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的历史血河，他怎能不由美少年变为鸡皮“老子”，并在他额头上深深浅浅密布的皱纹中，埋下与阴谋、与冷酷甚至与残忍难分难解的智慧？班固说，道家出于史官，是有感而发吧。
看多了罪恶，不是与世同浊，心肠随之冷酷，便是脱胎换骨，超凡入化，蜕化出一颗大慈大悲的心灵。综观老子的遗著，好像他这两者兼而有之，犹之乾坤始奠之前的混沌宁宙。不过我相信，当老子带着满头风霜，一脸慈悲，走出守藏室时，他已洞穿人生的厚壁。在阳光下他眯眼看人间，人间混乱而无道，正如一塌糊涂的历史。他心如止水。一切把戏他都已了如指掌，各色人物他也都似曾相识，周朝的大厦将倾，山河将崩，九州辐裂，小小的守藏室亦将面临一场浩劫，“金玉满堂，莫之能守。”那些厚重的典籍守不住也藏不住了。他抬头看看西天的晚云，去意满怀，是的，该走了。
不过，我们还算幸运。据司马迁的记载以及后来神仙家的推衍，当老子骑着青牛要出关而去时，被关令尹喜挡住了。这位尹喜对老子说：
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在你抛弃我们之前，能否劳神一下，为我们留下你的思想？）
多年以前，我揣摩老子此时的心情，假托老子口吻，写过一篇《老子出关》：我已经没有什么故事告诉你们了。
我曾预言过劫数的到来。我曾以薄薄的柳笛吹起晚岚。然而那时你们甜寐于未朴的岁月之梦，白白地错过了时光。
召唤已经传来，我将离去，在另一国度的土地上播撒幻梦之粒。在我走进血红的夕阳之前，我留下这五千言的零乱缄言，在世纪的废墟中如泼散的弹子。愿你们仔细地收捡，当一切都已堕落，一切都已不可为，你们就去玩弹子。
那时我正在翻捡老子的五千言《道德经》，我的感觉就如同下午阳光下马路边上玩弹子的顽童。所不同者，玩弹子的顽童兴致勃勃，而玩老子五千言汉字弹子的我则有些百无聊赖。那时我的处境不妙，并且我的很多朋友都摇身一变成为商海健将，红光满面，挥斥方遒，雄姿英发，大有作为。所以我对自己落伍的行为感到很害羞，很寂寞。处盛世而无为，对自己也就很灰心。但灰心的人看老子，也算是一种精神寄托吧。渐渐的，除了我不大感兴趣的什么宇宙生成构成外，我把老子的五千言理出两条思路：一曰治国，二曰处世。下面我就分别来谈谈。
老子治国的方法，也就是班固所说的君人南面之术了。老子大约是看多了历史上君主种种行为所带来的灾难，他知道，那些在冠冕堂皇的文告中被打扮得正义非凡的行为，不过是统治者本人嗜欲的间歇性发作而已。为此，他对症下药地开出一剂药方：无为
？让他们不修筑生前的宫殿和死后的陵墓了？不发动开边的战争去抢夺土地、子女与玉帛了？所以这剂药是统治者万难下咽的。不过真要是无为了，那确实就简单了，所以他宣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之简单易行就如同炒一碟小鱼而已！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照他的说法，治国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殚精竭虑地去做什么，只要我们把现在正干的事停下来，什么也不干就是了：
不崇尚贤才，从而使百姓不争夺；不看重难得的财货，从而使百姓不做盗贼；不让百姓看见能引起占有欲的东西，从而使百姓的人心不乱。所以，圣人治理天下，是让人民心灵空虚而肠胃充满，志向卑弱而筋骨强健。让人民经常处于无知识无欲望的状态，从而让那些智者不敢有什么作为。实行了无为，就是无所不为了。
［原文：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
一口气说出八个“不”字，四个“无”字，听起来就是摇头如拨浪鼓似的口里一连串的
“不不不”和“别别别”。冷眼看世界的乱哄哄，热闹闹，终于看破其机关，于是来个全盘否定。这里有些句子我们分析一下。“贤”是什么？贤是人的智力、能力和德行的总和，是对一个人的综合评价。“贤”的坏处在于它是“有为”的工具，人越贤，闹的动作也会越大，潜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一切可能性都是现存世界秩序的潜在杀手与颠覆者。被历史与现实的无穷变幻与无数鬼脸弄得心惊肉跳神经兮兮的老子渴望宁静，那种远古的无争无夺的、无知无识的、无是无非的宁静。所以老子要“不尚贤”。“货”是什么？是人人都欲得的物质享受。“货”的坏处在于它刺激了人的欲望。这“货”与“贤”相辅相成。据段玉裁的意思，“货”乃辗转易手之财，“贤”则是由“多财”引申而出的人之多能。故尔，“货”是所争的目的，“贤”则是争夺的手段。越贤，争夺就越激烈，阴谋就越周密，用心就越机巧。所以老子说“圣人之治”应该是“虚其心而实其腹，弱其志而强其骨”。这个“虚心”是指
“无欲”之心，这个“志”也是“欲望”的同义语。这当然是“愚民政策”，而且是很阴险的愚民政策。不过，就我的观察，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却连这点也做不到。何以故？因为他们虽则想尽办法虚人民之心，弱人民之志，或者进行奴化教育——钱钟书先生就说过，古代的愚民政策是让人民不受教育，现代的愚民政策是让人民只受一种教育——但他们是决不能忍受让人民“实其腹、强其骨”的。中国穷，黄河流域尤其穷，所以必须是以大部分人吃不饱来保证一小撮吃得好的。这一点，倒是档案馆中读死书的老子不能明察的了，或者，在这里，他比“率兽食人”（孟子语）的统治者当权者要仁慈得多了。
“使夫智者不敢为”，这—句也该提出来特别说一说。鲁迅曾迷惘地问道：一个铁笼子里一群人昏睡以待死，而有一两个人醒来了，这一两个人是喊叫好还是一同昏睡好？英国著《论自由》一书的穆勒也谈过类似的问题，他说，在专制的社会里出现过并且还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但决不会出现思想活跃的大众。所以，思想家天才的思想火花只能在小范围内悄悄地传播，并自生自灭，而永不能以其光辉照亮社会的大众生活。穆勒这是对世界史中已有现实的描述，而老子，则是在该状态未出现之前对此进行设想。他真不简单呢。试想，智者面对着这样一群胃里充实头脑空虚、筋骨强健心志卑弱的大众，他还敢为么？愚昧的大众往往以集体的暴力成为暴政的同伙啊。
作为“为”的产物，“仁”“义”“礼”等等，老子当然大加反对。他认定一切都在堕落：“大道废，方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所以他预言：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
我们只要看看周公之德，孔子之仁，孟子之义，荀子之礼，就可知他对历史的惊人预见。大约到了荀子的“礼”，再往下便无法收拾了，只好再用韩非的“法
”，于是出现暴秦，真正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通过这段话，我们也可见老子对历史的悲观、对人类文化史的基本评价。在他看来，人类道德是一个逐渐堕落的过程，人类历史是一个衰退的过程而不是发展的过程，而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创造”，只不过是对堕落人性的被动适应，甚至是对其的取媚。所以，他认为，人类历史应该反过来，逆向行走——去追溯本源的“道”。也就是说，只有“逆历史潮流而动”，才能不屈服于人性堕落，制止人性的堕落。这个过程，就是他所说的
“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的过程，也就是复归人类本质的过程。他以为，这是人类唯一的自赎之路。你看他“逻辑”地推论——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复孝慈；绝巧去利，盗贼无有。（十九章）
把这一章和上引三十八章对照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已有的历史是人性的退化史，而逆向行走，才是人的进化史——这真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惊诧的“进化论”！
思想家往往是不与时代同步的。他们或超前于时代，提出未来之蓝图，如柏拉图、马克思，中国的荀子也算一个；或落后于时代，留恋过去之生活，如老子、孔子。这后一类哲学家对逝去的一切嗟叹不已，为之洒泪哭泣，如已死时代的守墓人。他们往往太纯洁、太敏感、太钟情、太理想主义，他们甚至还太崇高，崇高到不计一切功利地为已逝的文化传统讴歌甚至殉身。是否可以这样说，和时代拉开一定的距离往往是产生真正思想家的前提之一。与时并进的往往是机会主义者，思想家毕竟不是机会主义者，思想亦不是机会。
超前的思想家发现现世的所缺，恋后的思想家发现现世的所失。他们共同发现时代之缺失、之不完美，并从而对之进行批判。唯其批判，才是文化。文化的本质使命即是批判。比如马克思主义学说，除了提出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在设计未来方面显示天才，显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外，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这种对现存社会的文化批判、道德批判与政治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就黯淡无光了么？
这可否算作我对老子的治世哲学的回护或辩解？
无为而治，是否定形式的“治”。如果我们不怕大胆推论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发问，既然“无为”了，还要统治者干什么呢？还要社会组织干什么呢？实际上，老子对此已预先作了回答：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阵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国小，民少，这是老子对他理想国家所定的规模。这是出于管理上的需要，可以省去很多管理机构，也是为了限制统治者的欲望，甚至也是为了消除战争。另外，小国林立，可能也使小百姓有更多可能的选择吧，要“偷渡”不就容易些么？拾起腿就可以“适彼乐土”。我看这一切还是出于“绝圣去智”的需要，何以故？“有什佰之器而不用”，“有舟舆无所乘之”，车船什佰之器等机巧之械没有用场了，自然也就会绝迹，“机巧之械”的绝迹，根据后来的庄周先生的观察，是可以杜绝人的“机巧之心”的。技术的世界，往往影响人的心灵世界，太重智慧，可能损害德性，这是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家几乎一致的观点。
通过这段文字还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对文化与文明的恐惧。文化、文明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对传统道德的亵渎，往往是以传统的崩溃至少是痛苦变革为代价的。老子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些，所以，他在他的理想国中扬弃了文化与文明，在“结绳而治”的古朴中圆一个道德之梦。为了人性的纯洁，他已什么都不顾惜了。
与此相应的，老子当然反对人与人之间文化上的社会组织上的联系。他要斩断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纽带，让人回到自然的血缘纽带中去，回到家族中去。从而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有序社会组织中的协作关系、分工关系、阶级关系，而是原始的自然关系，如同一头鹿之与另一头鹿的那种若有若无的关系，甚至一头鹿与树上一只斑鸠的关系，彼此心无牵挂，却又和平共处。看来老子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评价极低，抱悲观的态度。所以他要人不远徙，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可见国之小），鸡犬之声都可以互相感发，但人却必须“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是“无为”的结果，既然“无为”，哪有往来？又何必往来？也是“无为”的手段，既然不相往来？怎么去“有为”？
可见他的小国寡民的设想实际上是解散了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是“有为”的结果，是人类退化的标志。显然他对现存社会秩序评价更低，近于一笔抹杀。作为国家档案馆的馆长，竟然著文否定现存社会制度，否定周文、周武以及天才政治家和伟大道德家周公建立的这一已延续数百年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必欲瓦解之而后快，这是什么行为？他的这套理论欲置周天子于何地？当初周之始祖古公亶父从岐山六十里发迹，进而霸有天下，难道错了吗？他想让周天子要去当一个小小的、连邻国鸡犬之声都可以骚扰他的春梦的原始部落的一个小酋长吗？——好荒谬的建议！好悖忤的言论！好大的胆子！好伟大的批判勇气！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老子之言亦不纯—，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不为者，以欲无不为也。”真正是洞若观火，把几千年前扑朔迷离的老子看得透彻敞亮：老子的很多话，不过是发泄不满的愤激之辞罢了。
《道德经》中引人注目的第二方面便是他的处世哲学。治世是“外王”，处世即“内圣”。由于在治世上老子既已倡导“无为”，可说的话就不多，所以，老子把更多的关注放在处世上。这一方面最能显示老子思想的特点，也最能体现道家哲学中人生哲学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人们喜欢他的哲学往往是喜欢他哲学中的这一部分，人们说他充满人生的大智慧。可另一方向，他受人垢病，被人骂作“阴险”，也是因为这一点。
何谓“阴险”？因为“阴”所以“险”。“阴”与“阳”相对，“阴谋”与“阳谋”相对，大权在握者搞阳谋，而实力无法与之抗衡的一方就只能搞阴谋。世上若只有“阳谋”，而没有“阴谋”与之抗争，至少是削弱阳谋的威严，那处于弱势的一方岂不就万劫不复了？我以前看过黎子耀先生的一本谈老子的书，书名我忘了，那书中认定《老子》一书乃是写的奴隶起义，连老子的“李”姓，也拆成“木子”，象征箭；“周守藏室”被解成月亮，象征弓。那可真是被压迫的“阴”在反抗主宰的“阳”了。这种说法太玄乎，我不相信，但老子哲学最推祟“阴”却是事实。我情感上愿意理解为他是在帮无告的人、无实力的人出主意的。“阳”也是君，“阴”即是臣，他是帮臣民出主意的。这与他的后学韩非子尊君抑臣，帮君主出主意来算计可怜的臣子百姓，是大异其趣了——趣者，趋向也，目的也。
与此对应，他就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观点。汉语由于缺少时态虚拟等表达，有些句子搞不清是客观已成之事实的描述，还是仅只表达一种愿望。像这“柔弱胜刚强”五个字，是对一种客现必然规律之描述呢，还是仅只表达一种可能性呢？是对柔弱者的鼓舞与安慰呢，还是仅只表达被压迫的弱者的阿Q式的愿望呢？从他整个的论述看，好像是第一种。但也不排斥后几种。总之这五个字可以说是他人生哲学之纲。
我们看他很自信地宣言：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
把“不敢为天下先”算作人生三法宝之一了。敢为天下先，才能有足够的自信和创新精神。这种勇气与精神既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动力，也是个人进步的关键。但老子不要了。这当然与他反对文明进步有关，但最主要的，最真实的想法可能还是怕为天下先要倒霉吧。不敢为天下先，是从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滋生出来的充满毒素的智慧呢。我们要注意，这地方是“不敢”而不是“不愿”。这就提示我们问题症结之所在。“不敢”是老子的法宝，是他的经验，这种经验，肯定来自我们民族从“敢”到“不敢”的过程。为什么“不敢”呢？因为：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七十三章）
“勇敢”这个对一种品性的褒奖词可能最早即出现于此。但老子的原意恰恰是否定这个“勇敢”的，他好像在推崇“勇于不敢”。“不敢”是懦弱，是畏缩，为什么还要“勇于”才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不敢”并不就如“不敢走夜路”、“不敢喝凉水”那么简单单纯，而是要在这“不敢”以及随之而来的退缩中失去一些东西，甚至很宝贵的东西。像“不敢讲真话”，“不敢”在关键时刻坚持自我，“不敢”在邪恶猖獗时挺身制止等等。在这种时候，“不敢”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当懦夫的勇气，昧着良心的勇气，贬低自己的勇气。比如，当小偷当着你的面偷窃别人的钱包，你能不能勇于承受小偷渺视你人格的勇气？如果不能，你就“勇于敢”地制止他；如果能，你就“勇于不敢”地让小偷偷去别人的钱包，也偷去你的尊严，从此以后，你将失去道德上的自我肯定，你的道德自我肯定的资格也被偷走了。这种损失你可以看得很小，但也可以看得很大，如果看得大，你以后可能不能毫无羞耻地面对自己。想想这种后果，你不需要勇气吗？当然，老子也警告过你另一种后果了：勇于敢，可能要被“杀”；“勇于不敢”，你可以很安全地“活”着。
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用逻辑学家墨子的话来说明。《墨经》上说：
勇，志之所以敢也。以其敢于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于彼也害之。
勇是人内心中敢于做，由于某人敢于做这件事就可以称他为勇，并不因为他不敢于做另一件事而妨害称之为勇。墨子真是善于辨析，他这里就说得好极了。我们至少可以这么理解：勇敢与不勇敢，相互依存。恰是因为某一方面勇敢，才在另一方面不勇敢。比如一个人敢于承担，则必羞于退缩。反之亦然：正是因为某一方面不勇敢，才在另一方面特勇敢。比如不敢面对邪恶，才特勇于做懦夫与孱头，勇于放弃自尊；不敢“断送老头皮”（东坡诗），才特敢于不要老脸皮。
没有道德感的人是没有道德痛苦的，没有良好的文化熏陶的人往往也就没有文化负担（当然，受过文化熏陶的人中也有不少人更没有文化负担）。这“痛苦
”，这“负担”，是人生的枷锁。但若没有了这种枷锁，那不就成了如孟子所说的“放僻邪侈，无不为己”的恶棍了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得志者往往是小人，成功者往往是庸人这种反常却又普遍的现象呢。
这生下来就头发花白的老子，到底要教我们什么？就教我们如此下贱如此卑鄙地活着么？
很多人都在这种层面上大骂老子，否定老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不可以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生活，那样社会就太卑污了，我们自身也太肮脏了。我们不能像老子所说的那样自渎清白。但我在这里要为老子辩护几句，我在上文已经为他的治世哲学作过辩护，此处我还要为他的处世哲学作辩护。这也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之一。
辩护一，前面我提到，由于汉语缺乏必要的时态限制和虚拟语气，有些句子我们既可以理解为作者的理论主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客观事实。我们就看刚才分析的句子，“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我们刚才是把它看成老子的理论主张的，看成是他的一种提倡；但把它看成一种社会现象的描述不也可以吗？鲁迅说老子时有愤激之辞，我们把它看成是老子对这种颠倒的社会现象的愤激之辞不也可以吗？
辩护二，撇开辩护一中的理由不谈，我认为，读老子的著作，重要的不是看他提倡什么，而是看他向我们描述了什么，看他向我们描述的我们的生存状态是多么可怕。
人生哲学一般包含两个内容：首先是对生存状态的研究与描述，然后才是在此生存状态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生存态度或生存对策。这里，显然，起决定作用的乃是生存状态。对老子哲学，我们应侧重研究他所描述的生存状态，看他所描述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是多么可怕。马克思说，中华民族是早熟的儿童，我想，一个民族早熟未必好，烂熟更不好。老子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应该是人类的童年时代吧？从野蛮状态走出来才几百年，文字的成熟也才几百年。可他已经是“老子”
而不是“孩子”了。浪漫天真的希腊人在地中海那边唱着童谣一般的英雄史诗，在海滨的灿烂阳光下相互炫耀他们健美的体形和膂力。而地球的这一侧，却是苦难重重：什么样的血没流过？什么样的阴谋没有被制造过？什么样的悲剧、闹剧没有上演过？什么样的纯洁没被玷污过？什么样的正义与良心没有被扼杀过？什么样的邪恶与残忍没有猖獗过？什么样的友情没有被利用过？什么样的信义没有被出卖过？什么样的承诺没有被否认过？老子熟读历史，他的心早就冷了。他知道丑恶是用什么掩盖着的，真善美是用什么名义去扼杀的。鲁迅不也从中国布满“仁义道德”的文字缝中看出“吃人”二字么？
我以前写文章说，韩非子是第一个对人性失去信心的人，这观点我现在要作点修正。韩非的学术高高祖老子才是第一个对人性失去信心的人。历史太黑暗了，在阴暗的散发着霉变之气的档案馆里青灯苦读的老子，心灵也不免随之阴暗；现实太邪恶了，饱学博识阅历丰富的老子亦不免随之油滑，甚至狡诈。这是黑暗的历史与现实侵蚀正常的心灵，使心灵亦随之蜕化变质的典型事例。老子《道德经》中朗朗上口的韵文，也可看作是变态心理学的典型材料。
颠倒的世界扭曲了思想家的心灵，也扭曲了他的哲学。智慧有两种，世俗的智慧与理性的智慧。中国式的精明的商人，反复无常的政客，以及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智商极高的小人，拥有的是世俗的智慧；迂腐的孔子、苏格拉底等人拥有的是理性的智慧。这两种人往往格格不入，这两种智慧也极难融合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有理性智慧的人未必有世俗智慧，有世俗智慧的人也往往缺少、渺视理性智慧。而老子却是这两种智慧兼而有之了。是啊，身处不完美的社会，光有理性智慧固然能明哲，但没有世俗智慧又何以保身？
老子的哲学，是夹缝中生存的技术，是在盘根错节的社会中游刃有余的智慧，是专制社会中唯一能保护自己肉体存在的法术。其诀窍就是通过压缩主体精神与人格，来取得苟且偷生的空间。一句话，有专制，必有老子思想。正如有专制，必然导致全社会的扭曲与变态。
所以，与其批评老子提倡一种不健康的人生哲学，不如批判老子所描述的那种不健康的生存环境与文化传统；与其喋喋不休地提倡一种“正确”的生活态度，不如先想法建立—种正当的社会秩序，因为，“正确”的生活态度，只有在正当的社会秩序中才能行得通。有了正当的社会秩序，人才能用正当的方法生存于社会。老子“戒多言而时有愤辞”，他直面惨淡人生，不讲空头大道理上倒可以作我们的榜样。
你看他的话：“强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这难道不是人类古老而又古老的普遍经验与鲜血常新的教训么？在这个问题上，孔子与老子的见解竟是惊人的一致，这只能说是出上生存状态的相同。在《论语·先进》篇中，一帮弟子侍立在孔子周围。孔子看看刚强的子路，突然无限伤感地说，仲由啊，你总是这么雄赳赳的样子，你将来可能不得好死呵。就因为子路雄赳赳气昂昂，就判定他不得好死，这难道不是对“强梁者不得其死”的社会感触良深么？而且后来的事实更证明了他预言的正确——或者说证明了“强梁者不得其死”这一般规律的正确——在卫国之乱中，刚强而仗义的子路被人剁为肉酱。还有更好的例子，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不就是在“坑儒生”（这些“儒生”是思想上的“强梁”）的同时，又“杀豪俊”么？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明白，是什么东西造成了“强梁者不得其死”的现状，也提醒我们，在权力至上的社会里，强梁者是不得好死的，权力与强梁是相克的一对，权力需要的是服从，是一致，所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专制君主是决不讲“优生”的。当然，被压迫者生下来就体力孱弱，智力愚弱，心志卑弱，也就减少了反抗的可能，减少了权力受到挑战的可能，这对统治者而言未尝不是“优生”。为了眼前的权力而出卖民族的未来，这也是一切专制统治的必然选择。
既然“强梁者不得其死”，“柔弱”也就是最佳的处世姿态。为了说明这一点，老子是不厌其烦。我们看他举例：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搞……
所以他下面断然道：
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者处下，柔弱者处上。（七十六章）
是啊，坚强的牙齿会脱落，而柔软的舌头将永在。“坚强者处下，柔弱者处上。”这不是典型的颠倒的世界图像么？
而下面的一段话，更是哲理与诗意融贯一体，如行云流水。既像歌咏，又像叹息：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也。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
我认为北方的文化是“土”的文化，土中含玉，理玉而生理性精神；南方文化是“水”的文化，水势汪洋恣肆，而生浪漫精神。老子虽久处周之柱下，为“土
”所围，但其毕竟是南人，内心无时不在“望穿秋水”。这第七十八章，是水的赞歌，又是人生的叹息。天下还有比水更柔弱的么？还有比水更随和而没有个性的么？随物赋形，是其温柔，是其卑弱，但攻坚胜强，舍水其谁？！柔弱的水啊！你“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你是“无为”的象征，又是“无不为”的典型。
既然柔弱胜刚强，老子更进一步要求人们守住柔弱，而不要追求极盛。月圆而亏，日中而倾，物方生方死。“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世界万物都处在一种循环之中，所以，守住弱，便是守住了发展的生机，而走向鼎盛，则是走向衰败的转捩。所以一旦强大，万不可轻傲，而更要谦恭自守，甚至自损，以保持持续的生机：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婴儿。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二十八章）
我曾认为《老子》一书出于阴阳家思想，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老子的哲学经验往往取之于古代的房中术。你看下面的句子：
大国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其下。（六十一章）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十章）
而三十六章，更是以牝胜牡的战略战术：
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
将欲取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
我们知道，古代的阴阳家本来就把男女交合谓之“采战”的，且明清之际的通俗话本，更是直接称之为“交战”。而战之结果，却正如老子所言，“柔胜刚”。“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六章）
林语堂说，“以牝代表东方文化，而以牡代表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消极力量里，有一些东西很像子宫或山谷------”弗洛依德也说，大凡凹形，如山谷湖海等，往往为女阴或子宫的象征的。而这些“天下之溪”、“天下之谷”，好像是藏天下之污，纳天下之垢，但却正是天地之根，生机之源。在这里，老子真可以说是道破玄机了。
老子在当时，算老字辈，独学无友，颇寂寞。年轻一代的，如孔子，又大都锋芒毕露，不知“无为”，处处要显身手。道不同，自然难相为谋，但他的最大寂寞还不在此。思想家本身内心就寂寞，而哲学一旦为现实拒绝，其寂寞就无可名状。“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七十章）。于是，这位看破人生的老者，击釜而歌：
众人都兴高采烈，像赴宴，如游春。
而我不显露自己，淡泊宁静。
浑沌如婴儿，闲散似无家。
众人富足我穷乏。我是愚人吗？
人人都风光，唯独我昏茫。
人人都灵巧，我笨头笨脑。
沉静恬淡如大海；
飘逸无系不知止。
众人各自有所得，我独顽冥又陋鄙。
我与众人本不同，
依道而生随道死------（据二十章译）
这真是长歌当哭，涕泪和流。但这哭，并不是悲痛，而是感动，为自己感动，为寂寞感动，为无所不在地主宰我们的道而感动。这是独自一人领悟世界真谛，独自一人窥见世界本质之后的激动与感恩；弘一大师圆寂之前说他的感受是“悲欣交集”，老子出关之前也应该是这种感受吧。他去了，一去杳然------
孔子：黑暗王国里的残烛
痴人有多种，或因情深而痴，或因智浅而痴，孔子属于前者，而他的很多徒子徒孙，如宋明之际的理学家们，就属于后者了，新儒家们当更是等而下之。因情而痴的孔子常常沉湎在过去的怀想之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逝者如斯夫!”这时，他就是一位抒情者，抒得很动情，很感人。在一个抽象的、冷酷的、沉闷的老子之后，出现一个一往情深、感怀万端的孔子，使我们再次感受到一种温软，一种熨帖，这实在是让我们大大舒了一口气，历史终于在绝望中咧口而哭出了声，一些可怕的心理能量在孔子的歌哭、幽默、感喟中被释放了。孔子使一些无序的暴力变成了有目的、有方向的努力与企望，他使天下英雄入于他的彀中，带着这些社会精英致力于建构新的理想。当混乱的历史有了理想与方向时，混乱就不再是一无是处，相反，倒往往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生机无穷的魅力。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一个流血漂橹的时代，一个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代，但它不也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充满公理仁德的时代吗?谁开辟了这样的时代?是孔子！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往往自己驾车一一他确实是在驾着这个时代的马车。弟子们在车上或呼呼大睡或哈欠连天．一脸凄迷与怀疑。只有他永远目光炯炯，自信目标就在前方。
有一次，在一条汤汤而流的小河边，他们又找不到渡口了。远处的水田中有两人在耕作，子路便上前去打问。其中的一个细长个子却不回答子路的询问，而是反问子路：
“那个执缰绳的人是谁？”
子路恭敬地回答：“是孔丘。”
“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可见孔子的知名度颇高。
子路答：“是。”这个细高个冷冷地就来了一句：“既然是鲁国的那个孔丘，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嘛。”
没奈何，已经由绿林好汉改邪归正到孔子门下的子路，只能捺住火气，转过身去问另一位。这一位魁梧雄桀，是个大块头。大块头也反问子路：“你是谁?”
子路仍然是恭敬地回答：“我是仲由。”
“你是孔丘的门徒吗?”
现在又轮到大块头来教训子路了：“天下混乱，举世皆然。谁能改变这种局面?我看你身体强壮，是个好庄稼汉。与其跟随孔子这样的避人之士东奔西走，鼓唇摇舌，倒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避世之士，躬耕垄亩的好!”
这里我先解释两个词。什么叫“避人”呢?避人就是择人，就是避开那些昏庸无道的诸侯，而去寻找志同道合的有为之君，一同来重整乾坤。良禽择木而栖，贤才择主而事嘛，不择主，只要给富贵就帮他卖力，那是苏秦张仪的作为。孔子一心要的是救世，而不是个人富贵，所以他栖栖惶惶的马车在纵横阡陌间奔走扬尘，就是要避开身后的昏君而去寻找前面的明君。什么是“避世”?在“避人”的基础上再跨一步，彻底冷了心，闭了眼，认定天下不可能有什么诸侯还能与他一起改变这世界，于是彻底绝望，从而彻底不抱希望，回到田园中去，回到自己的内心中去，告别都市、政治与熙熙攘攘的外部世界，就叫避世。
再回头说子路被这两人教训得一楞一楞的，又要注意自己此时的身份，不能发作，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向孔子汇报。孔子听完，不尽的迷悯。谁说这两位隐士说得不对呢?这不也是孔子自己内心中常有的感触吗?但他历尽艰辛，学而不厌，“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难道就此卷而怀之吗?他有教无类，诲人不倦。门徒三千，贤者七十二，就是为了培养一批隐士，或者懂文化的农夫吗?于是他感慨万端：“人总不能与鸟兽一起生活在山林之中啊，我不和芸芸众生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共享欢乐共担不幸，我又能和谁生活在一起呢?他们说天下无道，但不正因为天下混乱无道，才需要我们去承担责任吗?假如天下有道，还需要我们吗?”
《论语》中的这一段，很传神，两干多年了，那条汤汤小河边发生的这场争论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这几个人好像还在我们身边。我尤其为孔子感动。惜惶而寂寞，迷悯而执拗。“志于道”的人越来越少了，不少人顺应潮流，从而成了新贵，或成为新贵的红人，其中甚至有他的门徒，比如那个顶善于察言观色的弟子冉求。又有不少人冷了心，折断宝剑为锄犁，平戎策换得种树书，如长沮，桀溺；其中也有他的弟子，如樊迟。樊迟向他稼、问为圃，大概也是准备避世了吧。望望眼前。路漫漫其修远兮，看看身后，追随者渐渐寥落。”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道行不通了，我只能乘小船漂荡到大海中去了。到那时还能跟随我的、可能只有一个仲由了吧!)这位可敬可叹的老人，想凭自己个人的德行与魅力来聚集一批年轻人，让他们传道义之火，文化之火；拯民于水火，匡世于既颠，但年轻人不容易经受得了各种诱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我从未见过一个喜爱德行比得上喜爱美色的人)“吾未见刚者”(我未见过刚强的人)“吾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我未见过喜好仁厌恶不仁的人)“末闻好学者’’(没听说过好学的人)。这些话不也把他的三千弟子甚至七十二贤者都包括在内了吗?要让这些弟子们“无欲而刚”“好德如好色”都不可能，更何况别人?韩非就曾刻薄尖酸地揶揄孔子，说凭着孔子那么巨大的个人德行，不就只有七十子之徒跟随他么?而下等君主鲁哀公却能让一国人都服从他，孔子本人也不得不向鲁哀公臣服。所以，人是多么容易向权势屈服，而向慕仁义的人是多么少啊。孔子此时的处境，真是令人同情。
但他更让我们尊敬。这就是他的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可以更改主帅、匹夫却不能逼他改变志向)。匹夫尚且不能夺志，更何况圣人之志，得天地浩然正气，至大至刚，岂容玷污?天下一团混黑了，不少原先追求光明的人也练就了猫头鹰的眼睛，从适应黑暗而进于喜欢黑暗，为黑暗辩护，他们把这称为提高了觉悟和认识，并且得道似的沾沾自喜于在黑森林中占据了一棵枝丫，又转过头来嘲笑别人不知变通。而孔子，这位衰弱的老人却在那里一意孤行!我很喜欢“一意孤行”这个词，很喜欢这个词所指称的那种性情与人格。敢于一意孤行的人必有大精神、大人格。一位楚地的狂生曾经警告过孔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你过去糊涂就算啦，以后你可改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现在追随政治危险得很啦！)但不能因为政治危险，就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听任他们受暴政的煎熬，
置自己的伦理责任于不顾！“政者，正也”——政治，就是对暴政的矫正，就是正义！所以孔子庄严宣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虽然他也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之类的话；虽然他也称赞遽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并慨叹“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的聪明别人能比得上，他的糊涂别人就比不上了)，大有郑板桥“由糊涂入聪明难，由聪明入糊涂尤难”的意味，但他对自己，却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如史鱼一样，“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永远是如射出的箭一样、正道直行，永不回头。
自魏晋以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就有了一种极古怪的现象，那就是人格理想与伦理责任的分离。最受人敬仰的人格乃是那些在天下苦难面前卷而怀之，闭目养神的隐君子!他们的伦理关怀哪里去了?他们的道德痛苦哪里去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人道精神哪里去了?难道我们不应该要求知识分子以起码的价值关怀吗?但我们却偏偏认为他们是涵养最高，道德最纯洁的人!鲁迅禁不住对这种人怒形于色：秦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无闻!这种目不关注人间苦难，耳不听弱者呻吟的人物，不就是饭桶酒囊茶壶甚至权势的尿壶么!现在不少人飘飘然地要“告别鲁迅”，却又腻歪歪地对“茶壶”周作人大为钟情。这种人是难以让人生出敬意的。一个人让人尊敬是有条件的。在孔子那里，在他的学说之中，那种古典的崇高确实让我们这些聪明机灵的后来人愈显扁平而单薄。
孔子的哲学核心是“仁”。在《论语》中，“仁”以不同的面目，在不同的背景下出现了无数次。这些闪烁不定的面容并不是因为孔子的“仁’’没有“一以贯之’’的主旨，而恰恰说明了“仁”内涵的丰富。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颜回问“仁”，孔子答曰：“克己”，曾子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解释说，尽自己的力量去办事叫忠，推己及人叫恕。这样看来，孔子的“仁”，也就是从人我双方立论，相当于我们今天常说的“人类共存意识”吧。“仁”的内涵里，主要的两方面就是“忠”和“恕”。有了这个“忠”，就会有足够的自我约束；有了这个“恕”，就会有足够的对别人的宽容。这个顶重要了。孟子后来讲“仁”，就不大讲“恕”了，这就一步一步走向专制。孟子就没有孔子可爱。当然，孔子的“仁”，不仅仅是指一个人应当具有的人格境界，而且还应该是一个社会政治应当具有的政治理念。是公理，是正义。因而，在非常时刻应当“杀身以成仁”，而决不能“求生以害仁”。他自己一生，倡导“仁”，实践“仁”，修自身为“仁”，又要改造社会政治为“仁”。修自身成“仁”，他是做到了，改造社会政治为“仁”，他失败了。但他“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何曾有一丝一毫的媚俗之态!他正大光明，磊磊落落，他一意孤行，坦坦荡荡。他亦知道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但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关键在于做!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了他在未来的影响，所以他要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榜样，以自己的生命之汁点亮一盏明灯，使后世一切以各种借口逃避伦理责任的行为无所遁形。——既然他已经在知其不可的情形下做了，而且做得如此艰苦，如此卓绝，如此寂寞，又如此轰轰烈烈，如此失败，又如此辉煌灿烂。因失败而辉煌，我以为这是古典悲剧的基本定律，不失败何以感人心?不辉煌何以长人志?但这失败必须是大失败，必须是必然的失败，是自由在逻辑面前的失败，是个人意志在历史规律面前的失败，而且必须是主人公已经预知的失败。他已经预先知道结局了，但高傲的心性使他无法改变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古典悲剧中，生命的投人是人格成就的最后一道工序，如干将莫邪之铸剑，最后必以自身的血肉之躯投入熔炉，用自己的血光赋予宝剑以阳刚杀气。孔子的“得其真传”的弟子曾参，有一段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巳，不亦远乎?”我无法不为这句话而感动，虽然我已经被那些最靠近话筒，因而最有发言权的某些人的这个“后”那个“后”，还有什么“解构”，解构得没有什么完整的心智了。曾子的这段话包含着两个推论，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译成问答句：士为什么要弘大坚定?因为他们任重道远。为什么说他们任重?因为他们是把仁当作自己的人生责任的；又为什么道远?因为他们除非死掉，不然就不能卸下这副担子。这就是自讨苦吃式的崇高。我上文说，让人尊敬是有条件的，不能因为你读了不少书，甚至读了不少洋文书，知道各种主义，就能受人尊敬。你还得有所承担。孔子及其弟子们，在那么一个时代，就已经意识到担当道义是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甚至无法摆脱的宿命了，就已经知道执行文化批判而不是文化媚俗文化献媚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了，他们怎能不伟大，又怎能不为这伟大而颠沛，造次!
那些冷了心肠的隐士讽刺孔子，还有些愤世嫉俗的道理。而下面这位“丈人”对孔子的批评就莫名其妙了：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
于路问曰：“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罢(耘)。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泰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子路曰：“不仕无义。……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 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一段中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后来成为不少人批评孔子的口实。是的，在一个小农意识很浓厚的国家里，这种情形较易发生，并且较易引来阵阵喝彩。甚至人们还能这样想：你孔子四肢不勤劳，五谷分不清，你连一个农夫都比不上。这种说法会引来更多的喝彩，因为很多人一下子从孔子的缺点中找回了自己的自信心——但我要说，这种批评的荒谬性太明显了。在春秋后期，我们缺少一位农夫吗?减少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增添一名普通的农夫，我们就是这样算账的吗?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会因此更加辉煌灿烂吗?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就会更加文明吗?另外，我们民族在那个时代连养活一位像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的经济能力都没有，还必须让他自己去耕种自存吗?或者，我们这个民族连给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都不愿意，而必欲使之和农夫一样才心满意足吗?这些问法可以换成现代式的：我们必须分给陈景润一块自留地，由他自己播种，收获，磨粉，蒸馒头，吃下去，然后再去桌子边求证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吗?如果不是这样，他即使证出了l十2，由于他不会蒸馒头，于是我们就可以鄙夷他连一个馒头师傅都不如吗?我的这种问法不是没有道理的，20多年前．我们就这么干过。否则，要办那么多的“干校”干什么?
樊迟向他问稼问为圃，孔子怒不可遏，甚至在背后骂他是“小人”。又有不少人说这是孔子轻视体力劳动，现在的某些大学教材上就有这种说法。这种批评也太师心自用了。问如何种菜种小麦，需要问孔子吗?孔子的回答是“我不如老农民，我不如老菜农”，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樊迟要学这些，你何必到我这儿来?你去问老农即是。要学腌泡菜蒸馒头切土豆丝，需要去中科院问博士生导师吗?
以上的问题还在于，培养一个老农易，至少在孔子那时，还不提倡科学种田时是这样。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农业技术学校，但遍地是老农在种麦子种大头菜。培养一个知识分子就难了。孔子的时代，传播知识，提高人口素质，似乎比自己去亲自参加劳动更迫切。所以，孔子的这些言行，与轻视体力劳动如何扯得上。这一位“植其杖而芸(耘)”的“丈人”，耘来耘去，也就那一亩二分地，所养活的，不过就是他自己及家人。这又如何能与孔子相比呢?他自己的言行能够传留后世，还是沾的孔子的光呢。孔子所耕耘的是什么荒?是文化之荒!所培养的是什么苗?是文化之苗!柳绐徵《中国文化史》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于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于而开。”孔子所给予我们这个民族的，甚至全世界的，又如何能估量?又如何是小农思想满脑子的人所能理喻、所能批评的?
所以，上述的那些对孔子的批评，让我联想到今天一些人对鲁迅的批评，以及他们莫名其妙的对于鲁迅的优胜感。鲁迅的某些缺点确实让某些人脆弱的心性得到一种自信的证明。但他们对于鲁迅的批评，恰像旧时代老爷家中感觉很幸福从而很温柔的小妾，对现代独身女性的批评；又好比是青铜时代贵族几案上的玲珑的酒器或床底下温静的溺器对铁器时代绿林好汉手中青锋长剑的批评。
我对古代的隐士评价不高。相应的，我对现代的周作人及其鼓吹者们也心存怀疑。我认为，一个人，比如这几年“告别鲁迅”而群集到周作人羽翼下的一些人，他在这个社会里占有了比别人好一些的地位、财富、机会，使他能上大学读书，能明理，他理应对这个社会有所回报，有所补偿。按我们现在的大学招生数和报考数，有一个上大学的，就必有一个或更多上不了大学的。这种回报与补偿就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出来，使这个社会有所进步，人们的幸福能有所增进。也就是说，他的知识应该有益于社会，而不是把这种知识当成自己的文雅的小妾。我在一篇文章里，就认为周作人是把他的学识当小妾，只让她陪自己喝茶谈玄。而如果把知识当作取媚权力的手段，就更等而下之了。另一方面，出于某种自私的目的，掩盖自己的智慧，就是对社会的背叛；隐匿自己的发现，就是对社会的犯罪——当然，这种行为在专制社会里可能是迫不得已的。
孔子晚年，倦于奔波。鲁迅曾在一篇颇似游戏的文字中推测孔子晚年有严重的胃病和胃下垂。一个医生对一个常年在坎坷的道路上颠簸的人很容易下这个判断。总之，孔子老了，病了，不能再奔波了，况且奔波又有什么收获呢?于是，在离开鲁国十四年之后，靠弟子冉求的疏通，又回到了鲁国故乡。此时孔子已是知命了，不说心如死灰，但心如止水却是必然的。鲁君无意用他，他也懒洋洋的不求用了。回到自己阔别多年的老屋，撩去门楣窗棂上的蛛网，拂去案几上的积尘，他坐下来，心境一片茫然。这时，外面的世界更混乱了，乱臣贼子们活得更神气了，但也令他更无奈了。宝剑折断，铩羽而归，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打开了竹简。这是一个有世界意义的举动。孔子现实政治活动的失败使中国少了一位晏婴、子产或管仲式的人物，但却使世界从此有了一个伟大文化的源头。这活力绵绵不绝的文化之源，浩浩荡荡，渐远渐无穷，使整个东方世界都浸润其中。是的，当孔子的现实政治活动失败后，他埋头于古代典籍的整理；在被自己的时代拒绝之后，他成功地通过文化符号进入了未来的世纪；在被几个诸侯国的诸侯和政客拒绝后，他的影响力却遍及全世界，名声响彻天下。
孔子本来是想通过立功来传名后世的，像他终生倾慕的周公一样。但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地没有可能了。“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很惧怕死后没有名声留传啊)于是他便想通过立言来不朽。我们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成功了，而且在立言中他还立了德。”三不朽”他完成了两项。据司马迁的记载，“六经”都是经他手订的。也正因了他的手，这些积满时光尘土的古典才成为“经”，而为后世不断地钻研，又在这不断的琢磨中发出历久弥新的光芒。那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三百零五首“诗”，记录着那么遥远时代的真切的痛苦。更是因为他的手订，由愚夫愚妇引车卖浆者流的歌吟一跃而成为六经之首，“子曰”与“诗云”并称。实际上，就是因了“孔子曰”，孔子的赞誉，《诗》中愚夫愚妇们的“云”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圣经。他对这三百首《诗》做过些什么呢?他和子夏讨论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他和子贡讨沦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还说，“诗，可以怨”!他把《诗》当作教材，传授给弟子们，正是因为这种口耳相传式的传授，才使得《诗经》能避开暴君赢政的焚书之火和莽汉项羽的复仇之火，斯文不灭！他还庄重地为《诗》回护，说：“《诗》三百，—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就使后世很多对《诗经》暗怀不满的人，比如朱熹，只能做些鬼鬼祟祟的、歪曲的勾当。孔子是文学的守护神呢。原来他不仅是一位庄
严谨恪的人，还是一位情感丰富的人!因此，他不仅要求人类要有道德，就是对人类的情感——包括对人性的弱点，他也有那么多善意的回护与爱惜!他要人们好德，但也不反对人们好色，“国风好色而不淫”，不过分，就行了嘛。说到这里，插入一件小事。跟孔子学语言修辞的子夏，有—个毛病．那就是吝啬。知生莫如师。孔子深知子夏这一“毛病”，于是就刻意为他遮掩。一次孔子出门，碰上下雨，而子夏有伞。孔子却不去借，甘冒雨淋之苦。有人问孔子为何不向子夏借伞，孔子说，子夏有这个小毛病，若向他借伞，借，他心里不痛快；不借，不是把他的缺点暴露给众人了吗?如果能掩盖住别人的缺点，我淋点雨算什么呢?
文学是人学，文学就是人性的表现。不能对人性的优点有极祟高的敬意，对人性的弱点有极宽厚的怜悯，是不可能理解文学的。我们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朱熹。对这个人我老实说没有一丝一毫的好感。且不说他的那一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是多么仇视人性，我只想举他对《诗经》中一首诗的评论来说说。
《诗经·卫风》中有一首诗叫《氓》，是一位被遗弃女子的哀歌。这个女子坚持要明媒正娶地嫁给她所爱的男人(这就是“乐而不淫”)，做了妻子后她辛勤贤患，但最后还是被抛弃了。即便这样，她也依然那么理智、节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老实说，我读到这首诗的最后“亦已焉哉”(唉，算了吧)，是颇失望的，我私下里希望她能报复对方一下。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对，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但我觉得这才合情。美狄亚就实施了惨烈的报复。孔子也提倡“以直报怨”。但朱熹对这个不幸女子的评论，使我觉得他很卑鄙，很没有人性。他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这个淫荡的女子被别人始乱终弃了，自己追叙自己的所作所为，倾吐出悔恨之意)读到这样的议论如果不觉得朱烹卑鄙下流，就不是正派人。因为朱熹凭空污人清白(在这首诗中一点也看不出这个女子有什么淫荡的地方)；他对一位多情的恋人(婚前)一个贤淑的妻子(婚后)毫无首肯之意，理学家之不懂欣赏女人，于此可见一斑，而理学家之仇视一切鲜活的女性，对人间痛苦毫无同情心也在此原形毕露。这些只知”以理杀人”的后儒们，他们何曾及得上孔子的一分一毫啊。
由于孔子丰富的文学情怀，他把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理解为一种自由的艺术境界，而不是严谨的道德境界。在这一点上他又和后世的道德家们大相径庭。我们也一直没注意这一点。孔子在道德的熔炉里冶炼自己，而最后出炉的结果却大出我们意料：他熔炼出的不是森森剑戟，而是更加的幽默生动。你看他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最后的形象是“成于乐”而“游于艺”：他一下子变得亲近了，不再壁垒森严了。你看他：“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时他能是一位皱着眉头板着面孔不苟言笑的人么?他是一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老顽童哩!他极爱音乐，即便在围困之中，也是每日“弦歌不衰”。只要附近没死丧，他每日都大声地唱歌。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中记载了孔子与音乐的一件轶事：他在师襄子那里学了一首曲子，一连弹了十数天还不换其他曲子，直到他从这首曲子里“听”出了那个肤色黝黑、身材硕长、眼神忧郁的文王的形象!“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文王可不就是一个满腹忧患的古之高人吗?孔子的精神通过飞翔的音符而与之相通了!
有这样的音乐修养与音乐情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是多么宏伟壮丽的大乐章啊。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再聆听孔子弦歌过的音乐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但那古老而简朴的文字仍留传下来。那远古时代活生生个体的欢乐与哀伤，希望与失望，怨愤与爱慕------仍然如此鲜活。是的，那远古的神经末梢仍在向我们传来敏锐而清晰的刺痛------
《诗经》中有一百六十首都是采自民间。包括黄河流域，汉水、汝水流域。我们可以由此贴近这片辽阔土地上的风、水、丘垄与庄稼，贴近这片土地上的阳光、情感、悲欢与离合。班固与何休都提到当时有专门采诗的行人，摇着木铎顺着乡间小道去采诗。我有时痴想，没有比这更好的职业了。如果我在那时，我一定做个采诗者。不采诗还干什么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工作呢?
冬日的蛰居过去了，春光融融，芳香萋萋。我立于道口，望农夫荷锄远来，而他的歌声亦悠扬而感伤------
我在村落间徘徊，看顽童嬉闹：我亦走上田头，看麦苗油油，静观灌溉之水汩汩流淌。
那么多忧伤的故事啊。有一个人因想念远方的恋人而去了，从此杳无音信；一位多情的女子被人遗弃了，哭泣着回到娘家；而服役归来的人，拄杖立于田头，他的家园已成一片废墟，丘垄上葬着他的亲人------
在远处飘来的歌声面前，我老泪纵横。
我是被《诗经》感动了。最幸福的时候就是被感动的时候。谁能说当孔子对这三百零五首诗逐一弦歌时，他不也是感怀万端呢?“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十月之交》)，这样的句子，如此贴切他忧患人生的情怀，如此真切地反映他奔波为天下的辛苦，他能不感慨吗?而那一位走过周朝旧都，面对废墟上的野黍而“中心摇摇”悲不自禁的诗人，不更是他的同调吗?面对伟大朝代的文化废墟，他不更是忧患满怀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是啊，孔子，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
墨子：向帝国挑战的剑侠（节选）
一个独行的身影踟蹰而来。那是一个独行客：他光着头，赤着脚，穿着粗布的衣衫，面目黧黑，焦虑急切。他腰中的短剑与眼神中的坚毅，使我们心中一惊：这是一个侠客！
是的，这就是墨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剑侠，最伟大的剑侠！
《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也就是说，墨子最初乃是儒家的门徒，学孔子的思想，但越学越不对胃口，越学越觉得儒学不是那么回事。儒者的礼那么繁琐而不切用，儒者提倡的厚葬浪费财富而使人民贫穷，长期服丧浪费生命而妨碍正事，所以他背弃儒家了！他当了儒门的叛徒了！这一叛，非同小可，这不仅仅是叛出师门，而且是政治上的背叛。我们知道，儒家是热烈礼赞周王朝，维护周王朝的文化的，他既叛儒，当然也就背叛了周王朝，成了周王朝的叛臣逆子了！
叛徒墨子自据山头，自立门派，自树旗帜，并且还真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的学派及思想，到了战国中期孟子的时代，已是弥满天下，压倒儒学。儒学眼看就不济了。所以孟子才有那么大的“道德愤怒”，骂杨朱为无君，骂墨子为无父，全是禽兽，必欲扑灭之而后快。但是，虽然儒学在战国中期又出现了孟子这样的大师，且这位大师又如此党同伐异，哓哓善辩，仍不能阻止墨学的传播与发展。
我一直把墨子称为向帝国挑战的剑侠，有两点依据：一、他是剑侠；二、他是在向一个有几百年赫赫历史与辉煌文化的古老帝国及其文化挑战。
韩非子曾列出危害国家的五种蛀虫，其中之一就是“带剑者”。这“带剑者”就是墨子后学的流亚。韩非子说他们都常常“以武犯禁”。后来汉代的公孙弘、班固也极力贬斥这类人。公孙弘用行政手段，借国家机器来杀这类人，班固则是借文化讲坛来骂这类人。但司马迁不同，他在《史记》中专列一章《游侠列传》，并对秦代以前游侠的“湮灭不见”感到极大的遗憾。
正是因了司马迁对游侠如此珍惜，认为他们有足够的值得肯定与赞扬的地方，他才记载了汉代的游侠朱家、郭解等多人，并给予深深的敬意。
这墨子学派，简直是一支敢死队，特别行动队！这些粗短服饰的“侠客”们一个个怒目圆睁，随时拔刃相向，与宽袍大服、风流儒雅、口颂诗书的孔门“君子”，真是大异其趣了！
这些勇士们关键时候是可以弯弓搭箭舞刀弄棒的。《游侠列传》中说游侠往往能为别人的厄困灾难而奔波，不爱惜自己的躯体——墨子听说楚国将要攻打宋国，便从齐国出发去阻止，这不是千里奔赴，为人解难吗？齐国与楚国，在交通极不便的那时，真是令人望而却步的遥远与坎坷啊！他一走便是十日十夜，这不是不爱惜自己的躯体吗？最后墨子终于说服楚王，使之打消了进攻宋国的念头，弱小的宋国得以保全，这不是“存亡生死”吗？
墨子著作中，自第五十二篇《备城门》至第七十一篇《杂守》，现存共十一篇，都是谈防守。他反对攻，当然尽力研究守。司马迁就说他“善守御”。这十一篇完全是谈防守的技术，若和《孙子兵法》参看，是很有意思的。《孙子》能从哲学与政治角度讲战争，《墨子》却纯从技术角度谈战争。孙子颇重视战略，墨子却只留意于战术。看他这十一篇兵书，其实他的防守思想并不新颖，更不出色，新颖的是他的科学知识，出色的是他高超的技术。他的防守思路不新颖可以理解，因为他不是进攻的一方，只谈防守，并且是消极的被动的防守。敌方攻城门怎么办？敌方爬城墙怎么办？敌方挖隧道陷城墙怎么办------凡此等等，都是消极应对，难怪后世“墨守”一词乃是贬意。看来墨子因为一味地反对攻，所以他不理解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他彻底否定“攻”（注意，墨子讲“非攻”而不是讲“非战”，看来，他反对一切主动的战争），否定战争的一切正面价值，以至于也否定了主动进攻于防守的价值与意义。他自居于弱者一方，不想进取，只图保全，这就使他的防守思想很保守。他的防守之所以成功，只是他的工具先进，设计科学，禽滑厘等三百弟子在宋城上守御，使得楚国千军万马望而却步，乃是凭借他“守圉（御）之具”的先进，超过了公输般的“攻城之械”。从他这十一篇兵书看，他是一位专业木匠、科学家，看来他讲勇，更讲科学、讲技术。他挖隧道，其长度、宽度，他造器械，其尺寸、方圆，都一一标明，宛如现代兵工厂的兵器设计图。孔子是不谈战阵之事的，卫灵公向他讨教这方面的知识，他说他只学过“俎豆之事”（礼让揖节），而“战阵之事”不曾学过。孔子反战，乃不言战。墨子反战，却是以战反战以守反攻。这又是儒侠（墨）之间的大区别之一。
但墨子最锋利的剑还不是他的守城之具，而是他思想的锋芒。这思想锋芒的寒光直逼一个大帝国的咽喉，使本来就苟延残喘的周王朝，顷刻间就失去了苟活的依据。
墨子毕竟是孔门之徒，所以，有些思想与儒家还是一致的，这是他认为“理自不可异”的地方，如他的《亲士》《修身》《所染》诸篇，其思想、观点，与儒家如出一辙，不大有意思。有意思的是他与儒家不同的地方，这才是墨子自己的真创见。有些题目，一看就知道和儒家对着干，《非儒》不说了，《兼爱》《尚贤》直刺儒家的“亲亲”与贵族政治，《非乐》《节用》《节葬》直刺儒家的礼乐文化与厚葬靡费的传统，《天志》《明鬼》反对儒家的道德政治与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非命》反对孔子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可以说，墨子由孔儒的思路，来个反向思考，从而别立一派，成一家之言，卓然而为一代大宗。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也正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大侠客作派。
那么，何处是墨子的剑锋所向呢？首先，他有意地忽略周王的存在，不把他看作天下共主，而是把他摒弃于天下政治之外了。这种冷处理尤其恶毒，清冷而落寞地苟存在洛阳的东周最怕的就是被人遗忘。墨子抬出一个有意志的“天”，来代替周“天子”，诸侯也只需对“天”负责，而没有什么“天子”值得去在意。墨子也反对战争，甚至钻牛角尖到反对一切战争，但他并不像孔子那样，从政治角度来考虑战争，而是从道德角度来考虑战争。战争的不义，在孔子看来，乃是由于不是出自天子而是出自诸侯，是政治的失序。而在墨子看来，攻打别国，正如同窃贼与强盗。其行为本身即当否定，不论什么身份的人都不能偷窃，所以，不论什么身份的人当然也就无权发动战争，哪怕是周天子，也不具有偷窃杀人的道德支持。
墨子否定周王朝，更主要表现在他对周文化的否定上。他的“兼爱”是反对“礼”的等级尊卑制度，“尚贤”是反对“亲亲”的贵族封建世袭制度。这两点实际上是周王朝政治运作与社会整合的主要环节。他的“节用”“节葬”“非乐”又是反对周王朝的文饰，这正是孔子所倾心向往的“郁郁乎文哉”的王朝风范。墨子认定：“俯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显然，制礼作乐的周公在墨子这里决不是圣王了，以礼乐文化为特色的周王朝当然也就不是什么圣朝了。既如此，周王朝也就是可以被取代的。如何取代呢？在这里，墨子的思想放射出令人惊异的色彩，他提出了一个在后来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都没有人敢于响应的政治构想，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之为民主联合政府：
“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以至乎乡里之长------”
在这里，天子是在“尚贤”的标准下民选的，天子而下则有三公，构成最高权力机关，然后是诸侯国君，左右将军大夫，直至乡里之长，相当于基层组织。现行的政治体制彻底被抛弃了，贵族特权被否定了。除了民主选举这一点外，如果把诸侯国改成郡、县，不极像后来的郡县制吗！而其通过民众选举，推举贤良、圣知、辩慧之人为天子、三公、诸侯国君、民之正长，则极易使我们想起卢梭。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思想啊！
孟子：王者师与大丈夫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原道》
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一一孟子
孟子是“亚圣”。从学问渊源上讲，他也算是孔子的嫡传。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而子思又是受业于对孔子思想“独得其宗”的曾子的，这就显示出孟子的正统地位了。这正统地位，连野心极大、用心极深、篡位之欲极强的唐代韩愈都不敢有任何微辞。韩愈可是攻坚拔固的好手，他一路势如破竹地向历史进攻，连荀子都结他推翻了并踏上一只脚。但到了孟子跟前，也许是看看孟子太强大，自己确实不是对手，也许是自己已是强弩之末，只好打不赢就受招安，马上变幻出温驯之色，对之顶礼膜拜，并在孟子身后给自己“敷座而坐”，擦探头上的虚汗(他的身体差得很哩)，摆出一副自我作古的派头，俨然在道统中有了一席之地。
但孟子的“亚圣”地位，是不靠嫡统，不靠韩愈式的自封，而是靠他对儒门的大贡献。也就是说，他于儒门有别人难以企及的大功勋。可以这样说，在孔门的历代弟子中，数孟轲先生最为有斗志、有干劲、有热血，而又最无私心、无势利心。
一句话，最无”小”人之心。
孟子对儒门的大贡献，至少有三点：第一，他把孔子的“仁“发展到了“义“。孔子谈“仁”也谈“义”，孟子谈“义”也谈“仁”，但两者还是有侧重点的不同。孔子重”仁，孟子重“义”。所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仁”“义”区别在哪里?其实两者本质并无不同，只是表现的地方不同。孟子就进行过区分。他说:'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仁，是人的内心修养。义，是人所遵循的正道)。他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仁，是人安身立命之所；义,是人行事的正确法则。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义”，乃表明他更注重对人外在行为的评价，这除了表明他更希望人把仁心表现出来，施及于人，也表明他更注重实际———个人内心的真实思想我们是无从知道的、也无需知道。无需控制也无从控制，只要他外在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即可。“义者，宜也”(义，就是行为适当)。所以，孟子的“义”比孔子的“仁”，更具体可行、操作性强。
有一次，齐宣王坐在朝堂之上，看到一个人牵着一头牛从外面经过，这头牛一边走一边发抖。原来这头牛要拉去宰杀，用牛血去衅钟。宣王看着这牛发抖，心里不是滋味，就下令放了这头牛，另换一只羊去衅钟。这事让孟子知道了，他据此一口咬定齐宣王有仁心(连宣王自己都不大相信)，是块好料子，现在只差由他孟轲来给他雕琢成器了。孟子教导他说：光有内在的隐藏不露的“仁心”是不够的，只有把这仁心中的仁爱表现在政治政策上，推恩于天下，才真正有益于百姓。他尖锐地批评齐宣王“思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乃是“不为”，也就是不在外在行为上行“义”。“义”就是按“仁”的法则去做。这一点，他似乎比孔子讲究实际一些。
同时，“义”的评价比“仁”的评价也可行得多。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义”(适宜)，总比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是否仁德要容易得多，也可信得多。义，对道德实践者而言，也便于操作。要真正在内心意志上达到圣人的境界谈何容易?但约束自己的行为，或者说，在内心的欲求与“义”发生矛盾时，能克制自己而屈从“义”，则较易做到。孟子可能是意识到，要求人人都有一颗圣贤之心，实在是一种妄想，现实一点的是，要人人都能对自已有所约束。应该说，孟子走的这一步，是使得孔子的不可企及的人格理想走向大众。大众不可能人人在事实上成圣。但大众可以通过自我约束，而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孔子的“圣贤”理想只能是一小撮精神贵族的追求，而孟子的“义”则有可能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孟子对儒学的三点发展中，这一点最值得我们肯定。
第二，如果说，孟子把孔子的“仁”从道德角度发展为“义”，那么，从政治角度，他又将之发展为“仁政”，也就是他的“王道”。在这一点上，孟夫子可是为儒家学派立了大功。孔子也讲过“仁政”，但对其内涵并没有作详细的说明，显得空洞而浮泛。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都没有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是孟子接过手把这工作做完了，而且我们还得承认，他做得蛮出色。他把孔子的伦理思想演义为一整套的政治构想，完成了由纯学术向政治实践的过渡，学者成为政治幕僚，孟子也就自封为“王者师”。这套理论，使得学统、道统与政统融合无间，从而“学”与“仕”不再有任何学理上的隔膜，“学而优则仕”变成了”直通车”，“士”变成”土大夫”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说孟子的“融合三统”不是为后来的科举取士奠定了基础呢?
同时，这一套政治构想上有六经之依据，下有统治者之扶持，从而使儒术才能在后来“独尊”。鲁迅说，“孔夫子是中国的权势者捧起来的”。权势者为什么单单相中了孔夫子而捧他尊他呢?就是因为孟子的这套政治理论。毋庸讳言，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必然是专制政治，而专制政治也必以道德为基础。所以，孟子的这一套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政治构想，必然与专制政治“狼狈为奸”，从而贻害无穷。
简单地说，孟子的政治构想是这样的，很有一厢情愿的味道：人本性是善的，因此就有仁心的苗子。把这仁心加以扶植，不让其放失，且使之枝繁叶茂，便是养身了；然后用自身这光辉的形象作样板，“邢于寡妻”(给妻子做道德规范)，便是齐家；“以御于家邦”(以此治理家国)便是治国；用仁政治国，就是行王道，行王道当然是“天下莫之能御”(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从此天下太平了。这种构想的幼稚性实在太明显了，而这种幼稚的政治构想竟然蒙蔽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那些劳心竭虑想求治的士人们只知道耐心地等待一个不失仁心且能把这仁心报恩到广大百姓的圣明君主，并且在无数次的失望后也想不出要另谋生路。直到五四后，以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l
6人为代表的知识界，还提倡什么“好人政府主义“呢。在孟子这一棵树上，吊死了多少代的英雄豪杰与智谋之士?这里面有统治者的阴谋吧?但我想，关键还在于文化自身的缺陷。即此一点，我斗胆说，中国的封建文化，有它不成熟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再成熟的地方。现代的读者能觉得出孟子这一套构想的幼稚，应该说是得力于“西学东渐”，知道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从而换一个活法。古代的那些智谋之土，其个人智慧不管多大，也不能窥破这个文化阴影之中的机关。孟子的这一套宏伟的雄辩滔滔的政治构想，包含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似乎有不可摇撼的威严和合理性。但我想，他的前提是否错了?一旦不能证明人性是善的，并且君主们都能不丧失这微弱的善的小苗苗，且在花天酒地醇酒妇人以及血腥“相斫”时，还能扶植这个小苗苗，使之蔚然而成大气候，那么，孟子的整个政治建筑都将士崩瓦解。这就要谈到孟子的“性善论”了。
性善论是孟子对儒学的第三大贡献。孔子不愿意谈人性，他可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不能解答的问题。《论语》中只模糊地提到“性相近，习相远”。只说人性之初大致相近，有共同的人性，并未作善恶之分。所以，从这一点讲，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都与孔子不矛盾。但孟子的性善论实为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基础。在这一点上，孟子对儒家可谓功勋卓著。后来程朱等人严厉批评荀子的性恶论，并借此认定荀子已失去儒家的根本。他们也算明白人，知道在性善问题上决不能作丝毫的让步。因为这一步让出去了，儒家就没有立锥之地了。但非常令人为儒家担心的是，孟子在他的长篇大作里并没能证明“人性善”。程朱等生活在古代的书斋中的老儒，以及生活在现代洋楼里的新儒，管他进化了多少代，也还是不能证明“人性善”。不能证明人性善，却依然不妨碍他们谈“内圣外王”，甚至膨胀到认定儒学将要拯救世界，这就只能让人觉得他们有点不诚实。
大概他们天天盼望这世界遭殃，人民倒霉，然后有机会让儒学大放光彩。既已写出“膨胀”一词，不妨再写出一句民间俗语：“狗咬猪尿泡——一场空欢喜。”不同的是狗咬的那个猪下水，不是狗吹大的，所以，这条狗颇让人同情。而现代的新儒家们则是自己吹大猪下水，然后把它想象成一块很杀秤的肥肉，对之欢喜不已。这个歇后语的关键词是“空”。
傅伟勋先生在他的《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一文中，列出孟子证立“性善论”的十大论辩。但傅先生也客观地指出，这十大论辩都不能直接证立“性善论”为真。既如此．那就不管数量多少也没用了。十个不完全的论证，不能凑成一个完全的论证。一百个也不行，一千个一万个也不行。这会令新儒家着急，但着急也不行。
可以说，在对人性本善的论证上，聪明绝顶的孟子已经绞尽脑汁了，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能利用的都利用了，以致后来的程朱及当今的第三代新儒家们，再也不能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只能在那里发一些空洞的欢呼。像程颐和朱熹，就喜欢故作高深地发些大可不必的感慨，常常在《四书》的某些字缝里写上什么“学者宜深思”字样——他们说不明白，就叫我们去深思，可我们想来想去也就那么一点意思。而就为这点没有什么意思的小意思，我们一代一代毫无出息毫无建树地老去了。
我想，人性问题，无论是证善，还是证恶，都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这极有可能是一个不能证明的问题。它不属于理性范畴，而可能属于非理性范畴。孟子运用不少经验证明，我们说，经验证明不是有效证明。同时，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相反的经验。比如，孟子用“恻隐之心”来证明人性本善，使用的就是经验证明。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触动恻隐之心的经验，好像其普遍性足以证立人性本善。但是，我们是否也普遍具有“小人之心”的经验呢?如同孟子所说，我们看到一头牛将被杀，一个小孩将落井，马上就会有怜悯和救助之心涌现；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否也暗暗地有一些别的思想情感，比如妒忌、争夺之心等等呢?
所以，若以经验来证明，我们也可以证立人性恶。此外，孟子还特别喜欢类比证明，但用比喻论证实在是冒险的证明，也是证明的冒险。当然，也可能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骗局，这要视证明人的品性而定。
告子认为，人性如同流水，挖开西方则向西流，挖开东方就向东流。所以，就如同水没有一定的方向一样，人性没有善与不善。孟子批驳说：“水确实不分东西，但也不分上下吗?人性的善，就如同水往下流一样，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往下流的。”告子用比喻例证，孟子也用比喻反驳，而且都以水为喻，真正的善辩，就地取材，操斧伐柯。但告子似乎仅仅以比喻来说明，而孟子则直接用比喻来证明。用比喻来说明是可以的，但用比喻来证明则是不允许的。在这里。孟子就犯了两个错误。—是水固然往下流，但这也不是水的本性，这是地球引力的结果，与告子听说的往东往西流一样仍然是外在影响。山上的石头若失去支撑和摩擦力，也会往下滚，往下的岂止是水？孟子不懂地球引力，但他看不出万物都向下落吗?难道行人看见苹果落地会发现地球引力，而我们就只能以此证立一种道德观点吗?孟子犯的另外一个错误是，这个比喻论证可以证立其真，也可证立其伪，也就是说，水永远向下，只能比喻人性有一固定趋向，但并不能证明它的具体方向。我们把孟子的原话改动一个字看一看：“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改“善”为“恶”，这个比喻不仍然成立么?孟子能证明什么呢?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和庄子最偏激，最钻牛角尖，但他们的文章也因此最好看。如果说，庄子是人生的悟者，那么，孟子就是人生的迷者，悟者的文章因为超脱与透彻而好看，迷者的文章因为热情与天真而好看。如果用孔子对人的分类，庄子是狷者，孟子是狂者，要读一流的文字，“必也狂狷乎”！
孟子既以好辩著称，他在辩论上就必有自己的特色。平心而论，孟子辩论的最大特色，不在于在学理上穷究不已卓识不凡新见迭出引人入胜，而在于他论题之外的功夫揣摩对方心理，窥测对方思路，巧设陷阱，暗布机关，引人入彀，而后一剑封喉，一等对方明白上了圈套，却已没了“喉”——最后一句总是他说的，所以，他就是胜利者了。另外，他是一个极端自信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有充沛的道德上的自负，及由此而来的目空一切的勇气，他总是认为真理永远在他这一边，所以，他与别人辩论时虽然设了不少圈套，但却并不显得心机阴暗，相反，倒显得他机智能干。从这方面看，他是一个极天真的人。我们欣赏他的文章，往往不是为他的道理所折服，而是被他的聪明机智所吸引。
我们来看看他与齐宣王的一段辩论：
齐宣王问曰： “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宣王是一个颇有心机的人，他问齐桓、晋文之事，表面上是在谈历史，实际上却是在借历史表明自己的“所欲”——他要像齐桓、晋文一样成就霸业。当然，
他一定知道孟子是倡“王道”而反“霸道”的，所以，他不能直接与孟子谈“霸道”问题，于是把这种想法打扮了一番，以谈历史人物的面貌出现，若孟子不察他的用意，与他大谈齐桓、晋文，孟子可就上了他的圈套了。
但孟子岂能在这样的地方掉以轻心，对他的真实用心疏忽大意。他看穿了宣王的用心，只一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轻轻地就把对方的招数化解了。注意，孟子这句话，实际上是绵里藏针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云云，实际上是在警告齐宣王我是仲尼之徒，你拿这个问题问我，是失礼不敬的，但若话就此打住，语气就太生硬、太冲撞了，双方就僵住了，所以，下面又接以“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好像前面所说的，不是警告，而只是证明自己不能谈（注意，不是不愿谈——孟子就是要巧妙地把不愿谈转化为不能谈的原因。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借口是孟子编造的，仲尼之徒何尝不谈桓、文，就是孔子，也大谈桓、文，《论语》中孔子就谈及齐桓公、晋文公，更多的还谈到了管仲，并以“仁”许之。这一点，齐宣王也未必不知道，但孟子既已严肃地这样说，他也莫可奈何。孟子化解了对方的进攻后，顺势乘虚而入“无以，则王乎”——不能谈霸道了，我们今天谈谈王道如何？把主动权、话语权都抢了过来，孟子的这种做法，倒真有些“霸道”，这正是他的一贯作风。
再看下面这一节。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从“王发政施仁”起，一连串用了五个单句组成的排比句，写出了天下归心的大局面，真有百川归海，风起云涌之感。这显然又与孟子对自己理论的自信，及因此而来的充沛的激情、浪漫的情怀有关。他文章的气势足以感人，而这气势确实如他所说，是来自于他内心道德上的“浩然正气”的。像孟子的这种辩论特色，更多地显示出其个人性情及文学性的一面，我们从中读出了辩论双方的心理活动，主动与被动的转换，攻与守的变化，机关与陷阱的埋设与避让，自我情绪的表现与对对方情绪的控制，说话分寸恰到好处的把握，以及在排比、比喻、反问、寓言故事等众多手法中体现出来的文章的气势，说理的形象性、生动性、情感性。这些无疑大大增加了《孟子》一书的文学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虽然孟子在辩论时耍了一些花招，但他所说的，都是“正当的道理”，是光明磊落的道德之言，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他狡诈，只会佩服他智慧。这又是《孟子》一书的道德价值。
但与之相应的则是，作为一部论理著作，《孟子》的逻辑性，说理的严肃性、真实性却有相当的问题，这种有意或无意的逻辑错误，在《孟子》中有不少，比如下面：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价值认定的角度说，我举双手赞成孟子。我们应当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去做一个有道的人，而不能成为一个无道的人《当然，孟子这里原是指有道之君和无道之君），而且，得道的人，应当在“得道”的同时，“得到”众人的帮助和支持；失道的人，也理当为人摒弃而使之付出“失道”的代价。
但这里只是说“应当”，“理当”，只是一种道德诉求，而不能说“一定会”，道德诉求并不总是转变为客观事实。事实上，道德及道德行为并没有一个预设的好结果在前方等着。（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如果实行“道德”，就是冲着那已预设好的利益而去的，那么，“义”即是为“利”，这种行为本身也就不再是道德行为）况且，“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关汉卿《窦娥冤》）也是常见的社会现状，冤的不仅是一个窦娥。即以孔子、孟子自身而论，他们算是得道之人了吧？但他们一生的遭遇又如何呢7还不是处处碰壁，为人所拒何曾多助过？我只看见拆他们台的小人小政客一拨又一拨，不见什么对他们捧场的人。说句不招人喜欢的话，假如孟子再生，就是新儒家们，怕也不一定会去助他，那么倒霉的人，连个学界祭酒都不是，助他有什么好处吗？不得道者，也不一定就寡助。大盗柳下跖手下的人据说也是“三千”，和孔子的门徒打了个平手（庄子说他“盗亦有道”，但此“道”与孟子的“道”不能混淆），鲁哀公不能算是得道明君吧？但鲁国人谁敢不服从他？孔子恰恰是带头恭敬他，抬举他，辅助他，引导大家忠诚他。只可惜鲁哀公还不大稀罕。
所以，孟子这一段正气浩然的道德之论，虽有极大的感染力，以至几千年来成为对莘莘学子进行思想教育道德培养的必读章节，但逻辑上却不大讲得通。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层层论证，更缺少基本的逻辑关联。“然而不胜者”，可能有多种原因，不一定就是没有地利；反过来，有地利没有天时，比如当今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固有资源丰富的“地利”，然而没有中央决定开发西部的“天时”，也不行。所以，也可以说“地利不如天时”。而孟子论证“地利不如人和”，更是一厢情愿地先假定他要贬低的不重要的条件（地利）都具备，然后再证明因他要推崇的重要条件（人和）缺乏而失败，从而证明自己的观点.。
这种做法，是十足的蛮不讲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难道能证明“万事不如东风”吗？阿拉伯谚语曰：压断骆驼脊梁的是最后一根羊毛。难道我们就此可以证明这最后一根羊毛比其他的羊毛都重，甚至比所有其他羊毛的总和还重吗？
其实，一物之实现，必要条件可能只有一个，而充分条件往往有多个，缺一不可。这“多个”充分条件的任一个，都不能说比其他条件更重要。如果我们可以学孟子，假定其他充分条件都具备，仅让自己要证明它更重要的条件缺乏而使一物不得实现，以此证明此条件比其他条件更重要。
其他如对一些历史、地理知识，孟子也往往不大较真，他所描述的历史，往往是他想象中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他所提及的地理，也有不少错误。奇怪的是，这种粗枝大叶的毛病，虽然损害了他文章的科学性、严肃性与学理上的正确性，却不仅无损于他文章的文学性，更有助于他的文学性；不仅无损于他的学术人格，反而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
孟子证明客观真理，总显得勉强而力不从心，他逻辑不严密，证据也不充分。但他一涉及伦理学领域，便雄辩滔滔。因为道德伦理往往是一种信仰的建立，而不是客观科学的证立。建立一种道德信仰，需要的是一种价值估定，而价值往往是人为的。证立客观科学，需要的是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事实支持。如在《鱼我所欲也》这一节：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孟子是要建立一种“舍生取义”的文化信仰，他只需要说明为什么必须这样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他不需要证明“舍生取义”为“真”，他只要证明“舍生取义”为“善”，而在这一点上他做得非常成功。他反问我们假如没有什么东西比生更重要，那么，不就凡是可以得生的手段都可以使用吗？同样，假如没有什么比死更可怕，那么，凡是可以避死的事，不都可以做吗！这两个“凡是”，必使人类堕落而无止境。
所以，为了人类的崇高和自尊，人类必须建立一个道德底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择手段，都不能无恶不作。那么，自然就必须有一种东西比生更重要，更值得我们珍视，那就是“义”；必须有一种东西比死更可怕，更要我们避开，那就是“不义”。
孟子用两个假设、两个反问，就证明了这么伟大的伦理学命题，显示出的，不仅是他做文章手段的高超，更是他思维缜密、直达事物核心的大本领。对人、物有透彻的认识，对世界有是非判断力，是做文章的最高秘诀。
如果说，庄子说明了天道的伟大与高渺难测，那么，孟子就证明了人类的道德尊严与精神崇高。这是孟子最伟大的贡献。
孟子是一个唯心的人，所以他的文章师心自用；一个纯任意气的人，所以他的文章意气风发。他嫉恶如仇，道德感极强，所以他对他看不惯的人与事动辄恶语相加，拔刀相向。他无论是骂诸侯，还是骂学者，都毫不留情，连对他极关照、极尊敬的齐宣王，他也丝毫不假以辞色。他只认天理正义、公道良心，不讲什么人情世故。所以，他是真君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丈夫”。他对邪恶有不可遏止的杀伐心，所以他的文章有杀伐气，他把这种气质称之为“浩然之气”。他可能就是从自身的道德良知与道德勇气里，找到了人类的希望与信心，发现了堕落人类获得救赎的途径。于是，他到处与人辩论，鼓吹自己的救世之道。他可能相信，只要他不停止他的“吹嘘”——吹嘘的本意是吹枯嘘生，即给枯死者吹以生气，使之重生——这世界的末日就不会到来，他工作一日，这世界的末日就会推后一日，且一息生机会渐渐转来。所以，当有人批评他“好辩”时，他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自信天己将大任降到他的肩上，所以，他的工作，给他祟高感、伟大感、成就感：“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这样的人，这样的性情，怎能没有这样的文章。他的人，是天地精华；他的文章，是天地奇观。
荀子：养在深闺人未识
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讥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司马迁《孟子荀卿列传》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谭嗣同《仁学》
写出“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个题目，我是在说，儒家学说到了荀子，如同深闺美人一般，初长成啦！春心动啦，可以嫁人，相夫教子啦。嫁谁呢？当然是嫁与帝王家。相夫，就是相帝王，这“相夫”之“相”与“宰相”“垂相”之“相”是一个意思。“教子”教谁呢？教化人民啊。官为父母，民为子女，视民如子嘛。当然，更下之，则民为禽兽，如此更需驯育，教民也就成了“牧民”的重要手段；先驯化之，然后再驱使之。汉代官职中，“牧”，就是把民当禽兽“牧”。生而野性，何以能牧？当先教之。以何教之？以荀子思想。“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桃夭》），荀子思想确实很宜帝王之家。班固言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汉书·艺文志》）果然！“相夫教子——相人君教百姓——这是儒家几千年来的传统角色。
可以这样简单勾画一下春秋战国之时的儒家人格史、角色史。孔子是没落贵族中流落到市井中去的，不谙世情一片天真的子弟。他有一种高贵的品性，近乎淳朴的品性，他也有着贵族的爱好与教养：音乐，艺术，射、御、《书》、《诗》、《易》——但他不得不在市井中厮混，从而对下层人民有了了解与同情，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他的“仁者爱人”的仁学思想，大同思想。但他骨子里仍是日日盼望着回到他以前的圈子中去，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真是他的朝思暮想，当然也是他这个“逸民”的一片痴心在妄想。所以，他如同曹雪芹“秦淮风月哭繁华”一般，哭东周，哭周公，哭曾经郁郁乎文哉而如今又飘落殆尽的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