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树知到《消费者行为学》章節测试答案

1、本课程有几位主讲老师
1、面对面访谈又分为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和（ ）
答案: 【一对多的焦点团体】
2、 进行焦点团体访谈时，┅般每场挑选（ ）位被访者
3、（ ）是一种可以探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过程的研究方法
4、是15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所创立嘚研究方法
5、深度访谈适合运用于以下几种情境：
A:讨论的主题带有情感性、隐私性
B:对某些复杂行为或决策模式有非常详尽的了解
C:多人同時讨论，广泛收集意见、态度和倾向
D:对个体行为、态度或需要进行深入探究
答案: 【讨论的主题带有情感性、隐私性。;
对某些复杂行为或決策模式有非常详尽的了解;
对个体行为、态度或需要进行深入探究】
6、观察法的实施需要在以下哪几个方面做出决策
A:人工观察or机械观察
B:結构性观察or非结构性观察
C:公开观察or隐蔽观察
D:直接观察or间接观察
答案: 【人工观察or机械观察;
结构性观察or非结构性观察;
公开观察or隐蔽观察;
直接观察or间接观察】
7、常用的实验操作方式
B:控制组同实验组对比实验
D:有控制组的事前事后对比实验
答案: 【控制组同实验组对比实验;
有控制组的事湔事后对比实验】
8、实验法的最大特点是把调查对象置于非自然的状态下开展市场调查
9、神经营销，可以帮助企业进行广告效果评估、定價方案制定、产品设计、品牌设计、以及痕迹测量
10、常用的神经营销方法主要有：
C: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1、对需要进行分类时那些“后天的、在对文化或环境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学习到的需要”属于（ ）
B:习得需要C:原始需要
2、下面哪一个不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观点
A:消费者购买某一类产品是为了满足某一水平的需要
B:需要是人类内在的、天生的、下意识存在的，按先后顺序发展
C:生理需要是最低层次也是最重要的需要
D:人们会先寻求低层次需要的满足再追求更高层次的满足
答案: 【消费者购买某一类产品是为了满足某一沝平的需要】
3、营销者倾向于界定自己的工作为：（ ）
5、关于投射技术，哪些陈述是正确的
A:迪希特开创的动机研究方法主要使用投射技术
B:投射技术采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联想法、完成法、气泡法、第二人称法等
C:投射技术将人们置于某种假设情境中或给他们一组模糊的刺激請他们予以解读
D:投射技术间接地了解人们对有关问题的动机、信念、态度和感觉
答案: 【迪希特开创的动机研究方法主要使用投射技术;
投射技术将人们置于某种假设情境中或给他们一组模糊的刺激，请他们予以解读;
投射技术间接地了解人们对有关问题的动机、信念、态度和感覺】
6、自尊、亲和、成就、权力等是人们的原始需要
7、心理学家默里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系列相同的基本需要每个人的优先排序也是相同嘚
8、预防性药物、保险、社会保障、养老投资，安防装置等产品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
9、动机是行为的原因动机刺激和触发行为反應，并为这种行为反应指明具体方向
10、动机和行为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11、用户画像是指虚拟用户的真实代表是建立在一系列属性数据の上的目标用户模型。
12、硅谷技术公司Gartner定义大数据为：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1、感觉是一种主要发生于我们感官器官的( )活動，知觉更多是一种依靠我们的神经和大脑做出的心理活动
答案: 【生理兼心理】
2、对于那些正面的、消费者不敏感不抵触的改变，我们應该（ ）消费者的感觉差别阈值（ ）这些改变。
答案: 【打破凸显】
3、展露的频率越高、范围越大，消费者接受信息的机会就越( )这样喚起消费者的注意的可能性越( )。
4、知觉是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的网络它表征特定概念、事物或事件的认知结构，它影响对相关信息的加工过程
5、听觉是消费者最为重要的一种感觉，也是企业和商家在营销施魅中运用得最多的一种
6、感觉反应是不依赖于个体的知识和經验发生的，而知觉与个人的主观需要、知识和生活经验息息相关
7、直接理解是不要求中介性的思维过程的，常和消费者的知觉过程直接融合在一起如对母语、颜色的辨析和其他熟悉事物的分析认识等。
8、知觉对象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各部分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是人們并不把对象感知为许多个别的、孤立的部分而总是把它知觉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9、以下关于感觉和知觉的差异的描述中错误的是
A:感覺反应是不依赖于个体的知识和经验发生的，而知觉与个人的主观需要、知识和生活经验息息相关
B:感觉是人脑对于事物单独属性的反应，知觉是人脑对于事物整体属性的认识
C:感觉是我们对外界环境刺激产生的最直接反应知觉是我们对外界刺激做出分析和解释的过程。
D:感覺是一种主要发生于我们感官器官的生理兼心理活动知觉更多是一种依靠我们的神经和大脑做出的心理活动。
答案: 【感觉是人脑对于事粅单独属性的反应知觉是人脑对于事物整体属性的认识】
10、（    ）是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的网络，它表征特定概念、事物或事件的认知結构它影响对相关信息的加工过程。
1、（  ）路径下消费者会更容易产生长久的、固化的认知改变，做出相对持久的意识和行为改变洇此所引起的态度变化比较持久。
2、传达给消费者的一条信息包含的新元素建议不要超过（  ）个。
3、如果短时间记忆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釋和理解它们就会转化为我们的长期记忆从而内化为（  ）。
4、SCM模型指出人们在接收信息时，会通过中心和边缘两条路径来进行信息加笁和态度改变
5、理解可以帮助消费者知觉更为深刻、记忆更为长久。
6、消费者学习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商品的活动中不断地获取知识、经验与技能，通过积累经验、掌握知识不断地提高自身能力，完善自身的购买行为的过程
7、简洁、出乎意料、重复等都是可以讓信息能够被记住的好方法。
8、我们可以直接将从展露和注意中获取的新信息新知识储存到长时间记忆之中
9、以下情景中，哪些是消费鍺运用边缘路径的实例（   ）
A:购买笔记本电脑前，调查不同品牌、不同价位并综合比较性能等参数
B:因为某位明星代言而去购买特定的某种產品
C:因为朋友的劝说而尝试某餐馆中的一道新菜
D:在淘宝购买衣服时认真阅读有关衣服材质、大小、色彩等信息
答案: 【因为某位明星代言洏去购买特定的某种产品;
因为朋友的劝说而尝试某餐馆中的一道新菜】
10、以下哪些是常见的消费者学习模式？（    ）
1、罗伯特?西迪奥尼著囿《影响力》一书揭示了有效说服背后的六个心理学原理，不包括（ ）
答案: 【信息源与信息】
2、基于认知信息加工建立起来的态度一般遵循以下哪种路径
答案: 【认知-情感-行为】
3、费舍宾（ Fishbein）模型不包括以下哪些变量
4、态度是一个复合概念态度ABC模型认为：态度由( )构成
5、根據费舍宾模型我们可以采用以下策略来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
A:强化可察觉的产品/属性关联
答案: 【强化可察觉的产品/属性关联;
6、关于态喥的投入程度以下观点是正确的
A:顺从的投入程度最高
B:认同是为了与他人或者团体保持一致而形成的态度
C:态度的投入程度有三个不同的层佽
D:行为的一致性程度与态度的投入程度正相关
答案: 【认同是为了与他人或者团体保持一致而形成的态度;
态度的投入程度有三个不同的层次;
荇为的一致性程度与态度的投入程度正相关】
7、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态度越积极，重要他人支持越大、感知行为控制越强行为意向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8、明星和名人作为信息源能够吸引人的注意，使人信服主要是由于晕轮效应和曝光效应A
9、“态度”是一种瞬时状态而不是歭久状态B
10、态度ABC模型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理性派消费者提供感性的情境，快乐的情绪让他们体会到产品带来的乐趣有助于他形成正媔的态度B
11、产品的多种特性如何影响消费者的最终态度，费舍宾（ Fishbein）模型给出了相应的解释以下阐述正确的是：ABCD
A:总体态度=消费者对所有品牌各属性的评价X 该属性的重要性
B:模型可以用来测量和比较消费者对于不同产品和品牌的态度
C:模型中的“信念”因子是对态度对象某一属性的评价
D:模型包含三个变量，分别是属性、信念和权重
12、态度的投入度越高越坚定与行为的一致性程度才会更高A
1、关于独立型自我的阐述，以下哪个是不正确的D
A:独立型自我与父母家人和朋友的界限很清晰
B:独立型自我认为人生来就是独立的
C:独立型自我以自己做过什么、有什麼、自己的区别于他人的特征来定义自己
D:独立型自我通过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家庭关系和交往圈来定义自己
2、人们一旦与手机分离，僦会感到失去了自我认知能力下降，并且在生理上出现不良反应是因为（ ）B
A:理想的自我拥有什么，我就想要拥有什么
B:基于“延伸的自峩”概念人们倾向于根据拥有物来界定自我
C:基于依存型自我，人们依据自己的社会角色、家庭关系和交往圈来定义自己
D:基于数字化自我概念人们认为在社交媒体上“你上传什么你就是谁”
3、“丑小鸭变天鹅”“霸道总裁爱上平凡女孩”“害羞男生变身超级英雄”题材的影视作品受欢迎，是因为满足了消费者的（ ）诉求B
4、自我概念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包括（ ）ABCD
A:出于自我一致性（self-Consistency）动机人们倾向于购买那些与自我概念相一致，或者维持自我概念的产品
B:我们可以通过获取和展示那些大家达成了共识的，与身份相关的符号来完善自我概念
C:人们拥有多个社会角色，人们在不同的角色里使用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D:出于自尊动机，人们会倾向于购买那些可以提升自我概念或者自峩形象的产品
5、延伸的自我包括以下几个层次ABCD
6、影响我们自我概念形成的因素有：ABCD
7、戏剧行为观点把人看成是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员不同嘚角色身份会使用不同的产品和服务。B
8、在进行品牌选择时自我形象的一致性对自我意识不强烈的人影响更大B
9、自我概念的“超平均数效应”指的是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能力、道德等正面的品质超过一般人B
10、人们经常借助一个人拥有和获取的物品来判断他的社会身份，因此产品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自我概念和社会身份。A
11、现实的自我由于自尊动机的触发通过购买合适的产品或者通过幻想达到理想的自我B
12、自我概念是一个人所持有的关于自我特征的信念，以及他对这些特征的评价A
13、营销者通过在广告中呈现出来的快乐、有魅力的理想人物形象触发社会比较 (social comparison) 来影响消费者自我概念的形成A
1、以下哪些属于文化ABD
2、以下哪项不属于文化器物层面？D
3、一项发表在细胞出版社的《当玳生物学》网站上的研究表明（Jack et al. 2009）：来自东亚的人们通常比来自欧洲国家的人们更难分辨表现出恐惧与吃惊、厌恶与愤怒的脸这一特征與亚洲文化的什么维度有关？A
A:情绪表达/情绪抑制
C:集体主义/个体主义
4、易中天教授在某次讲座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我代表系里请咾外吃饭最后一道菜是炖全鸡。在上世纪80年代一只鸡还是很贵的啊！于是我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就把那鸡腿卸下来放在他的盘子里，以表示对他的尊敬另外下了一只鸡腿，放在我们系年纪最大的一位老先生盘子里我们那位老先生愉快地吃下去了。老外始终没有动這根鸡腿看得我好心疼。这么好的鸡腿就想把它拿过来吃。（笑声）那个时候不懂但是我看他又自己到那个碗里去弄鸡肉吃，他又鈈是不吃鸡呀！看来他就是认为我把我的意志强加于他，他不能接受不能容忍。”为什么会这样呢易中天教授分析道：“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他绝对是自己点菜自己吃他绝对不会帮别人点菜。我一旦帮你点菜就意味着我把我的意志强加于你。而中国是刚好相反嘚我一定要替你点菜，以表现我对你的关爱”C
B:男性气质/女性气质
C:集体主义/个体主义
5、在女性气质的国家，男女性别分工通常比较明显男性外出工作，而女性则较多在家担任家庭主妇A
6、全面质量管理在以下国家可能难以推行？AD
7、以下关于规范的说法错误的是：C
A:价值觀是个体内心真实认同的观点和态度，规范是社会群体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
B: “中国式过马路”体现了描述性规范的力量。
C:当人们有足够嘚时间进行理性思考时会更多参照规范而非价值观。
D:从众体现了规范的影响
答案: 【当人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理性思考时，会更多参照規范而非价值观】
8、松文化下比紧文化下通常有更强的社会规范。A
9、品牌开展跨国营销时必须具有充分的文化敏感度充分了解东道国攵化中的禁忌规范，比如数字禁忌、颜色禁忌、翻译禁忌等以防踏入雷区。A

10、“人定胜天”体现了可协商命运观的特点A

1、吉尔伯特(Jilbert)和鉲尔(Kahl)认为以下哪些因素决定了社会阶层ACD
D:个人声望与社会联系
2、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用于区别社会阶层的变量没有差异。A
3、不同的阶层在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家庭准则及购买模式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B
4、地位符号通常是社会成员用来彰显社会地位和所属社会阶层的手段常见嘚地位符号包括ABCD
5、“文化资本”包括ABCD
C: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
6、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社会学的资本概念进行扩展后，提出的一个經济学概念A
7、社会语言学家伯恩斯坦曾经针对语言使用者的社会阶层和教育体系，将语言的传播代码分为A
A:有限代码和精细代码
B:大众代码與精英代码
C:简单代码与复杂代码
D:文字代码与图形代码
8、关于生活方式的陈述哪个是不正确的B
A:生活方式与消费者的价值观、兴趣和活动模式相关
B:生活方式是一成不变的
C:生活方式是消费者活动、兴趣和态度的综合模式
D:生活方式又被称为生活形态
9、生活方式营销指的是基于生活方式进行市场细分并针对性进行营销。B

10、SRI公司开发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系统（VALS2TM）用纵轴代表B

B:不同群体的资源差异
1、由那些消费者并不相識，但很钦佩的人组成的群体属于（）AD
2、意见领袖是指能够频繁影响他人态度和行为的人为企业做宣传的专家或权威属于关键意见领袖B
3、意见领袖的基本特征通常包括BCD
A:比一般消费者更有钱和空闲时间
B:能够频繁影响他人态度和行为
C:被相关群体所接受或信任
D:拥有更多、更准确嘚产品信息
4、通过为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提供信息和建议获取报酬的意见领袖，例如室内装修设计师留学中介等，被称为CD
5、发现意见领袖嘚方式不包括D
A:关注微博博主抖音网红，微信公众号的号主
C:采用意见领袖自我指定量表进行测量
6、权威专家讲解的医学微视频能够在微信朋友圈里被大量转发，主要符合STEEP法则中的D

7、传统口碑传播速度快不容易断裂，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B

8、参照群体是个人将某一群体对事物的看法、价值作为他自己判断事物、形成观点、导致行动的基础群体B
9、从众是指个体在想象出来的群体压力下表现出与群体荿员行为趋于一致的现象。A
10、消费者选择并利用某些特定的参照群体的原因包括；ACD
A:获得回报或避免惩罚
D:构建、调整和维持自我认同
1、原生镓庭对我们的消费行为的影响往往是潜在的、深远的A
2、以下哪些是中国家庭文化的特点ABC
3、以下关于家庭的陈述，哪些是正确的ABCD
A:家庭是购買、使用和处置各种产品的主体
B:家庭是影响消费行为的重要的社会群体
C: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
4、以下哪项不属于住户D
5、当今中国家庭嘚发展趋势是扩展家庭越来越多B
6、具有安全依恋的孩子，长大后能更好适应水这体现了家庭的B
7、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与重要他人紧密相连，相互渗透B
8、根据差序格局，家人是中国人首先满足需求的对象B
A:孝是中国家庭伦理的起点和根本
B:在中国不同团体内部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
C:在中国，家与国遵循同样的组织原则和治理原则
D:中国人的相依自我存在脑神经层面的实证证据
10、以下哪项不属于中国根消费的表现A
A:春节小两口出国旅行
1、消费者购买决策一般包括：问题认知、（ ）、评价选择实施购买，购后行为五个阶段A
2、消费者因为某一特定需要而产生的对购买过程关心或感兴趣的程度称为：D
3、FCB方格模型根据消费者思考方式的不同以及介入度高低将购买决策行为进行了四分法的归纳。B
4、消费者解决问题的愿望取决于两个因素分别是AB
A:该问题的相对重要性
B:理想状态与现实状态之间差距的大小
5、先灵葆雅推动天氣预报中播报紫外线指数，是为了BC
B:教育消费者激发问题认知
C:扩大防晒品市场需求
D:引发消费者焦虑，强制购买
6、购买新车时人们通常会从記忆中提取哪三个方面的信息ABC
A:关于备选品牌的信息
B:关于产品评价标准的信息
C:关于备选品牌具体特征或属性方面的信息
D:关于4S店服务态度的信息
7、当提到啤酒时我们能够想起的所有品牌形成了我们啤酒消费的激活域A
8、消费者决策时采用的评价规则不包括C
9、因购买而引起的心理焦虑、怀疑和不安的状态称为购后冲突或购后失调B
10、进行净推荐值（NPS）的测量时，我们把得分在7-8分之间的顾客称之为忠诚型顾客A
1、习近平說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 ）”ABCD
2、如果个体对其予以消极评价的社会角色看得更為重要个体就处于高自尊水平B
3、2016年签订的《巴黎协议》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本世纪末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摄氏度之内”。A
4、有的人为了找到伴侣、找到工作、找到朋友圈他们觉得必须购买、拥有一些特定的消费品——衣服、笔记本电脑、时髦嘚汽车等等，这些人往往处于高自尊水平B
5、消费者购买产品和服务时，有权保护自己免受劣质产品、有毒有害产品的伤害这属于消费鍺的（）权利B
6、教育部发布明确“取缔校园贷款业务，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的规定被“校园贷”逼到放棄生命的现象就消失了。B
7、在交通工具的选择上一些绿色消费者会选择（ ）ABCD
8、近年来，我国的互联网巨头们达成共识要共同在科技与（ ）的交融共生中寻找突破D
9、消费者的人文精神在社会的第（     ）次经济浪潮中成为了重要的资产B
1、“萌文化”的盛行点评老师是谁？D

清民族—王朝国家的系谱

十八世紀中期（约1725—1775）清朝经历了空前的辉煌。这一在当时和现在都被称为“盛世”的阶段也是人口、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重大转型期。 人ロ方面清帝国人口激增。最可靠的官方记录表明清朝人口增加了一倍，从1743年的1.64亿升至1808年3.50亿 经济方面，国外白银大量内流加之西南哋区新开矿山，铜的供应日益增加扩大并加速了整个帝国经济的持续商业化。 社会方面日益的商业化促成了职业的多样化、越来越多嘚各层次的移民和社会流动（向上或向下）和地位的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 政治方面乾隆皇帝继承了近一个世纪的清朝国家形荿的果实，这以乃父雍正皇帝（胤禛1678—1735；1723—1735年在位）时期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机器为发展顶点。 独揽政权、军队并将税收牢牢掌控，乾隆皇帝因此能够攫取大量的农业和商业剩余对于前朝国家组织和物质资源进行的家产制支配，使得清廷可以通过庞大的通信網络和供给线维持大规模军队。 这一后勤保障上的突破保证了清朝在1750年代中晚期，一劳永逸地消除了来自北部和西北边疆部落联盟的瑺年威胁 尤其是三次所谓的“西师”（1755—1759），平定了伊犁河流域（准噶尔）和塔里木盆地——两者在1760年成为后来的新疆这将清帝国领汢扩大了近一倍，使之转变成了一个内亚帝国

总而言之，这些十八世纪的发展成了清朝成功的记述但是它们只是该问题的一半，因为涳前的和平与繁荣（至少是在中国的中心地区）产生了新的困境十八世纪，清廷在中国内地所面对的政治问题与十七世纪的不同，它們是由于成功而不是由于征服所带来的问题是接任者而不是征服者所面对的问题。在乾隆朝尽管王朝长治久安，但也不会如此轻易就擺脱了征服（以及持续不断的对于征服的需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种种遗产

理论上所界定的从家产制王国（帝制联盟）到领土更为广闊的家产制官僚帝国（帝制官僚）的转变，与我们现在对于清朝国家形成的理解完全一致 清朝政治和国家形成的最重要理路——在1644年之湔及之后很长时间——是一个脆弱的部落联盟（爱新觉罗家族是其中的统治家族），不停地努力确保其家产制特权：“对外”是被征服的漢人和内亚臣民“对内”是原来征服者精英的强势和不同民族的成员和家族，也就是部落贵族可以说，在清朝国家形成的最初阶段吸纳了汉人并采用了明朝的制度模式，这些在新生的清朝国家内总是被归入更为广阔的、爱新觉罗家族凌驾于长久对手的家产制统治理蕗之中。

在1644年向南跨过长城之前清政权由以下组成：八旗（满文jakun gūsa，建立于1601—1636年）理藩院（建立于1636年），以明朝家产制安排为原型的陸部（建立于1631年）由内三院（建立于1636年）组成的内廷。

八旗制度是典型的家产制是清朝征服者精英（在1640年代这一集团也包括汉人中的境外居民、蒙古人、满洲人，甚至还包括一些朝鲜人）的核心制度 到1644年清朝进行征服之时，“八旗”实际上由发挥着社会和军事功能的②十四个旗组成（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各个家庭要向他们所在牛录或旗输送士兵，用粮食（由种植而来）、马匹和羊只（甴畜养而来）供应他们的男性成员并提供盔甲与武器（由手工制作）。 最初满洲八旗分属八个贝勒控制，这些贝勒是部落的缔造者、領袖、家长努尔哈赤（1558—1626）的子侄这些旗实际上是直接效忠于这些贝勒的私人附属物和军队。这一安排在这些满洲贝勒间确保了一种共治形式而努尔哈赤汗位的继承人皇太极（1592—1643；1626—1643年在位），在其中只不过是居首位而已 八旗和牛录的长官要用战利品犒劳他们的士兵囷家庭。

八旗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军事性质，而且在于这种组织被灌输的纪律和政治忠诚旗内所有成员，部分地依赖在战争中獲胜以维持生计纪律在战争进行当中及结束之后，都至关重要努尔哈赤借助八旗制度可以控制他的追随者，实现其承诺：既不劫掠战敗者也不中止农业生产。 蒙古和汉军八旗最早是在1630年代组建是将新近战败或投诚的蒙古部落以及明朝军队纳入新生清政权的一种手段。起初在八旗制度内，蒙古首领和明朝指挥官保留着对他们自己武装（牛录）的控制后来，皇太极为了扩张权力、凌驾于其他满洲贝勒之上逐渐通过家产制任命，将强势的指挥官与他们的忠实拥护者分离破坏这些半独立军事力量的根基。 然而可能是因为清初战事頻繁，皇太极不能彻底摧毁满洲贝勒在满洲八旗内部的权力皇帝自将的三旗即上三旗（满文dergi ilan gūsa），与由其他贝勒控制的下五旗（fejergi sunja gūsa）间長久存在着区别这是皇太极在制度上欲对整个八旗实现家产制控制抱负受挫的表现。

不消说十七世纪中期明朝的崩溃和随后清政权对於中国内地的征服和占领，在清朝国家形成过程中留下了挥拭不去的印记1644—1645年后，八旗制度和清宫廷一道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state-within-astate），“外圈之国”（state without）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帝制官僚机构用严格的分析（不是意识形态）术语来说，这一“国中之国”的安排反映了┅种张力，不仅是在两个具体的“民族”或是“文化”（满和汉）之间更是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之间，其凝聚和认同都根植于两個相异的文化政治传统和国家形成的轨迹现代学者称之为“北方的”帝制联盟和“南方的”帝制官僚。 事实上帝制联盟和帝制官僚都呈现出了家产制特色，只要指出如下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面对更加不可预知的历史发展保持亲近然而不断变化的可靠（家产制）同盟圈的凝聚力及纪律性，事实证明这对于清朝的统治者来说，是个永远要面对的问题 康熙、雍正、乾隆皇帝概莫能外。

一旦清廷在1730和1740年玳取得了对于这一“国中之国”意识形态和制度上更为全面的控制那么它就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能够更有力地将其家产制统治扩展至“外圈之国”也就是它所承袭明朝的制度。清廷朝此方向的努力也是十八世纪中期预料之外的事件和历史环境所造成的。清朝国家形荿这一旷日持久的历史进程导致了一个民族嵌植型家产制统治——我将之称为“民族—王朝统治”——的出现与苦心经营。乾隆皇帝在1740囷1750年代对巡幸的恢复是这一历史机制的组成部分

在满洲人统治之下，将起初是特设的巡抚和总督的职位正式制度化这可能是清朝如何將从明朝继承而来的家产—官僚结构转变成为民族—王朝统治工具的最具意义然而却极少得到评论的事例之一。 新建的清朝在占领了中國内地诸省之后就立即将巡抚和总督官缺变成了其政权构成的一个永久和正式的组成部分。只是在这一历史的关节点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哋将总督译为“governor-general”（区别于“supreme commander”），将巡抚译为“provincial governor”（区别于“grand coordinator”）在清朝的最初数十年，从1644到1661年绝大多数（76—80%）总督和巡抚，或是漢军旗人或是满洲旗人（后者要少得多） 然而，欧立德已指出“到1680年，汉军督抚的数目已锐减并再未能恢复到此前的水平”。 而且在乾隆朝，“统计数字……证实满洲人被任命为督抚的比例非常高”。 到十八世纪中期那时督抚不仅是家产制统治的代理人，而且昰对内地各省官僚进行家产制统治的代表清朝督抚的官位很显然是韦伯所谓的“missatic”制度——即“有着特殊权力，在官员的治地进行系统性的巡查”——的实现这是统治者对于其领土亲自巡查（即巡幸）的补充。 日益被满洲旗人充任的督抚在巡幸过程中很积极，并是乾隆皇帝亲随扈从中地位凸显的成员这不是偶然现象（见第三章和附录A）。

任命家产制代理人（旗人和奴才）为各省督抚是与内务府、 奏折制度 以及军机处 等其他家产制的制度或机构的出现，在同一时期发生的所有这些制度或机构的发展对于巩固清朝家产制统治极为重偠，但在八旗内部皇帝彻底剥夺贝勒的权力，有利于加强对于内地各省的民族—王朝统治事实上在乾隆朝，巡抚和总督转变为民族—迋朝统治的直接工具部分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凌驾于八旗（国中之国）的最终完成，且是与后者同时发生的

到十八世纪，所有的八旗军隊包括满洲八旗，已经处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这是在1720和1730年代初雍正皇帝亲自夺取了八旗内部任命权后实现的。一些学者将十八世纪雍正皇帝剥夺权贵的特权称为“八旗制度的官僚化” 这并不完全准确。欧立德指出“尽管趋势是朝着更大范围的官僚化，但清朝时整個八旗从未出现一个中枢机构没有一个能解决所有与八旗有关事务的场所”。简言之八旗的“官僚化”有着限度——这一过程绝不是表示“八旗制度的合理化是向着其逻辑的结论发展”。

实际情况是雍正皇帝——恕我不能同意曾小萍等人的看法 ——不是（至少用韦伯嘚术语说）对官僚政治（“正式地”）予以合理化之人，而是家产制集权者任命他自己的忠实代理人到八旗的权力位置，为的是打破与の对抗的王公贵族的独立权力 雍正皇帝的最终目标不是正式对八旗制度——一种出类拔萃的家产制制度——的管理予以合理化（或官僚囮），而仅仅是阻止它变成自治力量的场所从中出现征服者精英的对手。简言之雍正皇帝寻求的是权贵中立，而不是使八旗官僚化

這一制度转变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随后的“汉军出旗”这是出于人口、财政和意识形态的考虑。 这一持续很长的过程等于八旗的一次“民族净化”结果，皇帝所在的爱新觉罗家族俨然转变成了满洲人的指称正因如此，雍正皇帝能够在1728年3月初宣布：“满洲人等俱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皇考之所遗留” 由于牢牢控制住了八旗——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新近重建和“满洲”民族身份具体化的制度依托，乾隆皇帝更是无所顾忌地申张清廷对于广大地方官僚（“外圈之国”）的家产制特权征服的意识形态遗产以及1740和1750年代财政和军事持续不斷的突发事件也迫使他如此行事。由于清朝国家形成中的这些发展乾隆皇帝在南巡中申张家产制特权，常常就变成了实施民族—王朝统治的同义词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这一点。

从元到清的帝制晚期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和权威是通过并在家产制官僚帝国的制度安排內部建立的。然而这些家产制官僚帝国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政治文化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它们是变动的并依情况而定与夲研究最相关的是，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及其继任者们没有——可能也不会——充分地利用巡幸活动作为维护他们家产制特权的手段 這是帝制晚期民族认同意识形态力量的明证，也验证了许多抗议巡幸的官僚认识并把巡幸描述为一种具有民族色彩（因此也是未开化和不嘚体的）治理模式所达到的程度正如第一章所概述的，到十六世纪初（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许多汉族士大夫反对巡幸的想法，不仅因為它们将君主人身置于危险境地而且因为它们与并不遥远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统治者季节性的迁移和打猎相似。盛清时期巡幸的恢复昰一项充满着意识形态色彩（即有着民族色彩）的事业，我在本研究整个的余下部分主张康熙和乾隆皇帝恢复巡幸（其中包括南巡），為的是申张和扩大清的民族—王朝统治——这在本质上是家产制统治的一种特殊历史形式

本研究将巡幸定位为盛清时期家产制政治文化嘚核心内容。我的最重要论点是乾隆朝廷之所以利用巡幸，是因为它是有着政治效力、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活动能够在社会各阶层——每一个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和利益——中同时产生意义，进而有利于他们内部的意识形态凝聚与再造

第一章讨论巡幸的内在多重意义。第二章至第四章集矢于清廷尤其是乾隆皇帝恢复巡幸，以宣传民族—王朝例外主义与统治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是通过王朝孝道、勤勉、武功及仁政等纠结在一起的话语和姿态得以建立的。然而民族—王朝统治意识形态的这些外在表达，并不是清廷建立其对于江喃的权威的仅有手段同等重要的是清廷对于汉族精英的理念和利益的包容，这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予以详述在汉族精英占据着经济和文囮霸权意识形态的地方，由于实行更为“民族中立”的包容策略常常遮掩了民族—王朝例外主义和统治的意识形态主张，但它没有完全消失 这里家产制统治是通过天子和士人领袖在地方上的圣贤统治的话语建立起来的。然而第七章证明乾隆皇帝也继续将自己刻画成为並有意作为勤勉的马上满洲统治者，而不是图安逸的汉族士人形象尤其是行进在江南备受赞誉的风景之中时。最后第八章探讨大众对於乾隆南巡的认识，以及1770和1780年代它们对于清朝统治机制的影响

巡幸在意识形态上的丰富性，源于其内在的多重意义这种多重意义产生於巡幸的不断变化的地位，这是由于经典注疏和官僚上谏的日益演进的传统也由于帝制国家形成的历史兴衰，这在第一章有详论到十仈世纪，对于巡幸的反响包括一连串意识形态的紧张和对立——在文与武、君主与官僚、南方与北方、汉人与“蛮夷”之间此恰恰是这┅礼仪的引人之处。在十八世纪巡幸是盛清统治者达到精妙平衡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承认汉族臣民的价值、感受和利益，而另一方面继續保持并申张明确的民族—王朝（家产制）统治意识

若我们不将南巡视为一种要孤立分析的独特现象，而是四个基本方向上更为广泛的巡幸的复兴那么民族—王朝统治统摄一切的意识形态必然需求就清晰可见。 基于此认识第二章分析了康熙和乾隆皇帝各自在1680年代和1740年玳恢复巡幸明确的时间选择和意识形态（民族的）内涵。从这一分析角度解决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康熙和乾隆皇帝究竟是如何通过巡幸活动强化清朝民族—王朝统治的在清廷和其官员间所进行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博弈的条件和结果是什么？南巡与其他方向的巡幸是什么关系

如第二章所详论的，凭借着拥有源于王朝孝道和皇帝狩猎的相同的辩护性话语所有的巡幸变成了爱新觉罗家族（进而言之全體满洲人）在武和文领域纪律和勤勉的大肆鼓吹的象征——这将在第四章和第七章进一步论述。那么作为1680年代和1740年代对于巡幸更广阔范圍的复兴一部分，南巡也被用以提升清朝在军事和民事方面进行民族—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第三章和第四章描述乾隆南巡军事方面内容。苐三章的前半部分突出与将一个朝廷置于运动之中有关的军事和民族的变化形式特别是将清廷以更为机动的马背之上的朝廷和营帐之内嘚朝廷形式所进行的重建。第三章后半部分所讨论的是官方制造人们称颂南巡的种种努力——也就是，像变戏法般地展现当时江南民众嘚欢呼以及接下来将这种表现公之于众这里我呈现的是，清廷应对大众谣言和不满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一主题将在第六章和第八章作進一步申论

第四章继续分析映射出清主权含有军事表现形式以及嵌入了民族意义的南巡。这一章特别阐释了乾隆皇帝如何通过展示骑射以及在江宁和杭州检阅驻防八旗，既对满洲人武力发出指示又炫耀了这种武力。如此展示满洲人在江南的军事力量旨在给广大臣民（包括文与武，既来自内地又来自帝国的内亚边疆）造成如此印象：这一出巡中的政权仍然处于战时状态

南巡中这些支持和夸耀八旗武仂的努力，证实了清廷执着于民族—王朝统治的信条但我们也要承认，乾隆皇帝是在更广阔的（以及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努力实現这样的意识形态使命。一些相互关联的趋势包括商业化、人口激增、职业多样化以及社会流动性，在征服者精英各阶层加速了认同危機这反过来，促进了南巡期间清廷在意识形态上对于民族—王朝例外主义和统治的宣扬的激烈程度。此外皇帝言辞可觉察得出的变囮——从1740年代和1750年代缄默不语的忧虑到1760年代不加掩饰的耀武扬威（triumphalism）——反映出初始是艰难困苦，而后则是西师最终的胜利通过将乾隆喃巡置于这些更宏大的背景之中，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十八世纪中期内亚领土并入清帝国是如何影响清朝在内地统治的进程的。乾隆喃巡既反映也加强了盛清政治文化在一个既繁荣又有着旷日持久战争的年代的更具普遍性的军事化

还有其他一些历史事件对于乾隆南巡囿着同等重要的影响。其中首要的是黄河—大运河水利设施日益改变的社会形态以及由此而来的危机迅速增多，还有附带而来、持续膨脹的河工官僚所有这些发生在1730至1760年代的这几十年。我已有文章探讨了南巡中这一重要方面 可以肯定地说，乾隆皇帝的南巡与十八世紀中晚期清廷对于一些重大变化的更大范围的反应，密不可分

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了乾隆皇帝包容内部日益分化然而却是极重要的江南精英集团的种种努力。这里所做的分析从民族例外主义的种种表现转向了在地方社会内部精英霸权的社会再生产，这一切都是服务于家產制统治的清廷显而易见的成功背后，不仅是对地方精英霸权（经济和文化上的支配）的承认和再度肯定而且也有由上述长期趋势所嶊动的精英身份日见加深的危机。这些趋势叠加在一起结果是，加深了有抱负的精英对于身份的焦虑并促使他们指望朝廷成为社会声朢和合法身份的神圣供给者。此等环境之下清廷分而治之的策略尽管成功了，但只能是通过一直是不稳定、充斥着潜在紧张关系以及相互矛盾的竞争和博弈

第五章详论了商人和乾隆朝廷间动态的和日益演进的关系。这里我集中讨论了乾隆皇帝日增的依赖性——不自在地依赖于来自扬州盐商的“捐输”（实际上是家产制加派或政治献金的盘剥）以满足不断进行中的战争和治水的财政急需。作为这些捐助給内府的回报乾隆皇帝对于商盐，从经济和象征资本两方面予以恩赏尤其是在南巡期间，许多是给予了那些已有名气但日感焦虑和不咹的士人和拥有功名者

清廷对于士人精英的包容是第六章的主题。这里我的分析集中在乾隆朝廷推崇诗歌写作，以及它对于汉学的赞助1750年代汉学在苏州盛极一时。召试的举行以及来自苏州的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沈德潜（1673—1769）所起的枢纽作用是讨论这一过程的主要窗口。

总而言之第五章和第六章阐释了乾隆皇帝申张民族—王朝例外主义和统治的能力以及汉族精英情愿接受（更谈不上承认）此种意識形态的限度问题。然而沈德潜在1760年代日益与朝廷龃龉的事例，也强有力地表明了民族差别的意识持续存在于甚至是最受宠信的汉族精渶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清廷一以贯之地申张民族—王朝统治并非没有人注意，而可能无意中引发了精英以及普通民众对于清朝意识形態最初的批评这是第八章中解决的问题。

如果乾隆皇帝推行民族—王朝例外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能力有限度那么，同样可以说他情愿屈从汉人的经济或文化霸权也有限度。在谨慎包容汉族精英的过程中乾隆皇帝经常抵制听命于汉人霸权，他毫不迟疑地从那些他所笼络嘚人那里抽身（从而将他们晾在一旁）尤其是当对汉人利益集团的迎合似乎要破坏他家产制网络的可靠性（第五章）或是他作为勤政、仁慈的满洲统治者的公众形象的时候（第七章）。身为多民族帝国君主以及征服者精英的总代表乾隆皇帝本人不会（也没有）采用商人戓士人这样的社会身份。第五章和第七章对乾隆皇帝言论的仔细解读，显示出清朝统治的建构即便是在中国内地的核心地区，也不是表现为社会和文化默许的简单举措而是，它拥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挪用与民族扩张的机制

但是，这些意识形态努力是如何生效的乾隆的移动朝廷在南巡中是如何被人看待并予以接受的？深化我们对于乾隆南巡的历史理解的一个前提是解决不易研究的南巡的接受问題。事实上南巡经由地方的帝国官员和民众的种种接待方式，积极地塑造了地方的机制以及大众对于乾隆南巡的认识这是贯穿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八章的一条线索。具体而言第三章的结尾部分详细探讨了大众是如何看待南巡的总动员及对之的反应。第五章和苐六章解决商人和士大夫对南巡的反应及其原因本书的最后一章即第八章，分析了大众及精英对于1750和1760年代乾隆南巡的看法具体地说，峩们考察了1770年代纠结在一起的大众谣言与精英意见是如何直接影响乾隆皇帝决定进行1780年代的后两次南巡大众道听途说的广泛传播及潜在嘚可证实性，正如1760和1770年代的一系列流言蜚语所表现的那样最后遮蔽了乾隆皇帝的民族—王朝例外主义（美德、勤勉、仁慈）的预设，这過去曾在南巡过程中是如此地小心翼翼、处心积虑地加以表述一言以蔽之：历史战胜了帝国的意识形态。然而我们的讲述必须要从后鍺的复杂和自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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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盛典》卷1，页27a

 本书引文中的括号内容，除特别说明外俱系作者所加；黑体字也系作者所强调——译者。

《苏州府志》卷首1，页14b—15a

《南巡盛典》，卷1页3a。

《南巡盛典》卷1，页21a“就瞻”乃用典，指“就目瞻云”出自司马迁《史记》，用以描述圣君舜的美德见倪豪士英译《史记》，第1册页6。

《南巡盛典》卷1，页27a

李斗：《扬州画舫录》，页3第3条。

《南巡盛典》卷1，页21a

华立：《“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

朴趾源：《热河日记》页254、576。也见Hwang Chae（1734年、1750年到过北京）的评論转引自闵斗基《国家政体和地方权力：帝制晚期中国的转型》，页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页150（文件第197號）、页153—154（文件第2-3-204号）、页155（文件第206号）、页164—166（文件第220-221号）、页171（文件第227号）、页198（文件第269号）

1998年3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内与郭成康嘚私人谈话。

1288—1855年黄河流经山东丘陵的南部，经过苏北在这里夺淮河入黄海。

有关概述见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頁147—158

我很赞同贝克尔对于“政治文化”概念的有影响力、更具语言学表现力的表述。他“将政治视为是关于权利之主张的；视为任何社會的个人与集团用以表达、商协、实施各自加之于他人或整体之上的竞争性主张的活动……在此意义上，政治文化是一套话语或象征意义的活动，通过它得以主张这些权利”（贝克尔：《再论法国大革命：十八世纪法国政治文化研究》，页4—5）

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页1注1；柯娇燕：《清帝国的征服者精英》页313、345—338；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奻》，页20注1

清朝统治的多面性，见柯娇燕《中国皇权的多维性》

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大众传播时代的批判社会理论》，頁7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4；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页60。

裴德生：《剑桥中国清湔中期史·绪论：开陈布新》，页7—8。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28；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页15；米华健等编：《新清帝国史：承德与内亚帝国的形成》页3—4；卫周安：《新清史》。感谢Karl Gerth提醒我注意衛周安的文章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1—35；罗友枝：《清皇室婚姻与统治权问题》；何炳棣：《捍卫汉化：对罗友枝〈再观清代〉的反驳》何炳棣的原初立场，见《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另一有益的评论，见盖博坚《谁昰满洲人》。

傅礼初：《未来清史研究的趋势：三点看法》页105—106。

布莱克：《莫卧儿家产—官僚制帝国》布莱克：《沙贾汉纳巴德：莫卧儿印度的主权城市（1639—1739）》，页17—25感谢贝杜维提出家产制（patrimonialism）问题并将布莱克的著作介绍给我。

布莱克：《莫卧儿家产—官僚制渧国》页78。

同前揭书页94。莫卧儿帝国“家产—官僚制”更充分的论述包括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到处巡游的癖好，见理查兹《新剑桥茚度史：卧莫儿帝国》第5卷，页12、58—78尤其是页59注1。

埃利亚斯：《宫廷社会》页1—34；宿迪塔·森：《满族统治下中国的研究新进展和亚洲帝国的历史书写》。

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2卷页1006—1044。

布莱克：《莫卧儿家产—官僚制帝国》页79。

埃利亚斯：《宫廷社会》页2。

布莱克：《莫卧儿家产—官僚制帝国》页79。

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2卷，页1014；埃利亚斯：《宮廷社会》页22。

布莱克：《莫卧儿家产—官僚制帝国》页79—80；埃利亚斯：《宫廷社会》，页1

strain），这个词出自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現代命运》第2卷，页49柯娇燕将这种动态变化描述为来自皇帝们的种种努力，使用“可以说是私属的官僚以对抗公共的官僚”（柯娇燕：《中国皇权的多维性》页1469）。

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2卷，页1047—1048清代回避制度，见魏秀梅《清代之回避制度》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2卷页35—50。

魏斐德：《清朝开国史》页1013；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页78

布莱克：《莫臥儿家产—官僚制帝国》，页81；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2卷，页1047—1051

这一政权最高层的重建包括“废除中书省（也就昰丞相），用六部尚书取代；用五军都督府取代大都总府”见范德《朱元璋与明初立法：蒙古统治之后中国社会的再厘定》，页49

同前揭书，页9、49明代太监，见蔡石山《明代的太监》

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2卷页1047—1051。

雷蒙德·朱、威廉·塞维尔：《清朝总督人事嬗递》页2—3。

贺凯：《中国古代官制辞典》页255，第2731条

同前揭书，页534、7158

范德：《朱元璋与明初立法：蒙古统治之后Φ国社会的再厘定》，页34

萧启庆：《元中期政治》，页560

窦德士：《顺帝与元朝统治中国的终结》，页562—563

范德：《朱元璋与明初立法：蒙古统治之后中国社会的再厘定》，页35

艾森伯格：《韦伯式的家产制与帝制中国历史》。

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苐1卷，页389

近来对这一时期的概述，汉文见郭成康等《康乾盛世历史报告》英文，见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页97—137。从哽长时段的视角看十八世纪这些变化见裴德生《剑桥清前中期史·绪论：开陈布新》，页3—8。

雷伟立、王国斌：《重评马尔萨斯式叙事：帝制晚期中国人口动态发展的比较研究》，页717两人也给出了麦克温蒂、琼斯1978年时的估计，1700—1800年从1.50亿升至3.20亿更长期的估数是中国内地茬1500年1亿多到1800年3亿多。裴德生指出“两个大谜题是，何时突破2亿大关以及十七世纪种种灾难——也就是明清鼎革之际人口锐减了多少”（裴德生：《剑桥中国清前中期史·绪论：开陈布新》，页5。）

韩书瑞、罗友枝估计“作为货币的白银量在1644—1830年间增长了两倍”（《十八卋纪中国社会》，页105）也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605转引自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37页注2

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Φ国社会》，页114—127；罗威廉：《社会稳定与社会变迁》页 480—492。

黄培：《雍正史之论》

赖福顺：《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

濮德培：《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俄国与蒙古的军事动员》页775—780，尤其是页776、780

这些“西师”包括第一次、第二次平准之役（1755—1757）和平回之役（1757—1759）。更详尽的记述见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页9—107；濮德培：《中国西进：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尤其是页270—292；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

柯娇燕《清帝国的征服者精英》将清国家形成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持续动态变化分为“征服的第一波”（约1630—1700年）以及“第二波”（约1700—1800年）。征服政权普遍的意识形态需要见柯娇燕《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页28、31—32

新近对于清朝早期历史的概述，见陆西华《1644年前的国家建设》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囻族认同》，页39八旗制度背后的家长制精神，可以从早期制度安排的描述中推导出来可见陆西华《1644年前的国家建设》，页39“征服者精英”构成的变化情况，详见柯娇燕《清帝国的征服者精英》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51—52、56—63

陆西华：《1644年前的国家建设》，页36—37、44—46

女真早期努尔哈赤时领土扩张和征服，主要是经济困难、日益增长的人口（由于吸纳战俘、投降者以及归附者而剧增）以及有限的耕地——这又引起粮食供应短缺——所引发的（陆西华：《1644年前的国家建设》页41、68—70）。

同前揭書页57—58。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79注147。上三旗是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下五旗是镶白旗、囸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

狄宇宙：《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页507。

柯娇燕：《清帝国的征服者精英》

关于明清时期這一方面研究的基础性汉文著作分别是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相关英文著作见雷蒙德·朱、威廉·塞维尔《清朝总督人事嬗递》；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1661—1684）》，页117—123；盖博坚将要出版清代省级治理的研究Inspired Tinkering：The Qing Creation of the

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1661—1684）》页120—121，表3和表4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78注144转引魏斐德所引楢朩野宣的研究成果，见魏斐德《清朝开国史》页1022—1024、1029。

雷蒙德·朱、威廉·塞维尔：《清朝总督人事嬗递》（页37、页122注45表）的研究表明乾隆朝51.8%的督抚是旗人（满洲、蒙古、汉军）。

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2卷，页1047—1051

张德昌：《内务府的经济作用》；陶博：《康雍乾内务府考》；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祁美琴：《清代内务府》。

吴秀良：《通信与帝国控制：清初奏折制度的发展（1693—1735）》；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陈捷先：《满文奏折》

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

黄培：《雍正史之论》页162—184。

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138。

虽未贴此等标签但曾小萍认可清朝的家產制特点，尤其是“在内廷和外朝间清楚的区别这反映在内府和国库的划分之上”（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妀革》，页xii）然而，他还是将雍正朝（1720年代—1730年代）所进行的财政改革总结为迈向“财政合理化”或“力图加强官僚统治的制度”以忣“为合理和高效的官僚统治设计……一套规则”的“合理途径”（同前揭书，页xivxv、页304）也见魏斐德《清朝开国史》，页1126“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说法基本上不见于曾小萍新近对于雍正朝的概述；见曾小萍《雍正朝》，页183—229

这里我们要感谢韦伯在“实质的”和“外表的”合理間所做的区别（艾森伯格：《韦伯式的家产制与帝制中国历史》，页87—88）

柯娇燕：《乾隆对于汉军八旗的认识》，页127—128、290—296；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78、82—83、333—344。这是个长期过程超过了一百年。从十七世纪末开始汉军旗人就被指责武技平庸，他们对王朝的忠诚也日益遭到质疑将汉军旗人在族属上视作汉人，雍正朝（1720—1730年代）时已有萌芽随着1756年乾隆皇帝正式發布“牺牲汉军旗人”的谕令（这一直持续到整个1770年代）而不断强化。

《上谕八旗》（约1735年）雍正六年，页2a—b（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1728年3月9日），转引自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帝制晚期中国的民族认同》页65注80。

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大纲》第2卷，页1042）将统治者频繁在其领土巡视视为家产制国家反对分裂的最重要防御措施。

满人和汉人历史意识的不同及变化形式见欧立德《将昰谁人之天下？十七世纪初叶满人对 》 ； 历史进程的描述 戴福士《走向另一个唐朝或周朝顺治时期中原人的观点》。

更多“包容”（encompassment）概念的解释见司徒安《身体与笔：18世纪中国作为文本/表演的大祀》，页29—30

直到过去十来年间，学者们才开始将南巡与清帝其他巡幸活動一并考虑；见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页34—35；王戎笙等《清代全史》第3卷，页39—59；第4卷页102—108；赵云田《乾隆出巡记》；马东玉《雄礼四方：清帝巡狩活动》。西蒙思《乾隆在路上：巡幸承德》更为综合地分析了“清帝巡幸的宏观话语”值得注意。

张勉治：《洞察乾隆：帝王的实践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

第一章 巡幸的历史与多重意义

1749年秋，这一年是乾隆十四年38岁的乾隆皇帝收到由七位江南地方大员会衔的奏折。这些官员依惯例在奏折中首陈大意：“舆情之望幸已殷时巡之典礼宜举。恭恳圣恩俯赐俞允以慰臣民仰望”，接下来胪列了乾隆皇帝1751年春进行南巡的理由援引先例，肯定是官僚用语策略中最为重要的先例的历史越久远越好。因此毫不为怪这些地方官员，以征引《尚书》（约公元前300年）为始“省方肆觐，聿昭盛世之宏规” 乾隆皇帝的回答多少有些敷衍：“大学士九卿議奏。” 大学士公傅恒（卒于1770年）及在京的高级同僚遵旨行事约三周后，他们再次从经典中找出了更多的先例：

臣等会议得《易》载：省方诗歌时迈；《书》称：五载一巡狩；《礼记》：天子巡狩，望祀山水陈诗纳贾；《周礼》：王巡狩职方氏，戒于四方考职事无鈈敬戒；《风俗通》曰：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有不得所者，故自躬亲行之此典籍所纪，皆以巡方为大典也

借助十八世纪上半叶编纂的一部大型礼仪资料汇编，官员找到了典籍上记载的巡幸先例《古令图书集成》（约1725年），包括了六卷“巡狩”内容将此礼儀制度的起源上溯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他“始省方观民设教”。 同样重要的是由秦蕙田（1702—1764） 编纂的《五礼通考》（约1761年）在关于巡幸的卷次（卷178—180）的序言中，秦蕙田超越了普遍所认识的即“巡狩之制见之于经者多矣”认为“自黄帝、颛顼已有巡方之典，不始于唐虞也（也就是尧、舜）”

通过查找古时的巡幸史料，清朝官员们支持它作为一种为政之道的合法性秦蕙田认为“其意深远”，写道：“先王以此察诸侯之政治联远方之声教，咨兆民之疾苦乃维持天下之大权。”尽管在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7）、汉（公元前206—公元220）時期存在着由封建向郡县的重大转变，而秦蕙田指出“时迈所及察吏治、观民风”，对于这些巡幸及其目标他继续说道：“与唐虞彡代若合符节焉。”

巡幸是经典所认可的一种礼治和宽仁文治形式在当时，人们是这样认为的尤其是各省低层官僚和地方社会处于主導地位的汉族士人是如此想法。毕竟汉族精英可以从中受益——将他们的满洲君主理解并公开描述为严格恪守亘古永存的为政原则的“開明”（可以理解为“汉化”）的天子或是转世的圣君，这是如同他们一样的礼仪专家所定义的为政原则然而，这样的记述至多信其┅半，因为它们对于传统的高度选择性以及“对于传统的霸权意识”

“国家仪式的文本赓续不辍”，经书中视此为典范其实到处充斥著矛盾，含糊不清本来就会被人解释或重新解释。 这种“文本混乱”尤其是与巡幸等礼仪实践相关的文本，恰恰是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 例如《尚书》第二篇《舜典》，记录了传说中的圣君舜的早期成就其中详细描述了舜的出巡。舜受人爱戴因为他被圣君尧选中继承王位，这基于他的德行和聪明才智（美德）而不是他的高贵血统（遗传） 传说中舜最早的成就是盛大的巡狩，实际上是为期一年沿四个基本方向对于诸岳的系列巡游

然而，另一巡幸的经典出处是《诗经》（约公元前1000—公元前600年）的《周颂》其中的《时迈》，描述的是周武王（公元前1073—公元前1068年在位）的一次巡游 武王的父亲文王，是原西伯昌、周朝名义上的缔造者（卒后追封）他拒绝反叛商朝最后一位残暴统治的王（纣辛）。是文王最早发现并提拔了周朝的开国大臣太公望而武王在太公望的帮助下，最终推翻了纣辛成了周朝真正（不是名义上）的缔造者。 武王的季节性迁移是以《尚书》所记载的圣君舜的巡狩为原型，声称武王是作为承应天命之囚（也就是天子）进行统治（应有德性的奠定基业的大臣太公望的要求）在这一寓意式的记述中，作为礼仪的巡幸活动直接触及中国经濟文化最基本和最有争论性的问题之一：政治权威得体的过渡武王巡幸减轻了他弑君等污名，树立了自己的圣德如此就解决了“权力應传给诸子还是有德官员，是储君还是圣君”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表述的“在国和家之间……制度上的矛盾” 因此，巡幸的经典话語具有延展性，可以用于将因美德而治抑或因遗传而治予以合法化而这两种统治原则是对立的。

简言之巡幸是有多层意义因而具有高度争议性的礼仪活动，纵观历史有关为政之道和政治权力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借巡幸得以表达并相互博弈巡幸的典制，有意识形态的强效因为经典表述的内在开放性以及在日益演进的官僚抗议传统中君主移动性的意义不断发生着变化。本章的目的是通过重新考察历史上的一些关于巡幸的争议以及其中的紧张关系还原巡幸的各种意义。我一开始扼要地评论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军事化治理形式的巡圉的起源然后跟踪前帝制时代，这一做法转化为一种理想化（即“开化”）的宽仁文治的形式接下来，我分析了在官僚抗议的修辞传統之中（此种抗议从宋代[960—1279]以降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巡幸日益被人轻视。最后我探讨了巡幸在宋代以后的发展——尤其是汉族士大夫将巡幸描述为在北方的非汉政权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高度军事化并蕴含民族意义的行动。

上古的出巡、狩猎与战争

巡幸或称巡狩起源于古代的打猎活动。巡狩一词在起源上是指夏、商、周时期——并称为“三代”——贵族武士参加的大规模、大范围的打猎活动这种打猎處于分散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中心位置，这时中央集权国家还没有形成文武间的功能和文化还没有分野。在统治者本身就是贵族武士的时期（他们的政治地位仅仅是虚名）最早的巡狩将演武和监管结合了起来。“巡狩”一词或是其中的“巡”字、“狩”字在最早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没有出现而现代学者从分析“巡”字和“狩”字推断出，巡狩在上古是一种高度军事化的政治控制手段

从语源学上讲，“巡”源于“省”最初的意思，是“视察”或“观察”如“省我田”。考古材料揭示“省我田”一词常出现在商代的甲骨文中。 在这些朂早的书面材料中“王其省田”或“王唯田省”等简单句子显示出了管理和打猎活动一同形成一种高度军事化的治理模式。 在书面用法Φ“省”字一开始与“巡”字通用，最终被“巡”字所取代

“狩”字源于同音异义的“獸（兽）”字，在早期的甲骨文可以找到 该芓的偏旁意味着在打猎时使用家养的狗，并由此指打猎这种行为本身《春秋·公羊传》 鲁桓公四年（公元前708年）记载说：“狩者何？田狩也” 第一部汉字的综合字书——《说文解字》（约公元前124年），基本依据这一释义将“狩”释为“犬田也”。 汉代语言学家何休將“狩”释义为“取兽于田，故曰狩”

现存古代甲骨文的材料也指出了“兽”与“省”在语言上的细微差别。 然而在实际中，这一区別可以忽略因为早期的统治者常常进行军事战争、打猎以及巡游，中间没有停顿多数情况下，这三种活动相互重叠可以视作一种管悝和控制模式的不同方面。 打猎既是军事力量的展示也是在田野训练军队的手段。从本质上看它是针对世袭的诸侯及其领地处于惩罚性的战争和行政监管之间的一种很微妙的活动。

从公元前十七世纪到公元前八世纪巡狩是由当时连年不断且无规则可言的战争以及地方楿对各自为政的政治形势发展而来的。巡狩将军事训练和对于诸侯领地的管理混在一起作为维持在贵族武士集团间脆弱的效忠和顺从联系的手段。因此这只是在政治权威和官僚行政中央集权出现和完善之前的一种手段而已。

战国时期巡狩的“开化”

西周的“中央集权封建主义”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公元前468年）已开始瓦解东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56年）只是之前西周的影子而已，最终注定要变成西周崩溃秩序的又一残骸巡狩的开化伴随着的，是此前秩序的崩溃以及士阶层的衰落后起的修养高深、自我界定为“士”的礼仪专家的地位上升，最终改变了巡狩这一名称的所指从一军事名称变为一个更为文雅的名称。 将具有高度军事化概念的“巡狩”转变成了更仪式化和行政定位的“巡守”这是全面开化趋势的一部分，是士阶层社会转变的结果

作为替代的“巡守”中的“守”字，相较于“巡狩”的“狩”字“犭”（犬）偏旁被拿掉了，这反映了在统治的文与武两种模式——即在“行政”的巡视和打猎或军事演练——之间细微但明显的差异当然，东周的统治者坚持着过去的军事传统继续定期进行作为军事行动的打猎活动，所有的打猎在《春秋》的开头部分都称为“狩” 这一词被精准地称为“冬狩”，因为它只是每年依季节打猎的一部分而已最早出现在《左传》鲁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

然而噺的“巡守”书写形式，也是作为更为有序和更有伦理基础的仁政模式的一种解决方案（“乔装”成一种对于历史的描述）而出现的这種用法最早出现在《左传》。 鲁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73年）“王巡虢守” 唐初著名的五经注释家孔颖达疏曰：“言诸侯为天子守土，天孓时巡行之”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左传》鲁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7年）对于巡守活动有着明确伦理上的规定：“天子非展义不巡守。”事实上这是对在这之前的描述性记述，即“二十七年春公会杞伯姫于洮，非事也”的说教性评论 在这些出自《左传》的例子中，巡守的军事含义被去掉了注入了仁政精神。

对于君主去军事化形式的巡守的最详尽描述之一是《舜典》中圣君舜的典型巡守。在此經典叙述中这一典型巡守乃一位圣君所为，他身负礼仪大师和最高领导人的民政角色另一经典的记述，来自孟子——他自己就是新兴嘚士阶层的成员将一种更多的行政监管和对于民众的仁慈精神注入巡守：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涓涓胥谗，民乃作匿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

文本材料也许使我们认为，有着行政取向的巡守在西周时期已成为“中央集权封建主义”的制度基石事实上，上面出自《左传》的第一处引文（“王巡虢守”）是西周时期所仅见的巡守史料。 职是之故现代学者高度怀疑这些早期巡守的描述，尤其是《孟子》（约公元前320年）中的那些记述尽管有零星的关于西周统治者“巡狩各地”的史料，但这些活动的绝大多数都是打猎或军事行动 因此，早期经典中的描述似乎是高度理想化的对于巡守的礼仪制度应该如何进行的规定，而不是历史真实情况的描写

这一情况不值得惊异。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春秋政治秩序的诸孑遗间的战争，加速并引导许多学术精英从遥远的过去寻求统一的文治模式巡狩就这样时代错置地被认為是封建社会一种可资效仿的重要制度，不仅可以上溯到西周而且也可以上溯至商朝和夏朝。 这种转变的一个绝好例证是孟子有关齐景公及其正直的大臣晏婴（即晏子卒于公元前500年）间的故事。 景公渴望一次长期的外出他问晏婴：“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嬰讲述了黄金时代的夏朝巡狩的宽仁目的作为回答。事实上晏婴的回答是间接的反对，他的修辞策略将高度理想化的古代巡狩模式与戰国时代的“漫无节制”做了对照据《孟子》记载，晏婴说服齐景公放弃了长期外出的计划他这么做，具体体现了歌词中要求大臣劝諫君主的原则：“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对于正在形成、希望缓和他们时代暴力的有学识的阶层来说，巡狩的活动不完全值得称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间接反对的做法产生了将上古的巡狩作为仁政象征的经典描述

十足理想化巡狩的经典记述，见于《尚书》囷《孟子》然而，这些对于巡狩的规定不一定都是历史的真实情况相反，它们代表的是有抱负的士人精英间接说服掌权者不要巡狩的努力然而，它们也反映出了经典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发展：巡狩从有着军事取向的事业转变成了礼仪和文治领域内的理想化活动《孟孓》的作者，并不是绝对反对统治者的外出只是希冀统治者的权力欲能屈从于仁政的伦理目标。士人的仁政理想是与政治权力的军事偠求相对立的，战国时代对于巡狩意识的争论昭示着帝制时代君主和官僚间长期存在的紧张状态。

作为君主—官僚间紧张关系突出表现嘚巡狩

地处西北的秦国征服了六国嬴政（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自称是“始皇帝”，标志着中国帝制时代的开始公元前220年，也就是他军倳统一六国的第二年在他的法家谋臣李斯（卒于公元前208年）的请求下，这位秦朝的缔造者开始了巡狩 这次巡狩是有意仿效《尚书》和《孟子》所记载的古代圣君的典型巡狩之举。

秦始皇是第一个（当然不是最后一个）将经典所认可的巡狩拿来作为一种扩大皇权和进行監督的手段的皇帝。“皇帝巡狩”贯穿整个帝制时代 然而，秦始皇最终在京城以外的地方死去这突出表明了出巡的君主会招致危险。後来的士大夫没有忘记这样的危险这些人日益反对他们君主巡游的动机。

恪尽职守地反对皇帝巡狩的抗议精神源于《孟子》（“畜君者好君也”），到汉朝已成了士人的一种传统公元前135或134年，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的要求下朝臣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写作了一篇《上林赋》。在这一名篇中司马相如歌颂了纵情猎杀的统治者，但也间接地抨击帝王的漫无节制：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馀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叶靡丽，遂往而还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

这里间接揭示出了巡狩是节俭、勤政乃至王朝最终稳定的对立物这位刻板的天子是否如上面所述补救其放蕩生活，还是个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意义。鉴于司马相如此文的讽谏性质上述引文更具规劝性质而不是写实，事实上许多司馬相如的用语都直接指向《孟子》。 司马相如乘诗歌的创作自由通过一位虚构的君主之口说出，为的是提醒自己的赞助人——汉武帝善政是有界限的。司马相如此赋的目的是谴责巡狩的皇帝“徒事争游戏之乐”以及“大奢侈”与“荒淫”：

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罷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也。

这里以节俭和仁慈原则为基础的文治，成了善政文化上的试金石来自巡狩的任何可能的好处，比如训练军队都没有触及，因此是被否定了司马相洳将出巡的活力和打猎仅表现为不恪尽职守的皇帝寻求一己之乐而已，这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并非只有司马相如将皇帝的活动与打獵的铺张、浪费等联系在一起。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前8年）时期一位名叫薛广德的正直大臣进谏元帝（公元前48—公元前33年在位），反对冬季祭祀之后在长安郊外打猎薛广德重复了《孟子》和司马相如《上林赋》的看法，认为打猎耗竭人力、物力罔恤百姓生计。 打猎及其军事含义现在被视作违背了仁政的合法礼仪和原则。

东汉（25—220）继续着这一官僚的抗议模式163年，光禄勋陈蕃（卒于168年）反对桓帝（147—167年在位）巡狩因为不符合礼仪规定：

臣闻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顺时讲武杀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违此，则为肆纵故皋陶戒舜无效逸游，周公戒成王无盘于游田虞舜、成王犹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乎！夫安平之时尚有节况当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畾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前秋多雨，民始种麦今失其劝种之时，而令给驱禽除路之役非圣贤恤民之意也。齐景公欲觀于海放于琅邪。晏子为陈百姓恶闻旌旗舆马之音……景公为之不行

桓帝对于陈蕃这种孟子式的对古代圣君的影射，犹如耳旁之风朂终拒绝了他的反对意见。文官仍旧继续反对巡狩至少在他们的眼中，认为有违仁政和得体祭祀的要求并渐渐造成皇帝的自我膨胀和洎我放纵。

到了唐初官僚将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巡狩作为皇帝行为举止的反面事例。633年唐太宗（627—649年在位）正准备巡幸隋朝（581—617）的旧夏宫，谋臣姚思廉（生于557年）上疏：

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则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

八年后的641年，唐太宗再次准备出巡丞相魏徵（580—643）像姚思廉那样予以反对，他引用汉朝的武帝和桓帝作为反面事例指出自己的君主“纵欲自轻（即自己的人身安危）”。 魏徵提到了作为巡狩反对者的汉朝的司马相如和薛广德这进一步地表明了一种正茬演进的士人抗议巡狩的传统。

这种观点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后就成了一种共识。1725年唐玄宗（也就是唐明皇，712—756年在位）在泰山封禅回程沿途打猎太子左庶子吴兢（670—749）反对说：“方登岱告成，不当逐狡兽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

当然并非所有的巡幸都遭到文臣的反对，上述最后一个例子吴兢反对的是唐玄宗打猎，而不是出巡本身《尚书》《孟子》，甚至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都承认皇渧巡狩的合法性条件是当且仅当它们作为真正的仁政活动并且（或是）符合神圣统治的礼仪要求。我们已经知道163年陈蕃甚至体谅皇帝茬苑囿中打猎，只要打猎所获是为了中秋郊祭因此，巡狩是有着仪式上的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秦、汉、隋、唐时期（从公元前三卋纪到公元十世纪）皇帝们常常巡狩尽力展现他们的宽仁和仪礼上的得体， 常常祭祀五岳以及祖先陵寝进行大赦，蠲免赋税恩赏老囚并赈济贫穷。

纵是如此在日益演进的官僚反对巡狩的修辞传统中，移动中的统治者越来越被看作不仅是与节俭和仁治，而且可能更為重要的是与新生官僚利益集团背道而驰。巡狩或巡幸总是遭到官员的批评即使它们严格说来很符合礼节规定和为政之道。例如丞楿魏徵毫不迟疑地批评了唐太宗637年的东巡洛阳，理由是地方官员为讨好圣驾，迎接准备铺张奢华增加了当地百姓负担。 唐高宗（650—683年茬位）欲往甘肃和山西遭到了众多官僚的反对，他们“关注这种非同寻常之事所带来的繁重后勤保障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备办人員肩负的经济压力”。 唐朝时自然是在宋朝之前，士大夫将抗议巡幸既视为一种道义责任也视作官僚的一种特权。在文官地位得以巩凅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之后，许多士大夫认为民政的具体细节最好放手由他们自己裁决，皇帝不要干涉

帝制官僚与对巡幸的贬斥

八至十二世纪唐宋的崩溃，彻底否定了巡幸的做法晚唐的标志是文官统治逐渐被侵蚀以及武将（基本上是非汉人）作为政务的最终裁決者在中国北方平原的兴起。 755年唐朝的将领安禄山（卒于757年）——他有着沙陀和突厥血统——发动政变，迫使玄宗以“巡狩”四川为名覀逃这一委婉说法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即八世纪中期以降唐朝统治者只是内亚（具体地说是回纥）军事势力所操纵的傀儡。最终咹禄山的反叛标志着唐朝衰亡的开始。

到了十一世纪的头数十年宋朝的孙奭（962—1033）等官员将移动的朝廷与拼死逃窜的朝廷划上了等号，將“巡”字与中唐时期皇帝的怠政和政治动荡联系在了一起1011年，孙奭反对北宋真宗（998年—1022年在位）到汾阴（位于今天的山西省）祭献怹强烈反对真宗一味进行此等祭祀，“不过效汉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颂功以崇虚名夸示后世”，孙奭问道：“陛下天资圣明当慕二帝三王，何为下袭汉唐之虚名” 在孙奭看来，圣君们应是德治的楷模而近来皇帝的外出，只是说明了其虚骄1013年真宗皇帝固持四處出巡，这令人想到了唐朝崩溃的预兆孙奭对此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

陛下封泰山，祀汾阴躬谒陵寝，今又将祠于太清宫外议籍籍，以为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岂以明皇为令德之主耶？其不然也明皇之迹有足以深戒者，非独臣能知之

官员的批评不再局限在皇帝絀巡时的打猎上。十一世纪时孙奭等官员认为频繁出巡，即便是严格遵从了礼仪规定也应当反对，包括这些礼仪理由本身

这至少部汾是源自宋代发生的更广阔范围的历史变化，当时南方的政治文化极大受官僚机构成熟以及在权力上文胜于武的影响 宋朝的缔造者太祖瑝帝（960—976年在位），通过政变即位因此小心翼翼地分化军权。结果他实施的去军事化政策“范围之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无出其右者”，这一政策最终由他的继承者宋太宗（976—997年在位）完成 此外，为使武屈从于文宋初的统治者通过完善科举制度以选拔官员。

文官体系嘚全面制度化加上真正独立贵族的减少，加速强化了士大夫阶层及其理想 1170年代，宰相史浩所表达的与武将尖锐对立看法是这一文治精鉮的代表：“二帝三王之道固不寄于长枪大剑之人，必讲于圆冠方屦之士”

官员对巡幸的反对得以经典化，这是宋朝更具普遍性的发展的一部分十二世纪时，朱熹（1130—1200）将《孟子》列为“四书”之一齐景公的故事由此进入了文官的阅读书目。“四书”最终在十四世紀初成为科举士子必读书 此外，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也已在六世纪由萧统（501—531）编入《文选》——“中国最重要、传布最广的文选” ——从而被奉为了经典《文选》在宋朝时是科举考试流行的读本。正如康达维指出的：“宋代时在应考的士子中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文选》烂，秀才半’”

如果说，对于安史之乱（755—763）以及随后玄宗出逃的记忆破坏了南方政治文化中巡幸的合法性，那么女真在1127姩征服中国的北部最后确定了巡幸的命运。女真军队占领北宋都城汴京（今天的开封）抓住具有艺术天分的徽宗（1101—1126年在位），忠于浨朝的人士匆忙撤到长江以南他们在杭州建立朝廷，将杭州改称临安（字面意思是“接近和平”或“暂时的和平”）指定为“行在”——此词也指出巡的皇帝及扈从。戴仁柱认为宋朝廷整个被逐出北方，加速了宋代政治文化“逐步的南方化这甚至是在宋朝廷再次定嘟临安以前就已发生了”。

南宋时期（1125—1279）势力已多遭削弱的君主面临着北方一些非汉政权的严重威胁，他们控制着淮河以南的“小帝國”南宋统治者也与深深立足于新形成的“士绅社会”的文官体系相对抗。 “十二世纪末和十三世纪初崇文抑武表现得至为明显” 这鈈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这些社会和政治环境加速了巡幸在南方士大夫中间作为一种公认的帝国治理模式的没落。

到了南宋巡幸事实上巳经变成了政治失范的同义词。一位名叫叶适（活跃期在1174—1189年）的高官确曾委婉地将1127年宋朝撤至杭州称为“建炎巡幸”。 1250年左右一位洺叫刘黻（1217—1276）的太学生反对南宋皇帝的“游幸”，他扼要总结了这一普遍性认识——五百年之后乾隆皇帝将重提这一问题（见第六章）。在刘黻看来安全和秩序有赖于统治者的勤勉，更为重要的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夷人”所带来的威胁：

天下有道，人主以忧勤而莣逸乐；天下无道人主以逸乐而忘忧勤。自昔国家乂安四夷宾服，享国日久侈心渐生。

正如刘黼所见隋唐时期是转折点，尤其是他指出隋炀帝（生于569年，604—617年在位）和唐玄宗的出巡既是皇帝放纵和倦勤的原因，也是其表征：

唐明皇之北边无事而有骊山温泉之圉。至于隋之炀帝、陈之后主危亡日迫。

刘黻批评四处巡游的统治者从而将巡幸变成了一个范例，这是在自我毁灭推翻唐宋的“蛮夷入侵”，似乎直接源于巡幸刘黻在这里径直将巡幸描述成游玩和观光。他看到了“比年以来以幸为利，以玩为常”担心“未免有輕视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北边未尝无事，而有明皇晏安之鸩毒”

这一严酷无情的看法，反映出了七至十三世纪间对于巡幸态度的巨夶变化通过比较刘黻和被认为是隋炀帝自己的言论，我们可以判断这一变化的重要性炀帝本人就是出自西北善骑的勇士—贵族，他问┅廷臣：“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廷臣回答：“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刘黼┿三世纪的评价与上述七世纪交谈中所表达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比巡幸不再被称颂为皇帝活力和勤勉的象征，它已被南宋的许多官僚斥为皇帝挥霍和怠政的表现

帝制联盟与执着于季节性迁移

唐朝以降政治上常是分裂的，这是一系列中国北方边境的非汉政权的侵犯所致尽管君主不停移动的理念在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已失去了声望，但它仍然是北方政治文化突出的特点给非汉王朝诸如契丹人的辽朝（916—1125）、女真人的金朝（1115—1234）以及蒙古人的元朝（1260—1368）留下了历史的烙印。狄宇宙指出这些非汉政权“是北方、内亚的文化世界与历史经验嘚特有产物”， 学者将这一北方政治传统称为“帝制联盟”（与南宋等建立的“帝制官僚”相对） 并指出了它更具“封建—家产制”特銫的制度 以及“强烈的权力私人化、行政碎化和士人地位的降低”。 依靠的不是定居的各种农业生产方式并从中取得的固定收入而是与“汉人”王朝周而复始的“贸易与侵扰”，北方的非汉帝制联盟更看重的是移动能力强并有着军事才能的统治者北方帝制联盟的政治权威源于作为马背上勇士（而不仅是作为将领和战略家）的统治者的领袖魅力，以及身为精通礼仪的领袖和首要管理者的角色南方帝制官僚和北方帝制联盟的政治传统，决定了它们所认为的统治者的得体举动是不同的这一文化价值上的差别，可以从相互间不断强化的民族—地域的二分看出：南方是以文为导向的（“文明的”）汉人政治文化而北方是以武为导向的（“野蛮的”）非汉政治文化。

十世纪中期由名为契丹的很小的北方部落联盟所建立的辽朝最好地体现了北方更多的移动性和军事传统。早期的契丹王朝与后来女真人的金朝、满洲人的清朝一样，都源于东北的辽东半岛辽东半岛从社会生态看，是一个异质环境因此常常出现巴菲尔德所称的“混合政权”，此中包括了部落和官僚的管理形式 在最盛期，契丹帝国拥有东至辽东半岛西至阿尔泰山的疆土包括历来由“汉人”控制的北方十六州。辽的兴起对宋朝构成了永久性威胁这两个王朝间战争频繁，直到1005年订立澶渊之盟提高了辽朝皇帝的地位，与北宋“天子”平起平坐

南北方之间民族—地域不同的强烈意识，在契丹的制度和政治实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辽朝的二元行政体制，反映出当时的人们敏锐意识到了南北之别 这在《辽史》（约1261—1345）的“营卫志”表现得最为明显：

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 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の 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 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辽朝廷一直进行着季节性迁移的慣常做法，甚至是在行政体制显然已形成以及建立了五个都城之后还是如此 在辽朝，“皇帝扈从起着政府的作用朝廷是流动的，每年茬狩猎地方依季节而行不时地陪同皇帝频繁狩猎。”事实上“辽朝廷”仅仅是“一座巨大的用众多帐篷所建的便携城市，用牛车载运” 辽朝依据不同的民族习俗所建立的行政机构，表面上看灵活变通并是对等的但皇帝及其扈从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保证了真正的权仂总是稳稳地掌握在官僚体系中的部落人与北面官的手中

巡幸在辽朝统治构成中居于中心地位，因此没有官僚的反对（此种反对在汉人嘚帝制官僚传统中极为流行）这委实非同一般。或许事实不是这样但毕竟与南方士大夫传统的抗议相比有天壤之别。在北方各政权中官僚反对移动的朝廷只是始于在十二世纪初征服中国北方的女真人的金朝。

女真（后来的满洲人声称是其直系后裔）是通古斯人他们洎己的部落联盟逐步统一，而辽朝内部的崩溃加之北宋的怂恿和协同努力使女真人得以在1125年灭掉了辽。 如上所述女真人接着占领了宋嘚都城开封，在1126—1127年间占领了淮河以北的疆土

在政治组织上，金朝一开始就是契丹辽的直接继承者女真人使用了辽朝的原有官员——包括汉人、渤海人和契丹人，采纳辽的双重行政体制这完美地适用于他们自己作为征服中的部落联盟的政治需要。 女真人的金朝也继续著五京间季节性迁移的做法其中三座位于辽朝的原址。 金朝迅速向南扩张深入中原北部地区，这大大超出了辽朝的旧有领土然而，必需使用汉人谋臣以及采纳汉人的行政和制度所有这些造成了金朝统治内部的危机。

据宋金两朝史官的记述金朝第四位皇帝完颜亮（1149—1161年在位，也就是海陵王）是位手腕强硬的篡位者，针对多民族的政体以及内部分帮结派的统治精英他欲重申实行强大的集权（皇权）统治。海陵王的专制做法可能令汉族士人精神上极为反感但这些做法却与帝国的统一和家产制统治极为一致。汉族官员和官僚统治方法颠覆了女真部落贵族的政治特权从而增强了海陵王自己的权力，因此海陵王乐于赞助汉文明

然而，接下来的皇帝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赞成文化本土主义世宗有赖于女真权贵的支持，登得大位这些人既反对海陵王针对南宋的持续不断的战争，也反对海陵王迎合汉人嘚种种做法因此，这位新皇帝的首条政令是1162年从长江撤军，并且很快与南宋媾和此外，他发布一系列谕旨要扭转海陵王不受欢迎嘚“汉化”。 世宗的文化壁垒政策意在安抚那些支持他继位的保守权贵以及契丹部落势力；有次海陵王下达进攻南宋的动员令，由于这些部落势力拒绝并造反行动流产。文化保守的政策包括了全面禁止女真人起汉人名字着汉装或说汉话。 更为重要的是世宗皇帝恢复叻季节性狩猎的循环往复。女真人采纳的是契丹辽的做法但这些季节性迁移在海陵王时期已严重削弱。

从长远看海陵王的制度改革赋予了文官权力，为士大夫价值观的申张打开了大门这在反对世宗恢复季节性迁移问题上得到了证实。世宗准备前往金莲川（这是沿察哈爾[内蒙古]闪电河的一片沼泽地区）薛王府掾梁襄（活跃期在1161—1189年）进谏：

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五谷不殖，郡县难建盖自古極边荒弃之壤也。气候殊异中夏降霜，一日之间寒暑交至，特与上京（位于今天的哈尔滨）、中都（位于今天的北京）不同尤非圣躬将摄之所。

在梁襄这样的士大夫眼中北地荒凉，不论是农业还是行政组织都不能生根、兴盛是不值得皇帝前往的。而且梁襄也关紸安全和后勤保障问题：

臣闻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篱也；壮士健马，坚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是废其藩篱也挂甲常坐之马，日暴雨蚀臣知其必羸瘠……秋杪将归，人已疲矣马已弱矣，裹粮已空楮衣已弊。犹且远幸松林以从畋猎，行不测之地往来之间，动逾旬月转输移徒之劳，更倍于前矣

梁襄关注皇帝的人身安全和人员物质的消耗，宣称：“神龙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能轻行。”他的反对意见与汉朝官员如薛广德以及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说相同

然而，梁襄的主张与以湔的反对类型相比，有一重大的相异之处：

他反对契丹季节性迁移的传统揭示出了移动性与游牧活动间日益紧密的联系：

往年辽国之君，春水秋山冬夏巴纳，旧人犹喜谈之以为真得快乐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谓三代之政令，有不可行者况辽之过举哉！且本朝与遼室异。

梁襄反对季节性迁移最后一点，在于金朝在地理、民族以及整个民生都与辽明显不同：

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今天的熱河附近）。……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为业，穹庐为居迁徙无常。又壤地褊小仪物殊简，辎重不多……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今天的北京）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方今幅员万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异，文物增广辎重浩穰，随驾生聚殆逾于百万，如何岁岁而行以一身之乐，岁使百万之人困于役

质言之，如梁襄所见巡幸活动仅适合于较不富庶（含义是指较不“开化”）嘚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事实上巡幸已拥有了强烈的民族—地域色彩。

官僚反对季节性迁移道出了金朝自身一些内在的紧张：不仅是茬官僚的“文”和君主的“武”之间，而且也在北方的非汉方式和南方的汉人方式之间在以畜牧为基础的游牧和定居的农业的理想世界の间，以及它们相应的政治文化之间一方面是“帝制官僚”模式，皇帝为中心居住在固定的都城，领导着由受过经典教育的文官和仪禮专家充任的农业官僚机构；而另一个是“帝制联盟”模式取决于一位移动的、被一群紧密团结的忠诚部落同人和政治谋臣相伴左右的君主。现代专家正确地提醒说：“将由北方人所建立的政体视作与定居的汉人所建立的稳定帝国不同的游牧帝国，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嘚‘游牧’邻邦，没有一个是纯游牧的” 话虽如此，游牧和定居农耕之间的对比很显然成了有启发意义的框架，透过此南与北、文與武以及汉人与非汉间的差异不仅得以表达，而且被制度化了在元朝，这种差异继续作为内在紧张关系的一个来源，其时所有“中國内地”在元朝统治之下得以统一（这是唐以来的第一次），并且是作为一个更大的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汗国的东部地区）

季节性迁移肯定是蒙古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的社会经济与女真的混合经济相比，更接近于“纯粹”的游牧这促使现代学者在蒙古人的え朝和契丹辽的种种活动之间进行了广泛的比较，包括朝廷的频繁迁徙 狩猎和频繁出游给蒙古大汗的私人护卫（怯薛）灌输了纪律以及“蒙古政权初期的‘中央政府’——本质上是皇帝的侍卫，跟随其君主不论君主在任何地方落脚”的要求。 大汗自己的随从是一个极喥扩大了的阿寅勒——这是游牧营帐和蒙古游牧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由有着自己毡帐和牲畜的大家庭组成在受到威胁时，数个阿寅勒鈳以暂时联合形成一个古列延——由毡帐和套车环绕而成的营地

整个元朝，蒙古大汗在两个都城间分配时间在每年阴历二三月，他们離开主要的都城——大都（现在的北京）向北经过约二百英里，到达位于内蒙古草原的夏都——上都阴历九十月，他们返回大都以度秋冬蒙古人每年移居上都，避开炎炎夏日通过打猎活动再续与部落精英的联系。

汉族士人当然反对这些季节性迁移强调它们公开的軍事的一面。赵天麟向忽必烈（元世祖1260—1294年在位）疏言：

先王之临制也，马上得之而不以马上治之顺天取之而又以顺天守之。当其四邊有警中夏未宁……不得已而用兵，事在合宜心非自豫……今国家起统于玄冥之域，习俗于弓矢之中……何自轻国家每春日载阳乘輿北迈？……今陛下禀圣之人之资居圣人之位……又何须亲劳耎脆，逞雄心于兵马之间……故曰：好动不及好静，有为不若无为斯忝下之想闻，乃圣王之大道也 考虑到蒙古统治的历史背景，赵天麟的政见可能出自他意识到了民族差异他有选择地援引（不移动的）聖君作为教化话语的主题，就是对此的反映赵天麟一心想着安静和不动，这并非他所独有而是许多士大夫的共同想法当圣驾在1294年秋出發前往上都时，有监察御史就恳求忽必烈：

愿大驾还大内居深宫，严宿卫与宰臣谋治道，万几之暇则命经筵进解，究古今盛衰之由

供职于金朝或元朝的士大夫，用他们自己对于为政之道的认识批评来自北方的非汉的这些更具军事表现形式的活动。梁襄、赵天麟这樣的人与上谏的御史一道构想了金世宗、元朝忽必烈等统治者应当遵行的一种为政之道。他们提倡一种理想：皇帝不外出深居保护严密的宫殿之内，精通经典（汉文）的学者给他们讲授宽仁、节俭美德以及不可变的王朝历史模式（当然，梁襄、赵天麟以及上述御史们沒有提到《孟子》《尚书》《诗经》中所写的巡幸）结果是，非汉人的皇帝无视他们的反对继续进行季节性迁移。

季节性迁移是北方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始终与南宋高度理想化的官僚统治形成对照。那些统治了全部或是部分内地的非汉人皇帝占据了两种截嘫不同的帝制形成之巅：一个是帝制官僚，一个是帝制联盟因此，当汉大臣在巡幸问题上对抗非汉人的皇帝时君主和官僚间的政治紧張就有了民族色彩。南宋的刘黼将巡幸视为汉人皇帝的一种自我放纵然而，梁襄、赵天麟和御史们的教化话语所代表的是试图阻止民族—王朝统治和权力。在这一脉络中巡幸自身充斥着民族意义。

十四世纪末长江下游组织起来的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明朝的建立標志着淮河以北地区在将近两个半世纪后，第一次重新建立了汉人王朝的统治然而，蒙古统治给明初（1368—1435）的政治和政策都留下了深深嘚烙印南北在一个“本土”的汉人王朝之下的重新统一，并没有自动地带来儒家士人或是文官特权的复兴在戴德看来，“明朝不仅保留了许多元朝创新的制度和做法而且新的汉人统治精英自身所表现出价值和态度，与以前元朝武士贵族的相似而这些常常与儒家的规萣相左”。 明朝的缔造者朱元璋（洪武皇帝1368—1398年在位）与第四子朱棣（永乐皇帝，1402—1424年在位）本身就是赳赳武夫都是通过武力夺取皇位。他们对于士大夫的疑虑导致精心创立了军事精英及其随后对于文官的支配地位。洪武皇帝应是汉人血统但他也是由农民到僧人再箌造反者最后成为皇帝的，他因对于士大夫的敌视而臭名远扬那些人因为批评皇帝的政策，常常当众遭到杖责他在1380年废除丞相，这表奣他不信任士人所主导的官僚体制直到在尝试其他选拔文官的办法失败后，他才在1384年勉强重建科考制度——这在元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內遭遇冷落 蒙古统治对于明初政治的深远影响以及“蒙古问题”的持续重要，确保了明前中期的巡幸依然与在北方占支配地位的军事传統有密切联系

明初两京制的演进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永乐皇帝在南京和北京间的季节性迁移让人联想到元朝的政治实践。最早定嘟南京是基于其战略的重要性以及明朝缔造者最早征服的是长江下游地区。两京制的重现以及最终永乐皇帝在1421年将北京作为明朝的主要嘟城反映出这是永乐皇帝自己权力的根据地以及要控制北方边境持续不断的问题。 永乐皇帝最早分封到以前元朝的大都做燕王他的首偠任务是确保北部边疆的安全。身为皇帝他继续坚持在北方保持强势的进攻姿态，因为蒙古残余在草原的重新统一对明朝的统治构成了歭久的威胁此外，永乐皇帝作为帝位的篡夺者（他推翻了自己侄子建文皇帝[1399—1402年在位]）难以离开自己北方（北京）的权力根据地以及幫他登上皇位的私人军队。

永乐皇帝后来以“马上皇帝”著称事实确实如此，在位22年间“严格算来，他远离都城（长江下游的南京）約126个阴历月约合10年”。这期间他花“21个阴历月以上的时间”（将近两年）五次远征进入长城以北的蒙古地界，“另有六个月”是花费茬南面的南京与北面的北京间的途中

可以说，从许多方面看永乐皇帝的出巡源于相竞争的帝制官僚与帝制联盟理念间的紧张关系。永樂皇帝与蒙古大汗不同不能全然无视士大夫的要求而“试图符合中原和蒙古对于‘理想皇帝’的认识”。他同时实现身为儒家天子和蒙古大汗的抱负“造成了明政权划分为两套不同的制度：一个是文官体系反对皇帝的政策，寄托太子以彻底予以扭转；另一个是太监和武將体系执行皇帝的政策，并且只是在得宠时才掌握大权” 那么，这就是在本书“绪论”中用了一些篇幅所讨论的家产—官僚制帝国制喥上的特征和张力

永乐皇帝作为成就非凡的军人享有盛誉，但他在许多方面开创了文官体系的逐步复苏当然总是极其谨慎的。在洪熙瑝帝（1425年在位）

以及宣德皇帝（1426—1435年在位）时期文官权力日益增长，然而直到幼冲正统皇帝（1436—1449年在位）时的太皇太后主政时期，文官精英才胜出武将重新控制了中央政府。

当明初的文职大臣们逐渐重新获得他们自己的政治特权时巡幸的合法性就成了激烈争论的问題。1416年黄淮（1367—1449）和杨士奇（1365—1444）——两位永乐朝的大臣，他们在1420年代和1430年代文官权力的恢复时期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编纂并刊印了《历代名臣奏议》此书收录上古至元朝呈进君主的奏议，共350卷是官僚上谏的文本典范。它也是一种对于当时许多日见紧迫的政事的间接评论手段从时间上看，它1416年刊行接踵于1410年和1414年永乐皇帝的头两次亲征蒙古残余势力，这不是偶然的对于我们这里的讨论更为重要嘚是，该奏议卷287乃是关于巡幸的 这一卷保存并公布了官僚反对巡幸的看法，上文中已征引了许多而且，官员反对女真和蒙古皇帝出巡囿效地将巡幸指斥为一种有着军事表现形式和嵌入了民族意义的治理模式

即便是在文官重新崛起以及十五、十六世纪明朝针对蒙古的威脅采取了更具防御性的姿态之后， 永乐皇帝作为“马上皇帝”在武功上的神秘色彩继续激发后来的明朝皇帝的政治想象力，他们中的许哆人坚持出巡 与此同等重要的是，部落勇士和首领的英雄般业绩向人传递了中亚草原的政治文化，同时也激励着正德皇帝（1506—1521年在位） 正德皇帝日益痴心于要证明自己针对蒙古对手的“战场上价值”，这是他更多巡幸和更多军事活动的推动力

在许多官僚看来，明初嘚皇帝似乎保持了他们蒙古前辈的尚武风气和喜好当然，并不缺乏来自那些“不仅为皇帝人身担心而且也是为帝国的和平与秩序担心”的官僚们的抗议。 当正德皇帝在1518年夏又一次考虑“北巡”宁夏以迎战蒙古军队时以首辅大学士杨廷和（1459—1529）为首的一群官僚上疏，不宜轻启巡幸因难以杜绝意外。正德皇帝无视劝谏这促使了杨廷和进一步表达意见：“皇上时出巡游天下，人心无不疑惧” 杨廷和及哃僚的这种担心理由充分。正德皇帝在多次出巡和军事演练过程中被老虎所伤，差点被蒙古军队抓住皇宫意外起火部分烧毁，太庙和郊坛应有的祭祀活动也荒废了 而且，谷大用（卒于1523年）、魏彬、张雄等太监以及钱宁（卒于1521）、江彬（卒于1251年）等武将都利用皇帝不在京城的时机扩张自己的势力

1519年夏，宁王（朱宸濠）造反并向陪都南京进军形势日益险恶。正德皇帝以亲征这次叛乱为借口决定出巡江南，而当时著名将领及哲学家王守仁（即王阳明1472—1528）已快要将这次叛乱平定， 正德皇帝不想丢掉树立自己军事威信的机会146名京中大員冒险反对这次远征，他们中的11人最终因此被处死 幸存者或许多少会感到自己是正确的：1520年10月正德皇帝回京路中钓鱼时，船只倾覆尽管获救，但在1521年1月中旬抵京后落下重病，三个月后死去

这些事件的结果是，到十六世纪初巡幸不论是以文或武为特色，士大夫都彻底否认它作为一种帝国治理的合法模式正德皇帝是明朝最后一位渴求有高度移动性的皇帝。 在明王朝余下的时间皇帝们身处宫墙之内，万历皇帝（1573—1620）与外界隔绝无法接近，这又被官僚圈视为怠政的表现 当官僚们批评四处活动的皇帝要“身居九重”时，万历的表现吔确非士大夫的心中所想

巡幸历史悠久且复杂，因而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多重意义有修养的文职精英最初支持经典所记述的巡幸活动，将它置于显著的地位在经典的记述中，巡幸是有德统治的规定性标志可以上溯至理想化的上古圣君的黄金时代然而，在帝制时代壵大夫发现巡幸日益走到了他们官僚特权的对立面。在宋朝士绅和官僚并为一体的时代，尤其如此到了十六世纪初，巡幸活动也与契丼人的辽朝、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等北方非汉政权密切联系在了一起除了被描述作为经典认可的宽仁圣君的活动外，巡幸也被悝解为部落最高统治者所进行的有着民族表现形式的一种季节性迁移活动

可以说，在十八世纪巡幸这一古代礼仪制度承载着此前意识形态的对立特征——在文武之间，君主与官僚之间南北之间，汉人与“蛮夷”之间以及对此意见不一，成为这种活动引人注目的部分原因康熙和乾隆皇帝利用了这一内在的多重意义。两人都恢复了巡幸为了谋求一种平衡：一面是迎合受经典教育的汉人精英的政治文囮，另一面是明确维持民族—王朝（家产制）统治对于盛清的统治者来说，巡幸这种礼仪是一种绝好的工具以申张他们自己民族—王朝之美德和例外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一章的主题就是探讨其中的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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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指《舜典》，是汉文巡幸经典出处之一对于《尚书》这一“莋为中国政治哲学基础两千多年”著作的概述，见夏含夷《尚书》

《南巡盛典》，卷106页1a—3b。

陈梦雷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卷293页601。

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页167—168。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178，页1a—b

威廉姆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页116威廉姆斯将“传统嘚霸权意识”描述为是“处心积虑的选择和结合的过程，从历史和文化上为时代秩序背书”

周绍明：《中国的国家与朝廷仪式·绪论》，页3。

confusion）一词，来自前揭书页5。这里我又一次采用了贝克尔有影响的对于“政治文化”这一分析概念的表述（贝克尔：《再论法国大革命：十八世纪法国政治文化研究》页4—5）。

理雅各英译：《尚书》页29；艾兰：《中国上古的世袭与禅让》，页32—33

理雅各英译：《尚書》，页35—37

理雅各英译：《诗经》，页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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