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网-济南时报
舜网-济南时报
湖北日报网
最近朋友圈被一个动作刷屏了,这种火遍全球的“亚洲蹲”标准的姿势应该是这样的↓↓像亚洲人一样全脚着地的亚洲蹲是让老外难以解释的迷思。他们甚至还出了个教程，教欧美人应该怎么蹲!您的位置： &
& 一到下午身体和下肢浮肿
一到下午身体和下肢浮肿
问：&&......
答：您好，这种情况下，请问你有没有检查一下肝肾功能和心功能呢？你好，如果是心功能的一场，会造成下肢的浮肿。需要去检查一下心脏彩超和心脏射血分数，还有心电图检查。&&......
问：一个月前身上浮肿，出现上气现象。有心脏病和三高！月经也有2个月没来！什么原因造成&&......
答：病情分析：根据你的描述，你患有心脏疾病造成的浮肿和憋气的症状但是无法确定你的病情指导意见：建议，你应去医院心内科进行心脏的检查查清病因对症治疗，禁忌辛辣食物祝你早日康复&&......
问：病情描述:&&医生，您好，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早上起来的时候人还小小的，穿紧点的衣服都没事，可是一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就感觉早上穿紧点的衣服都很累，是因......
答：你好根据您的描述建议去医院做一个详细检查这样比较放心你先查一个尿常规的检查功的检查甲状腺功能的检查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的话平时生活要注意养成好的生活习惯锻炼身体生活规律不熬夜饮食均衡&&......
问：下午
&&下肢浮肿是身体哪里有病吗？&&......
答：您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可能是心脏或肾脏疾病引起的不适，建议您去医院心内科或肾内科检查一下，明确病情，对症治疗。好好休息，不要劳累，合理饮食。希望回答帮助到您，祝您健康快乐！&&......
问：病情描述:男&&62岁&下肢浮肿&早起不明显，双下肢&眼睑浮肿曾经治疗情况和效果:&&吃药&nbsp......
答：病情分析：导致浮肿症状的疾病如心肝肾功能不全，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或者一些自身免疫类疾病等，还有一些特发性的水肿，不明原因，自我好转，&&指导意见：建议你到正规医院详查病因。可以先挂个肾内科，化验血、尿。&&......
问：已经有三四天了，每天下午身体就开始发冷开始高烧。晚上再被子盖好捂出汗就会好一点，请问医生还有什么更好的物理降温吗？谢谢&&......
答：病情分析：你好，几天的高热不退考虑一是你没用药，二是用药有点量小或者不对症。发热是一个症状，引起发热的原因很多，要因病施治。指导意见：目前在家物理降温可以选用热的湿毛巾反复檫全身，也可以用毛巾包雪糕等敷在额头，腋窝、腹股沟等处。建议天亮到医院系统诊治......
问：胸口闷，身体浮肿，正在月经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病，下肢有点疼&&......
答：女性在月经期可能会因为体内激素水平的紊乱，出现一些不适症状，包括肢体的俘虏等等。如果是月经期后可以自行缓解的话，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如果长期不能缓解，建议你最好是到医院检查一下肝肾功能，血常规和尿常规。&&......
问：下午一点到三四点，头晕身上感觉很热不爱走动&&......
答：您好，您是下午一点到三四点头晕，身上感觉很热，不爱运动。你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吗如果是的话考虑您这是由于肾虚引起建议平时多注意休息&&......
问：女45岁每天下午身体发紧，两条腿有肿胀感觉，医院尿检正常.B超检查肾无异常，这是怎么了女45岁每天下午身体发紧，两条腿有肿胀感觉，医院尿检正常.B超检查肾无异常，这是怎么......
答：首先应该看看两条腿有没有静脉曲张？双下肢彩超检查，如果腰疼的话，做个腰椎的ct或核磁共振，排除腰椎间盘疾病等，还有一个检查，肌电图。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要多休息，经常抬高下肢。祝你早日康复。&&......
问：一到下午身体低烧发热请问是什么毛病一到下午身体低烧发热请问是什么毛病&&......
答：你好，根据你身体下午出现身体发热的表现情况，考虑是气虚，津液不足等造成的表现，是否患有，结核等疾病，有必要到医院通过化验，培养，ct等检查确诊&&......
问：病情描述:最近几天，发现下肢小腿浮肿，用手按有坑，无痛感，上午较轻，下午重，坐立时间长脚面也肿曾经治疗情况和效果:&&无想得到怎样的帮助:&......
答：病情分析：腿脚浮肿，常见于肾脏疾病，下肢血管疾病，以及内分泌失调等疾病。一般的话，可以在当地医生的指导下，利尿药物应用。&&指导意见：&&请到医院肾脏内科检查，或者泌尿科检查，排除肾脏疾病，如果肾脏没事，进一步......
问：我每天下午身体不适，头晕腹部隐痛，只想上床睡觉，怕冷。我每天下午身体不适，头晕腹部隐痛，只想上床睡觉，怕冷。&&......
答：病情分析：您好，其他时间正常吗，您的大小便情况怎样？指导意见：这种情况首先需要考虑有发烧的，建议下午测量一下体温，午后低热首先需要考虑结核，可到医院化验检查一下，并到内科门诊详细咨询，希望帮得到您。 提问人的追问
06:27:......
问：下午身体一切正常忽然感觉头晕天旋地转现在病人一直在侧卧喝了个藿香正气水约20分钟下午身体一切正常忽然感觉头晕天旋地转现在病人一直在侧卧喝了个藿香正气水约20分钟后少有呕吐......
答：病情分析：32岁，分析您所述的症状，常见于美尼尔氏综合症所致，必要时，请到医院神经内科检查，排除脑供血不足所致指导意见：在当地医生的指导下，积极休息为主，必要时安定等镇静剂应用，西比灵口服，养血清脑颗粒口服。 提问人的追问
问：病情描述:中年妇女，早上脸部浮肿，下午下肢浮肿，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曾经治疗情况和效果:&&未经治疗。想得到怎样的帮助:&&想知道怎......
答：病情分析：建议你检查是否是有肾炎.还要注意肾盂肾炎的可能。还应该注意是否心功能不好。指导意见：首先去医院检查尿常规看看是否是有异常。和心脏彩超看看。建议你最好去医院进行详细检查，等确诊以后在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比较好。需要检查清楚。不要延误病情。&nb......
问：病情描述:高血压，心、肝、肾检查没事，下肢还做了动脉彩超没事曾经治疗情况和效果:&&吃了好多药不见效想得到怎样的帮助:&&应该吃什......
答：病情分析：您好，下肢肿胀痛的原因很多,可见于心源性疾病,肾脏疾病引起的水肿,淋巴回流受阻,低蛋白血症,肝硬化,呼吸系统疾病等。&&指导意见：&&建议去医院进一步详细检查.确诊病因在对症治疗。目前注意休息，饮食清......
收藏快速问医生，随时免费咨询和挂号　　听老人说 在我们这个鱼米之乡 58年大兴水利 村民修水库 劳累加饥饿也有死的　　土匪的天 太黑暗 惨绝人寰！
　　1960年中国实录：大队死15头牲口 8头被干部分吃　　日 08:31　　来源：时代文学 作者：罗平汉 　　核心提示：吃红薯不吃头。不吃尾。不吃皮，光吃心，群众将他扔掉的头、尾、皮捡起来吃。这个支部书记外出开会，吃在外边，还叫队里一天补助他1斤粮。这个大队1960年11月死了15头牲口。有8头被队里的党员、干部分吃了。　　本文摘自《时代文学》2007年第5期，作者：罗平汉，原题：《中国1958：一桌五亿农民的“大锅饭”——全国大办公共食堂始末》　　生存危机(一)　　庐山会议后全国出现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高潮时，粮食危机已经暴露出来。如果此时不再办公共食堂。取消粮食供给制，将粮食直接分配到户，允许社员耕种自留地。粮食虽然少点，但还可以干稀搭配，多种蔬菜补充粮食的不足，应当说是可以渡过难关的。可惜当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5亿多农民重新捆绑在公共食堂，吃那一日少于一日的“大锅饭”，其结果可想而知。到1960年春，粮荒已经开始危及社员的生存。　　据河北省3.5万多个生产队1960年4月的统计，社员平均吃粮水平达到1斤以上的。有7759个队。占21.7%；12两以上1斤以下的，有21292个队，占59.6%：半斤以上12两以下的有5316个队，占14.9%；不到半斤的有1346个，占3.8%：最少的只吃3.4两。这个3.4两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今天的2.5~3两。而当时，河北省委提出的要求是每人每天1斤以上。可由于无粮可吃，实际上多数生产队达不到要求。　　到1960年冬，河北农村的吃粮标准被进一步降低。这年11月，宣化市农村人均每天粮食消费5.4两。其中，3~4两的有109个食堂22565人；4~5两的有805个食堂139316人；5~6两的有286个食堂61780人。徐水县老河头公社截至日前，全社的132个食堂中，吃5两的共有76个食堂：6两的31个食堂：6两以上的25个食堂。全公社存粮仅有2467333斤，这点粮食就是全社至1961年6月的口粮。按此计算，到1961年6月底，每人每天平均只有3.2两粮。其中1两以下的有6个队：1~2两的有13个队：2~3两的有6个队；3~4两的有11个队；4~5两的有5个队；5~6两的有1个队：6~7两的有3个队：7两以上的有两个队。　　河南叶县旧县公社的老鸦张管理区1959年受灾较重，全年粮食除完成征购任务外，口粮本来就不足，加之管理不善。用粮没有计划，以至于这年11月起就开始缺粮。缺粮之初，由于干菜、蔬菜较多，生活尚能勉强维持。到了1960年2月，干蔬菜吃完，粮食更缺，在全管理区的7个大队中，5个大队有8天的时间平均每人每天吃二三两豆子，有9天每天吃2两谷子，其余的时间大部分是每天吃4两粮。最多吃到6两。粮食不够，群众只得找雁屎、树皮、青苗、坏红薯充饥。　　日，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到日。全省有44个县235个公社5600多个村庄(约占全省村庄的10%)，发现浮肿病人5.9万多人，已病故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仅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1.9万多人，保定、石家庄地区发现的浮肿病人也在万人以上。
　　日至4月27日，河南省内黄县东庄人民公社共死亡572人，占全社总人口的1.9%。死亡最严重的渡店、大村、管庄、卫流河、野庄等5个大队，从这年1月以来共死亡284人，占人口总数的3.9%。该社渡店大队在此期间。死亡85人，占全队人口的4.8%，该队的第一生产队240人，死亡25人。这个大队在4月17日至23日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由于无粮可吃，连续让社员吃粗棉籽面4顿，由于消化不良得干结病死亡的有22人。该社卫流河大队1019人。1959年10月至日共外流人员90人，死亡33人。原有牲口47头。死去30头。大村大队原有人口1920人，从1959年11月至日，死亡82人，外逃182人。原有牲口130头，死去68头，其余的62头，有42头不能干重活，20头完全不能用。除了非正常死亡外。社员患病率也很高，卫流河大队第八生产队有156人，病情严重的有33人，其中营养不好、患浮肿病的有13人。该大队的第五生产队，有53户。户户有病人，全家人都生病或生病人数在半数以的有24户。　　由于无粮可食，东庄公社不少公共食堂只得停伙。这期间，除了少数农户可以吃到点粮食外，大部分没有粮食的社员，主要靠挖野菜、拾红薯、捡萝卜叶维持生活。大村大队社员卓文志在临死时对儿子说：“你去问问队长，看批下了粮食没有……”卫流河大队一个12岁的小孩，因饥饿难忍，只得以吃红薯秧充饥，结果得了干结病，7天拉不下大便，得干结病而死。　　公共食堂停伙期间，东庄公社的大村、卫流河等大队，大小榆树的皮被剥光充食。以致不少榆树枯死。1960年2月，上级批给食堂的粮食指标下来了，一些生产队由于没钱买粮、买煤，要社员自己出钱买饭吃。有点外来收入的社员可以买到饭吃，没有钱的社员只得贱卖东西换粮。卫流河大队200余户，贱卖过东西的有60户，一个女社员拿一把大铁壶当废铁卖，得了3角钱。社员卫某，因没钱买饭吃。给下放到该村工作的公社干部磕头，哀求给点饭吃。也有社员因无钱买饭。在大街上号啕大哭。　　这个公社的口粮指标，对上面汇报说有12两，实际上只有8两5钱，相当于新秤的半斤。另外的3两5钱是棉籽。就是这8两5钱的粮食，还有20%的谷子和稻谷，是以斤对斤的计算方法顶吃粮指标，按当时的稻谷去壳技术，一斤稻谷只能出米7两左右。就是这么低的口粮指标，内黄县也只能安排到5月5日，根本接不上夏收。有的公社担心接不上新粮，又把口粮指标压低为半斤。有红薯育苗的生产队，将已种地下的红薯种，按4斤红薯种顶1斤粮食计算，作为吃粮指标。可是，又不能直接取出红薯种，而是要等到红薯育苗插完秧后才可取出吃，可采摘了秧苗后的红薯种挖出后大都已烂掉，即使没烂掉的部分，也是无淀粉无水分，更不用说有营养。　　由于内黄粮食库存少，一次只能给食堂拨10天的口粮，一些经济困难的大队，完全靠借款、贷款、动员群众拿出储蓄来购粮，有的大队因粮款不够，常是头一天拉回的粮食，仅够第二天一天吃。由于不能按月或较长时间安排生活，有的食堂常是有什么吃什么，今天有粮食就吃粮食，明天拉来的是棉籽就尽吃棉籽。哪天借贷不到钱，食堂就停伙断炊。食堂时停时开，社员生活根本没有着落。棉籽在过去灾荒时群众也吃，但一般在春季后不能吃，而且棉籽面粗。棉皮和棉绒又不容易去掉，掺粮一少，吃了就容易生病。东庄公社有不少社员就因吃棉籽生重病以至死亡。　　这个公社出现浮肿、重病、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粮食问题，而其背后却与干部的素质、干部作风有密切关系。该公社党委书记在这年春召开的公社社员代表会上。听了后寨大队支部汇报说大队有粮食，当即予以表扬。实际上这个大队食堂的问题很大，大部分食堂尽吃红薯干。对一些实事求是的干部，则当场给予批评、辩论和斗争。大村大队第六生产队妇女队长向公社党委书记如实汇报了玉米因生虫产量低的情况，却当场受到斗争，并一再被追问：玉米虫是哪一天生的，共生了多少个，吃了多少玉米等等。　　东庄公社1959年实际亩产只有160斤，该社党委书记却浮报亩产250斤，并按这个数字去安排群众生活。还把缺粮队也列入余粮队，一些食堂因没粮食只得长时间停伙、断炊。卫流河大队1959年11月下旬就已没粮可吃，吃的全是红薯叶和红薯，并且每人每天折粮只有7两，还不断停伙停炊。12月1日至20日总共20天时间，又是天天吃萝卜，开始时每人每天吃4斤，后改为3斤、2斤、1斤。萝卜吃完后，食堂啥也没有了，只得正式停伙27天。　　大村大队日至17日，也是尽吃红薯叶。11月17日至次年1月24日，食堂完全停伙。1月24日至2月3日，食堂虽然重新开伙，但每人每天只吃6两。此后吃粮时多时少，食堂时停时开。这个公社的一些大队、小队干部成分不纯，贪污食堂粮款，欺压、打骂群众。大村大队的干部另设小灶，吃粮不限，小队干部及炊事员、管理员，虽然在食堂吃饭。但也不限数量。有的还偷粮让家属吃。有的干部在食堂停伙后，还携贪污款逃走，这也是加剧该公社饥荒的原因。　　内黄县东庄公社发生的上述问题时，正值河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食堂如何巩固之际，《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介绍河南巩固公共食堂的经验，称河南30万个公共食堂“坚如磐石”。　　内黄县东庄公社的情况也许属于个别现象，但此时农村公共食堂粮食无以为继，食堂时开时停，社员因饥饿和其他疾病而浮肿、死亡，却并非个别现象。
　　生存危机(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粮荒的严重性是有增无减。1960年冬，河北省曲周县80%的生产队每人每天只能吃到4两粮食、2两代食品，这还算好的。据河北省生活福利办公室给省生活领导小组的报告中说，静海县子牙公社的大黄庄、东坛头管理区的64个食堂，已停伙的有18个：粮食已发给群众，食堂只给干粮的有7个；时开时停的有3个：一天只开一次伙的有32个。　　由于食堂办得不好，这些队人口死亡和发病情况严重。大黄庄管理区8个生产队中，有较重浮肿病人119人。轻度浮肿病人74人，伤寒病人36人，子宫下垂病人2人，其他疾病患者129人，患病人数共计为360人，占8个队总人口的9%。仅日至日一个星期，就死亡30人。静海县城关公社八里庄生产队，有1285人，5个食堂。这里的物质条件还是比较好的。1960年12月底，全队贮存了12万斤白菜和17万多斤萝卜。人均蔬菜228斤，以每人每天2斤计，可吃到4月末，按国家核定的统销指标，1、2月份有粮5两，3、4月有粮6两。可就是这个生产队，仅日至日，死亡30人。大多数家庭有浮肿病人，其中有一个生产小队共68户，家有浮肿病人的64户。　　子牙公社食堂的主要问题是干部多吃多占。按规定，社、队干部要与社员同食堂吃饭。子牙公社驻地在王尔庄生产队，公社食堂名义上撤销，与生产队食堂合并，但实际上仍和社员吃两样的饭菜，社员吃红薯面掺菜、掺秸秆淀粉(用玉米等农作物秸秆制作的淀粉)，公社干部吃净米净面。或掺点家菜。社员吃菜无油，干部吃炒菜、吃油。公社在王尔庄白占土地。种了许多菜，每个公社党委成员可以分菜1000多斤。管理区的干部也如法炮制，把粮食从队里领出来开小灶，有的管理区干部虽然不单独开伙，却在各个食堂吃串饭，哪个食堂好就在哪里吃。　　生产队干部同样搞特殊。有的干部名义上在食堂吃饭，但不是吃和社员一样的饭，而是和炊事员一起吃净面净米。一些食堂的管理员也随便煮东西吃，群众说他们是“吃不尽的粮，烧不尽的柴”。有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在食堂随便吃，随便拿。还得给他用净米净面单独做饭。吃红薯不吃头。不吃尾。不吃皮，光吃心，群众将他扔掉的头、尾、皮捡起来吃。这个支部书记外出开会，吃在外边，还叫队里一天补助他1斤粮。这个大队1960年11月死了15头牲口。有8头被队里的党员、干部分吃了。一个社员得知后。好说歹说才得了1斤肉，而大队长却一刀割了5斤肉拿回去。　　小队干部也多吃多占。东坛头村一位小队长。不在食堂吃饭，在家里吃净米净面，队里规定每人每天5两粮，他每天能吃1斤。由于层层揩油，社员往往吃不到本来规定已很低的定量。这个公社的小黄庄生产队有480人，每人每天的定量是5两。1960年12月。国家按80%的粮薯比例供应薯干5760斤，除去运粮补助180斤，打野菜社员补助180斤，从粮库将粮运到食堂，运输人员边走边吃，卸车的边卸边吃，磨房里边磨边吃，保管员边过秤边吃，一路吃去1520斤，占总量的26.39%。这样，社员实际吃到口的粮食只有3.7两。　　生产队干部不仅多吃多拿，有少数素质低劣者还利用食堂对社员扒锅卡饭。河北石家庄市河东区有一个生产队支部书记，纠集一小撮心腹，随意吊打群众，这个生产队被吊打的社员有372人，占人口总数的34.6%。该大队一个队一次被罚跪的社员达41人，并召集全队450人来观看。罚款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全村挨罚款人数179人，罚款1369元。他们更是动辄对社员卡饭。如不干活卡饭。有病卡饭。下地晚卡饭。完不成任务卡饭。到会晚卡饭。全村被卡饭者175户，占总户数的68.9%。因卡饭饿死者27人，逼跑42人，全队仅1960年就死亡71人。　　1961年3月底，新乡地委在给河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尽管整风整社运动的开展和生活方面采取了紧急措施，但全地区2月份每日平均死亡人数仍有420名，不过比1月份每日平均562名下降了25.3%。全地区尚有9000万斤的粮食缺口。尤为严重的是全地区48%的食堂没有菜吃，31.8%的食堂只能吃到3月底。河南滑县从1960年11月至日，全县共死亡2872人，全县有各种病人37656人。严重的有六种病：浮肿、腹泻、瘫痪、心脏病、干瘦、胃病。有的食堂一个多月的时间尽吃红薯干，没有一点细粮，也没有菜。该县白道口公社一个大队，有1393人，病号600余人，1960年12月死亡17人，日一天的时间死亡9人。　　四川省潼南县的塘坝、三汇两区，有1600多户社员吃观音土，其中的长兴、复兴公社的个别生产队和作业组，几乎百分之百的户挖吃观音土。复兴公社第三大队有307户1337人，吃观音土的有154户，占总户数的50%。该大队第五生产队69户社员，就有52户吃观音土。不吃观音土的。则吃树皮、树根、野菜、野草。吃了这些东西后，大部分人发生头痛、肚胀、大便结燥等症状。　　河南长葛县的周庄大队是个老红旗单位，全大队共有399户1551人。该大队的白庄生产队230人，1960年春天粮食紧张时吃草根、树皮、麦苗，1961年春天则吃榆树皮、皮绳头、杂草、白菜疙瘩、柿子疙瘩，群众因此面黄肌瘦。身体虚弱。不能维持生产。1960年春天以来，全大队共死亡58人，其中老人8人，病死29人，因粮食不够饥饿而死者16人，因其他原因死亡者5人。月间情况最严重时，这个大队的食堂一天只吃一顿饭，全队得浮肿病者不下40%，35名适龄生育妇女中，因营养不良有31人闭经。
　　1961年3月，胡乔木率中央调查组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调查。邻近的湘乡县龙洞公社的谷阳、城前、平里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到韶山找工作组反映这几个大队死人严重的情况。湖南省委得知后。立即电告湘乡县委查清后报告中央工作组。湘乡县委旋即派监委副书记率工作组进驻龙洞公社调查。4月12日。湘乡县委向中央调查组报告说：这三个大队由1958年9月建立公社时的5851人降至5254人。此间死亡597人，死亡率为10.2%。4月13日，胡乔木到湘乡的四个大队进行了访问调查，并听取了县委关于三年来病人、死人情况的汇报。4月14日，胡乔木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去湘乡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江大队看了一下，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江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在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来死亡三万人。去年死亡二万人，全县病人去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到一万余。”　　信阳也是三年困难时期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信阳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许多县委的扩大会议成为名副其实的斗争会。据有关资料。信阳所属的光山县公社一级的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的占93%。解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亲自拷打过的当地农民达92人之多。其中当场被打死的有4人，打伤后不久死去的有8人。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的“反瞒产斗争”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有1774人，其中死在狱中的有36人：短期拘留的有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有667人。由于连年天灾加上如此严重的人祸，信阳的生产连年下滑，粮食大幅度减产。到1960年春，整个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竟然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幅度蔓延，大量农民外逃或者饿死。仅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所属的正阳县死亡8万人，新蔡县死人近10万。　　据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信阳党史大事记()》所载：信阳1958年全区总人口是4262350人，1959年为4258316人，比上年减少0.95%；1960年全区总人口3817669人，比上年减少10.348%。也就是说，1960年信阳全地区减少人口40余万。　　上面列举的，或许是极端的个别现象。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庐山会议后的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各地食堂的口粮标准是一再降低。有的已低至生命承受力的极限。连一向供应比较好的广东，1959年至1960年，农村普遍一个月一人吃不到10斤原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兰四两米，肉、油基本见不到。青菜也少。吃糠、吃蕉蔸、吃甘蔗渣、吃红薯藤的事，到处都有发生。由于口粮不足，营养不良，广东全省农村出现了大量的浮肿病人和非正常死亡。最严重时。据广东农业办公室的不完全统计，全省浮肿病人在80万人以上。1960年底，广东农业办公室对31个县市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25%，大大超过了正常年份。　　1960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2.543%，出生率为2.086%，这年的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0.457%。1959年至1961年三年全国共有多少人因饥荒而浮肿自然无法统计，非正常死亡也一直缺少准确的统计数字。下面是国内一些学者对于这几年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减少数字的不同统计。　　蒋正华在1986年第3期《西安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该文根据有关资料编制了1981年我国人口的完全生命表，然后结合1953年和1964年两次普查资料，通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等方法。编制了1953年到1981年历年的完全生命表，并根据这些生命表推算出生率和死亡率。然后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年共死亡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据此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00万人。　　袁永熙主编的《中国人口(总论)》认为，1959年至1963年的困难时期，饥馑曾是影响我国人口死亡的重要因素，“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超过平常二、三倍，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因饮食不足，缺少必要的营养。导致抵抗力差而引起患病死亡的。特别是老年和儿童较为严重”。“同时，这几年里妇女又大都因病停止生育，所以1960年和1961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该书又说：“1960年到1962年3年中，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约为1858万人。”　　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以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历年人口数。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日。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计算结果表明，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不管具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这都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粮食增量法　　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办好公共食堂，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渡过难关，各级组织想了不少办法。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农村基层干部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教育活动，要求全国各级组织和全体干部接到这个通知后，立即贯彻执行四项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是：“从中央委员起，凡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的各级干部，和参加现场会议的人员，必须一律到公共食堂同群众一起吃饭。”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劳动力安排的指示，重申了劳逸结合的方针，要求在农村实行平时工作8小时、学习2小时制度，农忙时即使延长工作时间，也必须保证睡眠8小时，吃饭休息4小时，不能少于这个时间。提出各地要将休息时间也和劳动时间一样，作为任务来遵守，不得违犯，违犯者必须受到批评直至处分。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做好粮食分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一年抓三次农村生活的安排，即夏收、秋收时各抓一次，青黄不接以前抓一次。一点不能疏忽大意。安排粮食还必须与办好公共食堂结合起来，帮助食堂种菜、养猪、做酱、做醋、腌咸菜、晒干菜等，使食堂能解决油盐菜柴的供给。在一天之中发出三个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多见的。　　8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提出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坚持计划用粮，反对秋收到手多吃多用，反对浪费：继续实行口粮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奖励社员节约粮食，还要求食堂种菜、养猪等等。　　针对农作物大面积受灾、减产严重的情况，中共中央于9月7日决定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要求淮河以南直至珠江流域的地区，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60斤。遭灾的地方应更低些。在丰收的地方，在完成原定外调任务和支援灾区而增加的粮食外调任务后，还有余粮，口粮标准可以提高到380斤，但最多不能超过400斤。淮河以北的农村口粮标准，应压低到每人每年原粮300斤左右，在东北等一些高寒地区可以适当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压到平均300斤以下。中共中央还指示各地结合农村“三反”，杜绝社队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亲戚营私舞弊，多吃偷吃粮食，切实保证农村每一个人都能吃到他们应得的一份口粮，取消社队干部小灶，干部均在公共食堂入伙。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这个纪要将中共中央有关安排好人民生活、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总结为“低标准”、“瓜菜代”、办食堂、管粮食、劳逸结合五条方针，要求将“低标准”与“瓜菜代”有机结合起来，推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实行“低标准”的同时，大搞瓜菜和代食品。　　从上述一系列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农村农民生活和办好公共食堂不可谓不重视，不可谓不关心。但是，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面搞“低标准”(实际上各地的口粮几乎都低于中共中央规定的标准)，一面又要求办好公共食堂，抓好社员生活，本身就是一件难以协调之事。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各地公共食堂几乎同时在“粮食增量法”上做起了文章。　　日，河南省鲁山县张官营公社党委给鲁山县委送去一张喜报，全文如下：　　县委：　　张官营公社于8月14日创造了一斤玉米蒸五斤馍的经验，全公社已经推广。创造的经过是：把玉米煮到五六成熟时捞出，晾半干后磨面，过细箩，出面率为118.3%。再以六分之一的面加水煮成饭糊，和下余六分之五的面一起搅匀，装茏蒸熟即成。每斤玉米平均蒸馍五斤一两九钱，比旧做法产量增加两倍以上。这是不动镰刀的大增产，并具有许多好处。特报喜，请验收。　　张官营公社这一“创造”，不啻给正为粮食问题而发愁的鲁山县委带来一条特大喜讯。不过，对于这“不动镰刀的大增产”，鲁山县委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为了探明真相，便派了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去张官营考察“一斤玉米蒸五斤馍”的情况。农工部长到现场后，除了听取汇报、现场察看外，还和创造这种蒸馍法的炊事员、管理人员进行座谈，并亲自动手用15斤玉米做了试验，照新的蒸馍法，15斤玉米蒸出了65斤馍。这次试验虽然没有达到一斤玉米五斤馍，“但是质量很高”，“如果把面磨得再净一些、细一些，做的技术再熟练一些，一斤玉米蒸五斤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农工部部长马上向县委报告：报喜成果属实，试验成功，应大力推广。　　鲁山所在的许昌地委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重视，马上在电话会上向全地区推广了这个“先进经验”。　　张官营公社顿时引来了众多来自县内外的“取经”者，河南省委、许昌地委和鲁山县委三级生活福利办公室，会同河南省粮食厅，成立联合考察组特地前来考察。9月24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张官营公社的“先进做馍法”，并立即在河南全省引起了强烈反响。开封地委马上召开全地区电话会议，号召全区迅速组织试验。许昌地委更是积极，从10月1日至3日，先后指定40个食堂进行重点试验。河南省生活福利办公室也在鲁山召开现场会议。接着，洛阳地区和汝阳、唐河、滑县等县也迅速组织试验推广。结果，“这一先进经验推广以后，各地社员的生活普遍有了显著改善，并且比过去节约了更多的粮食”。汝阳县使用新法做馍后，全县每个食堂每天能吃到两至三顿馍，推广这一技术仅一周时间，全县即节约粮食19.5万余斤。唐河县则有1003个食堂由于使用了这一做馍法，由原来的一天只能吃一顿馍提高到了一天吃两顿馍、一顿面条。　　鲁山创造出“先进做馍法”后，新乡地区的清丰县如获至宝，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广。该县生活福利部部长带领一批炊事员不顾路途遥远，前往鲁山参观，回来后县委立即派出三个干部专抓此项工作，并很快试验成功。而且迅速在全县范围内推广。清丰县委对这一做馍法总结出了五大优越性：一是增加馍产量。节约粮食，能保证社员吃饱、吃好。据全县2304个食堂10天的统计，节约粮食150843斤；二是味道鲜美，易于消化，耐饥，身体健康；三是减少了面粉加工任务，节约了劳力、畜力，促进了生产发展：四是打破了玉米只能做窝窝喝糊糊的老陈规，提高了利用率：五是有力地打击了“右倾保守”思想，进一步树立了敢想、敢说、敢于大胆发明创造的思想。　　清丰县这一先进经验刚开始推广时，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表示怀疑，说一斤玉米做五斤馍不过是多兑了几斤水，有人甚至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也有炊事员因操作复杂不愿使用新法做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清丰县委采取了“书记动手，突破重点”的办法，在学习鲁山经验的基础上，召开全县公社副书记、大队和生产队党支部副书记以及炊事员、管理员现场会议，全县在10月份用半个月的时间，召开现场会334次。终于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同时。还广泛宣传一斤玉米五斤馍的“科学道理”，说是玉米经过几次加热处理后，引起了化学变化、化学反应和胶化作用，不是单纯加水，而是由于“扩大了分子，增加了营养”。清丰县还组织了300名技术骨干巡回指导各食堂学习这一做馍法，并开展竞赛评比。如此这般之后，“消除了怀疑，鼓足了干劲，推广了鲁山经验，公共食堂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从而吃得饱，吃得好，吃得省，社员们的干劲更高昂，情绪更饱满”。　　日，河南遂平县委生活福利办公室向全县各公社党委、大队党总支下发了《关于认真学习和积极推广“粮食食用增量法”先进经验的通知》，其中介绍了玉米、谷子、大米、麦子、黄豆、杂豆、豆子与红薯混合、红薯、玉米心等十种粮食食用增量法的操作规程。将其中的几种增量法介绍如下！　　——玉米增量法。增量方法有二：一是先把玉米洗干净放在锅内煮至五、六成熟后捞出晒干，然后磨成玉米面，在和面时先拿出日分之一的面掺上少量的水，搅成稀糊，倒进比做饭用面五倍的水，煮成面糊。再把面糊倒出放凉，与剩下的四分之三面放在一起搅匀。加上适量的苏打粉上笼蒸.
　　1961年刘少奇下乡调研遭大队书记斥骂：我不怕你　　日 08:09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薛鑫良 　　核心提示：事先召开生产队长和党员会议，统一汇报口径，封锁群众嘴巴；自己对刘少奇不仅“报喜不报忧”，而且当面撒谎，掩饰全大队一千多人中有一百多人患浮肿病的事实，还隔着窗户大声奚落和叫骂刘少奇：“刘胡子，你要扳倒天华的红旗，我不怕你……”　　本文来源：《学习时报》日第9版，作者：薛鑫良，原题：《刘少奇是怎样搞调查的》　　1961年，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他的调查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为什么进行调查、如何进行调查、怎样才能通过调查得到真实的社情民意而不是虚假的资料信息，至今仍然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重要的指导性。尤其是他当年为了揭露、批评和制止“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而说的那些切中时弊、发人深省的话语，同样是我们现在兴利除弊、端正党风的警钟和明镜。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内忧外患，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非常时期。以全国粮食总产量为例，1959年比1958年减产600亿斤，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530亿斤，1961年仍比1959年减产450亿斤。从1959年2月以后，忍饥挨饿的人就逐渐多了起来，并开始发生患浮肿病甚至饿死人的现象。到1959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粮食可以周转调运。有的省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竟高达18‰。　　日至18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正式确定对国民经济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议总结讲话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第一书记，必须纠正那种满足于看报告、听汇报，以感想代替政策的作风。　　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他带头深入基层，在1960年就先后到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江西、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省市调查研究；1961年3月中旬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以后，从4月2日至5月15日又到湖南省进行了为期44天的农村调查。　　刘少奇刚到省城长沙市，就对省委负责同志说：“我们这次下乡搞调查研究，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你讲真话啊！如果见不到群众，我们不成了瞎子吗？”随行的工作人员要到县上去“打前站”或者给县委提前通电话“打招呼”，也都被刘少奇制止了。他说：你们不要帮倒忙。你这里虚张声势，他那里就会弄虚作假！调查，就要尽可能地把情况搞清楚。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坏，又坏到什么地步。关键是不要轻信，不要盲从，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的情况。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　　然而，“五风”不仅泛滥成灾，而且积重难返，甚至在一些干部中恶化成为一种习惯势力，使群众没有机会讲真话，也不敢当面讲真话，只能在背后发牢骚。例如，在全省“红旗单位”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自以为是，瞒上压下；事先召开生产队长和党员会议，统一汇报口径，封锁群众嘴巴；自己对刘少奇不仅“报喜不报忧”，而且当面撒谎，掩饰全大队一千多人中有一百多人患浮肿病的事实，还隔着窗户大声奚落和叫骂刘少奇：“刘胡子，你要扳倒天华的红旗，我不怕你……”
　　面对这种以假乱真、真假难辨的场景，刘少奇忧心如焚：我在自己的家乡要了解一点真实情况，竟然也这样难！这正常吗？到底是怎么啦？他主动找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谈心，开导她正确对待荣誉，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勇于改正错误，更好地为社员群众服务。刘少奇对基层干部们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在有一股风气，一切从上级的意图出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请大家对我一定要讲真话！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如果不顾群众的疾苦和饥饱，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们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只是靠命令来维持的。如果群众对共产党失去希望，那是很危险的！　　刘少奇懂得，谎言不能凭借权力就变成真理，假象也不能通过包装就变成事实；如果情况不清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或者文过饰非，讳疾忌医，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甚至惊世骇俗的行动。　　他到宁乡县农村调查时，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养猪场的饲料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白天下乡，晚上在蜡烛照明下办公，睡的是饲养员用过的铺了稻草的木板床；回到县城，也是住在县委会议室，睡的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就是不住县委招待所。后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他又住在大队部，睡的是用两张长条凳架着两块门板拼接起来的“床”，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20分钟车程的省委宾馆。他还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中了毒。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小学四年级一个10岁的学生，经常饿肚皮。爸爸被公社调去修水库，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连累带饿变瘦了。妈妈又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走不动。为了能够吃一顿饱饭，他到公共食堂打饭时就悄悄多拿了一钵饭；又写了一张“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白纸条，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民兵们“破案”以后，说这是反动标语、现行反革命行为，要把他挂牌游乡坐牢房，并要对班主任和校长进行严肃处理。刘少奇在炭子冲早晨散步时，亲眼看到了这张纸条。他对工作人员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群众的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这几年我们犯了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小孩子吃不饱饭，就有怨气。不要开除他的学籍；更不要责怪校长和班主任，不要停职反省。如果我们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话呀！接着，刘少奇又派人把这个小学生找来，并笑着把他拉到身边问：“你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孩子讲了妈妈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刘少奇又问：“你说，公共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刘少奇听罢，苦涩地笑了起来，并对周围工作人员说：“好了！这恐怕是我们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有蔽掩的真话了！小孩子天真无邪，把群众不敢说的话和盘托出，宝贵得很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老百姓懂得“真佛面前不烧假香，真人面前不说假话”的道理，目睹耳闻刘少奇这样真心实意地访贫问苦、自律自责、忧国忧民、鞠躬尽瘁的言谈举动和公仆情怀，只有掏出藏在心窝里的真话来回报自己的“平民主席”和刘九（刘少奇的乳名）。老农们告诉他：“去年（1960年）粮食减产，天灾有一点，但只有三分，塘里还有半塘水；七分是人祸，‘五风’都是人刮起来的祸害，就是那七分人祸！”老农们还对刘少奇说：“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　　自古忠言多逆耳，从来阿谀无诚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晴天霹雳、振聋发聩的实话，使刘少奇陷入了深刻而沉痛的内疚和思考。　　刘少奇回到北京以后，以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事实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坦诚地直言不讳。他说：有的同志敢讲困难，敢讲天灾，就是不敢讲人祸，不敢讲错误，更不敢承认中央有错误。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各地情况不一样，更要实事求是，由群众去评价。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即使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党。我们应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刘少奇还说：“我们所有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　　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对于由自己主持起草、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书面报告作了补充说明，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第一，成绩和缺点“三七开”，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第二，困难的原因“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承担了主要责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也都分别在大会或分组会议上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努力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　　观今思昔，温故知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求真务实，反对弄虚作假，不仅是我们党八十多年来经验教训的结晶，更是当今人民大众的呼唤！
　　　　一、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继续“大跃进”。有些地方，正如火上加油，搞得更“左”了。几个月后，到1959年11月、12月，河南的问题、安徽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但还没有反映到中央，也没有反映到毛、刘、周、朱他们耳朵里。1959年12月，我们陪同毛主席读书，毛主席心情很平静，好像天下太平，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问题还没有反映到他那个层次。　　到1960年春天，河南“信阳事件”暴露出来了。群众来信，人民来访，越来越多，反映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南海秘书室应接不暇。于是便派人下去调查。我的一个老朋友彭大章，是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他去信阳调查、考察了，回来后跟我讲：老邓，问题真是严重啊！说的时候，神色惨然，声音都变了。后来，李先念同志也去了。　　怎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状况呢？就是因为不许农民逃荒。旧社会，农民没有饭吃，村子里能够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再也找不到吃的东西了，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出去逃荒。过去历朝历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天灾，也是这个办法。可是，信阳那个地方，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弄得没有饭吃。但干部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的成绩，竟不让逃荒。　　这些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简直不可思议啊！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农村干部，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呢？不可能！主席说：这些事实证明民主革命不彻底。只能是那里的地主、富农和反动势力进行阶级报复，对我们的基本群众实行阶级报复。我记得当时甘肃陇东有一个什么大案，贵州什么地方也有一个什么大案，都是作为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的典型来查处的。少奇同志要一位老大姐去信阳调查，回来也说信阳那里问题严重，其性质属于阶级敌人报复。在这样的认识下，1961年元旦中央发了一个文件，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把农村出现大量饿、病、死人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　　事情都有个认识过程。没过多少时间，经过进一步调查说明，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主席最初的判断站不住。事情确实是我们的干部干的。这时，中南局的第一书记是陶铸同志。他亲自到信阳考察，结果发现，派民兵把守、不准群众外出逃荒，干这些事的统统是贫雇农出身的干部。这些农村干部作风不好，上下造势，互相促进，就形成了那么严重的局面。　　这时，存在这类问题的地区暴露得越来越多了。中央感到农村问题不简单，非常严重。并且认识到，根子在“左”。当然，问题不仅仅是农村，到1960年中，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也突出地显现出来了。上半年，工业生产逐月下降，粮食供应非常紧张。
　　就在国内局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国际环境也变得很坏。　　日至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开会，赫鲁晓夫对我们搞突然袭击。会前，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我们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党进行围攻，要我们跟莫斯科“对表”，屈服于它，跟随它走。这次会议是彭真同志还有康生一起去的。他们顶住了压力，没有屈服。后来，小平同志在中苏会谈时，讲起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段历史，说俏皮话批苏方：亏得我们的彭真同志是大块头，那么大的压力没把他压倒，要是我参加那个会，可能就被压垮了。　　在7月5日开始的北戴河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上，汇报了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生的一切，大家都非常气愤。经研究给赫鲁晓夫发了一封信，答复他们对我们的攻击。赫鲁晓夫不顾国际信誉，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进一步向我们施加压力。小平同志告诉苏方，你们给我们制造这么大困难，“我们准备吞下去！”　　1960年，内忧加上外患，真是困难到了极点啊！　　二、周总理起草“农村工作十二条”　　在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廖鲁言对农村工作情况作了汇报。我的印象，反映农村的问题还是比较肤浅的，但听起来已经够严重的了。毛主席在会上讲，要抓粮食，秋种要尽可能多种一点，种好一点。农村以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死死规定下来。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到8月10日结束，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　　周总理、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薄一波同志都主张，为了摆脱困难局面，经济战线要进行调整。在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报告经总理审定，9月30日由中央批转。八字方针的基本要求是把一切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退下来。由于农村问题最先暴露，矛盾最突出，农业的调整就成为贯彻八字方针首先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主持起草了一个农村整风、整社的文件。周总理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受到毛主席批评以后，处境一直非常困难。据他身边的人后来跟我讲，不要说党中央各部委，就是国务院各部委，谁也不找总理报告和请示工作，都怕沾“右倾”的边。这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是粮食问题，最难管，谁也不愿沾手。周总理就亲自来管粮食。那个时候真是难啊，调几万斤粮食都不容易，要靠总理打电话、发电报找人来解决。1959年到1960年这两年，周总理也就管了个粮食，别的想管也不让管。周总理起草的这个文件，就是有名的“农村工作十二条”。它的正式名称叫《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又叫“农村十二条”，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全面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工作的被动局面，改变农村形势。起草这个“十二条”，是周总理自告奋勇，还是毛主席委托他的，我记不准了。总之，搞“十二条”，对于周总理来说，是一个转机。从此，总理又负责重要工作了。　　“农村工作十二条”明确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违背人民公社现阶段政策的，是破坏生产力的，并且妨碍了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更好发挥，中央和毛主席从1958年冬季以来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一部分地方和社队确实纠正了，基本上没有再犯；大部分地方和社队纠正的不彻底，有遗留问题，或者在去年冬季以后又刮起‘共产风’；还有一部分地方和社队，‘共产风’一直没有认真地纠正，继续刮，严重地破坏生产力。”因此，“‘共产风’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要做到使这封指示信“家喻户晓”。指示信规定十二条政策措施，包括：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凡平调的各种财物，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无偿调用的劳动力，必须彻底清算，给以补偿；加强生产队的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　　记得少奇同志在审改“十二条”草案时，加了这样一些话：“一切干部群众都必须了解，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决定环节，目前我们规定的以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固定下来。绝不允许对它有任何侵犯，特别是从上面来的侵犯。已侵犯了的必须赔偿，否则，就要破坏生产力，破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说明少奇同志在农村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
　　1961年时毛泽东坦言：我看到日本朋友就高兴日 09:10　　来源：人民网 作者：毛泽东 　　核心提示：毛泽东：你们在中国还呆些日子吧？我看到日本朋友就高兴。　　本文摘自人民网 原题为：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作者：毛泽东　　毛泽东：你们在中国还呆些日子吧？我看到日本朋友就高兴。对浅沼[2]先生遇难，我们表示哀悼。　　黑田寿男：浅沼先生作为社会党代表团团长来中国，发表了很好的讲话，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继承浅沼的精神并继续发扬他的精神。　　毛：浅沼先生抓住了日本同美国关系的本质，也抓住了中国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和北美加拿大各民族的问题的本质。当时我曾对浅沼先生说过，对这种论点赞同的人有时少一些，有时多一些，但过些时候总会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　　美国没有办法在各国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依靠各国的协助者，这就是它的同盟军，也就是各国最反动的一小部分人。在中国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部分人，在你们国家就是岸信介[3]一伙人和垄断资本集团。　　黑：去年在日本掀起了很大的反对“安全条约”[4]运动，代表垄断资本的政府站在同我们相反的立场上反对我们，用暴力通过了“安全条约”。在这期间，中国举行了很大的游行集会支援我们，我们表示感谢。　　毛：我们彼此支持，国际斗争总是彼此支持的。你们是处在最前线。　　前年浅沼访华时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即使一时没有多数人同意，但等到人们了解的时候，总会得到多数人赞成的，要有这样的信心。过了一年，即到了一九六○年，日本就发生了那样巨大的变化，反对“安全条约”的运动达到那样的高潮，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斗争了。　　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贸易也停了。我同浅沼先生率领的代表团在武汉东湖会见时，就说过中日关系中断是暂时的现象，过一个时期就会发生变化。贸易方面现在已经开始变化，政治方面还不一定。政治有两个方面，中国人民同日本大多数人民历来是友好的，战后友好关系还有发展；就是同自由民主党的政府，同垄断资本的关系还不成，还要等候。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松村[5]、三木[6]、高碕[7]、河野[8]、石桥[9]，这些人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日本人民是我们的直接同盟军，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的直接同盟军。自由民主党内部有矛盾，反主流派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你们看这话是否有点道理？　　黑：反主流派今后如果对中国有更多的理解，对反对“安全条约”更坚决一点，那时就可以说是间接同盟军。　　毛：欧洲国家同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它们同美国并不完全一致。世界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主要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你们对非洲、拉丁美洲做什么工作没有？　　黑：我们有亚洲团结委员会，以这个团体为中心在开展活动，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拥护和平的斗争，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我们愿意今后进一步动员起来，加强这一活动。　　毛：非常有必要。　　黑：今年在亚洲，主要的问题是老挝问题。老挝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美国就利用日美“安全条约”，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干涉老挝的内政。最近日本各工会、各政党、各群众团体和文化团体等开了大会，反对美国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干涉老挝的内政，并且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要求美国停止这种干涉行为，也向日本政府示威，要求日本政府不让美国使用日本基地。
　　毛：这很好。　　黑：现在日本政府同韩国政府在进行谈判，把南朝鲜政府看作是整个朝鲜的合法政府来解决朝鲜问题，这就妨碍了朝鲜的和平统一。美国利用日韩谈判加强南朝鲜、台湾、日本的军事力量，加强东北亚军事同盟。进行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日本人民，正在反对日韩谈判。　　毛：反对很有必要。　　最近同美国有关系的菲律宾、台湾、南朝鲜、南越举行“外长会谈”，日本政府因为害怕日本人民，没有去参加。由此可见，日本人民去年的斗争使日本政府很害怕，伟大的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现在看来，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处在第一个高峰之后和第二个高峰之前，斗争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处于低潮，是在酝酿第二个高潮。你们知道中国几十年的斗争，就是波浪式的发展，而不是每天、每月、每年都在直线发展的。所以你们所领导的人民运动，是大有希望的。可是，有人感到现在运动搞不起来了，有些悲观埋怨；也有部分人可能进行指责，说你们左派过去的斗争搞错了。在这样的时候，用我们的话来说，左派就要硬着头皮顶住。例如，中国辛亥革命[10]以前，一九一一年四月黄兴[11]在广州领导的军事暴动失败了，牺牲的烈士都葬在黄花岗。失败之后连黄兴本人也跑到了香港，认为失败了，不行了，没有希望了。谁也没有想到，过了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政府。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工党的大部分人悲观失望，出现了“
派”[12]，如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为了批判他们，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过了十年，俄国革命就胜利了，这时“
派”的卢那察尔斯基也当了列宁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他也不要
了。我看你们的历史中也会找到这样的事例。　　你们国家为什么到现在革命还没有胜利呢？看来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胜利可能比较晚些，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那里的空气稀薄，易于突破。例如俄国和中国空气是稀薄的，现在非洲也如此。日本的垄断资本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七八个资本主义大国中还是比较薄弱的。原因是：第一打了败仗；第二受美国的统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看这两方面对日本人民都是有利的：　　第一，战败了，殖民地都没有了，这对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党应当了解，这个失败不是耻辱，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耻辱，对人民来说是胜利。打败仗是不是好事情，是不是耻辱，你们应当展开争论。有部分人不这样看，认为战败了没有面子，于是他们心中有愧，觉得干了坏事。这是因为他们对垄断资本和人民不加区别，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人民为何要负责？如果说人民要负责，那末大家都来反对日本人民，那还得了！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　　第二，被美国统治也要分析。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现在日本不仅有本国垄断资本的压迫，而且有它的同盟者美国的压迫，这就很快地教育了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并且迫使日本人民做出选择，要么当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奴隶，要么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我老早说过，我总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人欺负，短时期受压迫是可能的。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13]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日本的经济、文化都走在中国的前面，据说冈山县就有七所大学；我们有个无锡，文化比较发达，但也没有七所大学。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县可以同日本比的。中国要赶上日本还要一定的时间。　　日本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国会，这是你们的好处，也是缺点。中国没有民主，国民党就是捉人、杀人，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也许是缺点，也许是优点。那末我们有什么出路呢？我们的出路就是学蒋介石，你们能杀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人？我们进行过调查研究，国民党有手，手里有刀有枪；我们也有手，但没有刀枪。如果我们能把国民党手里的刀枪夺过来，不是也可以杀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吗？
　　你们的情况有些不同，有议会制度，比较有些民主，不像中国的国民党那样捉人、杀人，那就可以利用，利用它来搞群众运动。我不大了解你们的情况，大概日本的垄断资本比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聪明些，看来，你们也可利用这一点。他们怕老百姓起来。例如有许多日本友人来中国访问，政府不能禁止；我们去日本，他们也不能禁止，但可以给予种种限制，因为日本政府同蒋介石有外交关系。另外，他们也怕共产党。高碕邀请廖承志[14]同志去访问日本，廖承志同志，你什么时候去？　　廖：现在还没有定。　　毛：最近总工会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了。我们民间来往、交流是很好的，可以增进了解，相互交换意见，交流经验。贸易已经订了些民间合同，大的买卖也开始做了些。我们有煤、盐、铁矿、大豆，可以同日本交换些东西。中日两国很近，运费也便宜。　　黑：完全同意。今年民间交流会更多起来。　　不管池田[15]政府是否愿意，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来往会多起来，两国人民间的亲善关系会加深，一定会签订友好条约。　　毛：很好，有发展的前途。　　黑：我们年初就来中国，也是为了两国人民的亲善。我们从中国朋友那里听到许多有益的话，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情况，对我们有很大好处，表示感谢，并祝主席身体健康。　　毛：请向日本社会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们问好。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　　[2]浅沼，指浅沼稻次郎。见本卷第206页注[2]。　　[3]岸信介，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日本内阁前首相。　　[4]日美“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见本卷第93页注[3]。　　[5]松村，指松村谦三（一八八三——一九七一），日本自由民主党前顾问、前众议员。一九五九年以后五次访问中国。中日恢复邦交前，他是日中贸易日方总联系人。一九六二年九月访华时同中国缔结日中综合贸易协定。一九六四年继高碕达之助负责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宜。　　[6]三木，指三木武夫（一九○七——一九八八），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前内阁首相。一九五八年曾任日本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在对外关系上积极主张发展日中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7]高碕，指高碕达之助（一八八五——一九六四），日本自由民主党人，前众议员、参议员。六十年代初期任日本内阁通商产业大臣，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审议会会长，积极促进日中贸易。一九六二年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同廖承志签订发展日中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　　[8]河野，指河野一郎（一八九八——一九六五），六十年代初期任日本内阁农林大臣、建设大臣等职。　　[9]石桥，指石桥湛山（一八八四——一九七三），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前内阁首相。六十年代初期多次任日中经济贸易展览协力会会长。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当选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顾问。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三年两次访问中国。　　[10]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　　[11]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湖南善化二都（今属长沙县）人。一九○四年在长沙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一九○五年与孙中山筹划成立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先后领导了同盟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任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一九一三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12]
派，是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他们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主张“改善”马克思主义，鼓吹创造一种“无神”的“社会主义”宗教，宣称只有宗教才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力量，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一九一二年后，随着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派学说迅速破灭。　　[13]南乡三郎，一九五五年出任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一九五六年曾两次访问中国。一九五八年作为日本通商使节团代表来华参加签订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　　[14]廖承志（一九○八——一九八三），广东惠阳人。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15]池田，指池田勇人（一八九九——一九六五），一九六○年至一九六四年任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首相。
　　本文摘自：人民网-《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作者：毛泽东，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原文出处：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谈话，原题：《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非常欢迎你们。对日本人民的英勇斗争感到很高兴。你们的斗争对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都是一个极大的支持，你们斗争的对象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这个国家曾经控制着中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现在还占领着我们的台湾。在日本、菲律宾、南朝鲜、台湾都有它的军事基地，实际上占领的还有南越，巴基斯坦以西还有许多国家就不讲了。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去年日本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2]访华时在北京发表演讲，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这种说法太过火。现在日本人民的斗争，大大超过了去年的这种说法，斗争的范围和规模之大，是去年所没有想到的。这次斗争是从反对“安全条约”[3]爆发的，其基本性质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在日本的代理人岸信介[4]，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因为条约是日美反动派在众议院强行通过的。就是说日本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工人罢工不是提经济口号，而是提的政治口号，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并且，有高级知识分子参加斗争，如东京大学校长茅诚司在“六一五”惨案[5]发生的第二天，就召开了全校抗议大会，率领大家上街示威游行。牺牲者是东京大学学生，叫桦美智子，现在全世界闻名。她父亲叫桦俊雄，是中央大学教授，专攻法律。好像有好几千名教授都组织起来了，妇女也赶上去了，还有和尚等宗教界人士也出来了，工人、学生是主力。明天还要有更大规模的罢工。　　日本有美国的军事基地，过去人们对它没有办法，既苦恼，又不能去打它。现在你们日本人民想出来一个好办法，就是进行全民性的群众斗争，除了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以外，其他所有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进行斗争。中国过去基本上也是用这种办法。中国曾经还有武装斗争，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并没有武装斗争，是反对巴黎和会的条约[6]，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事，当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才诞生，开始人数很少，只有几十个人。一九二六年有北伐战争，那时和国民党合作，这段历史你们都很清楚。一九二七年北伐到长江一带，蒋介石反共，逼着我们打内战。我们因为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7]，没有准备而突然遭受袭击。中国地方大，打了十年内战。以后同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但是日本现在没有负担了，因为日本没有殖民地，相反地变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有外国的军事基地一点来说是殖民地，但是还有个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被美国支配着，从这个意义来说，又是一个半殖民地。日本现在不欠谁的账了，相反地外国欠日本的账。这个外国就是美国，而不是英国、法国。所以日本人民现在愤怒起来了。我同许多日本朋友谈过，我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人家统治。现在谁在教育你们日本人民？是美帝国主义做你们的反面教员，同时它也做我们的反面教员。一九四五年以后，中国的事情和日本没有关系。欺侮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日本。所以我们的仇恨目标转移了，不是日本而是转到美帝国主义身上了。相反地，我们中日两大民族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此必要，因为都受美帝国主义压迫，有共同立场。现在压迫中日两国人民的是美国。除了美国以外还有谁呢？是英国、法国吗？英国、法国过去在中国有势力范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没有了，美国就代替了英国、法国。
　　你们被压迫的历史不长，我们很长，有一百多年。但是你们的工业、经济、文化比我们中国发达。我们是落后国家，现在你们还可以看到落后的遗迹。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按人口比例比你们少。　　你们在座的都比我年轻。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是年轻的、比较不出名的、地位比较低的、财富比较少的人做出来的。比如，英国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就是工人出身。你们总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九五八年，我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8]上曾经谈过这件事。后来对全世界近三百年来搞发明创造的都是一些什么人作过调查，整理出来的结果表明，这些人百分之七十都是不出名的、年轻的、地位比较低的、比较穷的。不知你们日本情况如何？难道好事情都是老头子、当大官的做的吗？我就不相信。包围哈格蒂[9]、赶走艾森豪威尔的就是那些年轻人，“六一五”惨案牺牲者桦美智子也是年轻人。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过，你们代表团的年轻成员竹内实写的一篇短文章[10]，写得很好。　　我们总是同你们在一道的，总是同要求独立、民主、自由的日本人民在一道的，却同岸信介不是在一道。　　世界上的事情在变化，变化得特别快。如四五年前我见过许多日本朋友，一提到美国的事情，他们都不开腔。我看那时日本朋友是在想问题，听我们说的话，他们不反对，愿意听下去，不替美国辩护。现在情况变化了，因为日本人民在日本各地行动起来了，比如写标语来反对“安全条约”，要求取消军事基地、撤回U-2型飞机，提出美国佬滚回去，甚至冲绳人民起来当面质问美国人：“你们究竟还要占领多久？”日本的各阶层人民都行动起来了，这有几百万人，是四五年前所不能设想的。我看日本的独立和自由是很有希望的。把美国军事基地取消，“安全条约”取消，日本的独立与和平是有保证的，亚洲的和平也有保证。祝贺你们取得的胜利。　　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的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包括我们在内，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在中学读书时并不知道马列主义。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11]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12]的哲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周恩来总理也是这样。我当时一则没有钱进大学，二则也读不下去了。我读的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后来反对军阀，受到《新青年》[13]的影响。《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杂志。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这是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二一年的事情。周总理在南开学校毕业后，跑到日本住了一年半，回来搞五四运动，军阀抓他，又跑到法国去搞勤工俭学，开始给《益世报》[14]写稿子，以后又搞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又有很多人跑到莫斯科，进中山大学[15]念书。　　中国革命是经过很多曲折道路才成功的。一八四○年发生鸦片战争。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经过十三年失败了。一八九八年康有为、梁启超参加的戊戌变法也失败了[16]。以后有许多人跑到日本，约一两万人。一九○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7]就是在日本成立的。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袁世凯[18]要做皇帝。接着军阀混战。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反对英帝国主义。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一九二六年北伐。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我们转到地下，开始打游击。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共计打了二十二年仗，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斗争的目标改变了，过去是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变成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到一九四九年告一段落。新中国成立到去年是十年。这十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事情。这十年里有些成绩，但终究是时间短，成绩并不多。　　我给你们讲了这么多大都是亲身经过的历史，说明中国人民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们这一辈人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相信，你们也会逐步觉悟起来。方才我说过，有些日本人四五年前不敢讲美帝国主义，但是去年浅沼访华时敢于发表演讲，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过了一年，日本人民就掀起了这样大规模的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应该说进步很快，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你们会比我们搞得快。我们搞了一百多年，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共计是一百零九年。现在“安全条约”还没有反掉，反掉的是艾森豪威尔访日。“安全条约”现在还存在，但是会反掉的，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也不好说是哪年哪月可以反掉，但总会反掉的。当然我并不是主张你们同美国开仗，可以不采取打仗的办法达到目的。这在别的地方现在还没有先例，也许你们会创造先例。　　采取打仗或不打仗的办法达到独立的目的，过去先例也有。一百八十多年前，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华盛顿[19]把英国赶走了，他是采取战争的办法。印度独立并没有打仗，英国人允许了印度独立。你们可以找到适当的办法，看来你们已经找到了办法，就是现在这个办法，成立一个“阻止安全条约国民会议”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包括一百多个团体，采取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方式。我们中国过去没有采取像你们这样的办法。
　　你们当中过去没有来过中国的可能对中国不熟悉，呆下去就熟悉了，你们会知道中国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　　我们互相支援，互相学习，学习彼此的长处。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谈话。　　[2]浅沼稻次郎（一八九八――一九六○），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社会活动家。为促进中日友好和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过贡献，一九六○年十月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杀。　　[3]“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见本卷第93页注[3]。　　[4]岸信介，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5]“六一五”惨案，是日本岸信介政府镇压示威群众的暴力事件。一九六○年六月十五日，东京各界人士十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国会批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反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日本。示威群众在游行中遭到武装警察的镇压和日本右翼团体的袭击，东京大学桦美智子等两名学生被打死，近三百名群众被打伤。这次示威游行迫使艾森豪威尔原定六月十九日访日无限期推迟。　　[6]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六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战败国共二十七个国家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称“巴黎和会”。和会名义上是为拟订对德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战胜国进行分赃，重新瓜分世界。会议签订了《凡尔赛和约》，通过了《国联盟约》。因和会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地位，非法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中国人民掀起五四爱国运动，迫使中国政府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7]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8]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9]哈格蒂，当时任美国总统新闻秘书。一九六○年六月十日作为艾森豪威尔日本之行的先行官抵达东京机场时，遭到日本反美群众二万五千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围困。　　[10]指日本学者竹内实一九六○年六月十七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愿中日两国青年的斗争友谊永远发展》一文。　　[11]孔夫子，即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名丘，字仲尼，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12]康德（一七二四――一八○四），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二元论、先验论和不可知论的著名代表。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　　[13]《新青年》，五四时期著名的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早期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后来成为宣传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刊物。　　[14]《益世报》，是在中国的罗马公教（天主教）教会出版的报纸，一九一五年在天津创刊，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时停刊。周恩来曾为《益世报》撰写《欧战后之欧洲危机》等文章。　　[15]中山大学，即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一九二五年创办于莫斯科，一九二九年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三○年秋停办。　　[16]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广东新会人。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康有为、梁启超同谭嗣同等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动变法，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坚决反对变法维新，发动政变，杀害谭嗣同等六人，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变法遭到失败。　　[17]同盟会，指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一九○五年八月，兴中会与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同盟会，采用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纲。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在他的领导下，同盟会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并联合会党、新军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形成推翻清王朝的全国性革命运动。在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同盟会于一九一二年八月改组为国民党。　　[18]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清朝末年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成为北洋军阀首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四年五月宣布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时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实行独裁专制。一九一五年五月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年十二月称帝，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　　[19]华盛顿，见本卷第194页注[12]。
　　1959年毛泽东庐山检讨：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日 11:1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许全兴 　　核心提示：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　　本文节选自《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四节 大试验与庐山会议
作者：许全兴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共中央于日至8月1日在庐山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接着于8月2日至16日又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简称为庐山会议，为了有别于1961年、1970年的两次庐山会议，又称为第一次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继续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安排当年和下一年的任务。毛泽东上庐山之前，先到湖南进行了视察，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冲，写了七律一首《到韶山》。诗的后四句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6月29日上庐山。7月1日作《七律·登庐山》一首。诗云：“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诗的最后两句原为：“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这首诗反映了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和心境。从诗中可见他对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认为诗人陶潜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正在变成现实。　　7月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问题，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19.国际问题。(①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37页。)　　他在讲话中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太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该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县各级的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的书。他提出，要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在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得好的，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一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专门收集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系统的编一本。关于形势，他指出：总的说来，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是根据陪同他在湖南视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看法概括出来的。毛泽东把问题归结为（1）综合平衍，（2）群众路线，（3）统一领导，（4）注意质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他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他提出，应以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改变过去重、轻、农的次序。他肯定陈云同志关于先安排市场，后安排基建的主张。他还提出，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要恢复三定政策。从印发的谈话纪要看，毛泽东对成绩没有多讲，主要讲问题和如何纠正，也没有反右倾的意思。会议原定开半个月。　　从7月3日起，会议分组讨论十九个问题。讨论中虽然对形势的看法上有不同意见，但总的气氛是好的，是“神仙会”。与会者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会议间隙，游山玩水，赋诗抒怀。毛泽东的心情也很好。休息时，与卫士们海阔天空地聊天、逗乐。他还请江西省省委书记的夫人给他的一位卫士介绍对象。7月8日，又请人将在南昌赋闲的贺子珍接上山叙旧。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组长会。根据讨论的情况，他指出：对形势的认识如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他批评党内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的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他说：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从具体事实来讲，确有得不偿失的事。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20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付出了学费。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对此，他说：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他承认去年以来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等问题。他提出：把道理讲清，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他希望通过讨论，在总路线下团结起来。毛泽东10日的谈话，明显带有批右的倾向，但仍未提出反右倾。会议仍安排到15日。　　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谈话的气氛是自由的，轻松的。毛泽东有一定的自我批评，承认1958年提倡敢想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