而鼓励的行为都能够更有力地证明天皇内心是希望扩大事态的。最初之所以不愿扩大事态，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担心招致英美干涉而已，但看到关东军扩大事态也并没有遭到干涉，便转而予以放纵、鼓动。

澎湃新闻：1937年7月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后，日本陆军想和纳粹德国加强合作，裕仁则倾向与美国合作，因此曾当面斥责陆相板垣征四郎。不过，日本最后还是加入轴心国阵营，与德国、意大利结盟。也就是说，天皇曾经站在美国这边，日本差一点就成了同盟国？

刘峰：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首先日本内部有“南进”和“北进”的分歧：攻打苏联还是进攻东南亚？在诺门坎事件试探过苏联以后遭遇重大挫败就放弃了“北进”，而“南进”攻打东南亚不仅能够截断“援蒋通道”，迫使蒋介石尽早投降，而且还可以攫取大量的战略资源，所以被日本帝国主义定为主攻方向。这势必与英美利益冲突，关系就逐渐恶化了。

天皇最初可能偏向“协调派”，倾向于与英美国家协调，但是因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扩张帝国主义利益，而且后来局势发展到日本与英美关系僵化，美国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再加上“南进”的战略取舍，以及天皇自己的军国主义野心等等，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他最终对战争采取了默许甚至怂恿的态度。

澎湃新闻：资料中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1941年7月31日)，裕仁曾警告勿轻率发动“鲁莽、自取灭亡的战争”，表示这会让他“深感愧对皇室先祖”。天皇对同美国开战的态度如何？

刘峰：裕仁天皇大体是偏向日本海军的，战争期间他身边的侍从长官也都是海军出身。日本海军相对陆军较为开明，视野比较开阔，从理性上不希望和美国开战。而陆军比较闭塞、激进，他们一再向天皇保证战争优势，不断地催促开战。再加上海军军令部内部有很多激进派和他们勾结，期望立下战功，最终天皇被说服了。但是并非被“挟持”，而是默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图为天皇在议会宣布投降。

澎湃新闻：书中指出，1978年东京靖国神社供奉14名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后，裕仁就不再前往参拜。已故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的笔记中指出，裕仁拒绝参拜是因不满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

刘峰：天皇在1975年以后没有再正式参拜过靖国神社。但是没有直接的资料和证据说明原因，我们也不能妄加揣测。前面我已经谈到，日本宫内厅的《实录》没有直接介绍天皇的说话内容，只是靠引述旁人的猜测或“从各个场合的综合判断”来做出结论。这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不能光凭一个转述的说法来下判断。

澎湃新闻：您曾留学日本并获得博士学位，那么日本学界对于裕仁天皇这样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如何评价？

刘峰：我在日本曾与几位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者谈过此问题，他们全都表示天皇对战争绝对负有责任。日本学界主流观点也是这样的。只有日本右翼和某些政要在为战争罪责开脱。

澎湃新闻：根据公开报道，这份资料没有收录天皇与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会晤的记录、向身边人士谈及战争爆发原委等的“拜听录”等资料，因为“没有找到”。

刘峰：“没有找到”之类的解释不足为信。这些记录、资料里面很可能包含了日本右翼不愿公开的东西，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大概也只有日本人知道，美国人知道，我们不知道。可以想象一旦公开，天皇亲口所述的内容、在战后天皇免予战犯起诉的真实原因、乃至美日之间可能存在的秘密交易势必会完全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这或许是宫内厅长期以来编纂《实录》时一直在极力避免的事情。

澎湃新闻：宫内厅自1990年度起启动实录的编撰工作，当初预计以16年时间完成，但曾二度延期，最终完成花费了24年多。日本方面解释是因为新资料的发现以及资料太多，您怎么看？为什么日本现在公开这一官修传记？

刘峰：“资料多”恐怕是借口。按照日本的公文、史料管理规定，这些资料战后30年就可以逐级解密公开了，但是历时这么多年才公布，应有多方面原因。此外，战后美国占领日本，除了被销毁的部分以外，应该掌握了大量资料，并带去美国进行研究，1970年代末才返还。当下中日关系紧张，中国对日本批评的声音很多。日本现在公开这一资料，应该有对现实政策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