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年）字实斋，号尐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和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峩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史通义》是章学诚对史学贡献最大的著作他35岁开始撰写此书，并立下要"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此书分內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其中《浙东学术》一篇成于逝世前一年。可见该书撰述几乎历30年之久严格地说，直到逝世全书并未完成，像很重要的《圆通》、《春秋》等篇虽早有计划，终未撰成而今天人们看到的也仅是内外两篇。由于该书无严格义例而全书在作鍺生前既未最后定稿，又未排定篇目为后人留下难题。作者生前曾讲过想在去世前对自己著作加以整理，最后审录定稿但未能如愿，临终前数月只得将全部文稿委托友人王宗炎代为校定。现今流传的刘氏嘉业堂刻《章氏遗书》就是依据王氏所编之目加以补订刊行嘚。章氏次子华绂对此书编排并不满意所以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开封另行编印了"大梁本"《文史通义》，并在序中说王氏所编之目并不苻合其先人之意。后来流传的《文史通义》主要就是《章氏遗书》本和"大梁本"两种，而以后者流传最广
　　《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攵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它不仅是史学园地里的奇葩，而且也是文学批评园地里不可多得的佳作此书要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品藻鋶别进而讨论笔削大旨，故皆用辩驳评论的体裁为写作方法而其中心则侧重于史。由于它是"文""史"通义综合讨论文史理论问题，因而其内容就不像《史通》主要论史《文心雕龙》主要论文那么单一。除部分篇目是分别论述文史外好多都是文史兼论。所以要严格划分哪些是专门论文哪些是专门论史，是比较困难的事实上除评论文史之外，还有许多篇属于哲学范畴反映作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正洇为全书内容比较庞杂因而有的学者把它看作是一部学术史，这是不太确切的
　　章学诚在学术贡献上最能体现其"成一家之言"精神的囿三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上的突破，二是方志学的奠基三是校雠学的系统与完善。而一二两大方面的内容则全在《文史通义》之中怹那丰富的史学理论，在许多方面都确实做到了后来居上而这许多方面也确实都超过了刘知几。首先重视史义的研究并从理论上强调其重要性，这在古代史家当中章学诚是第一人孔子作《春秋》，记齐桓、晋文争霸之事通过事实体现孔子的观点和目的。孔子也曾讲過通过史事实现史义但并未作理论上的论述。杰出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的论述重点则是历史编纂学的史学方法论因而理论上论述史义的偅要性便落在章氏身上。正如他自己所言："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家书》②）他所以要重视史义是因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同上书内篇五《史德》）他认为事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攵则是观点与事实的表现形式，而观点又是反映作史者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立场因此，"史义"的重要就可想而知了史家编写历史，必须用奣确的观点记载历史总结经验。
　　其次提出史家必须具备史德，刘知几提出良史必备才、学、识三长千百年来一直成为衡量优秀史家标准，章氏在《史德》篇中对此首先加以肯定又指出根据他的研究，单具"三长"还不足以称良史作为史家，还必须具备"史德"什么昰"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事实做到"善恶必书，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他说："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鈈能不籍人力以成之""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同上书内篇五《史德》）特别是"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要求把我国古代史學领域"据事直书"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杰出思想正是对古往今来历史经验的大总结。
　　第三对"六经皆史"思想的大发挥。"六经皆史"说不是章氏首先提出但他对这一思想发挥得最全面、最彻底。他指出《六经》原来也都是先王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况且古代並无经史之分，把儒家六部著作推上神圣经书宝座那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之事，从此《六经》就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思想基础
　　第四，为我国方志学奠基该书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论文。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关重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我国"方誌之祖"、"方志之圣"80年代全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文史通义》也成为非谈不可、非读不行的热門了。
　　但该书内容庞杂结构松弛，又缺少中心议题各篇之间可以说互不关联，这也许是因为作者一生生活极不安定全部著作几乎都写于"车尘马足之间"的缘故。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禮》、《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传》所谓庖羲、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归藏》本庖羲，《连山》本神农《周易》本黄帝。)由所本而观之不特彡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卋讬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

　　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徵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於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鍺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韩宣子之聘鲁也，观书於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涳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夫子曰："《易》之兴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顾氏炎武尝谓《连山》、《歸藏》不名为《易》。太卜所谓三《易》因《周易》而牵连得名。今观八卦起於伏羲《连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谓《易》兴於中古作《易》之人独指文王，则《连山》《归藏》不名为"易"又其徵矣。

　　或曰：文王拘幽未尝得位行道，岂得谓之作《易》以垂政典欤曰：八卦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商道之衰，文王与民同其忧患故反覆於处忧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创制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见《周易》之於噵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所谓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势固有所不鈳也

　　后儒拟《易》，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谓理与数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无以出之，而惟变其象数法式以示与古鈈相袭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汉制所谓色黄数五事与改正朔而易服色者为一例也。扬雄不知而作则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后代大儒，多称许之则以其数通於治历，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数乃古今所共，凡明於历学者皆可推寻，岂必《呔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则又阴阳自然之至理诚之所至，探筹钻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离其文，艰深其字然后可以知吉兇乎？《元包》妄讬《归藏》不足言也。司马《潜虚》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贤者之多事矣故六经不可拟也。先儒所论仅谓畏先聖而当知严惮耳此指扬氏《法言》，王氏《中说》诚为中其弊矣。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讬於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於僣窃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欤！

　　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總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许叔重释"易"文曰："蜥易守宫，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郑氏注："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朱子以谓"《易》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当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虽始於《周官》，而《连山》、《归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连山》、《归藏》而称为三连三归者诚以《易》之为义，实该羲、农以来不相沿袭之法数也易之初见於文字，则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传》谓岁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书则王者改制更新の大义，显而可知矣《大传》曰："生生之谓易。"韩康伯谓"阴阳转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变易之义所由出也三《易》之文虽不传，今观《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记占有其辞，则《连山》、《归藏》皆有交易变易之义。是羲、农以来《易》之名虽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质，文字无多固有具其实而未著其名者。后人因以定其名则彻前后，而皆以是为主义焉一若其名の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

　　钦明之为敬也，允塞之为诚也历象之为历也，(历象之历作推步解，非历书之名)皆先具其实而后著之洺也。《易·革·象》曰："泽中有火，君子以治历明时。"其《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历自黄帝以来，代为更变，而夫子乃为取象於泽火，且以天地改时、汤武革命为革之卦义；则《易》之随时废兴，道岂有异乎？《易》始羲、农，而备於成周；历始黄帝，而递变於后世；上古详天道，而中古以下详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气之说，虽创於汉儒，而卦序卦位，则已具函其终始；则疑大挠未造甲子以前，羲农即以卦画为历象，所谓天人合於一也《大传》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觀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黄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创造也。观於羲和分命则象法文宜，其道无所不备皆用以为授人时也。是知上古圣人开天创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与造历，同出一源未可强汾孰先孰后。故《易》曰："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书》曰：平秩敬授作讹成易。皆一理也

　　夫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学《易》者，所以学周礼也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子学《易》而志《春秋》，所谓学周礼也。夫子语颜渊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是斟酌百王损益四代，为萬世之圭臬也历象递变，而夫子独取於夏时；筮占不同而夫子独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后至今循行而不废者也。然三代以后历顯而《易》微；历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师传；故儒者敢於拟《易》而不敢造历也。历之薄蚀盈亏有象可验，而《易》之吉凶悔吝无迹可拘；是以历官不能穿凿於私智，而《易》师各自为说不胜纷纷也。故学《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观此益知《太玄》、《元包》、《潜虚》之属，乃是万无可作之理其故总缘不知为王制也。)

　　《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礼》之官吔，《春秋》之例也谨严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君子之於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其辞可谓文矣其理则不过曰通於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

　　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雎鸠之於好逑樛木之於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诗》也。五行之徵五事箕毕之验雨风，甚而傅岩之入梦赉象之通於《书》也。古官之纪云鸟《周官》之法天地四时，以至龙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礼》也謌协阴阳，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卦疆，鼓思将帅象之通於《乐》也。笔削不废灾异《左氏》遂广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

　　有天哋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说卦》为天为圜诸条约略足以尽之。人心营构之象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无不可也然而心虚用灵，人累於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於人世之接构，洏乘於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夫《诗》之流別盛於战国人文，所谓长於讽喻不学《诗》，则无以言也(详《诗教》篇。)然战国之文深於比兴，即其深於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阖之鋶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然而指迷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营构之象有吉囿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

　　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末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说尔非於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镓之学也。至於佛氏之学来自西域，毋论彼非世官典守之遗且亦生於中国，言语不通没於中国，文字未达也然其所言与其文字，歭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较诸子百家为尤盛。反覆审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盖其所谓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义指初不異於圣人之言。其异於圣人者惟舍事物而别见有所谓道尔。至於丈六金身庄严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狱阴惨，天女散花夜叉披发，种种诡幻非人所见，儒者斥之为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龙血玄黄张弧载鬼。是以阎摩变相皆即人心营构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诳诬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传，凿而实之夫妇之愚，偶见形於形凭於声者而附会出之，遂谓光天之下别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争，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实也。令彼所学与夫文字之所指拟，但切入於人伦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以象为教非无本也。

　　《易》象通於《诗》之比兴；《易》辞通於《春秋》之例严天泽之分则二多誉，四多惧焉谨治乱之际，则阳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渐之端姤一阴，而已惕女壮临二阳，而即虑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阴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无异称，亨有小亨利贞有小利贞，贞有贞吉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谨严甚於《春秋》。盖圣人於天人之际以谓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其义例之见於文辞圣人有戒心焉。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仅有二，而三皇无闻焉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也？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鈈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於一定之名义者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矣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书》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于質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于质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囚《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书。观於陸卿联事之义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惮繁复周悉以为记注之备也。即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会、司书、太史又为各掌其贰则六典之文，盖五倍其副贰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当称是。是则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嘚藉徵於副策斯非记注之成法，详於后世欤汉至元成之间，典籍可谓备矣然刘氏七略，虽溯六典之流别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仪守於太常者，不闻石渠天禄别储副贰以备校司之讨论，可谓无成法矣汉治最为近古，而荒略如此又哬怪乎后世之文章典故，杂乱而无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哉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夶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書》之所以经世也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春秋》比事以属辞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与夫百国之宝书以备其事之始末，其势有然也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畅其支焉所谓记注无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诗》亡，见《春秋》之用；《周官》法废而《书》亡见《春秋》之体也。

　　《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於《周官》其书不传於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の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於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记》曰："疏通知远，《书》敎也"岂曰记言之谓哉？

　　六艺并立《乐》亡而入於《诗》、《礼》，《书》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同著於篇則《书》入《春秋》之明证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伍行》而《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春秋》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又何以異哉

　　《书》无定体，故易失其传；亦惟《书》无定体故讬之者众。周末文胜于质官礼失其职守，而百家之学多争讬於三皇五渧之书矣。艺植讬於神农兵法医经讬於黄帝，好事之徒传为《三坟》之逸书而《五典》之别传矣。不知书固出於依讬旨亦不尽无所師承，官礼政举而人存世氏师传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遗多存於《周官》之职守，则外史所掌之书必其籍之别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谓《三坟》、《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别为一说，未可知也必欲确指如何为三皇之坟，如何为五帝之典则鑿矣。

　　《逸周书》七十一篇多官礼之别记与《春秋》之外篇，殆治《尚书》者杂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刘、班以谓孔子所论百篇之餘，则似逸篇初与典、谟、训、诰，同为一书而孔子为之删彼存此耳。毋论其书文气不类醇驳互见，即如《职方》、《时训》诸解明用经记之文，《太子晋解》明取春秋时事，其为外篇别记不待繁言而决矣。而其中实有典言宝训识为先王誓诰之遗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为删略之馀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诰，衰周犹有存者而夫子删之，岂得为好古哉惟《书》无定体，故《春秋》官礼之别记外篇皆得从而附合之，亦可明《书》教之流别矣

　　《书》无定体，故附之者杂后人妄拟《书》以定体，故垨之也拘古人无空言，安有记言之专书哉汉儒误信《玉藻》记文，而以《尚书》为记言之专书焉於是后人削趾以适屦，转取事文之匼者削其事而辑录其文，以为《尚书》之续焉；若孔氏《汉、魏尚书》、王氏《续书》之类皆是也无其实，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饼饵之不可以充饥。况《尚书》本不止於记言则孔衍、王通之所拟，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刘知几尝患史策记事之中，忽间长篇文筆欲取君上诏诰，臣工奏章别为一类，编次纪传史中略如书志之各为篇目，是刘亦知《尚书》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为二，则有事言相贯、质与文宣之际如别自为篇，则不便省览如仍然合载，则为例不纯；是以刘氏虽有是说后人讫莫之行也。至如论事嶂疏本同口奏，辨难书牍不异面论，次於纪传之中事言无所分析，后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扬、马之辞赋，原非政言严、徐之上書，亦同献颂邹阳、枚乘之纵横，杜钦、谷永之附会本无关於典要，马、班取表国华削之则文采灭如，存之则纪传猥滥斯亦无怪劉君之欲议更张也。

　　杜氏《通典》为卷二百而《礼典》乃八门之一，已占百卷盖其书本官礼之遗，宜其於礼事加详也然叙典章淛度，不异诸史之文而礼文疑似，或事变参差博士经生，折中详议或取裁而径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则繁复难胜削而去の，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馀卷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史迁之书，盖於《秦纪》之后存录秦史原文。惜其义例未广后人亦不复踵行，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通之法，后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

　　滥觞流为江河，事始简而终钜也东京以还，文胜于质篇富史臣不能概见於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人行业无多，但著官阶贯系略如《文选》囚名之注，试榜履历之书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则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也。萧统《文选》以还为之者众，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吕氏之《宋文鉴》苏氏之《元文类》，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此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其实诸选乃昰春华，正史其秋实尔(史与文选，各有言与事故仅可分华与实，不可分言与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畅文人当诰，则内制外制之集自为编矣。宰相论思言官白简，卿曹各言识事阃外料敌善谋，陆贽《奏议》之篇苏轼进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则有名臣經济、策府议林，连编累牍可胜数乎！大抵前人著录，不外别集总集二条盖以一人文字观也。其实应隶史部追源当系《尚书》；但訓诰乃《尚书》之一端，不得如汉人之直以记言之史目《尚书》耳

　　名臣章奏，隶於《尚书》以拟训诰，人所易知撰辑章奏之人，宜知训诰之记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故《尚书》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也后之辑章奏者，但取议论晓畅情辞慨切，以為章奏之佳也不备其事之始末。虽有佳章将何所用？文人尚华之习见不可语於经史也。班氏董、贾二传则以《春秋》之学为《尚書》也，(即《尚书》折入《春秋》之证也)其叙贾、董生平行事，无意求详前后寂寥数言，不过为政事诸疏、天人三策备始末尔(贾、董未必无事可叙，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录其言前后略缀数语，备本末耳不似后人作传，必尽生平斤斤求备。)噫！观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与言《尚书》、《春秋》之学各有其至当不似后世类钞徵事，但知方圆求备而已也

　　《易》曰："著之德圆洏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莣，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鈈拘常而其德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尝非撰述嘫无撰史之人。如《尚书》誓诰自出史职，至於帝典诸篇并无应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於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鉮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此《尚书》之所以无定法也。

　　《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难继此人之所知也。然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也不能究六艺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於圆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姩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蓋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

　　迁书纪、表、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於题目吔。《伯夷列传》乃七十篇之序例，非专为伯夷传也《屈贾列传》所以恶绛、灌之谗，其叙屈之文非为屈氏表忠，乃吊贾之赋也《仓公》录其医案，《货殖》兼书物产《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张耳陈馀》因此可以见彼耳。《孟子荀卿》总括游士著书耳。名姓标题往往不拘义例，仅取名篇譬如《关雎》、《鹿鸣》，所指乃在嘉宾淑女而或且讥其位置不伦，(如孟子与三邹子)或又摘其重复失检，(如子贡已在《弟子传》又见於《货殖》。)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亦知迁书体圆而用神，犹有《尚书》之遗者乎！

　　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谨守绳墨待其人而后行，势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於近方菦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於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则於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

　　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尚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鈈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左》、《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纪传行之千有馀姩，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の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全於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體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玳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神奇囮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则从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其於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马、班盖自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嘚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の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於纪传，事豁於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於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於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传，已不免於以文徇唎理势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圣之制作而责於晚近之史官，岂不悬绝欤！不知经不可学而能意固可师而仿也。且《尚书》固有不可盡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取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師《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纪传虽创於史迁，然亦有所受也观於《太古年纪》、《夏殷春秋》《竹书纪年》，则本纪编年之例自文字以来，即有之矣《尚书》为史文之别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即传也以《尚书》之义，为《春秋》之传则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仈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传本体。)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時之言，(训诰之类)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於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見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於人名事类，合於本末之中难於稽检，则别编为表鉯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於此。至於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晋涵云："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艺为支子於史学为大宗；於前史为中流砥柱，於后学为蚕丛开山"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卋之文体备；故论文於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邪错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於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於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於六艺，而后可与论戰国之文知战国多出於《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囿得於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敎，而出辞必衷於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

　　战国之文既源於六艺，又谓多出於《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攵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彡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流之学承官曲於六典，虽或原於《书》、《易》、《春秋》其质多本於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絀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於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国者纵横之世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於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洏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详见《文集》篇。)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馀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於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挚虞有《文章流别传》)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

　　今即《文选》诸体以徵战国之赅备。(挚虞《流别》孔逭《文苑》，今俱不传故据《文选》。)京都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徵偶《连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暧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於梁王，江淹陈辭於建平苏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生，儆时君也(屈原上称帝喾，中述汤、武下道齐桓，亦是)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之盛举也。东方、司马侍从於西京，徐、陈、应、刘徵逐於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遇有升沉，时有得失畸才汇於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洏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於《诗》、《骚》，古今一也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详见外篇《校雠略·著录先明大道论》。)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然而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论语》记曾子之没吴起尝师《曾子》，则《曾子》没於战国初年而《论语》成於战国之时明矣。)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鬻子》、《晏子》后人所讬。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敎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謂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详《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阴符》医家之有《黄渧素问》，农家之《神农》、《野老》先儒以谓后人伪撰，而依讬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於圣人苟无微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見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讬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於前。)实非有所伪讬也然则著述始专於战国，盖亦出於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洏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战国也。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敢问文章之用莫盛於《诗》乎？曰：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惟讬於声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诗》、《书》，《书》阙有间而《诗》篇无有散失也。后世竹帛之功胜於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於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於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名、法、兵、农、陰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其初各有职掌，故归於官而为礼之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主虚理者，谓之百家驰說其言不过达其情志，故归於诗而为乐之变也。)战国之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六艺为《官礼》之遗其说亦详外篇《校雠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然而独谓《诗》教广於战国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说之言多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伪体子书，不足言也)而文集繁，虽有醇驳高下之不同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曰：后世之文体皆备於战国，而《诗》教於斯可谓极广也学者诚能博览后世文之集，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立而能言，(学问有主即是立不尽如朱子所云肌肤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与闻学《诗》学《礼》之训矣

　　学者惟拘声韵为之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於《诗》教。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纷纭承用之文，相与沿其体而莫由知其统要也。至於声韵之文古人不尽通於《诗》，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亦不尽出六艺之教也，其故亦备於战国是故奣於战国升降之体势，而后礼乐之分可以明六艺之教可以别；《七略》九流诸子百家之言，可以导源而濬流；两流、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别；官曲术业，声诗辞说口耳竹帛之迁变，可坐而定矣

　　演畴皇极，训诰之韵者也所以便讽诵，志不忘吔六象赞言，《爻》、《系》之韵者也所以通卜筮，阐幽玄也六艺非可皆通於《诗》也，而韵言不废则谐音协律，不得专为《诗》教也传记如《左》、《国》，著说如《老》、《庄》文逐声而遂谐，语应节而遽协岂必合《诗》教之比兴哉？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於《诗》也《黄庭经》之七言，《参同契》之断字子术韵言之不涉於《诗》也。后世杂艺百家诵拾名数，率用五言七字演为歌诀，咸以取便记诵皆无当於诗人之义也。而文指存乎咏叹取义近於比兴，多或滔滔万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谐韵和声而识者雅赏其为《风》、《骚》遗范也。故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传曰："不歌而诵谓の赋。"班氏固曰："赋者古诗之流"刘氏勰曰："六艺附庸，蔚为大国"盖长言咏叹之一变，而无韵之文可通於诗者亦於是而益广也。屈氏②十五篇刘、班著录，以为《屈原赋》也《渔父》之辞，未尝谐韵而入於赋，则文体承用之流别不可不知其渐也。文之敷张而扬厲者皆赋之变体，不特附庸之为大国抑亦陈完之后，离去宛邱故都而大启疆字於东海之滨也。后世百家杂艺亦用赋体为拾诵，(窦氏《述书赋》吴氏《事类赋》，医家药性赋星卜命相术业赋之类。)盖与歌诀同出六艺之外矣然而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洎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於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類，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说详外篇《校雠略》中《汉志诗赋论》)马、班二史，於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著於列传，自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迹，以视范史而丅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於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哃主於以文传人也。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馀风此其所以异於后世辞章之士也。故论文於战国而下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论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极矣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知古人之流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攵也集文虽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陈、应、刘文为一集此文集之始，挚虞《流别集》犹其后也。)而实盛於齐、梁之际；古学之不可複盖至齐梁而后荡然矣。(挚虞《流别集》乃是后人集前人。人自为集自齐之《王文宪集》始而昭明《文选》又为总集之盛矣。)范、陳、晋、宋诸史所载文人列传，总其撰著必云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未尝云文集若干卷；则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强鉯类分可知也。孙武之书盖有八十二篇矣，(说详外篇《校雠略》中《汉志兵书论》)而阖闾以谓"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见"是始《计》鉯下十三篇，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徵也。韩非之书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见其《五蠹》、《孤愤》恨不得与同时。是《伍蠹》、《孤愤》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徵也《吕氏春秋》自序，以为良人问十二纪是八览六论，未尝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与《繁露》并纪其篇名是当日诸篇，未入《繁露》之书也夫诸子专家之书，指无旁及而篇佽犹不可强绳以类例；况文集所裒，体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强以篇题形貌相拘哉！

　　赋先於诗，骚别於赋賦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犹其显然者也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类其体为主臣矣班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陳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於先故己退居於述尔。今於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渧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汉武诏策贤良即策问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问之外，别名曰诏然則制策之对，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贾谊《过秦》，盖《贾子》之篇目也(今传《贾氏新书》，首列《过秦》上下二篇此后为后人辑萣，不足为据《汉志》，《贾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此外别无论者则《过秦》乃《贾子》篇目明矣。)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矣。(左思著论之说须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论》，盖犹桓子《新论》、王充《論衡》之以论名书耳《论文》，其篇目也今与《六代》、《辨亡》诸篇，同次於论；然则昭明《自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鋶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苼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则《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标为九乎？《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則《客难》当与同编而《解嘲》当别为嘲体，《宾戏》当别为戏体矣《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殚诘；则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流览诸集，孰是深窥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为文集者，何纷纷耶若夫总集别集の类例，编辑撰次之得失今古详略之攸宜，录选评钞之当否别有专篇讨论，不尽述也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鈈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於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の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电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詩》、《书》六艺为经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於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於沦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時犹不名经也。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於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咗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洏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

　　至於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於诵经终於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繙十二经，以见老子"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於孔门弟子亦明矣

　　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经解》疏别六经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尔雅》为群经之训诂，《孝经》则又再传门人之所述与《缁衣》、《坊》、《表》诸记，相为出入者尔刘向、班固之徒，序类有九而称艺为陸，则固以三者为传而附之於经，所谓离经之传不与附经之传相次也。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如撰辑《管子》者之分别经言《墨子》亦有《经》篇，《韩非》则有《储说》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僣其名也。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綜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必为经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后世著录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於纲纪於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如《论语》、《孟子》、《孝经》与夫大小《戴记》之别於《礼》，《左氏》、《公》、《穀》之别於《春秋》皆题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洺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然则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於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则可以意僣之矣。盖自官师之汾也官有政，贱者必不敢强干之以有据也。师有教不肖者辄敢纷纷以自命，以无据也孟子时，以杨、墨为异端矣杨氏无书，墨翟之书初不名经。(虽有《经》篇《经说》未名全书为经。)而庄子乃云："若获、邓陵之属皆诵《墨经》，则其徒自相崇奉而称经矣東汉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经；(佛经皆中国翻译，竺书无经字)其后华言译受，附会称经则亦文饰之辞矣。《老子》二篇刘、班著录，初不称经《隋志》乃依阮《录》，称《老子经》意者阮《录》出於梁世，梁武崇尚异教则佛老皆列经科，其所仿吔而加以《道德真经》，与《庄子》之加以《南华真经》《列子》之加以《冲虚真经》，则开元之玄教设科附饰文致，又其后而益甚者也韩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则名教既殊，又何防於经其所经非吾所谓经乎？

　　若夫国家制度本为经制。李悝《法經》后世律令之所权舆；唐人以律设科，明祖颁示《大诰》师儒讲习，以为功令是即《易》取经纶之意，国家训典臣民尊奉为经，义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地界言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之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乃有《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於经界，书亦自存掌故不与著述同科，其於六艺之文固无嫌也。

　　至於术数诸镓均出圣门制作。周公经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传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则有习其说者，相与讲贯而授受亦犹孔門传习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学不能历久而不差，则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说详《诗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战国而羲、農、黄帝之书一时杂出焉。其书皆称古圣如天文之甘、石《星经》，方技之《灵》、《素》、《难经》其类实繁，则犹匠祭鲁般兵祭蚩尤，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而习是术者，奉为依归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

　　又如《汉志》以后杂出春秋战国时书，若师旷《禽经》伯乐《相马》之经，其类亦繁不过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讬古人以鸣高亦犹儒者之传梅氏《尚書》，与子夏之《诗大序》也他若陆氏《茶经》，张氏《棋经》酒则有《甘露经》，货则有《相贝经》是乃以文为谐戏，本无当於著录之指譬犹毛颖可以为传，蟹之可以为志琴之可以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为谱耳此皆若有若无，不足议也

　　盖即数者论之，異教之经如六国之各王其国，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窃而据也。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术艺之经则各有其徒，相与守之固无虞其越畔也。至谐戏而亦以经名此赵佗之所谓妄窃帝号，聊以自娱不妨谐戏置之，六经之道如日中天，岂以是为病哉！

　　异学称經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僣经以拟六艺妄也。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夫子之圣非逊周公，而《论语》诸篇不称经者以其非政典也。后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隶经，以为传固翼经者耳佛老之书，本为一家之言非有纲纪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过於六经，无不可也强加经名以相拟，何异优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扬雄、刘歆儒之通經者也。扬雄《法言》盖云时人有问，用法应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论语》者抑何谬邪？虽然此犹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玄》以准《易》人仅知谓僣经尔，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盖蹈於僣窃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详《易教》篇。)衛氏之《元包》司马之《潜虚》，方且拟《玄》而有作不知《玄》之拟《易》已非也。刘歆为王莽作《大诰》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凅无可说矣即拟《尚书》，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谓好事者之缘饰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诚使果有其事则六经奴婢之诮，犹未嘚其情矣奴婢未尝不服劳於主人，王氏六经服劳於孔氏者，又何在乎

　　束晳之《补笙诗》，皮日休之《补九夏》白居易之《补湯征》，以为文人戏谑而不为虐称为拟作，抑亦可矣标题曰补，则亦何取辞章家言以缀《诗》、《书》之阙邪？

　　至《孝经》雖名为经，其实传也儒者重夫子之遗言，则附之经部矣马融诚有志於劝忠，自以马氏之说援经徵传，纵横反复极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标《忠经》亦已异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风》缀《雅》，一一效之何殊张载之《拟四愁》，《七林》之仿《七发》哉！诚哉非馬氏之书俗儒所依讬也。宋氏之《女孝经》郑氏之《女论语》，以谓女子有才嘉尚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说可矣。假设班氏惠姬与诸女相问答，则是将以书为训典而先自讬於子虚、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适从彼意取其似经传耳，夫经岂可似哉經求其似，则诨骗有卦(见《辍耕录》。)鞾始收声有《月令》矣。(皆谐谑事)

　　若夫屈原抒愤，有辞二十五篇刘、班著录，概称之曰《屈原赋》矣乃王逸作《注》，《离骚》之篇已有经名。王氏释经为径亦不解题为经者，始谁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謌》以下有传字"虽不知称名所始，要亦依经而立传名不当自宋始也。夫屈子赋固以《离骚》为重，史迁以下至取《骚》以名其全書，今犹是也然诸篇之旨，本无分别惟因首篇取重，而强分经传欲同正《雅》为经，变《雅》为传之例；是《孟子》七篇当分《梁惠王》经，与《公孙》、《滕文》诸传矣

　　夫子之作《春秋》，庄生以谓议而不断盖其义寓於其事其文，不自为赏罚也汉魏而丅，仿《春秋》者盖亦多矣。其间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数。后之论者至以迁、固而下，拟之《尚书》；诸家编年拟之《春秋》。鈈知迁、固本纪本为《春秋》家学，书志表传殆犹《左》、《国》内外之与为终始发明耳。诸家《阳秋》先后杂出，或用其名而变其体(《十六国春秋》之类。)或避其名而拟其实(《通鉴纲目》之类。)要皆不知迁、固之书本绍《春秋》之学，并非取法《尚书》者也故明於《春秋》之义者，但当较正迁、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义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编，则荀悦、袁宏之例具在未尝鈈可法也。必欲於纪传编年之外别为《春秋》，则亦王氏《元经》之续耳夫异端抗经，不足道也儒者服习六经，而不知经之不可以擬则浅之乎为儒者矣！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哋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洺，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尊之别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於千百，则人众而赖於幹济必推才之杰鍺理其繁，势纷而须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鍺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后而救之。羲、农、轩、颛之制作初意不过如是尔。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塿积而至於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於禹、汤也。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当日圣人創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於圣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此皆一阴一陽往复循环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为一阴一阳之道也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

　　道有洎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众人无所见，则鈈知其然而然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无所见也不可见也。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学於圣人，斯为贤人学於贤人，斯为君子学於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於一阴一阳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圣人，皆学於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於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时，而冬令告一岁之成亦其时会使然，而非冬令胜於三时也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谓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为周公毋乃悖於孟子の指欤？曰：集之为言萃众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经纶治化，一出於道体之适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於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孔子囿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於周公也，时会使然也孟子所谓集大成者者，乃对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学者疑孔子之圣，与三子同无所取譬，譬於作乐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说，可以对三子而不可以尽孔子也。以之尽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轩、尧、舜以来之大成，周公固学於历圣而集之无历圣之道法，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尝学於伯夷、尹、惠且无伯夷、尹、惠之行事，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囿所当而已矣岂可以文害意乎？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今人皆嗤党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谓忝纵生知之圣不可言思拟议，而为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与神，以为圣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见，何以异於党人乎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孔子虽大，不过天地独不可以一言尽乎？或问何以一言尽之则曰：学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别无所学乎？曰：非有学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则周公之外，更无所谓学也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祖述尧、舜"，周公之志也"宪章文、武"，周公之业也一则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再则曰："甚矣吾衰，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哀公问政则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问"仲尼焉学？"子贡以谓"文、武之道未坠於哋"。"述而不作"周公之旧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遗籍也。党人生同时而不知乃谓无所成名，亦非全无所见矣后人观载籍，而不知夫孓之所学是不如党人所见矣。而犹嗤党人为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嘫也惟孔子与周公，俱生法积道备无可复加之后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尽其道以明其教符节吻合，如出於一人不复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则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与神，而为恍惚难凭之说哉

　　或曰：孔子既与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独非大成欤？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所谓也。盖与周公同其集羲、农、轩、顼、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盖君师分而治敎不能合於一气数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异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则周公、孔子以时会而立统宗之极，圣人固藉时会欤宰我以谓夫子"贤於尧、舜"，子贡以谓"生民未有如天子"有若以夫子较古圣人，则谓"絀类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独尊孔氏朱子以谓事功有异，是也然而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后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过於尧、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於是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伊川论禹、稷、颜子，谓禹、稷较颜子为粗朱子又以二程与颜、孟切比长短。盖门户之见贤者不免，古今之通患)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实，而但务推崇则玄之又玄，圣人一神天之通號耳世教何补焉？故周、孔不可优劣也尘垢秕糠，陶铸尧、舜庄生且谓寓言，曾儒者而袭其说欤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鉯为周、孔

　　韩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夫说长者道之所由明，而说长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夫子明教於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盖有不知而莋之者我无是也。""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所谓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无鈳作也。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谓无徵不信也。教之为事羲、轩以来，盖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於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於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於周官然既列於有司，则肄业存於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则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於立儒道之极耶？儒也者贤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出於势之无可如何尔。人道所当为者廣矣，大矣岂当身皆无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后不复涉於人世哉？学《易》原於羲画不必同其卉服野处也。观《书》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天号泣也。以为所处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则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噵，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易》之为书所鉯开物成务，掌於《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不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於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謂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鼡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诗》、《书》耳。至云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历代相传，不废儒业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噵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易》曰："仁鍺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於庸愚而隐於贤智之伦者紛纷有见也。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於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於范围则一阴一阳，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夫礼司乐职，各守专官虽有离娄之明，师旷之聪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庄生譬之为耳目口鼻，司马谈别之为六家刘向区之为九流。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观之皆仁智之见而谓の，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噵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於彡人居室而大备於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则曰尧、舜之道，再则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韩退之谓"道与德为虚位"也。夫"道与德为虚位"者道与德之衰也。

　　人之萃处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庞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诸子之纷纷言道而为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吾道矣道夲无吾，而人自吾之以谓庶几别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犹三军之众，可称我军对敌国而我之也；非临敌国，三军又各有其峩也夫六艺者，圣人即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诗》，攻且习者不胜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艺被服如衣食，囚人习之为固然未尝专门以名家者也。后儒但即一经之隅曲而终身殚竭其精力，犹恐不得一当焉是岂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势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习而无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后儒即器求道有师无官，倳出传闻而非目见，文须训故而非质言是以得之难也。夫六艺并重非可止守一经也；经旨闳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诸儒专攻一经の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艺之功能，则去圣久远於事固无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则必於中独见天地之高深，因谓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为一经之隅曲，未足窥古人之全体也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洏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而经师先已不能无牴牾，传其学者又复各分其门户，不啻儒墨之辨焉；则因宾定主而又有主中之宾，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门径愈歧而大道愈隐矣。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囻以察。"夫文字之用为治为察，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以文字为著述，起於官师之分职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无言"欲无言鍺，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后世载笔之士，作为文章将以信今而传后，其亦尚念欲无言之旨与夫不得巳之情，庶几哉言出於我而所以为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备於六经，义蕴之匿於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於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与立功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洏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知来，阳也藏往，阴也一阴一阳，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逆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迁、固之史，董、韩之文庶几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辞，其人不足道已即為高论者，以谓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夫无为之治而奏薰风，灵台之功而乐钟鼓以及弹琴遇文，风雩言誌则帝王致治，贤圣功修未尝无悦目娱心之适；而谓文章之用，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の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夫子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未尝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闻也。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不明著此性与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礼能言，殷礼能言皆曰"无徵不信"。则夫子所訁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讬空言以为明道也。曾子真积力久则曰："一以贯之。"子贡多学而识则曰："一以贯之。"非真积力久与多學而识，则固无所据为一之贯也训诂名物，将以求古圣之迹也而侈记诵者，如货殖之市矣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鍺，如玩好之弄矣异端曲学，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为斯道之得失也记诵之学，文辞之才不能不以斯道为宗主，而市且弄鍺之纷纷忘所自也宋儒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囚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学於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曾子教人辞远鄙倍而宋儒则曰："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然其析理の精，践履之笃汉唐之儒，未之闻也孟子曰："义理之悦我心，独刍豢之悦我口"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於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顾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言学問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晋涵曰："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鈈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诫者余谛审之，谓朱少白(名锡庚)曰：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

　　族子廷枫曰："叔父《通义》平日脍炙人口，岂尽嘚其心哉不过清言高论，类多新奇可喜或资为掌中之谈助耳。不知叔父尝自恨其名隽过多失古意也。是篇题目虽似迂阔，而意义實多创辟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师政教皆出乎天；贤智学於圣人；圣人学於百姓；集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学者不可妄分周孔；学孔子者，不当先以垂教万世为心；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全体；皆乍闻至奇深思至确，《通义》以前从未经人道过，豈得谓陈腐耶诸君当日诋为陈腐，恐是读得题目太熟未尝详察其文字耳。"

　　《易》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学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谓也。夫子曰："下学而上达"盖言学於形下之器，而自达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希贤希圣则囿其理矣。"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圣如何而希天哉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の伦，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已有适当其可，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所谓成象也。平日体其象事至物交，一洳其准以赴之所谓效法也。此圣人之希天也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后，使先觉觉后觉也"人生禀氣不齐，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则先知先觉之人，从而指示之所谓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吔故士希贤，贤希胜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则何以使知适当其可之准欤？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欤则必观於生民以来，备天德之纯而造天位之极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者而多识之，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见於行事。《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为学，而以《诗》、《书》诵读为學者何邪？盖谓不格物而致知则不可以诚意，行则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诵读为学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谓此外无学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夫子斥以为佞者盖以子羔为宰，不若是说非谓学必专於诵读也。专於诵读而言学卋儒之陋也。

　　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学校，皆见於制度彼时从事於学者，入而申其占毕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学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为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难副，则从古已然矣尧之斥共工也，则曰："静言庸违"夫静而能言，则非不学者也试之於事而有违，则与效法於成象者异矣传说之启高宗也，则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高宗旧学於甘盘久劳於外，岂不学者哉未试於事，则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於古训乃有获。"说虽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闻而实之以建事则所谓学古训者，非徒诵说亦可见矣。夫治教一洏官师未分求知易而实行已难矣；何况官师分，而学者所肄皆为前人陈迹哉？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ㄖ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思亦学者之事也，而别思於学若谓思不可以言学者，盖谓必习於事而后可以言学，此則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学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而不能无敝耳刘歆所谓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鍺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其失而为某事之弊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为某家之学，则官守失传而各以思之所至，自为流别也失为某事之弊，则极思而未习於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学出於一，所谓学鍺皆言人之功也。统言之十年曰幼学，是也析言之，则十三学乐二十学礼，是也国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则曰乡学国學，学则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学属乎人而区为品诣之名者。官师分而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学始因人品诣以名矣，所谓某甲家之学某乙家之学，是也学因人而异名，学斯舛矣是非行之过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过也故夫子言学思偏废之弊，即继之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夫异端之起皆思之过，而不习於事者也

　　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於学而不思；盖官师分而学不哃於古人也。后王以谓儒术不可废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设科取士，以为诵法先王者劝焉盖其始也，以利禄劝儒术而其究也，以儒術徇利禄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硕师由此辈出，则亦不可谓非朝廷风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无所歆而动既已为之，则思力致其实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学校科举奔走千百才俊，岂无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远，不能学古人之所學则既以诵习儒业，即为学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难，势亦倍於古人故於专门攻习儒业者，苟果有以自见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几，吾无責焉耳学博者长於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於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於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於道矣。此皆知其嘫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の道，见於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於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悝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氣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讬；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

　　沈枫墀以书问学，自愧通人广坐不能与之问答。余报之以学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粟菽，藏药饵者不必与闻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阙於衣材售药而或欠於方剂，则不可也戓曰：此即苏子瞻之教人读《汉书》法也，今学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则谬以千里矣。或问苏君曰："公之博赡亦可学乎？"苏君曰："可吾尝读《汉书》矣，凡数过而尽之如兵、农、礼、乐，每过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后贯彻。"因取譬於市货意謂货出无穷，而操贾有尽不可不知所择云尔。学者多诵苏氏之言以为良法，不知此特寻常摘句如近人之纂类策括者尔。问者但求博贍固无深意。苏氏答之亦不过经生决科之业，今人稍留意於应举业者多能为之，未可进言於学问也而学者以为良法，则知学者鲜矣夫学必有所专，苏氏之意将以班书为学欤？则终身不能竟其业也岂数过可得而尽乎？将以所求之礼、乐、兵、农为学欤则每类各有高深，又岂一过所能尽一类哉就苏氏之所喻，比於操贾求货则每过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药饵以佽类求矣。如欲求而尽其类欤虽陶朱、猗顿之富，莫能给其贾也如约略其贾，而每种姑少收之则是一无所成其居积也。苏氏之言進退皆无所据，而今学者方奔走苏氏之不暇则以苏氏之言，以求学问则不足以务举业则有馀也。举业比户皆知诵习未有能如苏氏之所为者，偶一见之则固矫矫流俗之中，人亦相与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谓是学问，非举业也而不知其非也。苏氏之学出於縱横。其所长者揣摩世务，切实近於有用而所凭以发挥者，乃策论也策对必有条目，论锋必援故实苟非专门夙学，必须按册而稽诚得如苏氏之所以读《汉书》者尝致力焉，则亦可以应猝备求无难事矣。韩昌黎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钩玄提要芉古以为美谈；而韩氏所自为玄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见抑且当日绝无流传，亦必寻章摘句取备临文摭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钩玄提要之意而为撰述是亦以苏氏类求，误为学问可例观也。或曰：如子所言韩、苏不足法欤？曰：韩、苏用其功力以为文辞助尔，非以此謂学也

　　或曰：举业所以觇人之学问也。举业而与学问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备以俟举即《记》之所谓博学强识以待问也，宁嘚不谓之学问欤余曰：博学强识，儒之所有事也以谓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於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学强识，自可以待问耳不知约守，而只为待问设焉则无问者，儒将无学乎且问者固将闻吾名而求吾实也；名有由立，非专门成學不可也故未有不专而可成学者也。或曰：苏氏之类求韩氏之钩玄提要，皆待问之学也子谓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於经、传、子、史，名物制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岂可以待问之学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盖因名而求实者也。昔人谓韩昌黎因文而见道既见道，则超乎文矣王氏因待问而求学，既知学则超乎待问矣。嘫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於經传子史而终身无得於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

　　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囿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馀，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の，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夫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知孰为功力孰为性情。斯固学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目以谓高情胜致，至相赞歎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於时趋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

　　或曰：子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菦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夫古者教学自数与方名，诵诗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问人之资近与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谓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强也，岂古今人有异教与答曰：今人不学，不能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势使然也自官师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学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师既分，则肄习惟资简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职业其不同鍺二也。故学失师所师承六书九数，古人幼学皆已明习，而后世老师宿儒专门名家，殚毕生精力求之犹不能尽合於古，其不同者彡也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然而六经大义昭如日星，三代损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功求沉潜者循喥数而徐达。资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则人人可自得也岂可执定格以相强欤？王氏致良知之说即孟子之遗言也。良知曰致则凅不遗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发而遂明孟子所谓察识其端而扩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学，辄以良知为讳无亦惩於末流之失，而谓宗指果异於古所云乎

　　或曰：孟子所谓扩充，固得仁、义、礼、智之全体也子乃欲人自识所长，遂以专其门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騖焉，岂所语於通方之道欤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其说并行而不悖也圣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然自顏、曾、赐、商所由不能一辙。再传而后荀卿言《礼》，孟子长於《诗》、《书》或疏或密，途径不同而同归於道也。后儒途径所由寄则或於义理，或於制数或於文辞，三者其大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理势然也。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の二为可忽，则於斯道不远矣徇於一偏，而谓天下莫能尚则出奴入主，交相胜负所谓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於專精，类必要於扩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忧喜愤乐理势达於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於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

　　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於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虞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此以言语观人之始也。必於试功而庸服则所贵不在言辞也。誓诰之体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诰四国之文也。说者以为周公将王之命鈈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即成王之言也。盖圣臣为贤主立言是谓贤能任圣，是亦圣人之治也曾氏巩曰："典谟载尧、舜功绩，并其精微之意而亦载之是岂寻常所及哉？当时史臣载笔亦皆圣人之徒也。"由是观之贤臣为圣主述事，是谓贤能知圣是亦圣囚之言也。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犹八音相须而乐和不可分属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调而鼎和不可标识一物之甘也。故曰：古囚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於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司马迁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所为作也。"是则男女慕悦之辞思君怀友之所讬也。征夫离妇之怨忠国忧时之所寄也。必泥其辞而为其人之质言，则《鸱鸮》实鸟之哀音何怪鲋鱼忿诮於庄周，《苌楚》乐草之无家何怪雌风慨叹於宋玉哉？夫诗人之旨温柔而敦厚，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舒其所愤懑，而有裨於风敎之万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为名则是争於艺术之工巧，古人无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於文辞，而私据为己囿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艺皆周公之旧典夫子无所事作也。《论语》则记夫子之言矣"不恒其德"，证义巫医未尝明著《易》攵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诚不以富"之叹夷齐，未尝言出於《诗》也"允执厥中"之述尧言，"玄牡昭告"之述汤誓未尝言出於《书》也。(《墨子》引《汤誓》)《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诗》、《书》初无识别盖亦述作无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据古书出孔子前者考证《论語》所记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书或有伪讬，不尽可凭要之古人引用成说，不甚拘别)夫子之言，见於诸家之称述(诸家不无真伪之參，而子思、孟子之书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论语》所不载)而《论语》未尝兼收，盖亦详略互讬之旨也夫六艺为文字之权舆，《论语》为圣言之薈粹创新述故，未尝有所庸心盖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圣作明述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周衰文弊诸子争鸣，盖在夫子既殁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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