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看见吹搏击的说高手一腿能踢断小腿肚那么粗的树，心想有可能大概也差不多吧？

没过几天亲眼看见一个出租车撞在那么粗的一棵树上，车头严重变形，水箱都碎了，前盖也窝了。

可是再看那棵树，稍微歪了一点点，树皮掉了一大块，没什么事。。。

一看噗哧就笑了。。。我就不信他那一腿能比一吨多重的车撞上去还狠

一朵鲜花，到底经历怎样的旅程，才会到达你的手中？

它既是田间地头的农产品，却又被人们认真地一株一株购买;它离开枝头就与时间赛跑，却要通过荷兰式拍卖获得定价;它的原始物种很可能来自中国，却经英国植物猎人之后登陆欧洲，最终成为西方切花产业的商品。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桥头，女孩子们手捧非洲菊拍婚纱照

我从云南到荷兰再到英国，试图追寻一朵花在美丽背后跨越时空的历史和交易法则。从这种古老的物件上，我们看到了它如何通过商业社会的规则，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切花之王玫瑰：芬芳的丢失

当我沿着玻璃温室里的水泥路，一遍遍俯身去闻田里离我最近的玫瑰时，我能感觉到，一旁的路德·克拉森斯脸上露出些许狡黠的神色。

英国皇家园林邱园内的玛丽安娜·诺斯纪念馆，用以纪念这位维多利亚时期的杰出科学家。纪念馆里全是玛丽安娜·诺斯周游世界时所作的植物画

确切地说，我并不用真的完全俯下身去，因为田里姿态各异的玫瑰个头都很高。高高的枝头上挺立着各色骄傲的玫瑰们，我只用靠近它们，微微拉过花头，凑近鼻子。我和摄影记者从头到脚套上了白色的隔离服，手上抹了消毒液，在9月初光照正强的中午，跟着市场经理路德·克拉森斯参观他们公司种植的大片大片的玫瑰和非洲菊。走了一会儿，温室里氤氲的水汽与不太流通的空气，已经让人汗涔涔。

“花儿香吗？”路德·克拉森斯笑着问。

我知道，这个问题是一块检验我到底有多么外行的试金石。

花儿难道不应该是香的吗？在荷兰西露丝花卉控股有限公司的5万平方米试验田里，密密匝匝地种植着几百上千个品种的玫瑰和非洲菊，难道我不应该闻到一丝香味吗？

“我真希望它们是香的！”

听到我这么说，路德·克拉森斯放声笑了出来。看来我没有被满眼的花朵扰乱我的嗅觉，我也没有用期望遮盖住现实——花儿确实不香，多少枝聚拢在一起也不香。我所闻到的轻微的植物味道，与参观一个蔬菜大棚并没有多大区别。

我并没有期望从非洲菊身上闻到香味，但是玫瑰不香，总让人觉得就像夜莺不会歌唱。

云南昆明的鲜花拍卖大厅。台上的拍卖师一晚上要出价2000多次，交易席位上的几百名买家为每一批鲜花进行逐低式竞价

“香味太消耗花的精力了，一朵花的能量是有限的，如果它用来散发香味，就会比较快地凋零”，路德·克拉森斯想让我明白，芬芳是育种者尝试丢弃的鲜花特性。这听上去倒也符合我们对自然界的理解，艳丽的生命不持久，何况艳丽之外还要吐露芬芳。切花基本丧失了香味的事实，我已经从美国作家艾米·斯图尔特写的《鲜花帝国》一书中了解到，但是真的看到如此多世界上领先的玫瑰品种济济一堂，却几乎散发不出香味时，我仍然难掩失望。

我想起我和摄影记者这两天在Airbnb上订的民宿，它是一栋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郊外阿斯米尔的小楼，房东为了迎接我们，特意在餐桌上摆了一束桃红色的重瓣小丽花。

从看到这束花的第一眼起，我就迷糊于这到底是一束真花还是假花。花瓶是透明的玻璃，里边显然盛着半瓶水，那当然是真花了。可无论是片片挺立的花瓣，还是婷婷袅袅的顶着小花苞的细细花茎，都好似有一股内在的支撑力，我脑海里突然响起了不知是哪儿的一句广告词——“根根直立”。这束花叶片的纹路极为清晰，突显于叶片之上，特别像是画出来的效果。我忍不住摸了摸花瓣，又掐了掐叶片，手感像塑料制品。我又谨慎地掐了三次，叶片终于被我掐断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好吧，是真的。

在昆明鲜花拍卖市场，买家们下午在供货区仔细观花，以便晚上拍卖时出价

接下来住在这房子里的4天，当我在餐桌上打开电脑查资料时，忍不住时时望着这束花。4天下来，它几乎没有改变，花朵既没有开放得更大，也没有显露出丝毫的疲态。再加上它不吐露半点芬香，我觉得它是一个不露声色的冰美人，哪怕看我一眼都会耗损它的真气。而这却正是切花育种者孜孜以求的，花儿在离开枝头后，处于半休眠的时间越长，就能在瓶中待得越久，人们也就越是乐于购买。我们珍视鲜花是因为它们来自自然，但是心里又盼望着它们在脱离自然生长环境后，依然能够长盛久开。

“你来看看这朵玫瑰。”路德招呼我说。

“橙色的玫瑰！我在中国没有见过。”这是一种鲜亮纯粹的橙色，与荷兰国家足球队“橙色军团”标志性的颜色非常一致，或者说，它是一种被赋予了郁金香颜色的玫瑰。路德捏了捏它的花苞底部，让我也捏着试一试。又是一种捏塑料制品的感受，而且更为厚实坚硬，我用两个手指根本捏不动。我是在捏一朵真花吗？我想我开始能理解在云南采访鲜花产业时，几乎每个从业者向我提到荷兰时朝圣般的态度了。“如果你真想了解这个产业，你应该去荷兰看一看，它们种出的花，跟你在国内看到的根本不一样。”

事实上，不只是橙色的玫瑰我在中国没有见过。育种公司在花田里的新品种花朵，确切地说我在国内的种植户那里，基本上看不到。中国市场上现在最为流行的红玫瑰“卡罗拉”，在欧洲是已经过了20年专利保护期的产品，欧美市场早已淘汰了它。这意味着，中国目前最为常见的红色玫瑰，对欧洲年轻人来说，是他们爸爸妈妈那一辈人约会时互赠的花朵了。

昆明斗南的鲜花自由交易市场。这种买家卖家直接讨价还价的市场，被称为“对手市场”

“你再来看看这朵，Red Naomi（红色娜奥米）。这是欧洲的玫瑰销售冠军，我们公司的育种成果。”西露丝公司是一家有着40多年历史的家族企业，在红玫瑰的育种方面世界第一。这朵号称花瓣有着天鹅绒般顺滑手感的红色玫瑰，花朵抵得上我的大半个拳头，每朵花有55～75瓣花瓣，花茎长度在60～90厘米，在花瓶中能生存10～14天。西露丝公司的老板彼得·西露丝是家族企业的第二代传人，他本人也是一名顶级的育种者，彼得命名这朵玫瑰“Red Naomi ”，向他喜欢的世界超模娜奥米·坎贝尔致敬。就在今年5月，娜奥米·坎贝尔在纽约庆祝46岁生日时，用了1000朵“Red Naomi”来装饰生日派对现场。

让我吃惊的是，Red Naomi已经在欧美市场推出10年了，仍然很受欢迎，是一款明星产品。它每朵花能卖到4～5欧元，占领了红玫瑰的高端市场。它符合人们对红玫瑰的所有期待：颜色是经典的深红色，花头大，花形是杯形的，花茎又直又长，花朵坚实耐运输，还有重要的一点：瓶插期长。它比之前的红玫瑰更大更长，保鲜期更久。

“在切花市场里，玫瑰永远是切花之王。在荷兰式拍卖中玫瑰占主导地位，每年拍卖会上的玫瑰交易高达700多亿美元，是第二位菊花的两倍多，是第三位郁金香的三倍以上。而在所有的玫瑰消费中，红玫瑰永远占到一半比例。”路德所说的欧美消费市场对切花玫瑰的绝对喜爱，在中国市场也一样。我们可以说，玫瑰，特别是红玫瑰，是永恒的切花之王。在欧洲最畅销的头5名玫瑰品种里，红色占到三种。玫瑰育种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竞争相当激烈的行当，几乎每天都有玫瑰的新品种上市。育种也是整个切花产业里垄断性最高的一个环节，全世界有影响力的玫瑰育种公司不超过10家。

Porta Nova是全世界最大的种植Red Naomi公司，它像任何一个欧美市场的种植户一样，花钱买西露丝公司的玫瑰种苗来种植。每一株种苗的购买，相当于保证了给育种公司专利费。在他们对Red Naomi的推广中，特意提到这种玫瑰具有“unique perfume”（独特的香味）。不是作为切花的玫瑰已经不香了吗？当我问到西露丝公司的中国代表杨佳时，她将这种“unique perfume”描述为“不是那种很远就能闻到的香味，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花香。当你把鼻子靠近花朵，能闻到一点点很淡的玫瑰自身的味道，它不足以影响花朵的瓶插期”。

“杨月季”品牌的创始人杨玉勇。他在云南阳宗海附近种植了大量的露天绣球花

切花玫瑰芬芳的丢失，发生在过去几十年里。伴随着欧美的切花市场在“二战”后蓬勃兴起，育种者为了符合市场的消费需求，在玫瑰的抗病性和芬芳这两个互相不能融合的特性里，为了追求前者而舍弃了后者。

“任何一种植物，我们会要求它首先生存下来，再追求其他特性。那么对于玫瑰种植来说，我们肯定首先希望它们抗病性强，能够健壮地存活，大量稳定地生产，这样才能满足全世界切花市场一年到头的需求。另外别忘了，健康的植株才有卖相。”在电话那头，美国顶级玫瑰育种专家林彬告诉我说。

林彬解释说，芳香虽然是一种让人愉悦的气味，但是从原理上来说，芳香释放出的大部分气体是乙烯。而乙烯是花朵保鲜的敌人。乙烯负责植物两大自然功能：脱落和衰老。它可以催熟香蕉，但也会使鲜花枯萎。花商所做的，是竭尽所能地减少乙烯释放。而如果哪位不明就里的消费者把水果和鲜花放在一起，一小片水果释放的乙烯能很快毁掉一把鲜花。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芬芳是花朵不稳定的一种特性。“那些玫瑰香精的产地，工人们夜里三四点就起来采摘玫瑰。因为怕太阳出来后，阳光照射使得玫瑰的香味挥发掉一部分。有时候我们没有闻到香味，并不表示这个玫瑰就不香。当我们把玫瑰采摘到家里后，可能放一会儿才能感觉到香味。”林彬所说的为生产香精或是像云南那样为生产鲜花饼种植的玫瑰，与我们在花店里买的切花玫瑰，在育种者眼里已经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为生产香精或食用而存在的玫瑰，我们不用看到它们的长相，它们在田地里哪怕长得龇牙咧嘴，东倒西歪，只要它们有香甜的味道，就没人在乎。可是切花最重要的是卖相，当育种者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让花朵更漂亮这个主要特性上，如果我们再要求玫瑰芬芳，就好似要求一件黄金做成的衣服显得很轻盈一样。这无休止的欲望几乎要让制作者有些懊恼了。

荷兰西海岸有着种植鲜花的传统，这是一户普通人家的花园

在云南阳宗海的鲜花基地里，我向昆明“杨月季”公司的创始人杨玉勇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忍不住挑起了眉毛，说：“芬香是鲜花一种不稳定的特性，昆虫一旦给鲜花完成授粉了，花儿就不香了。如果要想把花儿一种不稳定的因素给固定住，多难啊。”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让你把水盆中月亮的倒影提炼成一块实实在在的银币，那得有多荒谬啊。

好吧，我觉得我基本上快被说服了。顾城的诗句“玫瑰停止的地方，芬芳前进了”，至少切花从业者不会认可。作为消费者，我不应该太贪婪。当我手捧着一束直挺鲜亮的玫瑰，我就不应该要求它芳香。即使我无意识地一头扎进花束里闻了闻，也应该像多数人的反应一样，“好香啊”。如果你观察一下人们的反应，会发现当花儿美丽惹人爱时，很多人会觉得，它们“看上去很香”。

玫瑰花的香味不重要？我想两三百年前大英帝国派往全球的植物猎人们一定不这么想，更为久远的追逐玫瑰香精、玫瑰香油、用玫瑰使药膏变得芬芳好闻的人们也一定无法认同。

人类追逐香味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文明演进史这件衣服上的一条漂亮花边。在丝绸和胡椒到达西方之前，香是古代时期最重要的奢侈品。对于生活在公元前1500年的阿拉伯人来说，刚刚被驯化不久的骆驼最显著的用途就是将香运送到新月沃土以及地中海盆地的客户手上。

尽管我们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构想出古代文明的景象和声音，但它们的气味却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的。在人口拥挤且缺乏卫生功能的城市，用鼻子找路与用地图找路没有多大区别——下水道和屠宰房会发出粪便的臭气，政府建筑物、寺庙以及剧院周边是尿的气味，鞣皮厂、卖鱼房释放出刺鼻的气味。在这样的种种恶臭中，经常用干净的水洗澡和更换衣物只有最富有的市民才能做到，没有什么比药油更稀罕的东西了，因为它很容易搽抹，消除日常生活中身上所发出的标志着社会地位的气味。此外，香是爱的气息。

它也好比人们对于甜味的追逐一样，当蔗糖登上人类历史舞台时，便所向披靡地征服了所有大陆。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体验到“甜”和“香”，任何我们已知的社会都能了解“甜”和“香”，那么“甜”和“香”必定与我们人类的某种内在特质密切相关。它们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让我们觉得生活更美好，自己也更加美好。

一座香气四溢的花园，似乎在显示着它的欲望与饥渴，庇护和满足。花儿在其短暂的生命中，能产生数十种芳香化合物。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帮助传粉者进行沟通。这些气味告诉昆虫在哪儿能够找到花蜜，在哪儿能够产卵，在哪儿能够采集花粉。鲜花依赖昆虫的气味腺破解信息，从而达成自己的意愿。这些复杂的信息对我们而言，既能因为芬芳引起情感上的振动，又能带来香水和香料这样的产品。

中国的月季引起西方植物猎人的注意时，香味是他们一个重要的所求。最早在中国栽培的茶香玫瑰，颜色为黄色或杏黄色。它的花瓣及叶子在挤碎后散发出来的香气，非常容易使人想起碾碎的茶叶。这种茶香玫瑰与月季的关系非常近，但是它开的花更多、更香。来自中国的基因还给欧洲玫瑰带来了纯正的暗红色，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玫瑰经典的暗红色，正是来自中国的古老月季品种，黄玫瑰的黄色也来自中国。而且，如果没有亚洲玫瑰品种进入欧洲，欧洲的玫瑰根本无法做到一季多次开花。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市场上流行的暗红色玫瑰时，可以自豪地说：中国月季赋予了它们独特的基因。

1794年，英国出版的《植物杂志》不吝美辞地描述了一种中国月季，即月月红——

从观赏价值方面来说，这里呈现的是迄今为止，所有引种到这个国家的最优美的植物之一：其半重瓣的花朵相对于整株植物，显得相当大，颜色异常鲜艳，芳香馥郁。这种植物全年开花，冬季较少;较之大多数温室植物，更耐寒;而且所需的生长范围很小，甚至在咖啡杯里也能养殖;易生长，易繁殖，通过插条或根出条便可增殖。

意大利的贝拉岛因其花园美丽，也被称为美丽岛

这种欧洲人认为“美丽可爱”的月季到了英国，以引种者斯莱特命名，被称为“斯氏中国朱红”而广为人知。由于月季通过插条极易繁殖，斯莱特栽培出许多幼枝，很快月月红就见于欧洲各大苗圃。仅仅是到了1798年，它就已经广泛种植于欧洲大陆了。

一开始，斯莱特的月季很少有超过90厘米高的，但是他很快就得到了另一种更为强健且可培植为攀缘植物的月月红。这种月月红的颜色独一无二，反复开花，迅速成为英国植物爱好者们的新宠。溯其根源，这种观赏月季来源于中国中西部山上常见的一种野生月季。

1804年，路易斯·肯尼迪和詹姆斯·李从巴黎得到一种开单瓣红花的中国月季，这可能也是野生单瓣品种的变异，如今人们通称它们为“香水月季红色系列”。

正是经过亚洲品种与欧洲品种杂交之后，四季开花玫瑰在欧洲的出现，成为古典玫瑰和现代玫瑰之间的连接纽带。这些四季开花的玫瑰，在19世纪后半叶掀起了欧美的育种热潮。任何一种花卉，如果难以解决一年多次开花的问题，都无法在后来的历史中成为广受欢迎的切花品种。切花不同于庭院花卉，人们希望在庭院植物的身上体会到生长、盛开与衰败的生命全过程，但是对于仅仅在花开后采摘花朵的切花产业而言，人们只希望享受它们最艳丽的时刻。庭院植物的姿态可以多种多样——地被玫瑰、灌木玫瑰、攀缘玫瑰，有些品种人们取其香味，有些人在乎其花朵的姿态，或是爬藤后的装饰效果。但是对于切花来说，人们的要求则单一得多，它们需要长得又长又直、花朵大、产量高。

一个花卉品种若想在切花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长期稳定的产量是一个基本前提。我们的切花市场长期流行百合和菊花，并不主要是因为人们喜欢这两种花儿，而是因为这两类花很早就解决了一年四季开放的问题。

但是我作为中国一个21世纪的消费者，却几乎买不到切花的最新品种，甚至是没有机会知道，原来玫瑰花有成千上万种可以选择。花卉育种在欧美是个高度发达且竞争激烈的行业，人们消费鲜花的时尚总是在变。一个历经数年培育出的新品种，能够在市场上流行五六年，已经相当不错。全世界育种公司每年推出大量的新品种，有些投向市场后就像石头扔进了大海，毫无声息。可是中国消费者很长时间都与这些新品种无缘。

美国的华裔育种家林彬对这一点深有感触。林彬曾在美国百年历史的“贝利苗圃”任玫瑰育种研究室主任，在“贝利苗圃”工作的15年间，他育出了3个被评为世界金奖的玫瑰系列。“我在追本溯源后发现，现代玫瑰的基因至少有62.5%来自中国月季。中国的玫瑰种源非常丰富。很多中国人认为玫瑰是舶来品，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林彬说，哪怕只是保守估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2亿颗裸根玫瑰，而中国大概就有1.45亿颗，占全世界的70%。但是，中国的花卉产能，却只是美国和欧洲的1/10～1/6。

荷兰阿斯米尔是全世界鲜花交易的中心，当地人也喜欢用鲜花装扮自家花园

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的消费者，我的国家有着现代玫瑰超过60%的基因，而我能在市场上买到的玫瑰种类十分有限，而且大多数品种非常陈旧？

拍卖市场——我对“品种”一词开始有了认识

其实，当我在2016年7月走进云南昆明的斗南鲜花交易市场时，感受到的是鲜花的繁盛，而非品种的稀少。因为与我在北京的花店或批发市场相比，云南能看到的鲜花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质量上，都明显要胜一筹。在鲜花王国里，云南才是整个中国的中心。作为一名中国消费者，如果不是特意去欧洲的时尚花店、鲜花市场与拍卖市场逛逛，根本就不知道原来鲜花能够有如此多的种类，每个种类里又有那么多新颖的品种。仅就中国国内来说，云南的鲜花已经让我这个外地人感到激动了。

逛昆明斗南鲜花市场对于我来说，仿佛一不小心从米其林餐厅的后厨直接闯入了生鲜菜市场。从外观看，花市所在的交易市场，是中国各地城市流行的典型的商贸城：三四层楼体形庞大的建筑，灰白色的大块瓷砖上贴着各式一两米高的巨幅广告。在距离花卉市场三四公里的呈贡县城，大幅的广告标语显示出中国最大花卉交易市场的野心——一整面墙的标语写着“花花世界”“世界，请重新想象斗南”。斗南作为昆明的郊区，因为土地和气候都适宜种花，它是云南鲜花种植的发端地。只是如今随着城市不断向外扩张，斗南的农田大量减少，种植户们不得不往离昆明更远的地方慢慢转移。斗南由鲜花种植基地，慢慢演变为鲜花交易的场所，逐渐形成了全国第一的规模。

走进商贸城，大量鲜花让人有些猝不及防。各种1米多高的玫瑰花堆、用白纸包着的大把大把不同颜色的康乃馨、颜色艳丽的非洲菊、一个个大筐装着的勿忘我和满天星……这些花花草草构成的场面居然显得十分宏大。

鲜花小贩们活色生香的生活气息让人迷恋。我有一种贪婪食客进入庞大生鲜市场的微醺感，兴奋却无处诉说。当看到花店里论枝来卖的鲜花，在这里像卖菜一样被成捆出售，或者论斤来称，好像一下子觉得自己变成了富豪，买它几斤回去也无妨，难怪人们说：“云南十八怪，鲜花论斤卖。”行业内的人这样告诉我鲜花的魅力：“鲜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几乎没有人会声称自己不喜欢鲜花。也几乎在任何场合，再多的鲜花人们也不会嫌多。”

整个市场的高峰交易，伴随着夜色才拉开帷幕。如果白天来到这里，卖花人显得有些打不起精神，花儿的品种和数量也远没有夜里繁盛。到了夜间十一二点，当一般人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上床睡觉时，这个暗夜里灯火通明的市场，才迎来了最为精神的时刻。

为了避免阳光直射对于花儿的影响，鲜花交易从夜里开始。市场外深沉的夜色，让人恍惚间觉得这里喧闹的场景有些不真实，鲜花和他们的交易者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热闹张扬。到了第二天白天，夜色不再掩饰秘密，鲜花们一小束一小束含蓄地出现在花店里，等待着被人们饱含情感地挑选。

但是云南鲜花产业的“秘密”，并不在我眼前看到的极为兴盛的自由交易市场。就在离自由市场几百米的地方，有着一栋大楼，写着“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简称“花拍中心”）。当我第一次在傍晚18点多，犹犹豫豫走进大楼时，还想象不出鲜花拍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旁边不是已经有了庞大的自由市场，让买花和卖花人直接交易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另外一种拍卖机制，来进行鲜花的买卖呢？

昆明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总经理张力

进入花拍中心一楼时，我发现这里不像自由市场那样一马平川，而是看起来像一个办公大楼，一进门就有一个宽大的楼梯通往二楼。一个保安模样的人坐在前台，显得有些无精打采。我心里正琢磨着，如果他盘问我，我是不是要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保安并没有抬头看我，我与另外两三个上班族模样的人，一起沿着台阶走到二楼。

在二楼见到的场景，完全挑战了我认知的边界。一条长长的走廊将空间划分成了两部分，右边是一间一间的办公室，大小不一。但左边是一个空旷的仿佛大仓库的空间。整个大楼就像一个巨型面包，左边那一半被完全挖空了。我在走廊上伏下身，看到大仓库的一楼地面上，有着成百上千个能够移动的货架，载着一束束包装起来的鲜花，由若干个装着红背心的人开着牵引车引导着，持续发出“哄哄哄”的声音，在地面上快速移动。

“你之前看到的自由市场，买家和卖家直接议价成交，我们叫‘对手市场。”花拍中心的会员发展部副总监邓玉娟告诉我说。30多岁的她跟鲜花种植户打了十几年交道，微黑泛红的脸庞上印刻着她长年跑田间地头的经历。她体形微胖，爱笑，梳着一根又粗又长的麻花辫，流露着一种豪爽坦诚的气质，让人容易接近。“‘对手市场是我们农业社会千百年来自发的交易方式，但是对于鲜花这种特殊商品来说，并不合适。”

为什么直接的买卖就不适合鲜切花交易呢？有意思的是，邓玉娟自己的亲身经历刚好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2000年，邓玉娟从昆明市农业学校的园艺专业毕业后，她与父母在这附近种起了康乃馨。虽然之前没有种花经历，邓玉娟一家人却不觉得种花有多难，那时候中国消费者对于鲜花的要求并不算高。

“种花不算难，但是当时的交易太让人痛苦了。白天忙着种花，夜里十一二点采摘，然后深夜2点拉往10公里外的交易市场。有时候采摘下来的花数量不多，就几家农户拼一辆车。可是你等我，我等你，要耗费不少时间。大半夜回到家只能睡到上午，马上起床又得干活，晚上再去卖花，长年得不到休息。”

而卖花过程中，最让邓玉娟难受的是，“进了市场后，根本不知道花应该卖多少钱！”因为花的价格永远在变动，对于卖花人来说，如果鲜花不能及时卖出去，就“烂在了锅里”，所以一些中间商抓住了卖家的心理，往往联合起来把价格压得特别低。像唐菖蒲、节节高这样的小品种花，基本被“炒花人”给垄断了，卖家根本无法直接接触到买家。像邓玉娟这样卖康乃馨的，虽然不容易被中间商垄断，但是每一次进花市时，她完全不知道市场的价格在哪里。“也就是问问旁边的人卖什么价，自己定个差不多的价格。来买的人多了，价格就涨一点，人少就跌一点价。”

鲜花交易的独特性体现了出来。云南的许多花农，曾经是蔬菜种植者，可是蔬菜在销售时是论吨来卖，而鲜花被人们一枝枝购买，大量的零散的议价，使种植者觉得自己完全跟不上市场的节奏，也并不知道市场的公正性在哪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邓玉娟一家人虽然辛苦地种了半年花，可是全部成本算下来，完全没有赚到钱。“每一次卖完花都觉得自己很吃亏，同样的市场内，人家价格可能是我的两倍，我这么低价反而可能卖不出去，这种交易太随机了。”于是邓玉娟在那段时间里，目睹了好些规模不小的公司，没出几个月就在市场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市场的准则在哪里，这样下去，整个行业是发展不起来的。人们就像浪花一样，一波一波涌入这个行业，又一波一波被迫消亡。”

这正是切花产业在流通环节存在的问题：鲜花易凋，买主易变。

昆明花拍中心的管理人员余娜（左）和邓玉娟。这里平均每天交易200多万枝鲜花

所以当2002年底，昆明开始组建鲜花拍卖市场的时候，邓玉娟积极加入。“有一个规范性的交易市场后，作为种植户，只要专心种好花就行了。他们的花如果品质不错，拿到这里来一定能快速地以合理的价格卖掉。每一个环节的人，安心把自己这个环节做好，整个产业就能做好。”

我所看到的拍卖市场，是在昆明已经运行了将近14年的一种鲜花交易机制，它在设置上完全仿照了荷兰模式，但是又针对中国的特色，做了一些细节上的改进。拍卖市场的机制看上去充满矛盾：鲜切花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客户手中，没有比花儿更为娇贵的物品，每一次旅行都可能对它们造成损耗，可是为什么它们要舟车劳顿地来到拍卖市场，然后再飞往世界各地的购买者手中呢？在人力成本非常昂贵的欧洲，花卉的生产环节尽可能自动化，为什么荷兰的拍卖市场里还有几千名工作人员，为每个批次的花儿来回跑动呢？荷兰人近100年前建立的机制，在今天仍旧合理而有效吗？它适合中国的实际吗？

在昆明的花拍中心，随着傍晚7点的交易时间迫近，越来越多手里拿着纸和笔的中年人，走进有着600个席位的拍卖大厅。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男性，既有头发剃得长短不一、牛仔裤上好几个破洞的“90后”，也有显得稳重从容的“60后”“70后”。大家彼此相熟，甚至几乎天天见面，热情而随意地寒暄着，互递香烟，一包瓜子要传递好几个方位。

拍卖大厅看上去有些像大学里的大型阶梯教室，只不过每个两人座位的白色小桌上，都有着两个深色的键盘。我走到中间的一个座位坐了下来，旁边写着这个席位拍卖者的名字，“吴广厚”。快到19点了，一个30岁出头的男子坐在了这个座位上，他有些奇怪我的出现，但也没有特别询问。当我跟他聊了几句之后，他顺手把老乡传过来的瓜子给我倒了一点，把我当作了一个刚刚入行的新手。

所有拍卖席位都面朝着五口交易大钟，19点一到，五口大钟的红色亮点准时跑动了起来。人群一下子安静了，一种庄重感立刻体现了出来。我身边刚才还在插科打诨、手叼香烟、嗑着瓜子的人们，就像被触动了机关，瞬间切换到了另外一种模式。

昆明花拍中心完全仿照了荷兰的降价式拍卖的模式，每一批花由拍卖师起价，然后价格在圆形大钟上一路下降，等降到买家的心理价位，便会有人出手抢拍。这种降价式拍卖，避免了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只要价格到了买家预期的位置，便达成交易，因此每笔交易成交的速度非常快，平均一秒多钟就达成一笔交易，拍卖市场的新手根本跟不上这样的节奏。

花拍中心的总经理助理余娜向我分析说：“600个人在同一时间竞价，只有5个人能抢到，所以胜出的概率以零点零几秒来算。这绝对是一个技术活，有的大公司要养好几个‘拍手，光是玫瑰，就有专门的拍手。”

这些前来拍卖的购买商们，有的戴起耳机，听着拍卖师对每一批次花卉的介绍;有的紧盯电子屏幕，屏气凝神。每当决定要按下抢拍键时，他们将手逼近键盘，几个手指拉开架势。有人神情专注而严肃，有人就像正在看一场赛马比较，嘴巴不停地快速重复着某个词语。按下按钮的一刻，那一根手指仿佛聚集了全身的力量，还往往伴随着中国式的“国骂”。

这完全是一副证券交易所的架势，我想起在电视上看到的华尔街证券市场的情景，给我留下一种市场叫价激起了集体式狂热的印象。鲜花拍卖何尝不像股市交易呢？我旁边的吴广厚说：“这一场两三个小时的拍卖下来，价格一直在变。比如‘自由这个品种，我20点17分以每枝0.7元抢了100枝，等会儿再抢100枝，有可能低于0.7元，可能比这个价格高多了，但是多次买，总可以分摊一下风险。当然，也有可能我前边买得太少，后边再想买时，这个品种已经卖完了。”

余娜介绍说，像吴广厚这样的每个购买商背后，可能聚集着两三百个花店每天的需求。购买商的每一次抢拍，对于同一个品种同一个等级的花，必须以100枝为起拍基准。所以每一个购买商手里都拿着好几张纸条，密密麻麻写满不同花店的需求，“他们就像抓中药一样，把花店的需求组合起来，再以自己认为合适的价格来抢拍”。每天两三个小时的拍卖，就能交易200多万枝鲜花。在情人节这样的大节日来临前，花拍中心可能一天举行三场拍卖，每天交易700多万枝鲜花。

从时效上来说，拍卖达成交易的速度确实让人吃惊。这是一种逐底式竞争，是一种速度游戏，每个人既希望自己以最低价获得花儿，又需要抢在其他人之前。

欧洲不少家庭有每周买花的习惯

像吴广厚这样的一个个购买商，组合起了市场上零散的需求。32岁的吴广厚是安徽人，十几年前离开农村老家进城打工，经亲戚介绍进入花店工作。如果不是进入这个行业，他可能还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工作，而鲜花行业使他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吴广厚从2006年开始自己单干，每天16点他就进入花拍中心看花。“花拍中心虽然给每批花都评等级，但等级是人为评定的，农产品没有特别一致的定价尺度，我只有自己亲眼看了，才能放心，晚上抢拍的时候不会出错价。”夜里拍卖结束后，吴广厚要马上给全国的花店发花，忙到深夜2点才能休息。“这是一个辛苦活，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越是节日我们越忙。”他说。

从吴广厚所在的拍卖厅中间位置，我无论抬头往左看、往右看，往前后看，都是一张张与他类似的神情警醒的脸。吴广厚虽然抱怨说这个工作辛苦，但是又禁不住表现出一种自己当家做主的自在感。看着这些活跃在拍卖市场的人们，有一瞬间，我发现他们在桌边姿态各异、等着抢拍的手，似乎比脸上的表情更能反映内心。

这让我想起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所描写的赌徒的手：通过观察一个人手的动作，来揣摩这个人的内心情感。

唯一摆晃不宁的只有那些手——绿呢台面四周许许多多的手，都在闪闪发亮，都在跃跃欲伸，都在伺机思动。所有这些手各在一只袖筒口窥探着，都像是一跃即出的猛兽，形状不一颜色各异，有的光溜溜，有的拴着指环和铃铃作声的手镯，有的多毛如野兽，有的湿腻盘曲如鳗鱼，却都同样紧张战栗，极度急迫不耐……根据这些手，只消观察它们等待、攫取和踌躇的样式，就可教人识透一切：贪婪者的手抓搔不已，挥霍者的手肌肉松弛，老谋深算的人两手安静，思前虑后的人关节跳弹;百般性格都在抓钱的手势里表露无遗，这一位把钞票揉成一团，那一位神经过敏竟要把它们搓成碎纸，也有人筋疲力尽，双手摊放，一局赌中动静全无。

我在昆明的鲜花拍卖大厅里，感受到了与茨威格所描写的一种类似赌场的氛围。它叫人略微紧张，又始终贯穿着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好在鲜花拍卖不比赌博，买家不用为一次赌注而付出太大代价。而这也正是拍卖市场的优势之一，人们多次竞价，每次只用买小批量的花，等待拍卖结束时能凑齐所需品种和数量即可。它也符合人们购买鲜花的特性，作为分布全国的花店来说，他们需要在花店里放满不同品种的花，每种花的数量不会太多。昆明花拍中心的五口大钟，正好符合前来拍卖的批发商的心意。

在这个市场上，拍卖师是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角色。他们只有5人，分散在拍卖大厅二楼的两侧，身形被电脑几乎完全遮挡住了。拍卖师每人负责一个交易大钟，一般来说，每一个钟一晚上卖掉2000多个批次的花。这意味着拍卖师这一晚上要出价2000多次。他们一边出价，一边不停向购买商介绍每批花，于是一场拍卖下来，“每人一个晚上相当于朗读了一本5万字的小说”，头脑和嘴巴都累。

段晓敏一年前从武汉交通学院的金融专业毕业，进入花拍中心成为一名拍卖师。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跟着物流部的同事一起上花、堆花，然后又花了几个月时间跟着质检部、会员部一起工作。熟悉成百上千个鲜花的品种，是花拍中心所有工作人员要过的一道关。在了解了公司每个环节后，段晓敏才进入拍卖部，接受一段时间培训后，开始“上钟”。

荷兰阿斯米尔鲜花市场拍卖大厅和发货区

每当拍卖开始，拍卖师是否有控制价格的能力，老到的购买商们一看便知。新手拍卖师，有时候会因为价格控制不好，好花拍不出好价钱。段晓敏需要提前通过内网分析每种切花最近的价格走势，他也到供货区查看每天鲜花的质量、数量，这样拍卖出价的时候，心里才有底。他还向我提到拍卖师工作的一个小秘密：看黄历。一旦最近黄道吉日多，婚庆多，意味着花儿要涨价了。

对花儿品种的概念，我是在拍卖市场才有了非常明确的感受。在每一口交易大钟上，变换着正在交易的切花的品种，比如光是玫瑰，品种就有“卡罗拉”“影星”“冷美人”“戴安娜”“假日公主”“蜜桃雪山”“糖果雪山”“红绣”“苏醒”“黑魔术”“狂欢泡泡”“水果泡泡”等。购买商们偶尔交谈，但是没人会提到“玫瑰”，而是用具体品种名代替，所以大家会说：“苏醒来了！蜜桃来了！泡泡来了！”

要想读懂大钟上密密麻麻的信息，还得经过一番训练。随着每一批花交易，大钟上会出现这批花的品种名、等级、货架号、供货商的名字、花朵成熟度以及花儿的缺陷等等。几乎每批花，质检的人都会列出花儿的不足，比如：花朵畸形、茎秆瘦弱、花瓣灰霉、花朵变色、花蕾过小、花瓣腐烂、花朵干枯。这样购买商就能进一步清楚自己买到的花的品质，比如某个购买商买的是卡罗拉C级，这一批次的花存在着大钟上显示的“花瓣灰霉”的问题。

在拍卖大厅，任何一个行外人都会感慨，原来切花的品种有那么多。但是对于一个切花行业的内行人来说，昆明花拍中心的交易品种还远远无法与欧美相比。余娜也说：“中国市场被称为‘老三样，玫瑰里头永远是‘卡罗拉‘影星和‘黑魔术三样销量大。这些品种流行太多年了，容易退化，出现花头小、虫斑等情况。经过我们这些年努力，才慢慢有些国外比较新的品种进入中国，但是中国市场对新品种的接受有个过程。”

每天在昆明花拍中心交易的玫瑰品种有200多种，前几年“卡罗拉”能占到玫瑰交易量的60%～70%。近几年玫瑰品种开始丰富了，消费者的口味也稍微多元化，所以如今在花拍中心每天交易的玫瑰中，“卡罗拉”占到40%多，“蜜桃雪山”占到30%多，其他品种只能分享玫瑰市场不到20%的比例。

前些年为何切花的新品种很少进入中国市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种植户很少尊重西方育种公司的专利权，不愿意交专利费。余娜提到一款叫“白兰地”的玫瑰，西方育种公司的种苗每株卖给中国种植户1.8元人民币，其中包含0.35元的专利费。中国农民买了第一批种苗后，自己大量扦插繁殖，这样西方公司收不到专利费，就不愿意再卖给中国其他新品种。育种专家林彬曾说服他所在的美国公司2005年来中国做生意，可是不到一年分公司就关门了，因为玫瑰种苗太容易扦插繁殖，如果中国花农不遵守规则，靠育种公司很难完成监督，也没法自己有效地“打假”。

这样说来，切花行业的特殊性又体现了出来。育种是整个花卉产业的咽喉，但是它需要每一个花农在购买每一株种苗的时候，都诚意地尊重知识产权。切花里有些花卉是靠种球繁殖，比如百合、郁金香、风信子，种植户必须每次向育种公司购买种球，才能保证花卉的质量，不然鲜花的性状会发生退化。还有一些鲜花是靠买种子来发芽，比如向日葵、亚马逊石竹等，只能每次向育种公司购买种子，自己无法繁殖。但是对于玫瑰、康乃馨、非洲菊这样通过扦插、分株就能完成繁殖的，正是西方育种公司不愿意轻易卖给中国市场的原因，余娜提到：“有些新品种一进来，花农就铺天盖地偷偷繁殖，最后其实形成了恶性循环，老外不愿意给我们新品种，我们的消费者也就买不到新品种的花。”

不尊重知识产权的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中国的切花市场。只是它以如此具体而微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后果——中国市场上的切花，远远落后于国际市场。它也同样遏制了中国人育种的动力，在一个不能有效保护创新者的市场里，没有多少人愿意冒险去做育种者。

老杨与他的“杨月季”品牌

老杨的皮肤被风吹日晒赋予了一层淡黑色，他看上去将近60岁，身材瘦长没有发福，戴着一副眼镜，打量人的时候透着一股知识分子的挑剔。老杨叫杨玉勇，虽然已有朋友帮忙联系，当我在昆明附近的阳宗海山头上找到老杨时，他的神色并不算随和。老杨的态度在云南可不多见，云南人大多质朴热情，我在昆明郊区随意走进种植户的大棚里时，只要与主人闲聊几句，人们便热情地打开话匣子。

老杨确实不是云南人，虽然他已经从辽宁老家“转战”到云南近20年。老杨也有他骄傲的理由，当他1982年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老家辽阳市的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工作，是端过铁饭碗的人。作为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他年纪轻轻却从机关辞职，与爱花的父亲一起种月季，这是个让那个年代的人不太能理解的选择。30来年过去了，老杨不仅还在坚持种月季，从一开始种盆花月季发展到切花月季，还经年累月收集各类月季品种，他的“杨月季园艺有限责任公司”在业内很有名气，人们说起“杨月季”，就是在说老杨，他既是切花的种植户，也是一个玫瑰的育种者。

这里是鲜花降价式拍卖的发源地

老杨的骄傲倒也正好说明中国花卉行业的状况：哪怕在全国最大的种植基地云南，一部分农民像潮汐一样，根据蔬菜价格的涨跌，来决定接下来一季到底是种花儿还是种菜。所以云南有一些农民，同时具有菜农和花农的身份。一部分花农虽然全职种花，但是文化水平低，把娇贵的花儿当作粗放式的经济作物来养，那种马马虎虎的态度，在老杨看来不可饶恕。而各个大学、研究院里的专家学者们，老杨虽然尊敬，他们却离市场比较远，科研成果似乎只与评职称相关。像老杨这样农业科班出身、闯荡市场多年，又一直在行业内钻研的人，在全国的花卉行业里确实找不出几个。

老杨受父亲的影响，一直爱花，也很留心月季的品种。本来父亲业余种些月季盆花，偶尔拿到市场上去卖。老杨觉得要想把生意做大，应该做月季的切花生意，这样花才能卖到很远的地方。

1983年春，老杨到北京出差，特意去拜访北京月季盆花栽培权威——天坛公园花工班的刘好勤。当时天坛公园有200多个品种的月季，刘师傅在盆里都埋了标签，记不住时就用手把写有名字的小铁片抠出来看一下再埋上，很注意保密。可是天坛公园的月季不对外交流，也不许卖。老杨缠着刘师傅，终于被刘师傅带着认识月季品种，然后老杨再到北京胡同里走街串巷去找玫瑰。“北京80年代种月季的那拨人，很多都认识我，有些还成了莫逆之交。最初这些人见到我时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大学生怎么整天和我们这些老头子混在一起呀。”

老杨把搜集到的100多个品种，种在两亩地里，开始供应沈阳一家鲜花店。后来发展为1998年在辽阳的58亩种植基地。老杨尝试过给日本和香港地区发过样品，但受北方气候的限制，冬季生产成本太高，没法均衡供应，出口也就撂下来了。

1997年老杨开始停掉在辽阳基地的投资，把主要资金转移到云南。老杨显示出了他开阔的眼光和对知识的探索。“据我了解，高海拔、低纬度的地方最适合月季生长，在全世界只有三块这样的地方。一是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现在已经有两个国家成为世界月季生产中心，即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产品主要供应北美;二是非洲高原，以肯尼亚为中心，这个世界月季生产中心也形成了，产品主要销往欧洲;第三个就是我国的云贵高原，特别是云南的昆明，它将成为亚洲月季花供应中心。亚洲还有一个马来西亚的金马伦高地，气候也很好，适合种月季，可惜的是能够利用的土地太少了，很难形成规模。想来想去，我认定云南是我第二次创业的最好地方。”

老杨的判断没错，云南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对于花卉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可多得。云南的北面是海拔6000多米、终年积雪的高山，而南面是海拔70多米的热带雨林，它意味着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气候类型，在云南都有——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全国重要的植物2.6万种，云南占到1.3万种。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花，云南都可以种植。尤其是昆明地区四季如春，号称“天然温室”。

昆明花拍中心的总经理助理余娜向我提到，20多年前，国家发改委曾经邀请联合国专家到云南考察，研究怎么帮助云南山区的百姓脱贫致富。联合国专家在考察了云南的条件后，提出云南适合发展鲜花、茶叶、葡萄、咖啡等产业，其中鲜花产业的富民作用最明显。联合国专家又邀请全球知名的种植公司到云南考察，确认云南低纬度、高海拔的特点非常适合鲜花种植。高海拔强烈的紫外线照射能够赋予花儿鲜艳的色泽，而低纬度又使得极端天气非常少，很适合鲜花的全年生产。从1994年以来，云南省的鲜切花产量始终保持在全国第一的水平。

老杨从辽宁来到云南，正好也是云南鲜花产业势头上升的时候。他在海外为他的鲜花申请了注册商标“YYY”，是他的名字杨玉勇的三个首字母。老杨将眼光盯着海外市场，是因为当时中国老百姓只在过年过节和送礼的时候需要鲜花，所以一旦遇到情人节这样的节日，月季不够卖，而平时里价格再低也不一定能卖出去。他更希望有了规模化生产之后，去供应国外稳定的市场。

但是想打国际市场，对于中国人来说障碍不少。在中国之外的欧洲、美国、日本等市场，早就有了各自的植物专利保护法，每一批市场上销售的鲜花，必须保证是合法种植，而不是没有交专利费私自繁殖的。老杨是国内鲜有的主动与欧洲育种公司合作的种植者，通过大量付专利费而获得适合在云南种植的新品种。

老杨自己也没有停止对于月季品种的收集和育种，但是对于生活在中国的老杨来说，他不可能靠玫瑰育种来生存下去。虽然老杨2002年的玫瑰品种“冰清”成为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发的切花新品种，但是在专利保护意识薄弱的中国，老杨根本收不了多少专利费。如今老杨有三个自主研发的玫瑰新品种在昆明花拍中心交易，虽然现在收到的专利费比以前多，但距离西方育种公司研发新品种的收益来说，简直九牛一毛。

与老杨合作的法国玫昂国际公司，恰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了西方育种者的回报。成立于1850年的玫昂公司专攻玫瑰育种，如今是家族的第六代在运营公司。1948年，玫昂公司的一款名为“梅朗口红”的暗红色玫瑰成为欧洲第一个获得专利保护的植物。

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的管理人员陆涛（左）和白吉

玫昂公司现任老板阿兰·玫昂的祖父弗兰西斯，采用当地的玫瑰和中国月季杂交，在“二战”之前获得了一种新型玫瑰，轻柔的黄色玫瑰镶嵌着粉色的边。“二战”爆发后，巴黎的德国占领军当局只允许市民向外国寄1公斤享有豁免权的邮包。别人都借此机会转移一点财产，而弗兰西斯却寄往美国一包新玫瑰枝条，使得他培育的新玫瑰在美国迅速扩展。“二战”结束后，人们命名这个品种的玫瑰“和平”，它很快就成为风行全球的明星玫瑰。据估计，现在全世界能找到超过5亿枝“和平”玫瑰的植株，它既是庭院玫瑰的宠儿，同时也作为切花在世界各地被购买。

这也正是老杨说的，育种要靠时间积累。“我坚持了30年才有现在这一点成就，西方人坚持上百年，好几代人去做一样事情，所以做得好。”

老杨的个人奋斗历程如果放在欧美，他具备了发展成为专业育种者的条件。但是在专利权很难得到切实保护的环境里，中国除了不与市场接轨的大专院校，没有哪个市场化公司能够单靠切花育种存活。随着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后切花市场萎缩，老杨的切花出口生意受到影响。他后来除了种植玫瑰，还大量种植绣球和南半球特色木本花卉等。老杨仍旧爱钻研，他积极与一些高校进行联合研究，新申请的玫瑰切花和绣球切花的品种在不断增加。

我找老杨采访的地方，是他在昆明附近阳宗海的绣球基地，有1000多亩的面积。阳宗海的宽阔水面波光粼粼，在面朝湖水的大片斜坡上，蓝色和紫色的绣球随着山坡的起伏弥漫开去，好像形成一种气势，要去与远方天空低垂的云朵相会。微风吹来，这大片的花海竟有一种鼓动又抚慰人心的力量。后来我无论是走访中国农户的鲜花农田，还是观看荷兰公司的种植基地，花儿无一例外都是种在大棚里。温室大棚即使再高大，它们在阻隔自然条件干扰的同时，也阻碍了观赏者的情感。但这也正是切花产业充满着讽刺的地方：为了让终端的消费者更加满意，花儿只有在温室里才能被人类精确地控制。作为一种需要全年稳定供应的商品，没有人愿意冒着靠老天爷吃饭的风险。

然而老杨在向我介绍自己的绣球基地时，表达出与行业共识不一样的见解。他认为全世界的鲜花产业，都被欧洲人的温室园艺引领着，走向了一条越来越窄的路。而他希望利用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闯出一条露天种植鲜花的道路。“云南是各种野生花卉的故乡，最适宜鲜花生长。我们要通过改良鲜花的品种，让它们在云南露天环境里就能大量种植。”

但是在我后来接触的行业内的人，都不赞同这种说法。老杨大半辈子跟着欧美人领先的路子在走，他爱花也爱这个产业，但是在知识产权保护还很薄弱的中国，老杨得到的回报，至少在育种方面，远远低于他应该得到的。他太希望走不同的道路，可是谁也无法否认，在鲜花产业里，我们目前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欧美人往前走——在温室大棚里最大限度地控制鲜花。中国人对鲜花生产的控制不是太多，而是比西方人少得太多。

刚见面时，老杨显得不太好打交道，但是随着我们聊得越来越深入，老杨开始滔滔不绝。他的头脑里仿佛有一本书，关于美国的、欧洲的植物保护条例，中国的植物新品种方面的条例等，他了然于心。我能感受到在老杨熟读各种条例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在行业中工作了30多年的老人的热切愿望，一种略微无奈的家国情怀——如果我们的市场还不好好保护新品种，我们怎么能向欧美国家靠拢？“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我们的云南，是世界上大多数原生物种的中心啊！种植鲜花原本是我们的优势，但是西方人拿走物种后变为了他们的优势，现在我们需要一株一株地付给人家费用，这就是差距！”

同我一起拜访老杨的，还有一对云南当地的文化人夫妇。聊得高兴了，老杨留我们一起吃午饭，席间他不断地让助手去给他再拿出些好酒，兴致越来越高。他问起我们每一个人毕业的学校、籍贯，再次表明他很在乎每个人的出处，他对于不同籍贯的人有一套自己根深蒂固的判断。

他又谈起自己的家国情怀，这时候，我们一起的一位男士对老杨说：“我觉得您和褚时健很像，都是有韧性、能做大事的人。”听到这句话，老杨突然一下子火了，用手指着说话人的鼻子，高声呵斥道：“我跟褚时健像？我怎么会跟他像？！”

我们有些不知所以，说老杨像褚时健，这话听起来应该更像恭维啊。老杨接着激动地说：“他的机会是什么？我老杨不是公家的人，我做事业全凭自己！我要是有他那样的条件，我做得比他好！”

漫长的午饭结束后，老杨走出棚子里的餐厅送我们离开。一阵风吹过来，老杨似乎清醒了些，他亲热地搂住刚才那位男士的肩膀，叫着兄弟，这应该是他表达愧意的方式。但是老杨那一刻的怒气，仍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透露出一个先行者孤身奋战的艰难，如果老杨生活在一个高度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他多年研发的产品能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他就可以专心做月季育种，而不用花费大量精力去种植市场上的新奇产品，那么他的情感是不是就不那么容易导向愤怒呢？他的抱负和野心，与他所处的时代，似乎有着一个明显的身不由己的裂缝。

育种者的情感与育种风潮

事实上，中国人选育观赏性植物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却在最近两三百年里落后了。这种历史与中国长期作为一个领先的农业国家密切相关。在汉朝时，中国的农耕水平已经处在世界前列，那时的《神农本草经》论述了365种药，其中有246种是植物药品。汉朝的史料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植物盛世：农民们拥有足够的土地、领先的耕作水平以及政府重视农业的政策。

荷兰史基浦机场内售卖鲜花球根与种子的商店

而草药园的繁盛，往往是出现观赏性植物园的一个历史前奏：无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霍特斯植物园，还是在英国伦敦郊外的邱园里，我都看到了记述皇家草药园的历史。植物的药用功能首先得到皇室的重视，慢慢地这些实用功能与观赏功能相分离，而欧洲在18世纪后大量涌现的园艺师，最开始往往同时是药剂师，他们是那个时代既了解植物性状又具有交际网络与传播能力的人。

中国历史关于观赏性植物园的记述，远远早于西欧。7世纪，大唐盛世使得中国的园艺与观赏性植物的繁育有了空前的发展。桃树、杏树等开花植物的观赏功能受到重视。在此之前，中国人偶尔种植作为绿篱植物的锦带花，但是灌木在园林中并不多见。唐朝时，玉兰、瑞香、芙蓉、芍药、中国石竹以及翠菊等等，颜色姿态各异，花期长短不同，已经被人们利用它们的不同特性来装饰庭院。牡丹花开的季节，以至于当时人们认为，“无暇赏花者为耻”。

中国人称牡丹为“花中之王”，认为它体现了阳气之足，象征着富贵昌盛，蕴含了爱情与友谊。而被西方人当作世俗之爱象征的玫瑰，在中国古代一直地位不高，远低于人们对于牡丹、梅花和兰花的喜爱。人们很难在中国早期的国画中看到专门对玫瑰的描绘。直到19世纪中后期，玫瑰才开始见于一些中国工笔画家的笔下。

当欧洲的植物猎人觊觎中国物种时，中国的政府当局不是没有保护物种的意识。派往中国的几代植物猎人们，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困境，便是如何逃离中国政府对自己的限制，去中国腹地更为广阔的地方收集奇花异草。他们从中国带入英国的物种，曾经以沿海的舟山、厦门、广州这些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为主。而一旦离开这些地区，他们便需要伪装成中国人。当1791年中英关系出现转机，英王乔治三世派访华团拜访乾隆时，特意安插园艺师，设法在承德和圆明园附近收集植物标本。

1796年，英国皇家园林邱园的管理者约瑟夫·班克斯骄傲地宣称：“我们的国王在邱园，中国的皇帝在承德，虽两地相隔，却在相同之树荫下，抚树遣怀;虽在各自的花园，却欣赏着相同的芳菲。”

当国外植物陆续到达英国时，价格在开始时总是居高不下，大英帝国新植物的拥有者非富即贵。植物采集者认识到中国植物群的宝贵财富，将会为世界带来巨大利润。约瑟夫·班克斯曾说：“在英格兰这样的寒冷天气里，来自中国北方温带气候的一棵植株抵得上100棵来自炎热的亚热带地区植株。”如今在任何一个温带地区，你都会看到至少一种来自中国原产的观赏性植物。

中国的文献里，鲜有对植物育种者的描述，使我们难以窥见这些高超的手工劳作者的技艺与情感。而西方专业育种者，随着17、18世纪从药剂师、医生、植物学家等身份分离出来，他们从物种收集、园艺文化、植物画等各个方面，掀起了人们极大的植物育种的热情。这种热情构成了一个不断拓展的人际网络，它们像花卉的种子一样四处传播和繁衍，这里边既夹杂着人们在不断探知上帝、认知自然演进的过程中认知自我的愿望，也有着破解自然密码并且进行改造的决心。它同时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一座流光溢彩、花香浮动、四季景色皆有亮点的花园，并不被看作仅仅是园丁辛勤劳作的结果，而是代表花园主人的审美、情趣与对待生活的热忱。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培植异域植物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尚，中产阶级为了显示自己是时尚达人，都希望种植新到达的品种。

说到西方著名的育种者，法国人卡洛斯·克卢修斯绕不过。1593年，当植物学家卡洛斯·克卢修斯到达荷兰时，他未曾想到，自己带到荷兰的一种花卉，后来会掀起历史性的狂潮。克卢修斯将原本在波斯和土耳其被当作野花的郁金香的球根，引入了荷兰，被称为“郁金香之父”。在那个年代，欧洲人对郁金香球根还毫无概念，以至于1562年秋天，当一艘载满织物的货船从伊斯坦布尔到达安特卫普时，其中一包不知何人塞进的郁金香球根，被欧洲商人当作一种特别的土耳其葱头，一部分加油加醋烤着做了晚餐，剩下的种在了自家菜园的卷心菜旁边。

热衷于园艺的商人朋友约里斯·赖伊，在自家花园中种满了稀有植物，他把存活下来的郁金香移植到了自己家，并且大量写信给科学家朋友们，寻求他们的建议和帮助。卡洛斯·克卢修斯是其中最积极的回信者，他多年来遍访欧洲寻找珍贵的植物品种。

16世纪，植物学还没有被视为一门值得单独研究的学科，而是被归为医学的一个分支，目的仅仅是为了辨识药用植物和草本植物。为了研究植物，克卢修斯放弃法学而转投医学，后来因为医学和药剂学方面的著作，建立了科学家的声望。他是一个把一生的精力和乐趣都寄托于植物的人，通过大量的书信与欧洲众多植物学同行保持长年的来往。据统计，克卢修斯一生写了400封书信，英国历史学者迈克·达什评价说：“在当时邮政尚不发达，缓慢且没有保障，而且费用极高。以植物学家微博的工资收入来说，400封信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

克卢修斯和他的同好们，通过邮寄散发新奇植物的球根，其中包括郁金香球根。克卢修斯作为那个时代最活跃的学者，长期在外考察，他本人并不太可能照料一个花园。但是他非常乐于为朋友们的花园提供物种，朋友们也会轮流给他提供做实验的苗圃，好让他进一步研究新发现植物的特性。

当晚年的克卢修斯被荷兰莱顿大学邀请建立一座“学术植物园”时，建立植物园正成为欧洲著名大学的风潮。那个年代，土豆才刚刚从新世界引入欧洲试种，人们还认为它很可能有毒。那也是一个刚刚揭开人体谜题的时代，解剖成为最流行的学科之一。莱顿大学鼓励来访者参观它们的解剖学博物馆，埃及木乃伊、巨大的鳄鱼及巨大的鲸阴茎，都标志着这所学校的先进性。莱顿大学当时的国际学生，超过剑桥大学。而克卢修斯以68岁的高龄主持建立莱顿大学植物园时，他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植物学的第一人，人们评价他说：“克莱修斯是花朵们真正的君王。”克卢修斯在莱顿又积累了十几年的研究成果，为后来植物学家更好地理解郁金香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平均寿命只有40岁的年代里，克卢修斯相当于活了人家的两辈子。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霍特斯植物园。它曾是荷兰皇家的草药园

从克卢修斯的经历，我们能够看到欧洲人在建立起现代科学研究体系的过程中，他们把对植物学的热忱和展示奇花异草的炫耀之心，同时导入了科学研究的范畴。植物育种不仅是一种个人爱好与生活享乐，它同时有着科学研究的强大支持，和商业随后介入带来的持续推动力。

优秀的育种者需要经历时间缓慢的考验，一个不热爱植物的育种者，很难想象能从这项辛苦的工作中获得多少快乐。西方人对于园艺的热情，大大催生了观赏性植物的育种工作，随后人们又在园艺植物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切花行业。切花的育种者称自己是乐观主义者，法国玫昂月季公司的老板阿兰·玫昂说：“玫瑰育种者看到的是未来，我们是在为喜爱玫瑰的人8～10年后的需求而努力，所以我们必须是乐观主义者。”育种者永远在思考：几年后市场上将流行什么样的花朵？这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却是事实。花卉这样凋零易谢的生物，“设计者”们却必须从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它们的模样。

美国玫瑰育种专家林彬，讲起他为“贝利苗圃”育种的15年，育出新品种的辛劳，使得这项工作看起来有着相当原始的一面。育种者必须充分尊重自然，在自然里长久培养和观察新品种的特性。林彬在几十亩的农田里，一畦畦试植由温室培育出的新品种。每年从4月至7月初，他得带着7～8名助手，用刷子一朵朵人工授粉，要完成3.5万次交配以及记录下数不清数据的工作。人手不足时，就叫上家里人来帮忙。如果每次杂交可以得到7～8粒种子，这几个月就得到25万粒种子。

随着种子的生长，它们进入了残酷的淘汰期。为了测试种苗的性能，绝不能对它们呵护，育种者甚至故意安排在晚上阴湿的时刻浇水，刺激植株产生病害，从中选出存活的种苗。到第三年，25万株种苗大概只剩300株，再进行3年的全美多州各处农地粗放，做植株生长和花卉品质及抗耐性测试。不合标准的品种即毫不留情地整畦铲除。最后，对这些过五关斩六将的幸存者，进行繁殖并投放到贝利苗圃在各地包括明尼苏达、亚利桑那等州的生产基地试种;经过3～6年在自然条件下生长的观察和评估，选出最优良花朵、最低养护需求的品种。只有这样多次的淘汰和筛选，才有可能选出性能好又稳定的新品种。

林彬说，他这一辈子太过于投入玫瑰育种，以至于他太太说：林彬有三个太太，第一个是玫瑰，第二个是玫瑰，第三个还是玫瑰。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后，林彬的整个部门被裁员，他和太太成为独立育种者。他说自己35年来，做了超过70万次的授粉，总共超过700万个种子，育出了30个品种。他来一趟中国的峨眉山，为了找一种野生玫瑰，一天走20多公里也没有怨言。

日本的玫瑰育种者木村卓功，在他20多岁时育出了新品种“若菜”，这是一种白色与绿色结合的玫瑰，在经过了10年的试作和观察期后，才在他30多岁时推向市场。所以育种师需要绝对有耐心，在植物的自然生长周期里反复试验和观察它们的特性。木村卓功形容自己在筛选时的心情是：“这朵从种子长出来的花，才这么小，就已经有着自己的主张。她告诉我她很美，很香，对我说，‘快看我，快看我。在这里有几万个种子，谁也不知道是否会诞生出明日之星。想到这儿，我的脚步变轻了，生怕踩到任何一朵花。”

切花行业的所有环节里，育种者是最不吝向我表达他们对花卉的痴迷的。在种植、交易、运输等其他环节里，很多时候我看不到人们多少体现出的对鲜花的情感。他们在越来越规范的技术里操作着，似乎自己经手的物品，与其他商品差别不大。种植者希望花朵生长周期尽量缩短，生长的每个环节都能控制，虽然正是这种理性的精确的操作，确保了切花的质量，使它们被尽量完美地递交到消费者手里，用来激发消费者的美好情感。但育种者的工作，透露出了这个行业的独特之处——鲜花确实需要人类的痴迷，才能在完美的基础上，一点点更进一步。

而市场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为这种痴迷提供了一个坚硬的盾牌，使得育种者只要专注于他们的情感和研究，便有可能获得丰厚回报。

在云南的切花行业里，与老杨一样了解中国植物物种进入西方历史的，vv算一个。50岁的张力是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的总经理，他符合老杨看重的特质：有传承，农业科班出身，有引领行业的抱负。张力父母亲都是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一辈子致力于调查中国野生植物的分布，以及野生植物被人们应用到中药材、地方名特产方面的可能性。张力本科学的是园艺，后来到云南锦苑花卉公司工作，又一手筹办了锦苑公司作为股东之一的昆明花拍中心。张力告诉我说：“我父母一辈子做的是植物的基础性研究，他们做的是前半段的工作。我有个强烈愿望，希望做好后半段的工作，做好植物的消费市场。我父母那一辈的科研，缺乏以市场为导向的动力，而欧洲人的花卉产业发达，正是胜在了以市场为导向。”

中国在育种环节与市场的脱钩，导致目前在云南花拍中心交易的200多个品种，只有不超过10个为中国的自主产权品种，而这其中真正能形成交易规模的，不足5个。中国市场上广泛流行的老品种，要么是国外过了20年专利期的产品，要么是“盗版”产品：国外育种公司从来没有正式在中国投放该产品，但是中国人在获得玫瑰枝条后，自己大量扦插繁殖，育种公司根本无法收取专利费。

所以不少西方育种公司，曾经对进入中国市场比较抵触。花拍中心的邓玉娟向我提起，早几年她们作为花拍中心的管理者去荷兰访问，有几家公司听说是中国人来了，即使有荷兰同行引荐，也明确拒绝了参观要求，让她们心里五味杂陈。美国华裔育种专家林彬也向我谈到类似的感受：“曾有中国公司想引进西方的品种，人家那种想给不想给的样子，我看了很难受。”

花拍中心于是承担起了另一项任务——他们与西方育种公司、云南种植户一起签三方协议，保证凡是经过花拍中心卖出去的新品种花卉，每枝都在交易之后由花拍中心扣除专利费，再交给育种公司。

这样做有一个前提：好花需要在市场上卖得出高价格。农民如果发现在交完专利费之后，剩下的利润比老品种的花还要多些，自然就有引进新品种的积极性。

老杨这样的行业领先者，在2000年左右开始与法国玫昂国际月季公司合作。杨月季公司引进玫昂公司的品种，他们每繁育一株苗栽到田里，要支付对方80美分的专利费。玫昂作为国外育种公司，到老杨的田地里来检查的可能性很小，这就需要双方的相互信任：老杨不会拿到枝条后自己偷偷繁殖而不交专利费，而玫昂公司也愿意提供最好的品种供中国合作者挑选。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光靠这种信任还不够，必须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荷兰是郁金香之国，这种来自中亚的物种最终成为荷兰的代表

花拍中心天天与花农打交道，所以深知如何抓住要害。花拍中心的余娜说，只有让农民赚到钱，农民才会跟着拍卖市场走。当初云南省对于发展切花产业很积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切花产业的惠农效果很明显。与咖啡、茶叶等行业相比，切花行业垄断性不高，种植户的利润不错，而且拍卖市场能够保证农户及时收到货款。花农每天把花送到花拍中心，晚上交易，成交之后账户里就能收到钱。前来拍卖的购买商，他们的会员资格同时是对自己信用的一种担保，会员户头里必须有钱才能来拍卖。

这就解决了之前花农的一大难题：一些购买商催着发货，可是花农把货发出去了，购买商却消失了，再也联系不上。拍卖平台也使得花朵的来源变得比过去容易追溯，如果某个花农或某个品牌经常以次充好，就卖不出好价格。

但是引进一个新品种，并不是我们外行人想象的那么容易。对于花农来说，需要冒相当的风险。种植者首先需要说服批发商来买新品种的花儿，批发商要去说服全国的进货商（比如各个花店），而最终这些新品种的花儿还需要经受消费者的检验——人们是否愿意掏钱购买。就在几年前，中国消费者还没有多少关于花卉品种的概念，新品种需要他们付出更多钱，并且还可能不符合人们的审美。一些国外很流行的新品种，比如复古风格的玫瑰，花瓣看起来又旧又皱，中国的购买商直呼“好丑”。

长期由固定老品种占领的中国市场，消费者因为固定的供给而变得守旧，这种守旧既体现在消费金额上，也体现在审美上。一个市场追求花儿不断出新，不仅需要育种者和种植者解决技术上的难题，还需要一种消费风潮。用花拍中心总经理张力的话来说，几年之前，中国市场“对新品种的渴望不够”。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拍卖大厅里那几百个人，决定着我们对花卉的审美。如果一个新品种在拍市卖不出价格，农户哪里会有种植的愿望。

云南锦苑公司在2013年推出西方的玫瑰新品种“荔枝”，这是一种粉红色的玫瑰，因为有独特的荔枝香味而得名。可是没想到市场完全不接受，每枝花的拍卖价格只有0.1～0.2元。西方流行的“奥斯汀玫瑰”系列，花苞不是传统的杯状，有些品种颜色显得比较旧，一开始在昆明花拍市场不太受欢迎，批发商认为它们“花朵畸形”。所以锦苑公司这样的尝螃蟹者，一开始引进新品种是亏本的。

2013年冬天，云南罕见地遭遇雪灾，花农们毫无防备，大量鲜花死亡。而这样的天气异动，早就不会影响设施先进的欧洲农户了。大雪压不垮结实的玻璃温室，自动化的加温设备也会开足马力工作。但是对中国切花行业里的人来说，2014年的情人节让他们印象特别深刻：雪灾使得玫瑰供应量严重不足，即使一枝玫瑰花农卖到十来元，批发商也抢着要。对于切花行业来说，情人节是一年内最值得翘首以待的节日，而中国的批发商这时候往往要“拼人品”，看谁能有办法弄到足够的货。

2013年云南雪灾导致的中国切花市场“花荒”，在贸易商李寿军看来，也不完全是坏事。它使得更多花店把眼光望向海外货源，开始了与进口花的接触。李寿军是广州新基园艺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做了23年的鲜花生意。他观察到，在2013年雪灾过后，一些贸易商对进口花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李寿军告诉我说，一些花店开始更喜欢进口花，进口花质量和产量都很稳定，这两者稳定了，价格也就相对于国产花更稳定。花店的经营者不用老是为货源担心，也不用为批发商发给他的货里边以次充好的情况而气恼。到了节假日，当国内鲜花供应紧张而价格高企时，进口花有可能还便宜一点。花店将花儿卖给消费者时，进口花的加价空间还大大高于国产花。这一切都使得进口花有相当的竞争力。

当花店对进口花需求越来越大时，这种需求会作用于批发商，进而提升整个市场对高档花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贸易商与消费者之间有一种难以精确描述的互动：只有商人们向市场提供更多品种，买花人才能见到它们;而最终只有买花人愿意购买这些花，它们才能真正大量地推向市场。在种种互动当中，中国市场对新品种的渴望慢慢加强了。

而西方育种公司对待中国市场的态度，在2008年欧美经济危机之后，开始发生变化。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荷兰西露丝育种公司，在2008年危机后裁掉了一半人员。欧美饱和的花卉消费出现下降，再加上最近几年俄罗斯的经济不好，中国蓬勃发展的鲜花消费市场，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

在我参观荷兰的几家育种公司时，问到他们如何决定与中国人做生意时，这几位荷兰管理者几乎都意味深长地咧开嘴——形势逼人做出改变啊。中国的鲜花消费近几年以超过年均10%的速度增长。有一种说法是，当一个国家的小汽车购买开始下降时，往往是鲜花消费抬头之时。当人们生活中已经不再需要购买大件物品，便有了更多花钱买“无用东西”的闲情逸致。还有一种说法是，鲜花消费具有“口红效应”，哪怕是战争期间，口红仍然是妇女们喜爱的物品，因为人们会觉得，“生活都已经如此不好了，我还不能涂一支口红，让生活显得好些吗？”鲜花具有类似的作用，当一个社会养成家庭消费鲜花的习惯后，这个习惯会很稳定。中国社会便处在这个转变的当口，过去只在节庆市场受欢迎的鲜花，现在越来越成为普通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而家庭消费鲜花的爱好，与节庆鲜花不一样。为一场婚礼而准备的鲜花，往往只需要花头大、花形好看，风光几个小时即可，瓶插期有多长并不重要。而进入家庭消费的鲜花，人们会在乎的方面更多，它们的花茎有多长、直不直、瓶插期有多久，都变得重要起来。

家庭消费一旦活跃起来，意味着中国人欣赏鲜花的口味更加多元化了。所以几年前在市场上被冷淡的“荔枝”“奥斯汀系列玫瑰”，近两年完全火了起来。2013年“荔枝”每枝花的拍卖价格只有0.1～0.2元，今年每枝拍卖均价达到3元，“七夕节”时更是高达8元。当我在昆明花拍中心，看着余娜与同事们为了推广新品种的花，特意找来摄影师给花儿们拍照时，余娜兴奋地感叹说：“感谢‘90后，让市场上的口味丰富了起来，再新再怪的花都有人喜欢。”张力强调说，生物学意义上的新品种，不等同于商业上的新品种。一个新品种只有受欢迎了，这个“新”才有意义。

新品种卖出了好价格，农民自然也有了种植的积极性。国外新品种的流行，也带动了人们对国产新品种的关注。中国人自己开发的新品种玫瑰，比如紫红色的“华贵人”、黄色偏橙的“金辉”，平时能在拍市卖到2元一枝，节日时更是5～6元一枝。比较起2015年昆明花拍中心所有玫瑰的平均价0.48元，这两个国产新品种卖出的好价格，让农民在交了专利费之后，得到的利润也不错。

这种高档花受欢迎的风潮，也使得各个产花国纷纷跑来中国推销自己的新品种。李寿军俏皮地把这种场面称之为“男女之间谈恋爱，不一定要主动追求嘛，靠的是吸引”。李寿军作为国内规模较大的贸易商，这几年他的公司接待了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厄瓜多尔、肯尼亚各国的生意人，希望与他合作，一起开拓中国鲜花的高端市场。

而在全世界的鲜花产业里，荷兰无疑是将整个产业做得最高端的领头羊。我决定去会一会这头“羊”，看看人类控制鲜花的极限，以及人类组织生产与交易的自我控制极限，到底在哪里。

阿斯米尔——鲜花的“麦加”

荷兰著名的鲜花拍卖市场阿斯米尔，位于阿姆斯特丹的郊外，距离史基浦机场只有6公里。在史基浦机场内，有专门卖郁金香、风信子等种球的商店，还有一包一包的各种花卉种子。由于每类种子的包装袋上，必须有开花后的图片给顾客做参考，因此远远看过去，一片花红柳绿的情景。一出机场，花坛内种植的向日葵便笑脸相迎。

但是到达阿斯米尔后，单从外表来看这个全世界鲜花交易枢纽，是让人忍不住觉得失望的。我和摄影记者坐车经过这片区域时，感觉这么多低矮庞大的灰色水泥建筑，显得太工业化了。一个个大型仓库沿着宽阔的马路排开，大大的中心环岛将不同的区块连接起来，完全看不出与鲜花的联系。如果有人告诉我，这里是计算机产业园区，或是手机生产园区，我没有任何异议。我能判断的是，这里的产品需要非常高效的运输条件，所以四周是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机场就在不远处。

唯一显示出鲜花气息的，是偶尔开过的长长的大货车。这些货车是全封闭的冷链运输，它们车厢上大大的花朵图片，是唯一显露生气的地方。这也是西方人更为领先的方式：鲜花的运输和交易尽量全程低温，鲜花只要能竖起来放在带水的桶里，就不会像国内那样，人们在大箱子里尽可能多地塞进去上百束脱水的鲜花。

由于欧美人已经保证了鲜花在运输和交易过程中的低温，所以阿斯米尔的鲜花拍卖不用从夜里开始。在这里，鲜花从早上6点开始拍卖，将近中午结束。拍卖完的鲜花有的搭乘货车被拉往欧洲各地，有的坐上飞机漂洋过海。阿斯米尔的规模，通过几个数据就能让人感到惊讶：在这里拍卖的花卉有约2万个品种，整个市场有400个足球场那么大，其中冷藏区域有20个足球场大小。这地方在阿斯米尔小镇绝对是个庞然大物。在拍卖中心周围，聚集了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种植者和拍卖商，他们至少要在这里设立一个办公室。

“现在是切花消费的淡季，一些欧洲人还在度假，人们鲜花买得少了。”莫妮卡20岁出头，一头深棕色的长发，面容艳丽，身姿婀娜。她是拍卖市场做公关宣传工作的女孩，清晨7点，她一边带着我和摄影记者走进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一边告诉我们，现在鲜花交易的场面远远没有节假日壮观。不过这儿与世界上其他鲜花拍卖市场相比，场面已经足够大。

我想起欧洲人说的一句话，当海滩上有比基尼女郎可以看时，没人需要鲜花。现在虽然进入了9月，但是气温不算低，度假的日子仍在尾声。我到达拍卖市场的9月5日，是个星期一，鲜花处在每周价格最低的时候。而一旦到了周五，价格基本上是当周最高的，因为“全世界都会买花过周末”。除非鲜花供应过量，周五的价格才会明显下跌。总的来说，夏季是花市最为低迷的时候，从供应方来说，总是会出现大量鲜花被丢进垃圾箱的情况。

在鲜花从业者的工作周期里，冬季和春季是最忙的季节，从圣诞节、情人节、妇女节到母亲节等等，人们有各种购买鲜花的理由。剩下的半年，市场则明显清淡一些，尤其是夏季。荷兰西露丝公司的市场经理告诉我说，“切花行业75%的生意在上半年”。

但是中国的消费者近几年改变了这一行业规则，每年的“七夕”节，相当于是在传统的淡季里，为切花消费制造了一个盛大的节日。欧洲市场现在已经感受到中国人“七夕”节时对高端花的需求，对欧洲种植者来说，夏季的鲜花质量不错，这时候白天长，温度高，花卉繁多又廉价。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在夏季有了一个自己的情人节，谁都希望能把握这个机会。

阿斯米尔拍卖市场也不例外，他们正式推出了自己产品的中文名——“优荷花品”。今年8月的“七夕”“优荷花品”直接从肯尼亚组织了2万枝玫瑰运往上海，在一些高端超市和天猫商城上售卖。他们推出的“七夕甄选品种”，有暗红色和紫色玫瑰。

在鲜花拍卖机制的发端地，每个工作日，若干个穿着红马甲的地面工作人员，站立在小小的牵引车上，载着不同的鲜花快速地穿梭。他们戴着耳机，手持一个小小的扫描仪，每到达一批鲜花面前就扫描一下小车上的条形码，然后耳机的自动语音会告诉他们，鲜花需要送到那个区域去。

与此同时，拍卖大厅的交易在高效进行着，电子大钟快速地达成交易，一旦成交，这个批次的花就被场地的工作人员快速地运到属于某个具体买家的区域。也就是说，一方面人们通过电子方式达成交易，一方面他们购买的商品必须在眼前，他们能在拍卖前看得到，在拍卖后也能随时验货——“这正是我想要的。”

这也让我再次感受到鲜花交易最独特的地方：我们无法想象我们会对每一头猪、每一批蔬菜、每一把大米单独论价，可是却需要一一关照每一把鲜花。当每一个家庭主妇、帅气小伙走进花店买花时，他们在乎手中的这一把花是否新鲜、是否漂亮、是否健康，那么在交易时，批发商也需要在意每一把的成色。如果不是把花儿组织在一起拍卖，哪一个自由市场能在每天几小时内完成如此大量的交易呢？

云南花农在塑料大棚里种植玫瑰。红玫瑰是永远的切花之王，深受消费者喜爱

一个近百年前建立的市场，虽然经历了荷兰国内几个拍卖市场的合并，经历了世界大战中的暂停交易，但是她在今天，仍然高效地运转着，主宰着全球的鲜花贸易。人们只需买一张7欧元的门票，沿着楼梯走向二楼，就可以参观拍市里的鲜花交易胜景。这里已经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旅游项目，每年大约接待10万名游客。

在“优荷花品”的办公区域，接待我们的是两位高大的荷兰男士，名片上印着中文名——白吉、陆涛。虽然除了用中文问好，他俩并不懂中文，但是他们为去年5月专门建立的中国项目部门工作，这种情景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他们和我见面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十分显眼的中国地图，不同省份被密密麻麻贴满了不同颜色的标记。旁边的一个大办公室里，则有着“优荷花品”的几个中文大字。办公桌上，散落着山东菏泽、海南等几个地方政府在拜访这里时留下的花卉种植的宣传册子。

白吉是领导着这个17人组成的中国项目组的负责人。作为拍卖市场的管理者，他们很像一个中介结构——一方面培养和发展优秀的种植户，一方面寻找好的购买商。只有种植户向市场供应好的鲜花，购买商积极销售鲜花，拍卖市场这个中间机构才会生意兴隆。所以白吉他们积极关注着：中国哪些地区的种植者能够种出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鲜花，欧洲的哪些贸易商有志于往中国出口高档鲜花。

在电子化交易更为普及的今天，很多购买商不再出现在拍卖中心的交易大厅里，他们可以在公司或家里的电脑前，操作键盘参与拍卖。而对于参与“对手交易”的人来说，电子大钟拍卖出来的价格，仍然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白吉告诉我说，有些购买商直接向种植者买花，但是他们每天谈判价格，都是以拍卖大钟的价格为指导价，“今天这个品种的玫瑰拍出了什么价格，那个品种的非洲菊是什么价格，大钟价格具有最权威的参考价值”。

在拍卖市场的上方，有一条全自动的长长货运通道，将购买商拍完的鲜花，及时送到他们围聚在周围位于拍卖市场附近的公司。所以当我第二天上午拜访拍卖市场附近做切花贸易的公司DGI时，销售顾问马克告诉我说，我在公司二楼看到的自动运输过来的鲜花，正是在拍卖市场刚刚交易完毕的。这条11公里长的通道，会在鲜花拍卖半小时内，保证花儿送到他们公司。在鲜花的处理车间，温度只有6～7摄氏度的样子，待上十来分钟就让人冻得难受。

我看到货架上有一些粉色和紫色的绣球、粉红满天星，这批花将会在明早8点到10之间运往机场，各种安检之后，花儿们搭乘当天18点荷兰航空的飞机，10个多小时后就能到达上海。在送上飞机之前，花儿尽量放在5摄氏度左右的低温里，处于半休眠状态。像绣球花这样不能较长时间脱水的，会在根部带上保鲜装置。马克让我注意一下他们运花的箱子，告诉我：“你就算站上去，它们也塌不了，结实着呢。”

拍卖市场还有一个区域，是供批发商直接来买花的。不过与中国自由市场不同的是，批发市场只向有执照的批发者卖花，普通人无法购买。中国的鲜花批发市场，任何人都能以批发价买花，这被看作是对批发商利益的一种侵犯。而无论欧洲、美国还是日本这些成熟市场里，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的划分是十分清楚的。

白吉和陆涛带我参观批发市场时，我再次注意到荷兰人对鲜花的保护——切花基本上都竖起来放在带水的桶里，并且处处低温来延长鲜花离开枝头后的寿命，我们穿着衬衫，在房间里待不了一会儿就觉得冷。他们向我说起中国消费者与欧洲消费者的区别：“中国人买花一般是用来送人的，所以大家很在乎‘送礼的那一刻，中国人喜欢买花苞开得大的花，送礼时显得漂亮。我们买花喜欢买没怎么开放的，这样无论是我自己带回家，还是送给我妈妈带回家，花在瓶中插了两三天才开放，能把最美好的时刻留得长久些。”

他们还注意到中国人过节的习惯：“‘七夕的时候，中国小伙子买花，会把自己打扮得很帅，然后把花送到女孩子的办公室去。我听说中国大城市的白领消费，花儿大部分是送去办公室。我们这边买花，基本是送往家里，不管是买给自己家，还是送到朋友家。”

我想知道欧洲人有多么爱花。“你每周都买花吗？”我向他们问道。

“是啊，不是我买，就是我妻子买，只要不是度假，家里永远有花的。”40多岁的陆涛说。他想了想，转过头来问我：“你家里有几个花瓶？”

这还真是一个不错的角度。可惜我的答案是——“两个”。

陆涛说：“我家有15～20个花瓶。”

“那一定是因为你家房子大吧？”我觉得15个以上的花瓶，显得太夸张了。

陆涛摇头，说：“房子应该比中国人一般的房子大些，但是我们不同的花要搭配不同的花瓶，所以一家有十几个花瓶很正常。”

他一把抓住走在前面的白吉，问道：“你家有多少个花瓶？”

白吉想了想，说：“接近20个吧。”

喔，我想，这么说来，中国市场确实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第二天早晨，当莫妮卡又带着我逛拍卖市场的时候，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真花的颜色还有这样的？”难道荷兰人凡·高在100多年前，就用他那高超的色彩表现力，预知荷兰能够生产出如此色泽鲜艳的花儿？当我在油画里看到的色泽，真的呈现在来自自然界的鲜花身上时，总有种不太真实的感觉。我在云南种植户的基地里、拍卖市场里也看到很多蓝色和紫色的绣球花，但是这儿看到的花色特别深厚纯粹，仿佛每一种颜色都用尽力气来表现自己。我还看到了一种近乎黑色的马蹄莲，虽然我觉得这种颜色不讨人喜欢，但是莫妮卡说，艺术家们很喜欢用它们来装扮环境。还有一些花瓣像烫过的铁丝棒一样的菊花，花头像插满针一样的针垫花，细细长长、花苞好似高脚杯的寒丁子，在中国很少见。

在一眼望不到边的供货区，我眼前面对着无尽的花海，成千上万个品种的花卉。这个几乎每日运作的花儿们展现自我的巨型舞台，既是大自然的杰作，又同时是人类力量的杰作。在花儿身上，到底哪些是自然的结果、哪些是人为的力量，其中界限已经越来越难以分清。

人们把曾经遍布整个地球的野生花卉，变为一年四季用来装饰自己餐桌、卧室、办公区域的娇贵切花。人们不希望受到地域、季节的限制，人们盼望随心所欲地享受这些鲜花，将艳丽的短暂随时取用。人们还把自然界所有存在的颜色，都赋予在了这些花朵上。我们至今也还在做着努力，希望把一些花儿缺失的基因，也能通过人工的方式予以改变。

比如“蓝玫瑰”的传说。所有育种者提到“蓝玫瑰”这几个字，都会意味深长地笑起来。后来当我与荷兰西露丝育种公司的路德·克拉森斯见面时提到“蓝玫瑰”，他耸起了肩膀，摊开手说：“是啊，是啊，这是玫瑰界的一个传说。每几年就会有人说，自己育种出来了蓝玫瑰。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玫瑰育种，就知道这绝对不可能。”

玫瑰中完全不含能使花瓣变成蓝色的花翠素，也就是说，玫瑰表达不了蓝色。人们对蓝玫瑰的追求，只是因为它在自然界不存在。这也就像郁金香没有纯正的黑色一样，虽然市场上偶尔飘来黑色郁金香的故事，但是那几个所谓的“黑色”品种，也只不过是极深紫色显示出来的效果。

玫瑰不像绣球花，种植者只需要调整土壤的酸碱度，就可以决定种出来的绣球是蓝色还是红色。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