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发展方式是指通过各种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实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自然系统与科技系统共同协调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方式,因此,经济发展向高级阶段的跨越必然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提高。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经济质量低下、贫富差距扩大、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快速、持续发展的瓶颈。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如何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轨迹、状态和程度,以及目前转变所处的阶段等等,不仅是理论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探索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 论文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博弈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循环经济学、统计学等理论和方法,参照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轨迹,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构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测度模型,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助SPSS17.0和EXCEL等统计软件,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和所处阶段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复合系统,包括经济、社会、自然与科技四个系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程度不仅取决于四个系统的发展水平,还与四个系统的协调度有关,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度是四个系统发展度与协调度的统一。 (2)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利益相关者博弈相容机制的研究,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 (3)根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的界定,构建了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自然系统和科技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并引入经济-社会-自然-科技系统协调度的概念,提出了相应的协调度测算方法。 (4)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进行了划分,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划分为：尚未转变阶段、转变的准备阶段、初步转变阶段、中度转变阶段和高度转变阶段共5个阶段。通过对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进行经验分析,归纳这些国家的发展规律及特点,并基于此提出各国经济发展轨迹方向趋同的假设,并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各指标的边界值进行计算和确定。 (5)通过主客观赋权相结合的方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测度指标权重进行求解。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转变阶段没有明确的界限,同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需要根据多个因素多个指标的情况作出总体评价,所以构建了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测度模型。 (6)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进行测度,发现在评价期的14年内经济系统发展度、社会系统发展度、自然系统发展度、科技系统发展度都有明显提高,但是各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水平不高,并存在一些波动,导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不明显。在评价期内,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处于转变的第二阶段,即转变的准备阶段,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处于第三阶段,即初步转变阶段,而2004、2005年受国内外因素影响,转变度有所降低,年随着转变力度的加大,转变度又有所提高。 (7)通过对我国部分省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分析,发现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度都有所提高,但是程度不同。经济发达地区四个系统的发展度高,但是协调度较低,反之,落后地区的协调度相对较高,发展度相对较低。总体来看,发达地区的转变度高于落后地区。 (8)根据趋势曲线预测模型,发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未来将会有缓慢的上升趋势,平均每年的上升幅度为2.79%。

【学位授予单位】：辽宁大学
【学位授予年份】：2011

【摘要】从反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主体发生了变化：反全球他的力量既有发达国家，更有发展中国家，而掀起此轮逆全球化浪潮的则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当下的逆全球化倾向集中暴露了发达国家主导下传统全球他的诸多弊端，给中国成为“新全球化”的引领者提供了契机。全球他的逆转也正影响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英美正试图从区域贸易协定回归双边贸易谈判，给中国创造了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良机。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给中国优化既有全球价值链，甚至生成全新的全球价值链，探索多元化、多维度的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提供了思路。抓住这些机会，中国将在2030年引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

【关键词】逆全球化 从区域回归双边 制造业回流 中国纪元年

2017年新年伊始，逆全球ft=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从美国宣布退出TPP到英国启动脱欧程序，反全球化的呼聲似乎正被逆全球化的声浪所淹没。如何有效应对逆全球化之势，充分发挥第二大经济体的作用，是我国当前必须直面的严峻课题，更是时代契机。从反全球化到逆全球化的渐变让中国迎来了引领全球化的百年一遇的战略机遇；英美启动的从区域贸易协定回归双边贸易谈判给中国主导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缘；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回归给中国价值链攀升创造了契机。2030年如何才能成为引领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国纪元年，需要顶层战略设计，更需要学界建言献策。

中国引领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背景与机遇

近年来，受欧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逆全球化浪潮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席卷全球，并影响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速度。中国和平发展的政治和经济格局正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但是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

从反全球化到逆全球化的中国战略机遇。英国脱欧、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现象”、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一些国家民粹主义思潮泛滥，这些被许多专家称之为“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现象，其实是全球化进入新时期的表象。

21世纪全球化明显不同于20世纪全球化，其呈现三大趋势：南部新兴工业化国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有力推动者；发展力量由大都市的机构转向发展中国家；在自由化市场中，国家的成长变得更为协调，这将共同形成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彼得斯，2013）。具体表现在生产的全球化、全球新型国际分工的形成和就业机会的全球化等方面（佟家栋、刘程，2013）。伴随着发达国家在全球生产和收入中比例的迅速下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出现了不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变化。随着新兴经济体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正从美国化向多方向拓展：经济全球化既可以双向展开，即从新兴经济体流向发达国家或者反流，也可以在不同新兴经济体间流动，影响各自的经济。于是，以往全球化的美国化特征逐渐被多方向和多中心所代替（Das，2011：3），美式全球化体系正在走向终结（王湘穗，2014），反全球化趋势越演越烈。

反全球化运动兴起于全球化进程之中（刘金源、李义中、黄光耀，2006：60）。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始于16世纪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但全球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国际经济组织的抗议浪潮。可以说，反全球化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产物，是全球化的另一面（李丹，2004：24）。20世纪末，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反全球化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进入21世纪，反全球化示威活动的加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庞中英，2001），此后金融危机则加剧了全世界的反全球化倾向（朱虹，2011：49）。时至今日，世界金融危机后经过多年的调整，全球经济并未迎来理想的复苏，相反却陷入了持续的结构性低迷，并显露出逆全球化之势（陈伟光，2016）。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到2035年人均GDP将比现在减少23%（Hillerand.2010），经济全球化指数则不可能呈延续上升态势（图1），将会逐渐回落，甚至可能出现拐点。

从反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主体发生了变化。反全球化思潮或意识形态是以跨国公司和美国的经济文化势力为主要靶子（时殷弘，2001：16），反全球化的力量既有发达国家，更有发展中国家；既有政府层面的反全球化情绪，也有民间的反全球化活动；既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亦有大众的游行示威。而掀起当下逆全球化浪潮的是发达国家：英国脱欧、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现象”、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法国等欧洲国家右翼政党力量上升，等等。逆全球化倾向集中暴露了发达国家主导下传统全球化的诸多弊端，引起的矛盾和冲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储昭根，2017：28），为中国努力成为推动实现“新全球化”的先行者、实践者、引领者（胡鞍钢、王蔚，2017）提供了契机。

从区域协定回归双边谈判的中国区域合作机缘。全球化的逆转也正影响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美国和英国正试图从区域贸易协定回归双边贸易谈判。2017年1月23日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旋即签署了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宣布可能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特朗普政府似有让美国从区域贸易协定退回到双边贸易谈判之意。3月29日英国驻欧盟大使巴罗向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呈交首相特里莎·梅签署的脱欧信函，英国政府引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启动脱欧程序。与此同时，受目前的欧盟成员国身份限制，英国尚无法对外商签贸易协定，但其与相关经济体的前期磋商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例如，继1月27日美国特朗普总统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讨论了如何启动双边高层论坛为美英自贸协定谈判奠定基础之后，4月14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尽管英国脱欧过程可能会使美英自贸区正式谈判两年后才能启动，但是各级政府，包括许多国会议员对此有很高的兴趣，提议双方可以先进行非正式商谈（Akhtar，2017：21）。endprint

多年来，贸易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共同致力于区域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建构就是要让商品和服务的国际流动受制于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区域贸易体系允许其成员间通过符合相关的原产地条款而分享生产，从而促进协约国的价值链形成，推动国际分工的发展。而双边贸易协定则无法复制类似效应。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作为一种俱乐部形式，俱乐部成员越多，收益也就越大（Ahrens et al.，2005：418）；同时，规模经济和正网络外部性也随着成员的增多而出现。21世纪正在进入区域贸易协定的新时代，其特征是更大的贸易协定将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可观的效益。这些贸易协定将试图通过消除过去世界贸易组织（WTO）未涉及到的贸易壁垒而将全球贸易带入21世纪（Erixon，2013：1）。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区域贸易协定优于非区域性的贸易协定（Zissimos，201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同样证明，贸易交往的区域越广，分工的范围就越大，从国际贸易中的受益就越多。双边贸易协定无法简单复制区域和多边协定的效应，反而会使区域和全球价值链割裂。

尽管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包括退出TPP以及可能重谈NAFTA，能够产生的经济影响相对还是有限的，但系统性的影响将难以预估。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举措，与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惩罚性关税等做法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既有多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否定，更是对美国自二战后赖以构建经济秩序的核心原则的背离。更为重要的是，退出TPP意味着美国战略的转折：“是对TPP一些成员进一步开放的打击，是美国书写国际商务规则机会的丧失，是美国对其创造且引领的全球经济体系的错误转身。”（Armstrong

同样，英国脱欧表明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1957年3月25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标志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起点。然而，整整一个甲子后，2017年3月29日英国正式启动脱欧程序。尽管英国当年在是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上本来就显得犹豫不决，尽管英国就是否脱欧的讨论已经存在多年，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英国脱欧标志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挫折，甚至倒退。不管英美从区域贸易协定转向双边谈判的真正动因何在，两国的逆全球化之举给中国创造了引领区域经济合作、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机缘。

制造业回归的中国价值链攀升契机。从工业革命至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化的第一次解放”降低的运输成本和更自由的贸易使得工业国快速地工业化，并引领制造业。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到90年代中期，趋势发生了逆转，随着通信费用的降低和通讯变得更为可靠，有了所谓的“全球化的第二次解放”（Baldwin，2017），信息通讯技术革命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快速融入全球经济，并增加了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在第二次解放中，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制造业附加值在整个全球价值链中所占份额减少，宏暮的创始人施振荣提出的微笑曲线变深了。一些高技术的制造业仍保留在发达国家，而其他的制造业均逐渐转移出去，使得附加值的增加与就业增加逐步分离。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随着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提高，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大幅下降，但创造的附加值保持稳定（见图2）。

由图2可知，美国制造业附加值的增加与就业增加分离的时间远早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时间。美国制造业几乎占据了利润最为丰厚的产业，并把低附加值的環节主动配置到海外。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在美国并没有工厂，只有研发在本土，这是美国许多跨国公司的一贯做法。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边界的模糊”（Crozet and Miler，2017），制造业中服务业附加值逐渐增加，出现了所谓的制造业的“服务化”。像苹果这样在美国没有工厂但有设计和销售产品的公司称为“无工厂生产商”（Bernard and Fort，2017）。这种无工厂的经济也是经济学家预测的未来经济的常态（Fontagne and Harrison.2017）。向无工厂经济结构转型在发达国家已经发生了几十年了，今天的中国也正在发生去工业化过程，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涉足服务业，而越来越多的批发企业涉足制造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51.6%，增速比当年GDP增长快1.1个百分点。4月5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2016：迈向服务业强国》报告称，到2030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72%，就业占比达56%，服务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达63%，基本达到服务业强国的中等水平。

然而“无工厂经济”早已引起美国政界的担忧。2010年，美国劳联产联总部发布《制造不安全》（Manufacturing Insecurity）报告称，美国制造业产能从1998年到2008年严重下滑。报告作者Yudken将关键制造业下滑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制造业的兴起，从而导致美国工厂关闭或迁移至中国（2010：10）。事实上，研究表明，外包和国际贸易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降低没有多大关系，而技术进步带来的计算机取代日常工作比全球化更能解释美国就业人数的下降原因（Ebenstein，2017）。由图2可见，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的情况，日本、德国和韩国也是如此，而它们与中国贸易表现为顺差。因此，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下降不能归咎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而应该是全球结构转型的必然过程。

自竞选开始，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而将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是特朗普强调的政治诉求，并且希望通过其贸易政策的调整而实现海外的制造业回流美国。4月18日特朗普签署了“买美国货，雇美国人”（Buy American，Hire Ameircan）的行政保护令，一是“积极促进和使用美国制造的商品”，二是“保证雇佣美国劳动力工作”。

由于自动化生产弥补了美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短板，加之中美工资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美国者工业区地价低于中国沿海地区、页岩气革命导致美国能源成本大幅下降等因素，部分产业回归美国已是不争的事实。例如，2016年6月苹果已经秘密开始在全球各大代工厂展开调查，寻找将iPhone组装生产线搬回美国的方法。尽管其在中国的代工厂富士康称希望苹果慎重考虑，因为苹果的做法会让iPhone的成本提高一倍，但是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富士康美国工厂已基本确定在宾夕法尼亚州，在当地建设的电视组装工厂，最多将创造3～5万就业岗位。与此同时，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也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70亿美元建立芯片生产工厂，预计将为美国带来3000个就业岗位。endprint

随着经济危机和亚洲地区成本的上升，欧洲公司采取了类似美国公司的策略，重新布局生产基地，部分产业出现回流欧洲的现象。例如纺织服装商业实验室项目受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的资助，旨在改变纺织服装行业，其目标是2025年前将5%的产能转移回欧洲。

如果制造业继续向欧美发达国家回流，结果可能缩短既有的全球价值链。过去20多年发展过程中，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则是产业分工越来越细，从最发达的国家到最不发达的国家，形成了一条很长的全球价值链。随着低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这条业已形成的价值链会逐渐缩短。同样，英美重新开启众多双边贸易谈判亦将破坏现有全球价值链。一旦美国和英国最终与不同贸易伙伴达成了双边贸易协定，贸易协定成员国的企业则可以享受很低的关税、免除不必要的非关税壁垒，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将使原本习惯了从世界各地采购中间品的英美企业转向各自签署贸易协定的贸易伙伴国采购，既有全球价值链将被破坏，甚至解构。基于全球贸易体系和区域贸易安排而形成的东亚生产网络中心就会遭遇冲击，却给中国升级其价值链、进而主导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机会。

中国引领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景与行动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经济全球化亟需新的推动力。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打造发展共同体的全球新倡议。去年11月17日，“一带一路”首次写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今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344号决议，呼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诸如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等有关决议或文件，也都纳入或体现了“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符合世界发展所需、顺应沿途人民所盼，正在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新引擎（杨正位，2017）。在世界经济版图发生大转型的重要时刻，2016年我国成功举办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2017年主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举办金砖国家峰会，这些均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标志性事件（何亚飞，2017），既为全球治理改革注入了中国力量，又使中国把握了引领全球治理未来进程的主动权。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建成面向全球的中国自贸区网络，主导全球价值链，使中国引领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可能。

2030：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期间，在“中国经济对话换个角度看经济：供给侧的风景”分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表示，如果中国经济可以维持稳定新常态6%左右的增长，2030年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2050年的世界》报告中同样预期，到2030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Hawksworth al.，2017：22）（见图3）。世界经济领袖地位上次易主发生在大约100年以前，其时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此前，英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经济体。英美能够分别成为不同时期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均得益于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国是此轮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2007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如果能够有效应对当下逆全球化之势，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亦将顺势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15年12月6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69号）提出了“形成包括邻近国家和地区、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辐射五大洲重要国家的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使我国大部分对外贸易、双向投资实现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中长期目标。目前我国已与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并实施了14个自贸区。后TPP时代，中国积极有效地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构建，基于我国已经签署實施的既有自贸协定，亚太自贸区（FTAAP）终将建成。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功试点，从构建“周边大市场”，形成“一带一路大市场”，逐步构建“金砖国家大市场”“新兴经济体大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大市场”，2030年中国将建成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见图5），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轴心国。

2030：中国主导全球价值链。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显著特征，逐渐占据国际分工的主导地位，成为驱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化和重塑，为我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未来主导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2016年底，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统计局等七部门，联合下发了政府部门推动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第一个专门文件，即《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为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明确了发展方向，部署了具体要求。

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回流正在缩短原有的全球价值链，英美从区域贸易协定回归双边贸易谈判亦将破坏既有全球价值链，这些为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契机。中国将从过去被动地融入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打造的全球价值链，逐步转变为主动沿“一带一路”构建我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即“带路价值链”。通过承接并优化既有全球价值链，或者生成全新的全球价值链，依据多元化、多维度的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我国企业将逐渐成为全球价值链链主。

具体而言，依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通过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构建起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将受到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英美签署众多双边贸易协定冲击而被迫从原有全球价值链上脱钩的国家，或者尚未能够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纳入自身主导的全球价值链。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到145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增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基于我国这些现有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推广可复制的产能合作模式，推动我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进行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为相关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对接全球价值链找准点位提供中国方案。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将加速推动我国从目前全球最终产品加工基地向全球中间产品生产基地的角色转换过程，从广度上实现我国价值链的延伸，加速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参与全球化进程累积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已使中国能够不断向较高附加值环节快速攀升，而“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可能大幅提升这一角色转换速度（黄先海、余骁、陈航宇，2017）。把产业对外转移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到2030年中国将构建起自身的全球价值链网络，通过加大对外投资，逐渐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体系，并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入其中。

当下的逆全球化给了所有国家依据自身经济需求和社会价值等因素重新制定各自经济战略的机会（Postelnicu et al.，2015：6），中国不可错失良机。尽管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只要中国继续稳步推进五年计划，包括实现“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以“一带一路”为主线，建成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构建带路价值链，进而主导全球价值链，中国将成为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引领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