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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游林下者与前述醉心写作者有所不同：一种是生活享受为主，著作为辅；另一种则反之，几乎是一心钻研学问，生活享乐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然而两者亦有共同地方，即都有追求。
官员和绅士到了晚年，早已功成名就，自宜于优游林下，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享受美好的人生。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举的赵翼（1727－1814年），在六十年后的嘉庆十五年(1810年)因重赴鹿鸣宴而自诩：“中岁归田，但专营于著述，猥以林居晚景，适逢乡举初程，蒙皇上宠加旧秩以赏衔，准随新班而赴宴。”晚岁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笔者阅览了清朝人物的百余种年谱，再回忆以往读过的清人传记，感到赵翼式的优游林下者有之，而不安于此者亦复不少，不可得此境遇者则更多。如若把他们的晚景归纳分类，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笔者发现许多以文字为生的学者，或以撰著为主要职责的官员，无论在什么年龄段，对于研究学术都有兴趣；到了老年，仍孜孜不倦，继续著书立说，以之为人生的追求，写出大量的著作。另外以行政事务为主的官员，科举出身，本来有能力写作，晚年利用时间舞文弄墨而乐此不疲的也大有人在。
人们一提到明清之际的学术大师，必定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年）著述等身，年过花甲之后，新著和总结以前的著作又出了一批。他是余姚人，平时阅读诸家文集，凡是关涉到家乡的文字都记录下来。到六十三岁（1672年）时，将《姚江逸诗》十五卷梓刻行世，同时还辑有《姚江文略》、《姚江琐事》。次年到宁波天一阁阅览，把流通不广的书抄出书目，其他学人辗转抄写，从而使之流传于世。
康熙十四年（1675年）黄氏编辑成《明文案》，多达217卷，后被辑入《四库全书》。六十七岁将代表作《明儒学案》写成，这部巨著总括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史。自订《南雷文案》于七十一岁，并由门人校刊。到七十九岁，将《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修订，删汰三分之一，编成《南雷文定》。八十三岁得重病，应酬文字一概摒绝，力疾整理文稿，将平日读《水经注》的心得汇辑成《今水经》；适值《明儒学案》刻印校对，口述序文，由儿子代书。从这一年起，所作的文章，命名为《病榻集》。次年（1693年），将《明文海》482卷选成，又从中择出尤须阅读的文章编成《明文授读》。八十六岁寿终正寝，殁前，犹作《葬制或问》、《梨洲末命》等文。
顺康时期的诗坛祭酒王士祯（1634－1711年）成名甚早，然而终身在写作诗文。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六十二岁，任户部侍郎，“部务稍暇，与同人、诸及门为结夏文字之会”，将以前的诗词和杂文汇编为《蚕尾集》，古文词另编成《渔阳文略》。次年奉命去川陕祭祀山川，写诗百余篇，集成《雍益集》，并作《秦蜀驿程后记》、《陇蜀会闻》，还认为自己写的诗少了，不如前次去四川作的多。六十六岁在都察院左都御史任上，撰成《古欢录》。康熙四十三年七十一岁结集《蚕尾续集》，同年因办案得咎，罢职回籍。七十三岁将当年写的诗集成《古夫于亭稿》，次年又将新作编成《蚕尾后集》。七十六岁新作《分甘余话》。辞世前一年的七十七岁已病得很厉害，仍有《己丑庚寅近诗》问世，同时《渔阳诗话》也编成。他的全集《带经堂集》92卷在他逝世后数月刻成。他自回籍即开始写作年谱，后来因病不能握管，口授由儿子代书，完成《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可知他在晚年，年年有新作、新书，与黄宗羲一样始终没有停笔。
南海人吴荣光（1773－1843年），任至湖南巡抚，六十八岁休致，次年作出《辛丑消夏记》，自订年谱亦写至这一年。七十岁出版《筠清馆金文》、《筠清馆金石文字》，并开始撰著《历代名人年谱》。及至病笃，研究工作仍未停顿，不能执笔，请人代书。儿子们怕他劳神伤身，劝他歇息，也是不听。原来吴氏“无他消遣，依然手不释卷，是以精神消耗，虽日服参剂，竟未奏效”。不过，17卷书总是完成了，未留遗憾。
以上几位，晚年仍醉心于写作，究其缘由，约有三种。其一，多年形成的习惯，继续青壮年时期的事业，是学术追求的延续。像王士祯、黄丕烈等人，可能他们就是把研究、著述当作性命之所在，乐趣之所在，人生意义之所在，所以才能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后人看来，没有学术研究，他们的一生将大为失色。其二，为了丰富晚年的生活，将精力用到著书立说上，如吴荣光，没有别的嗜好，只有靠读书写作来消磨时光。在清代，人们的休闲生活比较单调，官绅纵有经济条件举行老人诗会，也很难经常进行。可以出外观光，如吴荣光致仕后到广西就医，游览桂林山水，然而不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允许他外出旅行。而阅览写作，令精力有处使，可减少精神上的苦恼。其三，为了生活，不得不行文卖钱，以养家糊口，许瀚即是如此。
官员告老还乡，不必案牍劳形，也可以放下“伴君如伴虎”的心理包袱；或虽罢官家居，有处分在身，但通常的情形是不会再出事的。这两种人都可以说无官一身轻，应当可以养尊处优，颐养天年。确实有这么一批人。
福建长乐人梁章钜（年），官至江苏巡抚，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十八岁休致，并未居于故里，而寄居福建浦城四年余，出版《退庵所藏金石书画题跋》、《藤花吟馆诗钞》。当其所造的北东园“草木日长，半亩塘中游鱼亦渐大，甚可闭户自娱”的时候，认为“浦中风俗日，省中时局亦顿异，所闻所见多非意料所期”，颇感不适。儿子们劝他远游避乱，友人约他游览杭州，遂举家出游江浙。因有家而不能归之意，自云为“浪游”。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至二十九年，遍历太湖水域和长江下游的南北各地，观赏名胜古迹，访问旧友新朋。
他每去一处，绝非走到为止，而是考订掌故，满足求知的愿望。在与友人的聚会中，必有唱和，因而记录成《浪迹丛谈》，刊于道光二十七年，次年刻出《续谈》，辞世之年刻印《三谈》和《巧对录》。梁氏到苏州，朋友约他观光毕沅的灵岩山馆，他曾经去过，但是以前来去匆匆，这次为“考悉其颠末”，欣然前往。细细欣赏，一面感叹毕沅花重金而未能有赏盛的机会，一面将过往没有留意的楹联抄录下来，以备补入《楹联三话》一书中，因此感到“此游亦不虚矣”。到扬州，笔记写了一卷多，拜访其师、致仕乡居的大学士阮元，呈上《师友集》，阮元为之作序，誉为“他日必传之作”。游小玲珑山馆，请主人告知其来历，令后世读者亦能明了此园的建筑特色、名称由来和主家的更易。
满洲旗人麟庆（1791－1846年），官南河河道总督，道光二十二年因河决而罢官，其长子崇实认为乃父“以十余年两河劳瘁，一旦卸肩，反觉优游”，因而赶紧在北京“整理家园，并求田问舍，为娱亲之计”，建成半亩园。麟庆到京，于新宅举行满人的安杆祭天大礼，命长子夫妇主祭，表示不理家政，以颐养为事。同时，“访多年老友，相约游山”。携带二子东之蓟县盘山，历经上中下三盘，趁行宫除草之机，得领略其风光一二；北游居庸关，观览明十三陵，到汤山洗温泉浴；西游西山诸名刹和名胜，碧云寺、大觉寺、黑龙潭和玉泉山皆为足迹所到之处；西南去丰台，观赏芍药，再前行至房山，拜谒金朝皇陵，而这里被视为其远祖陵寝。居家的日子，与旧日的僚属校阅图书，鉴别旧藏字画。有时领着、童孙玩耍，以输棋为乐“所谓败亦可喜尔”。夏天在退思斋，“读名山志，以当卧游；读《水经注》，以资博览”。秋日夜读诸葛亮《诫子书》，产生与三十年前不同的感受。同时请人作画像，经营生圹。他是真正的优游林下了。
但是他也用心，每到一地，探其历史和特点，并且记录下来。在先他就请人作画，自写说明，每一幅画就是他的生活的一个片段。他说将这些画连缀起来，即为他的年谱。他在江苏任上已将其中的文字刻印出两册，图画未能刊行。回京后继续写、画，上面说到的那些行踪也都一一绘制成幅，其子说花多少钱也要全部刻印出来。他很高兴，及至弥留之际，将全稿置于榻旁，可见念念不舍。其子在他死后不久，于道光二十九年把全书刊刻完成，了其遗愿。
优游林下者与前述醉心写作者有所不同：一种是生活享受为主，著作为辅；另一种则反之，几乎是一心钻研学问，生活享乐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然而两者亦有共同地方，即都有追求。优游林下者并非醉生梦死，他们的游山逛水、享受人生，有着求知的，希望能把看到的事物弄明白，获知其原委，即懂得事理，求得新知识。此乃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与纯粹的追逐物欲有明显的区别。
前述麟庆不关心家务，是老年官绅的一种类型。另有一批人热衷于家族的事务，倡办或兴办家族公共事业，修家谱，建祠堂，祭祖坟，开族会，办义塾，训子弟，以此为务，而不知疲倦。这同样是一种追求，在南方人中又较多出现。
浙江海宁人查慎行（1650－1727年），五十四岁才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得康熙帝赏识。六十四岁引疾乞休。旋里后，应族兄之召入五老会，又举行真率会，“与宗兄弟劝酬齿序，杖履肩随，较农桑，量晴雨，间与田父野老咏歌盛世。且举家课，集子弟之能文者试之，有志者期以上进，自弃者勉其改行”。他以教训子弟为己责，“待子弟严而有恩，有过虽不少贷”。教育之外，修祠堂，兴祭田。陈敬璋在所撰《查他山先生年谱》的康熙六十年（1721年）、谱主七十二岁条写道：“（查氏）一切世故不与闻，至关祖宗祠墓事，则存贮公产，嫌怨不避，经理出入，劳苦不辞，赎祭田，修祠宇，家虽贫，必竭力捐助，恒比丰厚者倍之。有时独立举行，虽困甚，弗顾也”。为什么这么认真？原因在于他认为子孙的功名财富，都是祖宗功德福泽所给予的，只有追远报本，才能保持家族的兴旺。
安徽定远人方士淦（1787－1849年），在知府任上被遣戍新疆，四十二岁东归，四十八岁建立家族支祠，“以奉祭祀”。五十岁率领三弟校定宗祠所藏家谱，用聚珍版刷印成书，计印六十部。次年，到徽州休宁祖坟上祭，原来有个族人在其祖墓旁立坟，听说他要回来，忙着将坟迁走。他到后，大会族人，祭宗祠，并写出此行的《纪略》一卷。看来，他把祭祖修谱作为晚年的人生要务，并坚持不懈。他辞世前一年，自撰楹联云：“时至即行，再休恋身外浮云、天边朗月；知足不辱，问谁似殿前作赋、塞上从军”。他是把一切都看开了。
家庭家族成员的出处进退、身体状况，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人的健康，乃至导致死亡。湘军将领刘长佑（1818－1887年），官至云贵总督，光绪七年（1881年）休致。他的家法，“朔望必谒墓下”。他因在外从军，拜扫时日少，回籍后虔诚履行。当他六十七岁时，本在病中，而每拜墓必恸，因而病情加重。辞世那一年，他三弟的在四川候补知府的儿子病逝，家人不敢告诉他，他总问侄儿为什么不来信。及至其灵柩返里，家人无法再瞒，他因三弟已丧二子，再走一个，极度悲痛，头目眩晕，诸症复发，经诊治虽有好转，但数月后亡故。
每一个有所成就的人，必定有一种理念，并以较强的自律能力去促成其实现，否则其成功是难以想象的。事实是有的人不能坚持，或不能全面地持之以恒，半途而废，放任自流；而有的人却能一以贯之，任何时候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坚定人生目标，愈有成就，愈加反省，老而弥笃。遗民、隐士可以说是后一种人的典型，在清代，这一类的人相当多，下面举两个人物的言行，以见其一斑。
明清之际的山西阳曲人傅山（1607－1684年），诗文、书法、医学样样精通，成就卓著。青年时代向往清明，明朝灭亡，甘愿隐逸，不做清朝的官，也不合作。顺治前期不幸吃了官司，事毕仍不改初衷。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行博学鸿词特科，要求官员推荐人才与试，给事中李宗孔等人荐举傅山。七十三岁的傅氏深知应试就是合作，就要做官，与己愿相违，故而称病拒绝。但是官府不放过他，催逼他起程进京赴考。县令戴梦熊派夫役强行抬着他上路，待到离北京城三十里的地方，他拼死不让再走。
这次特科，本为笼络人才，收买人心，故而官员重视其事。见傅山不上圈套，不给皇帝面子，怎么得了。一个个为在皇帝面前卖好，纷纷出动劝驾。首先是大学士冯溥屈尊拜访，百官跟进，傅山半躺在床上，声称有病，不能起床答礼，更不能应试。人们见他如此自尊自爱，反而更敬重他。所以史书云：“是时海内名士云集，高征君名，进谒者骈填户外，征君卧床蓐不起”。
他的山西同乡、刑部尚书魏象枢，见这样僵持令朝廷下不了台，出面打圆场，奏称他实在老病，请求免予考试。康熙帝允准。冯溥又密奏，傅山虽然未试，给予一官，以收人望，遂命为中书舍人。冯溥强要傅山到庙堂谢恩，傅氏坚决不答应，官方就报告他已病危，难于正式行礼，把他抬来，到了望见午门的地方，他伤心地泪流满面。冯溥怕出事，就地强行扶他下拜，他则趁势倒在地上，魏象枢赶紧说好了好了，已经谢恩了。冯溥、魏象枢等人演了一出戏，圆了皇帝的面子，而傅山始终没有妥协。事后他感叹地说，从今以后再不会有逼我做官的麻烦事了；又说元朝的刘因，以贤孝闻名，被征召就出来做官，后来以母病辞职，希望别人不要把他看作和刘因一样的人，否则死也不瞑目，表示他并未接受清朝的官职。听到这话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总之，傅山在威逼利诱的情况下，竭力自持，坚守初衷，不与清廷合作，保持了晚节。
颜李学派的首要人物以卓越的修养传名后世。他们生活在农村，亲自耕作，讲求实学，注重践履。李（1659－1733年）是学派的集大成者兼发展者。看冯辰等人给他作的年谱《李恕谷先生年谱》，反复记载他的“一岁常仪功”，强调他的严于自律，悔过迁善。从年谱的写作讲，不免招来内容重复的批评，但在保存史料上则令人知晓李氏的自持精神。《年谱》云，康熙四十六年间（1707年）谱主四十九岁，“仪功如常。去琐碎，戒暴怒，勿听人是非，待人以和，日必习恭一次。思吾心不精而粗，不一而杂，年已将衰而德不立，惭哉！”同年，皇三子诚亲王允祉派陈梦雷征聘他。他以草野之人，不足供奉贵人辞谢。而前三年，朋友阎若璩应皇四子、贝勒胤之召进京。得病，李氏前往探视，劝他“老当自重”，即作为平民学者，或者说是隐逸，不应当与贵胄交游。李氏五十三岁时，惧怕倚老卖老，与友人书云：
我兄弟年亦老大矣，衰至而骄，何常之有。望彼此共策，益拓度量，邃涵养，改过取善，雷行天复。不然，学且堕落，不唯愧负天下圣贤，亦吾师习斋之罪人矣。
七十岁的冬天他得了类似中风的病，夜不能寐，然而还做能作的事。至次年，每月《日记》的后面，仍然写着“小心翼翼，惧以终始”，自勉不懈。
大臣在位，有的年老了仍恋栈不思引退，因而隐瞒年岁。史书有所谓“官龄”之说，即反映虚报年龄现象的严重。隐瞒，有的也无济于事，被强行休致。但也有一类人，到了老年，怕出差池，或者感到圣眷已衰，也有厌倦政事的情绪，遂生归田颐养的卸肩之望，因此乞请休致，然而却不一定能如愿。
乾隆初年，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有各立门户的嫌疑。几十年后乾隆帝说：“鄂尔泰因好虚誉而进于骄者，张廷玉则擅自谨而进于懦者”。鄂尔泰对汉臣骄慢，也并非一点不知自禁。乾隆四年（1739年）他六十大寿时不许做寿，作谢客咏怀诗云：
有难言之隐，不敢张扬。七年（1742年）即受到“交部议处，以示薄罚”的处分。九年腊月得病，次年（1745年）正月疏请解任调理，不准，四月亡故。十年后以胡中藻案而大被谴责。
蒋攸（1766－1830年），历任直隶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道光七年（1827年）皇帝命他以大学士出督两江，蒋氏具疏辞谢未成。次年奏称：“臣服官中外，有公是非而无私好恶；在己从不回护，于人何肯瞻徇”？可知圣眷已大有问题。十年（1830年）春因盐枭案被责问，九月奉命内召，因而对儿子说了心里话：“我年来精力日衰，难胜重寄，以受恩深，不敢请（退）”，到京可以“调摄宿疾”，或许身体能好起来。哪知行到半路，被革职，病死在山东平原县。
林则徐（1785－1850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年逾花甲时从新疆戍地内调，先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这中间思想颇为矛盾，身体也不好，一方面想为国出力，一方面又感到世事掣肘，所以希望卸去陕甘总督署任，返回内地。当道光三十年家居时，“设亲社，课戚中子弟”，有享受天伦生活的味道。十月初一日接到赴广西钦差大臣的任命，次日即抱病起程，半月后行到潮州而仙逝。
大臣能否卸肩，要看皇帝的眷注程度，本人的思想状态，世事的状况。多种因素综合而起作用，不是其主观愿望所能决定，这就是为官的身不由己。想去位而不可得；继续仕途，可能会出新错，也可能新账老账一块算，没有好下场，如同蒋攸；即使皇帝一时顾全大臣颜面，不加重罪，也让人提心吊胆，如同鄂尔泰。如此在职的老臣，晚年的生活怎么会是美满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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