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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科学史（上）
孙慕天老师按：黑格尔有一次甚至把科学研究径直定义为比较研究，他说：“我们今日所常说的科学研究，往往主要是指对于所考察的对象加以相互比较的方法而言。”今天，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说，比较法学、比较史学、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人类学等等学科的研究，早已蔚然成风。就比较文学说，当年钱钟书先生即已有志于此，他给《中国文学家词典》中关于自己的条目增补了一句话：“他尝试比较文学、心理学、单位观念史学、风格学、哲理意义学等等学科的方法来理解文学作品。”后来，乐黛云先生在北大创办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机构，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虽然国内哲学领域的比较研究已有进展，而科学哲学和科学编史学领域的比较研究却几乎一片空白。近两三年我发文倡导此事，至今应者寥寥。值得注意的是，比较科学史即使在西方也很少有人问津。希金博特姆说，历史学家特别是美国历史学家，不太关注比较研究，“克利奥的这个部门在看待他们的技艺的方式方面，显然是保守的”。这位希金博特姆1978年写过一篇也许是最早的比较科学史专论，他的话当然是有根据的。2010年开始，我给研究生开设了比较科学哲学和比较科学史两门课，算是自不量力的拓荒罢。这期间发现了佩因森的这篇《比较科学史》的专论，可谓如获至宝，该文纵论比较科学史研究的浩瀚文献，对这门开拓中的学科做了全面的综述，是该领域唯一的一篇系统文献。但是，阅后发现，就世界范围而论，比较科学史其实尚未真正实现概念的建构，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原则和逻辑框架，显然这为有志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刘易斯·佩因森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拉法叶特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教授，专攻德、法和尼德兰诸国的数学史和物理学史。此文旁征博引，视野开阔，仅开列的文献注释就多达114条，其间议论横生，文意恣肆，僻典轶文，颇难把握；注释包括英、德、法、葡、日等国文献，译者学力不逮，自觉力不从心，但一众文献，正如阿里巴巴的山洞，宝藏琳琅满目，令人爱不释手，所以“愿为驽駘效驰驱”，终成完璧。作者如此治学，令人叹为观止，比之时下国内一些时髦学人，镂冰刻脂，诪张为幻，真是形同霄壤。比
史(上)刘易斯·佩因森著
孙慕天译1978年，在评论一本比较美国和墨西哥革命文集的开头，唐·希金博特姆（Don Higginbotham）评述说：“一般说来，历史学家，特别是美国历史学家，不太关注比较研究。至少时至今日，克利奥的这个部门在看待他们的技艺的方式方面，显然是保守的，如俗话所说，‘不光是政治保守而是事事保守’。”1希金博特姆为强调这一主题，将他的评论题为“比较历史的应用和滥用”。希金博特姆似乎断定，在历史学科中比较学者是边缘人物。在《比较历史的应用和滥用》一文中，仿照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对布克哈尔德（Jacob Burckhardt）的批评，容许应用和滥用是一个发牢骚的标题：谁会把一篇论文标上“经济史的应用和滥用”或“外交史的应用和滥用”这样的题目？2希金博特姆的感想强化了拉什顿·库尔伯恩（Rushton Coulborn）1970年的下述评价，当文学史的研究将转型为比较历史学时，我们应该着眼未来： 对文明社会的比较研究正处于一种批判的结合之中。写出几乎所有著作的都是那些才华横溢的学者：达尼列夫斯基（Nikolai Yazkovlevich Danilevsky），斯宾格勒（Osward Spengler），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克洛伯（Alfred Louis Kroeber）。众所周知的情况是，这些先驱者都是些怪人，或者怀着隐秘的动机。现在需要的是一大批重量级历史学家的此类著作。在研究文明社会兴衰方面提出的主要问题是那样一些问题，它们只有通过熟练地汇集文献研究的成果而做出的综合才能解决（如果真想解决的话）。这是历史学家的职责；但是，此处（或者其它地方）提到的那些权威中，却只有一人是专业历史学家。3不久前罗伯特·格雷格（Robert Gregg）比较了美国和南非的种族关系。在一部广泛涉及理论问题的著作中，他几乎没有专门讨论比较历史，他总结说：“比较文学最严重的局限是它的国家和民族的偏见。一般说来，比较分析的单元是民族（或其代表）。”4米切尔·特雷比奇（Michel Trebitsch）推介一本知识分子比较史文集，表示同意格雷格的意见。对于比较，他强调说：那些今天正在写作的著名历史学家，即使不是疑虑重重的，至少是谨慎和胆怯的。比较研究法自有其历史，而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已有漫长的历史；在历史学家中，不乏该领域的佼佼者——只需提一下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或亨利·派瑞奈（Henri Pirenne）伟大的典范教科书就够了。对于科学编史学，它仍然不仅是那些迄今继续对照新实证主义倾向写作的历史学家的先驱，而且也是其自身矛盾的先驱——在局限于一个空间、一个群体或一个事件的历史实体的微观比较法和掺入普遍主义倾向的宏观比较法之间的明显悖论。5查理斯·C·拉金（Charles C.Ragin）根据布尔逻辑观点对比较做了考察，从拉金这一考察所受到的赞扬判断，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比较确实有了某种粗略的方法论基础。6在克里奥的讲堂里，比较可能有一个艰难的时期，而在工具、方法和倾向的论者中，比较科学史甚至连边缘地位都被剥夺了：它被从编史学地图中删除了。美洲原始部族语言专家乔治·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M.Fredrickson）为美国历史学会资助出版的一册书所写的关于比较历史的概述中，就不曾提到科学史。7罗伯特·J·理查兹（Robert J.Richards）强化了弗雷德里克森的悲观主义观点，1981年在他关于科学史方法论入门的著作存目中，比较却付诸阙如。8在一本晚近的篇幅浩大的科学史指南手册的67章中，没有任何一个题目提到比较。9赫尔奇·克拉弗（Helge Kragh）关于科学历史编纂学颇富教益的研究，包括诸如传记、成长学、科学计量学之类主题的篇目，但比较仍付阙如，就是弗朗索瓦·拉索（Fran?ois Russo）的学科概览的修订版也宁愿对这个主题只字不提。10简单说来，可以看出，历史比较虽然有其漫长的过去，但是，作为一个普遍认同的事业现身却是在1958年。在这一年，成长学的伟大阐述者罗纳德·塞姆爵士（Sir Ronald Syme），在加拿大昂塔里奥的麦克马斯特大学第三次惠登讲座上发表演讲。讲演主题是比较三个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帝国——罗马、西班牙和英国——的殖民精英。塞姆以引用刘易斯·纳米尔爵士（Sir Lewis Namier）的话结束了演讲，强调了比较的价值：亨利·亚当斯谈到历史时说，历史“本质上是不连贯的和不道德的”。 用纳米尔的话说，历史始终是秩序和教条的大敌，它可以被描述为“显明易解的无序”。就是“显明易解”这个词。我们这个行当并非一定要被谴责为徒劳无益或悲观主义。历史是发现。它开阔了视野，深化了理解。它是自由的和解放的力量。11也是在1958年，中世纪史专家西尔维亚·思拉普（Sylvia Thrupp）在密歇根大学创立了著名的《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杂志。12杂志旨在把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兴趣聚焦到比较问题上来。然而杂志遵循塞姆的指导探讨的是边缘问题，既然如此，刊物的倾向就远非论述帝国的强势地位。1958年雷蒙德·格鲁（Raymond Grew）注意到，在他当编辑期间，他为《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收到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稿件500多篇：“殖民经验所提供的不同程度的控制分析，对社会科学家并不总是有用的；可以指出新的影响和压力，并且追溯它们的同化、歪曲或反驳。”13格鲁的评论提到了比较印度史和印度尼西亚史的一个重要的长期计划，这一计划是由莱顿的里吉科斯大学的欧洲讲述历史中心资助的，受到另外一些学者韦瑟林（H.L.Wesseling）、贝利（C.A.Bayly）、科尔夫（D.H.A.Kolff）、埃默（P.C.Emmer）、和莱昂纳德·布卢塞（Leonard Blusse）等人的密切关注。14科学不是莱顿学者关注的重心，虽说在他们的共同研究中已经证明不能无视自然知识。和莱顿合作的美国历史学家米切尔·阿达斯（Michael Adams），从科学所及的角度，撰写了现代性对现代帝国影响的著作。15在评论近来关于满族殖民主义的系列论文中，亚当斯避免讨论有关自然界的概念——虽然其中一篇论文的思考要很精确地涉及中北亚和东亚的地图，迫切需要对指挥结构、测量技术和印刷做出纵观式的比较讨论。16莱顿集团1991年由东京的日本—荷兰研究所出版了一部精彩的比较论文集，作为雷默林克（W.G.J.Remmelink）主编的研究所杂志的第3卷，是关于欧亚之间现代科学传递的一次会议记录。这部著作的13章中，很多篇幅传达了广博的知识，但只有两章明白无误是关于比较的。弗洛里斯·科恩（H.Floris Cohen）在其来稿中断言：“对遥远的中国，西方科学似乎不亏欠什么——部分地是因为‘翻译的过滤’，部分地则是中国和西方在哲学上不可通约的结果”；哈姆·比尤克斯（Harm Beukers）得出了一个相关结论：在现代初期，除了西方使用东方草药之外，东西方医学知识的交流相对很少，但要注意到日本的特殊情况。17这些大有希望的探索仍然只是在很小的学术共同体内进行。因为科学史家还在一边倒地研究欧洲和北美发生的事情，很少关注莱顿做出的创新和与欧洲以外的其它地方。科学史似乎遵循汉学家克雷格·克卢纳斯（Craig Clunas）的说法，他在评论西方消费者的历史时，强调指出：“比较工作妙不可言，但是除了明显的例外，它现在倾向于在历史领域的边缘上进行，而不是在中心。”18哲学家们根据第一原理分析科学，即使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后来的著作中也沿着这条道路进行研究，但是也通过考察从自然界中举出很多具体例子求得理解。有些知识——宗教或艺术——可以直接从天才的灵感中产生，但是通过从事所谓自然认识来理解世界，却只有通过对事物进行分类才能获得。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开辟了对这种观点的颠覆，书中详细陈述了博尔吉斯（Jorge Luis Borges）关于中古中国以一种显然隐喻的非理性的方式组织的动物寓言。19福柯的方法论批评似乎是受无政府主义冲动引导的，但却安排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东西。20如果历史学家承认普遍化（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就要持续承受可比较的实例和例证的对照检验。尽管比较历史一般说来是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但是下文要指出，比较是科学史这一学科固有的特点。比较研究存在于大多数创新之中，是我们这一领域最持久的学术事业，而且在整个世界众多领域进行。它们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激发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近来，后现代主义方兴未艾，当学者们指望在建构劳作和明晰的文体的基础上进行系统阐述的时候，比较科学史则提供了方向和灵感。前辈所显示的视野和厚重，使比较成为近十年来研究的坚实基础。21比较的一个独特优点是从学界出现的普世性倾向引申出来的。追溯和起源的研究出自于剑桥和伯克利以及圣保罗和东京的博士生和著名教授。今天，比较尚未包含有名号的“学派”，无论是出大学城还是以哲学家命名的都没有。这表明既没有隐蔽的计划，也没有符码词，但却并不是对含混不清的浅薄议论的宽容。就其本性说，比较研究是对官僚和学究垄断的抵制。比较科学史可能开辟一条从学术上弥合学科分裂的道路。22■
■在19世纪的历史研究中已经蕴含了比较，这在建立种族的或宗教类型的对比时并非罕见。在新大陆，在两位伟大的民主评论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那里，以及在多明戈–F–萨米恩多（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关于文明和野蛮的小说《法昆多》（Facundo）中，比较得到了明显的表现。法国博学的比埃尔–迪昂（Pierre Duhm）把英国的模型建构和法国的数学抽象对立起来。23在欧洲科学史上，盎格鲁-日耳曼的奇才约翰–西奥多–梅尔茨（John Theodore Merz）刻划德国科学家典型特点是，穷究底蕴，对宏大图景的识见，渴望从旁观察造物，对哲学的偏好；英国科学家是独往独来和专心实践的；法国科学家则是分析的并且好为人师。这种解释方式具有引人注目的生命力已经得到证明。24瑞士博物学家阿方斯–德–坎多勒（Alphonse de Candolle）关于国家科学院外籍成员的著作中，也明显是比较性的。25约翰尼森–波尔曼（Johannes Paulmann）最近指出，在欧洲范围内，在科学出现的时候，历史的比较是最富成效的。26在西方的历史探索中，却是在北大西洋世界之外微见端倪。这种不对称是严重的：北大西洋学者对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论述很多，但反过来的对自身的研究却很少。从伊万–瓦利尔（Ivan Vallier）1971年编辑的一本文集可以感受到某种贫乏，这本文集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从马克思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重点在为历史做注脚——与欧洲之外的人类学讨论迥然不同。27当理性和启蒙开始起作用的时候，欧洲一直占据舞台的中心。的确，托马斯–蒙克（Thomas Munck）在其启蒙时代比较社会史中，仅仅把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描绘成一个新闻炒作的共济会员，而不是更乐观地作为一名印刷商、外交家和自然哲学家来描述。蒙克断言：“贯穿启蒙时代，自然哲学仍然首先是在外行的手中”，由于涉及“基本科学方法论”的哲学，显然把物理学误导了。28罗伯特–H–罗宾斯（Robert H.Robins）从比较历史方法上追溯了这一学科早期的历史发展。学科比较的灵感来自于比较语言学的工作。在文艺复兴时代，像约瑟夫·贾斯特斯·斯凯里格（Joseph Justus Scaliger）等学者的工作，在莱布尼兹的注视下进行的比较语言学研究，是对那种由欧洲人予以发展的翻译实践的关注在19世纪晚些时候，通过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雅各布·格里姆（Jacob Grimm）、拉斯穆斯·腊斯克（Rasmus Rask）、弗朗兹·葆朴（Franz Bopp）等人的努力，以及1836年亚历山大·冯·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死后问世的著作《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29，这一领域蓬勃发展起来。比较语言学背后的观念是简单的：通过对现存语言的比较，进而重构先前已经灭亡的语言，就能够把历史的论证回溯到书写文献以前的时代。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人类学为比较提供了第二个学术焦点，而且由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著作的激励，导致了一批分析文明进步的雄心勃勃的纲领。例如，弗朗兹·博阿斯（Franz Boas）和阿尔弗雷德·刘易斯·克罗伯（Alfred Louis Kroeber）毕其一生对比较的深思，还有其他人类学家也提供了许多与历史主题有关的饶有兴味的比较研究，如五十岚忠高对马来群岛天文学的研究。30威斯康星大学的比较历史中心就主要归功于人类学的推动。31罗兰德–阿克斯特曼（Roland Axtmann）注意到，19世纪的比较学者，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是进化论者；他们寻求对文化和社会进行分类，目的“在于把文化（或整个国家）的特质归之于某一特定的发展阶段”。这种比较方法“使研究者把社会的和文化的差异简单地视为不同进化阶段的表现”32。不顾在围绕卡尔·拉姆普雷希特的争论中像对梅赛林派（messalliance）那样的告诫，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之间界限一个多世纪以来就已经模糊不清了（早一点的明显例子在P·索罗金的著作中就可以找到）。弗里兹·林格观察了老一代人，拉姆普雷希特成了著名的方法论争（Methodenstreit）——围绕方法的斗争——的中心。1890年代，拉姆普雷希特作为莱比锡的历史学教授，出版了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多卷本德国史。以折衷主义的立场小心翼翼地从政治史家、经济史家、心理学家那里借用了许多东西，拉姆普雷希特罗致了一个“大杂烩，把关于社会心理学规律的人类学信息、形象的生动描摹和繁杂累赘的修辞搅和在一起”，借助基本的心理学共振效应去描述文化时代。拉姆普雷希特的著作引起德国历史学界的强烈反感，他们的历史目标仍然是要阐明个人在国家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对拉姆普雷希特的基本方针，无论他是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还是实证主义者，确实都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林格做出结论，拉姆普雷希特论战，“帮助德国历史学家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在1890年代后期以及此后所采用的方法论”。33文化史及其以比较为中心的论点在德国弄得声名狼藉，但在1920年代后期的法国，却由于路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创立的年鉴（Annales）学派而如日中天。倡导比较历史的盛誉则落到布洛赫的身上。据亨利·皮雷内（Henri Pirenne）的详尽评论，布洛赫把比较历史描述为识别两种或更多似乎类似的现象的过程，它们在一种或多种社会建制中显现出来，进而认识这些现象是怎样彼此相似或相互区别的。一种历史的比较寻求所观察的现象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它们发生于其中的环境之间的某种不同”。布洛赫指出，应用比较方法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像詹姆斯·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ser）的《金枝》（Golden Bough）那样，可以考虑把社会从空间和时间上进行广义的划分；一种是像在比较语言学方法中那样，可以取地理上相邻或历史上同时的社会作为比较的单元。在两种情况下，比较方法都有助于博学的历史学家就自己所面对的文献提出问题。这种比较方法使得历史学家得以发现在一个地缘领域或社会乍一看来似乎缺乏的现象。这种比较方法可以阐明进化的分岔，一种现象在一个地方消失而在另一个地方存续。34“年鉴派”的纲领引导他们研究经济趋向，这最终把他们引向科学技术领域。35两点批评指出了一种限制，在批评者看来，这涉及布洛赫纲领的基础：“在那些要求遵循历史比较语言学所用方法的任何研究中，应该进行比较的东西都是在相关群体中整体的和唯一的现象。”36正像在构建原始罗曼语时要求研究这种死语言所有现在的遗存一样，理解封建主义的起源也要求分析它以后中世纪所有的手稿。比较历史超越了布洛赫的规范。西达·斯科波尔（Theda Skocpol）和玛格丽特·萨默斯（Margaret Somers）指明了三种不同的比较历史：类似于不同种类的尝试性假定的宏观因果比较；理论的平行比照说明；语境的对比。37查理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考察了全球性历史比较的状况之后，将其成就分为四个范畴：个性化的比较、普遍化的比较、发现变异的比较和包容性的比较。他指出，一般说来，“历史上对大结构和大过程所做的有根据的宏大比较，都有助于确定那些必须解释的东西，把可能解释纳入它们所属的时空背景，而且有时确实改进了我对这些结构和过程的理解。”38万·登·布拉姆布舍（A.A.van den Braembussche）指出具有三种“混合”形式操作的比较的价值：他称之为普遍化的操作（这里各种情况的差异推到舞台的中心）、宏观因果的操作（假说检验）和包含性操作（在这里所研究的情况是在例如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中得出的）。39莫里斯·曼得尔鲍姆（Maurice Madelbaum）把比较历史分成进化方式（例如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遗传学方式（通过社会的传承路线追寻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类比方式（进一步分为进行直接描述的现象学形式和指明隐含相似性的分析方法）三类。40对比较学者多种立场以及众多理论结构的感受，可以注意一下1998年第二届欧洲社会科学历史会议上的一个比较编史学论坛41，从中求得某种提示。在约恩·吕森（J?rn Rüsen）关于比较编史学的论述中，各层次的理论依次连接成一个谱系。42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don）是研究原始文献有影响的历史学家，通过对气质和原文文字的比照，提出了对于著作进行历史比较的实际方案。43在认识历史学家彼此之间所具有的那些特定差别的比较方面，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会同意克里斯托费·夏勒（Christophe Charle）在其对19世纪知识分子所做的比较研究中提出的下述论点，比较的优越性不在于确证“法国知识分子以特定方式行动是因为他们是法国人”这类本质上是同义反复的命题。44正像在历史的其它部门一样，比较为提出深刻的解释性假说做了准备。45■
■精确地说，比较科学史是在1950年代通过四位学者的工作才得以问世的：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路德维希·弗里兹·哈伯（Ludwig Fritz Haber）、约瑟夫–本-戴维（Joseph Ben-David）、德里克–J–德–索拉–普赖斯（Derek J.de Solla Price）。希尔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保守的社会学家，是集中了学术界精英的期刊《密纳发》（Minerva）的创始人；哈伯专攻档案技术；本-戴维坚持围绕自由市场的生命力和学术竞争的主题汇集统计资料；而普赖斯则寻求将科学史转换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这门科学中定量指标描绘出活力和惰性。46在1960年代，出现了另外的关注点。罗思嘉·约翰·哈巴卡克（Hrothgar John Habakkuk）发表了一本后经内森·罗森贝（Nathan Rosenberg）重审的关于英美发明比较的著作。47关于科学专业化的背景这一主题出自约翰·J·比尔（John J.Beer）和W–H–G–阿米塔奇（W.H.G.Armytage）；多纳德·卡德维尔（Donald Cardwell）比较了英国和德国大学的科学研究。48最值得注意的是与全世界科学有关的比较研究：多纳德·弗莱明（Donald Fleming）和后来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对新大陆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早期科学的比较研究。巴萨拉关于独立科学共同体进化的三阶段模型，成了科学与帝国主义这一研究域的经典。49在1960年代的比较热中学者们所阐释的长时段的宏大主题，在1970年代则具有了新的形态。最后的宏大叙事之一是奥丁–沃尔德玛–安德森（Odin Waldmar Anderson）和罗纳德·安德森（Ronald Anderson）对美国、瑞典和英国保健的比较论述。50借用戴维·S·兰德斯形容第一次工业革命戏剧性的猛烈推进后的几十年的话说，1970年代可以说是“第二次风暴前的短暂喘息”时期。学者们寻求对小范围的问题进行精细的比较。导致这条研究道路的是，1969年斯坦利–戈德堡（Stanley Goldberg）在哈佛大学完成的比较欧洲和美国接受狭义相对论的博士论文。51遵循这一进路，托马斯–F–格利克（Thomas F.Glick）发表了关于不同文化建制下面的达尔文主义的论文集，而萨尔–雷斯蒂沃（Sal Restivo）和克里斯托弗尔–K–范德普尔（Christopher K.Vanderpool）则发表了关于科学和社会的论文集。52查尔斯–维纳（Chrles Weiner）研究了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体制中的粒子加速器；R–G–A–多尔比（R.G.A.Dolby）探讨了19世纪英美两国的物理化学；迪特尔·B·赫尔曼考察了德国和美国的天体物理学。斯蒂芬–G–布拉什（Stephen G.Brush）通过评价科学革命概念的尝试，考索了1905年前后的一大批科学革命者。53分析起来，有三个文本最为突出。第一个是纳森–莱茵格尔德（Nathan Reingold）美国国有型科学的特点，该文是在1978年爱丁堡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宣读的，有许多给人印象深刻的比较表格。54第二个是罗素·麦科马克（Russell McCormmach）关于威廉皇帝治下的德国和1960年代的美国科学家一般态度的透彻的原创性比较。551970年代最重要的比较研究成果是福尔曼（Forman）、海尔布伦（Heilbron）和沃特（Weart）的《三人著作集》（Dreim?nnerarbeit），分卷在麦科马克的《物理学历史研究》上发表。56《三人著作集》遵循了1960年代由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领导的、并在海尔布伦和福尔曼协助下进行的《量子物理学历史起源》的主要文献纲领。57《起源》的纲领寻求搜集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主要参与者那里搜集信件并对他们进行访问。今天这一方案导致从美国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史中心获得极其有用的资源。这些资料使库恩、海尔布伦和福尔曼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工作，特别是库恩和海尔布伦对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建立其原子模型的道路的追溯，以及福尔曼的论题——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在德国被接受，是物理学家对与传统理性和因果性相悖的文化环境的反应。58事实上福尔曼是详细阐述了德国和英国在这一点上的对立。59这部分地是受到费拉德尔菲亚科学情报所的工作及其科学引文索引的促动，部分地则是受到像普赖斯等学者坚定的乐观主义的促动，由于他们量化分析在1970年代被提到科学史家的工作日程上来。60在量子革命前夜，福尔曼、海尔布伦和沃特着手提供一幅1900年全世界学院体制内物理学的统计比较图景。他们比较了物理学的规模、投资以及实验室和研究所的人才，还有全国各部门的文献产出。这些信息是从多种多样的大量出版物中搜集起来的，并且求助于众多的文献档案。他们的结论是，德国在物理学中占支配地位，虽然在这一学科中美国正在迅速崛起；法国则正在衰落。这一研究由于解决了许多问题而引人瞩目，就像起伏不定的通货兑换和各自不同的管控机构之间的令人惶惑的比较。对相关题材的其它一些有说服力的比较也出现了，但《三人著作集》仍然在规模和精致性方面仍然是独一无二的。61福尔曼、海尔布伦和沃特对自己的鸿篇巨制所做的增补，是1970年代另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比较研究。杰克–B–莫雷尔（Jack B.Morrell）在比较德国李比希有机化学学派的成功和苏格兰托马斯–汤姆生（Thomas Thomson）的化学学派稍逊一筹时，提供了一种范式研究，也是一种继续产生累累硕果的体制比较形式。62洛伦–格雷厄姆（Loren Graham）研究了1920年代优生学怎样在德国和俄罗斯兴起的。63约翰–海尔布伦在其早期电学史的最后著作中，奉献了一幅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物理学家的画卷。64由于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关于钟表和钟表制造、丹尼尔–J–凯夫勒斯（Daniel J.Kevles）关于英国和美国优生学和托马斯–P–休斯（Thomas P.Hughes）关于欧洲和美国的大电网的重要新论述，1980年代比较研究继续向前推进。65通过细致的研究，休斯指出，技术的选择是多种多样的（诸如直流电或交流电），电力的发展没有必由之路；电网的结构取决于社会的而不是技术的指令；技术专家寻求解决棘手的问题而并不把它们退还给科学家；而技术一旦建立起来，就获得了一种自身的“动量”，塑造和制约了很多社会事业。661980年代在扩展的比较研究基础上涌现出来的一代人，杰拉尔德–L–盖森（Gerald J.Geason）以专业和研究学派分类的研究而闻名。67萨尔–雷斯蒂沃对东西方科学的概括性塑述；玛格丽特–洛克（Margaret Lock）对日本和西方医学的说明，补充了宾厄姆敦国立纽约大学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第九届年会文集中那些关于“伊斯兰和中世纪西方”论文，其中乔治–马克迪希（George Makdisi）比较了伊斯兰和西方的学院，而阿尔伯特–迪特里希（Albert Dietrich）比较了伊斯兰和西方的药物学。68乔纳森–哈伍德(Jonathan Harwood)比较了德国和美国的遗传学，埃里克–巴克（Erik Baark）、安德烈–贾米森（Andrew Jamison）和他们伦德大学的同事考察了国家科学技术管理的类型。69路易斯–巴里–罗森布拉特（Louis Barry Rosenblatt）比较了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地质学和古典历史学。70广泛地以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为基础的两项工作其特别值得注意。金斯–海伊卢普（Jins H?yrup）着手重构古代和中世纪数学的社会背景，一项工作是补充奥托–纽格鲍尔（Otto Neugebauer）学派的技术分析，并在各种场合都借助古代和现代语言。他的方法是朴实的。他寻求
查出数学思想的性质怎样依赖于数学体制状况——为了应用它们，应当把数学或是看作理论，或是看作技术——而作为知识而实际运行的数学就处于其中，和广泛的文化建制和社会体制的其它决定因素交互作用。这种方法是跨文化和贯穿历史的比较，但却不求找出适用于各种场合的相同的参量，而独立于作为批判因素选择的学说......我确实不相信旨在找出严格的共同的解释要素框架的图式化，这些要素使得此处所涉及的文化充分离散而具有成为多义的。71在现代时期，苏珊–希特-佩因森（Susan Sheets-Pyenson）对19世纪中叶伦敦和巴黎的科普出版物做了一种先驱性的比较研究，即19世纪中叶伦敦和巴黎科普出版物的比较研究，结论是法国的普及者是“高级科学的监护者”，而英国的普及者则是“高级科学的推进者”。法国的普及者对科学院和实验室消极地进行报道，而英国的科学爱好者却能够而且也确实在为专业科学做出贡献。72她后来还就19世纪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自然史博物馆的比较发表了里程碑式的著作。希特-佩因森是以社会历史学家的方式使用一种整合方法。她关于殖民地自然史博物馆的书避免过多地求助于方法论。她在书中考察的五种建制构成了“殖民地博物馆”的典型样板。她写到：“从这五个案例中引出的发展模式……是殖民地更多成功案例中的典范。”无论是在个人、基金会还是公共组织那里，到处都在推广这种模式，而且它们毫无夸饰地吸引读者参与其中；和海伊卢普一道，希特-佩因森在科学社会学中展示的研究，没有关于角色地位、意识形态和权力的抽象建构的修辞。73希特-佩因森的著作除了带有一点令人沮丧的解释经济学以外，还显示了对任何历史比较而言都是比较言说的成功书写，即使和那些最成功的范例所具有的引人入胜的特点相比也是罕见的。（例如，奥托–纽格堡尔曾提到，虽然巴比伦人的科学显然比埃及人的科学更加思辨，但他当然还是宁愿生活在在埃及而不是在巴比伦。）比较的训诫是充满激情的。在980年代初，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他钱穆学术讲座的讲义。本书接连比较了东西方的特点、发明和理解，是对东西方科学的通俗易懂的反思。可以在众多重大例子中举出一个，李约瑟主张，“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社会体制型式在早期阶段有利于应用科学的生长”。这种为“士”或学术官僚精英所控制的社会体制，有别于西方的“军事贵族”封建主义，而且这种体制允许像20世纪“大科学”那样的宏大事业：
和当时的其它任何社会相比，中世纪的中国社会能发动很多大规模的考察和科学领域许多有组织的研究工作。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出色的例子是8世纪初在一行……和天文学家南宫说主持下进行的子午线测量。这是一次横跨从印度支那当满洲边界长达2500公里直线的大地测量。大约同时派遣到东印度的考察目的是测量南极20。以内南半球的星座。他回顾了火药复杂发展过程，结论说：“当黑色火药炸开了西方的贵族官僚封建主义的时候，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在五个世纪以后或在火药武器之后，与发明它之前仍然毫无二致。”他考察了宏观生物学和发明自动装置的中国先驱，同时重新审视了伊斯兰炼金术的起源。李约瑟断定：“阿拉伯的炼金术理论是道家通过服食化学物质而长生久视的思想和盖伦的混合药物潜能——四种原质、自然力的平衡思想的结合。”扎比尔–伊本–海扬（Jabir ibn Hayyan）用蒸馏器制造生命的企图，是中国医药炼丹术和希腊冶金化学的统一，而且“即使没有什么生活物质真地被看作是从扎比尔–伊本–海扬的宇宙孵化器中起步的，今天取得神奇成就的化学疗法却必定是遵循中国—阿拉伯传统而等待着帕拉塞尔苏斯（Philippus Aureolus Theophrastus Paracels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作为它的伟大接生婆”。但是，既不是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也不是13世纪大马士革的物理学家们，而是伊本–阿尔—纳菲（Ibn al-Qarashi al-Nafis）首创了血液循环论：虽然心脏作为泵的观念落到了哈维身上，但它却是属于中国人的。李约瑟对细节的审视并没有妨碍他做出广泛的概括。前面的摘要论述表明，他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比较的强烈意愿激发起来的。74李约瑟的比较在其它的综合中得到了扩展。在日本首次问世的一本比较著作中，提出东亚的知识是得自文献学，而地中海的知识则来源于修辞学，他进而考察了为什么“在古典希腊和中国战国流行的众多理论和论争中，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理论取得了规范化的表观”。亚里士多德和孔子获得了权威地位，部分地是由于一种“原本中心和经典取向”的传统。这两种长达1500年之久的传统都要求某种原创者：“草创者并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先驱和原本的名字是和首次用来作为无形的而又被共同理解的所有那些识别标志联系在一起的，借助这些标志学者们自知并为人所知。”中村的行文由于其比较风格而异常丰富；比较的讨论时常贯穿在长篇大论之中，例如中国科学的分类模式就与库恩主义的反常颇为吻合，而与西方那种规范的单一化解释的科学不同，这种解释最终在不断增加的大量反常影响下被颠覆。75托比–E–赫夫（Toby E.Huff）受到李约瑟的推动，从社会哲学家本杰明–尼耳逊（Benjamin Nilson）的视角对科学重新进行审视。赫夫写道：“对现代科学兴起需要进行比较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研究，在引起对这一点的关注方面，20世纪的任何其它研究都比不上李约瑟不朽的研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赫夫求助于社会学损害了本可以突出其自身优势的比较研究。赫夫的一个原创性的贡献是，指出了欧洲人、伊斯兰人和中国人的法则的特点，并主张只有欧洲的法则传统既是概念的又是制度的，为现代科学制定自然法则开辟了道路：在欧洲大学中，“到13世纪末，根据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形式原理，自然研究的一个强有力的、方法论上思辨的理智框架被制度化了”。在赫夫看来，并不是无知和偏见的渊薮，而是科学革命的发动机：
对大学作为科学建制的一个场所和作为科学思想的襁褓所做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说明，已经广为人知……大学是传播科学思想以及所有其它最重要的思想方面众多最新思潮的出色工具，也是对新旧观念进行严厉批判的策源地。76埃德加–齐尔塞耳（Edgar Zilsel）成功地强调了手艺人和工匠作为非学术的世界建筑者和测量者的隐退，有利于传统上被恶意中伤的学人作为新知识的传播者登上舞台中心。77思辨的比较现在是与东亚有关的学术的一个结构性特点。1993年在京都举行的第十七届东亚科学史讨论会上，在这一方向产生了许多目光敏锐的研究成果。在这次会上内森–席文（Nathan Sivin）概述了更深入地比较古代希腊和中国科学的研究纲领。比较“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事实和材料……但是在众多公开发表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却很少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工作或对我们所研究的世界的理解”，亦即东亚科学的详情。席文指出，所做的很多比较“外在于一个时代的语境，无论所比较的是概念、价值、机械还是人群”。他提出了一个方案，研究G–E–R–劳埃德（G.E.R.Lloyd）所专注的公元前300年到公元200年的中国和希腊地区。席文的初步结论指出，希腊文化的争辩性和中国文化的一致性：中国的“国家”（polis，πολι?）是一体化的和集权化的，而在希腊的学术中却有某种多样化的政治概念；中国人的规则建立了一种效忠的行政机构，他们倾向于首肯它们的统治者所提出的限制，而希腊的管理者及其后继人则无视哲学家的意见，形成一种鼓励异见的环境；希腊的学术是一种通过口头争辩发挥作用的事业，而中国学者则直接向他们的统治者提出自己的思想，并以这种方式寻求避免分歧。在同一本会议论文汇编中，卡兰–切姆拉（Karine Chemla）比较了巴比伦、希腊和中国传统的代数方程，指出了中国文献的两个独一无二的特点：方程被形象化为算法操作，解方程是在求根的框架内。简俊梅和岑括（Jianjun Mei and Tsun Ko）比较了印度和中国冶炼同、铁和锌的技术。汉斯–乌尔里克–沃格尔（Hans Ulrich Vogel）比较了中国和西方对岩盐和气井的描述。在一些人看来，这次会议陷入了后现代主义修辞学的混乱之中，沃格尔的下述结论显然是合理的：“17世纪西方人的解释丝毫不会令它们的中国同侪惊诧。知识由于现代化学和地质学的进展，直到18世纪末，西方学者才最终站到了面向真实解释的优越地位上。”在强调欧洲科学革命的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这一点上，沃格尔和李约瑟是有共识的。尽管亚细亚学者的比较是老道的、客观的（sachlich）的，但不事张扬的个性化“比较”却是现下学术的标准特点，而且这个词获得了广泛的意义。戴维–B–威尔逊（David B.Wilson）为两位研究相关科学问题、以电磁以太研究著称的物理学家分别作传。R–D–哈维（R.D.Harvey）就优生学着手对威廉–巴特森(William Bateson)和爱尔温–鲍尔（Erwin Baur）做了类似的分析。阿兰–J–罗克（Alan J.Rocke）对19世纪前期李比希、杜马和柏采利乌斯的有机分析提出了一种“比较观点”；对这一比较所做的概括是不充分的：“大约在1830年前后，围绕有机分析基础的斗争为化学、科学和欧洲文化的广泛领域打开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窗口。李比希借用了法国文化和化学的重要元素，其中一些他保持了一生，但他也补充了另外一些元素，包括德国的和瑞典的。”79罗素 –麦柯马科（Russell McCormmach）研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对1930年代和1940年代大恐怖的回应，提供了对这两位当代人出色的比较：“在对政治家和支持他们的公众所抱的现实主义的期望和人道的批评中间，是一大批科学家和艺术家，其中包括牛顿以来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和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爱因斯坦和布洛赫。”两个人都知道如我们所知，欧洲文明产生了伟大的艺术作品，产生了伟大的科学技术原理，但现代野蛮也“从欧洲文明内部，从其核心中”生发出来。千千万万欧洲人被欧洲人灭掉，且不说被消灭的非欧洲人了，1914年后短短的三十年间，思维正常的人要问科学和艺术对改进西方的政治生活是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尽管布洛赫“质疑……对美的纯粹探求是否有价值，并且悖论式地提出了关于他的成熟的艺术作品的精神问题”。麦克马科认为，今天如果我们不愿认真地接受他们的观念，那是因为它们是伦理学上的老生常谈：“如果他们的告诫听起来像是道德上的陈词滥调——总是喋喋不休地被说来说去——那是因为道德评价的标准不是原创的。”麦克马科的文章结论说：爱因斯坦和布洛赫知道，不可能是我们的品质好起来，但他们共同塑造了我们对实在的感知。伦理判断和伦理行动为他们在品质和对实在的感知两个方面提供了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艺术成为贯穿我们伦理世界的指南。80这一评价给出了我们自己这个专业的意义，即是感知者通常所寻求的对是在性质的评价。作为关于诺贝尔体制和奖金的延伸研究的一部分，伊丽莎白–克劳福德（Elisabeth Crawford）指出科学史比较研究的三种方式：第一，研究学科、专业和学派；第二，着眼于精英科学家的分层；第三，把世界划分为中心和边缘。克劳福德着手建立诺贝尔奖的提名者和候选者组成的群体人物学（prosopography）来解释上述三种比较方式，她还用她的成果去评价科学上的国际主义。她对材料的恰当选择使她得以超越印象主义而走向普遍化。这显然仍是关于欧洲科学的难得的精致的研究。比较的第四种形式是相互并列的可比较的实例，突出的是考察一个国家语境中对科学创新的接受。81托马斯–格利克在一部考察人们如何回应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集体著作中，富有成效地运用了国家—接受的比较方法。本书的各章讨论了一些特定的国家地域，并建议读者去说明其异同。其中一章明确地进行了比较，考察了德国人对称之为一场革命的相对论怎样做出回应，而和法国革命的结构做了比较。82一部相关的文集分别考察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科学，虽然这部著作还包括苏珊–希特—佩因森撰写的 才华横溢的比较章节，还有理查德–A–贾雷尔（Richard A.Jarrell）所写的19世纪爱尔兰和魁北克科学的比较；一步比较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科学的合作撰写的著作特点是在整个九章中明确属于比较的只有三章，而这三章中专论科学的则只有一章。83有理论偏好的历史学家在向他们的同行发出指令的时候毫不犹豫，但是理论化作者的科学史比较却常常无法同总体研究区分开来。成果可能是令人信服的和原创的，即使比较并不是第一位的迫切需要，像对戴维–S–兰德斯（David S.Landes）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那样，但危险在于一种表面的叙事或“盆栽的”的历史。84 科林–A–罗素（Collin A.Russell）在一部论丛中对两个世纪欧洲科学的概述，（据编者前言）主题“在于根据来自西方社会以及更广大世界的材料研究比较语境”。罗素的着眼点主要在英国，以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比较影响最大：“在对文化和经济进步的贡献方面，与英格兰不同，苏格兰以其加尔文主义的伦理和爱丁堡大学而诉求于地方和民族共同体的需要和渴望。”85 朱维真（Zhu Weizhen）考察了17世纪汤若望（Jesuit Johnn Adam Shall von Bell）把天文学引进中国，分析了汤若望和廷臣杨光先的对抗；唯一与比较有关的要素是西方和中国的两种天文学体系。朱维真还谈到18世纪的汉学和西学；人们本可以期望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汉学复兴之间的比较，而我们看到的却仅仅是中国的欧洲作和汉学经典的相提并论。86第十三届国际东西方比较医学讨论会的会刊遵循朱维真的方式，把比较完全局限于西方和日本医药和疾病观念的合并。87米切尔–帕蒂（Michel Paty）试图重新评价“语境依赖性”，近来倡导过细的比较：只有通过其主题是精确且变化的“差异”研究——着眼差异而某些方面有具有可比较的条件（这确是差异一次的本义：差异而又相关）——才能做出合理的比较陈述。以这些差异和相似为出发点，精确的定位，可以制定出阐明事实的合适的概念和范畴，有助于理解它们固有的实在，并扩展与之相应的研究域。88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一段时间以来，学者们超出欧美阐释科学，成功地抵达了进行公正比较的境界。事实上，文献比较研究已经使用二十多年了，而且继续向正在发展的研究域推进。 89 1980年代后，R·W·霍姆（R.W.Home）和马骚·瓦塔纳比（Masao Watanabe）比较了 1950年代以前一些年间物理学在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发展。他们注意到，对两个国家来说物理学科的差异“与其说是来自于不同的文化建制，不如说来自于直接的政治因素，而且尤其来自于下述事实，在整个那一时期，日本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政权，而澳大利亚只是号称日不落的大不列颠帝国的一个单元而已。”90最有兴趣的比较之一是贾米·雷利·本奇摩耳（Jamie Larry Benchimol）和鲁兹·安东尼奥·泰克塞拉（Luiz Antonio Teixeira）对奥斯瓦尔多·克鲁兹（Oswaldo Cruz）在里约热内卢建立的研究所和维塔耳·布拉基耳(Vital Brazil)在圣保罗建立研究所所做的研究。两个研究所都是随着1899年桑托斯港淋巴腺鼠疫的爆发而产生的。他们的任务是生产血清。到了1911年，两个研究所都在德累斯顿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论文，“而且由于这种联合的影响使——结果作为一种国家声誉——‘科学巴西’的声誉日隆。”两个研究所与整个医学界以及有其代理人的巴斯德研究所相互竞争。这些研究所也为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地位而相互竞争。91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政治科学家似乎可以使用粗线条的笔触。尽管使用硬资料，但印象主义的合并仍然是比较科学政策研究的风气，例如彼得·S·比格尔鲍尔（Peter S.Biegerbauer）的一篇显然源自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的专题文章，评价了匈牙利怎样接受其它国家组织科学的“范式”，并且评论了中欧其它国家的经验。92印象主义的例子是戴维·巴林（David Barling）在一部著作中概述了美国和欧洲政府对转基因食品的回应，尽管该书的副标题都是难以比较的事物。93更有兴味的是约翰·康内利（John Connelly）关于共产主义东欧国家高等教育的研究。康内利考察了为什么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比起来，东德“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的贡献”显得特别突出。（在1980年代，我的东柏林主人问我：“为什么东德那么火爆？”，“因为它最小，最红，而且最激进。”）波兰共产党人未曾有效地清洗大学里的老教授，捷克共产党人虽然对教授们进行了清洗，“但却没有在大学生队伍中实现社会文化构成的重大变革”。波兰和捷克的共产党人都在大学里培育了一个忠诚的精英阶层。94托马斯·格利克（Thomas Glick）关于国家合并的模型是政治科学家爱特尔·索琳根（Etel Solingen）在她编辑的文集中提出的，这部文集是对国家科学和国际科学所做的折衷主义阐释；它值得关注仅仅是因为通过科学史家而展示的几个章节（特别是苏联和日本）。95把分离发展的各种情况合并起来，也是约翰·M·麦肯奇（John M.MacKenzie）论述比较的意向，是不列颠帝国的历史学家一直讨论的关于殖民地科学的主题。96晚近的一批后现代主义作者，浮现出模糊比较的特点，现在正在努力奋进。戴维·特恩布尔（David Turnbull）出版了一部案例分析文集，确定“认识方式是由不同的人群建构起来的”。他的例子主要根据的是第二手的著作，包括中世纪的建筑师，波利尼西亚的水手，热带医生，——他们的认知场确实与精密科学的精确性和可证实性大相径庭。特恩布尔的例子意在确证他的假设：“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威力在于，它的论断表明，我们从科学和技术接受的东西可能并不是它们本有的。”（也许他这话的意思是隐喻的；他并未明确断言教堂墙壁的承重可以用现代力学分析来定义。）特恩布尔论地图的章节不经意间反驳了这个论点，因为他劝读者逐步地按规则改进世界图景。“比较知识传统”的概念以不加限定的方式导致各种自然观的相对化：承认科学知识局域性的最重要的结果是，接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成果在和其它文化成果比较时的平等性。先前，由于假定本土知识仅仅是地域性的，而且仅仅根据它们所具有的科学性质的程度来评价，所以真正公平的比较是不可能的……把科学看成局域性的，把所有知识系统同时置于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就使按科学性、合理性、逻辑性等先验标准所进行的关于这些知识的水平的任何讨论，变得毫无意义的了。97下面这个学术修辞学的链条针对一个不大的目标。问题在于精确地辨识探究推理，这种推理在我们眼中是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按马克思的观点）还是先验的（按保罗·福尔曼的观点）。98社会学家们继续进行历史比较的探索。彼得·温加特（Peter Weigart）比较了纳粹德国和民主瑞典的优生学。他发现了“有效的识别瑞典和德国在优生学和种族健康叙事，而不仅限于绝育实践方面的惊人类似”，他还坚持的观点是，从政治角度说，纳粹的优生恐怖有别于其他国家本质上有可比性的部门，是“另当别论的”。温加特断言：“科学的发展（这里指优生学）很少直接受政治环境的影响”。相反，政治选择外于“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某些派系”，在这里“学术争论不复存在”。99 布里吉特·查马克（Brigitte Chamak）从温加特未予置问的叙事角度，比较了美国和法国认知科学部门的发展。100H·C·博尔顿（H.C.Boldon）和阿兰·罗伯兹（Alan Roberts）在尝试区分科学文体和艺术文体时，度量了语句的长度。101通过对普遍原则的诉求，帕特里克·卡罗尔（Patrick Caroll）尽管着眼于19世纪的爱尔兰，但为比较的魅力所吸引，坚持认为“严格说来，现代国家是一个在异质实践的网络中实现的主体和物质空间的构造，其中政府和科学整合为一。”101我们拥有科学也许确实要感谢玛格丽特·撒切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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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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