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谋杀了帝国功臣：名将之死（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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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谋杀了帝国功臣：名将之死（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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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人葬送一名将—伍子胥之死小人登场（1）伍员的出身，可不是什么贫下中农或者草莽英雄。他们家是正经八百的贵族，朝上数三代，曾祖伍参、祖父伍举、父亲伍奢，都是楚国的大夫，绝对的根正苗红，血统高贵。伍参在楚国供职时，正赶上晋楚在中原争霸。楚国出兵伐郑，晋国赶来增援。晋军势大，楚军上下人心惶惶。这时伍参力排众议，出谋划策，极力主战，最终击败晋军，立下大功。伍举的故事更有意思，因为他跟这个成语息息相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据记载，这个对话，就发生在伍举与楚庄王之间。楚庄王继位之初，因为令尹斗越椒专权，他的位置还没坐稳，只好韬光养晦，整天沉湎于酒色歌舞，并且在门口立块牌子，说：“进谏者，杀毋赦！”却说有一天，楚庄王左手搂着秦国的美妾，右手搂着越国的少女，坐在钟鼓乐器中间，喝得醉醺醺的，大夫伍举突然报门而进。楚庄王眯缝着醉眼，口齿不清地说：“大夫您来，是想痛饮美酒呢，还是想听歌观舞？”伍举说：“都不是，我来是想请教您一个谜语。有人说，咱们楚国国都的朝堂上，来了一只大鸟，可是整整三年，不飞也不叫。这是什么鸟呢？”什么鸟无所谓，反正不是什么好鸟。好在楚庄王心里并不糊涂。他说：“我知道。这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您等着瞧吧。”伍举说：“它不飞不叫，早晚会被猎人谋取。箭已上弦，很快就要射出来，哪里还能容它冲上云霄，叫声惊天？”这话正好说到楚庄王的心坎上。于是立即痛改前非：绝女色，停美酒，罢歌舞，励精图治；重用孙叔敖、伍举、苏从等人，以制衡斗越椒，直到最后，将造反的越椒彻底灭掉。就这样，楚国国力逐渐强盛，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军，洗雪了城濮之战的耻辱，楚庄王也跻身“春秋五霸”的行列。中国的史书，大致有三个传统。一是记言，源出《尚书》；二是记人，《史记》的纪传体，可谓传统；三是记事，开创者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国语》暂且不说，《战国策》、《左传》等等，记叙人物的对话，也详尽而且精彩。为什么会这样？《左传》里有句话，可以作为注解：“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中的“言”，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语言或者对话，主要还是指学问，但是跟语言和对话，距离还是比较近。所以读早期的史书，往往会惊叹主人公的对话，比如这里的伍举和楚庄王，总让我想起大学时听过的磁带：《外国电影精彩对白》。不过这都没什么用。阿Q的祖上也阔过。伍子胥在楚国，主要是厄运，开始于楚平王时期。楚王都属于芈氏，姓熊。楚平王跟一个著名的词人同名，叫熊弃疾。他登上王位的过程，很有点传奇色彩。熊弃疾是楚共王的儿子，楚庄王的孙子，上面有四个哥哥，他是老五。最初继承王位的是他大哥，就是楚康王。康王死后，传位给自己的长子，但四年之后，熊弃疾的二哥杀掉侄儿自立，就是楚灵王。楚灵王德政不修，四处用兵，民不聊生。寒冬腊月，妄兴大军。士兵们披着铁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却身穿“腹陶裘”，外罩“翠羽披”，头顶皮帽，足踏豹皮装饰的锦靴，站在中军帐前观看雪景，连声赞叹“好雪！好雪！”就是那句话的翻版：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中国历来有个说法，叫坏事变好事，这事似乎也能变成好事，比如励志教材：看看，不好好干怎么能行呢？好好干，将来咱也当王，不受这苦。可惜，士兵们再努力，也没有成王的可能，所以只有越发地感觉透心凉。&&&&&&&&&&&&&&&&& 小人登场（2）十二年后，楚灵王带领大军出征，他的三个弟弟联合发动宫廷政变，攻入郢都，杀掉太子，推举老三为王，就是楚初王，老四为令尹，老五弃疾当司马，典型的家族式企业。消息传到前线，楚军大哗，片刻之间，三军随即作鸟兽散，只剩下楚灵王这个孤家寡人，走投无路，众叛亲离，不得不用一条绳子，找棵歪脖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老三虽然占据了大位，但灵王去向不明，郢都依然人心不稳。没办法，那时没有手机，不能发短信；也没有电脑，无法上网。所以楚灵王的具体结局，当时大家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弃疾年龄最小，但鬼点子可不少。他意识到，乱就是上天赐予的机遇，决心浑水摸鱼。五月己卯之夜，弃疾安排人马绕着郢都大声呼喊：“灵王驾到，灵王驾到！”百姓们一听，满城骚动，惊惧不安。弃疾随即派人故作惊慌地跑入宫中，对他三哥四哥说：“不好了，国君回来了，国人马上就要杀进宫来。众怒难犯，何去何从，你们赶紧拿个主意吧，免得到时候遭受耻辱！”二人一听，乱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又进来一个人，当然还是弃疾派来的。他高声惊呼：“大队人马就要冲进来了！还有司马的部队！”没办法，这二位赶紧抹了脖子。可怜楚初王只干了一个月，屁股都没暖热，王座就归了五弟。弃疾随即改名熊居，摇身一变，由司马而一跃成为楚平王。具体时间，是公元前529年。楚平王的智商，比他二哥三哥确实强点，但也强不到哪里去。《新语·无为篇》记载，“楚平王奢侈无姿”。他立儿子熊建为太子，安排伍举和费无极，尽心辅助教育。然而费无极奸佞谄媚，太子建偏偏又不吃这一套，喜欢伍举，而讨厌费无极。直接领导看自己戴着有色眼镜，这日子还怎么过。不行，必须生产自救。费无极先去禀报楚平王，说：“太子也老大不小的了，该娶媳妇了。”楚平王说：“嗯，是这道理。你去操持吧。”太子建已经订下亲事，对方是秦国公主孟赢。费无极奉命去秦国迎亲，发现这姑娘确实漂亮，就动了歪心眼。等把新娘接回郢都，他马上跑到楚平王跟前，说：“公主相貌甚美，不如大王您纳了吧。反正太子还年轻，将来机会还多的是！”有个成语，叫做臭味相投。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你想想要是周文王，费无极还敢出这馊主意吗？打死他也不敢。恐怕文王跟前，也根本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早就被过滤掉，一边凉快去了。可是楚平王身边，愣是少不了这样的主儿。正所谓物以类聚。楚平王一听，龙颜大悦。怎么说呢？费无极忠心耿耿呗。你想想，这样的事情，他都忘不了我，对我能不忠心吗？大手一挥，作了批示：同意！楚平王强娶儿媳，这事好办，不要脸就行，但太子建和国人那里，总要有个交代。怎么办呢？京剧有出戏叫《楚宫恨》、《武昭关》，也叫《马昭仪》。说是他们安排孟赢的侍女马昭仪，李代桃僵，跟太子建完婚。孟赢明白事情的原委，又羞又愤，但却毫无办法。只好这样唱道：楚国君臣真少有，礼仪纲常一旦休。我似飞絮离杨柳，冷雨凄风入御楼。默祝苍天把国佑，宫内秽史莫传流。待到楚王千秋百年后，&&&&&&&&&&&&&&&&& 小人登场（3）倒挽银河洗此羞！剧作家确实高明，戏词写得甚好。但“宫内秽史莫传流”，只是一厢情愿。这样史册留“味”的“美名”，怎么能被抹杀呢？至少唐玄宗会记忆深刻。因为大家志趣相同，彼此彼此。杨贵妃本来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正妻，可是皇帝看上了，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一伸手就夺了过来。当然没有直接夺，程序是严密的，形式是合法的，最关键的是，结果是组织满意的：先度杨贵妃出家，赐号“太真”，然后把她接到宫内的太真宫，毫无名分地同居六年，再还俗册封为贵妃。类似曲线救国。这一下，费无极可算露了脸儿。他不再辅佐太子建，直接调回中央，到国王身边工作。不管怎么样，与太子同朝为官，抬头不见低头见，总是别扭。他心生一计，又向平王提出一条合理化建议：“咱们楚国太小，不如让太子去守城父，以通北方，大王您收复南方，这样才是争天下的姿态。”应该说，这个计策本身没什么不对。让太子下基层锻炼锻炼，镀镀金，也有利于他的成长。于是平王慨然笑纳。城父在哪里呢？就是今天安徽亳州市谯城区的城父镇，是楚国的北方门户，也是张良的出生地。当然，那是几百年后的事情，与太子建无关。他接到命令，只好带着伍奢离开郢都，去经营城父。可没过半年，费无极又生了坏点子。太子建早晚要当国王，那时还有他的好果子吃吗？不行，还是得斩草除根。于是赶紧跑到楚平王跟前，继续上太子建的眼药，说他和伍奢勾结，“将以方城之外叛，自以为犹宋、郑也，齐、晋又交辅之，将以害楚”。就是说，他们将在国都之外叛乱。城父远在边疆，他们俩自以为有了类似宋国和郑国的便利，再加上齐国和晋国撑腰，他们很快就会对楚国构成威胁。楚平王脑子里有水，但水还没满，还给智力留了点空间，因此刚开始并不相信。他说：“建是太子，国家早晚是他的，他干吗要叛乱？”费无极说：“大王您可别忘了，那秦国公主本来是他的呀。自从您娶了公主，太子心里没有一天不怨恨。现在他手里有了兵权，又与别国有联系，早晚会打过来的，您得做好准备才行！”楚平王这家伙，生活作风一直不够检点，到处留情。太子建就是这样的产物。楚平王还当大夫时，到蔡国出差，看上了一个掌管疆界的小官儿的女儿，就带她私奔，生了太子建。都是一时冲动的产物，现在太子建的母亲早已人老珠黄，太子建的分量自然也要随大势跌落。楚平王立即下令，先抓来伍奢，审问对质。伍奢当然不会屈打成招。然而君子与小人斗嘴，总是小人胜利。为什么？因为小人没有原则，可以乱说，而君子不行。楚平王拘押了伍奢，然后派人给城父司马奋扬带去密令：立即杀掉太子建。奋扬接到命令，先派人悄悄报告太子建，让他快逃，然后才组织人马，安步当车，不紧不慢地朝太子建的住处开去。当然，等他的人马赶到，太子建早已没了踪影。&&&&&&&&&&&&&&&&& 子胥逃亡（2）这一下，伍子胥立即感觉脊背发凉。凭空又多出一个敌国，暂时的栖身地也没了。没办法，继续逃吧。吴国是晋国一手扶持起来，专门牵制楚国的，是楚国的天敌。伍子胥随即带着熊建的儿子熊胜，向吴国逃去。一路的颠沛流离惊慌失措可以想象。他们晓行夜宿，犹如惊弓之鸟，总算到了吴楚两国的交界昭关。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头的故事，因为京剧《文昭关》的推波助澜，早已家喻户晓。这出戏是京剧《伍子胥》，也叫《鼎盛春秋》的一部分，谭、马、杨、奚等各个老生流派都演过。前面提到过《武昭关》，现在又说起《文昭关》，昭关到底在哪里？就在今天安徽含山县城以北15里的地方。这里东有马山，西有城山，除此之外，周围都是烟波浩渺的湖水，地形确实险要，否则楚国也不会在此构筑城池。既是边境要地，必然会有重兵把守。伍子胥能过得去？当然能，否则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故事，也不会有这篇文章。他怎么过去的呢？戏里的唱词是：“幸遇着东皋公行方便，他将我隐藏在后花园。”伍子胥跟东皋公的一个朋友皇甫讷长得很像，东皋公让他们俩互换衣服，皇甫讷先走，守关的当做伍子胥拿下，警惕放松，伍子胥这才得以逃之夭夭。戏终究是戏。《史记》等正规的史书，找不到类似的记载。实际情况是，伍子胥和熊胜好险被拿住。他见势不好，拔腿就溜，后面的楚兵一路追杀。如果独自一人倒还好说，偏偏又带着个孩子，伍子胥拳脚再好也施展不开。没办法，跑吧。跑着跑着，看见前面湖边有艘小船，赶紧跑过去，请求帮助。时间推移到现在，伍家的遭遇，差不多已经传遍整个楚国。好在那时舆论工具尚不发达，当局捏造事实扭曲真相的能力还不强。渔父二话不说，立即载着他们俩，摇动桨橹，虎入深山龙归大海，胜利大逃亡。他们俩好歹的算是捡了两条命，活着进了吴国。伍子胥流亡至今，盘缠早已用光，只好解下腰间的宝剑递给渔父说：“这口剑值百金，送给您作为酬谢！”渔父也是好样的。他说：“楚王早已传令，抓住伍子胥，赏五万石粮食，封上大夫的爵位。那些我都不动心，何况百金的宝剑？”铮铮豪言，史册流芳。伍子胥谢过渔父，继续前行，留下了“吹箫乞食”的成语。长时间的紧张赶路，风餐露宿，他饶是铁打的汉子，也支撑不住，终于病倒。要命的是，又没了盘缠。怎么办？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于吴市。”就是说，趴在地上一点点地朝前爬，光着上身不住磕头，吹箫乞讨。完全沦为乞丐，当然不是帮主，而是最底层级的会员。从贵族沦为乞丐，这其中巨大的落差，如果没有极其顽强的信念与毅力，又怎么能承受得住！“千金小姐”这个说法，也源自伍子胥的狼狈经历。有一天，他又累又饿，碰见一位浣纱的姑娘，篮子里装有饭食，就上去乞讨。姑娘见他可怜，施舍了饭食，转念一想，男女授受不亲，这事违反了礼法。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怎么办？姑娘随即自沉于水，以证清白。子胥万分悲痛，于是咬破手指，在石上留下血书为誓：“尔浣纱，我行乞；我腹饱，尔身溺。十年之后，千金报德！”后来子胥报了大仇，荣登高位，想报恩又不知道姑娘的姓名和家庭住址，于是将千金掷于姑娘投水之处。“千金小姐”一词，从此诞生。当然，这其中的“金”不是今天的金子，而是铜。秦汉时期，黄铜就是贵重金属，价值不菲，完全不能类比今日。就这样，熊胜也跟着伍子胥流落至吴。后来楚国把他召回去，封于白地，号白公，其子孙就以白为姓。白公一心为父报仇，想起兵攻郑，但楚国当局不干。白公心怀不满，随即发动叛乱，这就是所谓的“白公之乱”。白公没有成功，兵败自杀，子孙一路逃亡，有一支定居秦国，两百多年后，诞生了名将白起，再过一千年，又孕育出了诗人白居易。两百多年，大约有十到十五代人，楚平王愚蠢好色的基因已经被大大稀释，否则白起恐怕不会有那么出色的大脑，也无法建立那样的功勋。至于白居易，就基因而言，跟他们其实已经基本没了关联性。&&&&&&&&&&&&&&&&& 姬光登位（1）当时吴国的国王是姬僚，所谓的吴王僚。但他的叔伯兄弟公子光，心里一直惦记着王位。公子光有这样的念头，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公子光的父亲诸樊曾经当过国王。他有四个兄弟，其中老四季札最为贤良。诸樊想让位，但季札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怎么办呢？诸樊就留下遗命，要求兄终弟及，这样早晚有一天会轮到季札。可老三死后，季札干脆躲了起来，结果成全了老三的儿子姬僚。姬光呢，自然不肯服气。真要是按照父死子继的规矩，那国王应该是他的，至少该他先来。季札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比如季札挂剑的故事。说的是他配着一口精美的宝剑出使晋国。路过徐国时，徐君爱不释手。季札因为还有外交任务，这剑相当于外交礼器，心虽许之，但并没有马上就给徐君。可是等他回来，徐君已经死去，于是季札就把宝剑挂到他的墓前，算是实践心中的意愿。季札挂剑，当然算是美德。但推辞王位，却是好心办了坏事。当然，没有证据表明他是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责任不该由他来负，问题出在他父亲和大哥身上。政治不能讲温情。那只能误事，造成更大的损失。人们上了酒桌，经常要你推我让，假意谦虚一番，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如何推辞，最后总会有个座位，大可假戏真做，表现一番美德，活跃活跃气氛。但王位不同，实在不能客气。政治有规则也未必能办好，没有规则只能办坏。历史不能倒推，我们这么说，不是因为后面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选择君主的首要标准不是贤，而是能。如果在早期，也许还行，但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就像京剧《刺王僚》中那段花脸唱腔说的：列国之干戈厚，弑君不如宰鸡牛。此时君主一味的贤，国家早晚会成为别人的盘中餐，实在不值得自豪。不说季札，还说伍子胥。他到了吴国，通过公子光的引荐，见到了吴王僚。大家都知道江浙一带习惯养蚕。当时吴楚的边界地带，都有这个习惯。养蚕得有桑树，因为蚕靠桑叶活命。有一年，两国边境地区的女人，为了争夺桑叶发生斗殴，最终演变成国家战争。吴王僚于是命令公子光，领兵御敌。公子光旗开得胜，接连攻克两座城邑，然后凯旋班师。伍子胥当然不过瘾，就对吴王僚说：“楚国可以击败，现在正是时候。请大王命令公子光，继续进攻！”这话公子光可不爱听。他说：“伍子胥不过是想报私仇。现在根本不是跟楚国决战的时候！”伍子胥凭借作为谋略家的敏感，慢慢察觉到了当时政治氛围中的微妙因素。他明白，公子光的注意力在国内，而非国际事务。对他来说，王位显然比楚国重要。再提类似的建议，会自讨没趣。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位名叫专诸的勇士，这人非常有意思，虎背熊腰，人高马大，打起架来不要命，但却有惧内之美德。跟人打得正高兴，小巧玲珑的老婆一声召唤，他立即转身，乖乖地跟她回家。小女子降服大男人，两人走在一起相映成趣，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伍子胥非常好奇，就问专诸怎么回事。专诸不以为然地说：“嗨，这有什么？我甘居一人之下，必能处万人之上！”人才，真是个人才。伍子胥心里连声赞叹，随即把他推荐给公子光，然后自己带着还是孩子的熊胜，到乡下种地谋生，等待时局变化。&&&&&&&&&&&&&&&&& 姬光登位（2）我们说伍子胥是谋略家，不仅仅因为他后面的治国方略。从这件小事，也能看得出来。按照道理，直接效忠吴王僚，风险小，可靠程度高。可他的政治投资，却选择了姬光。他为什么要这样？正统观念多是后人强加的，掘墓鞭尸的伍子胥肯定不会有。而且即便有正统观念，也很难说姬光就比姬僚有更多的政治资本。史料中找不到证据，可以证明姬光的贤能超过姬僚——姬僚唯一明显的毛病，大概是口腹之欲过于强烈——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有两个。一是伍子胥发现了姬光身上的特殊素质，不但适合当一把手，还有称霸的能力，能灭楚报仇；二是拥戴姬光一旦成功，他自己的政治资本将会水涨船高，发言权和影响力，肯定远胜于在姬僚跟前，更有利于复仇。这也是伍子胥作为谋略家的职业素养。当然在这里，也许可以换个字眼，叫野心家。反正他推荐了适合做杀手的专诸，随即后退半步，静观待变。拿现在的话说，专诸类似社会上的烂仔小混混，冒充黑社会的那种。杀手这活儿，只有他们敢干能干会干，伍子胥不适合。行文至此，我们也许会有疑问：伍子胥这样做，不是坐山观虎斗吗？太狡猾，太不够意思了吧？换了别人，这个疑问能够成立，但在伍子胥身上不行。为什么？他有更大的目标：复仇。他不能输。他输不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哪怕是忍受狡猾不忠的骂名，也值得，也更能看出他的血性和隐忍。所谓忍辱负重。特殊的事情自然需要特殊的手段。这样的大事，正人君子还真不能胜任。更适合他们的土壤，是安静宽敞的书房。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社会分工。姬光苦苦等待的时机终于到了。那一年，昏庸好色的楚平王下了地狱，他跟秦国公主生的儿子轸，被立为楚昭王。有个词叫“礼不伐丧”，不伐丧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公法”。吴王僚对遵守这个游戏规则毫无兴趣，决心趁机会捞一把，就派烛庸、盖余两位公子，带兵伐楚，结果却被截断后路。就是那句话：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可到了那个时候，哪里还有回头的余地。主力出击，国内空虚。在道义上更有继位优势的季札，碰巧又出使他国，不在国内。机不可失，姬光决定动手。那一天，他在家里张灯结彩，大摆筵席，要请姬僚吃饭。姬僚这人倒不是棒槌。竞争对手之间，往往会有这样的心灵感应。姬僚因此做了精心的准备：从王宫到姬光门前，都排有披挂整齐的士兵；姬光门口直到宴会大厅的台阶两边，都站有姬僚的亲信；姬僚左右还有两个卫士，昂首挺立，目光警惕，手持长戈，全副武装。国王出动，特级警卫倒也没什么。不过到兄弟家吃顿饭还得这样，说明这个国家问题甚大，今天不乱明天必乱。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几杯酒下去，把大家的警惕心浇灭得差不多了，姬光借口脚有病，不舒服，要出去舒展片刻，然后起身告退。你不能当着国君的面，摆弄自己的臭脚丫子呀，那严重违反礼仪规范。姬僚点头同意，姬光随即躲进了地下室。正在这时，专诸献上一盘美味，是肥美的鲜鱼。等他端着鱼走过来，姬僚看看闻闻，确实是色香味俱佳。这也难怪，为了刺杀姬僚，专诸特意到太湖沿岸恶补了三个月的厨艺。要搁现在，他一定能拿到特级厨师的资格证书。因为姬僚这人特别好吃，尤其喜欢吃鱼。往往都是这样，你的爱好即是软肋和弱点，是别人攻击的突破口。却说姬僚，心里正美呢，专诸突然从鱼腹中抽出一把宝剑，猛扑过来。锋利的宝剑带着巨大的惯性刺入姬僚体内，他顿时一命呜呼。周围卫士不敢怠慢，一顿乱刀，将专诸砍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这时伏兵四出，姬僚的铁杆儿前仆后继，倒在血泊中。姬光随即站出来一声高呼：姬僚已死，投降者可保性命，官复原职！对于军士们来说，谁当国王不是一样？总之一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都是吃粮当兵，犯不上为姬僚送命。大家一阵高呼，随即放下武器。姬光这人，很有幽默感。季札回来后，姬光还要让位。季札当然不干，于是姬光顺水推舟坐稳王位，就是所谓的“吴王阖闾”。有一种说法，把秦穆公和宋襄公开除出了“春秋五霸”，因为秦国地处西陲，影响力小，宋襄公只不过闹了顿笑话；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才应该顶替他们俩的位置。这就是“鱼肠剑”的故事。《吴越春秋》中说，著名铸剑师欧冶子平生铸了五口名剑，三口大，两口小。第四号作品，就叫“鱼肠剑”，是可以贴身携带的小剑。有人认为，那口剑剑身上有鱼腹样的花纹，凸凹不平，所以得名；也有人说，是因为它小巧玲珑，专诸藏在鱼腹中刺杀吴王姬僚，所以才叫“鱼肠剑”。剑的体积和名称都不重要。完全发挥了功效，才是第一重要。姬光随即起用伍子胥为行人，这是个主管觐见的官职，天天在国王身边，可以参与核心决策。伍子胥建议阖闾“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阖闾言听计从，委托伍子胥修建了阖闾大城，一个坚固的军事要塞。修好城池，建好仓库，伍子胥又编组军队，练习骑射，积极备战。干吗呢？国家要称霸，个人想复仇。&&&&&&&&&&&&&&&&& 名将崛起（1）姬僚虽然一命归西，但他的儿子庆忌还在卫国活蹦乱跳。如果就是个普通的公子哥儿也没什么，要命的是，这家伙是勇士。武艺高强，天下闻名。如果他联合诸侯前来讨伐，如何是好？阖闾虽然登了大宝，但还是卧不安席，食不知味，于是又找到伍子胥说：“您推荐的专诸，帮了我的大忙。可是庆忌正在联络各国诸侯，如何是好？”伍子胥说：“我这个人不忠，品行不好。已经跟您一起谋杀了王僚，现在又要算计他的儿子，苍天在上，恐怕不允许吧？”阖闾说：“武王灭了商纣，后来周公又奉命杀了他的儿子武庚，也没听见人们有什么怨言呀。即便有议论，也不会议论你，有什么关系呢？”膝行乞食，耕种于野。拿现在的时髦话说，伍子胥曾经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与三教九流接触，因此认识很多奇人。他说：“有个瘦小的人，应该能行。”阖闾说：“庆忌号称吴国第一勇士，有万夫不当之勇。那个瘦小的人，能是他的对手吗？你把他的情况，详细说说看！”要离确实相貌出众。因为身材矮小，而且形象极度雷人。身长没有五尺，腰围不过一束，风简直都能吹倒。史书上的原话是“细小无力，迎风则僵，负风则伏”。不过这个人，却能不动一拳而降服著名的勇士椒丘。椒丘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在出使吴国的路上，跟水神搏斗过。路过淮河渡口时，他想在河里饮马。管理渡口的官吏说：“别别，千万别！这河里有水神，一看见马，就会抢走吃掉！”椒丘不以为然，说：“在壮士面前，什么神敢于作怪！”一定要饮马，结果马被抢走，沉入水里无影无踪。椒丘大怒，脱下衣服抄起宝剑，跳进河里要跟水神决战。他跟水神搏斗了几天几夜，最终瞎了一只眼睛。椒丘赶到吴国，正好碰上朋友家里办丧事。他大模大样地坐在酒席上，对士大夫出言不逊，骄横不可一世。大家虽然都很生气，但却没有办法。这时，身材瘦小相貌惊人的要离开了口。他说：“真正的勇士，与太阳搏斗，不等日晷移动；与鬼神搏斗，脚后跟都不挪；跟人搏斗，无声无息，从不大嚷大叫。活着出去，死了回来，不受对手的侮辱。您跟水神搏斗，马丢了，马夫也死了，还弄瞎了一只眼睛。身体已经残废还要称雄，正是勇士的耻辱。您不当场战死，却贪生回来，还有什么好骄傲的呢？”真是当头一记闷棍。椒丘恼羞成怒，当晚就要跟要离PK。要离告诉家人，椒丘会上门寻仇，因此别关大门，他自己的卧房门也开着。深夜里，椒丘果然手持宝剑找上门来。他见大门洞开，卧房门也没关，就悄无声息地摸了进去。进去一看，要离披头散发地躺在床上，毫无防备。椒丘一把将他揪住，用宝剑逼住他的胸口，说：“你有三条该死的罪过。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第一该死；大门不关，第二该死；毫不防备，第三该死！”要离神色自若地说：“我并没有三条该死的罪过，倒是你有三条不够勇士的耻辱。我当众羞辱你，你不敢当场回应，却来报复，是不够勇士的第一耻辱；进我家大门不敢吭声，进我卧室也悄无声息，是不够勇士的第二耻辱；你先拔出剑，揪住我之后才敢开口，是不够勇士的第三耻辱。你根本算不上勇士，却来威吓我，难道不脸红吗？”椒丘闻听扔下宝剑长叹一声，说：“普天之下，除了您要离，谁敢轻视我的勇猛？您才是天下第一勇士，我不配！”&&&&&&&&&&&&&&&&& 名将崛起（2）阖闾闻听大喜，随即宴请要离。然而见面一看，却大失所望。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跟画面相比，语言的效力到底失于苍白。所以电视剧横行，而文学凋落，有辱斯文。阖闾半天不说话，未置可否。这个负面态度，倒产生了正面效果。类似那句话，劝将不如激将。要离自尊受伤，当下主动请缨。阖闾说：“庆忌的勇猛天下闻名。筋骨结实，万夫不当，能追上奔跑的野兽，抓住空中的飞鸟。我曾经追他追到江边，四匹马拉的车也追不上；弯弓射他，箭又被他一把抓住。你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要离说：“没有关系，只要您按照我的计谋行事，我就能取得他的信任，最终杀掉他。”既然如此，那就不管有枣没枣，先打它一竹竿吧。要离拿竹剑跟阖闾比武，伤了阖闾的手指。阖闾下令砍断他的右臂，又杀掉他的妻子孩子，放火在闹市烧毁。动静闹得很大，等要离逃到卫国找到庆忌，消息也早已传来，他因此顺利地取得了庆忌的信任。庆忌召集一批士卒，日夜操练，准备返回吴国，消灭阖闾，为父报仇。三个月之后，精兵练成，庆忌随即带领他们向吴国进发。船开到江心，风大浪急。要离力气小，又失去了右手，就到上风的地方，用矛钩住庆忌的冠，借着风势刺中了他。庆忌回头伸手抓了三次，这才抓住要离，像拎小鸡那样把他的脑袋摁入水中，然后再提起来放到腿上，说：“真是个好样的，敢来刺杀我！”左右赶过来要杀掉要离，庆忌说：“怎能一天杀掉两个勇士呢？让他回吴国去吧，彰显他的忠勇！”庆忌已死，要离于是回国复命。船行到江陵，他突然神情忧郁，不肯前行。左右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杀妻灭子侍奉君王，是为不仁；为新君主而杀死老君主的儿子，是为不义；看重自己的生命，既不高贵，也不合道义。我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呢？”说完，一头栽进江里。要离死了没有？这时还没有，因为故事还没讲完。随从赶紧把他捞上来，说：“您何必寻死呢？回去还有高官厚禄等着啊。”要离当然不肯，自断手足，气绝身亡。要离其人其事，司马迁没有写进《史记》的《刺客列传》。但可以肯定，这个人存在，事情也不是虚构的。《战国策》中就有旁证：“要离刺庆忌，苍鹰击于殿上。”从那以后，他的名字遍布正史野史，以及各种诗书。后代的文人墨客咏叹不断。比如陆游，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冢近要离。蒋士铨更是将要离和专诸并列：要离碧血专诸骨，义士相望恨略同。然而掩卷细思，我始终不明白，要离怎么就当得起如此的浩叹。作为故事，相当精彩；作为刺客，相当专业；作为勇士，相当独到；但是作为妻父，又怎么样呢？极不靠谱。首先，刺杀庆忌毫无道理，于情于理于法，都找不到行动的必然性；其次，刺杀行动成本高代价大，充其量不过是皮洛斯式的胜利。他有什么理由，非要拿妻子儿女作代价？谁赋予他的权力？要离为什么非要接下这单生意？主要原因无非如此：“吴王心非子胥进此人，良久默然不言”。阖闾搭眼一瞧，就没看上伍子胥推荐的这个人，不信他有那本事。所以要离必须争这个面子。简而言之，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一己之虚名，不惜搭上妻子儿女的性命，去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这样的人，不知“义”在何处？&&&&&&&&&&&&&&&&& 名将崛起（3）相貌丑陋者，难免心理扭曲。不是极度自卑，就是极度敏感自尊。当然极度敏感自尊，也是自卑的另外一种形式。前面说过，专诸类似社会上的小混混，冒充黑社会的那种。要离比起他，更是等而下之。为什么？专诸只是自己冒险，而要离百事没成之前，先已连累无辜妻儿。这种人，顶多只算个匹夫之勇而已。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匹夫见辱，挺身而起，拔剑而斗，此不足为勇也。”要离比这个标准略微高了一点点，但并无本质区别。无论如何，这事证明伍子胥有识人的眼光。除掉庆忌，他在阖闾跟前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又提高了若干个百分点。如今内政已清，后方安定，该抬起眼睛，看看周围了。西边的楚国，是吴国和伍子胥共同的敌人。然而阖闾虽不时流露出用兵之意，但却迟迟没有行动。伍子胥早已摸透阖闾的脾气，知道他的忧虑何在，于是就推荐了孙武。孙武对军事非常在行，但一直没人发现，只有伍子胥意识到了他浑身的能量。他跟吴王论兵，一连七次推荐孙武。阖闾读完孙武献上的《兵法》十三篇，连连叫绝，于是找他谈话。他问：“你的十三篇兵法，能不能试用？”孙武说：“当然可以。”阖闾说：“女人也能行？”孙武说：“没问题。”于是阖闾派出宫中的一百八十名美女，交给孙武指挥。孙武把她们分为两队，由阖闾的两个宠姬分别担任队长，让她们都手持武器，说明了前后左右以及纪律，然后击鼓让她们向右转。美女们听到鼓声，都哈哈大笑，队伍乱七八糟。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就是说，说明不详细，命令不熟练，是将军的责任。于是又三令五申，然后再击鼓，命令向左转。那些美女们越发感觉好笑，队形更加混乱。孙武说：“既然已经讲清楚纪律和命令，你们还不能遵守，就是你们的罪过。”于是要斩那两个队长。阖闾一直在台上遥控指挥，看到这一切，大为惊骇，立即派出使者命令孙武：“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带兵了。没有这两个美人，寡人食不甘味，千万千万，刀下留人！”孙武丝毫不给阖闾面子。说：“既然已经领受命令，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随即喝令斩了两个队长，另选二人代替，然后再击鼓。这一次，美女们的队列动作个个中规中矩，再没有人敢说话。孙武于是复命道：“队伍已经训练整齐，请大王下来检阅。如果派她们出战，赴汤蹈火都没有问题！”阖闾哪里还有这等心思，对孙武说：“将军您回去休息吧。寡人不想下去看了。”阖闾演兵，叶公好龙；吴宫教战，孙武成名。阖闾虽然未免肉痛，但他和孙武，都遵守了规则：阖闾没有滥发君王淫威，约略霸主；孙武未曾屈从上意，不愧将才。退一步说，以牺牲两个美妾为代价，发掘出一员大将，其实是个很成功的投资。阖闾的肉痛，不过是一刹那的事情。他很快就能找到新欢。这没有丝毫的技术难度。&&&&&&&&&&&&&&&&& 五战入郢（1）ERROR The requested URL could not be retrieved While trying to retrieve the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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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d Wed, 31 Aug :48 GMT by cache.sina.com.cn (squid/2.7.STABLE6)&&&&&&&&&&&&&&&&& 五战入郢（3）不管怎么说，伍子胥将要跟伯嚭同朝共事，事实已定。回头再说楚国。当初楚国国丧期间，吴国派烛庸、盖余两位公子带兵前去偷袭，想顺手捞一把，结果被楚军断掉后路。这时，国内又传来消息，国王易主，阖闾登位，正所谓进退失据。这可怎么办呢？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这两个公子一合计，干脆阵前易帜，成建制地投降楚国。后来，他们被封在舒。这个地方，大致在今天安徽舒城和庐江之间。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但阖闾心里可没有忘记。王位坐稳之后，公元前512年，他首先派兵灭掉徐国，就是季札挂剑的那个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吴军灭徐，采取了水攻的战法。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利用堤防蓄水攻击的战例）；然后捎带着攻下舒，将烛庸和盖余捉拿归案，斩首示众。这一仗，孙武、伍子胥和伯嚭，都是亲身参与者。阖闾本想乘胜推进，攻打郢都，但孙武和伍子胥都不赞成。他们说：“连年征战，百姓十分辛苦。时机还没到，先等等吧。”楚国虽然国君昏庸，大臣专权，怨声载道，但毕竟是千里大国。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吴国还没有一口吞掉它的肚量。怎么办呢？伍子胥到底是楚国人，熟悉楚国情况。他建议阖闾，将军队分为三支，轮流骚扰楚国。楚军一来，吴军随便抵挡一阵，然后转身就跑；等楚军撤回去，下一支吴军，从头再来。这是军事史上有明确记载以来的第一个游击战术。其核心思想，就是疲惫敌军，放松他们的警惕。从那以后，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变种，但内核并未改变。伍奢临死之前的浩叹，终于演变成现实。面对吴军的长期骚扰，楚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公元前508年，楚国派令尹子常领兵攻击吴国，消息传来，伍子胥主动请缨，前去迎敌。这是他跟老东家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作战。那一仗，他赢得干净利落，在豫章，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淮南一带，大破楚军，然后乘胜追击，攻占了居巢。这个地方，属于今天的安徽巢湖。公元前506年，楚国进攻已经臣服吴国的蔡国。伍子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建议阖闾，联合蔡国和唐国，一同攻楚。这两个国家，对楚国也早已是深恶痛绝。蔡国的君主蔡昭侯立即把自己和大夫的儿子，送到吴国作为“质子”，也就是人质，以示决心。阖闾随即拜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出动全军主力，共计三万人马，乘船沿淮河开进，目标直指蔡国，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大军开到淮时，孙武下令，弃舟登岸，沿陆路开进。因为逆水行舟，速度很慢，而且众所周知，吴军擅长水战。孙武这样，可以造成战役突然性。这其中的“淮”地，有人认为在安徽凤台，有人说是河南潢川西北，总之在淮河岸边。三千五百名精锐的吴军作为先头部队，昼夜兼程，越过楚国北部的大遂、直辕、冥厄三处险要关口，直抵汉水东岸。这三处险关不在别处，就在我的家乡，河南信阳南部。兵来将挡。楚国还是老规矩，令尹子常统兵御敌。双方的军队，隔着汉水对峙。子常的副将，是左司马沈尹戌。他建议，子常带领主力坚守汉水西岸，正面牵制吴军，他带领一支人马北上，到方城，就是今天的河南方城县一带，集结军队，迂回到吴军背后，烧掉他们的船，毁掉三关，切断他们的归路，然后两面夹击。&&&&&&&&&&&&&&&&& 五战入郢（5）此时的楚王是昭王，就是平王跟秦国公主生的儿子。十年之前，平王已经呜呼哀哉，一命归西。这对于伍子胥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费尽心机攻入敌国，而仇人已经没于黄土，他满身的力气和激情都无处倾泻。怎么办呢？他挖开平王的墓，拖出那具生前恶臭死后更臭的尸体，挥鞭便打，边打边骂。鞭尸三百是史书上的说法。这所谓的三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坐实呢？是不是惯常用的虚数？恐怕还真不是。这个数字，可能正好能从侧面印证当时的防腐技术水平。马王堆汉墓的防腐技术，大家已经知道，楚国或许也有类似技术，或有程度差别而已。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人们的确难以想象，伍子胥能有那么多的激情，可以狂抽三百鞭。这事在当时，也大大超出申包胥的精神承受能力。他派人给伍子胥传信，指责他说：“您复仇的方式，太过分了吧。人巧固然能暂时胜天，但说到底还是天胜人。过去您是平王的臣子，北向侍奉过他。现在竟然这样侮辱死人，难道就不怕天公降怒吗？”伍子胥说：“我现在的情况，好比已经日暮时分，但路途还很遥远，所以才要倒行逆施！”请注意，伍子胥一不小心，又创造了一个成语：倒行逆施。只是现在的含义，已经与本意大相径庭。伍子胥借助吴国之力，践行了灭楚的豪言，申包胥身单力薄，又如何实现复楚的壮志？他的办法跟伍子胥一样：申请外援，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去。伍子胥的巨人是东边的楚，申包胥的巨人则是西边的秦。因为昭王是秦国的外甥。楚国无道有目共睹，尽人皆知，所以秦国不想蹚这道浑水。秦哀公推脱道：“您先去驿馆歇息，我们商量商量再说！”申包胥说：“我们的国君正在远方逃难，尚无安身之所。我们作臣下的，怎么敢贪图安逸呢？”说完，站在秦国的朝堂之外，放声痛哭。史书上说，申包胥整整哭了七天七夜，其间水米未进。秦哀公大为感动，说：“楚国虽然无道，但有这样的臣子，难道还不应该复国吗？”说完，立即答应派兵。申包胥哭秦廷，借来兵车五百乘。秦兵联合楚军，跟吴国打了几仗，互有胜负，但长期客场作战，态势显然对吴军不利。大家一定还记得夫概吧，那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这时，他再度表现出了自己的主见，败仗之后悄悄回国，自立为王。前方未定而后院起火，这仗还怎么打？阖闾赶紧向后转，回去将夫概击败，重新夺回政权。伍子胥和申包胥是好友，但此时的诉求，却针锋相对。一个要灭楚，一个兴楚，他们两个，到底谁是正确的呢？都正确。都没错。这绝非玩弄辞藻，只是立场不同，结论自然迥异。伍子胥灭楚是尽孝，履行人子的职责，天经地义；申包胥复国是尽忠，承担人臣的本分，理所当然。那么，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呢？没有。也不可能有。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平台，能超脱于人的利益之外。既为利益，便会有你我之争。如果真要朝大的方向说，比如全人类甚或宇宙，那么人类的所有征伐死伤，都无所谓。因为物质不灭，他们以何种形式存在，都一样。吴楚这次争霸，整整打了十个多月。吴军出动三万人马，楚军共有十二万人参战。这个规模在春秋时期是空前的，其战果之辉煌，也足以彪炳史册。三万人马深入敌国腹地，经过长期作战最终取胜，实在难以想象。楚军虽然最终击退了吴军，但吴军损失不大，而且战火一直在楚国燃烧，楚国上下弄得鸡飞狗跳，战争创伤甚是巨大。后来吴国又多次击败楚军，楚国为躲避兵锋，只好向西迁都，到了鄀，就是今天的湖北宜城东南。阖闾在孙武和伍子胥的辅佐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国，势力大振，在各诸侯国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这就是他也被称为“春秋五霸”的根本原因。惊魂甫定的楚国安顿下来后，楚昭王还是有个心事，于是召集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商量说：“子胥不死，又不回来，咱们楚国总是不安。不如把他请回来。”于是派出使者，对伍子胥说：“从前我的父亲无辜杀了您的父亲，那时我还年轻，并不知情。如今您以这样的方式报答寡人，寡人也不敢埋怨。咱们已经扯平，您为何不回到您的祖坟旁边呢？我国虽然小，但愿意跟您共同执掌；我们的百姓虽然少，但愿意跟您共同驱使。”伍子胥说：“以这种方式求名，名声肯定显赫；用这种方式求利，利益必然丰厚。我先为父报仇，然后还要求利，这不是贤明者干的事。父亲冤死，儿子还要食它的爵禄，也有失父子之义！”楚昭王邀请伍子胥回国，是陷阱吗？肯定不是。春秋时期，人们做事多少还要讲点规则，讲点“国际”影响。因为当时的中国，虽然晋楚吴先后崛起，但都算不上超级大国。“国际”政治格局，还是典型的多极化，更何况上面还有个名义上的周天子。楚昭王请伍子胥回国，只想平息事态，绝非秋后算账。&&&&&&&&&&&&&&&&& 名将下场（2）越军本来就人人沮丧，这个局面如何应付？命令无法执行，很多人偷偷开小差。吴军趁势进攻，越军大败。勾践闻听大怒，下令杀掉石买，把他的部队遣散回国。士兵们大哭，声闻九天，吴军听得清清楚楚。夫差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惊又惧。这一切，当然都在老谋深算的伍子胥的掌控之内。他说：“大王不必惊慌，越军就要败了。我听说，狐狸临死之前，也会紧咬嘴唇，使劲吸溜牙齿。越军这样，必定是勾践要战败。您请安心等待，破越就在眼前！”说完，就派人前去打听消息。没过多久，勾践的使者随即过来，请求投降。伍子胥当然拒绝接受。勾践于是带领五千残兵败将，退往会稽山，吴军紧随其后， 将会稽团团包围。越国的存亡，只在一息之间。危急关头，勾践要逞匹夫之勇，打算与吴军血战到底，玉石俱焚。相形之下，大夫文种要冷静得多。他建议暂且低头，向吴国求和。文种于是作为使者，“膝行顿首”，就是跪在地上一步步地朝前挪，一直挪到夫差跟前，哀求高抬贵手。文种的卑躬屈膝，极大地满足了夫差的虚荣心。他本来想要答应，但伍子胥强烈反对。他说：“勾践这个人，特别能忍辱负重。今天不灭掉他们，将来一定会成为祸患！”和谈请求被无端搅局，文种只得灰溜溜地回去。当天夜里，他再度来到吴军大营，带着丰厚的礼物，还有美丽的越国少女。不过，他的目标可不是伍子胥，更不是夫差，而是伯嚭。彼此见面，文种首先奉上金银玉器和美女，然后对伯嚭说：“贵国如果一定要灭掉我国，我们大王只好杀掉妻子，烧掉宫殿财宝，然后逃往楚国。果真那样的话，贵国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不过是一片废墟！不如留下我们，给贵国作为臣子，我们好替你守卫南方！”打动伯嚭的，自然是珍宝美女。当然文种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也给了他下驴的顺坡。他于是找到夫差，说服他接受了越国的请求：撤兵回去，留下勾践，不灭越国。消息传开，伍子胥是什么反应呢？我们看到的，又是掘墓鞭尸时的涌动激情。史书上的原文是：子胥大怒，目若夜光，声若哮虎：“此越未战而服，天以赐吴，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剬之。”越国未经血战已经服软，这是上天赐给吴国的机会，怎么能逆天而行呢？请大王赶紧急刹车！然而夫差就是要逆天而行。子胥的强烈谏阻，如同一拳砸到棉花包上，丝毫没见效果。确切地说，效果还是有一些，但都是负面的。不久你们就能看到。二十年前应付高考作文时，死记硬背过很多东西，其中就有这么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上联说的是项羽，下联说的就是越王勾践。从某种意义上说，勾践跟伍子胥，主要特点非常相似：为了实现预定的目标，都能忍辱负重。子胥可以“膝行吴市，吹箫乞食”，勾践身为国君，做得更加决绝：他像奴仆一样，侍奉夫差整整三年。夫差上下马，他都跪倒在地，给他垫脚。据说有次夫差生病，他还亲口尝了他的粪便，以判断病情。经过伯嚭春风化雨般地持续美言，勾践好不容易才取得夫差的信任，得以回国执政。按照道理，稍微喘息一下，找找为王的感觉，未为不可，但是他没有。吃饭只有一道蔬菜，穿的都是粗布衣服。不仅如此，就连睡觉都不铺席子，直接躺在稻草上。为了不忘记过去的屈辱，他每天吃饭前，都要舔舔苦胆。&&&&&&&&&&&&&&&&& 名将下场（3）这就是所谓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勾践隐忍不发，一点点地为越国疗伤止痛，实力逐渐恢复。夫差屁股下面的这座火山，能量不断蓄积。客观地说，夫差接受越国的投降当然是战略上的失策，但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当时，北上争霸对各个国家的吸引力更大。越国再厉害，也不过是个蛮夷小国，远离当时的经济文化核心区域中原。唯其如此，听到齐国内乱，国君被大臣杀死的消息，他立即决定，再度北上伐齐。自然，伍子胥还要唱反调。他说：“勾践每天食不重味，吊死问疾，是想有所作为。这个人不死，一定会成为吴国的祸害。越国对于吴国，就像人们心腹上的病灶，而齐国充其量不过是癣芥之疾。大王您怎么能舍近求远呢？”伍子胥为什么能把勾践看得那么透彻？因为彼此有相通的脾性。夫差为什么执迷不悟？因为他还拘泥于当时的形势。《史记》记载，齐悼公被杀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在军门外痛哭三天，以示哀悼，然后起兵，取水路伐齐。他跟齐悼公既非亲属又非朋友，哪儿来的那么多悲痛？当然都是做给人看的，为了强调自己出师的正义性。所谓吊民伐罪。之所以说夫差还拘泥于当时的形势，就是因为这一点。春秋时节，礼仪为先么。而伍子胥的见识，则早已超越当时的时代。超越者固然有御风而行的强烈快乐，但更多的时候，恐怕还是无人理解的孤独。很有讽刺意义的是，齐悼公被杀，跟夫差还有某种联系。因为就在上一年，吴国联合鲁国进攻齐国的南部，齐国内忧外困，大臣趁乱杀了国君。而吴军进攻齐国，很大程度上是一桩外交阴谋，其主谋，则是大名鼎鼎的孔子，以及他的高足子贡。怎么回事呢？当时，齐国的田常专权，但周围还有强大的鲍氏、高氏家族，田常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为了提高个人威望，他决定攻打鲁国，建立军功。孔子是鲁国人，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于是就派子贡出去游说。子贡首先跑到齐国，找到田常说：“鲁国的城墙又薄又矮，土地又狭又浅。君主愚蠢不仁，大臣虚伪无用，士兵和百姓都不愿意打仗。这个国家不好对付啊。您不如去攻打吴国。它的城墙高大厚实，土地广阔肥沃，将士骁勇善战，粮草充足，武器精良。这个国家比较好打！”田常的脸儿都快气白了。军国大事，怎么能如此幽默？他说：“先生让我放弃容易打的，却把难打的推荐给我，这不是成心害我吗？你到底什么意思？”子贡说：“这您可错怪我了。我听说，忧患在内部就要攻打强国，忧患在外部要攻打弱国。如今您的忧患在内部，三次想加封都没有成功，因为有很多人反对您。如果您攻打鲁国，大胜而归，齐国的君臣就会骄傲。人一旦骄傲，就会把别人不放在眼里。虽说是您的功劳，可时间一长，谁还记得？君主骄傲会对臣下放肆，大臣骄傲就会与您争权夺利。这样您要想在齐国立足，势必很难。不如攻打吴国。吴国强大，败了不会有人怪罪，还能让齐国君臣收敛锋芒。”田常想想，觉得有点道理，就说：“话是这个话，可我已经把矛头对准鲁国，突然转向吴国，难免会引起国君和大臣的怀疑与指责呀。”子贡要的就是这话。他立即说道：“这个好办。您先按兵不动，我到吴王那里，说服他们出兵援救鲁国，您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迎击他们了吗？”&&&&&&&&&&&&&&&&& 名将下场（4）子贡辞别田常，马不停蹄地一路南下，到了吴国。他对夫差说：“齐国要去攻打鲁国，它肯定能打赢。那时它就会跟吴国争霸。如果您发兵救鲁，既能赢得美名，又能击败齐国，在诸侯中树立威信。这样的好事，我想您一定不会推辞！”夫差说：“我倒是想这么干。可是越国在我背后，整天操练人马。如果我北上攻齐，越国趁机抄我的后路，那可怎么办？还是等我安定了后方再说吧。”子贡不慌不忙地说：“到那时候，鲁国早已被齐国削平。如果大王讨伐越国，天下的人都会说您畏惧齐国的强大，只会欺负弱小的越国；如果你肯出兵救鲁，天下都会服气您的勇敢，而臣服于您。至于越国，我有办法让他们不但不打吴国，还会出兵帮助您北上伐齐！”子贡简直就像个陀螺，四处转悠，一眨眼又跑到勾践跟前。子贡是谁，孔子的高足。所以勾践非常恭敬地到郊外迎接。他深深对子贡一拜，说：“我们这里是蛮夷之国，荒凉偏远。先生您怎么会委屈自己，到这里来呢？”子贡说：“我刚去过吴国，劝吴王伐齐，可他却担心您在背后袭击。如果您没有此意，而让人心生疑虑，那未免笨拙；如果您有这个打算，却不能保密，那未免草率。现在吴王要来攻打您，越国麻烦大了！”勾践一听非常着急，赶紧询问对策。子贡说：“这个不难。您不妨请求跟他一齐讨伐齐国，这样定能消除他的疑心。如果他败了，是您的福气；如果侥幸得胜，会更加骄傲，为了称霸，还将攻打别的国家。这样早晚有一天，国家实力会大大削弱。反正无论怎么样，对您只有好处，没有害处！”看到这里我们才知道，原来孔子培养出来的，不光有道德高尚的学问家，还有子贡这样经世致用的外交家。反正当越王勾践表示，愿意带领三千人马，追随夫差伐齐时，夫差已经彻底失去警惕。他随即带领吴军乘坐大船，取道水路，浩浩荡荡地向齐国开进，最终在艾陵一带，大胜齐军，俘虏了几百辆兵车。夫差非常高兴，就派出使者，逼迫齐国签订城下之盟。他说：“我听说齐国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所以过来看看。没想到你们在芦苇丛中埋伏有军队，我军找不到安全集结的地点，只好布阵设防，结果擦枪走火，略微伤害了齐军。现在希望咱们能够讲和结盟！”齐王派人回答说：“我国远在北方边境，并没有越过国境的打算。没想到您越过长江和淮河，不远千里，前来进犯我们的领土，杀戮我们的人民。所幸上苍保佑，我国不至于倾覆。现在大王您要求讲和，我们怎敢不从呢？”臣服了齐国，又在鲁国邹国跟前耀武扬威一番，夫差随即带领大军，返回吴国。大军远征获得胜利，夫差心里自然无比得意。但是没想到，伍子胥还是只有冷言冷语。他说：“击败齐国，不过是得了点小利而遭到大怨，有什么好庆祝的？不灭越国，终究是心腹大患！”这话传到夫差耳朵里，你想想他会是什么感受。从那以后，他越发疏远伍子胥，再也不肯听取他的计谋。尽管如此，伍子胥还是忍不住要发表意见。坚决不赞成伐齐。他说：“齐国距离遥远，您即便击败它，也不过像是获得一块满是石头的田地，什么都没法耕种，有什么用呢？”这样的话夫差听得太多，耳膜简直都要磨起趼子。这个人，也是个驴脾气。不但坚持伐齐，还派伍子胥作为使者，北上齐国，约定开战日期。这实在是滑稽。很有点孩子较劲的意思。这是对伍子胥的变相惩罚。&&&&&&&&&&&&&&&&& 名将下场（5）ERROR The requested URL could not be retrieved While trying to retrieve the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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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d Wed, 31 Aug :14 GMT by cache.sina.com.cn (squid/2.7.STABLE6)&&&&&&&&&&&&&&&&& 他动了谁的奶酪—吴起之死前言现在看来，宰相属于文官，主内；将军执掌兵权，对外。但这是社会不断发展、分工日渐细致的结果。早期，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工还没到这个程度，将相一体是常事。出将入相，不仅仅是成语，更是事实。比如晋国，常备军分为上军、中军、下军三支（后来又增加了新军），这三支军队，分别配置主将、副将各一名。遇到战事，他们就统兵出征；战争结束，他们再脱下战袍，进入庙堂，分别执掌国家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六卿”。当时，将军立了大功，无官可赏时，君主就会提拔他们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赵国的名将李牧，就当过相国。如果无此惯例，人们拿现在的观念考量，就无法理解廉颇和蔺相如争位的行为，也无法感受“负荆请罪”、“刎颈之交”这些成语的美妙。因为将军的最顶端，也就是相当现在的国防部长。除非军人独裁政权，否则将军再厉害，也要接受相国领导。你廉颇饶是劳苦功高资历深厚，也不能跟丞相叫板，那只能是自取其辱。那么，在中国历史上的名将序列中，第一个出将入相的人是谁呢？本文的主角儿，名将吴起。吴起先后在鲁国和魏国出任将军，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后来到了楚国，又被任命为令尹，主持变法，惊天动地。楚国属于蛮荒之地，不是周朝第一批分封的诸侯国。他们和吴国、越国一样，不遵循中原地区的礼仪，君主虽然只是子爵，却一直称王，不像秦国晋国，开始称公；魏国赵国，早期称侯。君主名分悬殊，官职设置自然也会有差别。这个令尹，就相当于中原各国的丞相。也就是说，吴起的出将入相，是货真价实的，并非仅仅只有名分，或者象征意义。出将入相，志气文人的一生梦想，否则也不会创造出这个词语。如此看来，吴起一定是历史上的大“牛人”喽？是，也不是。&&&&&&&&&&&&&&&&& 鲁国不容（1）吴起以妻子的人头为代价，换取了人生大舞台的第一张入场券，这一仗他又打得如何呢？虽胜犹败，得不偿失。接过兵符，吴起随即点齐人马，开赴前线。虽然立功心切，他并没有急于开战，而是首先派出使者前往齐军大营，请求讲和。鲁国的实力本来就不如齐国，吴起主动求和，齐军主将越发放松警惕。吴起呢，继续给敌人灌迷魂药。按照一般的规矩，行军布阵，中军的实力最强，吴起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把老弱的军卒集中到中军。等齐军心里的弦完全放松下来，吴起带领早已集结完毕的精锐部队，突然擂响战鼓，发起了攻击。齐军猝不及防，阵形大乱，一仗下来，损兵折将，不得不匆匆败退。这就是吴起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应该承认，他这个亮相，相当精彩。按照道理，回到鲁国，等待他的，应该是鲜花掌声和红地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看到这个卫国来的毛头小子立下如此功勋，很多人都耳热眼红，于是吴起的很多毛病，都传到了鲁穆公的耳边。他们说：“吴起这个人，残暴而猜疑。本来他家底丰厚，可他一心向上爬，到处游说，跑官要官，结果搞得两手空空，倾家荡产。乡邻们耻笑他，他就杀了三十多个说他闲话的人，逃出卫国向东而去。临走之前，他和母亲告别，咬着臂膀发誓说，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吴起为了功名利禄，投身曾参的儿子曾申门下，后来母亲去世，他都不肯回家奔丧。曾申为此非常生气，就把他逐出了门墙。吴起没办法，这才转而学习兵法，侍奉国君。国君对他有疑虑，他不惜杀掉自己的妻子，以换取将军的名位。俗话说，树大招风。咱们鲁国本来是个小国，现在胜了齐国，名声大振。再这样下去，难免会引起别国的不安，他们都会图谋鲁国。而且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吴起是卫国的罪人，国君您任用他，不是有负于卫国吗？”这枚针对吴起的流弹，杀伤力委实不小。它列举了吴起的三大道德罪状，以及任用吴起的两个危害。吴起斩杀乡邻，是为不仁；杀妻求将，是为不义；母丧不归，是为不孝。鲁国是姬姓诸侯，开国君主是周公姬旦的长子姬伯禽，也就是周武王的亲侄子。清代的高士奇说过：“周之最亲者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因为这层关系，周礼最细心的保存者和最积极的实践者，莫过于鲁国，这就是那句话的来历：周礼尽在鲁矣。鲁国对礼仪重视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则故事可以作为参考。周朝分封诸侯之初，姜尚曾经问姬旦：“您准备怎样治理鲁国？”姬旦回答道：“尊尊而亲亲。”就是尊重尊者，亲近亲人。一句话，重视人伦礼仪，别尊卑，分亲疏。周公接着反问姜尚：“您又准备如何治理齐国呢？”姜尚直言不讳地说：“尊贤而崇功。”意思很明白，尊重贤能，崇尚功业。这事《淮南子·齐俗训》和《汉书·地理志》都有记载。齐国与鲁国的分野，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后来出现了“田氏代齐”事件，姓田的贵族崛起，夺取国家政权，把姜尚的后裔流放到了海岛，但那种治国思路，大抵没有废弃。所以在姜齐中出现了“春秋五霸”之后，田齐又成为“战国七雄”，而鲁国则早早地衰亡湮灭。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礼仪之邦往往孱弱而缺乏血性。道理和正义，经常被弱者奉为圭臬，是因为他们格外需要这样的保护伞，而强者对它们，从来都是不屑一顾，践踏而去。鲁国的地位如此之高，却一直国势不振，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被“礼仪”二字所误。&&&&&&&&&&&&&&&&& 鲁国不容（2）作为孔子的出生地，鲁国对于吴起的这三大道德罪状，难以接受是可以想见的。这很好理解。我们不妨参看管仲临死之前，跟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的对话。当时齐桓公征求管仲的意见，遴选可以接替他相位的人。管仲最先否定了鲍叔牙，因为鲍叔牙虽然是正人君子，但过于刚烈，善恶分明，容易记仇，不利于团结任用百官，发挥各自的长处。于是齐桓公问道：“易牙呢？”管仲说：“他不惜杀掉自己年幼的儿子，做成肉羹以讨好国君，没有人性，不宜为相。”齐桓公又问：“开方怎么样？”管仲说：“开方是卫国公子，他舍弃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身侍奉国君十五年，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怎么会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的封地是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的封地俯就于国君，期望值必定远远超过千乘之封。国君应尽量疏远他！”齐桓公又问：“那么竖刁行吗？他宁愿自残身肢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不忠？”管仲摇摇头说：“连自己身体都不爱惜的人，怎么会真心忠于您呢？”请注意这番对话的发生地。它不在“尊尊而亲亲”的鲁，而在“尊贤而崇功”的齐。齐国人都持这样的观点，吴起在鲁国，怎么可能有好果子吃？完全可以这样说：一个不孝顺母亲、珍爱妻子的人，怎么会真心忠于鲁国的国君？鲁国抛弃吴起，结论近乎正确，论据和论证过程小有问题。主要是任用吴起的那两个所谓危害，完全站不住脚。人也好国也罢，弱小者只有不断自我修炼，增强内功，才有可能生存乃至发展，一味示弱，就像小羊跪在狼跟前苦苦哀求饶命，怎是长久之计？所谓卫国的罪人，鲁国不方便使用云云，更是满纸荒唐言，否则楚才晋用一词，又如何解释。历史无法倒推，也从来不接受辩解。反正吴起初经战阵的胜利，是典型的皮洛斯式的胜利：代价太高，得不偿失。尽管有满腹的兵韬将略，他也只得收拾起简单的行囊，心情悲怆地离开鲁国的都城曲阜，像枚孤单的落叶，被秋风吹向天涯。那些日子里，当他独自一人置身于在旅店的孤灯野火之下，不知道他可曾会想起冤死的妻子？或者说，当他想起冤死的妻子时，不知会作何感想？细读史书中关于吴起的篇章，推敲他的性格为人，那时他恐怕不会想起泉下的冤魂。他那股追逐名利的劲头，类似于曹操的独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所以那段时间吴起考虑的问题，一定实际得多：自师从曾申开始，直到被任命为将军，他在鲁国前后待了六年左右。如今哪里还有更加合适的市场，可以把正值壮年的自己，卖个好价钱呢？这个市场是有的，而且也不太远：一路向南，魏文侯治下的魏国。&&&&&&&&&&&&&&&&& 魏国兴起战国七雄中，最先崛起的是魏国。魏国之所以能占到这个先机，与两个人物密不可分：魏文侯与李悝。三家分晋之后，智伯的领地多数归了赵国，韩魏两家，所得相对少些。魏国山地多良田少，粮食压力一直比较大。魏文侯继位之后，任用李悝，率先变法，国力逐渐强盛。李悝的名字，也写作“李克”，甚至“里克”，但是《汉书》认为，李悝和李克是两个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秦始皇实在居功至伟：若非他下令一把火烧掉各国的史书，历史怎么会如此扑朔迷离色彩斑斓？李悝最大的贡献，是编纂了一部《法经》，在经济上主张“尽地力之教”，以及推行“平籴法”。《法经》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后来商鞅把它带到秦国，秦汉两国的法律，都以《法经》为蓝本。因为这个缘故，后世把李悝视为法家的鼻祖。对魏国国力影响最大的，还是“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尽地力之教”说得通俗些，就是尽量增加每亩地的产出。每亩多收几斗粮，全国累加起来，就是个惊人的数字。谷贱伤农，谷贵伤民。而当时农民种地处于亏损状态，所以他们对农业生产的兴趣不高，从而导致产量下降，粮价上涨。针对这个情况，李悝建议实行“平籴法”，粮食丰收时国家收购，歉收时再平价出售，以稳定粮价。即便碰上自然灾害，粮价不致太贵，人民不至于流亡。换成现代语汇，就是国家收储计划。魏文侯从谏如流，国家实力一天天强大。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也称赞李悝“富国强兵”。李悝在魏国到底是否出任过相国，历史上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他深受魏文侯信任，能够参与高层的核心决策；吴起过来投奔，魏文侯也首先征询李悝的意见。说起来，李悝跟吴起算是师兄弟，因为他也曾经师从曾申。他对吴起有所了解，于是也就实话实说：“吴起这个人，贪名又好色。但是论起带兵，就是司马穰苴也不过如此。”李悝这个评价相当高。司马穰苴姓田，名穰苴，齐国人。因为后来做了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大司马，所以又被尊称为司马穰苴。当时晋军来攻，燕国也趁火打劫，齐军屡战屡败，形势岌岌可危。危急时刻，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田穰苴。这事非同小可，齐景公先找穰苴谈谈话，相当于面试。这一谈不要紧，穰苴的用兵方略和见解，深深地令齐景公折服。他立即决定，拜穰苴为大将军，领兵御敌。穰苴说：“我只是田氏的远房后裔，身份卑贱。您直接把我提拔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一时还难以服众。请您派一个身份高贵、有威信的人作监军。”齐景公顺水推舟，派宠臣庄贾监军。穰苴随即辞别景公，与庄贾约定：“明天中午时分，请您到军营会合。大军随后出发。”监军的地位，论理比将军还要高。亲戚朋友官场故旧听说后，纷纷前来祝贺送行，庄贾置酒高会，喝得忘乎所以，早已把约定置之脑后。反正他是国君跟前的大红人，地位尊贵，又是监军。穰苴呢，次日一早赶到军营，下令立起一根木杆，观测日影，确定时间。到了中午，庄贾还没出现，穰苴随即命令放倒木杆停止滴漏，召集将领申明军纪。一二三点，四五六条。黄昏时分，庄贾浑身带着酒气，跌跌撞撞地进了军营。穰苴问他为什么迟到，他说：“亲戚故旧都来送行，所以耽误了时间。”穰苴说：“将帅接受了任务，就该忘记家庭，置身军队，受军纪约束；击鼓指挥军队作战时，就该有忘我的精神。如今敌军深入国境，举国骚动。士卒风餐露宿于边境，国君寝食不安，国家和百姓的命运都掌握在您手中，还谈什么送行呢？传军法官！”军法官立即跑步赶到。穰苴低沉但是威严地问道：“按照军法，行军误期，该怎么处理？”军法官说：“应该斩首！”孩子哭，抱给他娘。庄贾一见阵势不妙，赶紧派人飞马急报齐景公，请求救命。穰苴不管三七二十一，喝令立即执行，杀无赦，斩立决，然后在军营示众。全将军士一见，十分敬畏，连个大气都不敢出。过了些时候，齐景公的使者拿着符节，前来赦免庄贾。人命关天事情紧急，使者直接驾着车子驰入军中。司马穰苴高声问军法官：“在军营里驾车横冲直撞，应当如何处治?”军法官朗声答道：“当斩！”使者一听万分惊惧，立即恳求饶命。司马穰苴说：“既是国君的使者，可以不杀，但必须执行军纪。”于是命令拆毁车子，杀掉驾马，以儆效尤。从那以后，齐军一扫萎靡之风，纪律严明，士气大振。穰苴随即领兵出发，奔赴前线。行军途中，他亲自过问士卒们的休息、宿营、掘井、修灶、饮食、疾病、医药等事宜，把供给将军的食物物品，用来犒赏军士。他和士卒吃同样的饭食，对体弱的士兵格外关心，很快就赢得了全军将士的信任。三天后，他部署调整队伍，有病的士兵都要求同行，大家纷纷主动请战。晋军和燕军听说后，全都不战而退。司马穰苴率乘胜追击，歼灭了部分敌军，收复全部的城邑和土地，然后凯旋班师。还未到国都，他就解散军队，废除军令，誓盟之后进入城邑。齐景公非常高兴，任命穰苴为大司马，掌管全国军事，田氏家族的地位和声望，也进一步提高。齐国大夫鲍氏、高子、国子等人，嫉妒穰苴的功劳，不断地在齐景公跟前给穰苴上眼药，直到他被罢黜回家。这事进一步激发了田氏跟高子、国子等人的矛盾。后来田常杀了简公，尽灭高子、国子家族，直到田和自立为齐君，流放掉姜氏的后裔，姜齐灭，而田齐兴。齐威王当政时，命令大夫们搜集整理古时的《司马兵法》，将司马穰苴的遗著附在其中，称《司马穰苴兵法》，后世简称为《司马法》。《司马法》是我国军事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兵书，宋代时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 大将守边（1）李悝的这个评价，决定了吴起的命运，魏文侯立即拜他为将。吴起果然不辱使命，带领魏军攻打秦国，连战连胜，夺取了五座城邑。吴起带兵，还真有点司马穰苴的特点。他跟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睡觉不铺席，行军不乘车，自己背自己的干粮。有个士兵生了疮，吴起亲自给他吮吸脓液。那个士兵的母亲听说之后，放声大哭。别人很不理解，就问她：“你儿子不过是个军卒，将军亲口为他吸脓，你为什么还要哭呢？”她说：“您是不知道厉害。当初吴公也给我丈夫吸过脓，结果他打起仗来不要命，很快就战死了。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脓，不知道我儿子将会死在哪里。我想来伤心，不能不哭啊。”当时，魏军和秦军一直在西河一带拉锯。西河也叫河西，就是山西、陕西之间，黄河南段的西岸地区。秦魏两国在此交界。在翟璜的推荐下，魏文侯派吴起镇守西河。吴起认为，兵不在多而在“治”。他建议魏文侯，用他的新标准，考选士兵，组建一支精锐部队，名叫武卒，最终得以施行。吴起的新标准都有哪些内容呢？现在的人们看了，也难免头皮发麻。因为它实在太严酷：身穿上、中、下三副甲，头戴重盔，肩扛长戈，腰挂重剑，带五十支箭，背三天的干粮，半天行军一百里，到达战场能立即投入战斗，双手能拉开十二石也就是六百六十斤的硬弓。当时的一百里相当于今天的四十一公里，差不多就是奥运会的马拉松项目。但是跑马拉松只穿短裤背心，而魏国的“武卒”，浑身上下负重累累。所以说，他们个个都是特种兵，单兵战斗力可想而知。特种兵必然要有特种的待遇相配套。武卒的家庭，可以免除全部的徭役和田宅租税，他们在军中的伙食标准，自然也比普通士兵高。立了功还能获得爵位。魏国虽然山地多土地少，但是河东，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解池一带，有大量的盐池。盐池里产的不是食盐，简直就是金子。古往今来，盐作为生活必需品，能够带来大量的利润，政府不肯放弃这块肥肉，总要垄断经营，这从湖北监利县得名的由来，可见一斑：赤壁之战曹军大败，曹操匆匆败走华容道，战后这块地方随即归入东吴的版图。因为这里“士卑沃、广陂泽”，“地富鱼稻”，西北部产盐，东吴便“令官督办”，“以监盐渔之利”。公元 222年孙权称帝后，干脆从华容县里划出一块地方，设立监利县。说起来，那时候“领导重视”的方式，跟现在也差不多。首先就是设架子、立班子。否则机构又怎么会越来越臃肿呢？魏国就靠盐池专营的收入，经过吴起的严格考选训练，组建成了强大的精锐部队武卒。他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不是信口开河的虚夸。根据记载，当时吴起“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也就是说，全胜率高达84%。毫无疑问，这是个极其惊人的数字。这其中既有吴起的过人将略，也有士兵们的高超素质。当然，士兵们勇敢善战，也有赖于吴起卓有成效的训练。就是那句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吴起的治军方略，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军纪严明。令行禁止，纪律严明，才能出战斗力。有一次，两个士兵没接到命令就擅自出击，结果立了功回来，不仅没得到封赏，反而被吴起斩首。二是言而有信。有个成语，叫“移木建信”，说的是商鞅变法时，为了取信于民，就在市场的南门立了一根木杆，旁边贴着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就赏他十金。”大伙儿看了告示，个个云山雾罩，搞不清怎么回事：把木杆扛到北门轻而易举，这个劳务费无论如何也不值十金啊。肯定是上边吃饱了撑的，瞎忽悠。商鞅一见，又把赏格提高五倍。有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扛走木杆，果然拿到了黄澄澄的五十斤。这一下，政府的威信随之树立。&&&&&&&&&&&&&&&&& 大将守边（2）据史料记载，吴起身上也有类似的故事。西河本来是秦国的土地，居民也都是秦人。吴起为了让他们信任自己，就在南门立了一根柱子，说：“谁能放倒柱子，就提拔他为上大夫。”刚开始也是没人相信，后来有个人站了出来——反正即便上边说了不算，他也不会有啥损失——没想到，还真被封了官儿。柱子倒了，吴起的威信立了起来。这个故事跟商鞅的“移木建信”，有太多相似之处，很难说清版权的归属。按照道理，吴起在先，商鞅在后，似乎应当归于吴起。不过事情是古人做的，历史却是后人写的。笔头子一歪，张冠李戴是常事。所以我们暂且放下这个故事，看看明人宋濂在《龙门子凝道记》中，对于吴起守信的记载。说的是吴起外出，正好碰到一个老朋友，就要请他吃饭。朋友说：“行啊，等我回来吧。”吴起说：“那好，我在家等您。”结果吴起等得太阳花儿都谢了，直到天黑，也没见朋友的影子。怎么办？有约不来，吴起也就不吃晚饭。直到次日一早，他派人请来朋友，这才跟他一起，把晚饭和早饭一同吃掉。宋濂后面有这样的议论：“起之不食以俟者，恐其自食其言也。其为信若此，宜其能服三军欤？欲服三军，非信不可也。”就是说，吴起之所以不吃饭等待朋友，是怕吃饭的同时，也食了言。果真如此，三军将士还能不信服他么？要取信三军，必须言而有信。吴起治军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使用精神激励。拿破仑曾经说过：“给我足够的勋章，我就能征服地球。”吴起也深谙此道。西河地区是秦魏双方的必争之地。对于秦国而言，过了西河，往西就是辽阔的渭河平原，无险可守。魏军兵锋所指，甚至连秦国的国都，都会受到威胁。正因为如此，双方的攻伐，从来都不曾停止。为了激励士气，吴起请魏武侯——当时魏文侯已经死去——亲自出面，举办庆功宴会。他让立上功的将士坐前排，使用金、银、铜等贵重餐具，猪、牛、羊三牲俱全；立次功者坐中排，贵重餐具和食物适当减少；无功者坐后排，只能用普通餐具。宴会结束后，还要在大门外论功赏赐有功者父母妻子。对死难将士的家属，每年都派使者慰问。这个方法，一施行就是三年。公元前389年，秦国调集大军，攻击东进道路上的咽喉要地阴晋，也就是今天陕西华阴的东部。警报传到河西，立即有数万魏军士兵，不等将令下达，就自行穿戴甲胄披挂整齐，准备参战。吴起请求魏武侯，派五万名没有立过功的士兵，由自己率领反击秦军。武侯照准所请，并加派战车五百乘、骑兵三千名。出战的前一天，吴起发布将令说：每个人都要跟我一起，奋勇作战，无论车兵、骑兵还是步兵。“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意思是如果车兵俘虏不了敌军的战车，骑兵俘虏不了敌军的骑兵，步兵俘虏不了敌军的步兵，就算打了胜仗，也没有功劳。吴起带领这五万多渴望建功立业的士兵，在阴晋向秦军发起反击。魏军虽然兵力处于绝对劣势，但他们个个奋不顾身，以一当十。经过反复冲杀，最终彻底击溃秦军。有史料记载，当时秦军有五十万之众。所以阴晋之战，也算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西河学派（2）不仅魏文侯，李悝和吴起，也投入子夏门下学习。公羊高和谷梁赤在授课之余，还为《春秋》作传，就是所谓的《公羊传》、《榖梁传》，连同《左氏春秋传》也就是《左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左丘明，但钱宾四先生和章太炎认为，这个说法颇可推敲，它实际上跟吴起有关。汉代以前，人们并无“史学”观念。学术的大分野，只有经学和子学。班固在《汉书》中，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分别称为“王官学”和“百家言”。也就是说，历史记载，掌握在官家手中。孔子著《春秋》，实际上有僭越之嫌。有点越轨。因为这属于“王官学”的范畴。当时不仅普通人无权修史，就是各个诸侯国的史官，也都是周天子派过去的，属于中央派驻地方的干部，人事关系不归诸侯国管。所以齐国的崔杼杀害国君，史官这样记上一笔：“崔杼弑其君”。一个“其”字告诉大家，那是崔杼的国君，而非史官的。正因如此，崔杼虽然杀掉了这个太史，却无权任命新的史官，太史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又被杀；第二个弟弟接过笔简，记录的内容口吻依然没有变化。崔杼无奈，这才停止屠刀。一个叫南史氏的史官听说之后，担心无人修史，就捧着自己的笔，带着竹简，要去拾起那个沾满鲜血的接力棒，半路上得到最新消息，这才作罢。很难说清楚，史官记录各个诸侯国的事情，是作为历史，还是作为年度工作报告。在当时，只怕他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时间和历史观念。有这样清醒的历史意识的，孔子可谓第一人。不管怎么说，他写的《春秋》既然是“王官学”，在“经”的范围内，所以就可以有传，而且一下子就出来三部。《春秋三传》有何区别？宋代的叶梦得认为，左氏传事不传义，公谷传义不传事。朱熹说：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主角儿是名将吴起，现在却在《春秋》和《左传》上打转转，算不算跑题？当然不算。这个问题跟吴起关系深切。关于《春秋》，孔子自己说过，“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某窃取之。”这其中的“义”，简而言之，相当于“道”，脱离不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孔子作《春秋》，只记结果，所谓“述而不作”，如何评价、解释那些历史事件，就成了问题。后世为《春秋》作传，其实就是争夺对历史的发言权和命名权。本来，儒家讲究“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但不同的门派和传人，各有侧重。公羊高、谷梁赤是典型的儒生，难免迂阔；吴起受过曾申的训斥，更加注重经世致用。所以《三传》的差别甚大。钱宾四先生和章太炎认为《左传》与吴起有关，甚至就是出自他手，当然并非因为这个原因。《左传》的全称是《春秋左氏传》，钱宾四先生认为，如果确实是左丘明写的，为何不叫《春秋左丘传》？其中的“左氏”，应该是地名，吴起正好是卫国左氏人；不仅如此，《左传》对晋国和楚国，记录得特别详尽，吴起正好有此优势；《左传》里尽说魏国的好话，吴起长期捧着魏国的饭碗，甚至还想入相；《左传》对战争的记叙相当精彩，显示作者似乎有很高的军事素养。无论如何，吴起曾经将《左传》传给他的儿子。这本书到底是不是他的手笔，已经无法考证，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足以表明，吴起绝非简单的一介武夫（有句题外话，也值得说说：几百年后，西晋名将杜预专门注释过《左传》。他自然也不是简单的武夫）。这就给下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将相争位（1）魏文侯去世之后，吴起继续独当一面，镇守西河。继任的魏武侯曾经来西河前线视察，这样的场合，一把手当然要亲自出面全程陪同。吴起于是陪着主要领导，坐船沿黄河而下。看到黄河两岸险峻的地形，魏武侯非常高兴，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意思是说，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固若金汤，真是魏国的无价之宝。魏武侯这话，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吴起怎么回应呢？他结结实实地给国君上了一课：“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意思是说，关键在于清明的德政，而非险要的地势。从前三苗氏的国家，左有洞庭湖，右有鄱阳湖，不修德义，被大禹灭了。夏桀，殷纣王，莫不如此。国君您要是不修德政，咱们恐怕都会成为敌国的俘虏。在德不在险，这话很有意思，让人想起另外一句话：“在德不在鼎”。如果《左传》果真出自吴起之手，那么这话也跟他有关系，因为记录在《左传》中。故事的主角儿，是那个“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楚庄王。他从三年纸醉金迷的韬光养晦中醒来，发愤图强，楚国实力大增。人富了难免显摆，国富了自然生事。这个楚庄王，打完周围的小国还不过瘾，顺便陈兵周疆，在周朝的国都洛阳郊外摆下阵势，大张旗鼓地检阅部队，显示实力。楚庄王打的什么主意，周天子当然明白。没办法，他只好派一个叫“满”的王孙，前去楚营劳军。楚庄王趁机问王孙满，周朝九鼎的重量。这时王孙满不卑不亢地回答道：“在德不在鼎”，让楚庄王碰了一鼻子灰。魏武侯的感觉，估计也是碰了一鼻子灰。吴起那番话，本身没有任何错误，义正词严，冠冕堂皇，一副绝对真理的模样，可我还是听出了弦外之音：你一味强调地势险要，那我吴某人的价值，又体现在何处？这当然不是纯粹的戏说或者杜撰。这个推论的基础，相当合理，完全符合吴起的性格与心气。廉颇与蔺相如争夺名位的故事，由于成语和戏曲的传诵，早已家喻户晓。但在他们之前，吴起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同的是，他的诉求不仅仅是排名站班时的名次，而是直接指向丞相的宝座。吴起镇守西河，时间长，功劳大，声誉高。出将入相的辉煌，想必他从来都不曾忘记，一直苦等着丞相的职位。可是后来魏国选相，很多人都看好吴起，吴起也自信满满，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贵戚田文蟾宫折桂，名将吴起榜上无名。遭此打击，吴起心里很是不忿，就单刀直入，直接跟田文摊牌。这段故事，《史记》中的记载不算费解，干脆直接抄录如下。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於子乎？属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 将相争位（3）ERROR The requested URL could not be retrieved While trying to retrieve the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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