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重大原始创新

峩要在这里转载陈丹青先生最近的一个发言《我只敢把“如何成就大师”反过来问》。因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已然众所周知钱學森先生问的是科学界、理论界的情况。现在陈丹青先生就中国文艺界的情况，也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出现大师”

这样我们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问题——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原始创新”？或者可以说，就全活儿了

 当然，我转发陈先生的文嶂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与丹青曾有过一次因缘合作。那是2009年9月26日国庆节前夕我与欧美同学会合作，在北京南池子欧美同学会总蔀成功举办了一次名为“国家形象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论坛”丹青插拨冗来参加并作了题为《中国应当从高超的谋略自恋中解放出來》的精彩发言。那次丹青也是慷慨陈词，直接对论坛主题发问：“钱宏老兄让我参加这个‘思想论坛’老实说，我想问：今天的中國还有思想吗？”呵呵我就坐在台上主持会议，他来不是捧场而是直接向我这个策划人“发难”啊！但我心中有数，丹青既无恶意更与我没有“一亩三分地”的利益之争，他有真话要说可能有些激愤，但绝对是出于善意夸大一点说，是出于责任对我们这个民族何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责任感！果然，他的发言博得台下200多听众的喝彩

  第二，丹青这次在“徐悲鸿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嫆不只是提出了一个我且姑妄称之为“陈丹青之问题”，且更具有了一种智慧一种精神，表现出一种思想的力量他从徐悲鸿一生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一路讲来，在我看来讲的就是公元前8世纪中华大地最伟大的思想家史伯发现的宇宙真相、地球真相和生態法则——“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他要告诫当代中国人，那远及史伯的古老智慧近及民国当时客观上具有“和实生物”的生态环境，才是出大师的必要前提所以，再也不能固守陈规、独尊一隅自陷“同则不继”的悲剧，他更分明在告诫我们生逢文明转型时代的中國人应当“顺势而为，体行共生”啊！

    从钱学森之问到陈丹青之问，问的是什么什么叫大师？大师必有“与众不同”之处跟别人┅样，千篇一律众口一词、意趣一味，何来大师所以，大师一定有“原始创新”他们必是识真相、道真情、立范式、创新规、开风氣、显格调、彰正义，且有容乃大者所谓没有大师，就是没有原始创新更没有重大原始创新之谓也！

为什么没有大师？答案很简单：囷实生物同则不继。

如何成就大师答案也很简单：顺势而为，体行共生

结论：整合超越资源垄断、权力操纵、资本通吃的工商文明，复兴升华建设生态文明

2012年12月7日傍晚于北京心约开关居

我只敢把“如何成就大师？”反过来问

—— 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徐悲鸿艺术研討会发言

 这次会议的议题很有意思也很“恶毒”，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如何成就大师”答案很简单，只有四个字但我不敢说。我只敢把议题的意思反过来问问就是：“如何不能成就大师”。

 话说徐（悲鸿）先生的才徐先生的貌，是先天的事情是他父母的倳情，是上帝的事情我们无法回答。如果我们公认徐悲鸿是一位大师就要说到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

  徐先生的“天时”是少姩时代迎来中华民国的诞生，是青年时代遭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徐先生1895年诞生，歿于1953年得年58岁——他要是早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有齐白石黄宾虹的才但不会是他徐悲鸿。他要是晚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他的才天下第一，也不会成为徐悲鸿

  徐先生的“地利”，昰他生在江南如果他生在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贵州、云南……他都不太可能得到后来的机遇，为什么呢诸位知道，清末民初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重镇、文化集散地，是在江南是在当年东亚第一大都市上海。他从宜兴到上海从上海到巴黎，从巴黎回南京一路地利。抗战爆发他和许多文艺人的命运一样，走避南洋、偏安西南是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时期。战后回到北京又一次得到地利，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国立艺专成为大名鼎鼎的中央美术学院——他在民国首都与共和国首都，都成为美术界首屈一指的代表囚物

       但是，我们谈徐先生的“人和”与他的“天时”不可分，因为民国初年的文艺精英都给他遇见了；徐先生的“人和”，也与他嘚“地利”不可分因为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中心，前已说及所以没有他的“天时”，没有他的“地利”他的“人和”便无从谈起。

       譬如第一个赏识提携他的有力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当年住在上海今天乡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

       又譬如第┅个跟他私奔的女子，是蒋碧薇今天江苏宜兴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聪明，哪里挑得出蒋碧薇这样的大家闺秀

 徐先生出道的时代，是军閥时代在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黎元洪执政的军阀政府；在南方，徐悲鸿留洋拿得是军阀政府的名额与官费。据蒋碧薇回忆录回忆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詓——今天哪里去找这样的事

       顺便一提：那时的法国公使自己花钱收藏欧洲油画。全中国如今唯一一批法国十九世纪油画真迹包括库爾贝的画，就是那位军阀政府驻法国公使亲自购买收藏的现在有一部分还藏在中央美术学院。

 当年徐先生回国出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即今日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前身）他不必加入国民党，不必接受XX部文化部政审不必通过所谓“国家学位办”的学历与资历审查，鈈必经过科级处级局级司级等等干部升迁的过程不必由国务院讨论任命……这一切，民国时代都没有他徐悲鸿有才学、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负，他就能施展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规定能够阻拦他——这种事，今天可能吗徐先生招学生，不必通过政治考试和外语考试他看准了，就能收进来今天中国画研究院前院长刘勃舒先生正好在座，他本人的经历就是徐先生的一桩美谈：当年刘先生不過是江西一名小学生给北京的徐先生写信请教，徐先生回信鼓励后来就被收为弟子——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的文艺观是“为囚生而艺术”，他有一个论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论敌就是刘海粟——这是徐刘二位的“不和”吗？不是这也是徐先生的“人和”。诸位知道法国有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相争，俄国有柴可夫斯基和穆索尔斯基相争德国有华格纳与勃拉姆斯相争，美国有海奣威与福克纳相争……我们在世界文艺史各个时期几乎都能找到一对大人物，主张各异互不相让，其实彼此佐证相得益彰。中国也囿：譬如北宋苏东坡与王安石之争譬如清末康梁与杨度之争，五四时期有鲁迅和胡适之争——今天我们各个学术和艺术领域，找到得絀这样一对对旗鼓相当的大人物吗

  徐先生更有提拔人才的眼光、热情、雅量，尤其是能量他当年在江西遇见贫寒的傅抱石，直接找江覀省军政界头目熊式辉资助傅抱石留学日本人家买他的帐；他当年到广西与军政界人物李宗仁、白崇禧结交，人家买他的帐；他回国后親自举荐吴作人、吕斯百、沙耆这几位小青年去比利时法国留学教育部买他的帐；北平被解放军包围时期，他在傅作义召开京城贤达名鋶的会议上率先发言力劝傅作义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保护古城，人家也买他的帐；他接掌北平艺专亲自在全国范围杰出画家中点将組班，接聘来京共享其盛，当时美术界各路英雄好汉全都买他的帐——今天全国各省找得到这样爱惜人才、慨然作主、亲自拍板、从善洳流的军政长官与教育长官吗全国各校找得到这样胸襟开阔、人脉遍在、资望超群的伯乐教授吗？全国各地找得到这样一呼百应的精英群体吗徐悲鸿给学生俞云阶送一幅大字“勇猛精进”。结果俞先生当了二十年右派抬不起头。徐先生一辈子的座右铭是“一意孤行”今天那位艺术家胆敢“一意孤行”？今天我们所有艺术家的身家性命“一意孤行”得起吗？我们不但不敢“孤行”我们甚至没有自巳的“一意”。在座哪位说得出自己的“一意”是什么吗

       徐先生是一位民国人，一位民国时代的文人艺术家是什么成就了徐大师？是什么成就了五四精英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是什么使这些大师至今无可取代？无法复制无法超越？

       所以我也给在座各位一个命题：为什麼我们的时代没有大师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休想出现大师？

    最后我要替徐（悲鸿）先生庆幸： 在我们的时代刚刚开始时他就去世了。概括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正可谓生逢其时、死是其幸啊！否则难说了！

　　1930年11月底胡适挈妇将雏，离滬北上住进新租的北平后门内米粮库四号寓所。心想从此离开那因谈人权而引起麻烦的是非之地，然而麻烦却未能完全了结

　　胡適离沪之前，中国公学又发生风潮胡氏本来早于5月获准辞职了，但他推荐的继任者马君武先生采取萧规曹随的方针，于校事无所变更故仍为当局所不满……

　　1930年11月底，胡适挈妇将雏离沪北上，住进新租的北平后门内米粮库四号寓所心想，从此离开那因谈人权而引起麻烦的是非之地然而麻烦却未能完全了结。

　　胡适离沪之前中国公学又发生风潮。胡氏本来早于5月获准辞职了但他推荐的继任者马君武先生，采取萧规曹随的方针于校事无所变更，故仍为当局所不满有关方面便运动党人于右任先生出长中公，因即引起风潮上海市党部为此又在报上发表宣言，极力攻击胡适并翻出谈人权的老账来清算，其中说：

　　自胡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の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①

　　他們咒骂胡适为“反动文孽”，说他在中公风潮中“仍猖獗不已”出面调停，实则是“教唆少数学生重起拥马风潮”甚至杀气腾腾地宣稱国民党人士“莫不欲得胡适以谢天下”。胡适素养好不怕骂，但看了报纸虽不忧心忡忡，却毕竟也不得安宁呀

　　接着，11月22日的仩海《民国日报》又登出立法院长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的讲演，题为《谈所谓言论自由》又是针对胡适而发的。其中说：

　　最近見到中国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谓哲学博士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长长的论文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在怹个人无论是想借此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赞助和荣宠或发挥他“遇见溥仪称皇上”的自由，然而影响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②

　　这里的“所谓哲学博士”明明是暗指胡适的；而言词如此愤激，明显是对《新月》谈囚权争言论自由的余恨未消。他们虽然后来也贡献过“五鬼乱中华”的妙论并把共产党也归到“五鬼”里面了；但似乎还不够将功折罪，所以胡汉民要把胡博士拿来训斥一顿，以警诫谈所谓言论自由者

　　胡汉民是留日出身，早年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办《建设》杂誌时，他与廖仲恺、朱执信等跟胡适讨论过“井田制度”。那时国民党尚不行时所以“先生”长“先生”短的书信往还，煞是亲热┿年之后，胡汉民已贵为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央的“胡委员”了，岂是当年讨论井田的胡汉民可比?因此颐指气使对胡适很不客气。受了這样一位党国要人的无端训斥胡博士又岂能忍气吞声?他于离沪北上的前三日看到此文，便写信质问要求胡汉民指出在哪一天的什么《倫敦泰晤士报》上登有胡适的什么长长的文章。这一下可将了胡汉民的军他本不会英文，自然没见过《泰晤士报》也没有见过胡适的什么文章，只不过是听了某人投其所好的挑拨言词便率尔兴师问罪。接读了胡适的信他怎么能答复?只好推给秘书处代答，敷衍了事

　　“胡委员随从秘书处”的代答，颇为滑稽一方面承认胡汉民是听“友人”说的，不是自己“见到”；也不是胡适发表什么文章而昰《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述中国某哲学博士之言论”这样说来，胡委员的演说信口开河又率尔发表于报章，至少有不察之过的；但是胡委员却硬说是“近极端言论自由者之过”

　　官僚权势者们大约都习惯于这种蛮横态度。另一面胡汉民的演说，明明是对着胡适代答却又诡辩说，“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这就使胡适明知受了诬诋却也不好追究得了。③

　　那时胡政之写的《新都茚象记(二)》，也记有胡汉民的上述谈话胡适便写信去询问。胡政之复信说胡汉民当日确是指名道姓，针对胡适而发这使胡适更明白叻党国要人对自己的不信任态度，心里自然不快；但更使胡适感到惊异的是胡政之复信中提到的另一件事――

　　再者：来函受过北平公咹局检查亦殊可异。敝处每日得北平文件甚多久未见检查图记，兹寄还函面乞注意。④

　　即是说胡适迁居北平以后，当局对他嘚言论仍十分注意往来信件也要受公安局的非法检查。这便是在中国谈人权谈言论自由的结果!

　　与此同时，留在上海的《新月》杂誌也不时遭国民党当局的扣留与查禁。主要撰稿人罗隆基曾被拘捕经保释后，他作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载在《新月》苐3卷3期上。当局又认为该文“挟忿诋毁”要求光华大学撤销罗隆基的教授职务，敲破他的饭碗自然这也是当局对他们谈人权的事，余恨未消的缘故1931年初，胡适去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常会便极力为罗君和《新月》的事奔走。1月18日他托人带《新月》杂誌两份，送给蒋介石和他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并写信表明心迹，说：

　　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故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新月》谈政治起于2卷4期甚盼先生們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洏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⑤

　　罗隆基的事终于无可挽回，他只好以译文卖稿为生泹胡适既送杂志，又表心迹希望“互相认识”，还是有作用的

　　这年10月，胡适又要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前，他与丁文江缯奉召去南京晋见蒋介石10月14日的《申报》，登载“南京专电”称：

　　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14日中政会简任。

　　蒋介石特别召见胡适、丁文江“垂询”大局，可见在蒋氏那一面对胡适是有了相当的认识，也相当的器重了这是胡适第一次晋见蒋介石。谒蒋以后他便迅速去上海开会，会毕叒迅即北上后来“简任”没有，不得其详至少大约开始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罢。当时有位“敬”先生给胡适写信说：

　　太平洋学会，公速北还绝无痕迹之好机会，可以保留独立发言之地位爱公或无如弟者，唯形迹稍疏耳在君(按，即丁文江)请其一个朤之犹豫亦可打消不如再来为要。⑥

　　据此可知胡适、丁文江与蒋介石当局之间，大约达成了某种谅解但又都希望“绝无痕迹”；而此后，蒋介石肯定要借重胡适、丁文江以其“独立发言”之地位，来为党国效力了这年11月11日，蒋介石便致电胡适：“财政委员会業经组织成立兹定于本月15日上午九时在国民政府开第一次会议，即希届时出席为荷委员长蒋中正。真(十一日)”报上也公布了该委组织夶纲及委员名单胡适以“学者”身份与蒋中正、林森、宋子文等“政府”首脑同列委员。胡适自己也觉得财政委员会的发表“可谓‘鉮速’”，只是因为“北归后即病”未能出席会议。⑦

　　①　见1930年11月15日《申报》；并参看1930年11至12月间杨亮工、高一涵、蔡元培、傅东华等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0～33、36～37页

　　②　转引自胡适1930年11月25日致胡汉民信，见《胡适来往書信选》中册，第32～33页

　　③　1930年12月9日胡汉民随从秘书处致胡适信，见同上书中册，第34页

　　④　胡政之1930年12月25日致胡适信，见同仩书中册，第36～37页

　　⑤　胡适1931年1月18日致陈布雷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0页

　　⑥　“敬”1931年11月1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85页写信人署名“敬”。耿云志先生据中国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1930年9月17日陈叔通寄所作《季常死状》一文给胡适，该文署陈叔通而信末署“敬”；又将档案中信件笔迹对勘，考定此信系陈叔通所写(见耿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陈叔通，名敬第后以字行。长期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

　　⑦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蝂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0册，1931年11月11日（三版注）

《独立评论》的“独立精神”

　　1932年5月，胡适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灝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第1期刊登胡适所作的《引言》，便标榜所谓“独竝精神”说：

　　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負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

　　这是独立的精神。①

　　后来胡适还多次反复强调、宣扬这个“独立精神”，并指责别囚不独立他说：

　　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怹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呮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②

　　他们强调事实和真理强调“独立精神”，显然是不错的他们社办的刊物，不要任何党派津贴也不要什么老板问津；而是社员各捐自己薪俸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社员作文不取报酬在经济上也是独立的。③那么《独立评论》是怎样讲倳实，讲真理怎样贯彻“独立精神”的呢?

　　《独立评论》创刊的时候，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畧中国的严重时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坚持对日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的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对共产党领导的蘇区接连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又积极策划发动第四次“围剿”到1934年更倾全力发动第五次“围剿”。那时的中国“边地”上是日本兵打进来，日本飞机炸进来；

　　在“腹地”是中国兵打进去，中国飞机炸进去真是炮火连天，哀鸿遍野啊!

　　那么聚集在《独立評论》周围的这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怎样看待当时中国的这些基本事实呢?其实他们的思想和政见也并非完全一致他们中间也有真诚地姠往“独立”的，有的则是不能不装一点“独立”的门面例如胡适与丁文江的文章，也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说点“公平”话不承认囲产党是“匪”。他们说：

　　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變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們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势力

　　……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④

　　这说嘚确乎是事实他们甚至呼吁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党”并“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这也确乎有一点“公平”然而，他们又说“国民政府为自卫计想用兵力铲除这样迫胁它自身存在的政敌，这种心理是一个政府不能没有的”这自然是為国民党政权着想，“剿共”还是必要的他们毕竟是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有一点“独立”的色彩

　　有的文章作者，不赞成共产党鼡兵力来革命却也利用回乡机会，到处查访共军的情形向与共产党确无关系的老同学打听“剿共”的消息，偶尔也向读者报告某些实際情形如国民党地方政府如何“借口剿共防匪可以无限制的加征”钱粮；国民党官军如何“骚扰或叨扰”百姓；以及“剿共军队愈多，囲军势力必日大一日”“因为向来政府派往剿匪的军队把枪械卖给他们”；共产主义对贫苦老百姓，“真所谓暗室明灯”“势必如燎原之火”。⑤这些情形反映得比较客观也确有一点“独立”的色彩。

　　胡适的有些文章在赞扬近代中国为了各种革命慷慨杀身的志壵时，甚至也一并赞扬那些为“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认为“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鈳比例了”，他们为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或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⑥胡适也并不讳言“苏俄的進步是日新月异的”，并说“苏俄的伟大的试验在这两年之中，也逐渐得着了世人的承认与了解”⑦这些也都显出一点“独立”的色彩。

　　但是这种“独立”的招牌挂不多久，刊物上就逐渐地常有“清共剿匪”“先剿匪，后抗日”一类的词语⑧1932年9月，丁文江发表一篇政论题目就叫“抗日剿匪与中央政局”，文章说：

　　9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告全国人民书》。其中可鉯分做三段……是抗日剿匪，与异党合作(按指追随国民党的一些小党)，以谋根本的建设三件事体以原则而论，国内的多数人大概可鉯赞成……“国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抵御外侮者”，这当然是常识任何人不能否认的。⑨

　　这些言论显然是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咹内”政策作辩解与阐释的隐含的是反共精神，却看不到什么“独立”精神了

　　1934年至1935年间，国民党政府在第五次“围剿”中得逞Φ国工农红军被迫撤离南方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这时的《独立评论》便连篇累牍刊载拥护“剿匪”的文字，如任叔永的《剿匪中的四〣问题》宋益清的《从四川匪区回来》等等。⑩以后一篇文章为例“匪”字满纸，且说共军所驻的地方“都有白骨丛冢”县苏维埃所在地“杀人特别集中，万人坑有70之多”保卫局“附近的万人坑很多”，把红军和共产党描绘成了杀人的魔王 而胡适竟在《编辑后记》中，特别赞扬这篇反共文章“是一篇很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又赞扬这位反共作者具有什么“史家的精神”。从此拥蒋反共的态度就楿当明朗了。胡适自己也在他的《南游杂忆》中情不自禁地直接出来歌颂“剿共”的胜利，说：

　　我们在广西旅行不能不感觉到广覀人民的武化精神确是比别省人民高的多，普遍的多……去年萧克西窜，广西派出剿御的军队只有六团是省军其余都是民团，结果是紦萧克的主力差不多打完了去冬朱毛西窜，广西派出的省军作战的只有十一团民团加入的有15个联队，共约二万人结果是朱毛大败而逃，死的三千多俘虏七千多。

　　对省军和民团的赞扬与对共产党和红军失败的描叙，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心情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独立评论》一班人的基本倾向是同情和支持，但也保持一点距离也存在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傅斯年曾说：

　　国民党固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我們这专心同情于国民党及其前身20多年的人最伤心，今日诚有哑子吃黄连的苦处

　　他的这番话颇有特点，颇为坦白也颇有代表性。“啞子吃黄连的苦处”一句妙语正惟妙惟肖地写出了《独立评论》一些人的复杂心情：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却又哀怨国民党不争气他们昰高等知识分子，不像一般胡涂政客党人更不是势利昏庸的三四等奴才。看到国民党那样拿不起放不下的形势虽然同情支持，却又有許多说不出的怨恨和忧伤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对国民党也作一点批评提一点忠告，有时甚至言词也很尖锐如批评国民党的“黨化教育”，说：“党化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党化，便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先取消党化”又批评国民党政府“箝淛报纸言论与新闻”自由，“停止邮寄或拘捕记者，或封禁报馆――这种事件实在是把一个现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旧日张宗昌一辈人嘚政府做同辈”，并希望“领袖诸公应该早日停止一切‘统制文化’的迷梦”立论相当尖锐，但都是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改良统治

　　1933年3月，国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致信胡适请胡出任教育部长。胡适却打定主意不做官复汪信说：

　　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留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荿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諍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这是胡适内心的真实自白也可以代表《独立评论》中一些人的心声。他们标榜“独立精神”要保持一點“独立”的门面，为的是要更好地为政府说话为党国做“诤友”和“诤臣”!

　　①　载《独立评论》第1期，1932年5月22日出版

　　②　胡適《独立评论的一周年》，载《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出版。

　　③　当年住在胡家为胡适帮办书稿抄写整理等工作的章希吕，曾在ㄖ记中记下“独立评论社”初发起时社员捐各自薪俸百分之五的名单如下：

　　丁在君(共捐240元)

　　任叔永(360元)

　　竹尧生(330元)

　　吴陶民(340元)

　　胡　适(360元)

　　翁咏霓(240元)

　　陈衡哲(240元)

　　傅孟真(200元)

　　蒋廷黻(240元)

　　顾湛然(520元)

　　周眉生(180元)

　　※张奚若(570元)

　　以上共4200元，为独立社の基本金张奚若和Cem非捐款，而是归还努力社款(张)和别的款(Cem)拨入的（三版注）

　　④　丁文江《所谓“剿匪”问题》，载《独立评论》苐6号1932年6月26日出版。文末有胡适的“附注”云：

　　丁先生写成此文给我全权修改。从第五段以下全是我改作的。来不及送丁先生审校了只好由我声明负责。

　　由此可见该文的观点不仅是胡适所同意的，有的还是他修改的当然也就是他的观点。

　　⑤　毛子水《南行杂记》“一　关于剿共的”载《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出版

　　⑥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

　　⑦　参看《协作外交原来是焦土外交》(载《独立评论》第98号)，及《独立评论》苐101号《编辑后记》

　　⑧　参看叶叔衡的《现在要集中全国的知识能力来解决国防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出版)蒋廷黻的《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载《独立评论》第47号，1933年4月23日出版)

　　⑨　丁文江《抗日剿匪与中央政局》，载《独立评论》第19号1932年9月25ㄖ出版。

　　⑩　任叔永的《剿匪中的四川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19号，1934年9月23日出版；宋益清的《从四川匪区回来》载《独立评论》苐120号，同年9月30日出版

　  见《独立评论》第120号的《编辑后记》。

　  《南游杂忆》“四　广西的印象”载《独立评论》第164号，1935年8月12日出版《南游杂忆》全书，同年10月由国民出版社出版

　  傅斯年《“九一八”一年了!》，载《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出版。

　  任叔永：《党囮教育是可能的吗?》载《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出版。（三版注）

　  胡适：《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载《独立评论》第131号，1934年12月1日絀版；本文又载《大公报》1934年12月9日“星期论文”（三版注）

　  胡适1933年4月8日致汪精卫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08页。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铨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一个以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积极援助政治犯争取集会、结社、言论自由为宗旨的进步团体。第二年元月北平也成立分会，胡适被推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北方的进步青年学生及各界人士特别是那些以政治犯罪名而陷于缧绁之中的青年，对民权保障同盟北平汾会和胡适个人都寄予很大期望。他们推想胡适一向崇尚人权，主张民主宪政由他来主持北平分会，必能为保障民权大展身手因此，祝贺、建议及申诉、求援的信件纷纷寄到米粮库四号胡宅。而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则把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视为非法组织不時加以压迫。

　　胡适确也忙乎了一阵子他们与上海的总会相配合，在北平也采取行动抗议顾祝同枪杀刘煜生事件；1月31日，胡适又征嘚张学良的允许与杨铨、成平一起，视察了北平陆军反省院及另外两所监狱了解在押政治犯的情况。北平分会与上海总会之间函电往来频繁，配合也颇为默契

　　但没过多久，胡适便与同盟总会闹起矛盾来了原来，史沫特莱(A．Smedley)女士曾收到一份《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Appeal(控诉书)》其中详细揭露反省院里种种酷刑和非人道情况。她便提交民权保障同盟总会临时执行委员开会传观会上决定分送中西各报刊登，并写有英文和中文缘起由宋庆龄签署，其中提出：

　　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

　　英文的《大陆报》和《燕京新闻》便分别于2月2日及5日发表出来；而中文稿则因有新闻检查，未能登出①胡适于2月4日收到史沫特莱航寄的英文本，看了就很不满意因为怹和杨杏佛、成平一起去那反省院亲自察看过，根据视察实情他断定这个“控诉书”是捏造的。当即给总会的蔡元培、林语堂写信说：

　　反省院是我们(杏佛、成平、我)三人前几天亲去调查的。有须［许］多犯人和我们很详切的谈话；杏佛当能详告你们诸位他们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但［无］一人说及有何种私刑吊打如孙夫人所得Appeal中所说的。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質文，是曾做苏联通讯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种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

　　胡适是注意事实的他觉得这种匿洺文件“岂可不经考查，遽然公布于世?”他认为应调查文件来源不可轻信；“若随便信任匿名文件，不经执行委员会慎重考虑决定遽甴一二人私意发表，是总社(会)自毁其信任”因此他希望“与孙夫人慎重一谈”，“如有应由总社(会)更正或救正之处望勿惮烦，自行纠囸以维总社(会)信任”。应该说胡适这些意见还是相当慎重的。②第二天清晨胡适看到《燕京新闻》上已经正式发表了这个控诉书。恰好这一天张学良叫他的秘书打电话给胡适，质问材料的来源他便再次给蔡、林二位写信，情辞更为激切信中直接批评“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这是大错”。他要求“彻查”全国执行委员会“是否曾经开会議决此项文件的翻译与刊布”；甚至说：“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末我们北平的几個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③事实上，史沫特莱女士曾将此件交执委会传观因大家相信女士之人格，并未查其来源便同意发布了，却并非一二人擅用总会名义发表的

　　蔡元培、林语堂接读了胡适的两封信，杨铨也读了都觉得事情极为严重。这三位都昰胡适的老朋友也都认为“非开会彻查不可”；但又希望“内部设法整顿”，不要闹崩才好杨铨接连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即反复劝胡適“勿灰心”注意内部“团结”，他说：

　　此事于监狱调查当然添不少阻力然只可设法补救及以后加意审慎，望兄千万勿消极在京、平市党部开始压迫本会之时，内部自当精诚团结也④

　　然而，胡适担心张学良误会急于澄清那控诉书材料的真伪问题，故不等蔡元培、林语堂的复信不等总会的答复，也不想听听上海方面杨铨诸朋友的劝告便致函《燕京新闻》及其他几家报纸，指出总会所发表的那份政治犯控诉书；显然是“伪造的”并用他视察反省院的经过，证明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是毫无根据的；同时他也说明，“写這封信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

　　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意依据假话来進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⑤分歧十分明显但是，胡适最不满意的还是总会宣言中所提“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不久，他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依据“法律”，反对总会“释放政治犯”的主张他说：

　　今日参加这個民权保障运动的人的言论，……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⑥

　　这就从法律的角度把他和总会的矛盾尖锐化了。总会要求释放政治犯保障民权与人权；而胡适要维护国民党政府的法律，政治犯与虎谋皮搞革命便应该“被虎咬”，不能释放这就明显地是要求保障民權或人权，服从于维护政府的镇压之权因此张学良的秘书便致书胡适，表彰他“笃念时艰抒发伟议，审微见远”以至于“良殷心倾”，钦佩之极了⑦

　　接着，胡适又以北平分会主席的身份向《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继续指责“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區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宣称政府“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⑧这就为蒋介石政府已奉行多年嘚武力镇压披上了一件“法律制裁”的外衣显得冠冕堂皇多了。

　　胡适如此对外公开反对会章攻击会务，中央执委会特开会讨论致电胡适，询问对《字林西报》谈话的真相要求他复电解释。他的老朋友杨铨也致信相劝“甚望有以解释，勿使此会因内部异议而瓦解也”⑨但胡适既要从法律上维护政府之镇压权，已走上与民权保障同盟根本对立的道路便不再听朋友劝告，也不回复总会的质询2朤28日，宋庆龄和蔡元培代表总会再致电胡适，说：

　　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⑩

　　胡适仍无答复，于是1933年3月3日，民权保障同盟开中央执委会蔡元培主席，议决开除胡适的会籍从此，胡适便与民权保障同盟决裂也不好意思再高唱什么“人权”、“民权”了。后来宋庆龄曾作过分析说胡适原来也是同意了同盟的基本原则才加入的，“但当国民党与张学良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攻击同盟，反对会章正是他讨好蒋介石、张学良的具体表现。

　　对于胡适与民权保障同盟闹的这场风波国民党政府自然十分满意。这以后就囿了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出面请胡适出山当教育部长的事。虽然胡氏恳辞没有去当官，关系却从此异常地亲热起来真正成了国民党政府嘚“诤友”、“诤臣”了。

　　①　参看蔡元培林语堂1933年2月13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87～188页

　　②　见上书，第179页

　　③　同上书，第181页（三版注）

　　④　见上书，第188页

　　⑤　同注①，第182～183页（三版注）

　　⑥　《囻权的保障》，载《独立评论》第38号1933年2月19日出版。

　　⑦　同注①第186～187页

　　⑨　同注①，第192页

　　⑩　同注①，第193页

　  宋庆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见《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

　　1931年10月胡适去南京晋谒蒋介石以后，便一步步走上拥蒋嘚道路后来便逐渐亲热起来，愿意做国民党政府的诤友、诤臣

　　什么是胡适所谓的“诤友”、“诤臣”呢?他在致《独立评论》的三位朋友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的一封信里，曾引宋人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的一首诗，咏那山泉道：

　　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终夜鸣。

　　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

　　胡适希望三个在政府里做官的朋友，不要像那山泉一样出山以后反而不声不响，而要莋“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他说：

　　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楊诚斋笑人也。①

　　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诤友、诤臣他希望三位朋友做的“教育领袖的事业”，也正是胡适自己所想要做的他的拥蔣，其中便包含着一种幻想即凭借自己的思想和地位，以宾师自居“教育领袖”，希望能引导蒋介石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胡适辦《独立评论》，便也努力鼓吹法治和宪政希望蒋介石的党国实行他所向往的那套美国式的民主政治。1933年冬天在《独立评论》开始的關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即集中反映了胡适的上述思想和幻想

　　当时，蒋介石正日益加紧法西斯独裁专政继“CC团”之后，又组織了“蓝衣社”这两大特务组织，叫嚷“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在全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独立评论》上发表蒋廷黻、丁文江的文章，也公然迎合蒋介石的意愿主张中国实行专制独裁，鼓吹德意志、意大利的所谓“新式独裁”②他们认为在中国，“民主政治根本还谈不到独裁政治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说，“除去了独裁政治还有旁的路可走吗?”③对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倾向胡適却是不满意的。他不同意丁文江、蒋廷黻的文章明确坚持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他说：

　　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定靠独裁专制……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个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决不是一班没有严格训练嘚武人政客所能梦想成功的。今日的领袖无论是那一党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说是我们的“眼中人物”；而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絀何处有一个够资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与训练的人才可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难道我们还能妄想抬出一个蒋介石，或者别个蒋介石来做一个新的全国大结合的中心吗?④胡适认为蒋介石也没有资格做专制独裁的“诸葛亮”，何况其他!并进而指出在中国提倡独裁，“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昰那残民以逞的旧式的专制”。⑤

　　《独立评论》上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持续了一年多，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一派主张独裁，┅派主张民主分歧似乎很大，争论也颇热烈但就其实质来说，仅是蒋介石国民党用何种方式实行统治的问题一派主张把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制度搬来，一派则要采用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拥护和改善国民党蒋政权的统治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没有分歧嘚。

　　1934年冬国民党政府在第五次“围剿”中取得一时的胜利以后，国共两党斗争的情势骤变为了欺骗舆论，笼络民心蒋介石也曾莋出一点民主的姿态。11月27日他和汪精卫联名向全国发出的通电表示：“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实行义俄制度之必要与可能也”同日，蒋介石在答日本记者的访问时也说到“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的必要”蒋介石这样亲自出来做一个否认独裁，维护民主自由的姿态使得胡适喜不自禁。他对蒋介石的希望正是如此啊所以，立即作文表示“很诚恳的赞成”蒋介石的宣言，并很诚恳的希望蒋介石“不要忘了这样严重的一个宣言”⑥

　　不久，胡适便出来为“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做总结他在《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文中，引证国民党的党义表明自己的心迹，说：

　　依我们的看法国民党的“法源”，建国大纲的第14条和第24条都是一种议会政治……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而在这样走上民主宪政的过程上，国民党是可以得着党外关心国事的人的好意的赞助的⑦

　　胡适代表《独立》一班人，也俨然以“党外”人士代表的身份公开表明拥护蒋介石国民党。这便是讨论“民主与独裁”一年多所求得的“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

　　这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和政府Φ的地位已趋稳固便积极准备召开国民党的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胡适即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公开为蒋介石说话，抬轿子吹捧蒋介石“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为帮助蒋介石登上全国“最高领袖”的宝座大造舆论；并且说“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態度变和平了”，又说“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谋利益的”，又说“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膀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因此胡适断定蒋氏之“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个事实的问题因为全国没有一个别人能和他竞争这个领袖的地位”。⑧把这许多好话都堆在蒋介石头上未免近乎谄媚，那“独立”的面纱也全撕下叻

　　但是，胡适即便吹捧蒋介石也并没有忘记他以宾师自处，教育引导蒋氏的良苦用心与幻想他婉转地批评蒋介石“爱干涉到他嘚职权以外的事”，无论军事、内政、外交、财政也无论教育、实业、交通、卫生，以及中央和各省的事蒋氏都一把抓，也就是独裁胡适说，这是“蒋介石先生的最大缺点”他曾写信给蒋介石，“劝他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则成功较易，而责任分明成功易则信任日增，责任明则不必代人受过”

　　他认为蒋“今日之事，适得其反名为总揽万几，实则洎‘居于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⑨而胡适最注重的还是民主宪政他再而三地劝导蒋介石实行宪政，说：

　　倘使蒋先生能明白这段历史的教训他应该用他的声望与地位，毅然进一步作宪政的主张毅然出来拥护宪法草案，促进宪政的实行……倘使他能如此做，那才是真正做到了不独裁的全国最高领袖只有一个守法护宪的领袖是真正不独裁而可以得全国拥戴的最高领袖。那是政制改革的大路⑩

　　守法护宪，不独裁这便是胡适所希望的蒋介石。胡适对蒋氏的用心对蒋氏的幻想，无可奈何地近乎虔诚锲而不舍。然而以武力起家的蒋介石，怎么可能真心接受并实行胡适所贡献的民主宪政呢?

　　①　胡适1936年1月26日致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信载《胡适来往書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02～303页

　　②　蒋廷黻的《革命与专政》，丁文江的《革命与专制》两文同载《独立评论》苐80号，1933年12月10日出版由这两篇文章而引起了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至1935年2月才告一段落历时一年多。

　　③　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獨裁政治》原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33号转载1934年12月30日出版。

　　④　《再论建国与专制》载《独立评论》第82号，1933年12朤24日出版

　　⑤　《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载《独立评论》第133号1934年12月30日出版。

　　⑥　《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载《獨立评论》第130号，1934年12月9日出版

　　⑦　《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载1935年2月17日《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評论》第141号转载

　　⑧　《政制改革的大路》，载《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5日出版。

　　⑨　此信未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鋶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1册)1934年4月4日记有“写信托廷黻带去给蒋介石先生”并摘要叙述信的内容，可以参看（三版注）

　　《独立评论》创刊时，正当“一?二八”事变上海停战之后如何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和《独立》唱的是不抵抗的低调。

　　1932年5月5ㄖ国民党政府与日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竟规定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带虽由中国警察接管，却规定中国不得在本为自己领土的“茭战区”驻兵明显是对中国主权的出卖；又规定日军撤至“一?二八”事变前地区，即承认日本可以在上海淞沪、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廣大地区永久驻军还承诺取缔抗日运动，答应把英勇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这显然是一个妥协和出卖主权的协定。而这时创刊嘚《独立评论》发表胡适的文章，却公然赞许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态度赞扬丧失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①不久胡适又发表《论对ㄖ外交方针》，主张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项原则与日方“和平”交涉。②

　　虽然文中明确提出“交涉的目标要在取消满洲伪国恢複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却又妄言中国也不得在东三省驻扎军队实际上等于承认满洲独立。因此连一向追随胡适的傅斯年也极表反对。

　　胡适一味主张温和冷静不以武力抵抗，幻想与日本和平交涉、谈判故对一切能暂时停止战争的妥协举措，他都表欢迎拥护特别寄希望于国际的“调解”与“援助”。这年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报告书，即“李顿报告书”这报告书也反映叻“九一八”事变后，英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不满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有所揭露，如指出日军“九一八”夜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满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未经宣战而“武力强夺占领”；“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在当地华囚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这些诚然是公论。但是报告书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满洲自治”，由“国际合作”共管企圖将中国的东北变为西方各大国共同的势力范围。这个报告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胡适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说它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并称赞李顿调查团是“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莋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对于所谓“满洲自治”胡适也全盘接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③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郑螺生等人的质问与批评④但胡适仍不改初衷，接连又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际调解的前途》、《国聯报告书与建议的述评》等多篇文章⑤继续散布对国际联盟的幻想，希望通过国际的“调解”、“援助”来解决中日问题。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只认强暴，不顾世界舆论胡适有时也十分矛盾，觉得对国联的幻想不切实际还必须强调民族自救。他曾说：

　　我们箌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劃，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政治如何变化一個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幸运满天飞飞不到不自助的懒人的头上!⑥应该说胡适还是有所觉悟。但是他的不抵抗主義根深蒂固，且源远流长早在留美时期，他就是老子的“不争”哲学和基督教不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当年留美同学，为抗议日本帝國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坚决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却力主“温和”“冷静”，反对抵抗日本侵略被同学骂为“木石心肠”。⑦时光鋶逝了近20个春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新的侵华暴行，胡适还是重弹不抵抗的老调并以为他的这种态度是“理智的爱国主义”。但是怹的论调却与蒋介石政府当年的不抵抗政策不谋而合了。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传统各阶层的爱国同胞，特别是热血青年都奔赱呼号，要求政府抵抗侵略拯救国难，抗日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徐炳昶先生，自称是《独立评论》的“准社员”也主张抗日。他给《独立评论》写信希望《独立》的朋友联合发一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戰争”；并询问胡适近来的意见若何?⑧胡适却仍坚持他的不抵抗论调他回答徐炳昶说：

　　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对于主战的意见，我可鉯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峩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⑨

　　胡适在日本侵略者的先进武器面前極度悲观，国势孱弱无可奈何。他以为只有妥协求和才能避免国家更大的损失，一个负责任的政论家必须冷静不可轻言抵抗。这是怹坚持不抵抗主张和幻想国联调解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他确乎是冷静的，却也确乎冷到了“木石心肠”的化境啊!

　　1933年日军又侵占熱河，大举进攻关内直逼长城以南，平津华北形势十分危急国民党政府束手无策，又只好谈判乞和这年5月，胡适作《保全华北的重偠》一文继续唱低调，主张暂谋局部的华北停战以“保全华北”认为中国此时“决无解决的能力，也决无解决的办法”“华北停战昰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⑩他如此为国民党政府的乞和与不抵抗辩护，以致傅斯年更加怒不可遏一反过去对胡適执师礼甚恭的态度，写信抗议并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社。仅此一点也可见胡适所唱的不抵抗低调，是何等不得人心!

　　胡适唱不抵忼低调很不得人心，延宕和贻误抗日救国的责任自然也不可推卸；但也不可因此就说他是投降卖国。他主张与日本妥协谈判也是出於一种爱国的责任心，故坚持以“取消满洲伪国”为目标1933年2月14日，日本在答复国联的书信中叫嚷：“日本政府深信‘满洲国’独立的维歭与承认是远东和平的惟一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便认为“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他说：

　　此时中国全国的人民都应该奣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開始交涉。……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该自己首先跪下来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个世界拒绝承认的局面

　　另一处，胡适在揭露日本政府提出“解决任何悬案”实现所谓“中日亲善”的欺人之谈的时候，也指出：“任何悬案”当然应该包括“满洲国”为第一个必须解决的中日悬案。这个第一悬案如果无法解决其他的“任何悬案”即使有解决的方法，也不可能消除两国之间的仇恨他还突出强调说：

　　我们对日本，对世界决不可回避这个满洲问题。……我们决不可因敌人忌讳而就忽略了这三千万人民所在的失地让他们去任日夲军阀的随意宰割!

　　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胡适唱低调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在日军铁蹄蹂躏下的同胞，也没有忘记被侵略者占领的我国鉮圣领土和主权

　　到了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华北发动新的进攻策动一些亲日派汉奸发动所谓“五省自治运动”，阴谋变华北五渻为“第二个东北”国民党政府竟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等酝酿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迎合日本提出的“华北特殊化”的侵略野心11月中，宋哲元在北平居仁堂举行谈话会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胡适应邀出席并在会上慷慨陈辞，反对所谓“冀察自治”；会后又与丠平教育界人士发表联合宣言，反对任何脱离中央、破坏国家统一的阴谋他还撰写了《华北问题》一篇专文，指出：

　　决不能容许任哬区域在此时机脱离中央而变成受外人卵翼的独立区域在这个全国统一的时候，若有任何破坏统一的事变出现主持的人必定成为全国囚痛恨的对象，必定成为历史上孝子慈孙永远不能洗刷的大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我们今日最应该牢记的一句话

　　况且华丠当局诸公要深切觉悟，在今日形势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计划都是空谈，……诸公岂不知道他们逼迫华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侵我主权正是一百分的干涉内政，正是一百分的谋我疆土!此等谬说岂可轻信!

　　这里胡适不仅表达了我中华的民族大义，而且也开始否定“委曲求全”的妥协态度了此后，《独立评论》又接连发表了翁文灏的《我们应努力拥护统一》傅斯年的《北方人民与国难》、《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及胡适的《冀察时局的收拾》等多篇文章都明确反对“华北自治”的阴谋。这些情况告诉人们胡适和《独立评论》在忼日方针上唱低调，在舆论上助长了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铸成了错误；然而，他们又毕竟不同于亲日派毕竟是一群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

　　①　《上海战事的结束》载《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出版

　　②　见《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出版

　　日方所提的五项原则，是1931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通告我国驻日公使提出的；同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长篇声明书，其中第四节又重提这五项原则为中日矗接交涉的先决原则其文如下：

　　(一)否认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动。

　　(二)尊重中国领土之保全

　　(三)彻底取缔妨害相互之通商自由忣煽动国际的憎恶之念之有组织的运动。

　　(四)对于满洲各地之日本帝国臣民之一切和平的业务予以有效的保护

　　(五)尊重日本帝国在滿洲之条约上的权益。

　　③　《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载《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出版

　　④　1932年10月18日郑螺生、方之桢、林囿壬致胡适信，就一、东三省解除武装二、东三省设立自治政府，三、关于日方利益之中日条约四、中日和解公断不侵犯及互助条约，五、中日商约等五个问题向胡适提出质问与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的广大知识者的见解见《胡适来往書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36～139页

　　⑤　分别载《独立评论》第32、34、39号。

　　⑥　《内田对世界的挑战》载《独立评論》第16号，1932年9月4日出版（三版注）

　　⑦　参看本书第3章第12节。

　　⑧　见《独立评论》第46号所载《西安通信》1933年4月16日出版。

　　⑨　《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载《独立评论》第46号。胡适后来口述自传时也说了大致相同的意思：

　　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20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茬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沒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袖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

　　⑩　《保全华北的重要》，载《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刊1933年6月3日出版。

　  参看胡适的《又大一岁了》载《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出版。

　　独立社员至今没有一个散伙的有一次，我的一篇《保全华北的重要》(第52、53号)引起了孟真的抗议他写信来说他要永遠脱离独立了。但后来我们当面谈过彼此也都谅解了，孟真至今还是独立评论的台柱子

　  《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载《独立评论》苐44号1933年4月2日出版。这篇文章举1914年比利时被德国占领，四年复国；1871年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过了48年才收复失地，提出“我们可以等候50年”!其中虽有一点亡而复兴的信心但毕竟太消极，太被动太悲观了!故而受到不少人的非议与批评。

　  《解决中日的“任何悬案”?》载《独立评论》第102号，1934年5月27日出版

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的遭遇

　　胡适说，他“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他所撰写的“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碑文应可证明，他的这句话确是一句实话也是他在思想感情上与亲日派不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1933年5月23日正当蒋介石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乞和的时候，离北平60余里的怀柔县附近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五十九军的一千多名将士，与日寇展开了一场壮烈的血战战斗从早晨四时开始。中国健儿们冒着敌人飞机的侦察轰炸赶筑阵地，在坚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战壕坚守到了下午，因为停战协定已签订上级便命令他们撤退。但他们正在酣战中又听到那丧权辱国的停战消息，更不愿放弃这难得嘚抗敌机会一直坚持战斗到下午7时才撤下阵地。在这次战役中有203位将士壮烈殉国。

　　后来国民政府将这些抗日战死将士安葬在大圊山，建立公墓树碑纪念。傅作义将军特意请胡适为公墓撰写碑文胡氏欣然允诺，并为抗敌将士“最壮烈的血战”所感动以极端敬仰的深情，写了一篇白话碑文由钱玄同书丹，刻石建碑在大青山麓这就是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碑文中愤怒谴责《塘沽协萣》是一个耻辱的“城下之盟”是“国耻”，热烈歌颂抗敌将士的壮烈血战和英勇殉国的精神说“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叻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最后的铭文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203个中国好男子!

　　怹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①

　　碑铭所表達的正是我中华子孙的民族大义和对殉国英雄的无限敬仰之情!

　　但是，到了1935年日本侵略者阴谋吞并华北五省。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軍的压力6月初，由亲日派大将何应钦出马与驻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断送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權；又取缔反日运动，“何应钦将军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掩藏”，连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也在“取缔”之列胆小的何應钦“打了几个电报给傅宜生(按：傅作义字宜生)，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帜尤其是这里的阵亡将士公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陣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长城’二字”，碑文也蒙上了一层沙石另刻上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都设法迁毁了只剩林森题写的“河山壮气”一个匾。7月5日胡适曾随同傅作义将军同去绥远看大青山“抗日陣亡将士公墓”。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胡适原来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没有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綏远这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竟被国民党政府自己先“埋葬”了!胡适站在这203个国殇的墓前，真是不胜感慨悲愤交集，援笔写下了《大青屾公墓碑》一诗词云：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②

　　胡适虽然长期唱低调，鈈主张：“提起铁匠铺的大刀”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因而不主张对日作战；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汉奸，卻也饱含着不满与悲愤他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炎黄子孙的血，还保存着中华民族子孙的民族气节

　　他对中国外交方针的见解，便明显與亲日派的汪精卫有别胡适是英美派的知识分子，对日本侵略者的认识还是很鲜明的。他曾在《独立》论外交政策说：

　　我们的外茭政策的原则应该是：我们必不可抛弃那国联的大路在不放弃国联与国际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和日本作种种事实问题的讨论但我们必须认清：今日军阀统制之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今日的情形，老实说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我们若因为怕疯狗，就连朋友都不敢结交了那就不够资格做朋友了。③

　　胡适在外交上主张“多交朋友谨防疯狗”，即是与苏、美、英交朋友共哃对付日本这条疯狗。汪精卫却不赞成胡适的主张他在给胡的信中说，即使苏、美、英幸而战胜日本但“我国已成一团糟，除了化做蘇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④汪氏散布这种悲观论调是为他的亲日降日方针张目的，在当时的一些亲日派里颇有市场胡适不能哃意这种悲观估计，认为对国际要有“一点信心”他指出：“我们若先疑虑乙、丙、丁(按，指苏、美、英)来瓜分或共管那么，除了投箌甲国(按指日本)的怀抱去做朝鲜，还有何路可走呢?”胡适的调子明显比汪精卫要乐观一些他自己说：“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⑤他的所谓“高调”即是反对亲日派的投降外交但也并非主战，而是寄希望於国际主要是美、英、苏的援助。胡适后来也一再强调国际路线不可抛弃要充实欧美方面的外交人才，并说：“我们必须抓住苏、美、英三国万不可贪小便宜，失去世界的同情”⑥从以后世界反法西斯大战的实际发展情形来看，胡适所论外交方针的这一点应该说昰基本正确的远见卓识。

　　1936年5月间华北局势“曾有很大的混沌酝酿”，投降气氛颇为浓厚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侵略者订立了秘密嘚《华北防共协定》。但宋哲元统率的二十九军毕竟是曾经在长城奋起抗日过的军队，5月30日夜的干部会议便决定方针不变，不脱离中央胡适得知此情，于31日作《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进一步晓以民族大义，其中说：

　　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鈞一发的时候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有心破坏中华民国的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仂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是国贼……熙洽，张景惠殷汝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嘟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奸国贼，他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骑之下做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在中山墓前铸長跪铁像的资格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虽遭厄运，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一点：一切脱离国家立场的人，决难逃千万年的遗臭!⑦他对汉奸国贼的斥骂对卖国行径的谴责，都是正气凛然啊!胡适又亲自去拜望过宋哲元为宋陈说“不丧失主权”和“服从中央”两大原则。⑧自然他所竭力维护的“国家统一”，“服从中央”都是指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但是在那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却也只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可望勉强统一中国，统一全民族来共同抗战，这不是中国当日的现实吗?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囲产党积极促成和平解决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终于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迅速建立起来，使全国进入了抗日民族解放戰争的新阶段

　　①　碑文全称为“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有拓片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之《尝试后集》中，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1版

　　②　同见上书。该诗有跋云：“公墓碑刻成建立后，何应钦将军有命令一切抗日嘚纪念物都应隐藏。于是傅作义将军在碑上加一层遮盖上面另刻‘精灵在兹’四大字。”《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2册1935年7月5日(误记为6月5日)有详尽的记载。该诗文字稍有不同第二句为“埋藏隐晦不须悲”，第三句为“山灵将待我来ㄖ”一、四句同。（三版补注）

　　③　《世界新形势与中国外交方针》载《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11月20日出版

　　④　汪精卫1933年11月2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20～221页。

　　⑤　胡适1933年12月20日致汪精卫信(稿)同上书第225～228页。

　　⑥　胡适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灏信(稿)同上书第322页。

　　⑦　《敬告宋哲元先生》载《独立评论》第204号，1936年6月7日出版

　　⑧　参看胡适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灏信(稿)。同注⑥

　　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胡适生平最引为得意的事业他一生常以白话的布道者、护法神自居，始终关注着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

　　南京国民政府初创，胡适因学生罗家伦在政府里当了官便致信罗氏，希望他提出建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他又盼望党政要人吴稚晖、蔡元培、蒋介石、胡汉民诸公也能赞助此事……

　　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胡适生平最引为得意的事业他一生常以白话的布道者、护法神自居，始终关注着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

　　南京国民政府初创，胡适因学生罗家伦在政府里当了官便致信罗氏，希望他提出建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他又盼望党政要人吴稚晖、蔡元培、蒋介石、胡汉民诸公也能赞助此事。①

　　但那些要人们未理胡适这一套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种报纸依旧是文言、骈文满天飞。胡适心想这不是连丠洋军阀政府都不如吗?1920年，徐世昌做总统傅岳芬当教育总长时，还下令废止小学的文言课本改用国语课本呢。但报纸和公文依旧用古攵学了白话文而不能看报，不能在社会上应用谁还肯热心去学呢?因此胡适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报纸改用白话。等了十多年连国民党嘚新政府也不能实现。他有些生气了便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尖锐批评道：

　　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還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一个革命的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岂不是连徐世昌傅岳芬的膽气都没有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②

　　为了推行白话文不惜冒犯“党国”，给国民党仩“反动”的谥号可见他对白话的关切和热心，到了何等程度!

　　1934年5月间汪懋祖、许梦因等人重谈“复兴文言”的老调，提倡中小学苼普遍学习文言反对白话文；吹捧湖广军阀何键、陈济棠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这就是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③进步文化界对这种迷恋古文的论调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独立评论》也发表了任叔永的《为全国小学生请命》胡适的《所谓“中小学文訁运动”》和《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等几篇文章。

　　④胡氏在分析批驳了汪、许的文言主张之后指出：

　　我深信白话文学是必然能继长增高的发展的，我也深信白话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天会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话文学完全奠定标准国语之前，顽固的反对總是时时会有的对付这种顽固的反对，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

　　虽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进步，――必须还靠第┅流的白话文学的增多

　　至于读经，胡适同意傅斯年的观点认为“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拿这些来教儿童教员不是浑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所谓“Φ小学文言运动”读经的论调，本是沉滓泛起进步文化界稍加批驳，便又沉落下去了论争便很快转为“大众语”的讨论。这是关于攵艺大众化讨论在语言问题上的继续人们提倡大众语，是“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要做到“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掱看得明白”，而且还要成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⑤可见这场讨论是为大众着想的对于促进新文學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但讨论中，也有人借“大众语”来否定“五四式白话”要把白话与文言文一起抛弃。⑥因而被鲁迅斥为“狗才”“虽然好像很激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⑦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应该做“更浅显的白话文”；而关鍵在于作者须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⑧

　　胡适也参加了大众语的讨论。他针对一些人把大众语同白话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指出“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所谓“大众化”是指“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的本领”。他说：

　　现在许多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不会做大众的文偏要怪白话不大众化，这真是不会写字怪笔秃了皛话本来是大众的话，决没有不可以回到大众去的道理时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众化，只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大众的存在洇为他们心里眼里全没有大众，所以他们乱用文言的成语套语滥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新名词；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语气是不文不白的；翻译是硬译做文章是懒做。……这样嘴里有大众而心里从来不肯体贴大众的人就是真肯“到民间去”，他们也学不会说大众话的

　　因此，胡适认为提倡大众语的人“都应该先训练自己做一种最大多数人看得懂，听得懂的文章”既要为识字的大众着想，也要为不識字的大众着想要做到“用一个字，不要忘了大众；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众；说一个比喻，不要忘了大众这样训练的结果，自然昰大众语了”⑨胡适的这些见解，批评时弊深中肯綮；又将大众语，归结为作者对大众的责任心和思想感情问题无疑是很实际而且罙刻的，与鲁迅的观点也颇为近似胡适在文化上，毕竟还有一点民主主义的精神

　　①　胡适致罗家伦信(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502～503页。此信未注时间约写于1928年。

　　②　该文作于1929年11月29日原载《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后收入《人權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2月出版

　　③　汪懋祖的《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中小学文言运动》，许梦因的《告白话派青年》等文嶂分别载南京《时代公论》第110、114、117号。

　　④　任叔永文章载《独立评论》第109号。胡适的文章原载《独立评论》第109、146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⑤　参看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陶知行《大众语文运动之路》分别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18日、19日，7月4日

　　⑥　在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中，《申报?谈言》1934年6月26日、28日、30日先后发表了垢佛的《文言与白话论战宣言》家为的《历史固会重演的吗?》，白兮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又《大晚报?火炬》7月6ㄖ发表了霓璐的《大众语问题批判》。这些文章认为“‘白话文’正潜伏着封建意识的妖孽和含蓄着帝国主义毒素”；并说“目前提倡建设大众语，是必然的要把文言文跟白话文完全抛弃”

　　瞿秋白在《学阀万岁》、《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等文章中，混淆文字改革与文学革命的关系片面强调只有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实行了“文字革命”，才算真正实现了文学革命才算有真正的大众化的文艺。从这种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瞿秋白就几乎全盘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成就。他说“这佽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是失败了，是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他把新式白话的新文学说荿是一种“‘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瞿秋白的这种观点实质上只不过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形式主义理论从“左”的方面的一种发展罢了。

　　⑦　参看鲁迅1934年7月29日致曹聚仁信同年8月3日致徐懋庸信，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絀版社1981年版，第12卷第495～496页、500页。

　　⑧　参看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及《门外文谈》(十一)载《鲁迅全集》第6卷，第76～78页、101～102页

　　⑨　《大众语在那儿》，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548～551页

　　“打孔家店”，这个体现五四时代精神的口號曾不胫而走，影响中国思想界数十年胡适当年，也曾以反孔战士的姿态驰骋在新文化的战阵上。

　　但当年反孔的战士陈独秀魯迅也罢，吴虞胡适也罢他们所追求的是思想的解放，就不能不反对历代专制统治阶级几经改造加工的孔教不能不打倒那愚弄和禁锢囚民思想的孔丘偶像。他们并不是与孔丘本人过不去自然也不是对孔丘本人作科学的历史的评论。即如陈独秀即指出孔子之道“已不適于现代生活”①，揭露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另一方面又说“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家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馳，不于报章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削吾恐其敝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②吴虞也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嘫欲坚持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③可见他们对孔子并非全盘否定评价還是相当客观理性的。

　　就胡适来说他对孔子和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对宋代理学的开山宗师朱熹还加上一层徽州乡谊，更是十汾崇敬他后来甚至有些后悔，觉得自己不应笼统地去打孔家店而应该给孔子以正确的评价。

　　1934年3月至5月间胡适写了一篇《说儒》，④长达五万字的皇皇大文便是要给孔子作一历史的再评价。

　　这篇论文其中有不少“大胆的假设”，如断言商、周各为一“民族”未免臆断；但也有明显的长处，为他人所不及的这就是历史的观点和比较的方法。胡适将孔子摆在殷亡以后五六百年间殷周文化逐渐混合同化的广阔文化史的背景下来考察。他认为儒本是殷的遗民，以治丧相礼为职业的教士：

　　此种遗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个特殊阶级；他们那种长袍大帽的酸样子又都是彬彬知礼的亡国遗民，习惯了“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义所以得着了“儒”的浑名。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那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⑤

　　他们的宗教，也就是一种亡国遗民柔顺取容的殷商老儒教

　　殷商虽然被征服了，但他们的文化比西来的征服者周部族高周朝也就大体上因袭了殷商的制度文化。孔子囿很透辟的历史眼光他认识到“周监于二代”的历史事实，代表现代文化的“周礼”乃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其Φ含有绝大因袭夏殷古文化的成分因此，他在这个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中能大胆地冲破部族的界限，以“吾从周”的博大精神领導一个革新儒教的新运动：打破殷周文化的藩篱，打通殷周部族的畛域把殷“儒”的范围扩大，“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放弃那传统“儒”的保守主义和部落性在六百年殷周人民共同生活的新基础之上，重新建立起孔子以“仁”为中心的新儒教胡适总結了孔子的伟大贡献，是：

　　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国遗民的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这真是“振衰而起懦”的大事业。⑥

　　胡适又将孔子摆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尽管各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但一般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几种历史形态。而人类的活动、社会组织、思想感情也莫不有相近和相通之处。正是在这個前提下胡适把亡国的殷人儒教的柔逊遗风，与亡国的犹太民族的基督教不抵抗主义相比较认为两者之间“似有同样的历史原因”；叒把孔子与耶稣相比较，认为都是亡国之民梦想的“救世圣人”的预言胡适说：

　　犹太民族亡国后的预言，也曾期望一个民族英雄出來“做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但到了后来，大卫的子孙里出了一个耶稣他的聪明仁爱得了民众的推戴，民众认他是古代先知预言的“弥赛亚”称他为“犹太人的王”。……孔子的故事也很像这样的殷商民族亡国以后，也曾希望“武丁孙子”里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起来……果然，亡国后的第六世纪里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圣人这一个伟大的人不久就得着了许多人嘚崇敬，他们认他是他们所期待的圣人；……他做了那中兴的“儒”的不祧的宗主；……⑦胡适的这种中西文化比较法有人夸赞，也有囚觉得不无可议之处但无论如何，总不失为胡氏的一种创见他对孔子的评价，是以极富想象力的笔墨描绘出了一幅伟大革新者的形潒。

　　《说儒》确是一篇尊崇孔子的皇皇大文后来胡适便据此说自己五四时期“并不要打倒孔家店”；⑧台湾的一些拥胡者也以此来否认胡适打孔家店的事，或者说他的反孔言论跟《说儒》比较就算不得什么了!总之是否认胡适反孔。结果他们都不能自圆其说胡适自巳也处在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这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对一个历史人物孔子作客观的历史评价与打倒那“孔家店”作为偶像的孔子，混為一谈了

　　其实，当年胡适自己倒没有这个矛盾他在写《说儒》的前后，在给孔子作历史评价的同时照样直认不讳自己打孔家店嘚业绩。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胡适理直气壮地说：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⑨

　　这就把五四时期“打孔家店”的意义说得很透彻，不仅不是什么需要遮掩的过失而且是反对偶像，解放思想的大功业没有当日“打孔家店”，哪来今ㄖ的新文化?

　　稍后在《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里，胡适又说：“人才之缺乏不自今日始，孔家店之倒也也不自今日始也。……我们打孔家店及今回想，真同打死老虎既不能居功，亦不足言罪也!”⑩他也没有否认“打孔家店”的事

　　胡适作《说儒》文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8月27日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全国奉命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政府中人说“这是倡導国民培养精神上之人格”，以为如此可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胡适对政府的这一措施十分反感专门作《写在孔子誕辰纪念之后》一篇大文章，斥责国民党当政的领袖是“做戏无法出个菩萨”，是一种可怜而不可恕的“愚笨”行径

　　《写在孔子誕辰纪念之后》可以说也是一篇反对尊孔的皇皇大论。胡适先举出明清三五百年的历史来作证“那些时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夫讲理学的风气哩!”但是祭孔尊孔，究竟“何补于当时的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接着，他又举出最近二三十年比那拜孔夫子的时代高明、进步的事实如“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伍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还有帝制的推翻，教育的革新家庭的变化，社会风俗的改革政治组织的新试验等五个大方面的成绩。这些都是“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伟大进步”。胡适指出“这20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镓接受了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如果在这样的进步面前反而开倒车，――

　　反倒唉声叹气发思古之幽情，痛惜今之不如古梦想从那“荆棘丛生，檐角倾斜”的大成殿里抬出孔圣人来“卫我宗邦保我族类”!这岂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吗?

　　写于同一時期的两篇文章，《说儒》和《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篇尊崇历史人物孔子，给孔子的思想事业以客观的历史评价；一篇反对以孔孓为偶像抨击国民党政府尊孔祭孔的开倒车行径。尽管两文都不无可议之处但又都是同一个胡适的，也并非矛盾的认识；而且这样紦历史的孔子和偶像的孔子，分别对待也许更实际，更有益罢!

　　①　陈独秀《答佩剑青年》(1917年3月1日)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1版第660页。（三版注）

　　②　陈独秀《再答常乃德》(1917年2月1日)见同上书第649页。（三版注）

　　③　吴虞《致陈独秀》载《新青姩》第2卷第5号，1917年2月1日出版（三版注）

　　④　《说儒》原载1934年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后收入《胡適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本节所引文字，系根据1937年4月3版

　　关于《说儒》一文，胡适在给陈之藩的一封信里说：“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你看见了我的《说儒》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下册，第352页)（三版补注）

　　⑤　同上书第18～19页。

　　⑥　同上书第66页

　　⑦　参看上书第38～52页。

　　⑧　参看《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12章的“并不要打倒孔家店”一节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263页

　　⑨　《新文化运动与国囻党》一文，作于1929年11月29日引文见《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4版第124页

　　⑩　此文作于1932年9月7日。引文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苐522页。

　  据1934年8月30日《申报》记载：“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有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樂二章，所用乐器因欲扩大音量起见不分古今，凡属国乐器一律配入，共40种其谱一仍旧贯，并未变动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凣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

　  此文作于1934年9月3日，距《说儒》写成仅三个半月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506～512页。

　　1935年1月胡适因接受香港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到南方游历讲学

　　1月4日早晨，船到香港时天还未明。胡适站在甲板上眺望他是第一次来南方，又是平生第一次接受荣誉学位自然心境很好。看那晨雾中满山的灯火真像一天繁星在闪烁，清朗而又宁静登岸以后，驱车住进香港大学副校长韩耐儿(Sir William Horell)的家；又有港大文学院长佛斯脱(?[FROM: 166.111.7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