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u&&a href=&http://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ww%253C/u%253E.%253Cu%253Ebaidu.%253C/u%253Ecom/link%3Furl%3DO-9qaq41bLFOt7Kt2jKUdkAUCZmzIqpSu8mAreVBb6Wgg2Me3P5_cX7u8VCc9QfauAzxuj4d9RbMtohiU5kcpa&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郭静云：商代人心目中的“神”长什么样？ - 今日头条&/a&&/u&&/h2&&p& 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第1章至第5章：&/p&&p&&b&一、龙从哪里来？&/b&&/p&&p&龙的形象从哪里而来？&/p&&p&中国龙与西方龙的区别如何发生？&/p&&p&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谨慎。人的想象力是不会凭空而来的，大多都会有现实的依据和来。&/p&&p&所以，不管纹饰多么奇怪，都有它的根源存在。当我们看到一个器物或者造型的时候，不能只是说它像什么，然后去猜。我们要明白的是他们的想象从何而来。&/p&&p&对于龙这样一个动物形象，并不能说它是一种图腾，龙并没有做过图腾，因为图腾是被人们认定为祖先的动物，&b&在商代，并没有哪一族把龙作为自己的祖先，它是普世性的，所以不能说龙是图腾。&/b&&/p&&p&那么，古人的这种想象代表什么？我们也不能说古人创造神龙形象是出于迷信。&/p&&p&在做关于古人信仰研究的时候应该忘记这个词，迷信代表着一种评价。&/p&&p&事实上，信仰和近代科学在目的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面对大自然，了解大自然，都是通过观察，发现一个规律，然后配合规律做事，最后取得成功。&/p&&p&信仰是古人的“科学”，是另一种了解自然的方法，古人通过信仰来了解自然，了解规律，了解死生。如果我们把神格化的固定的图像都当作是迷信，只能说明我们不理解古人认知世界的方式。&/p&&p&
当然，科学与信仰还是有区别的，今天的我们和古人也是有区别的，我们使用逻辑的语言，古人使用形象的语言，他们通过这个来成功，来保障自己的生活。&/p&&p&信仰发展到今天，大概有两条道路，一是在发展过程中渐渐消失，但是从来不会完全消失，它会留下一点点尾巴，留下一点点响声，在人们的记忆里，似乎很早以前有人这么做过，慢慢变成一种民间信仰，信仰失去很深的概念，成为民间生活的一部分。&/p&&p&第二条道路与我们的哲学有关，观念被文人讨论，成为一种思想，所以说哲学讨论为什么这样，寻找事件更深入的起源和因果，是从商周及更古老的信仰而来。&/p&&p&当然，上古信仰与后来从其中孕育出来的思想或哲学有一项关键的差异，即前者是不可以被讨论的，而后者则可以。&/p&&p&&b&最后，总结起来，在巫觋社会中，是极少数的人掌握观察自然现象，了解天象地兆，确定历法，祭礼，同时负责推算、占卜、解决社会所关注的问题，这样的巫师的活动是人类认识宇宙和生命之崇高精神的方式。&/b&&/p&&p&&br&&/p&&p&&b&二、龙的形象的来源是什么？&/b&&/p&&p&最早的夔龙出现在石家河遗址，那么，从石家河一直走下去，崇拜的来源是什么，神龙形象从自然形到超越形，不可能凭空而来，最初的现实根源一定是可被观察的动物形象。&/p&&p&关于龙的形象来源，有这样几种假说：&/p&&p&&b&1、鳄鱼假说&/b&。但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的鳄鱼数量并不多，很难达到崇拜的程度，而且，龙的形象并不总是在水里，而是在天上，这一假说很难成立。&/p&&p&&b&2、蛇假说&/b&。在埃及、犹太、基督等很多文化中，也有蛇的形象出现，但这些蛇有善有恶，却从来不会飞，从未出现在天上，做天神，而中国的龙是天神。在斯拉夫，虽然可以飞，但那是加了翅膀的因素，但在中国，不需要和鸟结合，没有翅膀一样可以飞。&/p&&p&&b&3、天文假说&/b&。但是天上只有星星，并没有龙，只有先有了龙的形象，才能把它们连成一个龙。把天空青龙作为龙的形象来源说不过去。&/p&&p&&b&4、恐龙假说&/b&。发现恐龙的骨头，形成了超越性的形象，这个说法比较牵强，而且在形象上也有问题，早期的龙很小，与恐龙很难相符。&/p&&p&&b&5、昆虫假说&/b&。&b&早期的龙确实是可以和昆虫对照的，文献上也有很多的证据&/b&。&/p&&p&《庄子》说“唯虫能天”，《大戴礼记》将凤凰、麒麟、神龟、蛟龙，圣人作为有羽之虫、有甲之虫等的典型代表，一切都与虫联系了起来。&/p&&p&而且，昆虫与农耕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昆虫事实上与人们的生活非常得近，&/p&&p&更重要的是，&b&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昆虫可以死而再生。符合古人羽化、再生的观念。除了龙的造型，其他的昆虫造型也是有的，如蝉的造型，带有明显的羽化，升天的意义在。&/b&&/p&&p&另外，&b&双嘴的形象也并不完全是想象到的，而是在很多的昆虫当中，尾巴上的确是有尾刺的，是可以咬的。&/b&&/p&&figure&&img src=&https://pic4.zhimg.com/v2-ff15b824d225f_b.jpg& data-caption=&& data-rawwidth=&480& data-rawheight=&36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80& data-original=&https://pic4.zhimg.com/v2-ff15b824d225f_r.jpg&&&/figure&&p&&br&&/p&&figure&&img src=&https://pic2.zhimg.com/v2-0e345ebbee324e3d4ecb569_b.jpg& data-caption=&& data-rawwidth=&480& data-rawheight=&36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80& data-original=&https://pic2.zhimg.com/v2-0e345ebbee324e3d4ecb569_r.jpg&&&/figure&&p&&br&&/p&&p&&br&&/p&&p&&b&三、商文明信仰&/b&。商文明既是前一时代的终点，也是后时代的出发点。是对更古老信仰的总结，组合，当然，这种组合并不是乱组合，而是有一定等级，所有神兽在商信仰中有等级关系。&/p&&p&说它是出发点，是因为它成为后来观念的出发点，思想化从这里开始。&/p&&p&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并没有“气”字，气的观念产生于战国，甚至在战国都只有云气的观念，并没有万物皆气的观念。&/p&&p&&b&商人认为天空中充满了神兽，虽然看不到它，但是它存在，偶尔会看到它们的表现，如雷电暴雨，是神兽在吐火，泻水。&/b&&/p&&p&&b&这里其实有着形象与概念两种语言的区分问题，我们的思考是用概念语言，不是从形象到形象，《周易》是用形象语言说话，我们有时可以解读一句话，但这不是一套。&/b&&/p&&p&&b&与信仰有关的造型或纹饰的演化，一般呈现出这样一种模式：从早期较为简单的抽象化，到较为具象的宗教美术式表达，到后来信仰逐渐松动和褪色以后向纹饰化、艺术化方向发展。&/b&&/p&&p&&br&&/p&&p&今天要谈到的龙纹也呈现出这一特征。这里，我们需要了解它的根源和内在意义，正如老子所说：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在研究时，最好的方法是白纸法，不要管考古报告怎么写，你只是单纯地去看它就好。&/p&&p&&b&四、商代的双嘴龙纹饰。在商代的大量的礼器当中，出现了几乎相同的饰带单元，这本是一种符号化的造型，很难看得出它是什么，但它出现在礼器上，就不应该只是美而已，而是一种信仰。&/b&&/p&&p&&b&在盘龙城，也有很多的礼器，出现同样的纹饰。这个时候，应该采取的研究态度是“自行不取名”，你不是这个时代，这个地区背景，只能是慢慢收集它。然后放在时间的脉络里，看它如何变化。在早期的思维状态里，经常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即他们知道就好，不需要表达，也不需要别人知道。&/b&&/p&&p&&b&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双头龙的纹饰就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早期的纹饰呈现一种高度抽象化和高度符号化的状态。从汤商到殷商，眼睛慢慢出来了，头出来了，我们慢慢就能认识他了。但是仍然是双头双爪，一个身体的形象。从商发展到周，身体分开，不再是一个身体，变成了两条龙，每条龙有一首一爪，这样的夔龙造型始终是成对出现的，没有单独的夔龙造型，因为它的根源是一条。&/b&&/p&&figure&&img src=&https://pic3.zhimg.com/v2-cb388c565d5d_b.jpg& data-caption=&& data-rawwidth=&480& data-rawheight=&36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80& data-original=&https://pic3.zhimg.com/v2-cb388c565d5d_r.jpg&&&/figure&&p&&br&&/p&&figure&&img src=&https://pic3.zhimg.com/v2-829f5fe6_b.jpg& data-caption=&& data-rawwidth=&480& data-rawheight=&36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80& data-original=&https://pic3.zhimg.com/v2-829f5fe6_r.jpg&&&/figure&&p&&br&&/p&&p&&br&&/p&&p&
所以，&b&商周时期这样的龙的形象，没有例外的，都可以归为双首龙，根据一些略微的区别，大致可以分为六类。一是弯形双首龙，二是弯形双首双爪夔龙，三是璜形双首龙（钟耳也往往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四是蟠龙，同样是双首的造型，五是玦形尾刺龙，六是夔龙。夔爪除了没有眼睛，其实也是可以咬的，是两个嘴。到了汉代，双首龙依然有。除了双首造型之外，有些铜器上阴刻的神秘符号，也呈现出三种状态，弯形，璜形和夔形，而且不仅出现在青铜器上，玉器上也有，如妇好墓的纹饰，全部都是夔。&/b&&/p&&p&
除了考古发现，在文献上，也有关于夔或双首龙的记载，如宋代张耒在研究民间传说时说黄州有头尾相连的得两头蛇，其实说的也是这样的双首龙。在《说文解字》、《山海经》等文献中有“夔，一足”的记录。&/p&&p&&br&&/p&&p&&b&五、这一崇拜的意义是什么？&/b&&/p&&p&首先需要明确，双首龙，双嘴龙，其实是今天的称呼，那古人是怎么称呼它的？&/p&&p&我们再来看两个非常常见的，表面上看起来有所区别，但事实上意义相同的两种纹饰。&/p&&p&&b&一是饕餮纹，我们也称为兽面纹。&/b&&/p&&p&&b&但我们仔细观察，才会发现，饕餮是两条夔龙的组合，中间是一个鼻子，关于饕餮贪吃的负面解释其实是后人所赋予的。&/b&&/p&&p&&b&这个鼻子为什么会被强调，它事实上是天盖的形状，是连接天的通道。同时，鼻子作为呼吸器，是有没有生命的一个标志，所以，鼻子是可以通天的。&/b&&/p&&p&二是双尾蛇，其实是把两条夔龙拉近，头好像合二为一，成为了双尾蛇。&/p&&figure&&img src=&https://pic2.zhimg.com/v2-7cd99e2df4abebc5f34dc6fe6e356bbd_b.jpg& data-caption=&& data-rawwidth=&480& data-rawheight=&36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80& data-original=&https://pic2.zhimg.com/v2-7cd99e2df4abebc5f34dc6fe6e356bbd_r.jpg&&&/figure&&p&&br&&/p&&figure&&img src=&https://pic4.zhimg.com/v2-12de34f1b15e4cef054b_b.jpg& data-caption=&& data-rawwidth=&480& data-rawheight=&36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80& data-original=&https://pic4.zhimg.com/v2-12de34f1b15e4cef054b_r.jpg&&&/figure&&p&&br&&/p&&p&&br&&/p&&p&&b&
所以，为什么是双头，为什么强调口，为什么是大头？&/b&&/p&&p&&b&在后世，这个信仰已经不存在，所以出现了许多否定的观念表达，但在当时，这离不开祭神，离不开神杀，通过被吃掉而发生。&/b&&/p&&p&&b&双首龙的形象的重点在口，两口是一吞一吐的关系。吞是在现实关系中，吐是在身外世界中，通过被神吃掉，再吐出来，就不再是人了。死当然是不好的，所以上古强调一种再生，神杀是为了神生的发生，再生时，死者与神合为一体，成为神人。比如说许多人牲和献巫现象的发生与此有关。&/b&&/p&&p&&b&所以，双龙并不代表雌雄，而是代表死生。不仅是在中国，在很多的文化中，都有这样的再生现象。如赫拉克勒斯进世外世界，被龙的尾刺咬，才成为英雄。&/b&&/p&&p&所以，皇上是龙子，龙子当然不是普通的人，甲骨文中，也有神妇佑子的内容，神妇的儿子就是王。&/p&&figure&&img src=&https://pic2.zhimg.com/v2-d1f45b98cb00c50a45bd_b.jpg& data-caption=&& data-rawwidth=&480& data-rawheight=&36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80& data-original=&https://pic2.zhimg.com/v2-d1f45b98cb00c50a45bd_r.jpg&&&/figure&&p&&br&&/p&&figure&&img src=&https://pic1.zhimg.com/v2-609e5851d8afbad71aeb60_b.jpg& data-caption=&& data-rawwidth=&480& data-rawheight=&36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80& data-original=&https://pic1.zhimg.com/v2-609e5851d8afbad71aeb60_r.jpg&&&/figure&&p&&br&&/p&&p&&br&&/p&&p&&b& 在很多考古发现中，通过仔细观察，找得到神杀又神生的痕迹。通过神龙升天的信仰，表达神龙管理死亡以及死后的过程，但通过龙所发生的死亡，事实上是永生的开始，神龙既杀又生，提供永生而且崇高的生命。&/b&&/p&&figure&&img src=&https://pic4.zhimg.com/v2-61be7cb12946e4ecbbf891f_b.jpg& data-caption=&& data-rawwidth=&480& data-rawheight=&36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80& data-original=&https://pic4.zhimg.com/v2-61be7cb12946e4ecbbf891f_r.jpg&&&/figure&&p&&br&&/p&&p&&br&&/p&&p&&b&六、甲骨文的神字与双头龙&/b&。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对象，古人事实上称之为“神”，这样的双头龙形成的纹饰，事实上是甲骨文当中的申字，因此，这种纹饰更准确的叫法，应该叫做“神纹”，而不是所谓的“兽面纹”。&/p&&figure&&img src=&https://pic1.zhimg.com/v2-ef1e9c50e30_b.jpg& data-caption=&& data-rawwidth=&480& data-rawheight=&36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80& data-original=&https://pic1.zhimg.com/v2-ef1e9c50e30_r.jpg&&&/figure&&p&&br&&/p&&p&
除了神之外，还有一些可以从申的字，这与神的表现与此相关，如“電、雷”，下雨、暴雷是神物下降的具体表现。&/p&&figure&&img src=&https://pic2.zhimg.com/v2-4e12973edc0fd5bf5bdee5_b.jpg& data-caption=&& data-rawwidth=&480& data-rawheight=&36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80& data-original=&https://pic2.zhimg.com/v2-4e12973edc0fd5bf5bdee5_r.jpg&&&/figure&&p&&br&&/p&&p&&br&&/p&&figure&&img src=&https://pic1.zhimg.com/v2-89e08b6f092bd42f34b7c9ee1c486b5c_b.jpg& data-caption=&& data-rawwidth=&480& data-rawheight=&36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80& data-original=&https://pic1.zhimg.com/v2-89e08b6f092bd42f34b7c9ee1c486b5c_r.jpg&&&/figure&&p&&br&&/p&&p&&br&&/p&&figure&&img src=&https://pic1.zhimg.com/v2-da7661efe0b87a4380e98_b.jpg& data-caption=&& data-rawwidth=&480& data-rawheight=&36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80& data-original=&https://pic1.zhimg.com/v2-da7661efe0b87a4380e98_r.jpg&&&/figure&&p&&br&&/p&&p&
最后，与神有关的其实还有云，云也是崇拜对象，也可以加示字旁。区别在于，神（龙）是可以下降的，云是不可以的。这样的关联性到了清代仍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依然是以龙在云中的状态出现。&/p&
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第1章至第5章：一、龙从哪里来？龙的形象从哪里而来？中国龙与西方龙的区别如何发生？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谨慎。人的想象力是不会凭空而来的，…
&p&&b&&a href=&https:&/b&//www.baidu.com/link?url=TsEonDk3S17O_VO2jLVXSDcnEPz6FnRtXzOZtb333xKPnb5LcJcR0slbcJlKQbZwdH8sA4dTB5PY-uP2k3LhHy3Oj0hGnh9Nwp2qTRoS7KS&wd=&eqid=89b923bb&&郭静云：中国上古文明的历史脉络 --中国早期神话或来自楚，三苗在武陵&/a&。&/b&&/p&&p&
笔者经过多年搜集、对照考古、文献以及其它学科所提供的资料，对中国上古史，尤其是“商文明”的历史得出新的理解。此研究成果较详细见于拙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因为对精神文化的理解离不开对历史背景的认识，在着重于讨论古人信仰之前，下面拟简略描述笔者对于上古史基本框架的认识。
&/p&&p&&b&目前已知中国青铜文明主要有三：&/b&&/p&&p&&b&第一是长江流域，是当时文明化、国家化程度最高的农耕文明，殷商之前已成为先蜀、先楚、先吴、先越等国家文明的基础，其中以先楚文明所在空间最为宽阔、丰腴，国家化程度也最高（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来理解其更早的历史阶段）。从地理与考古情况来看，很多颛顼、尧舜和夏禹的故事较符合长江中游的环境。&/b&&/p&&p&&b&第二是东北辽河流域，自红山文化以来即为纯熟独特的文明，到了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因与草原交界，明显具有以军权治理社会的特点，在历史上成为殷商集权最关键之基础。&/b&&/p&&p&&b&第三是西北齐家青铜文化，族群流动率很高，文明化、国家化的过程直至商周才明显，但最后成为周与秦政权的发祥地，掌握了大规模的政治权力。这三地各有金属矿床，所以各依靠其本土矿床发展，矿料的差异性也影响到早期青铜技术的差异。在这三区中，长江流域的矿床最丰富，肥沃土地也成为文明发展理想的条件。此地区幅员最宽广，是稻作文化的故乡，上、中、下游均成为不同文明的发源地。从距今五千多年以来，长江文明的社会分化、国家化过程很明确。笔者分析考古资料，认为长江流域文明的形成和孕育，相当于蜀、楚、吴、越的文明起源，且从新石器中晚期到战国汉代，其间发展一脉相承，并无中断。&/b&&/p&&p&
因长江金属矿的位置在先楚与先吴之间，这导致楚、吴是发展最快最丰富的文明。相比较而言，在殷商之前，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先楚文明，是空间最广、人口密度与国家化程度最高的文明，&b&很多早期的神话似乎都源自楚地——长江中游地区&/b&。按照考古所得，长江中游地区是稻作的发祥地，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从未断绝：从&b&彭头山&/b&文化（大约距今年，含早期的宋家岗、杉龙岗、华垱和晚期的八十垱等遗址）到皂市下层文化（大约距今年）、汤家岗文化（大约距今年）、大溪文化（大约距今年）、屈家岭文化（大约距今年）、石家河文化（大约距今年，含后石家河文化）[1]，最后发展到盘龙城文化（距今年）。该地区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b&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b&，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b&苏美尔&/b&相似，年代亦相同。先楚文明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逐步向北开拓黄汉平原，到达黄河南岸。&/p&&p&
这一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先楚人北上时，培育出适应黃汉地区较寒冷、干燥气候的稻作。&/p&&p&&b&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河之间的中原文明已达高度同化之状况。&/b&&/p&&p&考古揭示，屈家岭、石家河文明东到鄂东、大别山东侧，西到大巴山、巫山山脉，南到江湘，北到黄河南岸。&/p&&p&&b&换言之，考古、环境和地质的资料互补表达，中原文明并不可能发展自黄河南岸；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汉水东游平原的文明，才是黄汉平原文明化的发祥地；并且屈家岭、石家河文明应该相当于传世历史神话中的颛顼、尧舜、三苗以及禹夏统治的历史阶段，这乃屈原在描述他的祖国“楚”的历史中的颛顼、尧舜时代和夏王朝。&/b&&/p&&p&&br&&/p&&p&顾颉刚先生曾经透过对文献资料进行详细地通读和考证，证明禹是源自南方民族亦即楚文化传说中的历史英雄[2]；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在石家河时代位于汉水北岸偏西边的天门石家河古城势力大，或许恰好是尧舜、三苗及夏王室统治中心所在之地，或亦曾经作过夏王国的都城。&/p&&p&&br&&/p&&p&
文献留下的记载表达，三苗应该是尧舜时代之后、夏禹之前的王室朝代，考古研究成果也恰好补正此传说。&/p&&p&&b&依笔者的考证，所谓三苗，是原本活动于湘西、鄂西的猎民[3]，可以宽泛地将其视为高庙文化体系的后裔，从大溪时期以来，愈来愈多地见到山区与平原族群之间的分工及交易。鄂西山地族群不仅提供狩猎产品，也大量制造石器、制盐，将这些产品与江汉平原地区的农民进行交易，但是由于他们本身是从猎民生活与文化发展而来，故而崇拜老虎为始祖并将其视为掌握超越性力量及权威的神兽。&/b&&/p&&p&&br&&/p&&p&&b&石家河文化晚期（约距今年）在石家河城址肖家屋脊、谭家岭高等级瓮棺墓里出土了很多虎形的玉器和带獠牙面像，荆州枣林岗和钟祥六合也曾出土过同样的礼器，以笔者浅见这就是代表文献所载三苗统治的阶段（长江中游崇拜老虎的族群属性在上编第七章进一步讨论）。&/b&《竹书纪年》载：“《汲冢纪年》曰：‘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墨子·非攻下》亦有接近的记录：“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4]。&/p&&p&&br&&/p&&p&
仔细阅读文献所载，从其神话性的叙述可以钩沉一些讯息。&/p&&p&&b&第一&/b&，三苗之治可能不稳定，出现异常气候，各种势力互斗频繁。&/p&&p&&b&第二，三苗之治是以“天命”结束，这一“天命”之事经过口传而入文献，《禹时钧命决》曰：“星累累若贯珠，炳炳如连璧”[5]，描述大约两千年才能发生一次的超级紧密的五星贯珠现象，通过历史天文计算程式可知这种“天命”的日期为公元前1953年阳历2月24日[6]；这很难是偶然而巧合，这一天文指标确实可能保留了禹夏王室取代三苗王室的时代。&/b&&/p&&p&&b&第三，文献在神祕的描绘之间或许暗示一些当时气候与社会的激烈波动：“三朝”不停地下雨；地下水上升；天气变冷而使夏水的水面上在冬天可见一层薄冰（“夏冰”的意思应该不是夏天有冰，而是指在名为夏水的汉江下游河面有冰冻的现象）；粮食收获及品质变差；老百姓也因此动乱。&/b&&/p&&p&&b&第四&/b&，据此传说“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的事情由楚文明的始祖高阳加持而保祐，说明这都属于楚大文明的历史；夏禹显然不可能是外地人，更加不可能是没有面对大洪水经验的北方人，对江汉地形和气候不熟悉的人显然没有能力组织适当的治水工程而阻滞洪水。&/p&&p&&b&也就是说，在约公元前2300年开始的洪水时代中，曾经有来自湘鄂西部山区（大巴山-巫山-武陵山脉）的三苗族团掌握了江汉平原地区的政权；而在约公元前年间，汉水下游继而为夏王国都城所在之地。&/b&&/p&&p&&b&可是文献另也记载，大禹之后夏王国并不稳定，考古也显明，当时在长江中游的楚文明体系中，曾经发生过国家结构的屡次演变，古代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天门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最终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其可能就是以武汉附近的盘龙城为代表。&/b&&/p&&p&&b&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文化升起的考古资料，或许正是夏朝兄弟乱及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应该相当于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b&&/p&&p&
进一步对照资料及循着历史思考，使笔者了解：考古与文献中商史资料存在众多矛盾的原因，&b&是因为这些资料隐藏着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与王朝合并的情况，是后世都城在安阳殷墟的统治者的王朝（屈原将之称为“殷宗”），打败前世中央靠近汉口的“汤商”之后，有意地强调自己始终生活在中原的本土性以及传承的正统性。&/b&&/p&&p&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b&汤商和殷商&/b&，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p&&p&&b&汤商另可谓之“早商、中原之商、南商、楚商”等，是屈原所录的楚这个大文明中的“汤商”朝代阶段。盘龙城文化所代表，就是殷宗占领中原之前的“楚商文明”，这是一个源自长江中游自身文化发展而来的本土古国，其诸多文化因素在被殷商征服后融入殷商文化的脉络里[7]。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涵盖整个江河之间的“中原”地区，其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二里岗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中央。其因位于南方农作区的北界，是抵抗北方族群对江河中原强攻的前线而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b&&/p&&p&&b&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很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殷商之前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洛地区），因华北族群对中原的强攻，郑偃城邦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b&&/p&&p&&br&&/p&&p&&b&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它在殷商之前掌握了辽冀平原。因地处较狭窄的辽冀地区，由于经济和交易发展、人口增加等因素，便促使东北先民产生开拓新地的需求。所以殷商之前，黄河南游成为北南文明的战线。直至距今3400年以来，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且逐步将“南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b&&/p&&p&&br&&/p&&p&
从地理关系来说，&b&汤商文明的范围以江河中原为核心&/b&，是庞大的以稻作农耕为基础的文明。&/p&&p&&b&殷商的都城在靠近中原的东北角落上，但经过多次战争和其他民族交流，形成跨地区的文化共同性，其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原汤商文化为基础的。尤其是汤商文明（包括郑州、偃师一带被鉴定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礼器所表达的信仰，明显被殷商传承，成为殷周系统的宗教观念之基础。&/b&&/p&&p&&b&殷商文明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此乃新的历史阶段。原有的诸国汇入早期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在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殷商庞大文明的影响，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b&&/p&&p&殷商上层贵族的精神文化颇为系统，所以应该定义为上古帝国宗教体系。这一体系先在汤商时期形成和成熟，后在殷商时期再吸收、消化而同化了多元的声音和因素，并被加以整合、整体化而形成庞大体系；周代继续传承，西周后半叶才开始变化、逐渐获得新的意义。不过总体而言，&b&商文明宗教体系的历史涵盖千余年甚至近两千年的历史，直至秦汉才失传。&/b&基于上述历史背景的观察与分析，本书将着重于透过礼器造型、甲骨金文以及后期神话的纪录，通过现有出土文物资料与后期神话的交叉比对，重新解读两商信仰的要点。（摘自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绪论）&/p&&p&&b&注释&/b&：[1]笔者参考及基本采用郭伟民先生的断代，不过同时照自己的分析略有修正，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页16-37。另参陈铁梅、R.E.M.Hedges《彭头山等遗址陶片和我国最早水稻遗存的加速器质谱14C测年》，《文物》，1994年第3期，页88-94。不同遗址的年代比较，显示文化之间经常有较长的过渡时段，部分遗址已有很多新文化的因素，但另一部份遗址的遗物继续保留早期文化的面貌，因此早晚的文化间，自然有两种文化互相重叠的时段。此外笔者认为，油子岭文化特征及其在大溪与屈家岭年代框架之间的位置，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所以临时不划出。 &/p&&p&[2]顾颉刚《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一册o中编o四二《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三）《禹的来源在何处》，页118-127。 &/p&&p&[3]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页108。 &/p&&p&[4]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68-69；战国宋?墨翟著、清?孙诒让闲诂、孙启治点校，《墨子闲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页146。 &/p&&p&[5]宋·李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一册，第一部，卷七，页34。 &/p&&p&[6]郭静云《亲仁与天命：从《缁衣》看先秦儒学转化成“经”》，台北：万卷楼图书，2010年，页287-291。 &/p&&p&[7]在此地除盘龙城之外，周围亦有甚多遗址，包括城址，但发掘不足，所以目前还不能更准确地理解楚商政权中央的位置，所以暂定已有发掘基础的盘龙城遗址。&/p&&p&&br&&/p&&p&&b&&a href=&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ww.baidu.com/link%3Furl%3D48zErUdH_ck73Yo8K8N8_R5dpY-ObLsk3TG2IlUPoSIpa5oGXtj1hkePEK6DdVTYsDM7gUJojOOqL7yeHICYeq&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a&&/b&
中国传统思想奠基于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而战国思想的背景，不仅代表当时社会思想，更可溯及三代乃至更早时代的天地与人生观念，滥觞于中国先民多元的巫觋文化信仰中。因为远在战国思想家将上古信仰“哲理化”之前，古人对天地的认识就已有长久的渊源与非常深厚的基础。古人常用神祕形象来形容其对天地的观念，这并不意味着古人不理解自然界，而是因为这些形象结构本身就是古人了解宇宙的方法。同样，战国时期的人用哲理辩论来探讨宇宙的本质，并不意味着他们比前人更加了解宇宙的规律，只是表明他们把前人的“形象语言”转变成另一种“思想语言”。（详见：《&a href=&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3A//book.douban.com/subject//&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神与天地之道&/a&》目录；&a href=&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blog.sina.com.cn/u/&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龙之脊2012的新浪博客&/a&）&/p&&p&
本书的目的为透视中国青铜时代的精神文化。此研究的基础是本人关于当时多元历史地图的探讨，以及對不同地区社会、文化、国家、文明及其关系的了解。这一基础涵盖一组多样的历史难题，如笔者此前所认识到的：中国最古老的长江中游楚系大文明及其历史阶段；从距今五千年前以来长江中游先民经过漫长的探索掌握青铜技术的过程，以及他们对神奇的冶炼产生的信仰与崇拜；硬陶与原始瓷器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精神文化的作用；楚系文明在夏商之际的变迁；楚商（早商）所组成的信仰体系，其内在意义、多元的源流以及与该信仰相配的礼仪活动，并赋予特定礼器以特定的神祕作用等等。还有：楚商时期其他族群与国家的信仰，其源流和内在意义，其包括对吴城、三星堆等南方国家文化的讨论，同时也涵盖北方辽河流域、渭河流域、草原地带以及其它文化的脉络；楚商文明与其它文明互相影响的脉络；殷商时期跨文明帝国信仰的形成；两商之间的传承与失传的关系；商文明信仰在两周时期以及更晚期社会中的演化；信仰的哲理化及迷信化等等。&/p&&p&
本书研究成果，是作者多年知识累积的结果，从最早对汉代资料进行分析伊始，经过不断溯源研究，一路走到青铜时代以前的文化；再从远古的角度回头看战国秦汉文化的现象才看得很清楚；同时也可以看到商文明在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早商时代在丰厚肥沃的文化土壤上建构了大王国信仰体系，并广泛影响到整个长江流域以及江河中原广大地区范围的文化面貌；在此基础上殷商进一步总体化不同族群的信仰，而形成上古大帝国宗教。所以，两商文明一方面是多元的上古信仰总体化的“终点”，另一方面，是后期传统形成的“出发点”。商文明信仰所展现出来的并不是零散的残片，而是完整的宇宙图景：天中有帝，先王等祖先在祂左右，天空四方有四凤，在天上负责中与方的相合；天上另有龙负责降甘露，从天上通过吞吐实现上下之交；而地面之下水中有乌龟，能感受天意而参加上下之交；作为神靈雨的甘露自天降于地，而太阳从地下升于天，构成上下神明之交。此外，地上中央有王，负责使中央与四方相合，并共同供明德祭天；同时，人王从地的中央通达天中的帝。这种信仰在当时文化中采用了与今天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用神兽形象、神祕符号、祈卜仪式、颜色等等非直接叙述的形象语言。所以，对我们来说，无论是观察礼器或阅读甲骨文，都是解读当时文化密码的方法，但是由于文化的系统性，不同语言所表达的内在观念是一致的。&/p&&p&
本书分为两大部份。上编通过礼器和文献的分析，来探索上古的神祕形象，包括神兽与非兽形的“祖”和“帝”及其在历史上的演化，以及巫师的身分及礼仪。下编旨在探索商代无形体的信仰对象和相关概念，包括天地、四方、五色、神明以及若干易学和道家文化的关键概念在上古的信仰基础及其哲理化过程。上编前五章着重讨论龙的形象，证明&b&中国崇拜龙神的大文化传统滥觞于上古农民对昆虫幼虫的崇拜&/b&。农人耕地时可观察到地里很多昆虫有着独特的羽化神能。在大自然中，只有昆虫能自体化为鸟形，亦只有昆虫能暂死（变蛹）而再生升天。因此古人将昆虫神化，成为龙的形象与崇拜的最初来源。中国境内至少有两个地区可以作为昆虫崇拜的发祥地：东北辽西与长江中游平原地区。前者循着历史长河汇入中国多元文明大水系中；后者形成头尾两端各有嘴的夔龙的形象，并在青铜时代中国多元文明大水系中成为主流。&/p&&p&
夔龙神纹滥觞于长江中下游互动衍生的大文化体系中，而成形于长江中游青铜时代文化中，即石家河晚期至盘龙城兴起之际。在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中，在大洪水期石家河（三苗、夏）至大洪水后盘龙城（汤商）文明的变迁中，经济、政权、文化、社会生活皆大幅更新，并产生新的文明，而对夔兽神龙的崇拜成为该新文明信仰的基础和中轴。在商周时代多元精神文化中，双嘴神龙信仰具有崇高、主导、跨文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从盘龙城一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几乎所有的礼器造型，皆奠基于双嘴神龙母题，甚至在其他神兽造型上也都有夔神纹，就好像古代传世文献所记载，虫为一切生物的元素。&/p&&p&
在殷商时期随着“宗教艺术”的兴盛，以双嘴夔龙母题基本图案作为基础，衍生出各种双龙交缠造型，包括各种饕餮图案的结构。在所有的构图上，龙的头嘴、尾嘴都是打开的，并且，在构图上一定有成双的嘴，在历史发展中夔龙饕餮的形貌多样化而涵盖了很多其它神兽的特征，但始终保留“双”和“口”的核心重点。这是因为“双”的观念的本质为死和生，而“口”是死生的进出口，双嘴夔龙、饕餮的主要神能就是以吞吐管理死生，神龙从天上吐下甘露，养育群生；在地上吞杀群生，使他们升天归源。双嘴龙的神祕符号，不仅成为商周多样的“宗教艺术”造型的母题，同时也成为汉字“&b&神&/b&”字的雏形。所以，依据当时社会的命名，可以将所有双嘴夔龙纹及其变体，统一称为“神纹”，因为当时神的唯一形象就是双嘴龙或夔龙，也只有双嘴龙或夔龙才符合当时“神”的概念。&/p&&p&
甲骨文的分析补证、补充说明了商文明有关“神”的信仰的内容：天神神能的重点在于“神降”（吐泄甘露），以实现天地之交、上下关联、万物之生。但是负责上下相联的神，不能只下降，亦须上升。自上而下的神降意味着盈生，而自下而上的神升即意味着死亡而再生。神龙负责一切万物死生循环，并赋予人以神格化的奥祕形象，通过祂可以衍生“神人”；商王一方面是自己祖先的后裔，同时也是由龙形神母所衍生的“神子”，所以拥有超越性能力，而能获得神龙的保祐。&/p&&p&
双嘴龙母题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中，一直被采用在珍贵礼器和随葬品上。从殷商时期起，神兽样貌从原先相对单纯变得丰富多元，空中、陆上、水边和水里不同界栖息的动物，都出现在礼器上。中国文化显然相当多元，蕴含很多地方原来的独特的信仰观点，但这种“多元”似一条由许多大小溪河组成的大水系。对于这一水系的形成，殷商王族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殷商王族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团体，原本没有很固定的信仰体系，所以有条件成立跨文化区域的上古帝国，接纳一切崇拜，并将其融化进自身的宗教体系中。所以，殷商时期虽有许多不同的国家、城邦和族群，但在高层文化中已形成了宽大地域范围内共通的精神文化。崇尚神龙的主流文化，不仅影响各地，同时也吸纳了其他族群对别种神兽的崇拜，在想象力的激荡下，创造出各种混合的神奇造型；此后西周沿袭之。&/p&&p&
在此一体系中，神龙一直保留独特的地位：神龙是一个跨越族群的天地联络者、死生管理者，所以各代、各族的王都与神龙形象有关系，而并不是某族的“图腾”。以笔者浅见，关于中国神龙信仰的讨论，均有一种通见的误解：将龙视为“图腾”。在新石器时代如红山文化对龙的崇拜或包含有始祖的元素，但是在商文明以及其所衍生的中国大文明中，龙的形象完全没有作图腾的含义。传世神话中同时保留神龙创生与凤鸟创生两种神祕创生的信仰，从中明显可见二者的核心差异：前者表达普世的生死、升天与再生信仰，并不带有某族群衍生或特权的意义；而鸟生信仰却带有具体宗族繁衍的概念。&/p&&p&
由于夔神信仰并不含图腾的成分，所以没有某族将“神”字用作族徽，而凤、雀等鸟类或牛、豕、虎、鱼、黾等神兽的形象，则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神祕祖先的观念。这表明神龙夔兽在商文明的信仰中有特殊地位，不宜与其它神兽混为一谈。现代普遍视龙为中国人的图腾，实际上误解了其信仰原本的意义。商文明的众多神兽之间存在等级关系，而在这种等级关系中，夔神的地位无比崇高且具有普世性。与夔神等级相近的神兽只有凤和虎，但后二者已没有普世性的作用，其他动物的崇拜意义更加受到限制，基本上只拥有各种协助的机能。古人对鸟类的崇拜应该最古老，无疑也相当多元，不同的族群认为天上的鸟是他们的始祖，故用作族徽；或者把星星日月视为各种天鸟，以鸟类象征天象。因此使用各种鸟形象的普遍性高，但凤与其他鸟类的区分并不明晰。&/p&&p&
至于老虎的形象，其使用范围较明确：与表达政权力量有直接的关系，经常用作王室独特的崇拜对象和保护神，或作为统治者武卫的象征。虽然老虎崇拜源自江南和东北游猎族群各不相同的上古信仰，但是无论是华南或华北，对老虎的崇拜有一个共同的重点：即一方面包含有神兽通天信仰，同时也离不开大权威和巨大威力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虎表达崇高王位的存在；因此，崇拜老虎的传统形成时代较晚，是王国时代王权兴起的标志性神兽，是类似于王室图腾的信仰。在殷商帝国，老虎被视为保护王室和国家的神兽。接续历史的脉络，发祥地不同的拜虎文化在互相影响、混合的过程中，因为都涉及高层极权、神圣的王位信仰，最终导致殷商时期“神虎帝国”的形成。虽然早商统治者族群并不是以老虎为始祖的信仰者，但虎方、盧方等南方大型古国网络主要应该是被拜虎族群统治；到了晚商，从东北下来的殷商王族也属于拜虎的族团。殷商对虎神的崇拜，还涉及四方边缘概念，老虎被视为戍卫防守保护国境的神兽。&/p&&p&
至于崇拜鸟类的信仰，其涵盖不同的鸟类和不同的族群，其中也包括早商统治者族群。换言之，由于殷商王族是混杂多元的集团，不能有明确的图腾，但以老虎为保护神，而早商的王室却可以以玄鸟为图腾始祖。纯粹从词汇对照可以发现，玄鸟与天凤的意思相同：“玄”字象征天，所以玄鸟就是天鸟，同时甲骨文里“鸟”与“凤”两个字混用，所以“玄鸟”与“天凤”是同义词。从石家河晚已可见以老鹰造型作为崇拜始祖的礼器。早商这种礼器较为普遍，并有很多老鹰在台上的造型，商代青铜器、玉器上的凤绝大多数似为鸷鸟的造型，据此推知，神话中的玄鸟始祖实为老鹰，老鹰也是天凤的最初形象。玄鸟信仰并不符合殷商王室崇拜老虎为保护神的信仰，但却可以代表长江中游先楚文化脉络里的汤商。从早商礼器来看，被上层贵族视为始祖的鸟是老鹰，但同时也有对鹤、鹭等水鸟崇拜的痕迹，此外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族群把不同的鸟类当作自己的始祖，视之为本族图腾，用之于本族族徽。&/p&&p&
除了将鸟类视为始祖的神祕形象之外，商代人还认为，昊天充满龙形和鸟形的禽兽，其中以神龙与天凤为主要对象。祂们是群体的崇拜对象，祂们的神能很全面，从负责招来风雨、雷電、霓虹、霞彩，升华到管理一切上与下、中与方的关系，将昊天的生命力降到大地、传到四土、盈地养生，又吞噬、刜落万生，依此负责万物之死生周还，同时还隐含着更加幽祕的占星术、巫觋文化的形象。&/p&&p&
在汉代有青龙、朱雀、白虎、玄武，黄道四宫、四方、四时、四季形象，其形成时代应该不早于春秋。在此之前，这些观念皆以&b&四凤&/b&的形象来表达。对四凤的崇拜涉及二分二至天象和农耕季节的重要性，所以四凤是很重要的求年对象。是故，商代凤的信仰涵盖老鹰生命鸟的形象以及对黄道星星等天体即天象崇拜内涵；此外四方天凤也是管理天界气流风向的神禽。&/p&&p&
在商代信仰中，神和凤分别构成“上下和四方”的天上空间观念，而老虎是地上或山上之四方四缘的保护神。在此空间里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点：即独一无二的四方之“中”。在商文明信仰中，在人世，两商王朝的“中”是神格化的“王位”；而在天上除了群龙、群鸟神兽之外，还有居于“中”的独一之“帝”，即永居于天中的崇高对象。龙和凤都在天帝手下，众凤可以说是天帝所派的“方官”，而众神可以说是天帝所派的“司命”，两者皆聆听帝令而从之。在此信仰中，几乎所有的崇拜对象，包括自然众神和祖先都是群体性的众神、众祖，只有上帝才是天上独一无二的崇高对象。&/p&&p&
商文明“帝”的信仰应源自对北极天中的崇拜，而“帝”的字形也具体、充分地表达了其本义，不仅具体描绘了当时北极天中周围的天空概况，也保存了当时巫师推断北极天中位置的方法。这不仅符合商周信仰的内容，也符合当时重视天文观测的情境，并且从“帝”字的形构、用意来看，也和商时实际的天文状态相一致。&/p&&p&
甲骨文极为常见的祭法是用“&b&方&/b&”的礼仪祭祀帝以及用帝（禘）祭的礼仪祭祀方，皆涉及中与方的互补关系。这种中帝与四方的关系表达了商文明的核心观念：虽然天在上，而地在下，但万事一切并不是由天来独权主宰，天地互补交合才最重要；同理，虽然中有独主，但中与方之互补相合才是关键，所以不仅是四方来朝拜中帝，中帝也恭敬四方。并且，帝与方的关系不仅仅是表达空间关系，同时也涉及天上黄道四宫的星星旋转，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时间季节的循环周转。在地上中立的王也取象于天地巡四方而恭敬国家边缘。&/p&&p&
上帝的神能除了作宇宙原理之外，也直接象征和表达商王的神圣权力。帝永居于天中，所以位于地之中央的王是直接呼应上帝的，甚至可以代表上帝。所以地上之王既受上帝的支持，亦被祂考验、受罪孽。并且，在地上之王为地中，帝所关注的要点一样牵涉到中与方的空间观念：保护或破坏作为国家中央的都邑王城，或授权保祐国家领土之边疆。换言之，商王室与上帝的关系密切，在位的王祈求天帝的授权和保祐，且死后升天永居于帝的左右，而构成天帝周围的“紫宫”（即相当于汉代以来宇宙观中的天上五宫之间中宫的星星）。不过，汤商贵族的自我意识并非单纯一元，是一种多元的天生信仰。其中玄鸟降卵是一种始祖从天上落地的形象，同时扶桑十日的信仰，又从另一个角度描述汤商统治者是一个神圣的族团，而非单一宗族。在汤商王室信仰中，先王取法于日，死后入龙口而再生、升天。但是，日并没有崇高的统治权威，因为他们是十日，十个平等的兄弟。这种形象更符合表达联合城邦古国的协调体系，兄弟轮值做主。可是在十日兄弟之上另有崇高的独一无二的上帝天中，似乎是多国联盟与帝国至上权威同时并存。因此从十日到其与上帝崇拜并存，或许反映的是社会政权的演变趋势。&/p&&p&在商文明的造型中，除了神兽之外，还出现人形面像，笔者认为，神兽吞噬人头所反映的是献巫之礼的观念，头像被用来形容送升天宾于神，为同族人求得保祐的巫师，让他作为人与神之间的联络者，所以，这是巫师升天再生图。&/p&&p&
商时代献巫礼俗以斩首作为神杀的方式，是故在造型上，神兽一定从头部咬噬巫师，或在神兽的牙齿间单独造型巫头。笔者认为这些构图，与用斩首祭法献人的礼仪，互存因应关系，表达的是同一系统的文化观点。这种观点的关键之处或许在于，古人认为头部即人的“天”，独有升天的神能。这一观念的意思，或许接近于战国秦汉时期人们所认为的，死者靈魂分为升天的魂与下地的魄。&/p&&p&
商文明信仰蕴含了几个层面的形象：神兽、天象、时间、空间、人生，这些形象在上与下、中与方的关连当中，构成一个大的系统。神龙吞吐、虎食人、十日从扶桑升降，在商文明信仰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形象，表达同一件事情：生命轮回的循环以及升天、再生的理想。自然界的十日，以及人间的巫觋为天地之间的联络者。这套信仰基本上是在长江中游汤商国家文明成形，同时已有多元的因素，蕴含了长江流域平地农耕社会与山地猎战族群的理想，并且在多元的基础上，重点凸显汤商贵族的族群信仰。&/p&&p&
我们在理解古人的时候需要不断修正自己习惯的逻辑。神话化的神祕思考方式容许将不同的现象和说明合为一体而不相矛盾的。在当时人的脑海里有不同的层次存在，所以自己视为人格性祖先的后裔、老鹰的后裔、十日的后裔或者由神龙重新创生的神人等，在神话化的神祕观念中，并不产生矛盾。在他们的理解中，所有的现象包括人生，各有不同观察和认识的角度，所以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看，由人所生、由鹰虎所生、由龙所吞吐或乘日自生，都准确并不相抵触，且构成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这是上古文明观念的普遍特征。&/p&&p&
古代信仰观念中同时包含有多种角度的看法，这种情况当然部分地源自多种文化的混合，但不仅仅如此，因为这也符合世界上古文明中人们常有的思考方式。就是因为这种思考方式，偶像化的龙与龟和抽象、不可偶像化的神降与明升的观念，都同时存在而无矛盾。直至战国时代后这两者开始有矛盾，前者在神祕信仰中逐步民间化而改变其义，后者成为百家所探讨的哲学命题。&/p&&p&
下篇讨论诸多抽象概念，一方面阐明战国百家所争鸣的命题，实际上都源自上古信仰的脉络；另一方面发现，信仰中的抽象概念与偶像崇拜毫无矛盾，两者表达同一脉络的文化观念。上古信仰中有很多形象和偶像，其中很多有神兽的形状，能组成很多造型。但与此同时，已形成了一套不可造型或造型不具象的概念。用形象思考的方式是上古观念的特点，但其并不排除用概念范畴的思考方式，这两种方式互补相成。所以一方面商文明塑造很多龙的具象造型，以描绘天神的存在，而同时使用抽象化的“神纹”，将龙的形象符号化成“神”字形图，刻在礼器上，以表达其神圣的作用；这均属于呈现神的不同方式。此外，一方面塑造龙和龟的相对造型，用来表达从上者降、从下者升以相交的概念；同时也使用抽象化的“明纹”，将“&b&囧&/b&”（日、明）字形的符号刻在礼器的高处，以表达祭礼通天的目标；还创造抽象的“神明纹”，用来表达通天目标与天恩和顺，并寓意强调天地之交；另一方面，通过精彩的神话，描述水下鳖形的鲧产生虫龙形的禹，以通达天上，鲧禹父子既是人格英雄，也是象征下界与上界的神兽；又同时，还用祭礼活动表达“神”与“明”相辅的目标，从安排祭礼的时间，到所用祭牲的颜色或种类等方面，都是在用不同的象征语言表达信仰的重点。&/p&&p&
这种语言中有造型形象、刻纹符号、字形、礼器和牺牲的颜色、祭礼的时刻、采用的祭法以及其它我们已难以厘清的做法。从甲骨卜辞另可见，商王经常向先王祈求对事情的支持，同时也会祈祷抽象的“下上”，向无名的对象祈求引導，这些祈祷与祭礼并不抵触，而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呈现立体的观念，并构成一套虽有变化但仍可以看出其连贯性的信仰和祭礼体系。&/p&&p&
上古信仰和先秦思想的宇宙观以及对造化规律的理解一脉相承，其观念的很多特色总体上可以用当时的“神明”概念来理解和表达。在先秦观念中，“神明”是以两个相对范畴组成的复合词，以此表达天地之交、天地之间的媒介。其“神”的范畴涵盖来自天的恒星神光和天所降神靈雨水质的神气，其“明”的范畴涵盖出自地的日月火质的明形，神与明互补相辅才能生育万物。天地不交，则无生机；有神明之交，天地之间便有了生机，所以“神明”所反映的实际是古人的“生机”概念，天地万物化生皆奠基于神明、由神明来决定，但绝不能因此而认为神明是个大神。“神明”之结合表达天地“合德”状态，天地合德才有万物之生机。&/p&&p&
上古信仰并不是寄命于天或寄命于地，而是追求天地之合、与其志同，相配天地“神明之德”。先秦宇宙观其实是以神明观念为基础的，并且因为古人认为人生与社会皆取法于大自然，所以无论是在自然、人生或社会生活中，“神”与“明”均是上下互不可缺的范畴。神明观从大自然扩展到社会，乃成为礼制与孝道的神明观，其观念的滥觞亦可见于商周信仰礼仪中。从西周以来，礼制“神明”观取法于自然“神明”观，且其目的是：社会学天地，保持象天地一样永久的生机。礼制神明观强调：配天地神明之德，以追求家族世世昌盛之生机，并将此概念从家族的生机，扩展到跨血缘关系的社会与国家。从战国到两汉儒家礼学，仍沿着西周礼制取象于天地的做法，而模仿天地“和德”的规范，追求天与天下的沟通以及国家的调节和稳定。&/p&&p&
商周时期人们通过各种礼仪表达它们的神明观，并追求天地之合、通天达神而获得天恩保祐。例如在当时象征天的幽与象征地的黄两种颜色之间，另加白色以象征地的产物有升天的能力，作地与天之间“明”的媒介。因此，古人采用白毛与幽（青）毛的牺牲以祈祷升天的成功，如达到死者升天（为此而普遍以白色为丧色）或祭礼到达天界的目的；或者采用白毛与黄毛的牺牲以象征从黄土中白日升天、死者乘日升天，到了汉代以后，“黄白”一词专门表达升天，指出成仙方术。&/p&&p&
在上古信仰的基础上，便形成了哲学“神明”概念，而很快跨越了其天降神、地出明的本义，而进一步塑造出很多哲学理论。礼制神明观在儒家礼学中得以发展，自然神明观则被易学与道家着重讨论。战国早中期思想家的讨论，还是接近于原始神明观的意旨，但是循着抽象概念的演化，战国晚期所讨论的神明观，其内涵越来越丰富，远超其本义（不过，到了汉代，百家思想已然退缩，而上古信仰中关于“神明”的本义已被忘记）。&/p&&p&
除了表达天地各种关系、符合周易思想雏形的信仰之外，商文明中也有“道”的信仰，形容来源不明的“導”，一种崇高的指南，能够引導商王选择准确除灾的正道，出行之前商王祈祷能掌握“導”的指南。老子提出掌握“道”的目标，应源自古人所祈求的掌握“上導”的意思背景，只是在商代信仰中，根本不描述“道”的内在，也不探讨“導道”的来源。而自老子以来，“上導”信仰被哲理化以后，思想家就开始热烈地讨论“道”义，并探讨導道的来源与实质。在这一讨论下，道家思想历来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在战国中期郭店楚简老子语录中，将“道”视为天地万物之间的“昏”即相合规律，由此“道”概念与“天地神明”概念结合于共同的脉络里。&/p&&p&
其实，通过一步一步地分析我们发现：商文明以来信仰重点在于均衡相配。商文明并不是崇拜独一无二的大神的文明，一切神力都需与其他神力搭配才行。包括独一无二的帝，也必须祭拜其周围的四方；独一无二的“中”的权力并不是具有独一的极端性和主宰性，只能通过与“方”的搭配，才获得其重要性。天浩大，但是没有决定生命的权力，只是天与地相配才重要，并且如果天的神力过大，需要多祈祷，用各种神祕方式控制天而加强地的力量，天地相符、相合，才是万事成功的条件。这种均衡相配并不意味着恒定均衡，而是指相对力量弹性机动、互相胜败，但总体还是产生互不可胜的均衡相配的理想，这才是死生、衰兴不绝的循环。这种信仰从各种祭礼活动中都可以看到。&/p&&p&
例如殷墟甲骨卜辞中屡次出现“下上若，授我祐”祈祷套语，请求上下护祐授权，商王祈祷“下上若”的重点不在笼括祭祀上下所有的神祇，而在于祈求天地交互，以上下共同授祐，来保障王事的成功。甲骨文又载：“呼神耤于明”，即表达神降明升之相对性以及相辅作用，进行此礼仪之地称为“明”，恰恰相对于卜辞所呼祈的“神”；在神祕的占卜记录里，很多细节并非偶然和无意义，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此处之“明”，大约是指某种空间概念，同时也指太阳初升的时段，借助太阳升起之力与天相交通，带去人间的祈求；并且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天神地明相辅才有“生机”，所以亦保证有受年。甲骨文另有很多用不同颜色牺牲的记录，其中的幽与黄相对，显示了殷人以幽、黄牺牲来象征天地相配的神力，追求天地平衡相合的状态。《易?坤》“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用形象语言表达天地相配，而殷商用幽和黄牺牲的祭礼，以皮毛幽黄色牺牲的血来体现这一形象。&/p&&p&
从这些祭法可见：“相配”是商文明信仰的崇高理想。同时，两极之间所产生的“和”是中国文化传统思想的核心所在。虽然从殷商以来经过多次集权帝国时代，但多元的中国文明始终没有放弃上古文明观念的基础，即“和”的均衡概念；虽然历代帝国张扬天子的崇高地位，但君臣“合德”的理想一直被看作是社会思想的重点。必有下才能有上，如果不重视下，上也无价值，上下不合根本无生。必有四方才能有中，以四方的价值确定中央的价值；各有其权，各有其责，中与方相合才是稳定的空间。必有子才能有父，重视子才能重视父的地位，互相各有其责任。必有臣民才能有君，重视臣民才能重视其君的地位，君臣互相各有其责任，君臣为一德才能有稳定的国。这是从自然到社会一套完整的观念，在先商时期已可见其滥觞，所以非常古老、非常深刻，而一直未曾被完全打败。也正因为有如此意识，过度极权的秦或新朝不能长久。当然，汉武帝极权的程度并不弱于秦，但是他还是必须得保持上下平和的包装，采用很多非直接的政治手段，这就是文化基础的需求：直接极端不能成功，一定要达成上下之合的中庸。&/p&&p&
虽然迄今所能看到的较完整的资料只是从殷商才开始，我们却不能依此以为上下相合的概念源自殷商。殷商只是中国最早尝试建立帝国的王朝，反而强调一元概念，所以上下平衡与相合的观念不可能是殷商所创造，而是孕育于早商或更早的长江中游上古文明的深厚土壤中。此一基础始终在礼仪中留下痕迹，直到战国时期进一步成为百家讨论的重点。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易和道的传统似乎最源远流长，滥觞于先商时期的精神文化，是下编讨论的重点。至于早期儒家和法家，因为多集中于社会问题，所以更适合讨论当时的社会背景，即便如此，还是蕴含了一些源自上古的观念。&/p&&p&
巫觋文化信仰不仅有思想化的演变，同时也经历了民间迷信化的过程。在巫觋社会中，是极少数的人物掌握观察自然现象、了解天象地兆、确定历法、祭礼，而同时负责推算、占卜、解决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对自然界没有累积足够知识和经验者，不能承担作巫师的责任。这些经验也在代际间秘密传承，在社会内对其他人形成一种神祕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过程，慢慢地除了巫师以外，有越来越多的人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其中一些人将这些巫觋的知识重新思考，寻找事件更深入的起源和因果关系，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文人”。文人们进一步将巫觋知识发展为一套思想系统，同时将信仰转化成“哲学”。除了文人的思想系统之外，另一群人则让巫觋知识变成“民间习俗”并加以传播。这些人未必了解仪式、规定和禁忌的来源及核心理由，但他们模仿一些古巫师的做法，形成简化、朴素化的上古信仰模拟版本。这种“版本”在已经过观念哲理化的社会中，显然被视为是民间的迷信。但在我们做巫觋文化溯源的研究当中，绝不能将上古深入的信仰视为迷信，而是应该建立正确的认知：在上古社会中，巫师的活动事实上是人类认知宇宙和生命之崇高精神的方式。（摘自郭静云著《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4月。该书分上下二册，共919页，123万字）。&/p&&p&&br&&/p&&p&&br&&/p&&p&&a href=&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ww.baidu.com/link%3Furl%3D_R1K2FRXgIjiUlGEhcXvOcuH6GnEbeqIICAZQ_aWE1NtOBre-2bQG4js483iA5ktA__026lilzTWngIyclnAw9_OQXj-VerOqkaJKnzpj1a&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郭静云：史前信仰中神龙形象来源刍议&/a&&/p&&h2&&b&摘要&/b&：人類信仰的一切形象都源於可被觀察的自然現象，受崇拜的形象並非來自虛幻，而是自然現象被神化的結果。本文旨在比較各上古文化的信仰內容，並藉此瞭解中國龍的形象自然來源。對照上古文化信仰可以發現，自古埃及以降的閃米特文明都有神奇蛇的信仰，但這些蛇都是克托尼俄斯的神物，代表地下界，從不升天也不飛翔，這種信仰符合蛇的自然本質。然而中國的龍完全不同，其為天神，既不符乎蛇的本質，又和其它古文明崇拜的蛇神形象大異其趣。因此可以推斷，埃及蛇與中國龍的形象和神能俱不相同，形象來源應該也不一樣，兩者不能混為一談。&/h2&&p&
筆者以為&b&龍的形象來自昆蟲。龍的崇拜源自農耕文化&/b&，而昆蟲對農耕生活影響極深。農人天天觀察昆蟲，發現其具有羽化神能。在大自然中，只有昆蟲能由蛇體化為鳥形，也只有昆蟲能暫死後再生、升天。因此古人神化昆蟲，這實為龍的形象與崇拜來源。不同地區的薩滿教，都有崇拜昆蟲變形、羽化神能的痕跡。不論從考古資料或古代文獻中，都能發現中國先民確有尚蟲信仰。古埃及人也崇拜過昆蟲，事實上，筆者認為與其和埃及的蛇神作對比，中國龍可能更近似於古埃的金龜蜣螂甲蟲崇拜。儘管埃及的金龜和中國的龍崇拜在起源、發展上關聯性不大，但兩者的信仰觀念與象徵意義卻相當接近。&/p&&p&
本文以中國龍的古代造型和自然幼蟲作對照，發現很多幼蟲尾巴上有帶著犬齒的假頭或尾刺。這種雙嘴的形狀恰好符合古代中國龍的造型特徵，尤其在商周禮器上，頭尾兩端雙嘴的龍形更是隨處可見。頭尾雙嘴是幼蟲的特徵，農人觀察昆蟲，依其形體創造出神秘概念，而神龍的雙嘴形狀正可旁證龍的形象源於昆蟲的說法。在本文的最後，筆者將著重討論夏禹的故事和其名號。夏禹形貌為虯龍，其名“禹”，恰和“虫”同字，故龍、虫義同。夏禹神話也表達了幼蟲與神龍的同等性。正文如下：&/p&&p&&b&一、序論&/b&。龍常被視為中國文化的象徵。自有漢字文獻以來，關於龍的形象、多元性和無所不包的能力，即不斷地在各種神秘記錄、神話故事、哲學理論、詩詞、散文以及史學和文化研究著作裡被反覆論述。在中國傳統的神獸中，有鳳凰、老虎、烏龜、烏鴉、兔、鹿、馬等等大自然中的實有動物，可是龍的形象似乎完全出自神奇的想像。作為文化及神話研究者，我們知道，人類所有的想像都有其淵源，有最初的依據。人們觀察大自然中的一切現象，思考其規律，進而創造出神祕對象的面貌及神能。龍的形象亦不能自例其外，必定有其可觀察的自然基礎，這也是學者們論之不休的原因。本文擬透過對前人的研究成果，討論各種主要假設的優缺點，嘗試藉此釐清神龍來源的問題。本文著重於中國史前文化資料（紅山和三代文化為主），然而龍的崇拜非僅中國先民獨有，故本文將另採其它上古文明的相關資料作為對照。討論神龍形象的論文甚多，其說法可歸納為四項假設：蛇、天文、恐龍、昆蟲，本文即擬由這些假設切入，探索龍的本質。&/p&&p&&b&二、蛇的假設&/b&。龍的身體逶蛇而蛇盤，因此最普遍的看法，就是以為龍的形象源自奇蛇。但此說無法解決一項基本的問題：自然界的蛇不會飛，只能蠕動爬行；龍卻在天上飛揚為神。蠕動與飛翔究竟是相反的形態，如果將龍當作蛇的變形，則必須解釋：何以不具備龍這項最關鍵神能的蛇，竟會衍生出飛蛇的想像？若觀察其他古文明崇拜的蛇形象，可以很容易地發現，這些拜蛇的民族並不認為蛇有飛行的能力，也不把蛇當作天上的神。在諸多上古文明中，&b&最明顯的拜蛇文明應屬古埃及&/b&。自前王朝時期以來，眼鏡蛇（Wadjet，&a href=&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3A//www.baidu.com/link%3Furl%3DtF_eXrSdB8YEBUB3HZg6Tqdz9EeKM0tio72MV-BndDPwk4QxSMmF2UyZ3yhPAHffAqBsFxS82ZWh0QfOF8xD7K%26wd%3D%26eqid%3Dd9abcaba0000cfaea05b3e&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瓦吉特&/a&）即為下埃及（尼羅河的下游，即北埃及）的象徵；上埃及（尼羅河的上游，即南埃及）的象徵是禿鷲（Nekhbet，&a href=&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3A//www.baidu.com/link%3Furl%3DwqlIHavhm0fxvF6p5xkNw8sMOcFW2YNDPDBCqcLMTFN23ads7bH00Bmx6WhZvGen1d-VALPged1zixAD8vME8Yxl8OXyx0D_Pmrz00l6Hx7gO6wI7qnnvXE0oLo0T3LSozd9NcZbFVNocowkELm6d_%26wd%3D%26eqid%3Dd42ba05c2b&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奈库贝特&/a&），蛇與鷲代表下與上的相對。中國也有以龍鳳相對的傳統，但龍、鳳皆翱翔於天空，埃及的Wadjet卻從不被認為有飛行能力。上下埃及統一後，蛇頭禿鷲即成為護祐法老神權的象徵，不過是被當作兩種神聖動物的合體圖案，而非單獨的一隻神禽。即使在神話裡，禿鷲和眼鏡蛇也都獨自出現，並各自擁有神能。在法老的光榮名號中，有Wadjet與Nekhbet兩個獨立的字：&/p& &p&。&/p&&p&
除了代表下埃及，蛇的神能都與“地”有關。埃及信仰中的蛇一直居住在地下，不曾涉及天空。吉蛇賜福豐年、保護尼羅河在山中的水源；兇蛇則在夜間吞噬太陽，意圖殺死日神雷（Ra，拉）。在埃及的多元信仰中，眼鏡蛇有幾個名號：Wadjet、Renenut、Sata（地子）、Mehen-ta（圈地者）。其中Renenut為豐饒之神，也是供養法老的地神。在各種神廟和墳墓的牆上，常常可見到祭祀此一眼鏡蛇神的圖案（參下圖）：&/p&
&p&&br&&/p&&p&
此外，養育萬物的尼羅河，其山中水源泉的保護神同樣是蛇神（參下圖左）。大氣之神Shu和大濕之神Tefnut的兒子，大地之神Geb有時候也會被畫作蛇頭的男人（參下圖右）。&/p&
&p&&br&&/p&&p&
兇殘的Apop蛇神則是企圖滅絕一切生物的地下之王，阻止太陽神從地下升天、養育萬生。因此每當夜冥經過蛇身時，Ra神都必須化身為貓殺敗Apop（參下圖）。&/p&
&p&&br&&/p&&p&
在地面爬行的動物被尊崇為地神而非天神，古埃及的蛇崇拜在生物形態上並沒有矛盾。希伯來文化也有地下的神蛇，不論在猶太教或基督教中，蛇都象徵克托尼俄斯（土中）的魔力（參下圖左）。在此類信仰中，蠕動於地者沒有飛翔的能力，蛇、鳥非屬同類。但中國龍不蠕地而飛天，在其造型中，龍在雲中幾乎是固定的構圖。（參下圖中：團龍雲中明代補子；下圖右龍於雷雲中，取自明代汪肇起蛟圖局部）可以明確地說，中國龍既不似埃及蛇，也不像猶太教、基督教的蛇。&/p&
&p&&br&&/p&&p&
在接受基督教、伊斯蘭教或佛教之前，歐亞北部民族所傳承的民間神話故事中常提及飛龍。這些有翅膀，或無翅但能飛的神龍可能與中國龍的來源較相近。雖然在後期的發展中，這些奇龍蘊合了一些《舊約聖經》的地下魔蛇概念，但其原本為“飛龍”，因此無涉於古埃及文化（參下圖）。&/p&
&p&&br&&/p&&p&
空中神龍與地中神蛇、魔蛇在形象和信仰觀念上有相當顯著的歧異，我們很難將這兩者視為同一種動物。當然，上述對照仍不足以完全否定中國龍與蛇類動物的關係，但蛇的崇拜不同於龍的崇拜卻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崇拜蛇的文明，其蛇神造型很寫實，形態來源也相當明確；而龍的奇異造型並不像自然物。第二，崇拜蛇的文明未曾把蛇當作天神，蛇的神能僅限於地和地下界；而龍──尤其中國龍──卻總是巡天。&/p&&p&
弗拉基米爾·普羅普（Vladimir Propp, ）曾對各文明的神龍崇拜進行細緻的基礎考究，創造了對神話的系統性解讀方法，並取得幾項重要成就，其中也針對神龍進行了討論[1]。不過普羅普對中國先民信仰並不熟悉，他推論所有的龍都由蛇形演化而來，能飛的龍只是蛇和鳥的合體。可是在中國傳統中，龍與鳳是獨立而相對的神獸，看不出有蛇鳥的合體概念。況且，無論從形狀或神能來看，中國龍都不像埃及和閃米特文化中的蛇。或許中國龍的形象來源與埃及等其他文明不同，並非出自蛇的變形。&/p&&p&&b&三、天文假設&/b&。十九世紀伊始，學者們即對天龍與天象的關係論之不休。例如德國學者在十九世紀末提出了神龍的形象源自天文的假設[2]，這類理論一直很熱門，並有幾個分歧的學派。有些學者將龍視為恆星的結構，例如東方蒼龍七宿[3]；另一派學者們認為，天龍代表月亮不明的部分[4]。此外日龍理論也很熱門，不少學者將龍當作日神[5]，其中有些認為龍的造型與日蝕相關[6]。依筆者淺見，雖然龍與天象有關，但星辰的分布自然而散漫，不可能是龍的形象來源。人類將數顆恆星連接起來，想像星空中有各種圖畫。然而在想像以先，人們的腦海中必然已有某種形象根據，才能在星辰的排列結構上投射出圖像。各文明的天文圖像都不一樣，投射出來的星座也各不相同。易言之，星座圖像是人類觀察及想像的結果，而非起源。人們是將已知的事物形貌投射為星座，而非反過來把星座當作未知事物的形像依據。雖然神龍與天象確有關係（如東宮蒼龍），但以星象作為龍的起源並不妥適。&/p&&p&&b&四、恐龍假設&/b&。恐龍假設最早由德國學者W.Bolsche所提出[7]。W.Bolsche先生知道恐龍早在人類未起源以前即已滅絕了，人類不可能見到活生生的恐龍。但持此論者認為，古人在土中看到恐龍骨架，依此衍化出神龍的形象。儘管恐龍假設頗為牽強，不過還是有部份學者認同此說。對此，普羅普教授提出了十分充份的反駁證據。他蒐集了歷來各種神龍造型，分析出稍似恐龍的大型、複雜龍圖，發現其出現的時間相當晚近。龍的形象經過幾千年的演化，且蘊合、補充了日益多類的形象元素，才成為現在所見的複雜怪物。早期的龍神造形很簡單、型態很小，且絲毫不像恐龍[8]。&/p&&p&
中國神龍的形貌發展也符合普羅普的觀察。早期中國龍的形象既小又簡單，例如公元前3500年左右，新石器晚期紅山文化的玉龍；公元前2000年左右，陶寺文化陶器上的龍形；或殷商時期青銅器上的夔龍造型，與婦好墓的玉龍等。這些早期的龍形，不僅尺寸小，形狀也自然不奇，顯然不像恐龍。且單純以形狀來說，紅山和殷商的龍也不像蛇。那麼，究竟是哪一種動物能使古代的中國人如此關注，並進而形成歷時久遠、廣大的崇拜傳統呢？&/p&
&p&&br&&/p&&p&
陶寺陶盤上龍圖
婦好墓出土玉龍
殷商青銅器上夔龍&/p&&p&&b&五、昆蟲假設&/b&。此說由西伯利亞考古學家阿爾金教授所提出。阿爾金在研究過紅山文化中所謂的“豬龍”後，推論&b&紅山“豬龍”形象和豬沒有關係&/b&，而是源自古人對幼蟲的觀察。阿爾金教授與昆蟲學家合作，確認了這些“豬龍”實際上是模倣自葉蜂（Tenthredinoidea）、金龜子科的甲蟲（Scarabaeidae）等類昆蟲的幼蟲。他更進一步推測，殷商玉龍形貌來源應該也和“豬龍”相同[9]。筆者以為阿爾金先生的發現實屬重要的突破，不僅是有助於瞭解紅山文化的信仰精神，也為中國神龍的來源提供了總體的解釋。在下文中，筆者將提出幾項證據，再次論證神龍源於昆蟲的可能性。阿爾金先生的對照圖：&/p& &p&&br&&/p&&p&&b&（一）昆蟲與農耕生活的關係&/b&。現代都市人接觸到昆蟲的機會、種類都很有限，對於常見的蟑螂、蠅、蚊等昆蟲，顯然不會給予太多重視，更遑論將其神格化為崇拜對象。然而對長期生活在農村的居民來說，各類昆蟲是其日常經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成長於農村的幼童們舉著捕蟲網在草地上奔跑，自然而然地學習辨識、捕捉、觀察、蒐集周遭環境裡的許多昆蟲，又或者將蟲養在籠裡，記錄牠們的生命歷程。《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10]。此詩作者描繪了其對農業、草甸生活的觀察，昆蟲對農民們的重要性是超過野獸的，農村居民對昆蟲的認識也遠較其他飛禽走獸來得豐富。農民不會輕視小昆蟲，也從不忽略他們的存在。&/p&&p&
從事森林狩獵、草原牧業、農耕等不同的族群，其接觸的動物不同。獵人的生活與野獸為伍，自舊石器時代以來，獵人觀察野獸，研究牠們的習性、崇拜野獸的能力。但農民的生活離野獸較遠，從耕稼至穡穀的一切農事，都不乏小蟲的存在。其間或許會有野獸（如野豬）侵入田園村落，但昆蟲日復一日對農耕的影響絕對超過野獸。昆蟲對農業影響有正反兩面：其好處主要是關鍵性的“蟲媒”，傳播花粉以幫助結果；以及“蟲絲”──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先民已開始用蠶絲紡織。但農人們同時也知道“蟲妖[11]、蟲災[12]、蝗災[13]”等昆蟲造成的兇事。阿爾金教授提及的葉蜂與金龜甲蟲對農業也有相當重要的影響。葉蜂（或謂鋸蜂）對植物的傷害很大，這類昆蟲吃植物的葉和苗，雌性成蟲能像鋸子般把葉部組織鋸開，拉伸葉皮，做出囊型的疙瘩（蟲癭）來產卵。幼蟲既吃光葉肉，又會吃苗心，化蛹前還會捲葉作蛹殼[14]。金龜子則居住在肥土或糞中，所以不僅是耕地的農人接觸這種甲蟲，從事畜牧業的人也認識牠們。&/p&&p&
若只討論紅山“豬龍”和昆蟲的關係，阿爾金先生的對照圖形即可充份說明。可是紅山文化不只有“豬龍”，也有其他龍形的玉器。紅山之外，中原、江南都有自己的龍。龍的崇拜象徵農耕文化的重點，因為在農人的生活充滿甲蟲、蛾、蝶、蠅、蜂等昆蟲，遍及地下、天上。身處農耕文化的人們熟識各類昆蟲，很自然會關注昆蟲而賦予神化造型。我們知道，中國先民會製作蟬、蠶等幼蟲和成蟲的造型，龍的造型來源應該也屬於同一系列的神化昆蟲形象。如果我們觀看古人所面對的蟲族，可以發現很多“小龍”，如：&/p& &p&、&/p& &p&、&/p& &p&、&/p& &p&、&/p& &p&&br&&/p&&p&
蛇都無爪，而龍和昆蟲有爪；蛇都無角，而中原文化的龍和大部分昆蟲則有頭角（參下圖）。若細察蝴蝶的頭部（下圖中），可以見到頗為奇怪的龍頭；而看蜻蛉（dragonfly）幼蟲（下圖右），根本就是商周青銅器上的一條&b&夔龍&/b&！&/p& &p&、&/p& &p&、&/p& &p&&br&&/p&&p&&br&&/p&&p&
質言之，龍的形象不僅和大自然裡的蟲類頗有相似之處，且又源自於熟悉、關注昆蟲的農耕文化。然而相似和熟悉還不足以確認古人的崇拜來源，關鍵的是昆蟲擁有龍的核心神能，亦即能夠羽化。在這方面，大自然中體型碩大的動物不如能千變萬化的小蟲那麼神靈，使人們不僅崇拜，還繼而將牠們神化。&/p&&p&&b&（二）羽化、升天而再生的理想&/b&。龍的形象是蟲蛇之體，但具備飛行能力。在大自然裡，只有昆蟲可以從土裡飛向天空、自蟲蛇化為鳥飛之態。農民每天觀察這些“小龍”，早已發現蟲龍暫死變蛹、再生羽化，及至蛻為鳥蝶的生命歷程。古人知道，蟲龍有羽化及昇天的能力，面對這些可以蛻化（蟲化）的動物，身形雖小卻具備偉大神能，自然產生敬畏之情。&/p&&p&
自古以來，龍的信仰就和再生羽化之理想有關。在中國傳統裡，神龍是將聖人接往天界的引介者。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中描述了黃帝騎龍升天故事：“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15]。&/p&&p&
自古以來，龍就是聖仙的象徵。這種信仰自&b&史前時代&/b&開始，就一直存在於華夏文化之中，漢代以後甚至流入中國佛教，使佛教的羅漢也如同聖仙一般乘龍遊天。其實在大自然中，未羽化的幼蟲亦可騰空如飛。筆者經常見到毛蟲吐出蟲絲，懸垂在空中的樣子。因蟲絲極細，非細察不能得見，這些小蟲懸空迎風搖動，感覺上就是小龍在天上飛舞的樣子。古代文獻裡也曾提及能飛的孑孓，其名為“&b&蜎&/b&”，與蠕蟲相對。《鬼谷子·揣篇》、《論衡·齊世》、《抱樸子·仁明》都說：“蜎飛，蠕動”[16]。“蜎”可通假作“翾”[17]字，不僅是因為讀音相同，其意義也相近。&/p& &p&&br&&/p&&p&
古人崇敬的許多形象確非來自虛幻空想，而是詳細觀察、神化大自然的結果。若將龍當作蛇的變形，則難以解釋其為何具有關鍵性的升天神能。崇拜蛇的文明從來不把蛇當作天上之神，如同古埃及的蛇神不會飛天一樣。然若將龍視為神化的昆蟲，則龍與天的關係就明晰無疑了。&/p&&p&
對照古埃及與中國先民的信仰，筆者認為：與其類比作埃及的蛇，中國的龍在實際上可能更接近古埃及信仰中的另一種崇拜對象──金龜蜣螂（Scarabaeus sacer）甲蟲。這種甲蟲住在土穴中，作成糞丸（或謂“蜣丸”）帶到穴裡作食物，其卵則產在糞或屍體內。幼蟲在屍體中成長，既而飛天。古埃及的金龜蜣螂，其字為&/p& &p&，其名讀為hepri，hepri的字義可譯為“勢能”，表達太陽和死人再生而升天的勢能。埃及人以黃金、寶石製造了很多作護符使用的hepri。而hepri更重要的功能則表現在喪葬信仰上，古埃及人會在木乃伊的心口放上金龜甲蟲雕像，棺木的胸部位置也經常作成金龜展翅的圖案。這表示死者將倚賴神蟲自在自生的能力以達於永生的境界，用埃及文來說，即是“成為hepri”。&/p&&p&
據紅山考古發掘，龍形玉器同樣被放在死人的胸部上。儘管埃及信仰與紅山信仰的關聯性甚微，可是筆者認為二者在此處的信仰卻是相同的，目的都是祈求神蟲的保祐，希望藉由學習昆蟲羽化，獲得再生的能力。阿爾金教授認為，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龍有些特徵，是僅僅金龜幼蟲才有的[18]。這項觀察頗值得關注。或許正是金龜幼蟲蟄居於屍體裡，以腐肉為食，繼而羽化升天，才使古人相信飛出來的甲蟲會將死者的靈魂帶到天上。&/p&&p&
《莊子·庚桑楚》有一句話：“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將蟲的能力和天作了聯結。而成玄英對這句話的解釋則具體地提到金龜蜣螂，其謂：“鳥飛獸走，能蟲也；蛛網蜣丸，能天也”[19]。此語雖然歷來有不同的詮釋，但最基本的一點，是“蟲”與“天”之間有不容忽略的關係。在《大戴禮記·易本命》中，以蟲為天靈的概念則更加明顯：“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懼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懼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懼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懼長；裸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懼長”[20]。&/p&&p&
鳳凰、麒麟、神龜、蛟龍，都是具有天神性質的神聖動物。《禮記?禮運》云：“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21]。祂們的地位相當於聖人。根據前文《易本命》的敘述，四靈和聖人的基礎都稱為“蟲”。漢代人的這種概念確實相當有趣，而其基礎則應該根源於更古老的“&b&蟲信仰&/b&”。對蟲的崇拜會隨著時間推移而被逐漸擴增、神化，這個歷史過程大約涵蓋了兩種趨勢。&b&其一&/b&，在多元文化的融合過程中，中華文明吸納了各民族對於虎、羊、鹿等神獸的崇拜，使得神龍的面貌受到影響，脫離原始簡單的形貌，反而蘊合了幾個不同民族的核心信仰特徵，從早期容易被辨認出來的蟲龍形狀演變成大自然裡沒有的神獸。&b&此外&/b&，出於對龍偉大羽化神能的崇拜，古人製作的龍形也愈趨龐大。&/p&&p&
如果進一步和古埃及的hepri作對照，hepri的造型也曾在歷史過程中發生了類似的演化。一方面，雖有很多用作護身符的小型hepri珮飾，但同時也有如卡納克（Karnak）神廟中hepri甲蟲雕像的巨大造型存在。此外，hepri的面貌除了寫實的金龜甲蟲之外，也有逐漸蘊合了隼[22]（被埃及人視為太陽神）、牛（天神）、禿鷲（神母，保祐法老神權）等神獸特徵的形貌。hepri的崇拜被人格化後，甚至產生了人身甲蟲面的造型。在埃及神文中，hepri或簡單寫為&/p& &p&，或繁化寫為：[&/p& &p&]，此詞的限定號是人格神語素。筆者認為，世界上有兩種影響深遠的昆蟲崇拜，即埃及的hepri和中國的龍。這兩種崇拜的起源與發展並無關聯，但其觀念卻頗有相似之處。&/p&&p&&b&（三）昆蟲崇拜與薩滿文化&/b&。在薩滿教的儀式中，昆蟲的形象多具有關鍵性的作用。例如貝加爾湖的布里亞特族，巫師跳神禮中，跳神者會被視作黃蜂的化身；埃文人則將蜻蜓視為協助巫師之昆蟲。在整個歐亞薩滿文化中，蜻蜓是種相當受到重視的昆蟲，牠既居水亦飛天，這也是神龍的特徵。此外，北亞雅庫特民族亦有昆蟲崇拜；在美洲，蜂、蜻、雀蛾等夜蛾都是原住民的傳統崇拜對象。古羅馬人受到埃及的影響，也佩帶甲蟲形的護身符。其實古埃及人不僅崇拜金龜子，也崇拜蜜蜂。在法老的光榮名號中，蜜蜂是下埃及的象徵之一，上埃及則以相對以莎草來表示，寫作[&/p& &p&]。同時，下埃及也將蜜蜂當作神母，只是這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印度教中也有昆蟲形象，如Chandi女神可變身為花中的昆蟲。在俄羅斯民間傳統中，祈求瓢蟲飛升天上，賜予嗎哪類的食物，或許也是上古信仰的遺跡。&/p&&p&
阿爾金先生在西伯利亞的薩滿文化中搜集了很多相關例證[23]。他發現：“關於昆蟲和幼蟲的概念能夠同人的精神和肉體聯係起來，在古代的中國人、突厥人、芬蘭-烏戈爾人、特別是通古斯-滿族（奧羅奇、那乃、尼夫赫）以及愛奴人那裡都能見到”[24]。阿爾金先生認為昆蟲的形象與胚胎有關[25]，雖然筆者較關注於再生信仰，但也認為此說並非毫無根據。《詩·國風·周南》：“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26]。顯見昆蟲在中華文化中確能象徵胚胎，中國先民對蠶的崇拜涵蓋&b&羽化、蠶茧天絲、蠶母生育&/b&三種概念。在紅山玉器裡，既有蠶母的造型，也在墓葬死者的手掌中發現了蠶蛹（下左圖）。西周晚期虢國墓同樣有很多蠶形（下中圖）和其它蟲形玉器（如下右圖）出土。&/p& &p&、 &/p& &p&、 &/p& &p&&br&&/p&&p&
虢國墓的蠶形和蟲形玉器被排作連珠，放在死者的身體上。換言之，玉蠶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就一直是重要的陪葬品，這個傳統延至清代仍然存在。就蠶的形象而言，胚胎生育的象徵還是次要的，羽化再生才是其核心概念。縱使喻作胚胎，其要指也非尋常的子孫生育，而是死者的神妙再生，或英雄的神生，亦即“玄胎”，或內丹學中所謂之“仙胎”。其它古文明對龍的崇拜也涵蓋了再生與神生的概念。比如在馬雅的神秘典禮中，神龍代表娘肚，而典禮時出自神龍娘肚的過程即被視為神聖的再生，也就是英雄超人的衍生[27]。&/p&&p&
蟬也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重要神蟲。蟬生於樹上，居於土中，以樹根為食，幾年後蟬蛻昇天。因此玉蟬常作琀，用以放在死者口裡，期待藉其力而升天。在紅山文化中，蟬、蠶、龍都是相類的造型，代表的應該是同一系列的昆蟲崇拜。然而在後期的發展中，蠶與蟬等昆蟲保留了具體原形，而龍先是涵蓋了一切昆蟲的形象，而後又另外摻入他種神獸的特徵，成為另一種神奇莫測的形貌。&/p&&p&
阿爾金先生認為，朝鮮新羅王冠的形狀也揭示了古朝鮮人的薩滿信仰中深植著神化幼蟲的信仰。新羅王冠的金樹枝上的軟玉垂飾（在日本的神話學和考古學中稱為勾玉、曲玉），就是蜷曲成C形的幼蟲雕像[28]。若中國龍源自先民的巫覡（或謂薩滿）文化，則從東亞地區其他薩滿文化的昆蟲崇拜中，或許能找到與其相互繼承、影響的關係。&/p&&p&
質言之，昆蟲在不同的薩滿文化中都是頗為重要的崇拜對象，其代表羽化再生、神妙變形，以及胚胎的多生發育等三種互相關聯的概念。中國龍的起源應屬於同類的崇拜對象，只是後期的龍已逐步地從史前巫覡文化裡的小蟲升華，而產生了後來的神龍信仰。&/p&&p&&b&（四）雙嘴的形狀&/b&。大自然中的幼蟲還有一個特徵：許多幼蟲在尾巴上有帶犬齒的假頭與或尾刺，如黃蜂、蜻蜓、很多蝶蛾（包括桑蛾）、甲蟲等，都有很明顯的尾刺。&/p& &p&、&/p& &p&、&/p& &p&、&/p& &p&&br&&/p&&p&
其前可見頭嘴，後可見尾犬齒（下左圖）；而另一種幼蟲則有頭嘴和尾嘴（下右圖）。&/p& &p&、&/p&
&p&&br&&/p&&p&
這種雙嘴的形狀恰可見於史前神龍的造型上。自然界裡的幼蟲尾巴上有犬齒（下左圖），與紅山雙體龍的造型相似（下右側三圖）。&/p& &p&、&/p& &p&、&/p& &p&、&/p& &p&&br&&/p&&p&
在商周禮器上也隨處可見雙頭夔龍（下左側上列四圖[29]）、雙嘴龍（下左側下列三圖[30]）、尾端簡化為尾刺（下右側二圖[31]）等神龍的造型。&/p&
&p&&br&&/p&
&p&&br&&/p&&p&
三代禮器上頻繁出現這些張開嘴口的雙首龍、雙尾龍、尾刺龍、成對夔龍、雙龍饕餮等，都是雙嘴龍的變形體。&b&頭尾雙嘴龍的崇拜乃中國先民的巫覡信仰核心&/b&。在古人的信仰中，雙嘴夔龍天神的身體似乎是個神聖的通道，神死與神生，都通過龍體而發生[32]。普羅普教授早已發現，許多古文化的原始神龍形貌恰為雙嘴龍，其前嘴是在頭上而後嘴是在尾巴上，尾上的嘴巴或有尾刺，或有尾首的形狀。在意義上，頭尾兩嘴即代表著一條神秘的孔道，經過神龍身體的人或物因而與神結合，獲得了神性[33]。例如美洲阿茲特克文化的Aigos神也是首尾兩頭的蟲龍（下左圖），祕魯文化的崇拜對象亦與此相類（下右圖）。&/p&
&p&&br&&/p&&p&
宋代張耒在研究民間傳說時發現：“黃州有小蛇，頭尾相類，因謂兩頭蛇”，當黃州的人們向他揭示所謂“兩頭蛇”時，張耒見到的是一條僅在尾巴上有圓形“婉轉”的小蟲蛇[34]。此一描述與商周器物所見的尾刺龍若合符節，顯見在大自然中確實有“兩頭蛇”存在，猶如前述的黃蜂、蜻蜓和牠們的同科。亦即，古代的農民們觀察昆蟲，而隨其頭尾雙嘴的幼蟲形體特徵，創造出雙嘴龍的神秘概念。&/p&&p&&b&六、昆蟲假設與夏禹神話&/b&。從古文字的角度來說，“龍、蟲”讀音相近。同時，筆者也發現在先秦兩漢文獻中有幾個能夠旁證&b&蟲與龍等同&/b&的線索。如《楚辭·遠游》曰：“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王逸注：“象，罔象也。”朱熹集注：“象，《國語》所謂‘水之怪龍罔象’也”[35]。蟲象即是罔象怪龍，這是直接將龍稱作蟲的例證。除了文獻外，一些器物名號也可作為旁證，如古鐘柄旁懸鐶上的飾紋均有盤龍行重，而其名為“蟲旋”[36]。然而，最足以明確旁證幼蟲等同於神龍的資料，筆者認為當屬夏禹神話，以及夏禹的名號。神話中，禹父鯀被祝融殺後化為神獸，入羽淵，三歲不腐，而自鯀腹生禹。《天問》曰：“焉有虯龍，負熊以遊？”[37]，顯然“熊”不會是居於森林的野獸，而是生活在水淵中的神獸，或被視為三足鱉[38]，或被視為黃龍[39]。至於禹的形貌，夏禹在神話中一直被視為虯龍，即無角小龍。&/p&&p&
關於“禹”字，《說文》謂：“禹，虫也”[40]，直接將虯龍等同於蟲。從“禹”字的字形發展來看，殷商祖辛禹方鼎、祖辛禹罍寫作&/p& &p&[41]，西周禹鼎、叔向父禹簋則寫作&/p& &p&[42]，春秋晚期齊靈公叔尸鐘寫為從“土”的&/p& &p&[43]，都是從“虫”的字形。馮時先生研究字形的發展趨勢，認為：既然“&b&萬&/b&”字在殷商時寫作&/p& &p&，而西周時作&/p& &p&；“禽”字殷商時作&/p& &p&或&/p& &p&，而西周時寫作&/p& &p&；則西周金文的&/p& &p&和&/p& &p&字應發展自殷商時期的&/p& &p&和&/p& &p&。換言之，在殷商時期的“禹”和“虫”應是同一個字[44]。筆者以為，馮氏的觀察頗為明晰，邏輯和論點也相當準確。禹字的本意和夏禹被視為虯、龍子的信仰恰好相應，這也證明了，龍與虫不僅是讀音相近的字體，其字義亦有同源關係。&/p&&p&
馮時先生進一步探索禹父的“能”字，《說文解字》：“能，熊屬。足似鹿。從肉聲。能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