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者是赫鲁晓夫。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急需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而提供技术是免费的。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这样，在不到10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元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同年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开会研究，中共中央最后决定为照顾中苏关系，并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公开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据前些年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苏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不过此前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大大加快了中国“两弹”事业的进程。

    在常规武器方面，建国初至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装备的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时缴获的日式武器，解放战争中缴获的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武器和民国时仿制的德式.英式武器。在抗美援朝期间又装备了不少苏联援助的武器。制式品种繁杂，俗称万国装备。 但在60年代后，我军常规武器装备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全部换装了当时先进的制式化武器。56式冲锋枪.半自动.班用机枪，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型火炮，歼-5歼击机。这些武器装备在当时是不输于任何国家的。新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在武器制造上更别提什么技术储备了。但却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在常规武器方面接近或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这和苏联赫鲁晓夫时期的军事援华是分不开的。 苏联的军事援华时间很长，抗日.抗美援朝期间都有。但却都不是最先进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对我国援助的陆军装备都是二战时用过的旧品。如当时苏军已装备AK—47步枪，对我国却只提供波波沙41-43冲锋枪。坦克苏军当时已装备T—54，卖给我国的是3000多辆淘汰的T-34。很多军迷都知道志愿军的战机是米格-15，却不知刚开始斯大林准备提供的是6个师装备的米格-9. 对我国武器援助水平最高的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前力排众议提出了全面提升援华质量。同年11月苏联向我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和资料，于是我国在56年仿制成功命名歼-5，1955年1月向我国转交了AK-47.SKS半自动.RPD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于是我们又仿制成功了56式.冲锋枪.半自动.轻机枪。同年又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我国仿制成后命名为59式坦克。 赫鲁晓夫不管是出于其国家利益或巩固个人在本国的政治利益，在对我国的军事援助上水平是最高的。在我国初期常规武器发展上赫鲁晓夫功不可没。

　　四　赫鲁晓夫决心撕毁合同终止对中国的核援助

　　就在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时，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莫斯科延缓以至最后停止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

　　1958年上半年，中苏在核政策方面还采取了互相配合的方针，但此后双方的政策分歧日益扩大，中国的所作所为令赫鲁晓夫十分恼怒。

　　1958年5月9日，赫鲁晓夫向禁止核试验迈出了一大步。他在给艾森豪威尔威尔（Dwight Eisenhower）的一封信中同意了西方的建议，即在日内瓦召开专家会议，研究为核禁试成立核查监控体系的可行性。5月30日赫鲁晓夫又提交了一封信，同意美国的建议，认为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可以参加专家会议，并表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也要参加。赫鲁晓夫还暗示应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信中说，从印度或「其它一些特定国家」邀请专家来参加会议也许是明智的。尽管会议没有邀请中国参加，但会议在讨论建立「遍布全世界」的对核试验的监控网时，没有忘记把中国包括在内──会议报告提出的监控网中有八个站点位于中国大陆。

　　日内瓦专家会议于8月21日结束，会议公报乐观地宣告：科学家已经发现「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能力和限度而又可行和有效的监督体系，来侦察违反可能缔结的全世界停止核武器试验协议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可能办到的」。这项惊人的进展受到全世界的欢呼。第二天，美国和英国分别就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发表了声明。美国「准备迅速着手同试验过核武器的其它国家谈判一项协议，其内容是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并在专家报告的基础上实际建立一个国际监督制度问题」。英国也准备进行同样的谈判，并保证从谈判开始时起，「在一年内，不再继续试验核武器」。尽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是美英政府在应付莫斯科，但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却是他长期努力获得的一点令人欣慰的功绩。缓和的曙光似乎已经露出地平线。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军队开始了炮击金门战役，这不啻是向赫鲁晓夫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如果说赫鲁晓夫对于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大发雷霆尚能容忍的话5，那么中国领导人在没有任何通气的情况下，突然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举动，就不仅是无视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而且是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藐视。况且，在美英刚刚答应签署停止核试验协议后，苏联就向一位自行其是、「无法无天」的盟国提供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无论如何都是有心理障碍的。无论毛泽东炮击金门的初衷如何，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台海危机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停止向中国进一步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原子弹的样品。这种推断有其道理。如此看来，赫鲁晓夫在台海危机期间一再公开表示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除了有尽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责任，向美国示威之意，还有可能是在暗示将以此替换继续对中国的核援助。

　　不过，就赫鲁晓夫的个性而言，导致苏联暂停向中国提供核帮助的原因，很可能是台海危机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因为它极大地伤害了赫鲁晓夫的个人感情，以至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中常常提到这件事。在9月24日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几枚当时很先进的美国「响尾蛇」空空导弹，其中一枚坠地未爆。苏联军事顾问得知后便报告了莫斯科，立即引起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这个答复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于是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响尾蛇」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苏联人看来，这个部件或许已经丢失，或许是中方有意扣留，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使赫鲁晓夫后悔与中国签订了援助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协议，并感到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为此，赫鲁晓夫与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后，决定P-12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可得再考虑考虑」。尽管原子弹技术已经不是秘密，但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人自己研制还需要很长时间，苏联是否继续提供援助，要看中苏关系的变化，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他们掌握原子能技术还是越晚越好」。

　　按照赫鲁晓夫的意图，苏方以种种借口拖延根据协议应向中国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数据。先是要求有专门的储存仓库，等到中国将专门的仓库盖好后，又提出保密条件不够。在中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苏联保密专家也表示满意后，苏方于1958年10月函覆「模型及技术数据将于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期限已到，莫斯科还是没有发出启运的命令。俄罗斯报纸刊登的一则口述史料证实，准备提供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即教学模型）及技术数据，早在半年前就装在两三节加了铅封的车厢里，并由警卫人员日夜守卫着。但是一直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事情一直拖到1959年年中，最后，赫鲁晓夫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决定暂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1959年6月20日，就在中国代表团准备启程赴苏为此进行谈判时，苏共中央通过了给中国中央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数据」，因为「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数据交给中国」，「有可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待两年后，「彻底澄清西方国家对于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态度」后，再决定这一问题。苏联认为，这样做不会影响中国的研制，因为「中国生产出裂变物质至少还要两年，到时才需要核武器的技术数据」。6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里柯夫（Sudarikov）向周恩来递交了这封信。

　　应该说，苏联这时暂停提供原子弹样品只是一个信号，试图以此警告中国，而并非全面断绝在尖端武器方面援助中国。就在苏联决定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同时，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并批准了关于向中国派遣国防专业技术方面的苏联专家和高校教师的报告。赫鲁晓夫亲自签署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和苏联国防部于1959年9月派遣六名国防专业技术的苏联专家和高校教师到中国国防工业的科研院所去工作，派遣期限为一至二年，其任务是培养下列专业的中国技术人员：军事─电子─光学仪器；多级火箭的设计；水声学设备；操控火箭的仪器的计算和构造；红外线技术和热力自动导向头；坦克炮的稳定系统及高射炮瞄准随动系统的设计；用于大能量火箭的液体燃料技术。

　　然而，在1959年10月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以后，苏联的方针越来越明朗。据1960年2月中国使馆的一份报告，苏联对中国有关国防新技术方面的一切要求，都做出了明显冷淡、拖延或拒绝的反应。不仅向中国提供设备和技术数据的工作缓慢下来，而且加强管制在华工作的专家。1959年12月21日，一份编号为No3766-x的报告呈交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谈到了拉博特诺夫（Rabotnov）院士访问北京力学研究所的情况。在访问期间，「中国科学家企图从拉博特诺夫院士那里得到有关一系列秘密问题的情报和消息，同时又不为拉博特诺夫院士提供机会，使其了解该研究所多数实验室的情况」。报告提出了中苏科技交流中涉及的秘密研究领域的问题，认为那些「参与秘密工作的重要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被派遣到国外去工作」后，常常违反苏联的保密制度。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1960年1月8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苏共中央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建议，「为确保在苏联科学家和高校工作人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保守国家机密」，应专门做出一个决议。于是，2月25日安德罗波夫、苏共科学和大中学部部长基里林（Kirilin）以及国防工业部部长谢尔宾（Serbin）起草了苏共中央《关于在苏联科学家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确保保守国家机密》的决议文稿，并于3月16日在书记处会议上通过。决议规定，「要严格遵守所确定的了解秘密和绝密材料的程序，不要让外国专家了解超出事先达成的协议范围的秘密材料，以及现有的关于准许接触秘密工作的保障措施」。

　　对于苏联态度的变化，聂荣臻曾在一份报告中总结说：

　　苏方执行协议的态度，1958年下半年以前还是较好的，一般能按协议条文办事，具体工作部门和办事人员还是积极热情、愿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但上面控制较严，绝不许越雷池半步。1958年下半年以后，控制更严，步步卡紧。协议已定的问题，往往节外生枝，寻找借口，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有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推说由两国政府重行商谈，但一经我政府正式提出，则又一声不吭、置之不理。对我多次要求加快建设进度的项目、提前交付的设备，也拒不支持。协议中没有做具体规定的问题，即强调条文文字，根本不予以考虑。

　　1960年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八名专家（其中六人是主任工程师）奉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五名专家也突然撤离。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专家以后，到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