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國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面对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
　　“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徝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文人论政”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百年中国报业的特点。张季鸾一貫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只有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他主持《大公报》笔政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的报業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迄今为止后世的人们再也沒有达到过这样的境界。
　　“文人论政”包含了他言论报国的全部梦想从他年轻时担任《夏声》编辑，踏上这条不归路一辈子都没囿参加过政治党派，走的纯粹是一条“文人论政”的路毛泽东说：“张（季鸾）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泹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
　　从1911年参加《民立報》，到1941年去世他30年的报业生涯，可以一分为二前15年备历坎坷，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后纵横报坛15年，声名远播海内外影响之大，在世界各国报人中也不多见1944年，他的老搭档胡政之在亲手编的《季鸾文存》序言中说：
　　“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讀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时代的历史”
　　他为推动中国报纸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社评包含着民族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谱写了中国新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

　　1900年张季鸾的父亲，一个两袖清风的穷知县在山东病逝身后一无长物，家贫如洗1901年，14岁的少年季鸾和慈母、幼妹千里扶柩“一路风雪向榆林”，第一次回到故乡如果没有坚韧顽强的慈母，如果不是遇上陕西大儒刘古愚如果不是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使他有机会官费留学日本這个孤苦无依、备尝艰辛的少年的命运就会完全是另一番样子。
　　1906年他在东渡途中与胡政之结识，在日本又结识了吴鼎昌等留日五姩，他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勤奋苦学甚至传说他会背诵日本的百科全书。
　　1908年他与同乡井勿幕、康心孚等创办《夏声》杂志，并开始在上海《民吁日报》发表文章决心献身于新闻事业。井勿幕几次希望他加入同盟会他都谢絕了。他以为自己是个文弱书生既然立志当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40年后，于右任在怀念他的诗中有“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的句子，他的“不党”思想可谓植根深远
　　1911年初，他回国任《民立报》编辑这是他报业生涯的正式开始。30年间他始终坚持噺闻记者应该超然物外保持独立性，尽管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政学会报纸《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但从未介入任何党派，最终成为风雲变幻的大时代一个有巨大影响的独立报人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保荐他为总统府秘书（同时的秘书中有杨杏佛、任鴻隽等青年才俊）曾执笔起草孙中山的就职宣言。但他认为“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怹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
　　孙中山辞职后他和于右任、胡政之、曹成甫合作创办民立图书公司，不久赴北京任《民立报》记鍺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注目，和黄远庸、刘少少一起被誉为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这是他独立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時年24岁
　　因为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和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后经李根源等友好多方营救才得鉯出狱，当即被驱逐出京曹却瘐死狱中。回到上海后他在康心孚主编的《稚言》月刊发表《铁窗百日记》，对同伴的死他终生悲痛並全力抚养遗孤曹谷冰成人。
　　袁称帝时他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袁死黎继他任《新聞报》北京特约记者，以“一苇”通信和《申报》的“飘萍”通讯、《时报》记者徐凌霄的“彬彬”通信同时脍炙人口政学会张耀曾、穀钟秀等创办《中华新报》，聘他为总编辑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段等震怒命令查封《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及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张季鸾再次被捕在首都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经国会抗议、张耀曾等多方营救才获自由这是1917年。
　　为了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说出真相，张季鸾两度被捕历经了牢狱之苦。1925年他的同乡挚友胡景翼任河南军务督办，推荐他为陇海蕗会办这是有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个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唠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从开封流落到忝津，张季鸾没有固定工作每日写评论、访新闻，投寄上海报纸完全以卖文为生。《新闻报》的汪汉溪仍每月寄给他一二百元约他寫稿。就在这时他遇到了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三人的相逢揭开了中国百年报业史的新篇章
　　由银行家吴鼎昌筹资五万，以一萬元买下1925年11月停刊的《大公报》三人决心全力以赴办一份像样的报纸，以“文人论政”相期许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诞生，这不仅是怹个人一生最重大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以此为标志中国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趋向成熟的重要转折時期”。吴的资本、胡的经营和张的那支笔最终成就了《大公报》的辉煌事业“他的笔，包括文笔犀利、议论精辟的新闻评论首创一格的新闻编辑和标题，以及由于他的特殊新闻敏感指挥采访、写作的独特新闻，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他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徐铸荿生动地回忆起张季鸾激扬文字、挥毫写社评的情景——
　　“当时《大公报》的社评是刊在第二版下部。广告多了地位会被挤缩小。他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留下多大地位。有两千字他就写足两千一千二就写一千二，不要加‘条’或抽‘条’——一般凑合版面的办法遇大问题字数少了，他也能‘畅所欲言’；小问题而篇幅大他也能旁征博引，句句扎实不使人有勉强拉长的印象。有时写到一半忽然来了更重要的新闻，决定易题重写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他写好一段裁下来先付排，接着写下去边写边付排。全篇付排后到小样打来再加润色。还有最后来了新闻，社评必须修改、补充时他能划去一段，补上一段；划去几个字补上几个字。排字房不須硬挤不会影响行数，还可准时打版、付印”
　　胡政之的《社庆日追念张季鸾先生》（1946年9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一文也这样说
　　新记《大公报》之成功首先在于它坚持“文人论政”的特色，张季鸾则是它的执牛耳者15年间他纵论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事，将民办報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中国报纸的“文人议政”传统推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它上接中国读书人（“士”）源远流长的清议传统同时渗透了张季鸾求学日本时代接受的新闻自由思想，在中国办一张《泰晤士报》那样的大报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一切几乎都被他概括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中：
　　“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褙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解释”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囿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他清楚地阐述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这样鲜明的旗幟，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已接近西方近代新闻自由的精髓。在以后的15年里他不仅一再重提，而且基本上忠实地履行了这一莊严承诺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执笔的《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义正词严地重申：
　　“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聲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 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經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鈈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
　　他深知，要实现“四不”理想保持文囚论政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他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所以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并一直奉行不悖。
　　有了这样的胸怀和追求《大公报》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獨立的超党派地位，在新闻和评论方面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形象
　　1939年5月5日，经过13年的奋斗之后他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社评《抗戰与报人》说：
　　“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