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萨特巴黎《占领下的巴黎》内容写一篇小说，主人公是巴黎某大学的女学生，以其口吻讲述占领下的巴黎人生活

萨特说，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无论我们的存在是什么，都是一种选择，甚至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即你选择了不选择。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的选择是无条件的，不需要什么根据和标准。因此人愿意自己是什么，他就能成为什么，“懦夫是自己变成的懦夫，英雄是自己变成的英雄。”

文学家萨特：他虽长相奇丑，但谈吐幽默，为人自然亲切，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并且实现了自己作家的梦想

萨特幼年丧父，他的外祖父是位语言教师，在萨特的教育上花费了很多精力，他不俗的文学品位深深地影响了萨特。

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萨特成为一所中学的哲学教员。萨特与其他教员不同，他虽长相奇丑，但谈吐幽默，为人自然亲切，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很快就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和热爱

尽管萨特的外祖父早就警告过他写作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职业，但萨特还是由衷地热爱写作，并在离开大学后急欲成为一名作家。他的前两本小说《挫败》和《真理的传说》均被拒绝出版，萨特的兴趣便又转向了哲学。

他勤奋地工作着，常常是上午读胡塞尔的哲学著作，晚上着手写小说。

1936年，他将一部名为《忧郁症》的哲理小说交给了著名出版商伽利玛。小说以主人公罗根丁的日记形式写成，这位30岁的知识分子一方面饱受周期性发作的恶心的折磨，这使他真切地意识到物质世界独立的实在性，一方面又对自身生活的偶然性和虚无意义深感苦恼。

但这本书再次被拒绝出版。自信的萨特震怒了。万幸的是，在两个朋友的引见下，萨特见到了伽利玛，后者表示他唯一反对的是书名，并建议将书名改为《恶心》。

1938年，《恶心》出版了，它被认为是萨特所有小说中哲学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本。

虽然萨特仍在一所中学教书，但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并广为流传，他已被公认为法国文学界的新星，终于成就了他成为一名作家的梦想。

萨特一生还写了许多剧本，其中《苍蝇》是二战期间通过古代神话传说传递抵抗的信息，而他撰写并参与演出的《死无葬身之地》更是风靡一时。

存在主义哲学家据萨特终生的情侣波伏娃回忆，1933年，萨特28岁时，研究存在主义现象学的雷蒙·阿隆对萨特说：“小兄弟，你如果是一个现象学家的话，就可以对一杯鸡尾酒大做文章，从中弄出一些哲学来。”

萨特闻言激动得脸色苍白，因为“依据自己对事物的接触与感觉来认识事物并从中弄出哲学来”正是萨特梦寐以求的目的，他决定步阿隆的后尘，赴柏林专攻存在主义，从此开辟了他的哲学之路。

二战爆发后，萨特应征入伍，但在35岁生日那天早上，他被德国士兵俘虏了。从被关押期间，他便开始了构思与写作。9个月后，他获得了释放，回到被纳粹占领的巴黎，并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一部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

在这部书中，萨特阐述了“人的存在是自由的”这一命题。无限的自由、无限的责任和虚假信念的徒劳是萨特后期著作最为重要的三个论点。

他的另一著作《辩证理性批判》则以人学辩证法为结构框架，以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构筑出一门新的学科——人学，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萨特的哲学著作虽然充满了术语，但他的思想可以变成价值观应用于日常生活，应用到每一个普通人身上。而且他的哲学思想广泛地蕴含在他的小说、戏剧以及传记作品中，这使得他的学说更加深入人心，也为他赢得了能够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师比肩的地位。

萨特与波伏娃不结婚的爱情

每当人们提到萨特，总有一个名字与他紧密相联，那就是波伏娃。

1929年，忙于准备毕业论文的萨特通过朋友艾伯德的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小两岁的同校同学波伏娃。

与那些虚有其表的肤浅女子比起来，萨特与眼前这个女生交流起思想来一点障碍也没有，仿佛认识了多年的老朋友。于是萨特马上就被这个外秀慧中的女子所吸引，不久他们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伙伴。

萨特还给波伏娃起了一个有趣的外号“海狸”，因为他认为海里身上那种合群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精神正是波伏娃身上所具有的，萨特不成想，这一叫就是一辈子。

毕业后的萨特应征入伍，分别前，二人许下承诺：在分别的日子里，我们虽然不在彼此的身边，但要一直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不许欺骗对方而且要对对方无话不谈。

但是古怪的萨特又向波伏娃抛出了一个不合常理的“合同”：第一，我不会选择和你走结婚这条路；第二：我想得到所有的女人，只要我能。换做平常女子，恐怕早就哭丧着脸跑开了。

但是同样主张感情自由的波伏娃却与萨特不谋而合，欣然接受了这个“合同”。乃至几年后，萨特处于可以被分配到一起工作的考虑提出要和波伏娃结婚，也被她拒绝。

此后他们一直处于一中分分合合的出境之中，但对彼此的感情却没有丝毫的衰退。就这样，两人间的动人的承诺与荒诞的合同一直持续了50多年，直到萨特病逝。

和萨特一样，波伏娃也是一位享誉全球的作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她和萨特不仅可以在生活上互相照顾，在思想上也可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萨特在哲学，文学与政治活动中的每一步背后都有波伏娃的身影，其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更是献给波伏娃的伟大礼物。而在萨特的帮助下，波伏娃的写作事业也蒸蒸日上，代表作《第二性》被誉为西方女权主义者的“圣经”。

晚年萨特高度赞扬波伏娃：“她是一个有着和我有着同样思想高度的女人。”

谈到自己与波伏娃这种契约式的独特的关系，萨特说道：“这不仅仅是一种友谊，而是你在婚后可以经历的所有的感情的集合。”事实上，波伏娃对萨特所付出的一切远远超越妻子的概念，虽然没有结婚，但是他们的关系却远远地超越了婚姻。

萨特晚年病魔缠身，波伏娃一直在他身边，充当萨特的保姆与秘书，陪伴他一起享受了人生最后的时光。弥留之际，萨特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叫着波伏娃“妻子”，算是对他们伴侣关系的一种承认，并不断重复着“海狸，亲爱的海狸，我十分爱你。”

波伏娃在回忆录中写道：“遇见萨特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萨特也多次向外界表示：“波伏娃是上天给自己最大的恩赐。”1980年，萨特病逝，法国为这位大师举行了国葬。

1986年，波伏娃去世，法国同样也为其举行了国葬。1999年，法国国内通过了一项法律：男女只需办理契约合同而不用办理结婚手续，亦可成为契约式的生活伴侣。对两位大师生活方式的肯定，无疑是法国，这个浪漫的国度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萨特与加缪：我与他曾经失和、反目，这不妨碍我想念他

1943年4月，加缪结识了萨特和波伏瓦，在哲学和戏剧等方面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然而萨特倾向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而加缪则对苏联社会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加缪在1951年发表了论著《反抗者》，受到了左翼集团猛烈抨击，导致了他与萨特的论战和决裂。

匈牙利事件之后，萨特开始转变对苏联的态度，加缪在1960年1月4日遭遇车祸身亡时，他发表感人的悼念文章表示“我与他曾经失和、反目，这不妨碍我想念他”，并赞扬加缪“永远是我们的文化场的主力之一，永远会以他的方式代表法国和这个世纪的历史”。

哲学家萨特：萨特的存在主义既揭示了世界的荒谬性，又呼唤人们积极行动、自由选择，反抗绝望，把握自已的命运。

存在主义真正广泛盛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存在主义的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了法国。萨特用文学的形式宣扬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使得存在主义在法国乃至西欧广泛流行起来。萨特成了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萨特那里，存在主义既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文学。

萨特存在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萨特把“存在先于本质”看成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存在先于本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中说得很清楚，他说，人首先是存在，与自己相遇，在这个世界上崛起，然后才规定他自己。这个解释仍然有些玄乎。更通俗地说，人在一开始时无所谓本质，人之初是个无，他什么也不是，直到后来，他才成为他自己所创造的东西。萨特所说的“存在”是指个人的存在，纯粹意识活动的存在，而所谓“本质”，说的是人所具有的那些具体的特质和规定性。简言之，“存在先于本质”说的是：人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无所谓本质，只是作为纯粹意识活动、虚无而存在，人要通过自己的创造，最后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也即获得自己的特质和规定性。

在萨特看来，人不能一开始就获得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上帝赋予的，也不是环境决定的，而是在人的“自由选择”，自我创造的过程中不断获得的。人如果不能进行自由选择，自我谋划，自我创造，他就永远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永远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他就不是真正的“存在”，他已降到了物的“存在”状态。

萨特所说的“存在”是人所特有的，人以外的其他物不具备这种存在。因为所有的物的本质都是预先决定了的，它的特质预先就被规定好了。比如一粒种子，在长成植物之前，它的一切特质早已规定，我们可以预知它将成为什么样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它的形状、大小、类别早已决定了。所以物是本质先于存在。但这种“存在”不是萨特所要说的“存在”。人的“存在”区别于物的“存在”，在于人有自我意识，在一定条件下，人可以面临多种选择，一个人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获得什么样的本质，预先无法确定。他将成为什么，这有多种可能，他有多种选择。选择的最终结果就是他的本质。人最终获得什么样的本质，这完全取决于人自己的选择。只有自由选择、自我创造、敢于冲破坏境束缚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存在”。

总之，人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存在物。人只能自己规定自己的本质，自己创造自己的价值。更通俗地说，人只能自己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把自己交给自身以外的力量来安排。所以萨特有一句名言叫，“懦夫自己造成了懦弱，英雄是自己造成的英雄”。这就是说，懦夫也好，英雄也罢，都不是一开始就是懦夫或英雄的，只是通过自己的选择，自我创造，最后，他成了懦夫或英雄。

（2）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

萨特在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提出一个命题：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在萨特看来，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存在与自由不可分，自由是绝对的。尽管自由都是一定境遇中的自由，但任何境遇都不能限定自由。人一旦被抛到世界上来，他就享有绝对自由，对人来讲，自由无须追求、他自身就是自由，自由与生俱来，无可逃避，无可选择，它是命定的。

萨特如此强调自由的绝对性，这似乎难于理解，人真的能绝对自由，不受任何束缚吗？人真的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吗？当然不能。萨特所强调的自由的绝对性，是指人的选择的自主性，萨特所讲的自由只能在选择中存在，人所以是自由的，因为人的选择永远是自由的。自由的行动就是选择的行动，人是命定为自由的，人就命定要选择。人为了生存、就必须不断地更新，不断地自由选择。在萨特看来，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

自由是绝对的，这只是意味着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自由与获得自由是不同的，选择的自由是永恒的，有许多东西人们永远不能得到，但却可以永远地自由选择行动。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限制人的自由。

人的地位不能限制人的自由，首先人的地位是自己选择的，如果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么这个地位对你的意义却是由你自己选择的，比如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不能由人自己自由选择，但是家庭环境对你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却是由你自己选择和决定的。贫寒的家庭环境，对有的人来说，可以激励他奋斗，促他成功，而有的人却在贫寒中自暴自弃；富裕的家庭环境，有的人可以充分利用其有利条件，发展自己，而有的人却在养尊处优中享乐消沉。贫寒与富裕对一个人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不是由这些条件本身决定的，而由你自由选择的，萨特还以无产者为例来说明自由的绝对性。当我们说，一个失业者是自由的，这并不是说他能够为所欲为，能够立即变成一个富裕安乐的资产者。他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他始终可以选择，究竟是逆来顺受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呢？还是起来反抗命运呢？他大概难于摆脱贫困，但在包围着他的贫困之中，他可以代表他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向形形色色的贫困进行斗争。他可以选择做这样的人：即不承认贫困是人们注定的命运。因此萨特极其称赞马克思的“叛逆”精神，他说：马克思就是社会的叛逆，马克思说过，我们要改变世界，他用这句简单的话表示：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总之，萨特的意思是：人在各种具体的环境中，都是不受限制的，绝对自由的，环境不能决定人的自由，不能限制人的自由，人自由地创造环境，环境的意义是由人自己选择的，因而人是自由的产物。

可见萨特所说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只意味着选择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即使人对自己的环境不能选择，但对于环境的意义，即怎样对待自己的环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则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萨特有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在剧本《间隔》之中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剧中男主人公加尔森在与他人相处中，感到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悟出了一个道理：

“提起地狱，你们便会想到火刑、烤架、……啊，真是莫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敌对的关系。在萨特看来，人是绝对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只有在摆脱了与他人的联系时才能实现，他人和社会对个人的自由总是一种限制，要维护个人自由，就必然与他人的自由相冲突。萨特甚至认为，一对相恋的情人之间也是相互斗争的，双方都想剥夺对方的自由。

个人的自由只有与他人隔绝时才是可能的，但个人又不得不与他人共存。而我一旦与别人发生联系，我与他人之间必定有一方是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更通俗地说，必然有一方是处于积极的主动的地位，而另一方则降低为客体，也就是被降低为一个被动的物件。比如我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沉思，另一个人从我身旁走过，朝我看看，我便立即意识到，我成了他的一个观看的对象，在他的眼里，我只是象公园里的长凳一样的一个物件罢了。但我决不甘心做别人的对象，做一个物件，我也要把他当作对象物，恢复我的主体性地位，这样我与他人都力图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地位，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萨特强调说，一方面我要设法从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试图从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又要竭力奴役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与人之间是敌对的。“他人即是地狱”。“地狱”意味着禁锢、束缚，他人对我的自由而言就是一种束缚。当然萨特看到的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一面是对的，但是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归结为矛盾冲突，并加以夸大，这显然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4）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

在萨特看来，世界是荒谬的，人生也是荒谬的，是不可名状，不可理喻的。人的存在是偶然的，没有什么理由的。人只有在极端的焦虑烦闷状态中才能领悟到自己的存在，才能发现自己存在的偶然性，一旦发现存在的偶然性，就会产生厌恶感。人生毫无目的地处于不断变幻之中，没有任何稳定性，正象萨特的小说《恶心》的主人公所感觉的那样，“一切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所公园，这座城市和我自己，都是等我发觉了这一点以后，它就使我感到恶心”。在一个偶然性的世界里，充满着丑恶和混浊。世界的混乱，生活的苦难使人感到世界不可捉摸，不可理解，因此一切都是荒谬的，“我们出生是荒谬的，我们死亡也是荒谬的”，存在就是荒谬。

萨特的存在主义在二战以后风行一时，持续了十多年之久，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二战期间，法国所受战争破坏十分严重，战争结束后，人们心灵的创伤却一时难于医治，战争所留下的阴影一时不易抹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并没有消除，有时还趋于激化。人们普遍感到精神上的压抑，感到自己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他人与社会似乎都成了自己的敌对力量，从而陷于苦闷焦虑之中，甚至感到绝望。人们对现实不满，要求反抗现实，希望恢复人的自由和尊严，但又找不到不出路。而萨特的存在主义既揭示了世界的荒谬性，又呼唤人们积极行动、自由选择，反抗绝望，把握自已的命运。因此引起社会普遍的强烈共鸣，这正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战后普遍流行的社会原因。

萨特对政治活动的热爱不带任何功利色彩，而是出自内心正义的召唤以及对弱者和大众的同情。

1948年2月萨特接受邀请担任革命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执行委员。开始“介入”政治活动。但不久就和其领导人胡赛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日趋严重。

第二年四月，萨特自己召开了一个革命民主同盟大会，在会上宣布同胡赛对着干。而此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介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此倍受两方面的攻击。

同年，《肮脏的手》（Les Mains sales）。50年代初期，萨特在政治上逐渐倾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同路人。1952年暑期的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被捕和6月4日发生的罢工失败对萨特造成很大的刺激。他撰写并发表《共产党人与和平》试图说明共产党和工人间的关系，分析造成罢工失败的根源。

1951年《魔鬼与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 萨特本人非常喜欢这本剧本），1952年，阿尔贝·加缪的《反抗者》一书由于宣扬“纯粹的反抗”、即反对革命暴力而导致了他和萨特的决裂。（另一说是《现代》杂志的一个叫尚松写的关于《反抗者》的评论文章惹怒了加缪。而加缪却把这篇文章归罪到萨特身上）。

1956年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萨特谴责了苏联军队和对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并与共产党决裂。但在政治倾向上仍然向左。

1957年，《现代》杂志匈牙利问题专期，萨特写了《斯大林的幽灵》一文反对苏联干涉。但他又认为，苏联仍然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

最让萨特名声大噪的是他拒领诺贝尔文学奖一事。1964年，萨特凭自传体小说《词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当天，萨特在餐馆拟写了一份拒授声明，由他的朋友在瑞典驻法国使馆宣读。

他说他一贯拒绝官方的荣誉，但他并不讳言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中，他更同情社会主义阵营，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性。

1968年5月法国大学发生了骚乱，反对越南战争和学校的规则。萨特与波伏娃等人发表了支持学生的行动的声明。并前往大学发表演讲。

5月风暴过后萨特继续同左派分子保持联系，参加了无产阶级左派所出办的报纸，并上街散发。1973年，萨特又担任了另一份左派报纸《解放报》（Libération，左翼最大报纸，法国第三大全国性日报）的主编。

萨特对政治活动的热爱不带任何功利色彩，而是出自内心正义的召唤以及对弱者和大众的同情。就在1980年萨特逝世之前，他还到爱丽舍宫去见总统，为无家可归的越南船民的居留权而奔走。这也是为何他死后有五六万市民自发为他送葬的原因。

萨特语录的36句精选，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今

1，所有的人把时间花在了互相解释以及庆祝他们意见相同上。我的天，他们是有多看重”所有的人意见相同“这件事。

2，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生活是无意义的。

3，你之所以看见的，正是因为你想看见。

4，我只是存在着，仅此而已，而且我觉得恶心。

5，拷打别人的人竭力去摧毁他的同类的人性，作为后果，他也摧毁了自己的人性。

6，忠诚，即使是深深的忠诚，也从不会是洁白无瑕的。

7，神与国王都有痛苦的秘密，那就是——人是自由的。

8，无需赤热的烤架，地狱就是他人。他们可以通过观念的灌输，把你烤的迷迷糊糊。

9，我们可以做许多白日梦，可以失败，可以哭泣，但也可以光芒万丈。

10，思想在我头脑里流过，或快或慢地，我不使任何东西留下来，我让它们自然地逝去。很多情况下，由于缺少借以依附的词句，我的思想始终是模模糊糊的，它们汇成一些含混的但很有趣的形体，互相贪婪地吞噬着，马上我就把它们忘了。

11，自欺永远摇摆于真诚和犬儒主义之间。

12，孤独是人类属性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它是被一种存在于人们“找到生命意义的需要”和“对人世本质的虚无的觉察”之间的矛盾所激发的。

13，“人就像是骰子一般，把自己投掷到人生之中去”。

14，人是注定要受自由之苦的。因为他并没有创造自己，但却是自由的。因为一旦被扔进这个世界里来，他就必须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负责。

15，趁现在还来得及，我想看清楚自己。

16，你是自由的，所以你选择吧－－这就是说，去发明创造吧。没有任何普遍的道德准则能指点你应当怎样做：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天降标志。

17，人性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的概念。人就是人。这不仅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

18，不选择其实就是一种选择。

19，我们痛苦，因为我们是自由的。

20，人不外乎是他意图成为的东西。人实现自己有多少，他就有多少的存在。因此，他是他行动的总体，是他的生活。

21，人有选择的权利，人通过选择获得自己的本质。

22，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

23，人生越是荒唐，死亡越是难以承受。

24，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清算账目。

25，没有人妨碍我的自由，是我的生活本身汲干了我的自由。

26，人首先存在，碰到各种遭遇，世界起伏不定，然后限定自己。因为，人在开始时一无所有，只是后来才成为什么。

27，我知道再也遇不到能激起我们热情的人或事了。你知道，去爱人可不是小事，需要毅力、慷慨、不顾一切……在开始甚至还得跳过一道深渊。要是深思熟虑，我不会这么做。而现在，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跳了。

28，在能找到任何真理之前，人必须有一个绝对真理，而这种简单的、容易找到的、人人都能抓住的真理是有的，它就是人能够直接感到自己。

29，人是被判了自由这样一种徒刑。

30，现实的精华就是匮乏，一种普遍而永恒的欠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不够人们受用。食物不够，爱不够，正义不够，时间永远不够。

32，人有压抑他人的天性。而且人生而自由，这种自由是选择的自由

33，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又让我明白这一切没什么意思。即使得到了自己的最爱，也依然会感到空虚。

34，最好的工作不是做你认为最难的，而是你最擅长的。

35，写作是对生活的反抗。

36，我活着，是因为我诞生了。我诞生，是因为我的父母孕育了我。我自己并没有要求诞生。但一旦我诞生了，活着，就必须适应周围的环境，追求尽可能好的结果，并尝试着给一开始就被扭曲的自由以正确的方向——这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去做的。我说自由被扭曲了，是因为父母在孕育我们的时候，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他们设想我们将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有这样或那样的职业等等诸如此类的希望或寄托。我们的自由被扭曲，也受教育的影响，受新闻和媒体每天提供的信息影响。

柴春芽：三十岁那年，我突然厌倦了物质性的世俗生活

向晚：如果你在写作会不会突然想起某个受难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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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五○年左右，阿尔萨斯的一位小学教师为孩子所拖累，降尊纡贵改当食品杂货商。这个脱雅还俗的人巴望有一个补偿：既然他已放弃造就人才的事业，那就应当有个儿子从事塑造灵魂的工作：家里要出一个牧师。这件事落到夏尔头上。夏尔不干，甘愿背井离乡去追寻一个马戏团的女骑手。于是夏尔的画像在墙上被翻了个儿，从此不许提起他的名字。该轮到谁呢？奥古斯特赶紧学父亲的样，献身于商业，并对此感到心满意足。只剩下路易了，正好路易没有什么突出的天赋，父亲便抓住这个沉静的小伙子，转眼间让他当上了牧师。路易谨遵父命，竟至也亲自培育了一个牧师——阿尔贝·施韦泽，他的生涯我们都是知道的。
　　然而，夏尔没有找到他那位马戏女郎，而且父亲的高雅给他留下了印记：他毕生追求高尚情趣，醉心于把芝麻大的事搞得轰轰烈烈。看得出，他并不是不想光宗耀祖，只是想从事一项轻松的修行，既神圣又能跟马戏女郎厮混。教书这一行倒能两全其美，于是夏尔决定教德语。他写过一篇论述汉斯·萨哈斯的学位论文。选用了直接教学法，后来他自称是直接教学法的创始人，与西蒙诺合作出版了《德语课本》，备受称赞。从此一帆风顺，连连晋升：马孔，里昂，巴黎。在巴黎的一次发奖仪式上，他作了演讲，讲稿还很荣耀地专门印发给大家：“部长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怎么也猜不着我今天要给你们讲什么，我要讲音乐!”他还擅长即兴吟诗。家里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常说：“路易最虔诚，奥古斯特最有钱，而我最聪明。”兄弟们听了哈哈大笑，妯娌们听了直抿嘴巴。
　　夏尔·施韦泽在马孔娶了路易丝·吉尔明，一个信天主教的诉讼代理人的女儿。她对新婚旅行一直耿耿于怀：丈夫没等她吃完饭便把她拽走塞进火车。到了古稀之年，路易丝还讲起在车站餐厅吃韭葱冷盘的事：“他把葱白全吃了，只把葱叶留给我。”他们在阿尔萨斯待了两个星期，始终围着餐桌转。兄弟们用土语讲些不堪入耳的与排泄物有关的故事。牧师路易不时转过身来给路易丝翻译几句，算是基督教徒的施舍吧。没过多久，她便从医生那里获得了通融证明，从而免去了同房的义务，可以单独住一间房。她老嚷嚷偏头痛，常常躺在床上不起来，开始讨厌噪声、情欲、热情，总之讨厌施韦泽一家粗俗不堪和演戏似的生活。这个易怒的、狡黠的女人总是冷冰冰的。她的想法正经，但不高明。她的丈夫想法不正，但有巧思。因为她丈夫爱骗人而且轻信，所以她对什么都怀疑：“他们硬说地球是转动的，他们懂得啥？”她周围净是一些道貌岸然的喜剧演员，因此她憎恨德行和做戏。这个注重实际的女人十分敏感，她生活在粗野的唯灵论者的家庭，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于是笃信起伏尔泰的宗教怀疑思想，以示对抗，尽管她并没有读过伏尔泰的书。她娇滴滴，胖乎乎，活泼诙谐，但愤世嫉俗，绝对否定一切；她双眉一拱，隐隐一笑，就把别人向她表示的一切热情化为齑粉，而不为人所察觉。否定一切的狷傲和拒绝一切的自私占据了她的整个身心。她不见任何人。占先坐上手吧，未免太过分；将就坐下手吧，虚荣又使她不甘心。她说过：“要善于让别人有求于你。”起先人家确实有求于她，但后来对她越来越淡漠，由于老见不着她，到头来干脆把她忘了。她几乎身不离安乐椅或卧床。
　　施韦泽一家既是自然主义者又是新教徒。这两大美德兼而有之，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么罕见。他们讲话喜欢直言不讳，一方面以地道的基督教徒方式贬低躯体，另一方面欣然赞同对生理机能应予满足；而路易丝却喜欢闪烁其词。她念过许多猥亵的小说，不太欣赏男女私情，却赞赏裹着男女私情的层层透明薄纱。她美滋滋地说：“这才是大胆设想，妙不可言!做人嘛，要悠着点儿，别太使劲儿!”这个纯洁得像白雪的女人在读阿道尔夫·贝洛写的《火姑娘》时，险些儿没笑死过去。她津津乐道地大讲新婚之夜的逸事，大凡以不幸告终：不是新郎急不可待想成其好事，把妻子磕在床架上折断脖子，就是新娘不见了，第二天清晨发现她光着身子，疯疯癫癫地躲在柜子顶上。路易丝把自己关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夏尔一进屋，便推开百叶窗，把所有的灯全点亮。她用手捂着眼睛，呻吟道：“夏尔，多刺眼呀!”可是她的反抗决不超过约定俗成的限度：夏尔使她胆战心惊，给她带来奇妙的不舒适，有时也感受到友情，反正只要夏尔不碰她就行。但要是夏尔一嚷嚷，她就什么都让步了。夏尔使她出其不意地生了四个孩子：第一胎是女儿，生下不久就夭折了，然后是两个男孩，最后一个是女孩。
　　夏尔出于对宗教的冷漠，或出于对神的崇敬，同意让孩子们受天主教的熏陶。路易丝并不真信教，但因为她讨厌耶稣教，所以让孩子们信天主教算了。两个男孩都向着母亲，她悄悄使他们疏远身宽体胖的父亲，夏尔却毫无察觉。老大乔治进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老二爱弥尔当了德语教员。爱弥尔的行径有点蹊跷：我知道他一直打光棍，尽管他不喜欢父亲，却处处学父亲的样。父子动辄闹翻，但也有几次使人难忘的和好。爱弥尔神出鬼没，他非常喜欢母亲，一直到死，常常偷偷来看望她，事先并不打招呼。他对母亲又是亲吻，又是爱抚；讲起父亲，先是冷嘲热讽，然后越讲越生气，最后大发雷霆，砰的一声关上门离开母亲扬长而去。我想，路易丝很喜欢爱弥尔，但爱弥尔使她心惊肉跳。这两个粗暴而难处的男人使她头昏脑涨，所以她更喜欢乔治，可惜他老不在身边。爱弥尔一九二七年孤独悒郁而死。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一把手枪，箱子里塞着一百双破袜子，二十双断跟皮鞋。
　　小女儿安娜—玛丽的童年是在一张椅子上度过的。父母教她学会无所事事，学会坐正立直、缝缝缀缀。她颇有天赋，但父母让她的天赋荒废掉以显示其高雅；她颇为艳丽，但父母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姿色掩盖起来。这等高傲的小康人家对美的判断可谓高不成，低不就，比他们富裕的或比他们条件差的都可以显示美：他们认为美是属于侯爵夫人和娼妓的。路易丝高傲到了缺乏任何想像力的程度，由于害怕上当受骗，干脆把她孩子、她丈夫、她自己身上最明显的优点否定得一干二净。夏尔则根本不善于察看别人的美，他把美貌和健康混为一谈。自从妻子病了之后，他便与一些想入非非、长胡须、浓妆艳抹的女人来往；只要她们身体健壮，他都可以得到安慰。五十年之后，安娜—玛丽翻开家里的照相簿，突然发现她曾经是很美丽的。
　　差不多就在夏尔·施韦泽与路易丝·吉尔明结婚的同时，一个乡村医生娶了佩里戈的一位大财主的女儿，在凄凉的梯维埃大街的药房对面安家落户。新婚的第二天，萨特大夫突然发现岳父原来身无分文，一气之下，四十年没跟妻子说话。在饭桌上，他以手势和动作表达思想，妻子管他叫“我的寄宿生”。不过他跟妻子仍旧同睡一张床，往往间隔一段时间，闷声不响地让她鼓一次肚子：她给他生下两男一女。悄悄生下的这三个孩子名叫让—巴蒂斯特、若瑟夫和埃莱娜。埃莱娜很晚才出嫁，嫁给一个骑兵军官，这位军官后来得了疯病。若瑟夫在轻骑兵服役，但很快就退伍寄居在父母家。他没有职业。父亲沉默寡言，母亲乱叫乱嚷，他在两面夹攻之下变得口吃了，从此一生吐词困难。让—巴蒂斯特早想进海军军官学校，为的是要看大海。他当上海军军官后，在交趾支那得了疟疾，病得力竭体衰。一九○四年他在瑟堡结识了安娜—玛丽·施韦泽，征服了这个没有人要的高个儿姑娘，娶她为妻，并飞快地让她生下一个孩子，这就是我。从此他便想到死神那里求一个栖身之地。
　　但死并不容易，内热时退时起，病情时好时坏。安娜—玛丽忠心耿耿地照料他，既不失夫妻情分，也谈不上爱他。路易丝早就告诫过她要提防房事：新婚出血之后，便是无休无止的牺牲，以及忍受夜间的猥亵。我的母亲效法她的母亲：只尽义务，不求欢快。她不怎么了解我父亲，结婚前和结婚后一样的不了解，以致不免有时寻思为什么这个陌生人决意死在她怀里。家人把他转移到离梯维埃几法里外的一座农庄里，他父亲每天坐着小篷车去看他。安娜—玛丽日夜忧心忡忡地看护病人，累得精疲力竭，她的奶水枯了，于是把我送到不远的地方一个奶妈处寄养。我一心一意地等死，因为闹肠炎，或许因为抱恨含冤。我母亲时年二十岁，既无经验，又无人指点，在两个奄奄一息的陌生人之间疲于奔命。疾病和服丧使她尝到了出于利害关系而结婚的滋味儿。我却从中得到了好处：那时候做母亲的自己哺育，而且喂奶的时间很长。要不是我们父子同时病危，我说不定会因断奶晚而遭受磨难。由于生病，我不得不九个月就被强行断奶，发烧以及发烧所引起的迟钝反倒使我对联系母子的脐带突然剪断毫无感觉。我投入了混沌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单纯的幻景和原始的偶像。我父亲一死，安娜—玛丽和我，我们突然从共同的噩梦中苏醒过来。我的病好了，而我们母子之间却产生了一桩误会：她带着母爱重新养育她从未真正离开过的儿子，而我却在一个陌生女人的膝盖上重新认识了母亲。
　　安娜—玛丽既无金钱又无职业，决定回娘家生活。但我父亲毫无道理的弃世使施韦泽一家愤愤不平：他简直像是休妻。母亲因为缺乏先见之明，又没有早做准备，被认为咎由自取，谁让她懵懵懂懂地嫁给一个不耐久的丈夫呢。但对待细高个儿阿丽亚娜怀里揣着孩子回到默东，家里人的态度倒都是无可指责的。我外祖父已经退休，这时他复职就业，并没有一声怨言；我外祖母，虽然得意，但并不喜形于色。安娜—玛丽虽然感激涕零，但在好意相待中猜测到责难。无疑人们情愿接纳寡妇，而不喜欢做母亲的姑娘，但实际上也相差无几。为了得到宽恕，她不遗余力地埋头苦干，操持娘家的家务，先在默东后在巴黎，一概如此。她身兼数职：女管家，女hushi，膳食总管，太太陪房，女佣人，但依然抵消不了她母亲无声的怒气。路易丝每天早上排菜谱，晚上结菜账，感到枯燥乏味，但又不容别人替她效劳。她要别人分担她的义务，但又为失去特权而恼火。这个日见衰老而愤世嫉俗的女人有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她自以为是不可缺少的。幻觉一旦消失，路易丝便嫉妒起女儿来了。可怜的安娜—玛丽，要是消极被动，就说她是一个包袱；要是积极主动，就说她有意掌管门庭。为了绕过第一道暗礁，她必须鼓足全部勇气；为了躲过第二道障碍，她必须含垢忍辱。没有多久，年轻的寡妇重新降为未成年的姑娘：一个带有污点的处女。父母不拒绝给她零花钱，只是老忘了给她；她的行头已经磨损得露线了，我外祖父也顾不上给她制新的。父母几乎不容她独自外出。她的旧友大部分已经结婚了，每当她们邀请她吃晚饭，她必须事先早早儿请求许可并保证十点前有专人把她送回来。这样晚饭吃到一半，主人就得起身离开桌子把她护送到车上。就在这时候，我外祖父穿着睡衣，手上拿着表，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如果钟打十下，不见女儿回来，他便大发雷霆。邀请日见稀少了，再说我母亲也嫌这样的乐事太花钱。
　　让—巴蒂斯特之死是我一生中的大事：他的死给我母亲套上了锁链，却给了我自由。
　　世上没有好父亲，这是规律。请不要责备男人，而要谴责腐朽的父子关系：生孩子，何乐不为；养孩子，岂有此理!要是我父亲活着，他就会用整个身子压我，非把我压扁不可。幸亏他短命早死。我生活在背负安客塞斯们的埃涅阿斯们中间，从苦海的此岸到彼岸，孤苦伶仃，所以憎恨一辈子无形地骑在儿子身上的传种者。我在身后留下一个没来得及成为我父亲的年轻死者，要是他现在复活了，可以当我的儿子。父亲早死是坏事还是好事呢？我不知道，但我乐意赞同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对我的判断：我没有超我。
　　人一死了之还不行，还要死的是时候。如果我父亲晚死几年，我本会感到有愧。一个懂事的孤儿应自怨自艾：父母讨厌见他，躲到天国里去了。而我当时却乐不可支，因为我不幸的处境反倒使人敬重，显出我的重要性；我甚至把服丧也看成是一种美德。我父亲很知趣，他负疚而死，因为我外祖母老说他逃避义务，外祖父又正好对施韦泽一家的长寿引以自豪，所以他不容许别人三十岁就去世。因为女婿死得蹊跷，他甚至不相信自己有过女婿。到头来，他干脆把他给忘了。我呢，连遗忘都不需要，因为让—巴蒂斯特溜之大吉，根本不想让我认识他。
　　直到今天，我为自己对他不甚了了感到惊讶。不过，他曾经热爱过生活，想活下去，曾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造就人的一生，这也就够了。但家里谁也没有使我对这个人产生好奇心。曾经有好几年我都看到我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张肖像：一个矮小的军官，诚实无邪的眼睛，圆圆的秃顶脑袋，浓浓的胡须。等到我母亲改嫁的时候，肖像消失了。后来，我继承了父亲的书，其中有一本勒当泰克关于科学未来的著作，一本韦贝尔的著作，题为《由绝对唯心主义到实证主义》。我父亲跟他的同代人一样不善于读书。我发现在书页空白处有他一些很难认的潦草的手迹，在我出生前后他曾有所悟，一时浮想联翩，留下这些记载。我把这些书卖了，死者与我太不相干了。我只是听旁人说起过他，就像听人讲“铁面人”或“埃翁骑士”一样，而且我所知道有关他的事情都是与我毫无关联的。就算他爱过我，抱过我，用他明亮的眼睛(现在已经腐烂了)饱含爱意地看过我，但谁也记不得了，真是空爱了一场。对我来说，父亲连一个影子都不是，连一个目光都不是。他和我，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同一个地方使大地承受我们的体重，仅此而已。家人向我暗示我不是某个死者的儿子，而是奇迹造成的孩子。毫无疑问，出于这个原因我淡泊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我不是头头，也从来不想当头头。命令与服从，其实是一ma事。连最专横的人都是以另一个人的名义，以一个神圣的无用之辈——他的父亲——的名义下达命令的，把他自己遭受的无形的挨打受骂传给他的后代。我一生中从不下达命令，下命令我就觉得好笑，也使人发笑。这是因为我没有受到权势的腐蚀：人们没有教会我服从。
　　让我服从谁呢？人们给我介绍一个高个儿年轻女子，对我说她是我的母亲。但我自己却把她当做大姐姐。这个处处受到监视、对谁都屈从的“处女”，在我看来，她是伺候我的。我爱她，但要是谁都不尊重她，我怎么会敬重她呢？我们家有三间卧室，一间是外祖父的，一间是外祖母的，一间是“孩子们”的。所谓“孩子们”，就是“我们母子俩”：同样的微不足道，同样的受人供养。而一切照顾则是为我而设的。在“我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姑娘的”床。姑娘独自一个人睡，醒来的时候保持着贞洁。她跑到洗澡间沐浴的时候，我还熟睡着，她回来的时候已经衣冠整洁了：我怎么会是她生的呢？她向我叙述不幸，我同情地听着。等我长大了一定娶她、保护她。我还向她许诺哩：我把手向她伸去，把手放在她的身上，利用小孩的重要地位为她效劳。请想想，我会服从她吗？我宽宏大量地答应她的恳求，再说她从不给我下命令，而是用轻松愉快的话语给我描绘未来，然后赞扬我愿意实现这个未来：“我的小宝贝真乖，真听话，乖乖让妈妈点滴鼻剂。”这些甜言蜜语哄得我乖乖就范。
　　至于一家之主，他活像上帝老人，人们经常把他当做上帝老人的化身。一天他从圣器室进入礼拜堂，教士正以五雷轰顶来威胁对上帝不热忱的信徒：“上帝就在这儿!他看得见你们呐!”突然信徒们发现在悬空的讲道台底下有一个高大的大胡子老人在瞧着他们，吓得他们拔腿便跑。外祖父还说，有几次他们曾跪倒在他的膝前。他喜欢显圣上了瘾。一九一四年九月间，他在阿卡雄的一家电影院显圣，当时我母亲和我在楼厅里。他要求开灯，另一些先生在他周围扮天使，大声喊叫：“胜利!胜利!”上帝登上戏台，宣读马恩河公告。他在胡须还是黑的时候，就已经扮耶和华了，我怀疑爱弥尔是间接地死在他手里的。这个怒气冲冲的上帝嗜吸儿子们的血。好在我出世的时候，他漫长的一生已近尾声，胡子已经花白，烟丝把胡子熏得黄黄的。当老子，他已经没有兴致了。但倘若是他生育了我，我想他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控制我的：受习惯所驱使嘛。我幸亏属于一个死者。这个死者生前洒了几滴精液，算是塑造一个孩子所付出的普通代价。所以，我是天上的采邑，外祖父没有产权但可以享用其收益：我成了他奇妙的“宝贝”，因为他一直梦寐以求能怡然自得地度过余年。他决意把我看做命运的奇特恩赐，看做一件无偿的礼物，而且随时都可以退回；此外他还能对我有什么要求呢？只要我在他跟前，他就心满意足了。他既是大胡子爱神慈父，也是圣心孝子；他给我做按手礼，我脑袋上感到他手心热乎乎的。他称呼我是他小小的宝贝，颤悠悠的嗓音柔情绵绵，泪水模糊了他那冷冰冰的双眼。大家啧啧称赞：“这个男孩使他神魂颠倒!”他非常喜欢我，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他爱我吗？他那么公开表露情感，倒使我难以识别他这一招的诚意了。我看不出他对其他孩子有很多感情，一则他不怎么常见到他们，再则他们也根本不需要他，而我却处处依靠他：在我身上他欣赏的是他自己的慷慨大度。
　　老实说他有点故作高尚：这个十九世纪的人物如同很多同代人一样自诩高尚，连维克多·雨果本人也不例外，维克多·雨果自诩是雨果主义者。我外祖父是美髯公，总喜欢哗众取宠，一场戏刚下场便准备重新上场，好似酒鬼喝完一杯又想着下一杯，我认为他是两门新艺术的牺牲品：摄影艺术和做外祖父的艺术。他的尊容很上照，这是他的造化，也是他的不幸。屋子里到处是他的照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瞬间摄影，他津津有味地摆出固定的姿势和连续的活动姿态，动辄停住动作，一动不动地摆一个优雅的姿势，从而留下一个一成不变的形象；他醉心于这些永恒的瞬间，以便为自己塑像立影，流传千古。由于他喜欢照连续的活动姿态，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好似幻灯上硬邦邦的画像：一个小灌木丛，我坐在一个树桩上，时年五岁，夏尔·施韦泽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穿黑条乳白色法兰绒西装，白绲条背心，怀表的链条横贯其间，夹鼻眼镜悬系在一根细绳上，他向我俯着身子，抬起一只戴金戒指的手指，说着话。画面阴暗，潮湿，只有他的大胡子放出白光，犹如绕下巴围着一圈光轮。
　　我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我过于战战兢兢地聆听，反而什么也没有听进去。我猜想这个帝国时期的老共和党人在向我传授公民的义务，在给我讲资产阶级的历史：从前有国王、皇帝，都是坏东西，人们把他们赶跑了，于是万事如意，一切皆好。傍晚我们到大路上去等他，我们很容易在走出缆索铁道的乘客中认出他来：高高的身材，迈着小步舞领舞的步伐；他在更远的地方先看见我们，早已拉开架式，听任某个无形的照相师摆布：胡须迎风飘悠，身板挺拔，迈着内八字步，挺胸凸肚，两臂大摇大摆。信号升起，我一动不动地停住，身子向前倾斜，我是起跑的赛跑运动员，是即将飞出鸟笼的小鸟。片刻间我们面面相照，活像一对漂亮的萨克森瓷人。然后我带着水果和鲜花，满载外祖父的幸福，向他扑去，撞倒在他的双膝间，假装上气不接下气。他把我从平地抱起，举向云霄，然后手臂一弯，把我降落在他的心房上，一边轻声说道：“我的宝贝!”这是第二个画面，颇受行人注目。我们俩大演特演滑稽戏，足有一百个种类不同的场面：调情，很快消除的误会，敦厚的戏弄和善意的责怪，多情导致的气恼，柔情绵绵的故弄玄虚和痴情。我们竟然设想有东西阻碍我们相爱，以便享受排除障碍的快乐。我有时蛮不讲理，喜怒无常，但这遮掩不住我那细致入微的敏感。他所表演的高尚而忠厚的虚荣心很适合外祖父的身份。他表现出雨果所推崇的糊涂和溺爱，要是别人只给我面包，他一定给我加上果酱，所以那两位夫人切忌只给我面包。再说我是一个乖孩子，觉得我的角色非常合适，决不肯出让分毫。
　　确实，我父亲过早的引退使我成为一个不完全的“俄狄浦斯”：我没有“超我”，不错，但我也没有杀气腾腾呀!我母亲是属于我的，没有人与我争夺这个安稳的所有权，因此我不懂得暴力和憎恨，我不必学会妒忌别人。由于没有碰过钉子，起初我只是通过靠不住的笑容认识现实。我能造谁的反呢？我能反对什么呢？别人纵使为所欲为，可并没有侵犯我呀!
　　我乖乖地让别人给我穿鞋，往我鼻子里点滴剂，给我刷衣服、洗脸、穿衣服、脱衣服，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听凭别人对我爱抚备至。我觉得再没有比做好乖乖更有趣的事了。我从来不哭，很少笑出声，不吵也不闹。四岁的时候，我弄脏了果酱，被人抓住。我想，那是因为我爱科学，而不是出于恶作剧。总之，记忆所及，我就干过这么一件坏事。星期天夫人们有时去望弥撒，去听美妙的音乐，听有名气的管风琴演奏者演奏。老夫人和少夫人并不修行，但别人对宗教的笃信造成一种气氛，使她们也在音乐声中恍若出世，她们听托卡塔曲时才信上帝。
　　我感到这种超凡入圣的时刻其乐无穷：大家都是昏昏欲睡的样子，这时我懂得应该干什么。我双膝跪在跪凳上，把自己变成一尊雕像，连脚趾都不应该动一动；我瞪着眼睛直视前方，连睫毛都不眨一眨，直到眼泪流满双颊为止。当然我在进行提坦巨人式的搏斗来忍受双腿发麻，但我坚信一定胜利，充分意识到我的力量，毫不犹豫地在心里招来各种罪恶的诱惑，然后一一击退。我要不要站起来高喊“巴搭彭”呢？要不要爬到圆柱上往圣水缸里撒尿呢？一会儿母亲一定会赞扬我，因为这些浮现在我脑子里的可怕念头被我阻止了。我自欺欺人地装作受苦的样子，以便增添我的荣誉。其实我的邪念并非不可收拾。我太怕出丑了，我只想以我的美德使世人惊诧。这种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胜利使我确信我天性善良，我只要任其自然，就能受到赞扬。动坏脑筋，出坏主意，即使有这样的事，也是来自外部的，刚一沾上我，就失去生气而衰退。我这块土壤不宜生长邪恶。由于我善于表演德行，我不需要花力气也不需要强迫自己，只要任意编造就行了。我可以演得像公子王孙那样潇洒，使观众屏住呼吸，我把这个角色演得精益求精。人家喜爱我，所以我是可爱的，再简单不过了。世界不是安排得妥妥帖帖的吗？人家对我说我长得漂亮，我也就相信了。一些时候以来，我右眼长了角膜翳，后来使我成为独眼龙和斜眼，当时却一点也看不出来。人们给我拍了许许多多的照片，我母亲用彩笔整修着色。在保存下来的一张照片上，我脸色红润，满头金黄的鬈发，面颊滚圆，平和的目光充满了对现存秩序的敬重；鼓鼓的嘴巴装出不可一世的样子：我知道我的价值。
　　光天性善良是不够的，还要未卜先知：小孩口中透天机。孩子儿们刚从自然脱胎，是风和海的表兄弟。他们的牙牙学语，对于知音者来说，富有广泛但是朦胧的启示。我外祖父曾同亨利·柏格森横渡日内瓦湖，他说过：“我兴奋得如醉似痴，目不暇接地观赏熠熠闪烁的山峦和波光粼粼的湖水。柏格森却坐在一只箱子上，目不转睛地瞧着两脚之间的那块地方。”他从旅途中这件小事上得出一个结论：诗的沉思胜于哲理。于是他对我沉思起来，在公园里，坐在一张帆布躺椅上，身旁放着一只啤酒杯，他看着我跑来跑去，他想从我含混不清的话语中悟出至理名言。他居然真有所悟。后来我嘲笑过这种痴癫，现在不免后悔，这其实是因为他感到大限将临。夏尔用陶醉来攻克焦虑。他在我身上欣赏着世间奇妙的作品，以便确信一切皆好，甚至连人生可怜的末日也是好的。大自然正准备把他收回自己的怀抱。在山顶树梢上，在海波水浪中，在点点繁星之间，在我幼小生命的发源地，他寻找着归宿。他拥抱大自然，接受大自然的一切，包括为他挖好的坟墓。这可不是真理，而是他的死神通过我的口给他的启示。我幼年平淡无奇的幸福不时夹杂着丧事的气氛，因为我的自由是多亏了一起及时的死亡，我的重要性全靠一起等待已久的丧事。唉，怎么不是呢？阿波罗神殿所有的女祭司都是女死神，这是众所周知的；所有的孩子都是死亡的镜子。
　　我外祖父把自己的儿子看做眼中钉，这个可怕的父亲一生肆意虐待他们。他们踮着脚进屋，出乎意料地发现老人待在一个小孩子的膝旁：真叫他们伤心!在几代人之间的冲突中，孩子和老人往往是携手合作的：孩子传达神谕，老人解释神谕。本性露真情，经验传真知：成年人只有闭嘴的份儿。倘若没有孩子，他们便去找一只鬈毛狗。去年我去过一次狗公墓，在一块块墓碑上的铭文中，我认出外祖父的“至理名言”：狗懂得爱，狗比人更温柔、更忠诚，狗的感情细腻，有一种从不出差错的本能，能知善知美、识别好坏。一个伤心欲绝的人说过：“波洛纽斯，你比我好得多，反倒比我先死，我还苟且活着。”当时有一个美国朋友陪着我，听说此话，他一气之下，朝一条泥铸的狗狠狠踢了一脚，踢碎了一只耳朵。他行之有理，过分喜欢孩子和畜生，其实是厌恶人类。
　　因此，我是前途无量的鬈毛狗；我预卜未来。我说一些孩儿话，人们记住了，并跟着我说，这样我就学会了创造其他的话。我也讲一些大人的话，会使用“超过我年龄”的话语，而且不走样。这些话语就是诗，办法很简单：信鬼神，信运气，信虚无；从大人那里整句整句地借用，把句子拼拼凑凑，然后学舌地说出来，但并不解其义。总之，我口传的是真正的神谕，别人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善”产生于我内心的最深处，“真”出自我“知性”幼稚的蒙昧。我信心十足地自我欣赏着。
　　我的举止和言论有价值，自己并不知道，大人却认为是显而易见的。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毫不吝惜地向他们奉献我自己享受不到的高尚乐趣。我小丑般的言行披着慷慨大度的外衣：可怜的人们曾为没有孩子而伤心，我心一软，便从虚无中跑了出来，很有一点利他主义的气势；孩儿的外表其实是我的乔装打扮，为的是给他们造成有一个儿子的幻觉。母亲和外祖母常常教我排演下凡出世的场面，因为这乃是绝顶仁慈之举。她们投夏尔·施韦泽之所好，知道他的癖性，知道他喜爱戏剧性的变化，有意为他准备一些意想不到的高兴的事情。夫人们把我藏在一件家具的背后。
　　我屏住呼吸，她们离开屋子或假装把我忘记了。我消失了。外祖父进了屋，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看他的表情，好似我根本没有存在过。突然我从小小的藏身处走了出来，承蒙我出世，他感到不胜荣幸，见到我，他立即活跃起来，完全换了一副面孔，向天举起双臂：我的出现使他高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句话，我献出自身，时时奉送，处处赠与，奉献一切。只要我推开一扇门，我自己也感到显圣似的。我把立方形积木一块一块往上砌，从模子里取出沙人：我大声呼叫，一个人应声而出，我又造出一个幸福的人。安排我吃饭，睡觉，按时令变化为我增减衣衫，都是这些拘泥虚礼的人们生活中的佳时良辰和必尽的义务。我当众吃饭活像一个国王，如果我胃口很好，人们便向我道贺，连外祖母也脱口喊道：“他吃得多乖啊!”
　　我不断地创造自己。我既是赠与人也是赠与物。倘若我父亲活着，我就会知道我的权利和义务；他死了，我一无所知。我没有权利，因为爱浸透了我整个身心；我没有义务，因为我出于爱才慷慨给予。惟一的职责是讨人喜欢；一切都是为了装点门面。在我们家，大度宽宏比比可见：外祖父养活我，而我使他幸福；我母亲对每个人忠心耿耿。今天，回想起来，惟有母亲的忠诚在我看来是真的，当时我们却好像闭口不谈。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生活只是一系列的礼仪，我们把时间消耗在互敬互让、虚礼相待上。我尊敬长辈，条件是他们宠爱我。我耿直，开朗，温柔得像个姑娘。我总往好处想，相信别人，大家都是好人，因为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我把社会看做是一种功德和权势的严格等级制度。占据阶梯最高层的人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给予处在他们之下的人们。我绝对不会占据最高一级，我知道最高一级是留给严厉而慈善的人们的，他们是维持社会等级的人。我栖身在等级之外的一个小小的阶梯上，离他们不远，我的光芒从阶梯的上端倾泻到下端。总之，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世俗的权势，既不屈就低层，也不高高在上，而是在别处。我是神职文人的子孙，从小就是一个教士。我有红衣主教的慈祥，为了履行神职始终保持好兴致。我平等对待下级，其实这是出于好心，为使他们幸福而编造的谎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骗上当则是应当的。对女佣，对邮差，对母狗，我说话的语气宽容而温和。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世界上有穷苦人，也有罕见的怪物，有连体双胞胎，还会发生铁路事故，这种种反常的现象不是哪个人的过错。善良的穷人不知道他们的职责就是为我们提供慷慨施舍的机会，而沿街乞讨的穷人是一些羞怯的穷人，我奔向他们，往他们手里塞一枚两个苏的硬币，更重要的是，我赐给他们一个平等待人的美丽的微笑。我觉得他们笨头笨脑，所以不爱碰他们，但强迫自己去做，这对我是个考验；而且他们必须爱我，因为这种爱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美丽。我知道他们缺乏生活必需品，但我乐于成为他们多余的东西。再说，不管他们怎么不幸，他们的苦楚总不会超过我的外祖父吧。他小时候，天不亮就起床，在黑暗里穿衣服；冬天洗脸，得敲碎水罐里的冰才行。幸亏家境后来好转。外祖父相信人类的进步，我也相信，在我出世之前，人类的进步经历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我的家简直是天堂。每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总是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庆幸自己碰到千载难逢的运气，出生在亲密无间的家庭，生长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对现实不满的人使我感到气愤：他们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他们是反叛者。外祖母特别使我不安，我痛苦地发现她不太欣赏我。实际上，路易丝早就把我看透了。她公开谴责我哗众取宠，但她却不敢责备她的丈夫。她说我是(又鸟)胸驼背的木偶，是小丑，说我做鬼脸出怪样。她命令我不许再“装腔作势”。我尤其感到憎恶的是看出她竟嘲笑我外祖父，这个女人是“否定一切的妖精”。我顶了嘴，她要求我赔礼道歉，但我有恃无恐地拒绝了。
　　外祖父抓住机会表示偏爱，他护着我反对自己的妻子。她受到侮辱而怒不可遏，站起身跑回自己的房间里拒不出门。我母亲惶惑不安，害怕外祖母积仇记恨，低声下气地轻声责怪父亲。他耸耸肩膀，退到自己的工作室去了。母亲央求我去讨饶。我对自己的神通没法不得意忘形：我是圣米迦勒，我能擒妖除魔。我去到外祖母跟前随随便便地表示了一下歉意，算是了结此案。除此之外，我当然很喜欢她，因为她是我的外祖母嘛。母亲建议我称她“妈咪”，称一家之长夏尔时，用他阿尔萨斯的名字卡尔。卡尔和妈咪，连在一起叫，声音比罗密欧和朱丽叶还好听，比菲来蒙和博西施还悦耳。母亲每天翻来覆去地对我说：“卡尔妈咪等着我们咧，卡尔妈咪会很高兴的……”这不是没有用心的。她想用这四个浑然一体的亲切的音节来显示家里人的和睦。我将信将疑，不过我装得十分相信，好似我自己就是这么看的。言语掩盖了事物的实质。我喊卡尔妈咪便能维持家庭亲密无间的团结，并且能把夏尔好大部分德行归到路易丝的头上。外祖母令人怀疑，她天生爱造孽，随时都可能犯过失。但时时都有天使伸出手来阻拦，只言片语的力量就能把她挡住。
　　确确实实的坏人当然是有的，那就是普鲁士人。他们夺走了我们的阿尔萨斯—洛林和所有的时钟。惟有原先搁在外祖父壁炉上的黑大理石座钟还在。说也巧，座钟还是一帮德国学生送给他的哩，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偷来的。家人给我买汉西的书，给我看书中的图画，我对画中那些粉红脸蛋胖乎乎的人一点也不反感，相反觉得他们可亲可爱，因为他们非常像我的阿尔萨斯的舅舅们。我外祖父只承认一八七一年的法国版图，他时不时去贡斯巴赫、法芬赫芬看望留居在那里的人。他也带我去。无论在火车里德国检票员向他查票时，或在咖啡馆里德国跑堂对他有所怠慢时，夏尔·施韦泽的爱国怒火便涌上心头，脸气得通红。这时两位夫人紧紧挽住他的双臂：“夏尔!你想过没有？他们会撵我们的，到那时你后悔也来不及了。”外祖父提高嗓门：“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怎么撵我，我这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呢!”两位夫人赶紧把我推到他的脚跟前，我用央求的神情望着他，他平静下来，叹道：“看在孩子的分上，算了。”一边用干瘪的手指摸着我的头。这种场面引起我对他的不满，而没有激起我对占领者的愤慨。再说，夏尔在贡斯巴赫少不了每周对弟媳妇发几次脾气，他常常把餐巾往桌子上一甩，砰地一声关上餐厅的门离去。弟媳可不是德国女人呀!饭后我们跑到他脚前哭哭啼啼，抽抽泣泣，而他脸色铁青，不理睬我们。外祖母说：“阿尔萨斯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他不该这么经常去那儿。”怎么能不同意她的看法呢？况且我不太喜欢阿尔萨斯人，他们对我不敬重。所以，别人把他们抢走，我并不那么懊丧。有人说我到法芬赫芬的食品杂货商勃卢门费尔德先生家去得太勤了，说我屁大的小事都要去惊动他。卡罗利娜婶婶像煞有介事地“提醒”我母亲，人们又将此话告诉了我，这一次，路易丝和我串通一气，因为她很讨厌丈夫的老家。
　　在斯特拉斯堡，我们聚集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我突然听见尖细而明快的音乐声，赶紧跑向窗口，军队!我兴致勃勃地观看普鲁士军队在孩子气的音乐声中列队而过，我拍手叫好，外祖父却坐在椅子上咕咕哝哝；母亲过来轻轻在我耳边提醒我应该离开窗口。我照办了，但有点不情愿，我当然恨德国人，不过不那么坚定罢了。何况就是夏尔本人也只能以委婉的方式发泄他的沙文主义情绪。一九一一年，我们离开默东迁居到巴黎勒高夫街一号，他不得不退休了。但为了养活我们，创立了实用语言学院，向旅居法国的外国人教授法语，用的是直接教学法。学生大部分来自德国，学费付得很高。外祖父把金路易放进上衣口袋里从不计数；外祖母是失眠症患者；她夜里溜到前厅偷偷捞一些金路易据为己有，这是她亲自告诉她女儿的。
　　总之一句话，敌人付钱供养我们。如果法德开战，阿尔萨斯会归还给我们，学院却要破产，所以夏尔是主张维持和平的。再说也有好德国人，他们来我们家吃饭，如一个脸红红的、汗毛很浓的女作家，路易丝带着几分醋意嘲笑她，管她叫“夏尔心爱的女人”；一位秃头大夫，一次把我母亲逼得紧贴门上，企图亲吻她。她怯生生地向她父亲抱怨这件事，外祖父却大为光火：“你使我跟所有的人都闹翻了。”他耸耸肩膀，下结论说：“你一定是睁着眼睛做梦吧，我的女儿。”到头来反倒是她自感有罪。所有的客人都懂得必须对我的品德大加赞扬，他们温顺地捏捏我摸摸我。可见，尽管出身不同，他们隐隐约约也有善的概念。庆祝学院成立周年的时候，来了总有一百多客人，他们喝着蹩脚的香槟酒，我母亲和穆黛小姐合奏巴赫的乐曲。我穿着蓝色平纹细布长罩衣，头发梳得闪闪发亮，宛如插上翅膀，在客人中飘来荡去，托着果篮，敬献橘子，他们啧啧称赞：“真是个小天使!”这么看来，这些人并不太坏啊。
　　诚然，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替受难的阿尔萨斯报仇雪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把德国鬼子当做笑柄，百般奚落，不过声音很轻，贡斯巴赫和法芬赫芬的表兄弟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嘲笑一个女大学生达一百次之多，可谓不厌其烦，为的是她在一次把德文译成法文的练习中出了差错：“夏绿蒂全身酸痛，瘫倒在维特的墓前。”我们以同样的劲头嘲笑一个年轻教师。他在一次晚餐上，狐疑地端详他那片瓜，末了他竟连瓜子和瓜皮统统吃了下去。德国人出这种洋相反倒使我倾向于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是劣等人类，好在他们有幸成为我们的邻邦，我们将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
　　人常说，没有胡须的亲吻就像没有盐的(又鸟)蛋，我补充一句，就像没有恶的善，就像一九○五至一九一四年间我的生活。如果说人们只能通过对立的两个方面来确定自己的特性，我却活生生地体现了不能确定性：如果说爱与憎是一枚奖章的正反面，我却既不爱物也不爱人，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人们不可能既要恨又要讨人喜欢，既要讨人喜欢又要喜欢他人。
　　那么我是不是那喀索斯呢？倒也不是，我一味卖俏，也就忘乎所以了。总之，我并非兴致勃勃地玩沙子、胡写乱画、小便大便，在我看来，至少要有一个成人赞赏我的产品，我的所作所为才有价值。好在掌声不断，无论听我叽叽喳喳，还是听我演奏巴赫的赋格曲，大人们一概微笑着品尝，神情狡黠，十分默契。这表明我实际上是一件文化家产。文化浸透了我，我以文化的光辉反射着家庭，如同傍晚池塘反射着白日的炎热。
　　我在书丛里出生成长，大概也将在书丛里寿终正寝。在外祖父的办公室里到处是书，一年只在十月开学的时候打扫一次，平时不许掸灰尘。我早在不识字的时候就已经崇敬书籍，这些竖着的宝石，有的直立，有的斜放，有的像砖一样紧码在书柜架上，有的像廊柱一样堂而皇之地间隔矗立着，我感到我们家是靠了书才兴旺的。我在一间小小的圣殿里嬉戏，周围是一些方方厚厚的古代艺术珍品，它们亲眼目睹我出世，也将给我送终；书不离身使我有一个清静的过去，也使我有一个清静的未来。我偷偷地摸摸书、碰碰书，让双手有幸沾一点书上的尘土，但不知拿书做什么用。我每天恭恭敬敬地参加仪式而不解其意：外祖父平时笨手笨脚，连扣手套也要我母亲代办，但摆弄起这些文物来却灵巧得好似主祭司。我千百次看见他心不在焉地站起身来，绕桌一圈，两大步横穿房间，毫不迟疑地抓起一本书，根本不必费时选择。他一边回到扶手椅，一边用拇指和食指翻阅着，刚刚坐定，一下子就翻到了“要找的那一页”，啪的一声打开，那声音像皮鞋发响。有时候我走近看看像牡蛎一样裂开的盒子，发现里面赤裸裸的内脏，但见灰白而发霉的纸张微微凸起，覆盖在上面的黑色小静脉，吸饱喝足了墨水，散发出蘑菇味儿。
　　在外祖母房间里，书是躺着的，这是她从一家阅览室借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次超过两本。这种无价值的装饰品使我想起过年吃的糖果，因为书页柔软而发亮，很像裁剪好的铜版纸。纸张光亮、雪白，几乎是新的，总带着点儿神秘感。每星期五外祖母梳妆打扮一番，出门时对我们说：“我还书去。”回家后，她摘下帽子，卸了装，从手笼里取出书来。我感到蹊跷，心想：“莫非还是那两本？”她精心地包上书皮，不让人看封面，然后选择其中一本，在靠窗口的安乐椅里坐定，戴上圆框眼镜，疲乏而安乐地叹口气，垂下眼皮，脸上浮现出一种美滋滋的、机灵的微笑，这种微笑我后来在若孔德夫人的嘴唇上重新见到。
　　母亲默不作声，也请我不要说话。于是乎，我想到了弥撒、死亡、睡觉，我沉浸在神圣的静穆中。路易丝时不时发出轻微的笑声。她把女儿叫过去，用指头点着一行字，两位夫人交换一个会意的眼色。不过，我不喜欢这种装订的书，太讲究了。这是我们家的不速之客，外祖父老实不客气地说这些书只为不懂事的人所崇拜，只有娘儿们才欣赏。星期天，他闲着无聊，走进妻子的房间，直挺挺地站在她面前，但无话可讲。众人望着他，他劈里啪啦地敲打玻璃窗，实在想不出新花样，便转身走向路易丝，突然从她手中抢走小说。她怒冲冲地叫道：“夏尔，你干什么？我念到哪儿了？一会儿该找不着啦!”但见他趾高气扬地朗读起来，突然用食指敲敲书，说道：“不懂!”外祖母说：“你怎么会懂呢？你是从当中念起的呀!”于是他把书往桌子上一扔，耸耸肩走了。
　　外祖父绝对不会错的，因为他是内行。我很清楚，他曾经指给我看书柜的一格上放着好些大本大本的书，硬纸褐色布贴面。“小乖乖，这些书是外公我编写的。”多么令人自豪啊!我是专门生产圣物的能工巧匠的外孙。他像管风琴制造者一样令人尊敬，像为教士做衣服的裁缝一样可敬。我看见过他著书：每年再版一次《德语读本》。暑假里，全家焦急地等着校样。夏尔是不能容忍无所事事的，他对虚度光阴非常恼火。邮差终于送来了大包大包的邮件，家人用剪刀铰断细绳。外祖父打开长条校样，摊在餐室的饭桌上，他在校样上划一条条红杠杠，每发现一个印刷错误，就嘀咕着骂天咒地。女佣人叫开饭时，他才停止嚷嚷。全家都高高兴兴的。我站在椅子上，陶醉地观赏着条条黑字和贯穿其间的血红条痕。夏尔·施韦泽告诉我他有一个死对头，那就是他的出版商。
　　外祖父不善于算账，他因为无忧无虑而挥霍无度，因为爱出风头而慷慨解囊，结果到了风烛残年时，他得了八旬老人的吝啬病，那是肢体不灵和怕死所造成的。不过当时这种毛病还只是表现为一种古怪的多疑。每当他收到汇款单，看到作者版权的金额时，双臂举起，叫嚷别人掐他的脖子，要不然走进外祖母的房间，阴沉沉地声称：“我的出版商抢了我的钱，简直是绿林大盗。”我目瞪口呆，惊讶之余发现了人剥削人。这是十恶不赦的现象，幸亏范围有限，否则世界倒是十全十美的。不过人说老板按照工人的贡献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以报酬。那么为什么出版商，这些吸血鬼，要损坏这一美名而大吸我可怜的外祖父的血呢？这位圣人的一片献身精神没有得到报偿使我对他倍加尊敬：我很早就把教书看做是一种圣职，把文学看做是一种激情了。
　　我还不识字，但为了赶时髦，要求有我的书。于是，外祖父跑到他的混账出版商那儿要来了诗人莫里斯·布肖写的《布肖故事集》，里面是几篇民间传说，经过改头换面适合于儿童的口味。据作者自己说，他这个成年人以儿童的眼光进行编写。我想立即举行接收仪式。我捧起这两本小书，闻了闻，摸了摸，漫不经心地翻到“要找的那一页”，发出啪啪的响声。结果白费了力气，因为我并没有占有它们的感觉，我力图把它们当做玩具娃娃，哄哄，吻吻，打打，也不成功。我只得哭丧着脸把书放到母亲的膝盖上。她眼睛离开了活计，抬起头对我说：“你要我给你念什么啊，亲爱的？仙女吗？”我疑惑地问道：“仙女？这里面讲仙女吗？”
　　仙女的故事我是很熟悉的，母亲经常讲给我听。她给我洗脸的时候讲，只在给我擦花露水时停一停；她给我洗澡的时候也讲，到浴缸底下捡从她手上滑下去的肥皂时停一停。所以我现在听起来心不在焉，这样的故事我太熟悉了。我一个劲儿地瞅着安娜—玛丽，她是我每天清晨的侍女；我专心地听着她战战兢兢的声音，这声音是由于她的地位低下所造成的。我喜欢她那些半句半句的话，姗姗来迟的词语。她说话时猛一上来很有把握，但很快就乱了阵脚，败下阵来，她的自信消失在悦耳动听的稀疏的话语中，但一阵缄默之后，她的自信又重新抬头。故事，通过讲故事，她把内心的独白串连在一起了。她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俩始终单独和秘密地在一起，远离人间，远离诸神，远离教士，好似两只带角的母鹿，和其他成仙的鹿在一起。我不明白人们居然把我们散发出肥皂和香水味的世俗生活片断写进了整整一本书里。
　　安娜—玛丽让我在小椅子上跟她面对面坐着。她弯下腰，垂下眼皮，好似睡着了。她的脸酷似塑像，嘴里发出无动于衷的声音。我完全糊涂了：谁在讲故事？讲什么？讲给谁听？母亲完全进入了角色，没有一丝微笑，没有一点默契的表示，我被弃置不顾了。再说，我已经听不出是她的语言了。她哪儿来的这份自信呢？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这是书在说话。从书里跳出来的句子使我惊恐不已，这可是真正的蜈蚣啊：音节和字母麇集在一起乱躜乱动，二合元音拉得长长的，双辅音哆哆嗦嗦的。朗朗的读书声中鼻音很重，虽然休止和换气时稍断一断，但仍旧浑然一体，抑扬顿挫地带着许多我不懂的词语向前流动，根本不搭理我。有时候没有等我明白，就滑过去了；有时候我早已明白，却大模大样地摇来摆去一直拖到终点，连一个逗号也不给我落下。
　　毫无疑问，这篇宏论不是为我而发的。至于故事，则经过一番节日的打扮。樵夫，樵夫的老婆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还有仙女，所有这些平民百姓，我们的同类，都变得庄严郑重起来了。人们用华丽的笔调来描述他们褴褛的衣衫，言词装饰着事物，使行动礼仪化，使事情仪式化。故事讲到这里，就有人发问，这是因为外祖父的出版商专门出版学校读物，就是说他不肯失去任何机会训练年轻读者的智慧。我好像感到有人在向一个孩子发问：要是处在樵夫的地位，他会干些什么呢？他喜欢两姐妹中的哪一位呢？为什么？他赞成惩罚巴贝特吗？这个孩子不完全是我吧，我可害怕回答呀。不过我还是做了回答，但我微弱的声音消失了，感到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孩子；安娜—玛丽也是，也变成了另一个女人，带着“天眼通”瞎子的神情。我感到我是所有母亲的孩子，她则是所有孩子的母亲。母亲停下不念了，我生气地从她手里夺回书，夹在腋下走了，连谢也不谢一声。
　　久而久之，我喜欢上使我神往的啪嗒翻书声：莫里斯·布肖眼观世界，关怀着儿童，宛如大商店的各部门主任关照着女顾客。我十分得意，无意中喜欢上预先编好的故事，而不怎么喜欢即兴的故事了。我对言词前后严密的排列开始具有感受力，每念一遍，书上都是同样的词，都是同样的秩序排列，可以事先盼着。在安娜—玛丽的故事里人物则是瞎碰运气的。就像她自己瞎撞瞎碰一样，但最后人人各得其所。而我好似在做弥撒，人名和事情周而复始地在我耳边缭绕。
　　我于是嫉妒起母亲来，决心取她而代之，强夺了一本书，书名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我拿着书躲到堆杂物的房间里，爬到一张有栏杆的铁床上，摆出一副读书的样子：我顺着一行一行黑字往下看，一行也不跳过。我大声地给自己编讲故事，并且注意发清楚每个音节。家人无意撞见了我——也许我故意让人撞见——喜出望外，决定教我识字。我很勤奋，活像初学教理的人，甚至于自己开小灶上课：我带着埃克多·马洛的《苦儿流浪记》爬到围栏式铁床上学起来。这个故事我记得很熟，一半靠死记硬背，一半靠连蒙带猜，反正我一页接着一页地往下念，等念完最后一页，我已经学会念书了。
　　我欣喜若狂：这些像在标本盒里的植物一样被晒干的声音，现在也属于我了。先前外祖父用目光使干枯的声音复活：他听得明白，我却听不明白。现在我也会听了，也会满口讲客套话了。我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家人任凭我在书房里漂泊，我向人类的智慧发起了进攻，这使我获益匪浅。后来，我无数次听到仇视犹太人的家伙责骂犹太人不懂得大自然的含义和不会欣赏静谧的甜美。针对这种论调，我反驳道：“那么，我比犹太人还犹太人。”农民对幼年的记忆是杂乱无章的，只记得如何天真烂漫地淘气，而我所记忆的东西却跟他们大相径庭。我没有扒过土，没有掏过窝，没有采集过植物，没有扔石头打过鸟。然而，书是我的鸟和窝，书是我的家畜和畜棚，书是我的乡间。书柜是一面镜子，把世界一并收入其间。它与世界一样无边无际，千姿百态，变幻莫测。
　　我投入了难以置信的冒险，为达到书柜的高处，得爬椅子、登桌子，大有引起山崩地裂把我埋没的危险。最高一格的书我一直够不着，有些书刚发现就被人从我手中夺走了。还有些书跟我捉迷藏，我取出来刚念了个开头便放回原处，要一个星期方能重新找到，可见放错了地方。我看到了丑恶的东西，心里直发毛；打开一本画册，碰到一版彩色画，面目可憎的昆虫在我眼前麇集蠕动。我趴在地毯上，枯燥无味地浏览着封特奈尔、阿里斯托芬、拉伯雷的著作，文句硬邦邦的，我怎么也啃不动。于是我仔细观察，绕着圈子走，假装躲得远远的，然后突然出其不意，一个回马枪，攻其不备，但多半没有用，不懂的句子依然严守秘密。我成了拉佩鲁斯，麦哲伦，伐斯科·达伽马。我发现千奇百怪的“土著人”，如泰伦斯用亚历山大诗体写的剧本《Heautontimoroumenos》，又如在一本论比较文学的著作中出现的idiosyncrasie。尾音省略，交错配列法，典故以及无数其他像卡菲尔人般的难以捉摸和不可接近的词语不时出现在某页的某个角上。只要它们一出现，整段的意思就被搞得支离破碎。这些佶屈聱牙和晦涩难懂的词语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后我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彻底弄明白：这是我记忆的腐殖土。
　　书柜里净是法国和德国的伟大经典著作，此外有一些语法书，几本著名的小说，如莫泊桑短篇小说集之类，几本画册——一本鲁本斯画册，一本梵狄克画册，一本丢勒画册，一本伦勃朗画册——这些是外祖父的学生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可怜的小天地。好在《拉罗斯大词典》为我弥补了一切，我随手从写字台后面的书柜倒数第二格上取下一卷，A-Bello,Bello-Ch,Ci-D,Mele-Po,Pr-Z(这些音节的组合成了专有名词，划定着包罗万象的知识领域：有Ci-D区域，有Pr-Z区域，各自有各自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各自有各自的城市、大人物、战役等)；我吃力地把词典放到外祖父的写字垫板上，把它打开，一本正经地在里面掏鸟窝捉鸟，捕捉停在逼真的花上活灵活现的蝴蝶。书里人畜皆有，栩栩如生。版面是他们的躯体，正文是他们的灵魂，是他们独特的精髓。我们一出家门遇见的则是轮廓模糊的草图，多少近乎原型，未臻完善：动物园里的猴子反倒不大像猴子，卢森堡公园里的人反倒不大像人。我骨子里是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先有知识后见物体。我认为概念比事物更真实，因为我首先接受的是概念，而且是作为实实在在的事物加以接受的。我在书中认识宇宙，对天地万物进行了一番融会贯通，分门别类，贴上标签，倍加思索，但此后，依然感到宇宙可畏，我把自己杂乱无章的书本知识和现实情况的偶然性混为一谈。由此产生了我的唯心主义，后来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方始摆脱。
　　日常生活是清高的：我们所交往的人老成持重，他们口齿伶俐，言不虚发，他们的信念不是建立在健全的原则上，便是以民族的智慧为依据。其实他们与众不同之处，不过是心灵上的一种矫饰主义，我却耳濡目染，习以为常了。他们一发话，我就心悦诚服。他们讲得既透彻又简洁，言之有理，不容置疑。他们想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申述的理由是那么冗长可厌，不可能没有道理吧。他们自鸣得意地披露自己的良心问题，这并没有使我心绪不宁，反而对我颇有裨益，因为这种良心上的冲突是假的，事先早已解决好了的，而且总是千篇一律。他们的过错，一旦自己承认之后，便无足轻重了。因为操之过急，或一时气愤——尽管合情合理，但也许火气太大了一点——使他们的看法发生了偏差，好在他们早已及时改正了。而不在场的人总是错的，并且比较严重，但不是永远不可饶恕的。在我们家里从不讲别人的坏话，只是不胜伤心地指出别人性格上的缺陷。我聆听着，理解着，赞同着，感到他们的话使人放心。既然讲话的目的是使人放心，那么我讲的话也不会出错了。任何事情都不是无可救药的，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变动；表面上的骚动徒劳无功，掩饰不了死一般的寂静，然而死气沉沉正是我们应守的本分。
　　我的客人告辞后，我自个儿留下来，从这平庸的墓地逃跑，到书里去寻找生活，寻找欢乐。只要打开一本书，我便再次发现书中的思想不合人情，令人担忧，其浮夸和深奥之处超过了我的理解力，行文从一个概念跳到另一个概念，迅速之极，一页之内我得中断无数次，无奈任其逃之夭夭，我莫衷一是，已经晕头转向了。我亲眼目睹一些事情，要是问外祖父，他决计认为不可置信，书中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人物出其不意地出现，相亲相爱，吵架闹翻，相互扼杀；幸存者忧伤成疾，最终一命呜呼，到九泉之下与他刚杀害的朋友或温柔的情妇会合去了。应该怎么办呢？我也要像成人一样或指责，或祝贺，或宽恕吗？但这帮标新立异的人物一点儿也不想按我们的原则行事。他们的动机，即使写出来，我也不明白。布鲁图斯杀死他的儿子，马特奥·法尔科纳也这么干，可见这等事似乎相当普遍。不过在我周围谁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在默东的时候，外祖父和舅舅爱弥尔闹翻了，我听见他们在花园里吵架，但看不出他想宰儿子。要不然他怎么会谴责杀婴之父呢？而我不置可否，反正我自己并未面临危险，因为我是孤儿嘛。这类大肆炫耀的凶杀案，我感到可乐。不过在故事的行文中我感到有一种啧啧称赞的味道，这使我莫名其妙。对贺拉斯，我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没朝他的画像上吐唾沫，瞧他那副德行，在画面上他头戴钢盔，手持光亮的宝剑，正在追赶可怜的卡米叶哩。卡尔有时哼哼：
　　不如兄妹手足之情……
　　这使我神魂颠倒：倘若我万幸有一个妹妹，我会感到她比安娜—玛丽更可亲吗？甚至比卡尔妈咪更可亲吗？说不定她便是我的情人。情人这个词，我当时经常在高乃依的悲剧中见到，但不解其意。情人们拥抱亲吻，海誓山盟永睡一张床。(稀奇古怪的习惯：为什么不像我和母亲那样分开睡在两张相同的床上呢？)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然而我揣测到在冠冕堂皇的构思里藏着一团毛茸茸的(禁止)。总而言之，要是我当哥哥，说不定会犯LuanLun罪呢。我大胆地设想着。想入非非吗？掩饰禁忌的情感吗？两者都很有可能。我有一个大姐，就是我的母亲；我希望有一个妹妹。今天——一九六三年——母亲依然是惟一使我动感情的亲属。我千错万错不该到妇女们中去寻找这个从未存在过的妹妹，难怪我碰了钉子，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我写到此事，当年为卡米叶惨遭杀害而愤愤不平的怒气又涌上心头。她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活泼，以致我想贺拉斯的罪行兴许是我反军国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军人居然杀害自己的姐妹。我要给这个兵痞一点颜色看看。我恨不得一下子吊死他!十二发子弹一齐打进他的身子才解气。我把这一页翻了过去，然而下一页上的印刷文字证明我错了：应该宣告杀妹妹的人无罪。顷刻之间，我气急败坏，跺脚捶胸，活像一头上了圈套的公牛，灰心丧气。之后，我赶紧平息怒气，事情总有个始末呀!应该适可而止：我太年轻了，把什么都搞得颠三倒四的。再说，宣告无罪这一节正好是用为数很多的亚历山大诗体写的，难懂极了，我急不可耐地跳了过去。我喜欢这种一知半解，故事里有许多地方不理解，这就使我感到迷迷惘惘。我读了二十遍《包法利夫人》的最后几页，末了能把整段整段背得滚瓜烂熟，但依然不明白可怜的鳏夫的所作所为：是的，他发现了信，但难道就有理由听凭胡子乱长吗？他向罗道耳弗投以忧郁的眼光，对他记仇抱恨，到底仇恨什么呢？那他为什么又对罗道耳弗说“我不恨你”呢？为什么罗道耳弗觉得他“滑稽和有点儿卑贱”呢？之后，查理·包法利死了，忧郁而死的呢？还是生病而死的呢？既然一切都了结了，那为什么医生还剖检他？我喜欢这种难以克服的阻力，因为每每我都败下阵来。我莫名其妙，精疲力竭，领略着似懂非懂、模棱两可所激起的快感，这就是所谓世界的厚度吧。
　　外祖父爱在家里唠叨所谓人心，我觉得这既乏味又空洞，除了在书本里，人心到处都是一个样子。使人眼花缭乱的姓名决定着我的情绪，时而使我恐怖万状，时而使我郁郁寡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由于什么缘故。当我念叨着“查理·包法利”的时候，仿佛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大胡子在围墙里散步，简直让人不堪忍受，定睛一看，又无影无踪了。导致我既焦虑又快乐的原因是在我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忧虑：一方面我担心一头栽进虚构的天地里，在里面陪着贺拉斯、查理·包法利游荡不止，无望重新回到勒戈夫街，回到卡尔妈咪和母亲身边；另一方面我推想着这一连串的句子对成年读者提供的一些意义，而这些意义对我则是回避的。我通过眼睛往脑子里灌进一些有毒的词儿，这些词的含义比我原先知道的要丰富得多。虚构的故事与我并不相干，但故事人物怒不可遏的言语有一种外来的力量，在我身上引起一种难以忍受的忧伤，简直能把一个人的生命给毁了：我是否也会感染中毒而死呢？我贪婪地吸收语言的同时，深深地被形象吸引住了，幸亏上述两起危险彼此排斥，我方始得以逃生。
　　日暮时分，我陷落在词丛语林里不能自拔，稍微有一点儿声音都会使我哆嗦，把地板咯啦咯啦的响声当做感叹词在劈里啪啦作响，我满以为找到了大自然的语言。这时母亲进来，打开灯，大惊小怪地叫着：“可怜的乖乖，你糟蹋自己的眼睛啊!”我好不失望地回到家庭平庸的谈吐中来，同时又感到宽慰。我跳将起来，撒野，大叫，乱跑，作怪样。不过，恢复童性之后，我仍感不安：书里讲些什么？谁写的书？为什么写这些书？我把这些忧虑开诚布公地向外祖父倾吐。他经过思索之后，认为该给我开窍了。他干得挺出色，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一面让我骑在他绷直的腿上，一面唱道：“骑在我的小马上，马儿跑得快如飞，连连放臭屁。”听到这不堪入耳的歌词，我不禁大笑。
　　他停住唱，让我坐在他的双膝上，目光炯炯，直盯着我的眼睛说：“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并像演说似的重复道：“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无论人间什么事，一概通晓。”这话未免夸海口了。其实就像柏拉图的“共和国”里没有诗人的位置一样，卡尔把工程师、商人，可能还有军官统统排斥在他的“共和国”之外。他认为建设工厂是破坏风景，对纯理论科学，也只欣赏其纯。我们在盖里尼度过七月下半月，我舅舅乔治带我们参观铸造厂。厂里很热，一些穿着破旧的粗鲁人挤来挤去老是撞着我们，巨大的嘈杂声震得我昏头昏脑。我害怕得要命，无聊得要死。外祖父出于礼貌看着熔液赞不绝口，但他视而不见，根本没往眼里去。可八月份在奥弗涅时大不一样了。
　　他串乡走镇，到处搜索，在古代砖砌建筑前面站定观看，用手杖头敲敲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眼前所看到的，小乖乖，是高卢罗马时代的砖墙。”他也很欣赏教堂建筑，尽管厌恶天主教徒，但只要见到教堂是哥特式的，少不了要进去看看；至于罗马风格的教堂，这要根据他的情绪而定。那时他已不怎么去听音乐会了，但以前常去：他喜欢贝多芬，喜欢演奏贝多芬音乐时的排场和大乐队；他也喜欢巴赫，但劲头不大。有时他走近钢琴，并不坐下，用僵硬的手指使劲弹几个和弦。外祖母抿嘴笑着说：“夏尔在作曲呢!”他的儿子们——尤其是乔治——个个都是杰出的演奏者。但他们讨厌贝多芬，只愿意演奏室内音乐。外祖父倒不在乎这些意见分歧，而且和颜悦色地说：“施韦泽一家天生就是音乐家。”我生下才八天，听到调羹丁当响时乐呵呵的，他便断定我的耳朵有乐感。
　　彩画玻璃窗，拱扶垛，雕门画栏，赞美歌，木刻或石刻的耶稣受难像，诗文默祷或诗律学，种种这类人文科学，直截了当地把我们引到超凡的精神境界，再加上自然界的美，更使我们感到进入了仙境。上帝的创造物和人类伟大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彩虹在雾气腾腾的瀑布中闪烁，在福楼拜作品的字里行间闪闪发光，也在伦勃朗透明阴影的画幅上荧荧发亮，这道彩虹就是灵魂。灵魂向上帝赞扬人类，向人类显示上帝。我外祖父在“美”中看出有血有肉的“真”，在“美”中发现最高尚的升华源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如暴风雨突然在山中爆发之时，或维克多·雨果灵感迸发之际——人们可以达到“真”、“善”、“美”浑然一体的最高点。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比书更为重要。我把书房看做教堂。作为教士的子孙，我生活在世界屋脊之上，所谓世界屋脊，就是七层楼上吧。我栖在主干——树干——的最高处，即电梯井的顶部。我在阳台上走来走去，向行人投以居高临下的目光，越过栅栏门，向跟我同岁的女邻居吕塞特·莫罗致意；然后回到Cella，或者说圣殿。我金发鬈鬈，长得像个小姑娘，从不亲自下楼，每当——也就是说每天——我由母亲领着去卢森堡公园，只是把我不值钱的外表借给低处罢了，而我享天福的圣身并没有离开高处。我想现在它还在高处，凡是人都有他的自然地位，这个自然地位的高度不是自尊和才华所能确定的，而是儿童时代确立的。我的自然地位就是巴黎七层楼，能看见千家万户的屋顶。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山谷使我感到窒息，平原使我气闷，好像在火星上步履艰难地爬行，犹如肩负重荷，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只要爬上乡间低矮的小屋顶上，我便乐不可支，好似回到我的七层高楼上，我在那里再一次呼吸到纯文学稀薄的空气，天地万物层层铺展在我的脚下。万物个个谦恭地恳求有个名字。给每个事物命名，意味着既创造这个事物，又占有这个事物。这是我最大的幻觉。但要是没有这个幻觉，我大概决不会写作了。
　　今天，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在一幢新楼房的第十一层上修改这部手稿。凭敞开的窗户眺望，我看见一座公墓，看见巴黎，看见圣克卢蓝湛湛的山丘，足见旧习之顽固。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儿时，我确实想配得上这样的高度。如此喜欢高楼顶部的小房间，总怀着一点野心吧，总有点虚荣心吧，总想对我矮小的个子有个补偿吧，不，不见得，因为我不需要往我的圣树上攀：我就出生在上面，只是拒绝下来罢了；亦并非要把自己高高置于人类之上，而是想在太空中遨游，生活在事物空灵的幻影中间。但后来我根本没有死抓住热气球不放，而是千方百计要往下沉，恨不得给自己穿上铅底鞋。幸运得很，有时我接触到海底细沙上的珍奇，由我这个发现者给它们命名。但有时毫无办法，我的轻薄不可抗拒地使我浮在水面上。到头来，我的高度计出了毛病。时而我是浮沉子，时而我是潜水员，有时则两者皆是。不过，这对于干我们这一行倒挺合适：出于习惯，我住在空中，同时到下面去探索，但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总得给我讲讲作家吧。外祖父给我讲得很有分寸，而且不带感情。他教我念这些杰出人物的姓名，我自个儿待着的时候，把这个名单统统背了下来，从赫西奥德到雨果，一个不漏，他们是圣人和先知哟。据夏尔·施韦泽自己讲，他对他们顶礼膜拜。但他们把他带坏了。他们老缠着他，使他不能把人类的杰作直接归功于圣灵。所以他暗中更喜欢无名氏，更喜欢那些谦虚的隐姓埋名的大教堂建造者，更喜欢无数的民歌作者。他不讨厌莎士比亚，因为莎氏其人到底是谁至今还未确定。出于同样的理由，他对荷马也不反感。他还喜欢几个不能完全肯定是否存在过的作家。至于那些不愿意或不善于销声匿迹、隐姓埋名的作家，他尽量原谅他们，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是已故的。对于他同代的作家，他则一概否定，只有阿那托尔·法郎士和库特林纳除外，后者能逗他发笑。夏尔·施韦泽颇为自豪地享受着人们对他的敬意：敬重他的高龄，敬重他的修养，敬重他的俊美，敬重他的德行，这位路德教教徒情不自禁地认为他家福星高照，他想的和《圣经》上说的完全一致。
　　在饭桌上，他有时静心默想，回顾一生时自鸣得意，感慨万端地悟出：“我的孩子们，一生清白而毋庸自责是多么好啊!”他热情奔放，道貌岸然，高傲自尊，追求高尚。其实这一切掩盖着一种畏缩不前的个性。这种个性的形成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和他生活的时代有关，和教育界，即他的社会环境有关。正因为如此，他暗暗厌恶他那些藏书的作者们，这些著书立说的大名人全是无恶不作的坏蛋，他内心认为他们的书简直不像话。而我却搞错了，把这种表面上热情推荐而实际上持保留态度看做是鉴赏家的严峻；他神圣的职业使他凌驾于这些大名人之上。不管怎么说，这位祭司向我提示，天才无非是一种借贷：要想称得上天才，必须吃得苦中苦，必须谦虚地、坚定地经受千锤百炼。这样下去，你就会听到有神圣的声音为你启示，而你只需挥笔直书。
　　从俄国第一次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在马拉梅死了十五年之后，正当达尼埃尔·德·丰塔南发现《地粮》的时候，一个十九世纪的人向他的外孙灌输路易—菲力普时代流行的思想。有人这样解释农民守旧心理的起因：父亲下地干活，把儿子交给祖父祖母照管。这样，我起步时就比别人的思想落后八十年。我该抱怨吗？不知道，反正在我们社会的演变中有时后退意味着前进。不管怎么说，外祖父把这根硬骨头扔给我啃，我居然啃得那么干净，以致能从骨头缝里看人生。原先外祖父暗暗地想通过这些作品来使我讨厌其作者。但他得到了相反的结果：我把才华和功德混为一谈。这些正直的作者很像我：当我挺乖的时候，当我勇敢地忍着疼不哭的时候，我有权得到赞扬，得到奖赏，这就是所谓的童心。夏尔·施韦泽给我看这些人写的书，他们像我一样受到监视，经受考验，得到奖赏，但他们善于一辈子保持我这个年龄的童心。由于我没有兄弟姐妹，又没有伙伴，便把他们当做我最早的朋友。他们深深地爱过，吃过大苦，好似他们小说中的主人公；尤其是他们的结局都很好。我想起他们的苦恼时总怀着一种兴奋的同情：每当他们感到苦恼时，很快就会为苦尽甘来而高兴的；他们心想：“好运气!美丽的诗篇马上要诞生了!”
　　在我看来，作者们并没有死，反正没有完全死，他们变成了书罢了。高乃依，他是一个红脸大块头，粗里粗气，硬皮封面散发出糨糊味儿。这位言语难懂、臃肿而严肃的人物身上长着角，我搬动他的时候，他的角把我的大腿刺伤了。但他刚被打开，就向我奉献他的版画，色彩暗淡，线条柔和，好似在给我讲知心话。福楼拜，他是裱在布上的小个儿，无香无臭，但布满了雀斑。维克多·雨果，一人数身，书柜的各个阁板上都有他。以上说的是躯体。至于灵魂嘛，灵魂经常出没于著作之中：书页好比窗户，窗外有一张脸贴在玻璃上，有人在窥伺我，但我假装没看见，在已故夏多布里昂的凝视下，继续读我的书，双眼盯着书中的文字。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时间并不长，一般我很喜欢跟我玩的这些伙伴。我把他们置于凌驾一切的地位。听说查理五世替提香捡画笔时，我毫不惊讶，这并不怎么困难嘛!一个君王干这种事儿挺合适。不过，我对他们并不肃然起敬：为什么要颂扬他们的伟大呢？他们只是尽职而已。但我指责所有其他的人渺小。总之，我对一切的理解都是颠倒的，我把例外当做规律：人类是一个很有限的小聚会，周围生活着多情的动物。
　　我不可能非常看重作家，因为外祖父待他们太坏了。自从维克多·雨果死了之后，他停止看书；后来实在无事可做，他又读起书来。不过，他的职务是翻译。这位《德语课本》的编者内心真实的意图是把世界文学当做他的教材。他一张口，就按价值排列作家，这种表面上的等级编排掩盖不住功利主义的偏爱：莫泊桑的作品给德国学生作法译德的练习最合适；歌德的身价要比戈特弗里德·凯勒高出一大截，他的作品用来作德译法的练习无与伦比。外祖父，作为人文学者，对小说不太重视；但作为教师，对小说赏识备至，因为小说的词汇丰富，到头来他觉得只有作品片断选最可接受。几年之后我看到他津津有味地欣赏《包法利夫人》的一个片断，这是他从米罗诺选编的《读本》中摘取的，而福楼拜全集已经待在那里二十年等着他赏脸。我感到他用死去的作家来谋生，这使我跟他们的关系复杂化：在崇拜他们的幌子下，他把他们穿在他的锁链里，少不了把他们切成一片一片的，这样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比较方便。
　　我发现作家们既荣耀也悲惨。最惨的要算梅里美，他只被用来当做中级班的教材，因此他身居两地：在书柜的第五层上，《高龙巴》像一只纯洁的鸽子，张着一百个翅膀，被冷落，扔在一旁，一直无人问津，人家连瞧也不瞧一眼。但在书柜下面的阁板上，这位纯洁的少女被囚禁在一本很脏的小书里。小书黑不溜秋，臭味难闻，故事和语言没有变化，只是加上德语注释和一份词汇表。另外，我还得知，这本书是柏林出版的，这可是自阿尔萨斯—洛林被强占之后最大的丑闻。这本书，外祖父一周往他的皮包里放两次。他用多了，书上布满了脏渍，划满了红杠，处处是香烟烧的洞。我很讨厌这本书：梅里美受到了侮辱。我只要打开它，就厌烦死了：但见每个音节拉得开开的，就像外祖父在上课时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念出来的样子。这些字母符号是在德国印刷的，为的是给德国人阅读。那么这些众所周知、但看上去不舒服的符号，除了是法国文字的拙劣仿制之外，还会是什么东西呢？这又是一起间谍案：只要抹去被打扮过的高卢文字，就只剩下虎视眈眈的日耳曼文字了。末了，我思忖是否存在两个“高龙巴”，一个是不合群的，真的；另一个是教学用的，假的，就像存在过两个伊瑟一样。
　　我的这些小伙伴们苦难重重，使我确信我是他们的同辈。虽说我没有他们的才华和价值，虽说我还没有打算写作，但我是教士的子孙，我生来就比他们强。毫无疑问，我是赋有天命的，但不是像他们那样命定要受尽折磨，因为这种使命总有点令人生厌，而是肩负某种圣职。我将像夏尔·施韦泽那样成为文化的哨兵。再说，我是活人，生龙活虎。当时我还不会把死人们剁成一段一段，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折腾他们：把他们抱在怀里，背着他们，把他们搁在地板上，把他们打开，又关上；把他们从虚无中抽出来，又重新塞到虚无中去。他们这些方方正正的人是我的玩偶，我很同情他们可怜的瘫痪相，而人们却把他们这种死后的继续存在称为不朽。外祖父热心鼓励我的放肆：所有的孩子都是有灵感的。孩子根本用不着羡慕诗人，因为诗人们都是十足的天真孩子。我对库特林纳入了迷，像他剧本中的人物那样追赶厨娘，一直追到厨房，然后向她高声朗诵《泰奥多找火柴》。
　　家人对我的着迷觉得很有趣，关怀备至地促使我更迷恋，并想把它宣扬出去。有一天，外祖父漫不经心地对我说：“库特林纳大概是个好好先生。你既然这么喜欢他，为何不给他写信呢？”我写了信。夏尔·施韦泽把着我的笔，决定在我的信中留下好几个书写错误。几年前，报纸把我这封信发表了，重读时我很生气。我在信的最后写道：“您未来的朋友。”我当时觉得这非常自然，因为我亲近的熟人是伏尔泰和高乃依，一个活着的作家怎么会拒绝我的友谊呢？但库特林纳拒绝了。他做得很对，因为给施韦泽的外孙回信，实际是给他的外祖父回信。当时我们对他的沉默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夏尔说：“我姑且认为他工作很忙。但即使忙得不可开交，也得给孩子回信啊。”
　　时至今日，放肆这个幼年时代的毛病在我身上依然存在。我把这些杰出的死者当做同窗伙伴相待，直言不讳地谈论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当人们为此指责我的时候，我总情不自禁想回答：“你们甭管我们的事，你们的天才作家已经属于我了。我曾把他们捧在手里，爱不释手而非常不敬地玩耍过哩。难道我对待他们还要注意方式方法吗？”后来我懂得，作为人，任何人的价值都是相同的，这才摆脱了卡尔的人文主义，即高级教士的人文主义。这种摆脱是令人伤心的，因为语言所引起的幻想破灭了。我旧时的同窗伙伴，耍笔杆的英雄被剥夺了特权，重新成为庶民，因此我两次为他们服丧。
　　我以上所写的是假的，也是真的，或者说，不真不假。人们写发疯的人也罢，写正常的人也罢，其写法都是这样。记忆所及，我尽可能准确地叙述事实，但在抒写的时候，对自己的谵语相信到什么程度呢？这是根本的问题，但这不是我所能解决的。后来我发现，别人能把握我们的情感的各个方面，但把握不住情感的力量，即情感的真诚程度。行为本身不能作为标准，除非人们已经证明这些行为不是表面的姿态，但这总不是很容易做到的。请看以下的情况：在一些成年人当中，只有我一个小型成年人，我念的是成年人的读物。这已经很不自然了，因为这时我毕竟还是一个孩子。我不想硬说自己有什么过错，事情本是这样，仅此而已。
　　尽管如此，我的探索和我的猎奇组成了家庭喜剧的一部分。人们对此兴高采烈，但我心中有数，是的，我心中有数。每天，一个神奇的孩子使他外祖父不再翻阅的难懂的作品恢复了生机。我的生活超过了我的年龄，如同有人的生活超过了自己的经济能力：我急功近利，不辞劳苦，代价很大，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装点门面。我一推开书房的门，就仿佛投身到暮气沉沉的老人怀里：大写字桌，写字垫板，粉红吸墨水纸上红的和黑的墨迹，尺子，糨糊瓶，散发不出去的烟味儿；冬天还有蝾螈炉发出的红光，云母的劈啪声。这简直是物化了的卡尔本人。这足以使我感到荣幸，我便向书跑去。真心诚意吗？此话怎么讲？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怎么能确定真才实学和哗众取宠之间难以觉察的和游移不定的界线呢？我俯卧在地板上，脸朝窗户，一本书在我面前打开着，右边放着一杯掺入少量红葡萄酒的水，左边一只盘子里放着涂果酱的面包片。即使离开众人的时候，我也在演出：安娜—玛丽，卡尔妈咪早在我出世以前就翻阅过这些书，在我面前展现的是他们的知识啊。
　　晚上，他们问我：“你念了什么？学到什么了？”我知道他们要问的。我是产妇啊，要生产出一句孩儿话来对答。躲着大人们念书，是在感情上跟他们相通的最好办法。他们虽然不在场，但他们的目光将通过我的枕骨部位进入我的体内，再从我的瞳孔出来，箭一般射到书上。书上的句子已被念过无数次了，而我才第一次阅读。我被人看见，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在念书，就像听见自己在说话。这么说，自从我识字前装模作样地辨读《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以来，我有了很大的变化喽？没有，其实只是演出的继续而已。在我的背后，房门打开了，他们来看我在干些什么。我弄虚作假：一骨碌爬了起来，把缪塞放回原处，立即踮着脚尖，举起胳膊，捧下沉甸甸的高乃依。他们根据我的体力消耗来判断我的爱好。我听见背后一个赞叹不已的声音轻轻地说：“他是多么喜爱高乃依啊!”其实我并不喜欢高乃依，因为他的亚历山大诗体使我很扫兴。幸亏出版商只全文出版高乃依最有名的悲剧，对他次要的剧本只印出剧名和分析性的剧情简介。但这反倒引起我的兴趣：“罗德林黛是伦巴第国王贝塔里特的妻子，国王被格里莫阿德打败了，她在乌努尔夫的威逼下嫁给外国的亲王……”在勒·熙德和西拿之间，我先知道罗多居纳，泰奥多尔，阿热西拉斯。我满嘴是声音铿锵的姓名，心里充满了崇高的情操，仔细地注意着不要把书中人物的亲缘关系搞错。家人还说：“这孩子求知欲很强，他竟在啃《拉罗斯词典》呢!”随便他们说去，其实我并没有钻研，而是发现词典里有剧本和小说的简介，我非常乐意读这类东西。
　　为了讨人喜欢，我竭力想受到文化的熏陶：每天拜读圣经贤传。有时静静地匍匐在书前，翻几页，这也就够了。这些小伙伴的著作往往是我的转经筒。与此同时，我实实在在地经历了恐惧和欢乐。有时竟忘记自己扮演的角色，拼命地疾驶起来，好像被一条狂怒的鲸鱼卷走了。其实这条鲸鱼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这个世界。请你们自己作结论吧!总之，我的目光在跟文字打交道，品尝着每个字，确定着每个字的内涵。久而久之，这种演戏似的学问培养了我的才智。
　　话说回来，我已开始了真正的阅读，那是在书房圣殿之外进行的，即在我们的房间里或在餐厅的桌子下面进行的。关于这些读物，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除母亲外，任何人也没有跟我谈起过。安娜—玛丽对我弄虚作假的行为十分重视，开诚布公地向妈咪讲了她的不安，外祖母成了她可靠的同盟者，说道：“夏尔胡闹，是他纵容孩子，我亲眼看到的。等这孩子身体垮了，我们算讨便宜啦!”两位妇女还讲到劳累过度和脑膜炎。要是用脑过度得了脑膜炎那将多危险啊。但正面袭击我外祖父是徒劳无益的，于是她们迂回作战。在一次散步的时候，安娜—玛丽好像很偶然地在一间书亭前站住。书亭位于圣米歇尔林阴路和苏弗洛待交叉角上。我看到了美妙的图画，画中耀眼的颜色强烈地吸引着我。我要求买这些画，立即就得到了。这下可上了瘾：每星期我都要买《唧唧叫》、《了不起》、《假期》，让·德拉伊尔的《三个童子军》以及每星期四以小册子出版的《绕地球飞行》，这些都是阿尔诺·加洛班出版的。
　　每两个星期四之间，我脑子里想的净是安第斯山的雄鹰，铁拳拳击家马塞尔·杜诺，飞行员克里斯蒂安，却很少想到我的小伙伴拉伯雷和维尼。母亲到处收罗能还我童年的读物。她首先找到了《粉红小书》，这是童话月刊，然后逐渐搞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尼古拉斯·尼古尔贝》，《拉瓦雷德的五个苏》。儒勒·凡尔纳过于沉着冷静，我更喜欢保尔·迪瓦写的异想天开的故事。但赫哲勒丛书的作品，不管作者是谁，我都非常喜欢。这是一些小小的舞台，金色流苏的红封面好似幕布，照在侧面的阳光宛如成排的脚灯。多亏了这些魔盒——而不是夏多布里昂排列整齐的诗句——我初次领略了美。
　　每当我打开这些方方正正的盒子，便忘记了一切。我是在念书吗？不是，简直是陶醉：我消失了，继而出现的是手持标枪的土著人，荆棘丛林，一个头戴白盔的探险者。我显圣了，用灿烂的光轮照亮了阿乌达美丽而忧郁的双颊和费莱阿斯·福格的颊髯。美妙的小阿乌达脱颖而出，真的成了奇迹，令人赞叹不已。在这些五十厘米的舞台上出现了十全十美的幸福，没有主子和颈圈的幸福。我认识的这个新世界乍一看好像比我熟悉的旧世界更令人不安，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抢劫，杀戮，血流成河。印第安人，印度人，莫希干人，霍屯督人劫持姑娘，捆绑姑娘的父亲，发誓要让他死在最残忍的折磨之下。这是十足的恶。但很快，恶就在善的面前俯首帖耳地投降了。下一章，一切又都恢复正常。勇敢的白人把野蛮人杀了个落花流水，割断捆绑那位父亲的绳索，终于使父亲与女儿拥抱团聚。只有坏人才死，也死几个很次要的好人，算是为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再说死的样子并不可怕：双臂成十字倒下，左胸下侧有一个小小的圆窟窿；如果在枪还没有发明的时代，那么，有罪过的人就“死在剑下”。
　　我很喜欢那个漂亮的姿势，想像着刀光剑影，剑刺入胸膛，如同切入黄油，剑头从不法之徒的背部出来，他瘫倒在地上，却没有流出一滴血。有时人死得离奇可笑，譬如《罗兰的教女》中的那个撒拉逊人。他骑着战马直冲到一个十字军骑士的马上，骑士狠狠朝他脑袋正中砍了一马刀，活生生把他自上而下劈成两半。居斯塔夫·多雷的一幅插图生动地再现了这个场面。多么有趣啊!两个半拉躯体往两边分开，倒下去，在马镫周围构成两个半圆形，战马受惊，直立起来。有好几年，我一看到这幅木刻画，就情不自禁地笑得流眼泪。结果我悟出：敌人虽然可恨，但毕竟是无害的，因为敌人的阴谋计划总不能得逞。尽管敌人诡计多端，不遗余力，到头来仍然是善的事业得益。我发现，每当秩序恢复，随之而来的就是晋升，英雄们受奖赏，得到高官显爵，受到尊敬，获得金钱。由于他们英勇奋战，一片土地被征服了，一件艺术品从土著人手中骗来，运送到我们的博物馆里。姑娘热恋着救她性命的探险家，最后以有情人结为眷属告终。这些画报书籍培育了我内心深处的幻影：乐观主义。
　　这些读物我很长时间都是偷着看的。甚至用不着安娜—玛丽提醒，我心里就明白这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因此对外祖父闭口不提。即使我腐化堕落，放荡不羁，出没妓院，也不会忘记真正的我应该留在圣殿里。何必为一时误读一点不正经的书而惊动外祖父呢？但卡尔最后还是抓住了我，他对两位妇人大发雷霆。她们趁他喘息的片刻，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我见到画报和探险小说，垂涎三尺，死皮赖脸要买，她们能拒绝吗？这个巧妙的谎言把我外祖父难住了。是我，是我一个人勾搭浓妆艳抹的(禁止)女人，欺骗了“高龙巴”。我，先知先觉的神童，小预言家，纯文学的埃利亚桑，骨子里则下流至极。任他选择吧，要么我不再预言，要么他得尊重我的癖好，并且不要追根究底。夏尔·施韦泽，倘若是父亲，大概会点一把火将这些东西烧个精光。可他是外祖父，他只能好不伤心地宽大为怀，我也就知足了。我继续安静地过着双重生活，直至今日，从未间断过。我更愿意念《祸不单行》，而不乐意读维特根斯坦。
　　在我的空中孤岛上，我是首屈一指的，无与伦比的。但一旦把我置于庶民之中，我就一落千丈，降为最后一名。
　　外祖父决定让我到蒙田公立中学注册入学。一天早上，他带我去见校长，并向他吹嘘我的聪明才智。我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智力大大超过了年龄。校长是个通情达理、有求必应的人。我直接上了八年级，心想这下可以跟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在一起了。然而，事与愿违，经过第一次听写之后，我外祖父立即被校方找去。他回来的时候气急败坏，怒不可遏，从皮包里取出一张胡乱涂写、墨迹斑斑的纸，往桌子上一扔，这便是我交的听写作业。校方请他注意看我的书写，仅“野兔喜欢百里香”一句，没有一个字写对的，因此校方竭力使他明白：我应该上十年级预备班。母亲看到我的“野兔”，禁不住大笑起来，外祖父狠狠瞪了她一眼才制止了她的笑声。于是他责怪我故意不肯好好写。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受到他的训斥，然后他宣布人们低估了我，第二天他就让我退学，并跟校长闹翻了。
　　我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反正我的失败并不使我伤心：我是神童，仅仅不会书写而已。再说，我对离群索居并不感到厌烦，更喜欢继续干我的坏事。我甚至失去了改邪归正的机会：外祖父请了一名巴黎小学教员给我私人授课，他几乎每天都来。外祖父专门给我买了一套小办公桌椅：一张木制的书桌和一张长椅。我坐在长椅上，李埃凡先生来回走着给我听写。他长得很像樊尚·阿里奥尔。外祖父说他是共济会会员。他以正派人接近(又鸟)奸者时那种既害怕又厌恶的心情对我们说：“每当我向他问好时，他就用拇指在我的手心里画共济会的三角。”我很讨厌他，因为他忘了疼爱我：我想他把我看做学业上落后的孩子，其实这并非没有道理。他后来消失了，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对谁说了我的坏话吧。
　　我们在阿卡雄住过一段时间，我上了市镇小学。外祖父出于他的民主原则才让我上这样的小学，但他要求校方把我跟群氓子弟隔开。他把我托付给小学教师时说：“亲爱的同行，我把我最珍贵的宝贝很信任地托付给您。”巴罗先生留着山羊胡子，带着夹鼻眼镜。他来我们别墅喝过麝香葡萄酒，声称得到一个中等教育委员会委员对他的信任感到十分荣幸。他让我坐在靠近讲台的一张专设的课桌前。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不让我离开他的身旁。这种特殊照顾在我看来是合情合理的。至于我的同学们，那些“老百姓的子弟”，是怎么想的，我不得而知，我想他们大概无所谓吧。他们吵吵闹闹，我厌烦透了。在他们玩杠子的时候，我待在巴罗先生身旁无所事事，感到十分高雅。
　　我有两条尊重我的小学教师的理由，一是他要我好，二是他出气很粗。成年人应当长得很丑，满脸皱纹，惹人讨厌。当他们把我抱在怀里的时候，我虽感到有点厌恶，却满乐意克服这点厌恶情绪。这证明德行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我也有淳朴平淡的乐事：跑跑，跳跳，吃糕点，抱吻我母亲细嫩喷香的皮肤，但我更重视跟成年人混在一起时所感到的那种费劲的快乐。对我来说，成年人的威信与他们引起的反感是不可分的，我认为令人厌恶就是认真精神的体现。我冒充高雅的人。当巴罗先生俯身对着我的时候，他的呼吸使我感到既难受又美滋滋的。我做出巴结他的样子，吸着这位德行齐全者令人不快的气味。
　　一天我发现学校墙上写着一条标语，走近一瞧，上面写着：“巴罗老头是个狗屁。”我大惊失色，呆若木(又鸟)地站着，心跳得几乎炸裂，害怕极了。“狗屁”，这是多么丑恶的字眼啊!这是麇集在下等词汇中的肮脏字眼。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不能与之打交道；这个短小而粗鲁的字眼像蛆虫那样面目可憎，看一眼就够叫人恶心的了。我决不肯念出声来，哪怕轻声念也不行。这个被钉在墙上的蟑螂，我不愿意它跳到我嘴里，化成黑色肉酱，咕噜咕噜地钻到我喉咙底下去。如果我装作看不见，它也许会钻进墙洞里}

原标题：由虚无到希望 ——谈萨特的《存在与虚无》

▲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

——谈萨特的《存在与虚无》

*原刊于《读书》1987年第8期，40-46页，来自三联书店公号

胡塞尔的“现象还原法”表明本质并不在自我之中，而是当意识进入事物时才显现出来。萨特确从胡氏方法中获得极大的启发，他要从现象本身、即自为的存在的显现入手研究人的存在和自由。而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为萨特确立了研究对象——人的实在，即在世的人，处境中的人。

萨特哲学体系的形成受到多方面的启迪。萨特属于3H的一代，即属于深受三位名字以H开头的哲学大师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影响的一代。

从宏观意义上讲，黑格尔哲学是萨特哲学首要的理论先导。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是一部意识发展史，它显示了精神现象、意识形态因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而走向真理的漫长历程。萨特《存在与虚无》中对于意识——自为的存在的描述显然是源于黑格尔的这种不间断的精神运动的思想。萨特也是从意识内部活动出发研究人的存在，研究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他赞同黑格尔把人的经验看作为向着未来的不断运动。其次，萨特接受了黑格尔的否定的辩证思想。精神的辩证运动意味着主体自身一分为二，从自身中树立起对立面，异化为客体，从此显示自我意识在时间上的一种真正的历史，展示、认识自己，然后再克服这种异化最后达到无所不包的实在——自我意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有关意识、人的存在的初论明显受到这种否定思想的影响，萨特的自为“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的名言体现了意识内部的这种否定，而且他得出这个结论时所运用的方法也类似于黑格尔定义自为的方法。而有关人的存在和自由的重要观点都是由此发挥展开的。

《存在与虚无》中自在与自为这一对重要概念借用的是黑格尔的术语。不过，萨特与黑格尔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相互区别开来、黑格尔通过否定运动，要达到自在与自为的统一，　主客体的统一。而萨特的自在与自为是不可能统一的。这对自在与自为统一的否定导致对上帝的否定：否定了永恒与绝对，最终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分道扬镳了。

如果说，黑格尔从宏观精神上启迪了萨特，那么胡塞尔则为萨特提供了一种方法以寻求一条现实主义的哲学探索之路。萨特在一九三三年时才开始从阿隆(Aron)和勒维纳(Lévi-na)那里得知胡氏现象学，而他一接触现象学就为之倾倒，大有相识恨晚之感。胡塞尔按照现象(实际显现出来的)显露其自身的样子来观察现象(而不是象传统习惯那样依据主体对象认识论来把各种现象归入一些范畴)的方法正中萨特的心意，意识不再是一个事实，而成为超越自然的活动。胡塞尔的“现象还原法”表明本质并不在自我之中，而是当意识进入事物时才显现出来。萨特确从胡氏方法中获得极大的启发，他要从现象本身、即自为的存在的显现入手研究人的存在和自由。而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为萨特确立了研究对象——人的实在，即在世的人，处境中的人。萨特接受了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主要观点，要实现一种处境中的意识的本体论。

《存在与虚无》从理论上系统地阐明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基本原则，力图把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结合起来，以建立一种能够消除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相对立的二元论的《现象学的本体论》。

▲ 《读书》杂志1987年1月号页159的出版预告

∷ 说不清的“存在”与“虚无”

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存在与虚无》对待自在的态度“颇失公平”：它仅有五页是贡献给存在的！其余则都是为着虚无而设的！这诚然因为是其所是的自在可能是没有什么可多言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萨特从来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人的研究上面，他要描述的是虚无的人类化过程。

何谓存在？何谓虚无？这是《存在与虚无》力图要阐明但却始终未能说清楚的问题。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凡提到存在，指的必是“自在的存在”，凡提到虚无，指的则是作为意识的“自为的存在”。萨特把存在规定为没有否定、没有矛盾、自身同一、自身充实的自在存在，它不透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没有变化，没有可能性，一言以蔽之，“存在是其所是”。虚无也是一种存在，虚无存在着，它就在世界中。虚无和自在存在不是同一意义上的在，虚无是对存在的否定，虚无是存在的裂缝，是存在的缺乏，是从存在那里获取存在的，是“借来的存在”。和存在的规定性相反，虚无是自为的，它透明、空洞，它是它自己的可能性，永远在变化，它“不是其所是，是其所不是”。

虚无设定了否定，否定反过来设定了否定者：这就是虚无的人道化：“人是虚无由之来到世界上的存在。”(《存在与虚无》第60页)人是处于存在与虚无之间的存在，世上难有人不象存在那样为了存在只需要是，而是为了存在必须不是(即不是某种东西)。这种悖论导致对自由的否定定义：自由的本质就是否定性，就是虚无化的能力。

在此，萨特用存在与虚无的二元性代替了物与人固有的存在的二元性。这两项意味着存在的两个领域：一个是完全与自身相附的作为同一性的自在的存在，一个是作为区别的永远达不到与自身、与自在同一的自为的存在。有趣的是，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存在与虚无》对待自在的态度“颇失公平”：它仅有五页是贡献给存在的！其余则都是为着虚无而设的！这诚然因为是其所是的自在可能是没有什么可多言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萨特从来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人的研究上面，他对了解人始终怀有无限的激情，他关心人的一切。他要描述的是虚无的人类化过程。

综上所述，萨特所谓的存在与虚无实质上指的仍然是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存在与思维。萨特在《存在与虚无》导言中自陈他写作此书旨在揭示一般存在的意义，揭示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这两种不同类型存在的意义，在唯心论和实在论之外另辟蹊径，以求阐明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关系。然而，读完《存在与虚无》，我们感到正是在存在与虚无的关系上，萨特陷入了混乱。

▲ 《存在与虚无》初版封面、扉页

〔法〕萨特著，陈宣良、杜小真等译校

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三月第一版，5.10元

按照萨特的说法，存在只是同一性，意识是永远达不到同一的区别。那么，这二者之间如何发生关系呢。书中的存在孤立于意识，它全然不需要任何东西做依托而自在地存在。然而自为在向自我显现自身时同时显现了自在。意识是有意向性的，是向外的，没有意识的显现，即虚无的人类化，那存在又如何成其为存在呢？萨特不愿意让作为绝对虚无的自为产生于存在，但若没有这个作为否定规定的存在，虚无又从何谈起呢？反过来说，绝对自由的意识在实现自身的时候，不但因在处境中自由选择而产生焦虑，而且会在与存在遭遇时产生对存在的最初体验——厌恶。意识又何曾能够摆脱这存在的困扰呢？另外，还有一个自在与自为究竟谁在先的问题，“如果是自为在先，我们就陷入唯心论。如果是自在在先，我们就陷入实在论。因此，这里若不是一种暖昧性，至少也会有两种答案。”(让·华尔：《法国哲学简史》伽俐玛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150页)可见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诚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言，“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萨特在这个问题上模棱两可，闪烁其辞，试图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走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存在与虚无既对立，又有交流，它们无法统一，又绝对不可能真正地各自独立。这就是萨特摆在读者面前的说不清的存在与虚无，当然，对萨特来说，他并不要对之进行圆满的解释，而只是要按他所设想的样子原原本本地进行现象学的描述，引导人们由此对人的存在进行思考。

《遥远的目光》（读书文丛）杜小真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对于萨特来说，自由选择的最基本含义就是在身不由己的处境下说“不”，就是拒绝和反抗。萨特在一九四四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我们从来没有象在纳粹占领下这样自由。……因为它是在死亡的存在中作出的，因为它总是能够这样来表达：宁死不……。”

《存在与虚无》的中心论题是人的绝对自由，对于自在与自为的描述，意识运动过程的描述均是为这个中心论题做铺垫。

萨特认为，自为的人是处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他是存在的欠缺，他缺少的是存在，他追求的也是存在。一张桌子就是一张桌子，而一个人永远不会完全是他所是的那个人。这就是萨特所说的时间化的过程：人总是被一个将来所牵引，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异己，他就是希望。意识是一种虚无化的活动，在这种意识活动中，人使对象世界虚无化，同时使自身虚无化，人的这种虚无化的能力意味着人超越当下的给定的存在，摆脱了实在世界里因果关系的束缚，意味着一种欲望、一种希望、一个未来的可能性。一言以蔽之，意味着自由。

首先应明确的是，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论证的自由不是人追求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人的存在。如果说，人现在的行动赋于过去以意义，萨特由此得出“存在先于本质”的结论，那么，自由则是行动的首要条件，甚至可以把这句著名论断改为“自由先于本质”。

人所以是自由的，首先是因为，人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他自身，而是一个面对自我的在场，他总是要向外超越，自由就是人的实在核心中的虚无，它迫使人不断地自我造就，而不象自在那样单纯地“是”。所以，不应把萨特的自由理解为人的本质，而应说人就是自由，“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存在与虚无》第495页)“人命定是自由的”这句名言集中体现了这种自由的意义，这句话直译为“人被判决为是自由的”(L’homme est condamnéà être libre)。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它：一是命定意味着人不能自己创造出自己的肉体来，他是被无缘无故地抛到世界上来的；二是人一旦被抛到世上，就享有绝对的自由，就应为他所做的一切负责任。自由对人是与生俱来，无可逃避，它就是人的宿命。自由对于人与其说是一种幸福，毋宁说是一种痛苦。

如何评价萨特所说的自由呢？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过：“一般所谓‘自由’这个名词，本身还是一个不确定的、笼统含混的名词，并且它虽然代表至高无上的成就，但也可以引起无限的误解、混淆、错误，并且造成一切想象得到的越轨行动。”同样，对于萨特的自由观，笼统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恰当的，需要的是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首先要指出的是，萨特所说的自由乃是一种选择的自由。萨特在谈到自由时，总是联系一定的处境谈论自由的。处境是以人的处所、过去、周围、邻人和死亡这五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详尽地分析了何以人在这五种处境中都是自由的。简言之，人不能摆脱他的处境，但可以自由地对待他的处境，可以通过选择自由地赋予处境以意义。咖啡馆侍者可以选择做或不做咖啡馆侍者，也可以通过选择积极服务或消极怠工来确定这个职位对他的意义；拦路的岩石对于要攀登通过它的人来说是一种障碍，对于其它人则不成其为障碍。处境可以束缚一个人的身体，但不能阻止人自由选择，人在处境中是绝对自由的：没有一种处境能比另一种处境有更多的自由。萨特在其名剧《苍蝇》中形象地表达过这种自由，众神之王朱庇特对俄瑞斯忒斯说：“如果你胆敢声称你是自由的，那你就应该夸耀一个被关在牢底，戴着手铐脚镣的囚徒的自由，就该夸耀一个备受磨难的奴隶的自由。”俄瑞斯忒斯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呢？”显然，在萨特看来，囚徒、奴隶被剥夺了身体的自由，但并没有被剥夺思想的自由。如前所述，萨特把人的意识规定为否定性，虚无，人有将处境虚无化的能力，在任何处境下，人都有否定的自由、意向的自由、选择的自由。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萨特所说的自由仅仅是一种想象的自由，抽象的自由；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并不等同于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处境规定了每个人自由的区别，人只能虚无化他自己的处境，选择不是对存在的选择，而仅仅是对存在方式的选择。

其次，萨特所说的自由并不是积极的、创造性的自由，而是消极的、否定的自由。对于萨特来说，自由选择的最基本含义就是在身不由己的处境下说“不”，就是拒绝和反抗。萨特在一九四四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我们从来没有象在纳粹占领下这样自由。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一切权利，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正因为这一切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所做的选择是一种真诚的选择，因为它是在死亡的存在中作出的，因为它总是能够这样来表达：宁死不……。”这种否定性自由在当时特定情况下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作为一般哲学观来看，却是消极的、个人主义的。萨特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主人公说他自己喜欢说“不”，永远说“不”，他甚至害怕建设美好的世界，因为那样他就只好说“是”，只好和别人一样地行动。由此可见，这种自由并非是认识环境、改造环境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自由能有什么实际的结果呢？萨特承认“‘是自由的’并不意味着获得一个人所希望的，而是独自决定他所希望的，换言之，成功对自由说来是不重要的。”(《存在与虚无》第483页)

此外，萨特始终未能解决个人自由和他人自由的关系问题。他看到人不但是自为的存在，也是为他的存在，社会和他人的自由必然要限制个人的自由，萨特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又辩解说自由只是被自由限制。萨特是矛盾的，他始终来能解决这个矛盾。

▲ 1951 年，萨特剧作《魔鬼与上帝》在巴黎上演

人因而只是一种“无用的激情”。然而，萨特告诉我们：人的可贵就在于明知最终迎接他的是失败，也仍然要不断地显现自己，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他希望人们从绝望之处——一无所有的虚无出发去创造希望。

人的实在永远是介入到一个自由计划之中。但还应该规定这个自由计划与存在之间建立的关系类型。这就需要存在精神分析法。萨特以现象学的方法，从人的实在到意识，从意识的意向性到人在处境中的自由，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实际上就包括一个从本体论到伦理学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存在精神分析法的伦理描述的性质。

人是一种要成为自在的欲望，即最终要成为属于他自己的、是他自身基础的自在。自为存在是自在存在的缺乏，自为趋向于自在。作为意识，自为希望具有自在的充实性和确定性，同时又不失去它自身的透明性和可能性；换言之，人希望既是自在，又是自为，希望从欠缺的存在变成完善的存在，希望成为自在－自为的存在，这就是被萨特称之为“上帝”的理想。在萨特看来，上帝意味着自在与自为的理想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宣称“人就是要成为上帝的存在……上帝是超越性的最高价值和目的，体现着经常的限制，从这个限制出发，人宣告自己是什么样的。成为一个人，就是要成为上帝，或者可以说，人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成为上帝的欲望。”(《存在与虚无》第626页)这个欲望的意义是最终要成为上帝的计划，但并不意味着欲望就是被这个意义构成的，而只是说它表现着欲望目的的一种特殊的创造。达到目的的过程就是欲望存在方式的过程，是人用行动创造现象的过程，也就是从本体论到伦理学的过程。存在精神分析法就是要描述这样一个过程，要揭示不同人的不同计划的伦理意义，揭示人的每个选择行动的特殊价值。即通过经验的和具体的计划，重新找到每个人所要选择的自存在的原始方式。

可以看出，萨特的伦理学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的。存在精神分析法描述的是人的不计划的伦理意义，从而证明了与功利心理学决裂的必要性。

说人是一个要成为上帝的“自为的存在”。表面看来，这似乎可以说是一种个人主义者(确切地说，应是individualiste，而不是égo?ste)，但这恰恰说明，人的实在与其要成为的自因之间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尺度，也就是说，人为了自因的存在而自我虚无化。每个人要成为的上帝是不同的，因为每个自为的自因是不同的。而每个自为的虚无化过程也就不同。统一的人类价值是没有的，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道德主体，这个主体就是各种价值赖以存在的那个存在。萨特以此反对所谓的“严肃精神”：这种精神要求人们用事物经验特质去吸出事物的象征价值，这是一种自欺的态度，为了摆脱世俗烦恼，掩藏目的，故作一种姿态，似乎人生路上已经安放下了种种任务，等待去完成。萨特反对这种伦理道德，他的存在精神分析法就是向人们揭露出人寻求的真正目的是自在与自为综合为一体的存在，人在价值面前是自由的，面对价值，他是不可能平静安宁的。

但是，萨特早就论述过自在与自为是不可能融合统一的。人永远达不到自在的永久，人只要存在着，就永远不可能追求到自在的宁静。上帝的概念是一个矛盾的概念，自为意味着自由，自在意味着确定，自为的自在永远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一切的发生就好象世界、人和在世的人只能够实现一个失败的上帝。”人因而只是一种“无用的激情”。(《存在与虚无》第687页)然而，萨特告诉我们：人的可贵就在于明知最终迎接他的是失败，也仍然要不断地显现自己，以证明自己的存在。萨特笔下描绘的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但他却希望人们从绝望之处——一无所有的虚无出发去创造希望。这就犹如《自由之路》中在行动中找到自由归宿的马迪厄；犹如加谬笔下颂扬的蔑视众神、推石不已，并不视无用无效之劳为惩罚的西西弗；犹如海明威笔下与大海勇敢相争而一无所获的可敬的老人……而萨特自己就是实践了他的这一伦理原则，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信仰他的哲学。

▲ 萨特和福柯在“五月风暴”中

《存在与虚无》一书写于一九四二年前后，于一九四三年夏天出版。当时的法国正处于法西斯德国的占领之下，法国人民的抵抗运动蓬勃兴起。萨特在书中崇尚自由，讴歌选择，强调拒绝和反抗，反对消极无为和叛变、怯儒，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基尔·德勒兹比较中肯地描述了《存在与虚无》在二次大战前后对一代人的震动：“在解放时期，人们奇怪地踡缩在哲学史中。人们刚刚知道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我们就象年轻的猎狗一样奔向一种比中世纪还要糟糕的经院哲学。幸运的是有了萨特，他是我们的外在，他真是后院里吹出的一股清风……”(G.德勒兹：《与克莱尔·巴尔奈的对话》，法文版)

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萨特的哲学理论是有其局限性的。西方国家的一些哲学家对萨特褒贬不一。姑且不谈英美分析学派、科学学派哲学家对萨特哲学理论的批评，即使是萨特的大学同窗、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对萨特理论也多有批评。梅洛·庞蒂批评萨特缺乏历史观，漠视个人和历史、实践的关系，脱离历史和社会孤立地研究人，认为萨特过于强调自为存在和自在存在的对立，仍然停留在辩证法的反题中而不知合题，仍然处在笛卡尔式的主体和一种无意义的不透明的客体对立中。萨特把自在自为的存在视为不可实现的想象，梅洛·庞蒂则认为这种存在现实中每时每刻都实现着。美国教授索罗姆在《从理性主义到存在主义》一书中谈到，一九四五年以后，由于梅洛·庞蒂的杰作《知觉现象学》的出版，萨特的存在哲学黯然失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主义在法国的影响日趋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哲学流派。萨特的存在哲学作为一种过去了的哲学，它长存于哲学史上，启迪着人们的哲学思维。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的学术界、读书界需要认识它、知道它、分析它。拒绝了解它是愚昧，过分夸赞它的意义和价值也未始不是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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