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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子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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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图片】如何培养一群资质卓越的皇子【皇帝成长计划2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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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一群资质卓越的皇子
心塞第一弹——（总觉得儿子是智障）1：想要能力90+的皇子很难吗？！！不，其实很简单首先你需要在儿子1-3岁前，或者没出生时，就有一个智慧90+道德90+忠诚100的太傅，最好是武功90+智慧90+道德90+忠诚100的完美太傅，文武双全，且人品（道德）贵重，至于野心，理论上来讲，越低越好，但实际上是无所谓的，能力够耀眼，野心自然也要匹配，而且皇子没有野心怎么上进？最差的太傅人选，也需要智慧80+，道德80+，不能更低，然后把他任命为太傅，注意，无论如何，这个太傅以后不能当公主驸马。然后，去生娃，在儿砸三岁前可以看望，宠爱8的儿子在三岁时会抓周，抓什么无所谓，但抓印章之类，说明他说有野心当皇帝的，这种儿子其实很坑，如果他能力低于70，基本算是废了，有野心又能力差，能有什么好下场呢？三岁开始，天天培养皇子们，基本后宫模式的，从早到晚都可以培养，6岁时看看他能力，60以下的基本没戏了，再培养也是智障，60左右的，培养能到70左右，70左右的，一般最少能到80+，培养数值并不是很固定，因为天赋能力初始越高，领悟能力就越强，培养起来就越有效果，一般70左右的就不算低，360度无死角培养一年，然后看看增加的数值，就能计算出培养到16岁能成长到什么地步，一般是能培养到90+，关键是，初始能力70几非常重要，如果是75以下，培养到90不是不可能，但不容易，但培养到80+很轻松，如果是75以上，培养到90是相当容易的，起步能力79-80+的，能力都能培养到90-100+，起步能力85以上的，妥妥培养100+，如果起步能力有90，培养大概能到112-130左右。13高儿子，7个智障，当然，培养的都是嫡子，如果庶子也培养的话，4/7/9/皇子能培养到80-83，5/6/10/皇子大概能培养到75-78左右，当然，要全天候从早到晚的培养，虽然我是这么培养其余儿子的，但我就不爱培养妃子生的娃....大皇子的初始能力是84，当时想到是百分百，所以培养时也没太努力，培养到100就停止了，因为他比其余皇子都大几岁，所以培养时看见初始天赋能力，就不是那么勤快了，趁机刷了几年妃子，各种混，等三皇子三岁了，才加紧培养的。二皇子是从小到大培养，不算是全天候，但也时常培养，但是这天赋能力刚显示时我就懵了，好像是53，我原来以为我能培养到80，结果天赋决定理解能力强度，培养到16也就才到62。三皇子的初始能力貌似是70几，因为前期确实忙着生娃之类的，所以看见大皇子天赋后，有好几年都没怎么培养娃，主要已经确定立大皇子为储君了，所以就不是很紧迫培养出储君人选了，想了下，如果当时更努力在前期培养，二皇子三皇子都不会这么低，起码二皇子能到70，3皇子能到90+。.4567皇子就培养过一次，我一般培养皇子时从3岁开始，6岁看天赋，然后培养到16岁，4567皇子天赋一出现就彻底放弃了，虽然也不是不能培养到70-80，但确实不乐意，顺带都不想，要是一起培养，万一带坏我聪明伶俐的皇子咋办...八皇子初始的天赋是82，从他出生开始，日常就变成——上朝——培养——上朝。9皇子这样的培养其实应该顺带的，培养到80不是很有难度，10/11皇子就没心情培养，这资质其实也分娃，有的娃领悟能力强，培养起来能力涨到就快，有的领悟能力不强（二皇子），培养起来就是这么惨淡的成绩单....12皇子的初始天赋是70+，这时候已经算是全天候培养了，只是这时候经常嫁公主之类的，所以还是少了很多次培养，不然90+是必然的。13皇子初始天赋89，后期培养也是很迅速的，基本培养3-4次，就+1天赋，这个数值是培养到15就停止了的，因为皇后总生病，所以天天陪皇后去了。注意：公主最好不要培养，不要探望，如果公主宠爱超过50=不孕，同时，驸马是知府的，不孕。1：怎么阻止皇子纳妾？说道皇子纳妾，不得不说一个问题，皇子的年龄最好是差1岁，这样就不会在同一天成年，要知道，同一天成年的皇子，就会在同一天有娃。打个比方，大皇子春上旬结婚，2皇子下旬结婚，那么，大皇子妃如果第二年春上旬生娃，2皇子妃就是下旬生，这样的时间错位，可以让你在上旬读档，决定大皇子妃生男生女，同时控制大皇子不让他纳妾，然后可以在下旬控制2皇子妃生男生女，不让他纳妾，如果你有很多皇子公主同一天结婚出嫁，那么他们必然会在同一天生娃，万一你看不惯皇子纳妾读档，就会造成这同一拨人中的儿媳或者女儿不生娃了。目前只能控制几个娃的纳妾与子女性别名字，毕竟孩子多了，不可能周全，所以只选几个资质好的控制
为什么太傅不能做驸马
0：名臣如果野心高不敢用，可以先留着，等有了毒药再让他当官，如果造反就读档给毒药毒死他，后宫模式也一样，因为后宫模式的大臣野心太高也！会弑！君！谋！反！（没毒药就挂了）1：四季作用1：春季上旬：一品楼找包打听，他会随机给推荐人才，经常有能力90＋甚至过百的，更有意思的是，偶尔包打听推荐的人才会要求你重新为他取名。2：春季下旬；祭祀是必须要的，然后去一品楼，第五年开始，一品楼在春季下旬固定出现道士，第一次给天地长寿丹，以后每年随意给。3：夏季上旬：去云渡湖可以遇到走私商人，可以买各种铁炮之类军火，数量是随机的，但随机也是在固定数值间随机的，可以存档刷，一般12-20w军火左右就最多了，唔，只能说，比在上朝时购买便宜量多，关键是你得有银子。4：夏季下旬；没发现有什么用5：秋季上旬：去一品楼可以遇到包打听和算命的，天命的数字是剩余的寿命，读档减寿。6：秋季下旬：去一品楼有机会遇到神偷阿飞或黑市中间人，丹炉房自动生成丹药，数量随机，深夜前存档，第二天不满意丹药可读档。7：冬季上旬：一品楼有几率遇到神偷阿飞或黑市中间人8：冬季下旬：京城闲逛遇到角落里的人，会给炼丹材料，去皇后的宫殿可以举办一年一次的后宫宴会【除夕夜宴】，增加所有妃子宠爱。9：公主宠爱高于50不孕，驸马不能是知府，可以是闲官，驸马是知府的话，公主生不出孩子，因为分居两地。10：未成年子女重病死亡前夕，可通过读档来刷出民间治疗的选项，有很大几率痊愈。11：成年子女重病，一般能熬个十来年还不死，虚弱的1-3年内必死，赐寿命丹药也只能拖几年。12：驸马尽量选择年轻的，61驸马会挂掉，公主就守寡了，驸马年轻，公主就能一年一个生到死，如果某一年驸马没死女儿没生，也许是你读档那天就是她生的那天，把孩子读没了。13：妃子寿命和宠爱挂钩，时不时去宠一次，生病及时给药就高寿，亲测后宫模式玩到退位，自带的皇后60没挂，其余妃子包括自带的妃子，其余妃子年龄平均55-59，皆没赐药+寿命。14：去西殿，御膳房，宴请妃子，可以同时宴请多个，参加宴席的妃子全体加宠爱，有孕和生病的妃子不会显示在邀请出席的名单内。15：妃子35后不再生育，但通过特殊药品【速运汤：配方：6457933】，就算60也能生，亲测；皇后51生女，53生子，但是这种药是给妃子吃了就显示怀孕，完全不用宠幸，有种喜当爹的感觉，希望鱼叔能改成赐药后金色状态显示妃子名字，宠幸必孕，这样起码感觉心里舒服点，不然总感觉被戴绿帽子了。16：子女中如果有一个年年生病或者经常生病的，注定寿命不长。17：不要太早立太子，因为他可能比你早死，除非你准备3颗以上长寿丹给他了。
而且讲真，太傅能力应该是不影响皇子能力的楼主沉浸在妄想不能自拔
抓周不是随机的么。。。懵逼
小建议1：公主开局定字辈像这样显著光明曰昭，都是寓意好的美字，看着也整齐2：开局可设定孙辈子女的字辈（我一个皇子的儿砸是见字辈的，于是系统随机取名叫见弼！虽然弼是意思是辅助辅助，也是很好的寓意，但你这谐音贱婢是什么鬼！）3：多胞胎可手动取名，随机太破坏队形，而且字辈不一定是单字辈啊，完全可以皇子字辈从元从木，起名叫元楷啊，元植，元彬，元榑之类，也完全可以从沅从水，起名叫沅灏，沅澈，沅溥之类的，像我就比较喜欢双字辈，而且喜欢寓意特别好的偏旁字，随机的字寓意好的也不少，但不适合走字辈，而且公主真的古代女孩是有字辈的。4：再有就是公主封号，希望手动输入，随机的太难听而且没有好寓意，按照我的理想中的，应该是，起名叫叔字辈的，叫淑和，淑宁，淑嘉，淑蕙之类，封号就叫：文宣公主，文成公主，文钦公主，文华公主，文德公主之类的，但完全没有给我这种机会，简直逼死强迫症....5：女儿嫁人很费劲，来回读档刷名臣减寿，希望可以把女儿嫁给臣子的儿子，尚主嘛，而且大臣太老，就算20多，也比14的公主大10岁左右，我有次让女儿嫁田单还是信陵君来着，27岁的名臣，我读档好几次她说太老了不想嫁，后来我强迫，她就哭着喊着自尽了....所以希望公主成年了就可以去皇后那举办赏花宴给公主选驸马，也可以直接去看公主，按照现有的流程嫁给大臣，如果举办赏花宴会的话会有一些大臣的儿子和世家公子或者金科文武状元之类的参加，就像开课考试那样，显示对方的能力，打勾确定就能选给给公主做驸马。6；话说总觉得儿子的娃们身份弄错了，嫡长子应该是世子，嫡女应该是王姬，庶女应该是宗姬，郡主的称呼，似乎接近清朝，有些不大合适，而且嫡庶的身份爵位本来就是不一样的，郡主本身就是一种爵位，爵比郡王，古代只有太子和亲王的嫡女儿才是郡主，其它的按照父亲爵位和自身嫡庶都是县主，郡君，乡君，之类的，帝成里小妾生的跟王妃生的爵位一样是不合理的，真的生在古代，岂不是要让所有王爷的嫡出子女们给庶出的堂姐请安？并不合适，所以，身份是必然不可能一样的，希望改改。
觉得第五楼的东西最实用
为什么太傅不能当驸马？我的就当了，娶了嫡公主
我都赖的培养....顺其自然
弱弱的问一句，皇子有什么用？
我有一个皇子初始天赋92
后悔没有早点看这个贴，立了个能力70多的为太子
帝2的宫殿都是清朝的 郡主称呼没问题
公主外交罗马不行吗？
自己怎么长寿
是不是立了太子不能废？
谁说的，我一个妃子38岁还怀孕生了一个公主
讲真现在不管抓周还是太傅好像都是自我安慰的一种。。我开局换了一个三种属性50的，结果皇子73能力。。好像没啥卵用了
我的皇子能力或宠爱高了就不生孩子，怎么破
我的皇子都10岁了，能力才69，能让他皇帝吗
感觉11楼的建议很好。
顺其自然总能出几个高能。有时候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高能需要培养，培养成就.欧.皇
怎么培养响？
培养皇子有什么用
一个诸葛亮就解决了。他教出来的儿子简直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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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按察使
发表于： 11:16
嘉庆皇帝(资料图)　　 清朝初期能出现四海臣服、国威振奋的强盛局面，能够出现长达130多年之久的“康乾盛世”，除了执政者们个个都具备匡扶社稷、治国安邦的杰出才干外，还在于他们都选择了优秀的继任者。如雄才大略的康熙、励精图治的雍正、锐意进取的乾隆，无一不是上任皇帝生前所精挑细选的最佳接班人。　　 嘉庆是乾隆皇帝的继任者，也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任皇帝。翻阅清朝正史，我们找不到关于对嘉庆荒淫、贪婪、昏庸、阴险行为的记载;翻阅清人野史，也查不着他的哪怕一件风流事。就是这样一个品格端方、为政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的人，却成为清朝十二帝中最没有特色、没有个性的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毫无建树的嘉庆，身上最明显的标记就是乏术和平庸。那么，乾隆为何会把皇位传给他，把偌大一个帝国托付给他呢?　　 乾隆一生有17个儿子，嘉庆皇帝永琰排行第十五。按照清朝“立长、立嫡”的皇位传承原则，排行靠后且是庶出的永琰，几乎没有继承大统的可能。乾隆最初也确实没有把他列入考虑范围。但老天似乎总是故意与乾隆过不去，嫡次子永琏、嫡七子永琮相继夭亡，其他皇子也大多英年早逝。到了永琰出生的时候，他的14个兄长中有8个已经死去，就连深受乾隆宠爱的皇五子永琪也在几年后早逝，诸皇子中可备乾隆选择的范围已经变得非常小了。为此，乾隆皇帝不得不放下祖制，从剩下的几个年幼、庶出的皇子中另择储君。　　 皇十一子永瑆和皇十五子永琰，水落石出般地成为乾隆皇帝为数不多的儿子中的佼佼者。永瑆聪明睿智、才气横溢，做事很有主见;永琰性格内向、性情凝重，为人规矩仁孝。在大清国力日益衰减的情况下，按说由永瑆这样一位性格鲜明、颇有主张的皇子来继承皇位，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但事实上，乾隆却把皇位传给了永琰。　　 乾隆选择接班人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后来者必须不容置疑地遵从他的意志，不打折扣地继承他的政策，不遗余力地维护他的权威，并把自康熙以来开创的盛世一直保持下去。永琰忠厚老实、规规矩矩、重视仁孝，对乾隆的话一向言听计从，无疑最符合乾隆皇帝的选嗣标准。朝中的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乾隆对永琰的态度和用心，就连当时来京的使者也多次向朝鲜国王汇报：“永琰为人持重、度量豁达，最为乾隆皇帝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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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我只喜欢雍正
三品按察使
　 众所周知，曹操不仅仅是一个大奸雄还是一个大色鬼，其更是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别人的老婆。在三国时期，更是传曹操建造铜雀台来收拢天下的美女。那么雀台中都有哪些少妇呢?　　 了解三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曹操有个特别的嗜好，那就是接收别人的媳妇。当初诸葛亮说服东吴君臣“联刘抗曹”的理由就有这个：你孙权、周瑜的媳妇不是大小二乔吗，这大小二乔不是绝世美女吗，你们不怕被曹操给接收了啊?　　 我们知道，中国男人大都有处女情结，那曹操为何视处女如草芥，偏偏喜欢少妇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至少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曹操的征服欲。作为乱世之枭雄，曹操身上有强大的征服欲。他很少受清规戒律的束缚，为了达到征服的目的，可以无所不用。而接收别人的媳妇，也是这种征服欲的表现。试想，我不但在武力上打败你，还要让你的女人心甘情愿地服侍我，这种精神上的满足，肯定是巨大的。　　 第二，曹操的自卑感。你可能会怀疑，像曹操这种纵横捭阖的人中之龙，怎么会有自卑感呢?有，而且相当巨大。这自卑感来自何处呢?来自他的出身。　　 我们知道，曹操根本不姓曹，而是姓夏侯。那他怎么又姓曹了呢?因为他的父亲找了个极有权势的太监当养父，这个太监叫曹腾。也就是说，曹操的爷爷是太监。所以，大家一起玩耍的时候，提到曹操，都会蔑视地说：呵呵，他是宦官之后。　　 打小开始，曹操没少受过这种刺激。在他的潜意识里，肯定想洗刷掉这个耻辱。等长大后，曹操就发明了一种雪耻的方式：睡别人的老婆。这个逻辑其实很好理解：你不是骂我家是太监吗?那我就睡你的女人，证明我家也有真男人。　　 好了，对于曹操喜好少妇的情结就分析到这里。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曹操到底接收了多少别人的老婆?　　 第一个是何进的儿媳尹氏。何进是谁呢?就是想把掌权的太监们搞掉结果被太监们搞掉的那个哥们。曹操其实非常瞧不上他，曾经讥讽道：“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意思是说，何进本身是个猴子却学人样，没什么本事却想做大事。但这并不妨碍他喜欢何进的寡妇儿媳。　　 第二个是秦宜禄的妻子杜氏。这个秦宜禄，本是吕布手下的一员大将。吕布被曹操打败后，他就投靠了曹操。但是曹操看上了他媳妇，就弄了过去。于是，秦宜禄替曹操在疆场上卖命，妻子杜氏为曹操在床上卖命。　　 不过曹操其实挺遗憾的，因为这次他没能把吕布的媳妇貂蝉弄到手。　　 第三个是张绣的婶婶邹氏。这下更牛了，没瞧上张绣的女人，把人家的婶婶给收了。当然，张绣的叔叔也不是无能之辈，此人名叫张济，原来是董卓的手下大将。当初，张绣正是跟着这个叔叔混的。张济死后，张绣才接管了他的人马。　　 为了这个女人，曹操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本来，张绣已经投降了。但听说曹操搞了他的婶婶后，一怒之下，又反了。结果，没有防范的曹操大败，此役中，曹操损失了“两子一将”。两子，是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一将，是指曹操的爱将典韦。　　 为了泡妞，曹操真是舍得下血本啊。　　 另外，据说曹操对袁绍的儿媳甄氏也曾垂涎三尺。可惜，他的儿子曹丕抢先一步，把她给睡了。曹操一瞧，只能顺水推舟，把此女赐给了曹丕。看来，曹操身上的道德枷锁还是没有完全褪尽。你看后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就明目张胆地跟儿子抢媳妇嘛。
三品按察使
长城宛如一条游龙，横亘东西万余里，雄踞于北方广阔草原与千万亩耕田之间。虽然它早已化为历史的陈迹，却是中华民族引为自豪与骄傲的象征，历代沿用长达两千余年，至清康熙时，长城终被废弃。那么，康熙帝为何废长城？　　秦筑长城，别内外，界“中国”　　 当秦始皇吞并六国、大行“包举宇内”之志时，其宿敌匈奴正纵横于北方辽阔的草原上。早在战国时，匈奴铁骑不断劫掠内地，地处北方的赵、燕、秦三国深受其害，遂各筑长城防御。秦统一天下后，利用三国故长城，连为一体，西展至临洮，东延至辽东，筑成万余里的土石防御工程，其主观意图是用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内侵，但长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已远远地超出了单纯的军事用途。　　 长城外，从西北，经北部，到东北的西部，简称“三北”，是广袤万里的草原地带，由游牧民族占据。长城之设，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民族同游牧民族的分隔，于是在古人的认识中，就形成了“内外”这样一个新的政治地理概念。正如《后汉书》所说：“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秦修筑的长城，同自然界的山河一样，是区分内外民族与文化的分界线。此后历代官方乃至民间所说的“内外”，概以长城为界。　　 长城之设，逐渐引起人们“中国”观念的重大变革。早在西周时已使用“中国”这个称谓，但它与当代以中国为国名完全不同。西周所称“中国”，是指西周王室居于众部族及诸侯的中心地域，即“天下中心之国”，后推而广之，凡遵奉周礼的诸侯国，统称为“中国”，这里既包含血缘亲族，又包含不同地域的非血缘的政治文化同一体，但最根本的内涵，还是以文化异同来加以区分的。秦并六国，废分封，置郡县，全国统于中央，不分地域，不分文化异同，凡属郡县辖境，均在“中国”的疆域之内。长城的出现，改写了“中国”政治地理及国家疆域的旧概念，将所辖北方疆域一直推进至长城脚下，这意味着秦代“中国”已突破此前的狭小范围，其地域空前扩大，人们对“中国”的认识也逐渐放大。《汉书·西域传上》写道：“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这段话，生动地概括了长城修筑后人们对“中国”的新认识。“界中国”，就是长城“为中国之竟(境)界也”，即指华夏民族与长城外游牧、渔猎民族地区的分界线，而并非国界。　　历代修长城，“大一统”受阻　　 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了中国“大一统”的崭新局面，这是商周以来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大一统”指以一统为大，原为儒家的政治主张，孔子著《春秋》，意在尊崇周王，反对国家分裂，维系全国一个政权、一个统治者，这就是“大一统”的本义。秦修长城，就把“大一统”扩展到长城脚下。汉以后历代能否突破秦的局限，将“大一统”发展和扩大到长城外，关键取决于能否真正统一长城外“三北”地区的诸游牧民族。历代王朝所称“外患”“边患”，几乎无例外的来自这里，二十四史中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记录。　　 自秦至清初，上下两千余年间，生息在“三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十分活跃，例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党项、回纥、高句丽、突厥、蒙古、契丹、女真、满洲等，都在不同历史时期，频频进攻中原，构成对中央王朝的长久威胁。因此，历代王朝承袭秦制，反复修筑长城，以其为国家安全之保障。比较各代修长城，又以明朝为最。自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筑山海关，迄至崇祯帝亡国前，明持续修筑长城，长达250余年。工程之浩大，修筑之完备，长城之绵长，都创中国历史之最。　　 历代修长城，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边患”，挡不住游牧民族的铁骑奔驰，却严重阻碍国家“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把“三北”少数民族限隔在长城外，不能真正行使国家管辖权，只满足于定期朝贡，实际上只是维持表面的统一，当中央王朝衰弱，或者某一游牧民族变得强大时，原先那种松散的政治隶属关系就会被打破，冲突或战争就不可避免。　　 清以前，历代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北”的民族问题，其“大一统”一直徘徊在长城一线。　　康熙帝废长城，“天下一家”　　 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国家“大一统”，表面上是为长城所阻，实际上是传统、狭隘的民族观念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这种由区分“内中国外夷狄”到“天下一家”的破局，是从清朝的康熙帝开始的。　　 康熙帝即位时，除了台湾，全国大陆重新实现了统一，当台湾归入版图后，清朝对全国的统一始告完成。清朝的“大一统”能否巩固，尤其是能否进一步发展，同历代一样，关键取决于“三北”游牧民族的动向和清朝所采取的政策，其中如何看待长城又是一大关键。　　 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三北”之一的东北趋于安定。二十九年，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割据势力公然发动战争，侵夺内外蒙古，直接威胁京师。康熙帝毅然决策征伐，很快就阻挡住了噶尔丹的攻势。次年，康熙帝率诸王、贝勒、大臣前往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约集内外蒙古来此“会盟”，定疆界，制法律，为外蒙的喀尔喀蒙古诸部编制盟旗，使其接受清朝的管辖，从而实现了北部乃至西北的空前统一。蒙古问题宣告解决。　　 就在这次“会盟”之后，有大臣看到长城年久失修，建议拨款修理。康熙帝继承皇太极、顺治帝提出的“满汉一家”的民族思想，进而又发展成为“中外一视”“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发现长城的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尤其不利于与“三北”游牧民族的政治一体化，于是否定了修长城的建议，并说出了一段意义深远的话：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法养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清圣祖实录》)　　 康熙帝总结历代修长城的历史教训，悟出一个治国的大道理：长城再坚固，也无法保障国家的安全，惟有“养好”百姓，让他们高兴，才会得到治国之本，边境自固而无忧。这就是“众志成城”的意思。康熙帝决策废弃长城，实际是拆除了分割广大汉人与“三北”少数民族的一道隔离墙，不再有内外之分，迅速形成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康熙帝废除土石工程长城，力主构筑一道“众志成城”的思想长城，是“大一统”理论的划时代突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这个讲好了的嘉庆呢，怎么扯到曹操了，复制黏贴错了吧
三品按察使
　明太祖朱元璋是历史上一位有特点的帝王，有人说他暴戾，脾气大，可他在皇帝位上的两次道歉，却彰显了他心胸宽广的一面。　　一次，江南一个地方闹水灾，朱元璋指示户部抓紧时间拨款救灾。户部原本计划先详细地做个方案，再上折子请示救灾拨款及物资等，可朱元璋等了几天，也不见户部动静，于是，他便让人督促户部加紧报方案，要求次日中午前必须报来。其实，这些天户部官员正等着南方报来具体灾民数量和房屋损失等情况，那边八百里加急件正往这送着，估计到达的时间是次日早上，奏件早就拟好了，就差添些数据。户部的人这几日连续加班，见今天数据统计不上来，也干不成什么事，不如次日早上加急件送来后，再集中干两个时辰，定能按皇上要求时间交件了，于是，大家便都回家补觉去了。　　朱元璋等着急，晚上亲自来到户部过问这件事，可他到了户部一看，除了当值官员以外，都回家了。他十分生气，立即让人传唤所有户部官员晋见。户部官员叫苦不迭，前几天没日没夜地干皇上看不见，这刚想回家休息一晚，皇上却来了。他们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咽，等候皇上发落。　　朱元璋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最后对他们说：“明天中午前不见件，户部所有人员全都发配边疆”，说完就走了。众人再不敢回家了，提心吊胆地等着八百里加急件。还好，朱元璋刚走不一会，加急件提前到了，众人开始分工忙活，不出一个时辰，便拟好呈报了，朱元璋此时刚回到办公室，非常吃惊他们的速度。　　“怎么刚说完，奏折就到了？”朱元璋有些纳闷。于是，他便差人弄清了原委。想起户部官员前几天没日没夜加班，又看到方案做得也很可行，朱元璋又感动又后悔，便在折子中批道：“照此办理，另，朕着实有些冲动……错怪了大家。”户部官员看后，无不感激涕零。　　明王朝根基渐渐稳固，官员都有些松懈了。一日，一位谏官上奏，痛陈京城官员无作为，只顾享乐，人浮于事。朱元璋看过后，心情十分沉重。　　这年正月十五晚上，全国还都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各衙门除了当值人员，其余都放假了。朱元璋决定亲自查查官员们的工作状态。结果，他所到之处，当值官员有的在睡觉，有的在聊天，有的把家属孩子也接到了衙门一起值班，更有甚者，兵部除了站岗的士兵，干脆一个值班的官员都没有。　　朱元璋大怒，对随行说：“这样的官员会把国家荒废的！”于是，他让侍卫立即摘掉兵部的衙门牌，并指示，兵部所有官员统一下狱，听候发落。　　消息很快传到了各部、司衙门，大家都在窃喜，幸好皇上来检查的时候，他们都有人在，都等着看兵部的笑话。　　朱元璋回到办公室，继续批阅奏折，突然发现兵部前天送来的一个奏折他还没看，便拿过来翻阅。奏折是关于严防正月十五烟花鞭炮火灾的请示，上面请楚地写着，兵部这一天所有官员全部下到京城各处，严控烟花，防止发生火灾。朱元璋顿时明白了兵部为什么连个值班的人都没有了。他立即命人查看兵部的人在干什么，回来报告说，兵部各官员此时正带领人马四处巡逻。朱元璋感慨万千，立即收回兵部人员马上下狱的指示，每人赏布匹一段，并在第二天早朝时向兵部道歉，说自己不勤勉，没有及时批阅兵部的奏折，差点误会大家，并号召大家向兵部学习，勤奋努力工作。此时，兵部的官员早已泣不成声。　　朱元璋是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能够主动查明情况，承认错误，这也不失为一位皇帝的细心和心境的宽广。
三品按察使
　 如今，当人们为了做成一件事，却苦于自己资源不足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寻找赞助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拉赞助”。　　 明武宗开旅店拉赞助　　 当然，这赞助不是你想要人家就会给你的，所以选定一个吸引人的项目，找到合适的赞助者是最起码的条件，接着就要看该项目最终能否带来利益的共赢。如果能，支持会继续，源源不断；不能，结果可想而知。　　 历朝历代的皇帝用钱，绝不是毫无节制的。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早就为子孙后代定下了每年用钱的数量，如果超过了预算，手头拮据，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　　 明武宗正德皇帝赚钱的方法独具个性：“强行拉赞助。”他命令宦官在各个城门以及通往京城的官道路口以皇上的名义开设旅店，强行征收“过路费”。　　 户部官员天天上折子提意见，可是武宗根本不搭理他们，一意孤行，照收不误。他驾崩之后，这种强拉赞助的制度也就被废除了。　　 武宗的继任者嘉靖皇帝不喜欢玩乐，也不喜欢旅行，他钟爱炼丹。皇帝炼丹就得请明星级别的道士协助，因此嘉靖皇帝的开销也很大。但他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于是便采用最消极的方法：“等别人赞助！”坐在家里守株待兔等别人送钱，对一般人来说简直是痴人说梦，天上掉馅饼！可皇上就不一样了，上有所急，下必有所应。当嘉靖囊中羞涩时，总会有人悄无声息地出现，急皇帝之所急，应皇帝之所需。　　 清代乾隆皇帝喜欢打着考察民情的名义到江南微服私访，实际上就是休闲散心。每次下江南都得用钱，他的办法是“招商拉赞助”。　　 以第六次南巡为例，乾隆让人早早把消息传出去，没过多久，负责管理食盐批发和税收的盐运使就报告，说是一批盐商自愿捐银子一百万两，赞助皇帝的南巡，并希望面见皇上。乾隆见到这个报告，心头大喜，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大笔一挥：“盐商不必再通过盐运使了，直接在运河边等候接见吧。”　　 面见皇帝是荣幸　　 盐商们为什么要孝敬乾隆银子又为什么要面见乾隆呢？首先是因为光荣，一睹龙颜，那是值得几辈子炫耀的事情，是光宗耀祖造福后代的事。更主要的是当面向皇帝献媚，并请求政策倾斜。如此两全其美的事乾隆自然不会拒绝。
三品按察使
乾隆不顾事实，不择手段，煞费苦心地让尹壮图做反面教员，想通过他的现身说法来维持太平盛世局面，让臣民深刻体会大清的深恩厚泽和当今皇上的丰功伟业，以证明自己的勤政爱民、官吏的清明廉洁和百姓的安居乐业，全都枉费了心机。所以最后显示出来的结果究竟是乾隆戏弄了尹壮图，还是尹壮图戏弄了乾隆，或者双方都被对方所戏弄，真的难以下结论。　　 尹壮图是乾隆后期一个普通的内阁学士。在秘书岗位上，他虽然勤勤恳恳工作了近十年时间，却没有取得什么突出成绩，也没有写过公文名篇，在秘书理论上更没有新的建树，我之所以写他，是因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上了一道建议取消“议罪银”的奏折后，受到乾隆皇帝百般刁难和肆意戏弄，最后不得不昧着良心说假话，不得不连篇累牍写假报告才得到解脱。即使如此，他后来还是背了一个很重的处分。尹壮图的这段奇特经历，不仅在当时而且到如今都发人深省，应当引起后人高度重视。　　一、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三十九年（1774）五月，由礼部主事升任郎中。当年十一月，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四十二年（1777），转京畿道御史。接下来的三年里，尹壮图又有三次职务升迁，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担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1790）受到乾隆戏弄之后，他一气之下辞职走人。乾隆死后，尹壮图的冤案虽然得到平反，也被召回北京“另候擢用”，但对仕途早已心灰意冷的他谢绝了新皇帝的好意，重新回到老家开馆授徒，再也没有出来工作。　　 尹壮图担任的内阁学士俗称阁学，是内阁大学士属下的一名高级官员。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定内三院官制时，共设学士五人。内三院改为内阁后，仍设学士，定编制为满学士六人，汉学士四人。清初，内阁学士的品级曾有升降，至雍正八年（1730）始定为从二品。内阁满学士掌奏本章，凡御门听政时进折本，朝审、秋审时奏各省勾到人犯等；汉学士掌批题本之汉字谕旨。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前，内阁学士均兼礼部侍郎衔，并由钦命满、汉各一人掌稽察中书科事（中书科是内阁主要秘书部门），或命于修书各馆兼副总裁、总纂等官。　　 内阁学士不仅负责文书办理工作，而且经常参与公文起草。如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晚上福临染上天花后，病势发展很快。初六日深夜，预感快要不行的他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内阁学士麻勒吉进入养心殿，口授遗诏大意。第二天，他们两人就把皇帝的遗诏赶写出来了。当天晚上，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天子福临便与世长辞了。福临逝世后，麻勒吉又与侍卫贾卜嘉捧诏“奏知皇太后，宣示诸王贝勒”。（《清史稿·麻勒吉传》）遗诏立八岁的皇子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是为康熙帝。　　 离开御史岗位十多年，早已不负言职，如今整日与公文打交道的尹壮图，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什么突然呈上取消“议罪银”的建议书？原来三年前他父亲去世，丁忧回了云南老家，今年守孝期满，又从云南回京任职。这一去一返万余里，从北到南又从西到东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沿途接触到的人，无不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一路看到的景象，根本不是主流媒体宣传的那样繁荣富庶，而各级政府报上来的钱粮库存，更是十有八九是假的。尹壮图认为：这些问题的根子，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开始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它不仅助长了官员们的违法乱纪，纵容了贪污腐败的蔓延，而且目前许多地方出现的巨额钱粮亏空，都与“议罪银”制度有关，必须尽快将其废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作为皇帝的近臣，他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向皇帝反映这些耳闻目睹的情况，以便尽快采取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　　 很显然，尹壮图这次上疏，并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吃饱了撑的无事找事，而是完全出自一片拳拳忠君爱国之心。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尹壮图想通过此次上疏，博得皇帝的好感和欣赏。如果真有这层意思，那也非常正常。　　 可是，乾隆却把尹壮图的一片好心当成了驴肝肺，或说尹壮图的热脸，最终却贴到了乾隆的冷屁股上。　　 为了免受蒙蔽和欺骗，古代许多皇帝包括当代的一些高层领导，不是都希望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秘书，能将他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如实向自己报告吗？有的甚至定期或不定期派秘书下基层蹲点调查，搜集和掌握第一手材料。可是乾隆究竟怎么了？不仅听不进尹壮图主动送上门来的大实话，而且像玩弄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样，对他进行百般刁难和戏弄。这究竟为什么呢？　　 要说清其中原因，就不能不多费些笔墨。　　二、皇帝只能邀誉不能受责　　 乾隆五十五年（1790）尹壮图所上奏折，《乾隆实录》记载得颇为详细，《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也都有摘录，其中《清史列传》是这样写的：　　 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加之罢斥，罚银数万两充公，因有督抚等自请认罚银若干万两者。在桀骜之督抚，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属员之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毋许再膺外任。　　 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说：　　 各省督抚大员犯了过失之后，承蒙皇恩浩荡，不革去他们的官职，只罚若干万两银子，以示惩罚，也有督抚自己请求认罚若干万两白银的。对于多行不法的官员来说，这无异于为他们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合理借口，从此可以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大饱私囊。而那些清廉的官员，也不得不曲意讨好下属，以便出事时能够得到他们的资助，下属日后出现府库亏空大案，自然就会千方百计包庇袒护他们。所以罚银制度虽然严厉，却不但不能让官员们感到羞愧和恐惧，反而容易让他们滋生不轨之心，请求皇上永远废除这一做法。这些人如果才识平庸，或者就地免职，或者调任京官，不能再让他们担任地方要职。　　 这道奏折虽然揭了各省督抚的老底，指出了“议罪银”制度的严重危害性，但纵观尹壮图的进谏，所谈虽然句句是实，却远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然而就是这么一篇泛泛而论的疏文，却在无意中犯了乾隆的大忌。原来乾隆晚年吏治废弛，腐败成风，贪赃公行，高官大吏中的贪墨之徒比比皆是。乾隆一方面要粉饰太平，所以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对督抚们绝不公开处理；另一方面又要显示自己明察秋毫，对督抚们不时要找些过失予以“敲打”。他认为最好的“敲打”方法，就是罚款抵过。让臣下自愿缴纳巨额罚款，既没有横征暴敛的恶名，又可以增加“计划外”收入，弥补国库空虚，满足自己挥金如土、挥霍奢靡的欲望，还能保护一大批“犯了错误”的高级干部，让他们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为清政权服务，真可谓一石数鸟，妙不可言！至于督抚们的钱从哪里来，就只能不闻不问了。如果依了尹壮图的意见，从此停止罚款，不仅会断了乾隆的财路，而且等于要皇帝认错，这对背负了沉重治绩包袱，三个月前又刚刚办过八十大寿庆典并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来说，是万万不可接受的。强烈的自尊心，加上晚年的自负，使得乾隆十分顾忌自己的完美形象，所以他只能邀誉，而不能半点受责。　　 乾隆一心要保护干部，粉饰太平，维护自己的“英主”形象，尹壮图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识时务地对这一制度提出异议，乾隆当然很不高兴，皇帝一不高兴，臣子自然要倒大霉。
三品按察使
　三、“议罪银”制度究竟是个啥东西？　　 尹壮图建议废除、乾隆着意维护的“议罪银”制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所谓“议罪银”制度，说白了就是以钱顶罪的制度。这一制度始创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核心内容是“令其自出己赀，稍赎罪戾”。它主要是针对地方督抚大员而设的，但议罪的对象，还包括布政使、盐政织造、税关监督以及富裕的商人。这些都是有钱人，他们不怕罚款，也罚得起款。“议罪银”收入不进国库，大部分归内务府供皇室消费，少部分留在地方作水利工程等用途。承办和追取“议罪银”的机构，不是国家财政税务部门，而是军机处及其专门设立的“密记处”，由和珅直接控制，秘密掌握。罚款数额也没有一定标准，主要看官员犯罪情节轻重和他们出得起多少钱而定，少则万余两，多则三四十万两白银。犯罪者为了表示“虚心改过”和对皇上效忠，大都自愿从重认罚。只要多罚银，就可以博取皇上欢心，不但依旧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而且能够超擢更大的官或更肥的缺。　　 应该说，“议罪银”制度的实施，使乾隆皇帝的钱包鼓了起来，解决了他个人的财政危机。结果，乾隆六下江南，沿途建造了几十个行宫，八十岁时举行了万寿大典，热热闹闹大庆了一个多月，各项花费不计其数，竟然没有动用国库一两银子，全系“议罪银”开支，并且内务府还有大量结余。　　 按乾隆的说法，议罪银制度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罚，用示薄惩”。（《清史列传?尹壮图传》）看起来似乎于国体无损，既没有增加百姓负担，又宽绰了皇帝手头，还挽救警戒了不法官员，可谓一举多得。事实上这却是一项后果极为严重的弊政，其危害性简要说来至少有这么四点：一是缴了“议罪银”的官员更加有恃无恐，加速了他们的敛财力度和速度，加深了清王朝的腐败程度；二是使用官员变相以敛财能力为标准，而不再注重行政能力，使清朝官员整体素质下降；三是为了捞回“议罪银”的花费，官员们会把损失层层摊派下去，变本加厉地增加下属和底层百姓的负担；四是以钱顶罪，有罪不究，法律变得形同虚设，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机制，使清王朝加速走向衰败。　　四、猫捉老鼠的游戏拉开了序幕　　 乾隆既然听不进尹壮图的意见，自然要想方设法堵住他的臭嘴。以皇帝的权威，要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甚至可以说易如反掌。可这样做未免过于粗暴和简单了，同时会落下庇护贪官、冤屈直臣的昏君名声，死要面子的乾隆当然不会如此行事。为了既能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和国家的太平盛世景象，又能使尹壮图“心悦诚服”地承认错误，甘当反面教员，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于是开场了。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为了弄清尹壮图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当年十一月的一天，乾隆亲临乾清门听政，下了这样一道谕旨：　　 壮图请停罚银例，不为无见。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但督抚等或有昧良负恩，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而属员亦藉此敛派逢迎，此亦不能保其必无。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清史稿·尹壮图传》）　　 乾隆一方面承认尹壮图的建议确实不无见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做法进行辩解，那就是督抚人才难得，才不计较他们偶然的过失，采用罚款的方式予以惩戒，然后从宽处理，照常任用。接着乾隆又承认，督抚中可能有人辜负了朕的期望，昧着良心，以筹措公费为由，向部属伸手，而部属们也乘机摊派搜括以讨好上司，这种人也不能绝对保证没有。乾隆于是顺势写道：尹壮图既然上了这样的奏折，必然掌握了事实根据，那就请一一指实上报。言下之意是：只要事实确凿，证据充分，朕必定严加追究，从重处罚，决不姑息。　　 让无职无权的京官去抓地方官员的犯罪实据，不仅拒谏之心已经流露在字里行间，而且明里暗里都藏着杀机。此时最聪明的应对之策无过于马上认错谢罪，回复说自己并无实据，建议也十分荒唐，经圣主教育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恳请皇上原谅鄙人的鲁莽和冒失。这样做虽然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却可以免祸上身。　　 梁朝的贺琛就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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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大同十一年（545），针对梁朝存在的种种问题，时任散骑常侍的贺琛上疏泛论时弊，一共写了四条意见。大意是批评梁武帝对官吏过分宽容；梁武帝本人又喜欢亲近任用奸诈小人；皇帝的使臣严重干扰郡县；地方上的官吏大多渔猎百姓；风俗奢侈，道德沦丧，再不整顿吏治，崇尚节俭，远小人，亲君子，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　　 勃然大怒的梁武帝当即把秘书召来，口授敕书，对贺琛的疏文逐条进行批驳：他质问贺琛所指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数目，用难以指实的问题来为难困扰他，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苛求责备他。他还质问和威胁贺琛说：“为什么不分别明说，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婪残暴；某位尚书、兰台奸猾；渔猎百姓的皇差姓什么叫什么？从谁哪里夺取？给了谁？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擘肌分理’，又是指哪件事？官府、衙门、官邸、市肆等等，哪个应该革除，哪个应该削减？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不急？哪些项目征收的赋税可以迟缓？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详细启奏给朕听！如果不一一列出，那你就是有意蒙蔽欺骗朝廷！”　　 梁武帝在敕书中虽然严令贺琛必须一一指实所揭发的问题，并表示他“准备侧耳细听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报上来的意见，届时自当认真阅读，并把你的高见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但深知梁武帝有护短毛病的贺琛哪里敢再说什么？只好向梁武帝认错谢罪了事。（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　　 不聪明圆转的人当然也有不少。明朝的兵科给事中张作楫，就是这样一个“笨蛋”，结果吃了大亏。　　 崇祯九年（1636）六月，清兵进入喜峰口，明朝守将抵抗失败，退保昌平。崇祯一面命令宦官李国辅等人严守关口，一面急召各镇部队火速入援京师，并宣布北京戒严。同时，崇祯命令众大臣上书献计献策，共御外侮。张作楫奉旨条陈，崇祯看到他的疏文中有“提兵十万，逗留不前”等语，即令张作楫回话，要他说清楚指的是谁？在当时，拥兵不前确实大有人在，如兵部尚书张凤翼受命统帅军队，太监高起潜监军，与宣大总督梁廷栋互为犄角，然而他们都不敢挥师出战，这便是明显的例子。但当时并没有提兵十万的将领，这一点也是事实，所以崇祯认为他是胡说八道，一定要他说明白。其实，所谓提兵十万云云，在疏文中无非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并不是实指，这是稍知文章作法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张作楫当时随便写上这么一句，哪里想到皇帝会抓住不放呢？所以一听说要他当面说清，心就慌了。而在此之前，张作楫曾因上疏言事连续三次受到处罚，这次如果不是奉旨条陈，他根本不打算建什么言献什么策，谁知运气如此不好，一上疏就触霉运。在“奉旨指名”时，他知道自己免不了会遭处罚，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壮着胆子参劾总监高起潜纵兵殃民，并为敌人护送辎重。疏文中还涉及兵部尚书杨嗣昌，把别人不敢摸的老虎屁股全都摸了一把。崇祯见到此疏，怒不可遏，拿起笔就在疏文上“×××”地大笔涂抹起来，以致“皇上”二字也被画上了一个大黑“×”。不久处分就下来了：革除张作楫一切职务！（《三垣笔记?崇祯》）　　 既是饱学之士，又在中枢机构工作了十多年的尹壮图，理应知道历史上有许多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应该清楚晚年乾隆是个什么样的人，然而不知他是被乾隆表面上的“虚心纳谏”所蒙蔽，还是他原本就是这么一个耿直老实之人，总之他见到皇上说了一番不得不如此做的苦衷，又表示一定会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对贪官进行严惩，就稀里糊涂地将自己的见闻如实上报，殊不知正好落入了乾隆精心设下的圈套：　　 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不过作为一个丁忧官员，臣路过那里，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力和职责详细调查取证。‘若问下令摊派或逢迎搜括之人，他们上司和下属之间内部勾结，秘密交易，外人岂能得见？’因此实难一一指实。　　 在复奏的最后，尹壮图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皇帝不相信臣的话，可以选派满洲大员和臣一道去各省秘密调查钱粮亏空情况，一定可以迅速取得确凿证据。　　 看到引蛇出洞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尹壮图又没有掌握督抚们的具体罪证，乾隆立即穷追不舍，对尹壮图的批判也开始上纲上线：　　 尹壮图的复奏还是没有指实一人一事，仍然只是拼凑一些没有根据的内客，拿空话来搪塞。朕做皇帝五十五年，对待百姓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恩施优渥，普免天下钱粮四次和各省漕粮两次，为数何啻百万。偶遇水旱灾害，还不惜千百万帑金补助抚恤，赈济兼施，贫穷百姓都受到实惠，这不是家喻户晓的事实吗？有天良的小民，感恩戴德还来不及，怎么会“蹙额兴叹”、“相聚怨咨”？如果真如尹壮图奏折所称，岂不是“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在朕领导下的当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乾隆实录》卷一三六七）　　 乾隆这几句话是十分严厉的。他认为尹壮图既是对自己执政五十多年成绩的全盘否定，也是视自己为糊涂皇帝，所以令他分外伤心。　　 乾隆于是再次严厉质问尹壮图：你的道听途说究竟“闻自何人？于何处见此情状”？如果不能“逐一指实复奏”，再用空言假话搪塞，那就是自蹈欺罔之罪！　　 尹壮图这才醒悟上了皇帝的大当，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写了认罪书，承认自己措词不当，不能指出确据，请求皇上治罪。　　 现在再说这些，已经晚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乾隆秘密指派和珅向有关省份打了招呼，要他们做好应付检查的各项准备。尹壮图不是提出要下去密查吗？乾隆虽然拒绝了他的密查要求，却不妨利用这个自动跳出来的反面教员进行现身说法，于是一面命令户部侍郎庆成（满族人）带了尹壮图下去“切实盘查”，一面发布上谕通告全国：　　 “尹壮图逞臆妄言，陈奏不实，自问亦难解免。今已令侍郎庆成，带伊前往所指书麟管辖之山西省，切实盘查，若果有亏缺，即当严行究办；若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誉邀名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试令尹壮图清夜扪心，亦何忍为此耶？著将尹壮图莠言乱政之处，通谕知之。”（《清史列传?尹壮图传》）　　 看到皇帝通告之后，地方官员自然心领神会，马上“设法挪移，弥缝掩饰”。有些“爱憎分明”的大臣，甚至立即上书，要求将尹壮图撤职查办。　　 盘查尚未开始，结论就已作出，胜败也已明了，等待尹壮图的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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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为检查，实是认罪　　 当年十一月下旬，庆成带了尹壮图，奔赴山西大同。到了当地后，庆成并不急于盘查，而是游宴数日，令尹壮图枯坐馆舍，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事先得到消息的地方官员，早已东挪西借，补足了所有亏空。“盘查”结果当然毫无悬念：地方官员领着两位检查官，打开一个个粮仓银库，翻开一本本账本簿记，仓库银两果然“丝毫并无短少”，所储粮食“石数亦属相符”。　　 看到这种情况，尹壮图虽然有些傻眼，但受到愚弄的他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老实倔强的尹壮图终于学会说谎了。他在写给皇帝的汇报材料里，用极为虔诚的态度和认真恭敬的话语，详细汇报了检查结果。然后，他以无比沉痛的心情总结说：自己以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冒渎圣听”，实在是丧心病狂，愚蠢之至；经过皇帝的批评和事实的双重教育，他已深刻认识到自己对大清天下的判断是彻底错误的。山西大同一处如此，其他地方自然无不皆然。当今天下府库充实，自不待言。现在形势已经明朗，继续查下去没有任何意义，请求让他早日回京接受处罚。尹壮图的话说得十分可怜：臣“昼夜兼程，诚恐偶冒霜露之疾，不能平安回京，以受朝廷处治。”　　 但乾隆没有答应他的回京要求，仍然让庆成带着尹壮图，像赶鸭子一样，按照原来设计好的线路图一路查下去，直到他真正心服口服为止。　　 乾隆于是又下了一道上谕，说尹壮图表面上虽然认了错，内心其实还有很重的抵触情绪，如果现在就让他回京接受处罚，不仅这次普查会半途而废，相反还会给外人留下一个“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尹壮图“居心”之“巧诈”，真可谓“殆不可问”！　　 痛快淋漓地挖苦讥笑尹壮图一通之后，乾隆想起尹壮图说过“不能平安回京”的话，不免有些担心：尹壮图在路上如果真有个三长两短，或顶不住压力自寻短见，他一手导演的这幕戏就无法继续演下去了。为此他特意要庆成转告尹壮图：“尹之谬妄之处，固难辞咎，然究系愚昧无知，其罪断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意思是一定要他好好活着，配合朝廷继续盘查。只要顺从听话，保证不会杀他的头，也不会判他重刑。　　 乾隆同时传谕军机大臣：庆成因公出差，按规定可以报销出差费，尹壮图是自愿申请下去盘查，给他提供驿马已是格外开恩了，所以不能再给出差费。但考虑到他是穷书生，带的盘缠可能不多，如果不够用，可以让庆成在出差费和差役的口粮中酌情分一些给他。　　 没有办法，尹壮图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庆成继续这哭笑不得的“全国大检查”。他与其说是到各地进行盘查，不如说是由庆成押着到处认罪。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从山西查到直隶，再查到山东、江南等地，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更令尹壮图不堪忍受。他们对庆成热情接待，巴结得像老子，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尹壮图一般，毫不留情地把他冷落一旁，有些地方甚至连饭食都没人给他安排。　　 尹壮图越查越愤懑，却又无可奈何，只能仰天长叹，然后诚惶诚恐地不断向皇上写奏折，承认自己夸大其词，表示“业已倾心帖服”。　　 为了早日结束这场痛苦的游戏，尹壮图不得不再次向乾隆恳求：“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　　 乾隆通过军机大臣传谕，明确无误告诉他：还必须一路盘查下去。　　 在传谕中乾隆还说：尹壮图“所过地方甚多，小民有无蹙额之状、兴叹之语”，都要“体察咨询，据实具奏”。　　 乾隆显然铁了心要把他彻底整垮。　　 尹壮图只好再次违心上奏说：“臣经过各州县地方，不仅‘藩库果然完足，毫无亏空’，而且‘百姓俱极安帖。随处体察，毫无兴叹情事。’”也就是一路上没有见到一个人有不满情绪，老百姓全都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乾隆还不满足，继续发布上谕说：　　 尹壮图前奏所言商民蹙额兴叹，竟属全无影响。今已目击商民乐业情形，自不能复置一词。但伊从前所闻得自何人传说，著庆成即向尹壮图确切询明，令其指实具奏。（《清史列传?尹壮图传》）　　 庆成随即上奏：在他反复询问之下，尹壮图还是不能指实任何一件事和任何一个人。尹壮图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只求治以虚诳之罪”。　　 也就是说，尹壮图以前所说的，都是道听途说、胡说八道，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现在他的唯一愿望，就是尽快回到北京，诚恳接受皇帝的惩罚。　　 这些汇报终于满足了乾隆的期望，于是指示庆成结束盘查，带尹壮图回京听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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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乾隆的煞费苦心全都枉费了心机　　 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乾隆发表长篇上谕，对尹壮图上疏事件作了最后定性：　　 尹壮图节次复奏，总不能指实一人一事，因令庆成带赴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是尹壮图逞臆妄言，竟敢以不能记忆虚词，有心欺罔，其咎实无可宽宥矣！（《清史列传·尹壮图传》）　　 在上谕中，乾隆还指出：原来任用尹壮图为内阁学士，只是因为云南没有大员，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说他的才干学问，当阁学已属侥幸，还想往上爬，真是痴心妄想。但对他的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胡言乱语、血口喷人的无稽之谈，又不能不辨。为此乾隆历数康熙、雍正和自己的政绩，从古代至明朝，只有汉文帝减免过百姓一半田租，没有哪个朝代像本朝一样多次普免百姓钱粮。在此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之际，内外大臣即使有“不肖之心”，也会在大好形势的教育感染之下自惭形秽，改邪归正，有谁还敢“以身试法”？不仅如此，乾隆还发现尹壮图居然将年过七十的老母亲留在云南故乡，不能接来北京赡养，岂不是“恋职忘亲，弃之不顾”？对他这种“不但无君，而且无亲”的“人伦丧失”之人，自然应该撤销一切职务，“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押回北京后，尹壮图被解往刑部受审。乾隆要大学士和九卿大臣责令尹壮图对要害问题逐一交代。审讯过程中虽然没有发现新的罪证，大臣们经过多次商议之后，还是按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制造假象欺骗公众，故意提出非法建议的罪名）将尹壮图判处死刑，上报乾隆。　　 乾隆批复此案时，又发了一大通议论。他说：诸位大臣的判决，量刑是十分正确的。尹壮图如此乖谬不敬，自应按律问斩，即使不马上处决，也应该发配伊犁，以示惩儆。然而，“朕孜孜求治，兢惕为怀。从前彭元瑞呈进《古稀颂》，赞扬鸿业，朕因作《古稀说》，有‘以颂为规’之语。今尹壮图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以上均见《清史列传?尹壮图传》和《乾隆实录》）　　 乾隆的意思很明白：尹壮图可以肆无忌惮诽谤本朝，朕却宽宏大量地把他看作善意的规劝，对他的宽容，是多么仁至义尽、感人肺腑啊！不过正是有了乾隆的这句“以谤为规”，尹壮图才得以保住小命。　　 《古稀颂》是南昌人彭元瑞于乾隆七十岁那年进呈的一篇拍马屁文章，乾隆读过之后，极为嘉赏，随后便写了《古稀说》一文。在此文中，乾隆说：回顾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自尧、舜、禹三代以下，年纪超过七十岁的皇帝，一共只有六个。在这六人之中，汉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终，唐明皇仓皇逃难，宋高宗偏安江南，皆算不上英明的君主，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称得上真伟人。不过他们身处开国之初，有武功而无文治，礼、乐、政、刑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其他的就更不用提了。大清朝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都是世上少有的。如今虽没有达到天下大同，但也进入了小康社会。且前代所以亡国者，诸如国家内部有称王称霸的割据政权，外部有强敌的虎视眈眈，还有诸如外戚掌权、女优祸国、宦官专政、奸臣当道，凡此种种，如今一件都不存在。这种安定团结、繁荣富强的大好局面，自然可以说是“古来稀”了。总之，乾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甚为满意，认为自己的文治武功不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逊色。　　 自己既然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皇帝，对尹壮图的卑鄙无耻，心怀恶意，他也就毫不计较，一切“以谤为规”好了，没有必要和其一般见识。他要用对尹壮图的宽大来表明自己的问心无愧和宽宏大量，所以最后他对尹壮图的处理颇能体现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加恩免其治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復。”几个月之后，因内阁侍读职位甚少，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空缺，乾隆可能是担心尹壮图闲出病来，就安排他到礼部担任主事。内阁侍读和礼部主事虽然都是正六品官，也同是负责章奏文移及缮写、校勘等事宜，但内阁毕竟是中枢机构，礼部只是一个普通的政府部门，两者地位是不可比的。乾隆明明又贬了尹壮图一下，却偏要显示自己有一副菩萨心肠，确实使人啼笑皆非。　　 乾隆将尹壮图从副部级降为正处级，继续留他在京工作，显然忘了自己曾将尹壮图的“恋职忘亲”斥为“人伦丧失”，否则无论如何不会做出这种让他继续与母亲分离的事情来。倒是尹壮图还记着皇帝的“教诲”，便以老母在家，当奉孝为由，十分知趣地辞职回乡去了。后来嘉庆皇帝即使给他平了反，并召他进京准备重新起用，尹壮图还是坚决不领情。他的这一举动，既可视为对腐败政治的极端厌恶和鄙视，也是公开表明他原来的所有认罪，写的所有假报告，做的所有假检查，都是违心的，只不过是在应付乾隆，以逃避更大的打击和惩罚而已。由此可以明白无误地说：乾隆不顾事实，不择手段，煞费苦心地让尹壮图做反面教员，想通过他的现身说法来维持太平盛世局面，让臣民深刻体会大清的深恩厚泽和当今皇上的丰功伟业，以证明自己的勤政爱民、官吏的清明廉洁和百姓的安居乐业，全都枉费了心机。所以最后显示出来的结果究竟是乾隆戏弄了尹壮图，还是尹壮图戏弄了乾隆，或者双方都被对方所戏弄，真的难以下结论。　　 不仅如此，尹壮图事件而且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议罪银”制度没有因而被取消，相反却把全国人民的嘴巴给堵上了，从此再没有人敢对时政发表不同意见，剩下来的只是一片颂谀之声；而清朝的政治，就在这片漫天的歌功颂德的鼓噪中慢慢腐烂，不可逆转地走向死亡。　　 尹壮图的悲喜剧：　　 1、尹壮图是一根筋的人，只琢磨事不琢磨人。　　 2、乾隆要搞臭他，让他做反面教员，他只能老老实实配合。　　 3、不过再软弱的人，也有倔强的时候，乾隆戏弄他，他也戏弄乾隆，只是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　　 4、尹壮图是面镜子，既照出了自己的软弱，也照出了乾隆的卑劣和外强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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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七八糟的，也有个头绪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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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隋炀帝杨广的一生，就是在活给别人看。史料中可以见到这样的记录：“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　　 在隋文帝面前，杨广总是伪装成不好声色、勤俭好德的样子，在当时被人称为仁孝。外出打猎碰到下雨，手下人给他献上雨衣，他却说：“士兵们都湿透了，我怎么可以独自穿这件衣服呢?”　　 为了能够得到王位，他将真实的自己伪装起来。等到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外在的压力和约束都已经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激进因子”不可阻挡地活跃了起来。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强化了他的政治虚荣心，也同时助长了他内心的浮躁感。这么大的舞台，他演戏的欲望更加强烈。他继续扮演着一个虚假的自我，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自我，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观众由区区“二圣”两个人扩展为全世界的人。　　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而有的百姓却没有衣服穿　　 在杨广登基之初，大隋王朝各项经济指标和人口数量的增长都呈递增之势。杨广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既然能够成为天下人的领袖，才能自然居于众生之上。　　 他曾经自负地说：“天下的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生在皇家才能继承皇位，拥有四海。但是如果让我和那些知识分子搞一次以文治武功来竞选皇帝之位，我也是当仁不让的天子。”　　 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皇帝宝座是什么感觉，一句话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句话改变一座城池的命运。权力越来越大，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登上皇位的杨广体会到了权力所带来的眩晕感。　　 隋朝的财政体制是藏富于国，这就导致了官僚资本的大量积累，而老百姓的日子却过得异常艰难。据史料记载，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杨广在东都洛阳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那些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都有幸见识了帝国的强盛与富足。来自全国各地的5万多名乐工集中于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足足闹腾了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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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炫耀自己的精神文明，杨广还将自己的物质文明展示了一番。东都的市场被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就连那些成本低廉、收入微薄的菜贩子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连拉带拽进去喝几杯，喝完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不用付钱。那些老板们说：“我中原大国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喝了酒的胡人们，满脸写着狐疑之色，他们踉踉跄跄出了酒店，一头就撞在了路旁的树干上，可丝毫没有感觉到疼。半醉半醒之间，抬眼上瞧，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极尽奢华。对于杨广所展示出来的大国奢华之风，胡商们很不理解。他们转脸问身边的中原朋友：“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为什么不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这句话极尽讽刺意味。　　杨广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下了血本，苦了百姓　　 即位后的杨广，急于要用最短的时间来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他认为如果一个帝王能够在他所统治的时代里，迎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能说明这个皇帝够得上一个圣君的标准。杨广一方面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建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不惜下血本。　　 按照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杨广的这几个大手笔并不是一个安于享受的帝王愿意去做的。不管出于怎样的一番考虑，中华帝国以一种另类的姿态趋向杨广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颗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对于诗人杨广来说，他要构建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可是对于皇帝杨广来说，这又是一项宏大而艰难的命题，而他又没有能力处理好个人英雄主义与千秋功业、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营建东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权力正统的核心;修建长城，是为中华帝国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修筑运河，是为了贯通南北漕运的血管;征伐高丽，是“圣王之业”弈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杨广运作帝王权力的胜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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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下承平、国力强盛之时，用这种大工程来装点盛世的繁华是掌权者通常会采用的方式。如此集中、如此大规模地将这些形象工程连续上马，全国老百姓在短时间内几乎都被集中到劳动工地上。　　 杨广从即位那一刻起，就在倾力打造一个庞大的劳动生产线。中华版图宛如一个巨型的劳动竞赛场，他让自己的帝国陷入无休无止的大役之中，老百姓在生命难以承受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　　 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时期最著名的三大工程是，大业元年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修长城，发丁百余万;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以上。　　 那么，大业年间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重呢?史学家胡如雷先生曾经做过一项估算。从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东征高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隋王朝一共上马了22项大的工程，总共动用的人力达到三千多万人次。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才四千六百万，而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那些罪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在当时看来完全是劳命伤财之举。　　 杨广为了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让整个帝国陷入到这种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疯狂状态中。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山东、河南一带，水灾成患。自然灾害对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破坏，往往是一道无可挽回的致命伤。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中华大地局部灾害是无年不有。更何况当时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被抓去参与对外战争或者直接送到帝国大工地上当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也就是说，老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沦为匪盗，冒着生命危险用非法手段来获取血酬以维系自己生存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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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沸腾如此，那些稍稍有点民本思想的帝王，应该会有所警醒。他们往往会通过调整政治策略，来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为紧绷的帝国神经做暂时性的舒缓。可是对于自视甚高、一心只想着早日成就圣王霸业的杨广来说，不但没有丝毫的收敛迹象，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其实他并不是要存心折腾天下百姓，在他的利益计算里，那些挣扎于底层的百姓的生与死与他的千秋大业放在一起称量，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是有血有肉的服劳役的工具和服兵役的兵器而已。　　 老百姓挣扎于死亡线上，各地的局势已呈烈火烹油之势，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可是杨广依旧沉迷于自己的英雄大梦中无法清醒过来。叛乱，在杨广看来，那不过是疏通民怨的一条管道，成不了气候的叛乱，根本经不起帝国军队的轻轻弹压。　　君臣之间无信任，官员之间非友即敌　　 小民不足畏，那些寄生于权力机器的官僚才是最难伺候的人。　　 杨广生性自负而多疑，尤其对于朝廷里那些和自己政见不统一的人更是倍加警惕。他曾经对大臣虞世基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也就是说，我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你已经身居高位，居然还想着靠进谏这种方式来博取美名，我尤其容不下你，当场就会杀了你。如果你是一个卑微之士来向我谏言，我可能会稍微地宽待，但是终究不会让你长久地站在这个地面之上的，终究还是会杀了你。　　 尽管在此之前，隋炀帝已经本着千古不易的兔死狗烹的帝王法则，将所有能够收拾的政敌都诛除干净。可是随着东征高丽的一败再败，国内矛盾日趋紧张，权力结构内部本就不够稳定的利益链也呈现出松懈与断裂的迹象。　　 君臣之间无信任，官员之间非友即敌，谁又能挽帝国狂澜于既倒?
三品按察使
隋王朝在国内外形势的急剧恶化中，与即将崩溃的权力体系来了一个火星撞地球似的碰撞。在零星不断的骚乱和劫掠之后，不满于帝国权力倾轧的杨玄感起兵于河南北部的黎阳。此人是隋帝国的社会精英人物，并且与皇室有着远亲关系。其父杨素是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隋文帝杨坚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杨玄感官至礼部尚书，在杨广远征高丽之初，他在隋军的主要供应基地黎阳督运军需。　　 公元613年初期，在今天的山东地带连续爆发农民暴动。杨玄感利用朝野上下对高丽之役的普遍反对和对隋炀帝本人的极端不满，纠集叛军向东都洛阳进发，并将其围困起来。杨玄感喊出“为天下解倒悬之急”的口号，极具吸引力，一时间从者如流，队伍迅速扩张。　　 这场叛乱来得快，去得也快，前后只延续了不足两个月时间就宣告失败。杨玄感也落得抄家灭族、身首异处的下场。火已经点燃干柴，想要自动熄灭已不可能。中华帝国烽烟四起，而权力系统内部和民间流传着各种未经证实的流言和带有目的性的谶语，成为泼洒于干柴上的助燃汽油。在隋文帝时期，已经被炒作过的“李氏当为天子”的神秘谶语再度甚嚣尘上。这条神秘谶语，令隋炀帝和他的权力拥趸者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尤其是那些李姓中人，更是人人自危，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李渊，一个站在帝国角落里沉默隐忍了半辈子的贵族官员。　　 隋炀帝大兴土木和对高丽的战争，将一个澎湃的帝国生生拖入死亡的泥沼。　　 各地叛乱风起云涌，大大小小有上百只起义军投身于帝国利益重新分配的格局中。而这些起义军有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那就是以反对繁重徭役和兵役为号召。中国历史几千年来，并无新事可言。新体制的萌芽往往是建立在反对繁重徭役的基础上，当新体制变为旧体制，繁重的徭役又会成为压弯旧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山东地区的王薄起义军军歌《无向辽东浪死歌》里提出“譬如辽东死，斩头何作伤”。歌词一经唱出，“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也就是说，他们反对杨广到高丽去打仗，拿他们这些贫民当炮灰。　　 李密的瓦岗军在讨杨广的战斗檄文中，开列了杨广不死无以谢天下的诸多罪状，其中有“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为了满足自己奢靡的生活，杨广倾全国之力，耗天下之财。由此可见，在反隋的队伍里，为了逃避征役而投身反政府行列的，主要是那些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隋书》中记载：“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其实隋王朝的国库并不空虚，穷得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系的还是老百姓。
三品按察使
三品按察使
　清朝管理官员，除三年对外官一次“大计”和对京官一次“京察”，以及履职引见、年终陈述等外，还有一项特殊的制度——密考。此制源于康熙时期的密折奏事，正式实行于乾隆朝，一直使用至清朝灭亡。由于考语清单是在每年年终奏报，所以密考也被称作“年终密考”。　　这一重要的官员管理制度，因其机密性，并不载于公开的《大清会典》和《吏部则例》等国家大典之中。那么，这项制度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曾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们今天该怎么评价这一制度呢？　　由于密折的制度化，密考也由较低级官员对高级官员的秘密监督，逐渐演变为高级官员对低级官员的秘密考核　　现存最早的密折是康熙朝的小密折，只有巴掌大小，十分便于秘藏。从密折的内容来看，康熙帝是希望通过暗中指定少数亲信不时地把地方上的所见所闻秘密进行汇报，以及时了解地方民情、掌握地方大员的动态。密报者的职位不高，但均是皇帝心腹。被考察的官员，范围并不明确，有大员也有小吏，以大员为重点。因此，康熙帝再三叮嘱奏报者：“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有时，康熙帝还会在密折中要求他们了解某种情况。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皇帝在苏州织造李煦的密折中批示：“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李煦遂于当年十二月和次年正月连上两道密折，奏报他所了解的情况，内容涉及户部尚书、江苏巡抚等多名官员。　　此时康熙帝对地方官员的秘密了解尚无明确的时间规定，也无内容范围要求，全凭奏报人与康熙帝关系的密切程度，或者根据康熙帝的指令随时随地奏报，还算不上正式的考察。　　雍正帝继位后，面临吏治败坏、国库空虚的局面。他将密折视为推行新政的重要工具，建立了自缮写、装匣、传递，到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并扩大了密折的应用领域。康熙朝的密折多以官员“请安折”的形式出现，内容主要集中在地方官民动态。而雍正朝的密折上自军国重务，下至民间琐事，均有涉及。利用密折监督地方官员，更成为雍正帝驾驭群臣的一个重要手段，相关内容屡见不鲜。如年羹尧一案中，李维钧、田文镜等人在自己的密折里，均曾向雍正帝密报过年羹尧的一系列罪证，坚定了他惩办年羹尧的决心。　　由于密折的制度化，雍正朝允许使用密折奏事者不再局限于皇帝的几个心腹官员，密考也由康熙朝时的较低级官员对高级官员的秘密监督，逐渐演变为高级官员对低级官员的秘密考核，并且这种考核越来越趋于制度化。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京官到地方出差时，要奏报沿途官员的情况。第二种是地方官员尤其是督抚履新时，须将赴任途中所见官员或原任地官员情况进行汇报。第三种是雍正帝专门要求某地官员对当地同僚情况进行汇报。如李卫任云南盐驿道时，雍正帝暗中嘱咐云南永北镇总兵马会伯：“朕闻李卫狂纵，操守亦不如前，果否？一点不可狥私情恩怨，据实奏闻。”（《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这些虽然都属于部分官员密访、密奏的非正常考核，但是密考制度已经呼之欲出了。　　至乾隆四十九年，密考才渐成惯例，即每年年底，各省总督、巡抚要分别将所辖两司以及道、府官员贤否情况形成密考考语，以奏折形式密报皇帝　　乾隆帝继位伊始，遇到了如何快速驾驭群臣、稳定政权的问题。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初八，雍正帝驾崩仅月余，乾隆帝就在两淮盐政高斌的奏折中批示：“南省督抚各大员优劣品行，朕实不知，可密奏来。”高斌随后上了《奏为密奏南省督抚并各大员考语事》折，汇报了江南省督抚及各大员的情况。　　很快，这一形式被乾隆帝广泛使用。乾隆元年（1736）三月, 他首次明确训谕各省督抚：“朕即位之初，各省道府诸员，皆不深知其人。汝等可将各属员贤否事迹，各折奏前来。务须秉公甄别，以备朕录用。”（《清高宗实录》）从此，各省督抚均需对所属道府以上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并及时奏报皇帝，密考制度开始向常规考核演变。　　任何新制度的推出和实行，总要经过一个过程，况且因密考不在令典规定，不属于官员固有任内职责，虽然乾隆帝下了谕令，但各省督抚好像尚未完全领会皇帝的意图，开始奏报并不积极。所以乾隆帝经常在批览某位督抚奏折或某位督抚陛见时，亲自嘱咐一番，要求其对所属官员进行密考。乾隆三年六月初三，针对署理广东巡抚王謩（mó）在“各保府道贤员自行封奏”一事上的推托，乾隆帝特发上谕：“朕御极之初曾有旨，著各省督抚将属员贤否具折奏闻。彼时各省督抚皆陈奏一次，乃今并无一人陈奏者……岂必待朕谕旨屡颁而始为遵旨敷陈了事已耶？……似此均当随时奏闻。”这道上谕，也是乾隆帝首次明确密考应该成为一项制度。　　至乾隆四十九年，因各省提督总兵选任的问题，乾隆帝又于六月初七发出上谕：“嗣后……其两司道府贤否，亦著各该督抚每年陈奏一次。”（《乾隆朝上谕档》）至此，密考渐成惯例。即每年年底，各省总督、巡抚要分别将所辖两司（布政使、按察使）以及道、府官员贤否情况形成密考考语，以奏折形式密报皇帝。　　嘉庆二年（1797），嘉庆帝进一步从制度上明确了年终奏报密考考语清单的具体要求，此后一直到清朝灭亡，密考制度从未间断。　　密考形成制度后，与大计同时成为清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而且密考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　　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一直是历代王朝完善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清代以前各朝，中央对于地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除设立常规考核制度外，还会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或向地方派驻专门人员等方式来实现，如明朝的厂卫制度等。但这种方式的结果却往往是考核者与被考核者逐渐合流，不但没有实现监督，反而造成了地方官僚机构的膨胀，增加了考核成本。在密考成为制度之前，清代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沿袭了明代的大计制度。大计由吏部主持，每三年举行一次，对地方官员的表现均有固定的考语。密考形成制度后，与大计同时成为清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这是因为密考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　　其一，密考的对象范围更集中。与大计考核全体地方官员不同，密考的对象是地方道府以上中高级官员,范围更小，考核就可以更具体、仔细。　　其二，密考考语与大计考语的侧重点不同，也更加详尽。大计作为对地方官员的考核，考语主要侧重于官员的政绩。而密考的考语则主要侧重于官员的能力和操守两个方面，内容相对比较丰富、生动。如贵州总督张广泗对署贵州布政使事的按察使陈德荣的考语为：“该员操守清廉、为人梗介、才具妥慎、办事诚谨。布政使为通省钱粮总汇，宣猷佐理职任綦重，该员洁己奉公、正身率属，虽尚未事事熟谙，然能勤慎小心、竭蹶办理，罔敢懈斁（yì，厌倦）。”这样的考语较之大计更加详细，更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地方官员的品行、能力及其工作状态。　　其三，密考频率更高，且由皇帝直接主持。大计由吏部主持，每三年一次。逢大计之年，吏部按照《吏部则例》的相关规定通知各省督抚，督抚再行文布政使、按察使二司进行考核。考核完毕后, 督抚以题本形式将结果上报给皇帝。密考则是督抚以密折形式直接将地方官员的表现汇报给皇帝，保密性强，且每年一次，频率更高，意味着地方官员获得皇帝了解的机会也更多。　　其四，密考一方面可以考核两司道府官员的能力和操守，另一方面，也是对总督巡抚的监督。由于密考考语是总督、巡抚分别对治下同一批官员做出的，如果两人对同一官员的考语不谋而合，则能让皇帝放心，得到认可；一旦督抚对同一官员的考语不一致，或前后任督抚对同一官员的考语不一致，则会引起皇帝的疑心，从而启动对相关官员的调查，这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上级官员对下级的挟私报复。如云南布政使刘春霖，因光绪三十二年（1906）和三十三年前后两任云贵总督岑春煊和锡良对其所做的密考考语大相径庭而受到调查，最终于光绪三十四年被解职。这样，密考制度就借助一纸秘密公文，实现了在不增加专门机构的情况下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和考察，既降低了监督成本，又提高了行政效率，最主要的是，该制度保证了对官员考核结果的可信度，成为清代在官员管理制度方面的重要创新。　　但是，到了清后期，密考制度日趋形式化，各省督抚往往“以常语泛填”。如光绪三十三年，广西巡抚张鸣岐对布政使余诚格的考语为：“该员明足理繁、毅能决事、论其才力、堪胜艰巨”；对署提学使李翰芬的考语是：“该员气度端凝、性情谨厚、提倡兴学、不遗余力。”这时的密考考语越来越局限于这种四字一句、四句一人的格式，较之此制初创时，越来越僵化，所能反映的内容已经和大计考语没有太大差别，逐渐失去了密考原来的意义和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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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开头，正如每部戏剧都有一个缓缓拉开的序幕，莎翁的名作《哈姆雷特》也不例外，这个惊心动魄的复仇故事的缘起，就是父亲的冤魂向哈姆雷特讲述自己被害的经过……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哈姆雷特搭上了自己乃至爱人的性命，才杀死了罪恶的叔父。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冤魂另有一种“性价比”极高的复仇方法，那就是直接附身在凶手身上，让其自供罪状或自我戕害。　　《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是清乾隆年间出现的两部伟大的笔记小说集，而这两部书的作者，纪晓岚和袁枚，又是那个时期的两位文学巨匠。众所周知，这两部书都是用看似荒诞不经的文字讲述着怪力乱神的故事，全景式地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情状、市井百态，而且它们也都包含着大量真实的、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案例，比如，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一起“冤魂附体大案”，就是被这两部笔记共同记载的一桩轰动朝野的诡案。　　一 审盗窃案审出了凶杀案　　乾隆庚午年间（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官库失玉器”，官吏们便对住在官库附近的园林工人逐个审问，轮到一位名叫常明的人时，官吏还没提问两句，忽然发现常明的神色有些不对，脸色惨白，目光呆滞，嘴角抽搐了几下，忽然发出一种只有稚嫩童子才能发出的声音说：“玉器不是常明偷的，但人却是他杀的，我就是那个被他杀死的人的冤魂！”　　官吏吓坏了，两旁的衙役也一片大乱，毕竟那是个每个人心上跑鬼神的年代，居然真的看到冤魂附体，都哗然起来，主审官好不容易才稳定住局面，觉得这等诡案，自己这衙门万万办理不了，于是立刻移送刑部。　　刑部委任了新的主审官，“姚安公时为江苏司郎中，与余公文仪等同鞫之”——这个姚安公不是旁人，正是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纪容舒做过云南姚安知府，所以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都称他为姚安公。姚安公和余文仪到任后，对那个身是常明、魂不知名的人进行了审理。那人继续用稚嫩童子的声调，讲述了一件恐怖离奇的凶杀案：“我名叫二格，今年十四岁，家住在海淀，父亲名叫李星望。去年的上元节（正月十五），我去街上观花灯，路遇邻居常明，他跟我一同玩乐，夜深人静的时候相伴回家，在路上，常明突然开始调戏我，并对我动手动脚的，我一边抗拒，一边叱骂他，并告诉他回到家要把他对我做的事情告诉我父亲，常明一听，顿时目露凶光，把我拖到一个僻静的小巷子里，用衣带将我勒死，埋在河岸下面。父亲找不到我，十分着急，打听到观花灯时常明曾经与我在一起，怀疑是常明把我绑架藏起来了，就向巡城御史告状，连刑部都惊动了，派出人仔细查访，却没有结果，只好以缺乏证据，别缉真凶来搁置此案，两位大人请替我伸冤报仇啊！”说着那人啼哭起来，哭声依旧是个没开嗓的童子音。　　纪容舒依然不敢相信，想了一想厉声问道：“你先不要哭泣，倘若所言不虚，本官自然为你做主，既然是去年的案子，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久才来告状呢？”　　“大人明鉴，我含冤在身，无处投胎，变成了孤魂野鬼，便日日跟着常明，想附在他身上，然后投奔衙门告状，但每次到离他四五尺的地方，就觉得炽热好像烈焰烧烤一般，不得接近，后来热量稍微减轻了一些，我能接近他二三尺左右了，慢慢地又渐近到一尺左右……昨天突发发现他身上热力全消，又赶巧衙门审玉器失踪的案子，他自己站在公堂前，我正好附身于他。”　　余文仪还是不敢相信，问道：“那你还记得去年你被害后，刑部提审常明的日期吗？”　　那人立刻说出了一个日期，“按所言月日，果检得旧案”。这一下，不相信也不行了，两位主审官问其尸骸所葬何处，那人便准确地说出了在河岸的第几棵柳树旁，派了衙役去挖掘，果然发现了一个少年的尸体，尸身还没有完全腐烂，“呼其父使辨识，长恸曰：吾儿也。”　　二 两份记录的相同与不同　　此案轰动京城，很多看热闹的人都去河岸边看“犯罪现场”，指着那个挖出二格尸体的尸坑吐沫星子横飞，而在朝堂上，也引起轩然大波，“以事虽幻杳，而证验皆真”。　　官府的审理还在继续，受审者也依然处于一种极端不正常的状态，“讯问时呼常明名，则忽似梦醒，作常明语；呼二格名，则忽似昏醉，作二格语”。最神奇的是，还出现了两种声音互相辩论的情状，偶尔“又父子絮语家事，一一分明”。　　虽然这个人到底是常明还是二格还是一个谜，但常明谋杀二格一事，确属无疑，刑部以实情上奏乾隆皇帝，乾隆下令依法处死人犯。谕旨下达的那一天，那人身上二格的灵魂十分高兴，二格生前是个走街串巷卖年糕的小哥，竟高唱起卖糕时的吆喝声来，他的父亲听了放声大哭，说很久没有听到儿子的吆喝声了，他问儿子的冤魂，冤魂说：“我也不知道，父亲保重，我去也！”从此，便仿佛脱离了常明的身体一般，“自是再问常明，不复作二格语矣”。　　此案之诡奇，就是今天听了也不免令人瞠目，上述案例记述于《阅微草堂笔记》之中，读者诸君可能会觉得，没准儿又是纪晓岚打着他老爸的旗号胡编乱造的故事，但是无独有偶，中国文化史上另外一位巨人——袁枚，在《子不语》中也记述了此案，而且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是从邸抄上看到的——乾隆年间的《邸抄》类似今天的内参，专门向外官传达皇帝谕旨、朝廷政事或机枢动态，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将袁枚的记录和纪晓岚的记录相比对，就会发现这一诡案更多的历史细节。　　按照邸抄上的报道，玉器失踪的地点更加详细了，“景山遗失陈设古玩数件”，而怀疑的主要对象是挑土工人，“召执役数十人立而讯之”，一个名叫赵二的工人忽然跪倒，自称名叫常格，年十二岁，在到市场上买东西的路上，为工人赵二图奸不遂，用刀杀死，埋于厚载门外堆炭地方，“求大人掘验伸冤”。　　可以看出，无论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名字，受害者的年龄、受害经过、埋尸地点，全都与纪晓岚的记录不符，但是除了这些元素外，冤魂附体这一主要案情是确凿无疑的，案件移交刑部后，捕役在厚载门外堆炭地方挖出了常格的尸骨，“尸伤宛然”。刑部上奏给皇帝的奏折，主要纠结在赵二是否算“自首”上，“赵二自吐案情，迹似自首，例宜减等，但为冤鬼所凭，不便援引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