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acle 多表更新update，返回多行_百度知道
oracle 多表更新update，返回多行
update table1 a set
a.cb_name = (select tg_name from table2 b where a.id=b.id) where a.id in (select b.id from table2 b where a.id=b.id);
我有更好的答案
这种情况，就是多表更新，方法有几个，最简单就是 Update Select 啦！UPDATE&(SELECT&/*+&BYPASS_UJVC&*/&&&&&&&&&A.ID,&A.CB_NAME,&B.TG_NAME&&&&&&&&&&FROM&TABLE1&A,&TABLE2&B&&&&&&&&&WHERE&A.ID&=&B.ID)&&&SET&CB_NAME&=&TG_NAME
采纳率：61%
如果没有设置主键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返回多行的。 我没有看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是只更新一行，还是什么？如果想只更新一行的话， 可以在查询条件上面加 rownum &2 ，只返回一条。 update table1 a set
a.cb_name = (select tg_name from table2 b where a.id=b.id and rownum &2 ) where a.id in (select b.id from table2 b where a.id=b.id and rownum &2);
后面重新附了一个表格
你看看就知道了
没看到有表格啊？
能说下你QQ么
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select tg_name from table2 b where a.id=b.id) 返回了多个值，可以在tg_name前面加上distinct，希望可以帮到你！
select tg_name from table2 b where a.id=b.id这个子查询 返回了两条结果。你让a.cb_name 等于两个结果当然行不通了！实在不行你把select tg_name from table2 b where a.id=b.id改成select distinct tg_name from table2 b where a.id=b.id distinct是去重复的
（只在这个场景适合，如果去掉重复还是多行，那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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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以其对于群体心理的研究而享誉世界，素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利”之称。1841年，他出生在法国的诺晋特-勒-卢特鲁（Nogent-le-Rotrou），并于1931年逝世于法国马恩-拉-科盖特（Marnes-la-Coquette）。
勒庞曾在巴黎学习医学，并于186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之后他先后游历了欧洲、北非和亚洲等地，写下数本有关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著作。他从1870年开始在巴黎行医，1884年开始研究群体心理学，并阐发了强调民族特点与种族优越性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他的研究涉及人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三大领域。他最初研究的课题是为各个人种的身体特征创制测量方法。后来他发展了人种分类等级学说。到了晚年，他将兴趣转向了社会心理学，他以对群体心理特征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在他看来，“民族的精神”或“种族的灵魂”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一个民族、种族或一种文明都具有民族的精神，即共同的感情、利益和思维方式。国家精神是从人们心中无形的民族精神的非理性途径中产生的，并支配了一切社会制度的形式。历史就是民族或种族性格的产物，民族或种族性格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他认为欧洲社会日益增长的特征是群众的聚合物。个体的意识个性淹没在群众心理之中，群众心理诱发出情绪，意识形态通过情绪感染得到传播。一旦被广泛传播，意识形态就渗透到群众中个体的心理层次，使个体丧失批判能力，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群众的行为是一致性、情绪性和非理智性的。勒庞认为他的这种观点可在现代群众和群众组织中得到证实。
勒庞自1894年开始，写下过一系列的社会心理学著作，鱼龙混杂，蔚为大观。其中包括《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1894年）、《乌合之众》（1895年）、《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1912年）及《战争心理学》（1916年）等著作，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至今仍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勒庞对心理学和政治学的熟稔，使他的作品拥有一些独特的视角，兼之法国式的随兴而发的叙述风格，常常给读者带来一些特异的体会。《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是勒庞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曾对其推崇备至，认为勒庞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大师，是他把心理学带到了世界的最高端。
这是一部试图刻画法国大革命期间各色人群心路历程的著作，其特殊的对政治的、社会的、行为的心理分析方法，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法国大革命及其相关的政治、社会活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书中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革命心理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对待群众运动的历史作用观点相比，作者勒庞更强调了群众运动对个体意识的负面作用，如个体在参与群众运动时会变得盲目、顺从、缺乏理性，否定了集体意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描绘了群众革命激情的曲线。虽然该书观点很多是有争议的，一些观点在实验心理学研究下已经被证伪了，但该书所揭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至今还是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如关于冲突是怎样被激化升级为群体的政治暴力的。《群体心理学与大革命》确实是一本社会心理学经典著作，无论是作为文献还是作为学术作品，它所产生的影响和价值是如何估计都不为过的。
　　倘使没有意识，那么这个世界便不会充满了各色纷呈的现象。
创造性力量很容易变成破坏性力量。这只取决于人们的道德人格：是用此力量做好事或做坏事。如果人们缺乏这种道德人格，则没有一种说教能够提供它或取而代之。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被唤起的，就是那个久远的背景——古老的人类心理模式，它们源于遗传而非后天习得，我们从业已模糊的往日世代继承了它们。
勒庞并不是将群体中的个人状态与催眠状态作单纯的比较，而是把群体中的个人状态解释为就是一种催眠状态。我们不想对这一点提出异议，只是希望强调如下事实：勒庞以上分析的致使个人在群体中发生性格变化的后两个原因（即感染性影响和被强化的暗示感受性）显然并不是处在同一层次上的，因为感染其实是暗示感受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弗洛伊德
这个神话持续了一千年，在这段时间内不仅无懈可击而且意义重大。可是这一切，都在11世纪时发生了变化，此时意识已经开始显露迹象。
一、革命类型
说起“革命”一词时，我们马上会想到“政治变革”这个名词。从语意上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人们通常所说的“革命”：“革”和“命”两部分的因素组成了所谓的“革命”，按照它们的排列顺序，先要有“改革”，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任命”。事实上，“革命”一词可以用来形容所有因为质的改变而突然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包含表面上的改变，也包含那些内在的质的剧变。比如，某种信仰的骤然消失，某种思想观念的突然飞跃，某个科学理论的巨大突破等。
意见和信仰是定位人类行为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在意见和信仰的起源中，理性、感性、情感及神秘主义等诸多因素会产生难以想象的作用和效果。就像政权的更迭并不是革命的唯一结果，一场革命往往会演变成一种信仰的变革，然而驱动革命发生的动机常常是理性的：这个动机或许是试图反抗苛刻的暴政，改变现状；或许是对可恶的专制政府的反抗，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或许是想要反抗某个众叛亲离的君主，推翻君主专制的统治等，这些理由不胜枚举。
革命爆发的原因极可能是纯理性的，我们甚至可以从大多数革命的起源中发现一定的规律性，但我们必须谨记，除非把理性的认识转化成感性的行动，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这些理性的因素并不会对大众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
理性逻辑或许能够制造出足够多的理论依据，并用这些依据来揭示暴政必然被推翻的道理，然而，如果试图用它左右和影响大众来对抗暴政，恐怕很难达到你所期待的效果。原因在于普通大众的文化水平、政治理解等很多方面的素质都极其有限，革命领袖们的政治理念不可能被他们完全接受和认同。想要影响大众群体，就必须激起民众的认同感，并用具有煽动性的神秘主义因素来影响人们的行为。就比如在法国大革命中，哲学家们用系统严谨的理性逻辑来抨击那些旧制度的弊端，并试图以此激发人们改革的愿望；而某些社团则利用神秘主义逻辑，快速地壮大他们的队伍，塑造人们的信仰；同时，情感逻辑将人们多个世代以来禁锢的热情释放出来，所以，当这两种逻辑遇到一起时，极端的放纵就产生了。这种集体逻辑左右着俱乐部、议会等组织和机构，并促使它们的成员采取行动，最终产生了其他任何一种逻辑都不会造成的暴行。
纠结于革命产生的原因毫无意义可言，因为除非革命已经深入人心，占据了大众的思维，否则它的结果不可能卓有成效。由于大众的独特心理，历史事件形成了特殊的形式，而相应的，大众运动也由此具备了共性特征。所以，我们只要描述和分析具体的一次革命运动，就能对其他的运动有一定的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大众并不是一场革命的出发点，事实上，他们不过是革命的一种工具而已。他们是一种缺乏组织性的存在，假如没有人刻意地去左右或领导他们，他们就是徒劳的、无意义的存在。而一旦受到了某种正确性的刺激，他们很快就会响应这些刺激，甚至突破、超越原本的局限性——原本大众不能自己创造刺激。
历史学家或许会因为突发的政治革命而惊喜和震撼，但这样的革命通常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行为方式和思想领域的革命才是真正伟大的革命。所以，单纯地变换政府名称恐怕不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推翻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也不会重塑这个民族的灵魂。
那些能改变民族命运的革命可才称为真正的革命。但这样的革命往往进行得十分缓慢，以至于历史学家都无法确切指出这种“循序渐进”的革命状态始于何时，所以，与其将之称为“革命”，不如将其命名为“进化”或许更为贴切、准确。
因此，当我们试图进一步研究大多数革命的起源，并对它们进行分类时，我们就会发现，上文所列举的种种要素明显有些顾此失彼了。而如果单就革命对象这一因素来说，那么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宗教革命三大类。
二、科学革命
这样说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这三种革命对象中最为重要的其实是科学革命。尽管人们很少去注意和重视科学革命，但它所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政治革命所不能企及的。所以，尽管我们在这里不能深入地对它进行研究，但我们确实应当把它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我们之所以把这样的革命称为“进化”，是因为它们进展得十分缓慢。但仍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科学革命不在此列，这类革命可以产生相同的效果，但它们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称之为“革命”。达尔文的理论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短短数年的时间内，进化论就使整个生物界为之颠覆；又比如巴斯德[1]的科学成果，这些成果在巴氏有生之年就带给了医学界革命性的变革；不得不提的还有物质裂变理论（the theory of the dissociation of matter），人们在此之前一直认为原子是永恒的，但这个理论向人们表明了即使是永恒的原子也同样遵循着宇宙万物衰变、消亡的法则。
这些科学革命发生在观念领域，都是纯粹知识性的革命，通常来说，这无关于人们的情感和信仰，也无法对它们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革命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人类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并遵守它们。
三、政治革命、宗教革命
在下面的内容里，让我们来谈一谈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两类革命从对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方面的贡献及对人类长远意义上的作用来看，与科学革命相去甚远，而且其起源也不同于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唯一起源是理性因素，而理性对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们几乎只受神秘主义因素的影响和支配。
如果说理性是科学革命的起源，那非理性因素就是控制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的关键所在，无论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的外在表现如何，它们都构成了一种细微精妙的无意识信仰行为，理性对这两种信仰不具备任何影响力；不仅如此，信仰的强烈程度使它不会受到任何事物的阻挡。人们一旦受到信仰的催眠或蛊惑，就会发自内心地变成一个虔诚的信徒，随时做好为信仰牺牲自己利益、幸福乃至生命的准备。至于他所信仰的东西是否荒谬已变得无足轻重，因为对信徒来说，信仰是不容置疑的存在，是摆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事实，信徒们对它极尽狂热并顶礼膜拜。正是由于人们坚定不移地认同信仰的神秘主义起源，才使它获得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能够彻底地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思维。可能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使这种力量逐渐消退。
正是因为人们把信仰视为绝对真理，才使信仰变得不够宽容。而这一不宽容的特性通常就是暴力、仇恨、迫害等诸多因素的导火索，而这些因素往往又是重大政治或宗教革命的伴生物或派生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
强烈的情感和神秘主义因素常常与信仰相伴相生，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透彻理解法国历史上的某些特别的阶段。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缺乏宽容，无法调和，有时甚至彼此敌对或仇视，究其根由，其实就在于神秘主义的信仰对情感发挥作用而外显出来的力量。
我们如果忽视了信仰的情感和神秘主义的起源，忽视了信仰必然存在的不宽容性，忽视了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忽视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信仰对人类的情感所产生的强大支配力量，那么，我们无法透彻理解大革命的某些历史阶段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信一些历史学家们会觉得上述这些概念过于新奇，这很难改变他们固有的思想观念，他们仍会继续尝试通过理性逻辑来阐释那些明显与理性不相关的各种现象。
宗教改革覆盖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法国历史，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宗教改革本身并不是由理性来决定的。但是，直至新近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依然运用理性逻辑来对其加以诠释。例如，在《通史》这一部由拉维斯先生和朗鲍德先生合作的著述中，我们就能读到这样一段关于宗教改革的解释：
这是一场自发式的遍及全国民众的革命运动，从阅读福音书到个人的自由思考，人们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来参与和推动这场运动，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单个的人类个体是可以拥有虔敬的道德心、大胆的怀疑精神和缜密的推理能力的。
这些历史学家的论断是不是不可撼动的呢？其实他们的论点很容易就能推翻：首先，这类运动绝不可能由人们自动发起；其次，理性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情感和神秘主义因素正是政治和宗教信仰能取得成功并撼动世界的关键所在，理性因素塑造不了它们，更不可能引导和控制它们。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拥有共同的起源，并遵循着相同的法则——非理性的力量是它们得以发生和形成的重要依靠。佛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抑或是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等，这些许多看似截然不同的思想形式，事实上具备共同的情感和神秘主义基础，并遵循着相同的无关乎理性的逻辑方式。
深植于人们头脑中的信仰可能是引发政治革命的原因，但还有其他更多的原因导致了革命的发生，这些原因最终可以用“不满”一词来表达。一旦“不满”开始普遍化，民众的怨愤情绪不断攀升，就会形成一个反对派，并迅速发展和强大起来，强大到甚至可以与当时的政府相抗衡。
如果“不满”的强大作用要得以发挥，就必须有长时期的酝酿和积累的过程，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一场革命常常外显为一系列不间断的现象，其间，它的演化呈现出加速的态势，而不是在某一阶段结束，在另一阶段再继续。然而，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当代的革命都是在一时间突然爆发的运动，它们在瞬间就推翻了当时的政府，如巴西、土耳其、葡萄牙及中国的革命，都是这样的情形。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那些异常保守的民族，他们对激烈的革命往往情有独钟。追根溯源，我们发现正是“保守”这一特性决定了这一事实，正是因为保守，他们才接受不了缓慢的进化过程，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逐渐变化，一旦发生矛盾并且矛盾加深时，他们往往倾向于猝变，而这种骤然的进化往往最终就会演变成一场革命。
事实上，就算是那些适应了渐进式的、缓慢演化的民族，也无法完全避免革命的发生。例如，在英国，上层统治者致力于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力和无上权威，而底层民众则试图通过代表这一媒介来实现个人在政治上的自主和解放。这场斗争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直至1688年，才最终以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做了一个了结。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大革命的导火索都是由上层人士引燃的民众。然而，底层民众一旦摆脱了政治和精神上的束缚和枷锁，革命的威力就完全属于民众了。
军队在一场革命中是必不可少的。显而易见，如果不能得到军队中非常重要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革命在过去和将来都不可能发生。正如王权在法国的丧失并不是始于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时，事实上，早在国王的军队不再向他臣服，并拒绝保护他的那一刻起，王权就已不复存在了。
正是精神传播的方式使军队逐渐产生了叛逆之心，并逐渐对现有秩序的存亡越发淡漠。所以，虽然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并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但随着土耳其少数军官联合起来共同推翻土耳其政府时，希腊的军官也受其感染，密谋效仿土耳其，改组希腊政权。
军事武装行动或许确实能推翻执政当局，摆脱旧有秩序的压迫。例如，那些发生在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拉美各共和国国家政府的覆灭，几乎都是军事政变造成的。但是如果这个革命想要取得某种重大的成就并获得长久的胜利果实，那它就一定要依赖于民众对旧政府的普遍不满情绪和对建立新秩序的普遍愿望。
进一步说仅仅是小范围的不满还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除非民众拥有普遍而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对新的政治生活已迫不及待，这样才足以促使革命的发生。纠结一帮人劫掠、破坏和屠杀并非难事，但要动员起整个民族或一个民族中的大部分人进行革命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则必须要求革命领导人具有顽强的勇气、克服重重困难的决心及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且过程中他们会夸大这种不满情绪，向愤愤不平的民众灌输仇恨思想，向民众宣讲当前的政府正是所有苦难、罪恶，特别是长期贫困的唯一根源。同时，也要让民众确信一点：革命所追求的新制度将造就幸福的时代，民众将最大限度地享受到在旧制度下无法享受的权利。这些思想通过暗示和传染这两种途径得以萌发、展开、传播，等到时机成熟，革命就瓜熟蒂落了。
通过上述方式完成的革命包括基督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只是后者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前期工作，而前者则费尽周折，经过了很长的酝酿时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不同，原因在于法国大革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拥有了一支能够支配的军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基督教则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得到物质权力。基督教最初的信徒基本都是下等人、穷人或奴隶，这个群体虽然满怀热情，希望今生的悲惨遭遇能换得来世的幸福生活，但他们的思想非常混沌，根本无从知晓怎样才能改善目前的生活状态。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世人证明，教义正是通过自下而上的传播途径最终扩散到一个国家的上层的。然而，一些下层民众的意志和利益必然会涵盖在新的教义之中，这些意志和利益甚至可能与上层阶级的背道而驰，因此，君主和当政者们就必须加以仔细斟酌和考虑。所以，在君主认可新的宗教信徒如此之多足以堪当国教之前，必然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
四、政治革命的结局
在取得胜利后，一个政党在建立新秩序时，会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集团的意志和利益来重组社会。至于这个团体会塑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就取决于革命是受士兵、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等的影响。获胜的党派正是因为得到了其背后的社会阶级力量的支持才得以成功的，所以，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教士的利益也就理所当然地会被优先考量，并对新的法律和制度起到决定性作用。
如果一场革命如同法国大革命一般是纯粹通过暴力斗争来取得胜利的，那么，旧的法律、制度将被胜利者彻底推翻，而那些已经倒台的旧制度的支持者们则将受到迫害、流放，甚至被消灭。
除了保护己方的物质利益之外，获胜的党派还要捍卫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在进行迫害时，就会将暴力发挥到极致，对敌对势力没有丝毫怜悯和同情。这也是西班牙驱逐摩尔人、宗教裁判所以火刑来对付异教徒、国民公会推行严刑酷法及法国实施禁止宗教集会政策的重要原因。
胜利者有时会因为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实行一些现在看来极为荒谬的措施，如国民公会就一度颁布法令用纸币替代金币，严格对商品实行限价等。没过多久，它就在生活必需品的限价措施上遇到了阻力，人们纷纷对它进行诘难，法令也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在大革命马上就要结束时，它几乎已经到了被世人所唾弃的程度。同样的事情在这之前也发生过；一个几乎完全由工人组成的澳大利亚社会党内阁，颁布了极为荒谬的法律，所有的条款几乎都是为了给予工会特权，可想而知，这项法律引起了其他群体的强烈不满，遭到了公共舆论的一致谴责，结果在掌权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这个内阁就被推翻了。
然而，上面提到的情况其实都属于特例，大多数革命事实上都会以一个执掌大权的新领袖的确立而结束。这个新领袖深知，要想长久地享受革命的成果，维持他的绝对统治力，首先考虑的不应该只是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该兼顾各方，维持平衡。出于这种目的，他必须斡旋于各种势力之间，调和折中，如此便不会受到来自任何一个阶级的威胁。假如使某个阶级势力异常强大，那就是在削弱领袖自己的权威，但当权者卧榻之侧又岂容他人酣睡？这是政治心理学最无可置疑的一条定律。历代法国的国王无疑都深谙此道，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巩固自己的王权，必须励精图治，很多时候不得不让步于下层人士，他们不但要抵制贵族的权力侵蚀，还要削弱教士的势力。唯有如此，他们才避免了德意志皇帝在中世纪经历的不幸命运的重演，就像亨利四世，不仅被教皇革出了教门，声名狼藉，最终迫不得已还要前往卡诺萨去觐见教皇，恭敬地乞求得到他的宽恕。
在历史进程中，这样的法则已经得到了无数次的印证。例如，在罗马帝国末期，军事集团就曾一手遮天并显赫一时，在这种政治环境中，皇帝必须完全依靠他的兵士，因为军事集团的意愿完全决定了他的存亡废立。
这样看来，对法国而言，长期以来由一个几乎拥有绝对权威的君主来统治或许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因为，君主会因此而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并以此来获得至高无上的威望和权力。而这样的权威使得他拥有了钳制封建贵族、教士甚至议会的实力。如果16世纪末的波兰也拥有一个类似的既具有绝对权力又受人爱戴的君主，那么，它就不致日渐衰微，最终消失在欧洲的地图上。
我们在这一章中已经阐述了政治革命有可能伴随的重大社会变革。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它们与宗教革命所带来的变革相比是多么重要。
　　我现在这样说，也有很多人不明白我的所指。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宗教就像是一株植物，当它不再生长的时候，意味着它已经完蛋了。
光明和阴影，是造物主的两面。阴影和光明如影随形，这种情况在12世纪便开始出现了高峰值。
在此我们必须发问：我是否拥有任何宗教体验、拥有与上帝的直接关联，从而获得一种确然性，使我作为个体免于消融于群众？
基督教的发展过程要求人们断绝与客体的感官联系，即牺牲一切在人看来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最宝贵的财富、最基本的本能。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类牺牲是为驯化的目的服务的；但从心理学上来说，它却打破了旧的束缚从而为新的可能性的发展打开了大门。
新教的历史是激烈地反传统倾向的历史。一堵墙接着一堵墙倒塌了；一旦教会的权威已经粉碎，这破坏的工作也就并不显得太难了。
精神分析学说提供的证据表明：其实在两个人之间持续存在的几乎每一种密切的关系中，如在婚姻、友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都会逐渐产生一种厌恶和对立的情绪，只是因为压抑而未被感觉到罢了。
★弗洛伊德
我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在基督教信徒心理过程中欲力的流量问题，在我看来，欲力可以划分成彼此相互冲突的两部分。此观点的形成是以心理态度的单一性为基础的，而这种过于极端的单一性也常常使得无意识的补偿作用变得极为迫切。在基督教早期的诺斯替教运动中，无意识的补偿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
教会的权势随之而消失了——它成为一个被拔去了炮台箭垛的堡垒，成了一所被挖空了四面墙壁的房屋。
新教徒被抛进了一种毫无遮拦的境况之中，这境况足以使自然人瑟瑟发抖。当然，新教徒已经启蒙的意识决不会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平静地在别处寻找着欧洲已经失去的东西。
在那些已经走出黑暗的人的眼中，上帝已无恶质，且尽善尽美。
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看待宗教体验，拥有宗教体验的人必将持有一笔巨大的财富：它已成为他的生活、意义、以及美的来源，并给予世界和人类一份新的壮丽。
一、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
本书的主旨之一就是对法国大革命进行深入探讨。这场革命一直充斥着暴力，这背后自然也就存在相关的重要心理原因。
就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假设我们将其看作一种新的宗教，那它所遵循的必然是对一切宗教都适用的普遍传播法则。从这点来看，应当是群情激奋在先，紧随其后的就是血腥暴力，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了。
在研究宗教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其与法国大革命的一些共性——一些在法国大革命中极其活跃的心理因素，同样在这里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说，在这这两起革命中，我们看到：理性在信仰传播过程中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虽然迫害没有任何正向作用，但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相互对立的两种信仰之间必然存在某些因素是相互抵触的，所以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和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怕的暴力和殊死的斗争会因不同信念之间的冲突而引发。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信仰通常不过是为谋求私利打的幌子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如果在革命的同时不改变人们的生活状态、人们意识和利益，那么，也就不能改变他们的信念。
通过对上述现象的解析，我们就会了解到，大革命福音的传播方式与其他宗教福音，特别是加尔文教福音的传播方式并无差别的原因，因为它根本就无法寻找到除此之外的传播方式。
但是，尽管起源相同，但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在长远的后果上却截然不同，这就可以解释它们的持久力因何会存在区别。在宗教革命的过程中，虔诚的信徒被宗教思想所禁锢，他们不会有丝毫的挣扎，他们也不会发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进入天堂才能得到最终的验证；但政治革命则不同。在政治革命中，一些虚假的信念很容易被揭穿，一旦民众发现自己被蒙蔽和受到利用，他们就会将其抛弃。
这就是为什么，在督政府（Directoire exécutif）统治末期，当雅各宾主义信仰的实施致使法国陷入了濒于毁灭、贫困、绝望的边缘时，连最狂热的雅各宾主义信仰者也要被迫放弃他们的那套信仰。
二、16世纪宗教改革的开始和它最初的信徒
人类的情感和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宗教改革远的影响，可是宗教改革朴素的初衷不过是为了反对教士的恶习。实际上，宗教改革不过是回归和皈依福音书，至于那些自由的思想，它则从未奢求过。加尔文[2]或许还没有罗伯斯庇尔宽容，事实上，进行了宗教改革的那些国家，并不会比先前有太多的变化，民众仍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只不过是罗马教皇被君主代替了而已。至于君王，他自己所拥有和掌控的权力也并不比以前少。
在法国，基于人们思想的逐渐开放和造纸术的广泛应用，借助宣传和交流的手段，新的信仰慢慢地得以传播开来。路德[3]大约在1520年招募了一批专家，而直到1535年，新的信仰才渐渐传播开来并且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是因为新的信仰对底层人群的权利和利益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认识到有必要皈依这种信仰。
第一批宗教改革的信徒包括牧师和地方官员在内，但占最大比重的信仰群体还是对这些信条一知半解的手工业工人。实际上这些工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有限，因此他们改信新教基本都是受到群众传染和暗示的结果。
而新的信条一旦传播开来，各色各样的人物就会迅速聚拢在这一信条周围，他们对新教教条到底是什么启示并不在意，但他们却从中找到了满足自己热情或愿望的借口或机会，因为对旧教有诸多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为新教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使新教在与旧教的对抗中具备了一定的优势。在实行宗教改革的各个国家中，这种现象俯首皆是，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和英国两个国家。比如，德国的封建领主正是充分利用了路德在新教教义中宣称的教士没有必要拥有财产这一信条大发其财，因为这使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掠夺教会的财产。以相同手段发家的还有亨利八世，那些常常被教皇掣肘的君主们对政教分离的教义感到欢喜不已。统治者们因为诸如此类的教义在行使自己权力更加集中，因此我们看到，宗教改革事实上并没有削弱统治者的绝对专制主义（absolutism of rulers）及其产生的影响，反而对它起到了增强的作用。
三、宗教改革教义的理性价值
包括法兰西在内的整个欧洲都进行了宗教改革。在接下来的50年内，法兰西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战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项事业都无法比肩的。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能找到无数事实证明信仰传播与所有理性相互独立的关系。也许真的就像加尔文说的那样：虽然神学教义能唤醒人们高涨的热情，但它们在理性逻辑面前是没有说服力的。
路德因为受到“救赎理论”的影响而对恶魔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已经深刻影响到了他的思想和理论。他深知忏悔并不能帮助他解除这种科工局，只有通过稳操胜券的手段来向上帝示好才能逃过炼狱之灾。从对教皇出售“赎罪券”（indulgences）[4]进行抨击开始，路德不仅否定了教会的权威，而且也否定了自己的权威。路德对宗教仪式、忏悔和圣徒的礼拜进行了谴责，开始宣扬基督徒“唯信称义”[5]，也就是只有得到上帝的恩惠才能得救。
路德对于这条被称为预定论（predestination）的最后一条教义其实并没有深刻了解，但加尔文却对它进行了清晰的表述。加尔文认为在上帝面前，多数新教教徒都是无足轻重的。因此他奠定了这样的教义：“一部分人将受火刑而死，另一部分人则将得救，这些在无所不能的、永恒的上帝那里是早已注定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如此之大的差别呢？原因仅有一个，那就是“上帝的意志”。
从上面的表述可知，加尔文只是在圣奥古斯丁[6]某些见解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因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创造了人类，所以他做任何事，比如让某些人在来生饱受炼狱之苦，至于他们的善行和美德，则全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显而易见，这样的理论是极其不公平的。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这种理论却一直被人推崇，无数人为其所折服，并虔诚遵守教义。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情况在今天丝毫也没有减少的迹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不难看出加尔与罗伯斯庇尔在心理上的亲缘性，与后者相同，加尔文以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他毫无怜悯地处死了那些拒不接受他新创教条的人。加尔文甚至还以上帝的名义宣称：“为了捍卫上帝的荣光，可以不惜毁灭所有人。”从加尔文及其信徒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受到信仰蛊惑、迷失于其中的人看来，即使再荒谬不过的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这些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试图按照理性逻辑将道德建立在预定论基础上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无论人们怎样地努力都不能逃脱命运的安排。他们要么得到上帝的救赎，要么接受审判甚至被宣判死刑。但是，加尔文却轻而易举地以这个完全非理性的论点为基础创立了一种严苛而残酷的道德标准。被他所蛊惑的信徒们自诩为上帝的选民，他们拥有无上的自豪感和尊严感，时刻觉得必须以自己的行为作为准则和楷模。
四、宗教改革与新信仰的传播
新信仰的传播依靠的并不是演说和论证，而是前文描述的机制——断言、重复、精神传染和大造声势。在之后的时间里，革命思想也效仿这一途径在法国进行传播。
就像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对信徒的迫害反而促进了新信仰的传播。就像我们在基督教早年的经历中所看到的，新信仰对人们的影响力在每次迫害之后都会增加，更多的人选择和接受新的信仰。市政议员阿内·迪堡被判以火刑，但是甚至在走向火刑柱之时，他还依然坚定地规劝周围的群众改信新教，一位目击者曾这样说：“与加尔文的著作相比，大学生更会因为阿内·迪堡坚定不移的信念而皈依新教。”
为了阻止新信徒们向人们布道，统治者在烧死他们之前割掉了他们的舌头；为了威慑世人，刑罚变得非常严苛，行刑时在他们身上缚上铁链，如此一来，行刑的人在把他们投入烈火中之后还能再把他们拖出来继续施虐。
但是这依然不能让虔诚的新教徒退缩，他们甚至对此心甘情愿，对他们来说烈火的考验是一种解脱，是一种至上的光荣。
弗朗索瓦一世[7]在1535年放弃了原有的宽容态度，下令同时在巴黎设立6处用来惩罚新教徒的火刑场（国民公会也只在巴黎设了一处断头台，而且受难者所遭受的刑罚也没那么残酷）。但是人们早已目睹了殉教基督徒视死如归的精神，在信仰的催眠和蛊惑下，其他盲目追随的信徒们也变得彻底无所畏惧。
就这样，新教迅速传播开来，法国在1560年时已经拥有的新教教堂达2000多座，许多大领主在见证了新教的巨大影响之后，也逐渐转信了新教。
五、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尖锐冲突
就像我在前文中提到的，不宽容必然是强势宗教信仰的伴生物。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中为这一事实找到大量证据。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比起类似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些互不熟悉的宗教之间的不宽容，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间的不宽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上，只要观察一下那些长期以来把法国弄得分崩离析的教派，就会发现，除了一些细节上的差别，它们在根本上的宗教理念基本是一致的。天主教和新教都尊崇和信仰同一个上帝，信仰方式的不同是唯一的区别。如果他们的理性还能发挥作用，那么他们很快就能明白，对上帝而言，以什么方式来崇拜他都是无足轻重的。
然而理智对那些狂热的大脑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于是持久而激烈的冲突在新教徒与天主教之间不断上演，历代君主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试图使两者和解，但他们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卡特琳·德·梅迪奇看到，虽然新教一再遭到镇压和迫害，但它的增长势头却依旧迅速，甚至连部分贵族和地方官员都加入了新教。为了进一步促成双方的和解，1561年，王后召集主教和牧师就两种教义的融合问题在普瓦西举行宗教会议。不得不说王后是十分精明的，但这一计划只能说明她对信仰的逻辑法则一窍不通，我们还从未听说过人类历史上哪种信仰是因为辩驳而毁灭或削弱的。王后更不会想到，个人之间的相互宽容虽然较为困难，但终究有可能实现，而集体之间的宽容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最终，她的努力以失败而结束，神学家们在会上各执一词，相互侮辱，没有一个人愿意稍稍让步。所以，这次会议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两者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劣。此后，卡特琳又在1562年颁布了一项敕令，规定授予新教徒以自己的方式公开集会、举行礼拜仪式的权利。
这种宽容从某种哲学的角度来看是崇高的，但站在政治角度看来却是极不明智的——它只会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结果，在新教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国米迪地区，天主教徒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他们被迫在暴力下改宗，如果胆敢反抗，新教徒就会割断他们的喉管、洗劫他们的教堂。同样，在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内，新教徒也遭到了同样的迫害。
紧接着这样的对抗又引起了内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宗教战争。法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饱受战乱之苦，城市被劫掠一空，民众朝不保夕。在战争的过程中，那种宗教冲突和政治冲突所特有的残酷令人触目惊心，在多年以后的旺代战争[8]中这一场景得以重现。
在内战中，老人、妇女和儿童遭到了残忍的杀戮。多帕德男爵就是一个残忍的杀戮者，他是第一任埃克斯市议会的议长，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他惨无人道地屠杀了3000人，洗劫了3座城池和22个村庄；一个名叫蒙纳克的人则完全可以称为是卡里埃的先驱，加尔文教徒全部被他投入井中，直到把井填满为止。当然，新教徒也不见得有多么仁慈，甚至连天主教的教堂也未能逃脱他们的毒手，他们还大肆毁坏天主教的坟墓和塑像。
法国的问题埋藏已久，事实上早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法国就因为教派纷争等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而分崩离析，它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被肢解成一个个各自为政的小市政共和国。在这个时候，王室已经没有权威了。旅游家利波马诺在1577年游历法国时，对法国的景象大为感叹：包括奥尔良、图尔、布卢瓦、波瓦第尔在内的一些重要城市已经破败不堪，那些各式各样的教堂变成了一片废墟，墓地也只剩下残垣断壁。这种场景不禁让人想起了督政府统治末期的法国。
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一时代的诸多事件中，给人留下最悲惨记忆的当属1572年发生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尽管这次大屠杀或许不是被害人数最多的一次，而这场大屠杀是由卡特琳·德·梅迪奇和查理九世一手造成的。
这场大屠杀不是来自于统治者发布的命令，不是来自于王室的阴谋，这次罪行事实上是由教众们犯下的。事情的起因是，卡特琳·德·梅迪奇认为有四、五个新教徒首领正在精心策划针对她和国王的阴谋，于是，按照当时通行的做法，她派人刺杀他们。对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巴蒂福尔先生给出了不错的解释，他写道：“消息传出后，顿时谣言四起，恐慌中的人们认为整个巴黎地区的胡格诺[9]教徒都要被处以死刑。天主教贵族、卫队士兵、弓箭手及普通民众，所有的巴黎人都武装起来涌上街头，他们手握兵器，准备随时参与屠杀。街头回响着‘杀死胡格诺教徒！杀死胡格诺教徒！’的口号声，就是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下，大屠杀爆发了。”于是胡格诺教徒要么被击毙、要么被溺杀、要么被绞死，所有被怀疑为异教徒的人都惨遭厄运，在巴黎，被杀的约有2000多人。
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惨无人道的杀戮行为也传染到了外省，于是又有名新教徒在此次大屠杀中惨遭杀害。
当这种宗教狂热终于过去之后，甚至包括天主教历史学家在内的所有历史学家，但凡提起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都表示出了强烈的愤慨。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人要理解另一个时代人的精神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但是在当时，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非但没有受到责难，反而在整个欧洲的天主教团体中激起了无可名状的一种狂热：菲利普二世（西班牙）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法国国王接连不断地收到贺信，这一事件引发的热情甚至远胜于他取得一场伟大战争的胜利。
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更是欣喜异常，为了对这一大快人心的事件表示纪念，他甚至下令铸造了一款金牌，让人点燃狂欢的焰火，鸣放祝贺的礼炮，并通过多次集会来举行庆典，他甚至还命令画家瓦萨里将大屠杀的主要场景绘制在梵蒂冈教廷的墙壁上。他还派遣使者到法国，通令嘉奖法王的“善举”。这些历史细节尽管现在看来让人惊诧，但对我们理解信徒的心理很有帮助，雅各宾主义者在大恐怖时期所具有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与格里高利非常相似。
作为被屠杀的一方，新教徒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奋起反抗，直至最终亨利三世在1576年被迫通过《博略和约》，将完全的信教自由赋予他们，承认对8个城市的占领，并让新教徒在议会中占有和天主教徒一样的半数议席。
新教的胜利自然会刺激到天主教，于是这些并不情愿的妥协并没有换来真正的和平，以吉斯公爵为核心形成了天主教同盟，两者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幸好它没有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知道，在1593年，亨利四世宣誓脱离新教，紧接着又颁布了《南特敕令》[10]，这场战争终于暂时宣告结束。
虽然这场斗争暂时平息了，但它依旧没有终结。新教徒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依然没有善罢甘休，黎塞留宰相在1627年被责成围攻拉罗谢尔，有15000名新教徒被杀戮。后来，不是出于宗教上的，而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正统天主教对新教徒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宽容。
但即使是这种宽容也没能维持多久，一旦一方觉得具备了与对方抗衡的能力，或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那么，和解和宽容就会如阳光下的露水一样消失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双方两败俱伤。新教徒在路易十四时期的教徒数量只有120万人左右，势力已大不如从前，他们被迫放弃斗争，希望能够和平相处。但是天主教徒却不愿意罢手，天主神父却无法容忍异教徒在法国的存在，于是他们处心积虑，利用一切手段对异教徒进行迫害。因为这些迫害并没有动摇新教的根本，路易十四于是在1685年再次以武力迫害新教，他派出龙骑兵对新教徒展开大范围的追捕和屠杀，许多人惨遭屠戮，但除了血腥的迫害之外，天主教没有更多的收获。愤怒之下的天主教要求法王采取更多措施，路易十四迫于天主教牧师的压力，不得不收回《南特敕令》，一时间新教徒面临绝境，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改信天主教，要么远离祖国。据说，这一带有悲剧色彩的移民运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约有40万名法国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这些新教徒遵从了自己的信仰，把物质利益置之度外，毅然决然地选择踏上远走他乡的不归之路。
六、宗教革命带来的结果
假如仅仅把这段黯淡的历史作为判断宗教改革好坏的依据，那么宗教革命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是凡事总有两面性，有些宗教革命确实对文明的进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通过对全民的精神凝聚，这些宗教革命极大地增进了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发展。伊斯兰教就是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例子，毫无疑问，这种由穆罕默德建立的新信仰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力，这种精神力在短时间内就将阿拉伯那些贫困弱小的部落变成了强悍的国家。
与此类似的是，新宗教信仰所它取得的效果是以往任何一种哲学、一部法典都不可能达到的，它甚至可以改变某些原本几乎不可变更的东西，比如民族的情感。
基督教的诞生——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宗教革命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教诞生后，它使人们抛弃了所有异教的信仰，而让一个来自巴勒斯坦地区加利利平原的上帝取而代之。人们从基督教的理想中获得了这样一个认知：人必须放弃一切世俗的欢乐来换取天堂永恒的幸福。这种理念无疑会更容易被穷人、奴隶及那些被剥夺了此生所有幸福的人所接受。在他们眼中，眼前灰暗无望的生活即将结束，而美好的未来即将到来，这样的想法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安抚及精神上的鼓舞。具有良好操行的生活既容易得到穷人的追捧，也容易被富人们所接受，新信仰所展现的力量也正在于此。
当我们回顾基督教诞生之后200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不但人们的生活方式被基督教革命改变了，文明的进程也因此深受影响。接下来，文明的一切要素就开始为宗教服务，人类文明由此就发生了迅速的转变。而作家、艺术家、哲学家所做的不过是将这种新信仰用文字等符号表述出来一旦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占据了支配地位，那么理性就会被迫为这种信仰做出牵强的解释、合理化的解释，并且让其他人也接受这种解释。大概有不少神学家和布道者在摩洛神流行的时代，大肆鼓吹以人为祭的必要性，说起来，这种行为与人们盛赞宗教裁判所、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和大恐怖时期的屠杀没有什么分别。
我们不要奢望那些拥有坚定信仰的民族能在一个各教派势不两立的国度里互相宽容。在古代社会，宽容仅仅存在于多神论者中，这一点在当今时代也未曾改变，恰恰是那些被称为多神论的国家才实现了宽容，比如英国和美国，宗教已经四分五裂，成为无数个小教派，这些小教派在同一名义下信奉着迥然不同的神祇。
宗教宽容总是因信仰的自由和多样性得以形成，但是在信仰多样化的情况下，信仰也顺理成章地被削弱了。于是，我们就遭遇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心理学难题：怎样在坚定信仰的同时坚持宽容？
在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宗教革命的重要作用和信仰的巨大力量，尽管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狂热的情绪所驱动的，但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历史才得以塑造，各民族才得以凝聚在一起而不是一盘散沙。事实上，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利用宗教和信仰来塑造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至少在目前看来，它巨大的作用还不可能被哪一种哲学所取代。
　　一、政府在革命时期的软弱无能
18世纪，在世界范围内革命此起彼伏，比如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波兰、土耳其、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是如此，这些革命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以雷霆之势迅速推翻了旧政府。
革命的突发性是一种必然，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科技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方便快捷，精神的传染也随之变得非常迅速。不可思议之处在于，政府在面对革命的袭击时，只会显得软弱无能，只能做出微弱的抵抗。我想，这一点向我们表明了，由于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致使政府根本无法理解和预见革命的到来。
轻松颠覆政府的例子已经有很多，历史已经多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那些通常被宫廷政变所颠覆的独裁体制中，而且也曾发生在那些民主的、为公共舆论和民众代表所支持的政府身上。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发生在查理十世颁布《四项赦令》后的政变。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在4天的时间内，国王就被推翻了。首相波里尼雅克在当时几乎来不及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至于国王本人更是无所防备——他毫无顾忌地外出狩猎了。路易十六时代的政变也与此相似，虽然军队没有背叛国王，但由于统治者轻慢的态度，导致指挥失误，结果政府被一小撮起义者攻陷了。
历史学家们一直感到很困惑：为什么一个根基稳固的政府、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会如此轻易就被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推翻呢？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路易·菲利普倒台的原因归结于某种“深层”的原因。但事实上，政府倒台的真正原因不过是暴乱期间被委以重任的将军们太无能，这其中并不存在什么玄妙的根由。
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当时的亲历者——埃尔兴根将军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而博纳尔将军则根据这一记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是我们知道了当时的情况：当时有36000名士兵在巴黎，但是让人惊讶的是军官们居然在阵前手足无措，根本不知道如何调度这些士兵。他们不但发出了相互矛盾的命令，而且，最为危险的是，普通民众也混入军队之中，以至于到了后来，为了避免伤及无辜，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如此束手束脚的军队几乎不具备任何战斗力。很快，起义就获得了成功，国王则被迫退位。
当我们运用大众心理学的知识运来对该事件做一分析，就会发现那场使得路易·菲利普倒台的小暴动其实是很容易控制住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指挥官保持冷静，只需派出一支极小规模的军队就能够阻止起义者闯入议会，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时由保王派组成的议会必然会宣布由巴黎伯爵继承王位但前提是其母摄政。西班牙革命和葡萄牙革命中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常常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成为翻天覆地的重大事变或革命的起因，而这些小事中错综复杂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小觑。我们不妨推导一下，如果当时路易·菲利普成功镇压了暴乱，那么1848年的共和国、1852年的第二帝国就不可能出现在历史上，色当之役的惨败、普鲁士的入侵及阿尔萨斯的被割占这些历史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上文提到的那些革命中，虽然军队在捍卫政府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但它一直是忠于政府的。而在另一些革命中，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比如，正是军队引发了土耳其和葡萄牙的革命，而在拉丁美洲的各共和国中，很多次的革命都是由军队主导的。如果一个革命是由军队主导的，那么新的统治者必然处于军队的支配和控制下。罗马帝国末期，总是由军队来决定皇帝的存亡废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一推断在当今时代也同样适用，如果读者们阅读一下下面这段刊载在报纸上关于希腊革命的新闻，就可以明白处在军队支配下的政府会沦落成什么样子：
80名海军军官在某天宣布，假如政府依然任用那些他们不认可的领导人，他们将集体辞职；还有一次，王储农场里的一个农民提出了瓜分土地的要求；海军发起了一次抗议，抗议政府晋升佐尔巴斯上校的许诺，于是，佐尔巴斯上校与海军一名上尉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磋商后，决定撤换参议院议长；在此期间，海军军官遭到了市政联盟的诋毁，一名代表谴责道，“应当把这些军官及其家属以强盗论处”。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军队支持或至少让它保持中立，一场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困难重重。但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革命早在军队介入前就已经发生比如法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及1870年革命。在1870年革命中，法国人因色当的投降蒙受了奇耻大辱，所以，第二帝国被人们一举推翻。
大部分革命都发生在首都这一国家的政治中心，随后才借助传染的作用向全国各地蔓延。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包括旺代、布列塔尼、米迪在内的一些地方都是自发起来反抗巴黎的，这种革命是自下而上的。
二、政府如何才能阻止革命
分析一下上文中列举的各种革命，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被推翻的原因大多是由于自身的软弱性，这些软弱无能的政府在面对凶猛袭来的革命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武断地认为所有的政府在革命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俄国的革命就向我们表明，只要积极采取防范措施，及时遏制革命的发展势头，政府也有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彻底扑灭革命。
对于政府来说，革命的威胁性非常大，革命可以轻易颠覆政权。在东方遭到惨败后，俄国长期处在极端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各阶级，甚至还包括一部分军队和舰队，纷纷揭竿起义。由于铁路、邮局、通信部门持续不断的罢工，偌大一个帝国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通因此而陷入瘫痪。
就在这个时候，革命的宣传逐渐影响到了作为俄国社会主体的农民阶级。农民阶级更易于接受革命，因为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大多数都生活得极为悲惨，被迫在米尔制度下耕种土地，却得不到一点报酬。在这种情况下，于是，为了防止农民暴乱造成进一步的动荡，政府立刻改变了政策，他们决定将这些农民转化为经营者，希望以此来稳定和安抚这一规模庞大的阶级。为此，当局还颁布了一项特别法律，法律强迫地主将一部分土地卖给农民，并且下令银行为土地购买者准备必要的贷款，利息的来源则是从每年收成中抽取出的小额养老金。
这个措施极大地缓和了与农民的矛盾，这样农民阶级就保持了中立，政府开始腾出手来专心对付那些正在焚烧城镇，向人群中投弹，挑起激烈争端的暴乱分子。所有这些人都应当被消灭掉，这或许是人类史上唯一可以保护社会免遭破坏的办法。
那些获得胜利的政府都明白，除了国内那些开明人士的合法要求需要满足之外，还必须采取其他的措施。于是，它选择建立议会来指导立法和控制财政支出。
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即便政府的天然拥护者都慢慢消失，它仍旧可以凭借相当的智慧和意志，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稳固自己的政权。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是被推翻的，它们常常都是自取灭亡。
三、政府主导的革命：以中国和土耳其为例
对于政府来说，革命是不被欢迎的，政府几乎总是想尽办法要阻止一切革命的发生，它们绝不会自己发起一场革命。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出于暂时或长远需要的考虑，政府也会谨慎地进行一番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一般来说这种改革通常是迫于压力被动进行的，其目的在于缓解矛盾和改变无奈的情形，他们绝不会先于这些要求进行主动的改革。然而，某些政府有时也会实施一些突发的改革，我们常将之称为革命，这种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当时国民精神状态的稳定程度。
我们假设一种情形：如果这种革命的对象是由半野蛮部落组成的民族，他们之中不存在固定的法律和习俗，不存在稳定的民族精神（national mind），那么，实施这种革命的政府就能成功地实施新制度。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他通过武力成功地将那些半亚细亚的人口欧洲化。
还有一个由政府发起革命，案例也较为典型，这个案例是日本为我们提供的，但被彻底改造的不是这个国家的精神，而是它的机器。
要想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哪怕仅仅是完成一部分，也需要一个强大的独裁者和其他人有力的辅佐。因为改革者常常会发现，他的对面站着整个民族，这与一般革命的情形恰好相反，在这里，独裁者是革命的，而民众却是传统而保守的。
这些尝试通常情况下总是会以失败告终。不管是自上而下的，抑或自下而上的革命通常都不会改变长期以来人们所形成的精神状态，它所能改变的只是那些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得落后腐朽、跟不上时代变化的东西。
现在，在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十分有趣但注定失败的革命，它试图通过政府的努力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这个国家的制度[11]。长达数千年的古老君主制王朝之所以会被革命推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清政府为了改变现状而强制推行改革，比如禁烟禁赌、改革军队、建立新式学校等。但是对于接受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人们来说，他们既不能快速认知并接受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又对改革带来的增税感到不满，因此，革命的爆发也就无可避免了。
有少数几个在欧洲学校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人利用其国内的这种不满，发动民众起义，并宣布建立一个共和国，而在此之前，中国人对共和制其实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共和制注定会在短期内消亡，因为催生它的不是一个真正进步的运动。对于那些受过一些欧洲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共和”一词也不过意味着摆脱一切法律、习俗和长期建立起来的规范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并没有体会到“共和”的真正意义。这些年青的华人剪掉了辫子，戴上了帽子，以共和人士自居，试图以此改变他们的天性。这与大革命时期大多数法国人所认知的共和观念是何其相似！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魔戒”，即利用它的力量在不通过纪律约束的情况下挽救一个社会。在纪律已经内化为一种遗传因素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下大力气进行规制，然而，当祖先经年累月建成的世俗屏障因原始本能无拘无束的宣泄而被冲破时，只有严厉的专制才能重建秩序。
接下来我们还要举一个土耳其最近发生的革命案例，这个革命与中国极为相似。数年前，几个接受了欧洲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怀着一腔爱国热忱，他们在一群军官的帮助下成功推翻了当时的苏丹政权，而事实上这一政权的专制程度还不至于太恐怖。当时，野蛮和文明在土耳其势均力敌，这个国家因宗教仇恨和民族矛盾而分崩离析，不断发生内乱。然而，就是在这个混乱不堪的国家，革命者就像我们拉丁人一样虔诚地信奉规则所具有的神奇力量，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建立起代议制政体。
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努力有任何重大成果，改革的发起者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他们信奉自由主义，但他们仍然延续着几乎全套的苏丹政府的统治方法：这使得他们不仅对政府草率的处决无能为力，对基督教徒的大规模屠杀也起不到任何遏制作用，他们甚至不能废除某种陋习。
我们必须说对这些改革者进行指责是不公平的，实际上，面对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顽固传统的民族，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宗教热情在这个国家空前地强烈和高涨，虽然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只占少数，但他们却可以根据法典合法地统治其信仰的圣地。在这个国家，民法与宗教法还未完全分离，民族思想得以维系的唯一纽带仍是对古兰经的信仰，在这样的背景下，要阻止伊斯兰教成为国教谈何容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专制体制再次粉墨登场。这样的事实并不少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非首先改造它的精神，否则一个民族就无法改变自己的制度。
四、革命无法改变的社会要素
我们接下来探讨的是民族精神的刚性基础（estable foundation）。我们从这种刚性基础中可以体会到政府体系所具有的强大的传承力量，如古代的君主政体，一个君主政体或许是很容易就可以被推翻的，但是，反叛者在改朝换代后会依然实行原来的政体，而不去改变君主政体所遵循的原则。比如，拿破仑倒台之后，取代他是波旁王朝的后代，而不是他的嫡亲子嗣，前者代表着一种古代原则，而“皇帝的儿子”这一人格化的概念并未深入人心。
一般来说，大臣即使具有超凡的才智，也基本不可能推翻其君主。俾斯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位铁血人物一手创建了德意志联盟，然而，他的生死却依然操控在主子手中。由此可见，单个个体的力量在公共舆论的支持面前，显然是毫无抵抗之力的。
然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个社会组织的要素并不会随着政府本身的的变化而同时大规模地消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中窥见一斑。
如果我们忽略法国以前的历史，仅看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动乱历史，或许我们就会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认为法国是一个处于严重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但是，事实上，法国的经济、工业，甚至政治生活都表现出一脉相承的连贯性，所有的革命和政府都未对它造成影响和阻碍。
实际上，历史上值得关注的除了宏达事件，还有很多微末细节，这些不被人重视的细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们被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专横的必然性所控制，正是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人类的真实生活。
研究最近100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可知，名义上的法兰西政府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我们把考察的目标转向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时，就不难发现，与表面上的巨变相反，真实的法兰西政府基本没有发生任何本质上的改变。
那么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真正主宰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呢？在生死存亡之际，国王和大臣毫无疑问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对于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说，他们其实不足道。真正对一个国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不为个人意志服务的行政部门，政府的交替更迭对它并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行政部门守护着传统，其他所有的要素几乎都被这种神秘主义的力量所控制。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它们所能发挥的作用其实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们可以在形式意义的国家之外，单独构成一个拥有更大权威的无名国家。所以，可以说法兰西其实是受到各部的首脑及政府职员统治的。随着对革命历史的深入考察，我们会越来越清晰地知道：发动一场革命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但改造一个民族的精神却非常困难。
　　只有当人能够察看自己的内心深处时，他的视野才会变得清晰起来。向外看的人是在梦中、向内看的人是清醒的人。
后来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群体精神”一类东西，正是从原来的嫉妒中衍生出来的。没有人能突出自己，人人都应平等，应拥有同样多的财产。
★弗洛伊德
很多人会放弃自己的个人目标转而去追求集体一致性。之所以他会这样做，同他所处的环境，集体观点，信仰乃至理想，息息相关。
个体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体的人，探讨的是个体的人所寻求的满足他的本能冲动的途径。然而，只是在极少数的、十分例外的情况下，个体心理学才可以忽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个人的心理生活中，始终有他人的参与。
★弗洛伊德
一、民族精神的两大特征——刚性与柔性
当我们要解读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历史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放到当时所处的环境中去考量，而且还要重点关注它所经历的过去。虽然个人可以从理论上否认过去的历史（类似于大革命时代的人们及今天的许多人），但历史产生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
民族精神赋予了一个民族以力量，这种精神是通过世世代代的缓慢积累和沉淀形成的，其中包括思想、情感、民俗乃至一些陈规陋见。如果这种民族精神不存在，每一代人都必须从头开始，人类的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衡量民族精神的标准在于构成民族精神的那些要素是否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刚性和稳定性，但这种刚性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不能超越这个限度，或换个说法，它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柔性。道理很简单：失去了刚性，先辈们的精神就难以为继；而没有柔性，先辈们的精神则无法融合适应文明进步所造成的环境变化。
假设一个民族的精神太过刚硬僵化，那么我们将会看到革命不断地发生在这个民族身上；而如果民族精神太过柔韧，这一民族精神就会走向没落、衰亡。不仅人类如此，普通物种也遵循着这一规律，如果仅仅坚守原来的意识形态，无法融入新的时代，不能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那它所面临的就只有死路一条，这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在历史上，我们很少看到有民族能在刚性与柔性这一对相互矛盾的品性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古罗马和当代的英国算得上是实现这种平衡的典型了。
暴力革命常常发生在那些民族精神异常稳固、持久的民族中间，因为无法通过逐步的自身演进来适应变化的环境，所以一旦必须做出这种适应时，他们就只能被迫在猝然之间激烈地改变自身。
毋庸置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创造自身历史文化的基础，而民族精神的刚性特征绝非是在短时间就可以形成的。只要一个民族未能形成自己的民族精神，那么它就是一个欠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未开化的游牧部落。所以，从罗马帝国末期法兰克人入侵以来，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时间的积累和沉淀，法兰西人才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建立几个世纪后，这种精神再度开始变得僵化，这种僵化是在演变中慢慢发生的。如果柔韧性的因素能在她的民族精神中多一点，或许古代的君主政体就可以像其他国家那样循序渐进地转变过来，那么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重塑民族精神的任务也不会这般艰难。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的内因，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相同的革命在不同的国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有些民族对它表达了崇高的热情；而有些民族则表现得十分冷漠，甚至反感厌恶。正是民族精神的不同造成了如此迥然不同的反应。
我们再来看看英国。经历了两次资产阶级革命，还把查理一世这个国王送上断头台之后，英国仍然可以称为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英国的民族精神十分稳定且坚固，正是在这种稳固的精神作用下英国人足以守住传统；同时，其民族精神中所具有的柔韧性，足以使其对自身不断进行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是基于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英国人从未像我们大革命中的革命者那样，幻想在理性的旗帜下彻底打破古代的传统制度和观念，并建立一个崭新的、虚无缥缈的社会。
索列尔[12]曾这样写道：“对于政府的无能和牧师、贵族阶层的整体腐化，法国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憎恨和厌恶，他们全力反抗，试图挣脱法律的束缚和羁绊。但英国人则不同，英国人则将宗教、宪法、贵族制及上院视作他们的荣耀。当然，英国人也承认，城堡内部的命令并非完美，甚至颇具争议，但这些争议只会在内部得到解决，绝不容许陌生人来替代包办。”
在南美那些共和国的历史中，民族气质对民族命运的影响非常明显。在这些国家中，革命和政变时有发生。这里的民众大多是混血儿，他们祖先固有的明显特征业已被错综复杂的遗传所稀释，原来的民族气质和传统性格也越来越淡薄，这无疑会严重影响民族精神的形成，稳定性就更谈不上了。历史也像我们证明了，最难统治的往往都是混血的种族。
只有将考察对象转向那些曾先后被两个民族统治过的国家，我们才能了解由于民族原因而造成的政治能力的差异。我们可以找到的典型的例子有近代的古巴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一开始都是受到西班牙的统治，后来又转由美国进行统治。
西班牙统治下的古巴一片混乱和贫困，但是，美国统治下的古巴却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菲律宾的情形也大致相同。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西班牙长期控制着菲律宾，但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情况越来越糟：这里灌木丛生，病疫四处流行，没有现代工业，也看不到商业的痕迹，民众生活十分艰难凄惨。可是，在美国接管后的短短几年里，这个国家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疟疾、黄热病、瘟疫、霍乱在内的病疫被彻底消灭；沼泽得到了妥善的治理和改善；铁路、工厂、学校在农村陆续建立了起来；人口死亡率甚至在13年的时间里降低了三分之二。
这些实例可以给理论家们一个提醒，对民族这个词所蕴含的深刻含义一定要给予高度重视，且要谨记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一种精神可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
二、民众眼中的革命
在任何一场革命中，民众总是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既不会自发地去发起一场革命，也不能胜任指导革命的艰巨任务；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革命运动中受革命领袖的领导。
只有在直接利益受到严重触动时，各阶级群体的民众才会发起反抗，但这仅限于地方性的、偶发的运动，最终它所形成的也不过是一场群体性骚乱，而非真正的革命。
发生在葡萄牙和巴西的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领袖具有超凡的领导才能和卓越的影响力时，革命就会非常容易发生。然而，要让民众从内心深处接受一种新的思想，并且将其付诸实践，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通常情况下，民众往往是在一知半解，还没有真正全面认识新思想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接受了一场革命，等他们终于理解了革命的原因时，革命却早已结束了。
于是大多数情况下，民众只是在革命领袖们的宣扬和鼓舞下民众匆匆投身于革命，但他们对革命领袖们的真正意图并无多少理解。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革命意图，这种理解与革命真正发动者们所向往和希望的相去甚远，法国大革命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
1789年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资产阶级想要分享贵族阶级的权力，或者说，平庸无能的旧精英将被精明强干的新精英所取代。
在大革命的最初阶段，民众虽然会公布民众主权的原则，但它所谓的民众主权也不过是人们享有选举代表的权利，而民众自己的权利则并未被列入革命的议题中。
就文化或见识方面来说，普通民众的修养不可能与中产阶级一样高，他们未必同样拥有跻身社会上层的强烈渴望。事实上，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洗脑，他们已经不认为自己与贵族是平等的，甚至从来不会奢望拥有与他们一样的平等地位。所以，普通民众无论是在看法上还是利益上，都与社会上层阶级存在很大的差别。
然而，普通民众毕竟是构成一个国家的主要群体，议会与王权之间的斗争都需要有他们的参与，革命者需要得到这一规模庞大的群体的支持和拥护，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民众越陷越深，很快，资产阶级革命就演变成了一场大众革命。我们必须知道，单独一种思想本身并不具有很大的力量，但在情感及神秘主义的支持下，它却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在对普通民众产生影响之前，资产阶级的理论必须按照明显的实际利益转化成一种新的、非常明确的信仰。
“能与原来的主人平起平坐”这样巨大的诱惑，对于民众来说无疑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就会积极响应和拥护革命，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民众开始觉醒，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在政府的蛊惑下，他们开始暴力烧杀、无所不为，而且群体中的民众还会认为这样做是在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
革命原则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主要是原因在于它们放纵了野蛮的原始本能，而在此之前，社会环境、传统及法律一直约束着这些本能。
在革命领袖的承诺和动员下，群众开始狂热起来，理性已不复存在，那些原本存留的社会约束被逐渐卸除，到最后，群众被拥有无限权力的欲望冲昏了头脑，他们幸灾乐祸地看着以前高高在上的阶层被驱逐、掠夺。既然大家都拥有同样的主权，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呢？
在革命之初，革命领袖们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格言，确实表达了民众对真实希望和信执著追求。但是时间会让很多东西变质，嫉妒、贪婪及对优越者的仇恨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深入越来越多，人们被一时的欲望和仇恨遮住了双眼，最初所追求的平等、博爱已经沦为人们为各种丑行辩护的堂皇借口，沦为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在这些口号的背后，脱离纪律的束缚才是大众真实的动机，这也就是大革命爆发不久之后就因失序、暴力、无政府状态而告终的原因所在。
由于下层阶级具有局限性，因此一个无可避免的情况就是，当革命从中产阶级向底层社会蔓延时，理性对本能的支配也就宣告终结，本能反过来开始支配理性。
这种遗传的本能对理性的胜利是压倒性的，文明社会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将人类的自然本能通过社会传统、习俗及法律的力量来加以限制。这些自然本能正是人类遗传而来的原始兽性，人类完全有可能将其控制起来，一个民族如果将这些本能控制得越好，那么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也就越高。但这种本能只是蛰伏起来而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它们可能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因素所激活，而一旦故态重萌，所造成的恶果是难以想象的。
这就是为什么民众的狂热一旦被点燃后会变得如此可怕的原因，这种热情如同奔流的洪水，冲垮堤坝、势不可挡，直至泛滥成灾，哀鸿遍野。里伐罗尔在大革命之初就曾经哀叹道：“激发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糟粕，无异于引火烧身……进行民众启蒙和开导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了。”
三、民众在大革命中起到的作用
大众心理学的法则告诉我们：民众虽然可以被顺应、夸大所受到的刺激等方式激发出高涨的热情，并且在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如果失去了领袖的指导，那么无组织民众在革命中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他们不能成为运动的领袖，也不具备开明的思想和意识主动去完成革命的目标。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领袖在政治革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或许不能自己创造革命理论，但他们却十分了解如何将理念作为辩护的手段。对于一场革命来说，革命理念、领袖、军队、大众是四种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领袖强有力的动员下，民众的队伍不断壮大，并迅速成为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他们的行动宛如一颗炮弹，经过外力的激化，可以产生它本身所没有的一种足以将钢板穿透的冲击力。革命在民众的追随和支持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作为主要参与者的民众真的了解革命吗？不，他们其实完全不了解革命的性质和目的，他们从来不会问一问自己需要什么，只是虔诚地追随领袖，按照领袖的意志行动。比如在七月革命中，如果你问民众推翻查理十世的理由，民众会说是因为他颁布了《四项赦令》，虽然实际上他们对这项赦令本身却毫不关心，甚至有可能完全不了解《四项敕令》的具体内容。后来群众又把路易·菲利普赶下台，但如果问起这样做的根由，估计很少有人说得出来。
米什莱、奥拉尔等很多作家都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没能看透革命的本质，所以他们都一致认为我们伟大的革命是由民众发动的。
米什莱就曾断言：“民众是革命的主角。”
而奥拉尔则这样写道：“有人认为少数几个杰出人物或英雄人物发动了法国大革命，这毫无疑问是谬误的……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在年这段历史中，没有谁能仅凭自己的力量就左右事件的发展，不论这个人是路易十六、米拉波、丹东抑或是罗伯斯庇尔。法国民众究竟是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真正主角？——我想，只要将法国民众看作是有组织的群体，而不是乌合之众，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
现在很多人仍坚持这个观点，比如柯钦先生就写道：“在我看来，米什莱的观点是正确的，这真是一个民众创造的奇迹。就是这样一群乌合之众，在不依靠领袖、法律，在处于混沌一团的社会背景下，用五年的时间建立了政府，并对全国发号施令，这个群体的言行所表现出来的明确、连贯、一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从无政府状态中获益良多，旧的秩序被打破，很快，新的秩序与纪律就建立起来了……分散于3万多个街区社团的2500万人行动起来是如此的协调统一、步调一致。”
如果真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民众同时采取的这些行动完全是自发的，那么的确可以将之称为一个奇迹。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只是一种设想而已，因此，再提起民众时，这些作家们总是特别小心地指出所谓的民众是指群体，而且，这一群体很有可能由某些领袖来领导。
那么，究竟是什么要素让民众们凝聚在一起呢？又是谁在内战威胁国家统一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拯救了这个国家呢？是丹东、罗伯斯庇尔或卡尔诺尼吗？不可否认，这些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事实上，是民众真正维护了团结、捍卫了独立，是它把法国民众组织为公社或群众团体，也正是法国的地方自治团体使欧洲反法联盟被迫撤军。如果我们愿意对这些团队做细致观察，就会发现总有几个人在这些团体当中，显示出非凡的才智，他们在政策制定和决议执行中，总是表现出无可比拟的领袖风范，但我们发现（如在阅读民众俱乐部会议记录的时候），他们的力量与其说来自他们自身，不如说来自他们所处的那个团体。
奥拉尔先生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将这些大大小小的团体的起源归结为“一场满是博爱与理性的自发运动”。当时，法国全国有成千上万个小型俱乐部，它们谨小慎微地将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总部视为行事的标准，亦步亦趋。这就是事实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可是出于对雅各宾派的幻想，很多人都对这一事实坐视不理。
四、大众及其构成要素
有些人将民众设想为一个神秘的群体，无所不能的，具备所有的美德，政客们的赞赏和溢美之词不绝于耳。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在法国大革命中，民众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又是怎样被塑造成一个概念的。
与在大革命时代一样，民众这一大众整体在今天也仍旧被雅各宾派奉若神明，它不仅不必为其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且从不会犯错，因为民众的意愿一定要得到满足，民众可以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政客们则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要么把民众吹捧到天上要么把他们贬得毫无价值。政客们一刻不停地吹嘘民众的崇高美德和卓越智慧，并俯首帖耳地遵循他们的每一个决定。
那么，民众这个一直被革命者们奉若神明的神秘实体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我们可以将之分成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第一类包括农民、商人和各行各业的工人，这些人安居守业，渴望有安宁的生活和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一类人占据了民众群体中的大部分，他们的头脑中没有革命的概念，他们只想本本分分地劳作以维持生计，历史学家们也常常将他们遗忘。
第二类则包括了那些颇具破坏性和报复性的社会人，这些人被犯罪心理所控制，正是因为他们野心强大，才使得国家动荡不安。起义队伍里最危险的群体就是由酗酒成性的穷困潦倒之徒、乞丐、盗贼、市井无赖、居无定所的雇工所构成的。
这些人虽然胆大妄为，但对法律的惩戒却还怀有深深的恐惧，这也正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对自己的犯罪倾向有所收敛的原因，但法律的约束消除之后，他们的邪恶本性就会占据上风。那些将革命美誉玷污的一切大屠杀都应当归咎于这一罪恶的肇始之源。
正是在领袖的指挥下，这一伙人不断地攻击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议会。他们无法无天，放纵自己邪恶的本性杀人放火、打家劫舍，除此之外，在他们身上找不到革命理想，他们根本对革命理论、原则没有一丝一毫认识，自然也就不会把它们放在心上。
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些从最底层平民中分化出来的罪恶分子，这帮人终日游手好闲，他们也早地混入了革命队伍。当其他人在为革命大声呐喊时，他们也一起浑水摸鱼，大喊大叫；其他人在进行暴动，他们也跟着造反，但是从头到尾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行为有什么目的。他们只不过是因外界环境和周围民众的变化而变化，他们的行为只是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无法受到理性的控制。
这群暴躁又危险的投机分子和乌合之众，一直以来都是革命的始作俑者，革命的煽动家们看中了他们的这一特性，并给予了极高的关注。他们在煽动家们的眼里就是拥有至上权力的民众，然而实际上，底层的广大民众才拥有最高的主权，这些人正如迪耶尔所描绘的那样：
自民众为罗马皇帝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唱诵赞歌以来，他们的本性从无改变。这群野蛮的家伙集结在社会底层，伺机而动，一旦得到了权力的首肯或革命领袖的青睐，他们就会用罪行来玷污民众的美名，破坏所有美好的事业。
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得到了社会最底层大众长久的支配，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从1789年开始，一旦激发并释放了大众深藏的兽性，就意味着一场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些屠杀无所不用其极，其残酷性令人发指。比如在九月屠杀中，泯灭人性的暴徒们用马刀凌迟囚徒们，以此延长他们的痛苦，用这种缓慢的屠宰方式取悦观众，并且从受害者痛苦的尖叫中获取快乐。
类似的场景早在大革命之初就在法国出现了。那时也没有爆发对外战争，所以也不存在能为这种残忍行为进行开脱的借口。
从3月到9月，法国的国土上暴行不断，泰纳曾列举了120个这样的例子，包括鲁昂、里昂、斯特拉斯堡等在内的城市都被大众占领和控制，一时间尸横遍野。
暴徒们用剪刀把特鲁瓦市长的双眼戳瞎，市长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痛苦折磨后才死去；原龙骑兵团长贝尔鲁斯被一些人活活剐成碎片；在法国的许多地方暴徒们甚至残忍地把受害者的心脏挖出来，用枪尖挑起来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
这就是底层民众的规范体系限制的后果，他们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地实施暴行也不过是迎合了那些政治家们的野心。想象一下，如果将成千上万的暴民压缩为一个人来看待，那么他将是一个怎样残忍、狭隘、可憎的怪物，他将比历史上那些残酷成性的暴君还要可怕。
然而，只要有一个强大的权威出现，他们就会被镇压下来，从暴力变得百依百顺。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暴戾程度越高的民众往往奴性也越强。各类型的专制暴君也都对此心知肚明，因此他们不惜用各种手段拉拢这个群体并加以利用。比如，恺撒必然就会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除此之外还有卡尼古拉、尼禄、马拉、布朗热、罗伯斯庇尔等。
但是就像我们在上文中指出的，这些所谓的大众不过都是些社会渣滓而已。民众的主体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的群体，这些民众更温顺，他们所要求的也仅仅是劳动的权利而已。他们在有些时候的确也可以从革命中获益，但从来就不会自发地发起革命。革命理论家们对这一群体其实缺少了解，也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传统而保守的群体。但实际上，他们才是国家的中流砥柱，正是因为他们的贡献，国家才得以维持着传统的力量和连续性。恐惧会使这些民众显得懦弱而驯服，有时也会因为领袖们的蛊惑和怂恿而做出极端过激的行为，但是这一过程不会维持太长时间，在民族传统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他们很快就会对革命产生了厌倦。当革命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逐渐失控时，民众心中固有的民族精神就会重新被激发出来并与之对抗。这时，他们就会冷静下来，并开始考虑寻找一位有能力重建秩序的领袖。
他们对革命领袖的命令言听计从，内心并没有所谓崇高或复杂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理想，总是一心向往和平。通常来说，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政府简单至极，无外乎是在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的生活，比如独裁政府，这也就是自古希腊时代至今，通常在经历无政府状态之后，独裁政治就会继之而起的真正原因。在法国，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在第一次大革命之后开始出现，并得到了群众普遍的拥护；再后来，路易·拿破仑虽然遭到了一些反对，但他依然连续4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当人们认可了他的政变之后，他又重新建立了帝国，并独掌大权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
想要真正地理解民众在革命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我们就不应该遗忘这一章中所回顾的这些事实。我们不能小觑民众在革命中起到的作用，但它与传闻相去甚远，传闻不过再现了其生动性，而对于其他方面就纯属谣言了。
　　勒庞认为，在一个群体中，个人的特殊的后天习性会被抹杀掉，他们的个性也会消失。同质的东西淹没了异质的东西。
★弗洛伊德
当魔鬼成为我们内心的主宰时，不要做，一做便是错。要么行之不足，要么过犹不及。只有魔鬼不再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才能达到平衡的状态。
在某种意义上，生活中的最重大和最重要的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我们无法解决它们，只能在成长中超越它们。
当爱支配一切时，权力就不存在了；当权力主宰一切时，爱就消失了。两者互为对方的影子。
今天的许多人把“人的真实存在”仅仅理解为是人类内在的永不满意、反常、以及贪婪方面，完全忘记了正是这些人类，也建立起那些稳固的文明形态，它们比所有无法无天的暗流更强大、更稳定。
一、人格的变化
之前，我曾经对人的性格做过较为详尽的论述，如果我们无法对人格有深入理解，就无法了解在一些特殊时期（革命时期），人们在行为上的变化及其内在矛盾。我在这里就只是挑选一些要点介绍如下。
个体是复杂的，除了某些惯常的精神状态之外，个体还具有一些容易变动的性格：一般来说，只要环境不变，前者就会保持稳定；而后者则通常是由突发事件引起的，它具有很多的可能性。
特定的外部环境造就了现实生活中的人，而非所有的环境。难以计数的小我（cellularesos）构成了整体的自我，这些小我是由祖先的人格积淀下来的。这些要素通过组合达到某种平衡，只要社会环境稳定不变，这一平衡就会长久地保持下去；而一旦突发的动乱破坏了环境，那么这一平衡就会被打破，它们会很快四分五裂，继之而起的是由崭新组合形成的一种全新的人格。思想、感觉及行为以各自的形式体现这一全新的人格，这时我们将会看到，同一个个体将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这就解释了在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为何那些淳朴憨厚的资产阶级和以友善著称的政府官员会变得嗜血成性、残酷无情。
所以，那些参与重大宗教事件和政治事件的人看上去似乎与常人差别很大，但事实上，他们也只是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而已，同一种类型的人将由类似事件的重复发生而塑造。
拿破仑对人性的这些特征非常了解，他在圣赫勒拿岛的回忆中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偶然性在做出政治决策时所起到的作用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正是因为深知这个道理，我才没有苛求去人们在动乱之中的所作所为，摆脱这种成见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在革命期间，人们应当只谈论他们已经做了的事，而不是妄议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对人类的行为保持客观的理解并非易事……大众能够真正明白自己的行为吗？他们能说服自己吗？实际上，随着环境的变化，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善恶简直判若两人。
传统的、旧有的人格因素在特定事件的影响下开始分解，那么，新的人格在这时又是如何塑造的呢？
仔细研究后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途径可以塑造新的人格，其中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就是对一种信仰怀着强烈的执著追求，它能够清晰地指明新人格形成的方向，这简直就像磁铁聚拢金属屑一样快速有效。
在诸如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中，我们能清晰地观察和认识到这种方式如何塑造了新的人格。
在我们正常的生活中，由于环境变幻莫测或由于变化极其微小，我们看到的个体大多始终保持着单一的人格。但这并不是恒定的，在某些时候，在特定的环境影响下，个体身上也会呈现出多种人格相互替代的现象。
这些人格相互之间表现并不一致，最极端的情况下这些人格甚至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单一个体具有多重人格的现象在病态心理学中是十分普遍的，我们可以把莫顿·普兰斯和皮埃尔·珍妮特两人所征引的案例当作参考。
需要注意的是，智力在所有这些人格变异的例子当中并没有什么异常，发生改变的是构成性格的诸多情感因素。
二、大革命期间最主要的性格因素
在革命中有一点是必然发生的：一旦普遍的社会约束被打破，一些原本被压制的情感就会开始潜滋暗长，等待破土而出、尽情发泄的时机。
法律、道德及传统都在这些社会束缚之列，这些东西是民族传统千百年来的积淀，它们不可能被完全消除。而这些束缚在经历了社会剧变之后，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