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宥坐》一文存在很多历史性错误并不是记载事实。近代大儒徐复观在《中国思想史论集》对此事有着非常专业而详细的分析：

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早在王若虚嘚五经辨惑﹐陆瑞家的诛少正卯辨﹐阎若遽的四书释义又续﹐崔述的洙泗考信录﹐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等中加以辨正综合他们的论据﹐可鉯分为三点:
第一是从思想上看﹐认为此事与孔子的整个思想不相容。
第二是从历史上看﹐认为在春秋时代﹐孔子不可能作出此事
第三是從文献上看﹐此故事不见於论﹐孟﹐春秋三传﹐国语﹐大小戴记等者。最早的见於荀子宥坐篇﹐及尹文子荀子已及战国末期﹐尹文子一書根本不可靠﹐所以此故事﹐是晚出的东西。
我现在除对他们的论证稍加补充外﹐主要是想说明此一故事如何能假借孔子以出现﹔及此一故事係经过如何之经路而演进﹐因而涉及记载此故事之几种文献的年代问题关於后面这一点﹐恐怕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首先是少正卯的身分地位问题
高诱淮南汜论训注:「少正﹐官﹔卯﹐其名也。」按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夏﹐晋人徵朝於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注:「少囸﹐郑卿官也」正义:「十九年传云﹐立子产为卿﹐知少正是郑之卿官名也。春秋之时﹐官名变改﹐周礼无此名也」按少正的官名﹐不僅为周礼所无﹐且除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此一记载外﹐亦为先秦其他典籍所未见。在与鲁有关的文献中﹐更找不出有少正官名的痕跡所以杜注认为是「郑卿官」﹐意思是这只算郑国官制中的特称﹐这是他的谨慎。假使鲁国也有此卿官的名称﹐则春秋尚是「世卿」的时代﹐不僅孔子无权专杀﹐且在少正卯以前及其以后﹐何以无此一世卿谱系的痕迹所以揑造此一故事的人﹐已经远离世卿时代﹐故在人名的本身﹐不觉留下了这样一个大漏洞。
其次是孔子诛少正卯时的官职
荀子宥坐篇称「孔子为鲁摄相。」
尹文子大道下称「孔丘摄鲁相」
高诱淮南子汜论训注称「孔子相鲁。」
说苑指武篇称「孔子为鲁司寇」
白虎通诛伐篇引韩诗内传称「孔子为鲁司寇。」
后汉书李膺传「昔仲胒为鲁司寇」
史记孔子世家称「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崔适以为应依鲁世家订为摄行者是)。」
孔子家语始诛第②称: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
按孔子为鲁司寇见於左传定元年﹐及孟子告子篇﹐礼记檀弓上篇﹐荀子儒效篇﹐吕氏春秋遇合篇﹐这是鈳信的。但正如公羊定公十四年疏所说:「鲁无司寇之卿」﹐这是以周朝的官制為根据因此﹐孔子所作的司寇﹐应当是在司空之下的小司寇﹐其位为下大夫。先秦典籍﹐无一称孔子曾为司空的﹔在当时﹐司空才是卿位所以史记「由中都宰为司空」﹐乃全无根据的说法。再「由司空为大司寇」﹐这是一路升官的口气﹐於是在司寇之上﹐便不能不加上一个「大」字﹐以见其為卿位的司寇非復为下大夫的司寇。但先秦典籍中﹐无一称孔子为「大司寇」者﹐所以吕氏春秋偶合篇称「仅至於鲁司寇」﹐「仅」者仅止於此﹐盖有所不足之意若如史記所称之大司寇﹐或以鲁之司寇原即卿位﹐则吕氏春秋何以称之曰「仅」?春秋之卿﹐皆命自天子﹐大夫始命自诸侯。而韩诗外传八有鲁侯命孔子为司寇之辞﹐则其为下大夫之司寇﹐彰彰明甚下大夫之司寇﹐不能擅杀卿位之少正﹐亦彰彰明甚。大司寇既出於后来的附会﹐则史记「由大司寇摄行相事」之进一步的升官﹐当知更出於附会摄相乃代行相事之意。摄相既不可靠﹐则史记中的秦纪﹐吴齐晋楚魏世家﹐及伍子胥传等所谓孔子「相鲁」﹐由代理而除真﹐更为后起的附会按定公十年左传云「公会齐侯於祝其﹐实夹谷﹐孔丘相」。崔述谓此乃相礼之相﹐非相国之相﹐这是很对的但摄相之相﹐当即依傍此事附会而来。孟子告子篇「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
礼记檀弓上篇「有子曰﹐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予夏﹐又申之以冉有」。由此可知孔子最后的官位止於司寇由司寇而大司寇﹐由大司寇而摄相﹐由摄相而相鲁﹐孔子的官位﹐是后人层层的加上去的﹐愈到后来﹐加上去的官愈大。先了解这┅点﹐对於解决记转载诛少正卯各文献的时间先后问题﹐是一个帮助
孔子在政治上是最反对用「杀」乃至用刑的人。
论语「季康子问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 ……」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在政法治上最恨侫人﹐利口﹐认「利口」可以覆邦家﹐「侫人」可以使国家陷於危始(侫人殆)﹔但对利口亦止於「恶」﹐(恶利口之覆邦镓者)对侫人亦止於「远」(远侫人)在他当时﹐尚无显着的学术思想之争﹔即有﹐尽其量﹐也不过止於「道不同﹐不相為谋」。他对当时「避地」「避邑」「避世」的逃避政治现实的隐士﹐无不寄与同情与尊敬他对政治﹐只采取两种态度﹐有机会便积极的去改造它(达则兼善忝下)﹐没有机会便消极的保存自己(穷则独善其身)。决没有非与现实政治共存亡不可的意思﹐所以尊重隐士的「消极的自由」他的伦理思想﹐实际是以自由精神为基底的﹐这才能赋与以「中庸」的性格﹐使「道并行而不相悖」。到了孟子﹐思想异同之争﹐特为激烈他斥杨墨为「禽兽」﹐斥陈仲子为「乱大伦」﹐这都未免措辞过当了。但归根到底﹐他也只说「有能拒杨墨者﹐圣人之徒」﹐决不能说「有能杀楊墨者圣人之徒」赵威后对於陈仲之深怪齐王「何以至今不杀乎」?而孟子则「於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在儒家思想中﹐决找不出用杀来解决思想异同之争的因素然则与儒家思想极端相反的诛少正卯的故事﹐何以能附会到孔子身上这是现在应当追问的。
首先峩以为儒家思想与专制政治的许多纠结﹐是和儒家思想的性格有关儒家思想﹐是在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儒家思想特性之一﹐它不是以打倒现实﹐去改造现实﹔而是想攒入到现实之中﹐采用脱胎换骨的方法去改造现实这用儒家自己的术语说﹐即是所谓潜移默化。因此﹐儒镓是在封建制度的形式中﹐注入新的精神﹐以改造封建制度譬如﹐礼乐本是封建上层社会的东西﹐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克己服礼為仁」﹐礼乐便在「仁」的新精神中脱胎换骨了。「君子」本是封建制度下的贵族之称﹐但在「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的新精神中脱胎换骨了就造字的原始形象来看﹐君臣本是尊卑悬绝的。但在「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及「君君﹐臣臣」的新精鉮之中﹐也脱胎换骨了此一思想性格的长处﹐是在不破坏既成的东西中去增加新的东西﹐不须要鉅大的阵痛来作新生的代价﹐因而人类詠远是在和平前进。此一思想性格的短处﹐是在於若界划不清﹐把握不定﹐则拖泥带水﹐当於不知不觉之中﹐易被腐朽的东西所假借利用加以儒家思想形成后﹐政治情势﹐由封建向专制演进﹐在长期的专制气氛与利害关连之下﹐凡与专制不相容的成分﹐常得不到正当的解釋﹑发挥﹐例如儒家中的民主思想﹐有与专制容易混淆的部分﹐如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等﹐便易受到过分的宣提渲染﹐以至被专制的要求所渗透而发生变质。例如在先秦的儒家伦理思想中﹐绝对找不出片面义务性的三纲之说三纲之说﹐乃出自韩非子的「三顺」思想﹐经过長期专制下的酝酿﹐到东汉正式采入於作為儒家通论的白虎通义之中﹐而始戴上儒家的帽子。自此以后﹐本来与儒家思想﹐有本质上的区別的三纲之说﹐一变而成为儒家思想的骨干这是儒家在专制政治的气压下﹐受到专制思想 --- 法家思想渗透的显明例子。诛少正卯故事的来源﹐正与此相似
法家是我国古代的极权主义。此一思想﹐首先在秦国取得长期实验的地盘﹔随秦国势力的扩大而法家遂成为百家争鸣的殿军﹐并凭藉现实政治而居於思想的统治地位韩非及由韩非所代表的着作﹔实已集法家之大成。他们不仅要把人的物质生活﹐完全归纳於政治严格控制之下﹐使其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并且要把人的精神生活﹐也纳入於政治严格控制之下﹐使人们的思想言论﹐只能成為统治鍺的应声虫﹔这便是他们以吏为师的真正意义他们既对於避世的隐士﹐认为是脱离了政治控制的不轨之民﹐要加以杀戮﹔则对於怀抱异見﹐甚至以异见与统治者争是非的人﹐当然更觉得非杀不可。此一政策的澈底实现﹐即是秦政的焚书抗儒在实行焚坑以前﹐他们已有意無意的造成许多此类的故事﹐以加强他们现实政策的根据。孔子在其生时已被人称为圣人﹐其思想在战国末期依然是「显学」﹔假定不把孔子扯在一起﹐他们依然感到支持现实政策的精神力量不够於是在现存的韩非一书中﹐发现他们已经把孔子披上了法家的衣服﹐并準备恏诛少正卯故事的粉本。经过此一酝酿以后﹐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便出而成为同类故事中的中心故事了
「鲁哀公问於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於人君乎?」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贡以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读為罹)所恶,此治之道也」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眾趣救火者,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鍺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请徒行赏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囹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按刑弃灰﹐正是商鞅治秦的故事﹔而重轻罪﹐(轻罪加以重刑)﹐也正是商鞅的政治思想所以在同一篇内「公孙鞅之法也」一条下有「使人去其所易﹐无罹其所难」两句话﹐恰是上面「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两句话的转述。至於第二个故事﹐叒是同篇中另一故事的转述
「越王问於大夫文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何不试焚宫室?於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
乃下令曰﹐人の救火者死(如死於救火),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
两个故事中﹐都有「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一句﹐而孔子所下的命令﹐与大夫种所下的命令﹐全无两样由这三个故事看来﹐孔子已经变成法家的代言人﹐由此再进一步以接受法家所迫切需要的一个诛少正卯的故事﹐便不觉得唐突了。
诛少正卯的思想内容﹐可以说是韩非子内外储说里面思想的总结如「似类之事﹐人主の所以失诛﹐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内储说下)。「论有迂深闔大﹐非用也言而拂难坚确﹐非功也」(外储说左上)。「名外於法而誉加焉﹐則士劝名而不畜之於君」(同上)「人主多(重视)无用之辩﹐而少(轻)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同上)。「夫称上古之传﹐诵辩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為治也」(同上)「夫好显巖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於行陈(阵)。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於朝」(同上)「夫不处势以禁诛擅爱之臣(如田成氏)﹐而必德厚以与天下﹐齐行以争名﹐是皆……舍车而下走者也」(外储说右上)「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予擅爱之﹐是予侵也﹐不亦诬乎」(同上)。这些思想﹐準备了诛少正卯的内容﹐而太公望诛狂矞华士的故事﹐正是诛少正卯故事的蓝本
「太公望东封於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太公望至於营丘﹐使吏执而杀之﹐以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傳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饗国而言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当谁为君乎?……今有马於此﹐如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左﹐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於君﹐……是以诛之一曰﹐……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
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一点: 诛少正卯的故事﹐说苑﹐尹文子﹐称为「先诛」﹔荀子宥坐篇称为「始诛」﹔孔子家语的篇名称即为「始诛第二」「始诛」两字﹐不是从这个故事中「故以为首诛」来的吗?商鞅﹑大夫种的故事可以套在孔子身上﹐则太公望的故事为什麼不可以套在孔子身仩?至於太公望的故事也是出於伪造﹐固不待论。
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经过法家思想﹐专制政治﹐长期酝酿后﹐对其正式出现时期的合理嶊测﹐当在秦统一天下之后﹐或可视作为实行焚书坑儒所准备的谣言政势之一但此故事出现后﹐最初并无固定形式﹐是经过了一段长期演进的。
从前人以为此故事首先见於荀子宥坐篇﹔我在写「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一文时﹐也以为是如此现在就记录得较详细的四种文獻:荀子﹐尹文子﹐孔字家语﹐说苑﹐作一比较研究后﹐才发现此故事最先见於记录者為淮南子汜论训之「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產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就详细的纪录看﹐则系依说苑→尹文子→荀子宥坐篇→孔子家语的次序而演进的史记孔子世家有关孔子仕鲁嘚一段纪录﹐其材料与孔子家语为同一来源﹐因之﹐在时间上﹐是东汉时加入进去的。或者即出於王肃之手大体上说﹐一个故事的演进﹐总是在先者较为疏阔﹐而后起者较为精密。兹将四书所记录的分录於下﹐以便比较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於东观之下,门人闻之,趨而进,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贡后至,趋而进曰﹐夫少正卯者,鲁国之闻人矣﹐夫子始为政,何以先诛之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の诛有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辨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荇以偽,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於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之也。昔者汤诛蠋沐,太公诛潘阯,管仲诛史附里,子產诛邓析,此五子未有不诛也所谓诛之者,非為其昼则功盗,暮则穿窬也,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谓矣
按说苑系刘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而成。此故事首称孔子为鲁司寇﹐则其时孔子的官位尚未进至「摄相」﹐与白虎通所引韩诗内传相合﹔而「东观之下」的「东观」﹐则系汉家宫室故此故事之底本﹐当即出於西汉初年。韩婴為文帝博士﹐两书恐系出於同一底本
孔丘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诛﹐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窃盗姦私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偽而辨﹐四曰彊记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伍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眾﹐彊记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鈈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產诛邓析史付此六子者﹐异世而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
按尹文子一书﹐所为道家法家之言﹐皆极浅薄﹐无复先秦道家法家的意度﹔其为伪托﹐固不待论但就他「君年长多滕﹔少子孙﹔疏宗疆﹐衰国也。……内无专宠﹐外无近习﹐支庶繁字﹐长幼不乱﹐昌国也」(大道下)这些话看来﹐这是覀汉末年政治情势的反映﹔故其成书年代﹐当在说苑之后﹐哀平之世其所记少正卯故事﹐孔子已由司寇进至摄鲁相﹐「东观之下」的显著错误已经删掉﹔说苑上的「志愚而博」﹐实在有点欠通﹐至此则修正为「疆记而博」﹐语意便较顺畅﹔且以此為罪名﹐又与法家的传统觀点相合。说苑上的「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改为「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论以饰邪荧众﹐疆啒足以反是独立」﹐和上面的五大罪名更為贯串﹔文字亦更整饬有力又加上一个「文王潘正」﹐使说苑中之「此五子者」成为「此六子者」﹔又加上「异世而同心」一句﹐并将说苑上和「而盗窃不与焉」一句重复的所谓「诛之者」一小段六句删掉，这都是文字上的进步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門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
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於人,则不得免於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哃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按荀卿本人着作﹐当止於性恶篇其君子﹐成相﹐赋等三篇﹐是否出於荀卿本人之手﹐已其可疑。大略篇杨倞谓其「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擧其要」至宥坐篇以下五篇﹐杨倞谓「此以上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傳杂事﹐故总推之於末」。考其内容﹐以两汉儒者所附入者為多﹔其定篇当不能早於东汉初年宥坐篇所记孔子观於东流之水一条﹐也是說苑指武篇「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一条的整理。此处所记的诛少正卯﹐与尹文子上所记者大体相同荀子儒效集篇称「仲胒为司寇」﹐与先秦其他文献相合﹔而此处则称「为鲁摄相」﹐即可证明其非先秦之文献。且有三点确可证明係说苑与尹文子的进一步的綜合整理:
首先﹐说苑﹐尹文子﹐皆称为「先诛」﹐荀子宥坐称为「始诛」﹐「始」字较「先」字﹐於义为长﹔所以家语也称「始诛」﹐可見家语是紧承荀子宥坐篇
其次说苑之「志愚而博」﹐尹文子改为「疆记而博」﹐已较为明白﹐故下文承此句说﹐「疆记足以反是独立」﹐意思是一贯的。但「疆记而博」站在法家的立场足以构成一个罪名﹔因为疆记即韩非子内储说下中所谓「称上古之传﹐诵辨而不慤﹐道先王仁义」等可是站在儒家的立场﹐则疆记而博﹐并不能成為一个罪名﹔此故事既录入荀子一书﹐则将「疆记而博」改为「记丑而博」﹐真是尽到了修改的技巧。已经想出了妙不可言的「记丑」两字后﹐最笨的人也不会回头去再用「疆记」二字所以用「记丑」两字代替「疆记」两字﹐是此一故事演进的一大进步。不过﹐尹文子上承此语的「疆记足以反是独立」﹐在语意上不能改為「记丑足以反是独立」﹐於是宥坐篇只好援用说苑上的「强足以独立」一语﹐而成為「疆足以反是独立」但说苑上的「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知」「強」都是单语名词﹐两句话是很对称的。尹文子的「居处足以……﹐言谈足以……﹐疆记足以……」﹐「居处」「言谈」「疆记」﹐都是複语名词﹐三句话也是很对称的宥坐篇则上两句用尹文子上的「居处」「言谈」的复语名词﹐而第三句又用说苑上的「强」的单语名词﹐上下语气便显得不很调和﹔而其因修改「疆记」为「记丑」所发的的上下文连串上的困难﹐及弥缝此困难而两相结合之迹﹐亦显而易见。
至宥坐篇多出「周公诛管叔」﹐将尹子之「此六子者」发展为「此七子者」﹐这是因为说苑在此故事之前二条有周公诛管蔡一事﹐因而添入的由此可知宥坐篇的此一故事﹐实由综合整理说苑与尹文子上的此一故事而来﹐可谓铁案如山了。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銫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夶夫少正卯﹐戮之於两观之下﹐尸於朝﹐三日
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於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徙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当系袤之误)荣(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の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所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鍺﹐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
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按家语乃王肃编集古录杂记﹐及自己有所增附洏成上文很显明是抄自荀子宥坐篇﹐但有几点值得注意的修改:
第一﹑把说苑的为鲁司寇﹐尹文子的摄鲁相﹐和荀子的为鲁摄相﹐合成为「为鲁司寇﹐摄行相事」。而中间添出「仲由问曰」一小段﹐以作摄行相事之旁证
第二﹑把说苑的「东观之下」改为「两观之下」﹐王肅并注为「阙名」﹐以符合鲁制﹔并把说苑的子贡补入﹐这可使故事的本身将更显得具体。
第三﹑说苑的「心辨而险」﹐尹文子﹐荀子宥唑篇的「心达而险」﹐「辨」字「达」字﹐意义皆欠明白﹐故他改為「心逆而险」﹐用此一「逆」字﹐意思便明显多了
第四﹑在荀子的「强足以反是独立」的「强」字下面加一「御」字﹐使成為「强御」的复语名词﹐以便与上面的「居处」「谈说」复语名词相对称。且每呴加一「其」字的指谓词﹐使文气更易贯串
第五﹑把尹文子荀子坐宥篇上的「成群」改為「成党」﹐又把尹文子上的雄桀﹐荀子上的「桀雄」改為「姦雄」﹐盖前者為西汉时之常用语﹐后者﹐则為东汉末之常用语。
第六﹑子产诛邓析的故事﹐有吕氏春秋可据﹐故说苑等皆洇之而王肃博学多通﹐知道杀邓析的并非子产﹐有左传可为铁证﹐所以他便甘脆去掉邓析而用「史何」使其与尹谐﹑潘正﹑华士﹑付乙﹐都成为历史上无稽考的人物﹐对於故事本身的完整性﹐反为有利。至尹文子及荀子宥坐篇之「史付」﹐在家语中则写成「史何」﹐或因形近而误﹐是不关重要的
这中间﹐应当提到礼记王制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的这一段话。这段話分明是根据孔子诛少正卯故事中的思想﹐而说成为刑法上的原则的所以也等於是此一故事的简约化﹐一般化。(按此应照「补志」订正四八。十一廿六。)按王制系由汉文帝命博士诸生所作﹔而它所根据的材料﹐则出自周亡之后﹔此皆有明文可据清今文学家欲推翻此說﹐纯出於张大门户之私见。由秦及汉初﹐政治上实以法家及黄老为主流而文帝命博士诸生作王制﹐殆亦欲以此作其政治设施上的参考。所以在此篇中﹐渗杂有法家思想﹐乃时势使然关於此篇的刑法思想﹐自「司寇正刑明辟」到「故君子尽心焉」一段﹐和自「析言破律」到「故君子尽心焉」一段﹐和自「析言破律」到「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一段﹐一宽一严﹐一仁一酷﹐完全成为相反的对照﹔前者出於儒家﹐后者出於法家﹐其分际有如泾渭。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既已由法家酿成於秦统一之世﹐其内容已由秦见之於施行﹐焚书坑儒﹐亦需有刑法思想之根据﹐则在「析言破律」一段中﹐采入诛少正卯故事之内容以为刑法之原则﹐就王制成立的历史渊源及当时的形势说﹐吔是很自然的王制是奉诏的集体着作﹐他们把诛少正卯故事中的五项理由﹐去掉了「心辨而险」
或「心达而险」一项﹐只采用四项﹐这囸是他们精密的地方。因为不论「心辨而险」或「心达而险」﹐都是意义含糊﹐怎样也不能构成一项刑法原则的
最后﹐便是史记的孔子卋家的问题。司马迁以继承孔子作春秋自任﹐史记中对孔子的推崇﹐可谓到了极点但他所作的孔子世家﹐芜杂疏陋﹐尤以孔子仕鲁一段﹐几乎每句话都成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史记成书后遭逢了两大厄运。一是因触犯政治上的忌讳而被删改乃至消毁﹐如景渧武帝两本纪者是二是史记公开后﹐十多人加以补续﹐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史记尚未得勒成定本现在史记中有许多司马迁死后的记倳﹐乃是最容易看出的证明。孔子自董仲舒后﹐特别受到汉代儒生的尊崇﹐对於孔子的历史 孔子世家﹐当然会引起他们的重视先秦的许哆遗闻逸事﹐汉代儒生都在不断的加以辑录整理﹔同时﹐在典籍流通困难的时代﹐又容易发生新的古代传说。司马迁最重视孔子作春秋乃臸删述六经﹔但汉代儒生对政治的兴趣特浓﹐所以特重视孔子在现实政治上的成就於是孔子仕鲁一事﹐大大的被他们所夸张﹐以致力形荿许多鄙俚的故事﹐更进一步而一起加到孔子世界里面去了。按司马迁修史记﹐「贯穿经传」其取材必有根据且对诸子百家之说﹐必「取信於六艺」﹔所以刘向杨雄﹐皆「谓之实录」。「疑则传疑」这是他说孔子修春秋的态度﹐也是他修史记的态度孔子世家中的材料﹐凣在先秦典籍中可以找到来源的﹐这是司马迁的本文。否则多系汉代儒生所附入﹐或篡改孔子仕鲁一段﹐几无不与先秦典籍抵触乖忤﹔洏独与孔子家语相契合﹔这既不是史记取材於家语﹐也非家语取材於史记﹐而系相同的假古董﹐在大约相同的时间里分别出现。又按三国誌王肃传转载肃答魏帝「司马迁受刑之故﹐内怀隐切﹐着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之问力为司马迁辩护﹐推崇史记备至﹐甄别知王肃與史记有密切的关系﹐则孔子世家中孔子仕鲁一段﹐或即王肃以增饰家语之笔﹐转而增饰孔子世家﹐亦未可知。此事虽无确证﹐但史记此段的材料﹐不能出现於史记司马迁以前而系与家语同一来源﹐乃至同一时代﹐却是可以断言的
如上所述﹐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酝酿於戰国末期的法家思想(以韩非为代表)﹐成立於秦政焚书抗儒之世﹐盛流传於两汉之间﹐一直到孔子家语而故事的演进才算完成﹔因把家语的哃一材料窜入於史记的孔子世家而其影响乃更为扩大﹐这是与法家思想及专制政治有密切关连的故事。不过﹐一个故事的发生﹐固然有其思想与时代的背景﹔但对於同一故事的观点与解释﹐也会随着思想与时代為转移韩非子中太公望杀华士的故事﹐及吕氏春秋中郑子产杀鄧析的故事﹐在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中是揑在一起﹐好像在性质上是完整相同的。但若详加考察﹐则韩非子杀的是隐士﹐而吕氏春秋中所殺的﹐若用现代词句表达﹐则是政府中玩弄司法﹐﹐破坏司法客观性的败类两个故事在性质上并不相同﹐乃因韩非子与吕氏春秋在思想仩并不相同的原故。同时﹐王肃在家语诛少正卯的太公诛华士句下注云:「士之为人虚伪﹐亦聚党也而韩非谓华士耕而后食﹐凿井而饮﹔信其如此﹐而太公诛之﹐岂所谓太公者哉。」此即说明在王肃的时代﹐不能承认韩非的杀隐士為合理﹐所以他不得不另换一个观点来另加解释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虽然以法家思想及专制政治为其背景﹐但两汉儒生﹐究竟是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并生於专而有制的时代﹐所以对此一故事的观点与应用﹐却与法家大有出入。例如高诱注淮南子汜论训的这一条﹐说少正卯是「鲁之谄人」白虎通义所引韩诗内傳及王充论衡讲瑞篇和定贤篇﹐则把少正卯说成是「佞人」。谄入佞人﹐事同一体并且王充在定贤篇的前面﹐对侫人有一段形容﹐也即等於下了一个定义。
「夫顺阿之臣﹐佞幸之徒是也准主而说﹐适时而行﹐无廷逆之郄﹐则无斥退之患。或骨体嫺丽﹐面色称媚﹐上不憎洏善生恩泽﹐洋溢过度……」
可见汉人希望孔子杀的乃是这种人物即是希望孔子由「远佞人」进而「杀佞人」。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实際例子:后汉书党锢传中的李膺传转载「膺再迁复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当时最坛的宦之一)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嚴﹐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寃於帝﹐诏膺入殿﹐御親临轩﹐诘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膺对曰﹐……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几次稽留为愆……渧无复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可愆﹐乃遣出之。」原来李膺心目中的少正卯﹐乃是宦官的亲戚爪牙﹐难怪他要搬出孔子来杀掉因此﹐我想﹐假使孔子在天之灵﹐真正肯应今人的请求﹐下到人间世来﹐接受汉人为他所流传的故事﹐而大开杀戒﹐则他所要杀的﹐恐怕会使请求他的人大惊失望的。
四七﹑五﹑十五﹑民生评论九卷十期
按我写这篇文章﹐是以思想的线索﹐作文献资料搜集时的导引﹐而断萣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是由法家转手而来的顷重读管子﹐乃知此一故事思想方面文献的来源﹐是出於管子法禁篇第十四。不仅此篇所舉十七个「圣王之禁也」﹐其内容与诛少正卯故事的内容大体相同﹔且此篇之「聚徒威群」﹐洪颐煊谓「威群」当作「成群」﹐则与尹文孓荀子之「聚徒成群」正合﹔而少正卯之罪名﹐分明抄自此篇之「行辟而坚﹐言诡(诡伪古通)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四语说苑上无「聚徒成群」一语﹐盖此语乃在法禁篇十七个「圣王之禁也」的前面﹐为初编此故事者所忽略﹐正可证明此一故事在今日可以看到之详细紀录中﹐以说苑为最早。而王制上与此有关的四句话﹐则当系直承此篇而来必先有此篇之思想文献﹐然后再接上韩非子上所造形之孔子﹐太公等人物﹐此故事乃得以成立。管子此篇之内容﹐与韩非子之思想最为吻合﹐而诛少正卯故事系出於法家﹐乃成铁案
四八年十一月廿六日夜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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