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冤！鳌拜并没有造反康熙晚年也为其正名
千古奇冤！鳌拜并没有造反康熙晚年也为其正名
　　哈喽，大家好，最近热播的一部电视剧《》相大家已经看了吧，这个剧情的话小编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懂得，呃~~~相信大家也是对刚开始的智擒有很深的印象吧!　　小编记得最早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在《鹿鼎记》里面，当时那个年少啊，就轻易被剧情迷惑，就觉得鳌拜一定是犯了诸如造反之类的大罪，康熙迫不得已才用那种方法来制服鳌拜，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的。　　在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曾对诸王贝勒大臣们说：“忆及数事，朕若不言，无敢言之人，非朕亦无知此事者……我朝从征效力大臣中，莫过于鳌拜巴图鲁者……鳌拜功劳显著，应给世职。”　　由此可以看出，康熙是知道鳌拜的功劳很大的，但是他还是想尽了办法吧鳌拜擒获，并且把他软禁至死。结果最后却为他平反，帝即位后，“赐鳌拜祭葬，复一等公，世袭罔替”，并于雍正九年加封超武公。这些都说明，即使是在，鳌拜也不是奸臣，而是被清帝褒奖的有功之臣。　　鳌拜为什么最后会被处置清算呢?是因为他功高震主，切独擅专权，与的君权形成激烈的冲突。　　大家都知道鳌拜代表着满洲关外旧臣的势力，长期把持着朝政;但随着康熙皇帝日渐长大，围绕在皇帝身边，新的满洲贵族也在不断壮大，形成了以康熙帝为核心，康亲王杰书、、大学士、等组成的新的势力集团，他们并了解也不留恋关外的生活，一心想的就是统治全中国。两个集团相争的结果，就是皇权的胜利!　　鳌拜在算是，他辅佐了三代帝王，在太宗、世祖两朝都是战功赫赫的勇士和将领，特别是在太宗病逝、世祖即位的问题上，鳌拜带领两黄旗将士坚定地站在了“立太宗子”的立场上，并从未向屈服过。　　所以在多尔衮死后的八年正月，鳌拜被升为议政大臣;闰二月，又以军功而得嘉奖。从此，作为内大臣之一而常伴顺治帝左右，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直到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帝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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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大刀关胜忠勇一生最后却蒙千古奇冤[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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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史里所描述的梁山好汉，都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先来说说正史里所记载的英勇无比的关胜，关于正史是怎么记载这位铁骨英雄的，咱先从《水浒传》的情节入戏。在《水浒传》中，关胜的出场时间很晚，在第六十二回《宋江兵打大名城，关胜议取梁山泊》。以《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七十回本来说，已经接近结尾了。但金圣叹对关胜的评价很高，说关胜的品格和杨志等同，却又略胜杨志，所谓：“杨志、关胜是上上人物。杨志写来是旧家子弟，关胜写来全是云长变相。”　　关胜得以露面，是宋江攻打大名府攻得急，童贯、要遣将去救援。这个时候，任衙门防御保义使的宣赞极力推荐关胜，说：“小将当初在乡中，有个相识；此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姓关，名胜；生得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人称为大刀关胜；见做蒲东巡检，屈在下撩。此人幼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若以礼币请他，拜为上将，可以扫清水寨，殄灭狂徒，保国安民。乞取钧旨。”这里是通过宣赞的口对关胜的身世和本事做了一番交代。　　然后，又从蔡京的眼中所见对关胜外貌身材做了细致的直接刻画——蔡太师看了关胜，端的好表人材：堂堂八尺五六身躯，细细三柳髭须，两眉入鬓，凤眼朝天；面如重枣，唇若涂朱。　　　　=1001) window.open('http://www.wdsz.net/attachment/Mon_342_b52abdb.jpg?23');" style="max-width:1001max-height:1601" onload="if(is_ie6&&this.offsetWidth>1001)this.width=1001;" >　　关胜的真本事如何呢？接下来，关胜领军叫板宋江，尚未开战，仅略施小计，就活捉了梁山泊的、阮小七两员勇将；等到战场厮杀，以一对二，堪堪敌住林冲、秦明二将。英雄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就是这一段紧张急促的描写，让金圣叹老爷子读得心花怒放、神飞色动，连连批注说“又一幅绝妙云长变相”、“四字绝妙云长变相”、“英雄儒雅，俨似其祖。极写关胜也”、“极画关胜”、“真乃绝妙关胜”、“又一幅绝妙云长变相，精神意思，都画出来”、“极写关胜绝伦超群，真是妙绝之论”。小说《水浒传》中的关胜既是这么一个颇有武圣关云长遗风的英雄人物，那么，真正历史上的关胜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通过那些可信度比较高的史书来解读原汁原味的英雄关胜。　　且看《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刘豫传》：“建炎二年正月，用悫（张悫）荐除知济南府。时盗起山东，豫不愿行，请易东南一郡。执政恶之，不许。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济南，豫遣子麟出战，敌纵兵围之数重。郡倅张柬益兵来授，金人乃解去，因遣人啖豫以利。豫惩前忿，遂蓄反谋，杀其将关胜，率百姓降金。百姓不从。豫缒城纳款。”又《金史》卷七十七《刘豫传》云：“康王至扬州，枢密使张悫荐知济南府。是时山东盗贼满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与，忿忿而去。挞懒攻济南。有关胜者，济南骁将也，屡出城拒战。豫遂杀关胜出降。”　　　　=1001) window.open('http://www.wdsz.net/attachment/Mon_342_af4e73.jpg?32');" style="max-width:1001max-height:1601" onload="if(is_ie6&&this.offsetWidth>1001)this.width=1001;" >　　这两条故事说的是同一件事：景州阜城（今河北崇县）人刘豫原先是河北提刑官，初年，金人南侵，刘豫为了保命，弃官不做，易容潜逃，大隐于野，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市）躲了整整两年。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正月，枢密使张悫推荐他为知济南府。按理说，这对有过逃跑污点的官员来说算是重用了，可是刘豫却非常不满，认为山东盗贼四起，去济南任职就等于是送死，要求在东南做郡守。主政的黄潜善等人对刘豫这种挑肥拣瘦的态度做出了“零容忍”的反应，严肃勒令他按期到济南上班。刘豫最后忿忿而去。这一年冬天，金将挞懒领兵围攻济南，利诱刘豫投降。刘豫“惩前忿，遂蓄反谋”，很有几分赌气性质地要献城投降。可是，当时的济南府并不完全由他说了算。济南府的守将就是关胜。关胜骁勇善战，多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就因为关胜的存在，挞懒屡攻不下，才不得已采取了利诱招降措施。刘豫盛情邀请关胜和自己一同献城投降，结果遭到了关胜的严辞拒绝。为了完成“投降大”，奸人刘豫玩了手阴的，暗中使人绞杀了关胜。英雄惨死于小人之手，令人不胜唏嘘。而关胜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担当起守城重责，与强虏展开殊死搏斗；面对上司和敌人的诱降，坚贞不屈，至死不渝，诚烈伟丈夫也哉！　　　　=1001) window.open('http://www.wdsz.net/attachment/Mon_342_1caf75c4254ecb1.jpg?34');" style="max-width:1001max-height:1601" onload="if(is_ie6&&this.offsetWidth>1001)this.width=1001;" >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大史学家梁玉绳读《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刘豫传》，因为文言点读的原因，把“豫惩前忿，遂蓄反谋，杀其将关胜，率百姓降金”一句错读为“豫惩前忿，遂蓄反谋，其将关胜，率百姓降金。”读漏了一个“杀”字，进而下结论：“豫将关胜，与俱降金”（见梁玉绳《瞥记》卷七），惜哉！梁玉绳的儿子梁学昌难以相信关胜降敌，通过查对《金史》和明人王象春所著《齐音》，证明了关胜并未降敌，却得出了另一个错误的结论：宋史有误。明人王象春《齐音》一书中关于关胜的记载是这样的：“金人薄济南，有勇将关胜者，善用大刀，屡陷虏阵。及金人贿通刘豫，许以帝齐，豫诳胜出战，遂缚胜于西郊，送虏营，百计说之不降，骂贼见杀，且自啖其睛。”　　这一条记载，不但交代了关胜的武器是大刀，还详细描写了关胜就义前的情景：“骂贼见杀，且自啖其睛”，千载之下，让人读来气血翻涌、义愤填膺。晚清著名的经学家俞樾在《茶香室丛钞》卷十七中称赞说：“大刀关胜赞曰：‘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即俗传以关胜为关公之裔，亦非无因。”俞樾所言极是，关胜虽然不是后裔，但其忠义浩气，直贯日月，人们都一厢情愿地把他看成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　　　　=1001) window.open('http://www.wdsz.net/attachment/Mon_342_7f2f.jpg?40');" style="max-width:1001max-height:1601" onload="if(is_ie6&&this.offsetWidth>1001)this.width=1001;" >　　光绪山东通志卷三十四古迹一更记：“济南府历城县，关胜墓在县南渴马崖。”同书卷一百九十九杂志则记：“历城马跑泉，乃金兵薄济南时，关胜与兀术大战工，一日，至渴马崖，求水不得，马跑地而泉涌出，因名马跑泉。今西门南濠外有马跑泉，泺水环流，是另一泉也。刘豫受金赂，杀关胜，其墓在渴马崖西。”晚清光绪朝的通志对于关胜的记载，主要是取裁于民间传说，可信度已经很低了，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对英雄的瞻仰和怀念。（来源于网络）[ 此帖被citichmcyu在 10:41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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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好像讲的不是同一个人，水浒是演义，真假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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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好像讲的不是同一个人，水浒是演义，真假难辨&#160;( 19:03)&#160;非常的忠诚，很欣赏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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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奇冤袁崇焕，是非忠奸谁能辨？
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二月初一，崇祯皇帝在北京紫禁城的建极殿，将明朝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袁崇焕逮捕下狱。公元日，明朝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在北京城惨遭磔刑被冤杀，时年47岁。崇祯皇帝磔死了袁崇焕，可以说是自毁长城; 而袁崇焕上演的悲剧，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旷世悲剧。袁崇焕字元素，号(或字)自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中式三甲第四十名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上任后，袁崇焕一心为民，赢得了诺大的名声。后因功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此时辽东形势，已经越来越危急。袁崇焕在这个明朝关外局势空前严重的态势下，单骑出关，巡视形势，将士都赞叹他的勇敢与胆量。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初六日，经略高第奏报:"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麒，闻警丧胆，龟缩山海关，拥兵不出，袁崇焕驻守孤城宁远，城中士卒不满2万人，皆誓与城共存亡。宁远大战，努尔哈赤兵败城下，大明朝举国欢腾。袁崇焕进士出身，本就是一个文臣，手无缚鸡之力，但在国家危难存亡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那个时候后金政权迅速在东北崛起，实力强大，不断的攻打明朝的军队，抢占明朝的地区。最后已经到了威胁北京的地步，但是明朝派出的军队几次与其对抗也没有效果。就在这个时候，作为文臣的袁崇焕主动请缨，去抗击明朝的心腹大患后金。袁崇焕确实非常厉害，他修建堡垒，将明朝边防铸成铜墙铁壁。袁崇焕运用自己的智慧击退后金军队，就连后金首领努尔哈赤也死于与袁崇焕的战斗中。努尔哈赤的儿子明白他攻不破袁崇焕的层层防守，他就使用阴谋诡计。在位的崇祯帝虽然非常勤政爱民，但是他的疑心太重，就这样袁崇焕被冤枉而死。老百姓都认为他是个叛国贼。在《明史》的记载中，袁崇焕被杀以后，百姓分食其肉，头颅被挂在城门旗杆示众。一代英雄竟是这么个下场，令人心寒。袁崇焕最后一次看着这个他曾为之奉献一切的国家，以及那些他用生命护卫，却谩骂指责他的平民。倾尽心力，呕心沥血，只换来了这个结果。他应该很绝望，很失落，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冤屈和抱负才能被了解，或许他的全部努力，最终也许只是遗臭万年的骂名。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这是一个被误解、被冤枉、且即将被千刀万剐的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留下的遗言。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袁崇焕的忠诚的下属佘姓侍卫不顾个人和家人的安危，将袁崇焕的头颅偷了出来，掩埋在自己的院子里。他当时还发下三个毒誓：一是不得回到南方老家；二是，后代子孙不得为官；三是，世世代代为袁将军守墓尽孝。他死后也和袁崇焕葬在一切，这之后佘侍卫的子孙一直坚守祖宗的誓言，为袁崇焕将军守墓。直到清朝乾隆皇帝时期，袁崇焕的事情才得到平反，人们才知道他是一位英雄，而不是叛国者。乾隆皇帝还让人寻找袁崇焕的后人，最后找到了佘侍卫的后代，知道他们世世代代都在为袁崇焕守墓，就赐给他们高官厚禄，但是他们遵守祖宗的遗训，不为官。基本上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岳飞和袁崇焕是历史上冤死的两大功臣代表。前者被株连十族，后者被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对于岳飞和袁崇焕究竟是忠还是奸，从古至今一直都有所争论，其中袁崇焕的争论是最大的，究其根源在于袁崇焕死后百姓的态度。袁崇焕是以通敌叛国罪名处以凌迟的极刑而死的，古代的凌迟之刑是最可怕的刑罚，由功力深厚的刽子手操刀，以渔网覆罪犯全身，从眼睛开始，先将眼皮割下，挡住眼球，然后蔓延全身，将犯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不割够规定的刀数是不让犯人死的，这种刑罚对犯人的惩罚可谓凶残至极。袁崇焕被处以凌迟死后，万千百姓争抢着吃他的血肉。读过鲁迅作品的人知道，中国古代就有吃犯人血肉治病的习俗，但是万千百姓吃血肉明显已经不是以治病为目的了，说这是不共戴天之仇也不为过。而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导致了历史上对袁崇焕忠奸之分千百年来的争论。那么袁崇焕究竟是忠还是奸呢？首先要从当时袁崇焕主持的那场战役说起。皇太极亲自带数万精兵绕开袁崇焕防守的辽东地区，由西路直入，越三河，攻顺义、通州、牧马厂，直取北京，袁崇焕得到消息后带9000轻骑两天两夜急行军驰援北京，与包围北京的满清军队展开大战，最终打退了皇太极。但是袁崇焕却因为通敌叛国的罪名被逮捕，最终落得被凌迟处死的结局，连家人都被流放。证据是皇太极抓了两个明朝的太监，这两个太监听到了皇太极与袁崇焕的人密谋勤王（由袁崇焕进宫威逼崇祯退位），然后逃回去一个太监，将这件事告诉了皇上。这件事有两个最大的漏洞，第一，如果袁崇焕要叛国，何必要急行军两天两夜苦战八小时打退皇太极，直接与皇太极合兵进攻北京胜算不是更高？第二，皇太极如果抓了两个明朝太监，那么深处敌营的太监如何能听得如此机密的大事，还能逃回去一个？由此可以看出，所谓袁崇焕通敌叛国不过是一个幌子，一个杀死袁崇焕的借口。当时明朝国力衰败，袁崇焕据守辽东已经是孤军难鸣，皇太极分兵直取北京沿途竟然未受到太大的阻力，最终还是凭着袁崇焕千里回援才守住北京。明朝的灭亡已成定局，同时朝廷内部权阉魏忠贤当道，连崇祯皇上本人都自身难保。作为阉党之外的袁崇焕被陷害致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那么既然袁崇焕是被冤枉的，为什么当时的百姓那么恨他？这就要谈到所谓的民心了。何为民心？民心是耳朵和利益！所谓耳朵，在古代交通与通信落后，百姓对于许多事情根本不可能了解，只能“听说”，这个听说就是听上位者的话，朝廷张榜贴出袁崇焕通敌叛国，纵敌深入北京，后带兵入京企图勤王自立，百姓口口相传，便将袁崇焕看做是通敌叛国的大奸臣。所谓利益，皇太极包围北京，百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袁崇焕作为守将，没有抵御住入侵，这就是你的失职。百姓不会考虑皇太极为什么能入侵。袁崇焕回援北京后打退皇太极，却因为兵力的原因只能守住北京，而无法组织皇太极带兵在北京周边烧杀抢掠，百姓的利益再次受损，仍然将责任归咎于袁崇焕。此时朝廷张榜说袁崇焕是通敌叛国的奸臣，百姓只会说：哦，难怪他把皇太极放进来，该死，我要生啖其血肉！袁崇焕第一次在辽东打败努尔哈赤的时候，努尔哈赤包围辽东，袁崇焕死守辽东，辽东的百姓感激涕零，都将袁崇焕看作救世主。但是随着战争的推进，越来越向着失败倾斜，百姓又开始怨恨袁崇焕，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置百姓的安危不顾，这样死守，一旦城破就会导致满清屠城，一时间恨不得生吃袁崇焕血肉。后来战局逆转，袁崇焕杀死努尔哈赤，赶走清军，百姓又感激涕零，跪在袁崇焕府前将其视为再生父母。所谓民心，不过如此而已。很多人问袁崇焕死后，他的后人去哪了？据当时接任袁崇焕的将领余大成在《剖肝录》中记载：“家口在辽者，徙流浙，复改黔；在籍者流闽。罪止妻子女及同生兄弟，余俱免。”也就是袁崇焕只有一个女儿。另外在《东莞袁督师祠碑记》也对袁崇焕后代进行了记载：“督师无子，复流其七旬之母、八龄之女，及兄弟妻孥于闽、豫之地”，也只说明袁崇焕有女无儿。对于上述史料记载，已经铁定了袁崇焕只有一个女儿，并没有儿子传宗接代。但广东东莞的一本县志却发现了袁崇焕不仅有儿子，而且子孙也英名一世，为清朝做出很大贡献。据《东莞县志》记载：“袁督师无子。相传下狱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匿都城民间。大兵入关，为满州某所得，隶籍于旗。”可以肯定袁崇焕有一个儿子是小妾所生。在古代凡是有名望的家族，娶三房四妾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据相关史料记载，袁崇焕有一妻一妾，其中赵氏为妾，是山东莱州人，曾到京城告状不成，被袁崇焕妻子叶氏所买，在袁崇焕被害前一年嫁给袁崇焕为妾。有人会问，崇祯这样恨袁崇焕为什么没有斩草除根？根据明朝法律，遗腹子并不在流放范围内。关于袁崇焕的遗腹子，现在有两种版本说法：①将门虎子。一种说法，袁崇焕的小妾赵氏生下遗腹子后，被满洲人收留，并带到东北的宁古塔，后来袁崇焕的遗腹子袁文弼长大后被编入宁古塔正白旗汉军。袁文弼死后，其孙子中出了有名的三人：六代孙袁世福、七代孙袁寿山和袁永山。袁世福的旗人名叫富明阿。对于富明阿的身世，《东莞县志》还记载一则故事：有一年富明阿来到袁崇焕墓地，向守墓的陈国泰表示感谢，并告诉陈国泰他是袁崇焕后人，临走时与陈国泰结为拜把兄弟。富明阿先后参加平定太平军的作战，由于勇敢不怕死受到清朝重用。他的儿子寿山、永山也是清末时期的边关大员。据史料记载，寿山、永山在甲午战争中抗击过日军侵略，永山战死，后来寿山担任过黑龙江将军，阻击过沙俄侵略，但由于清朝割地求和，寿山自杀。②平民百姓。另外一种记载则截然不同。前几年大连旅顺一家姓袁的冒出来，称他们是袁崇焕的后代，而且还拿出家谱验证。这伙袁崇焕后代是这样描述当时历史场景的：袁崇焕的小妾带着袁崇焕两个小儿子袁昊和袁杲回到山东老家隐居起来。乾隆年间袁崇焕的五代孙为了争家产，故意骗取另一后代说是乾隆知道了袁崇焕后人所在地，要杀全家，吓的这一支子孙坐船逃亡大连，并在旅顺口隐居下来。有人说：“满族能够入主中原，这件事是太偶然了。如果不是明代的崇祯帝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冤杀了袁崇焕，清兵就进不了山海关，历史上就不会出现一个大清王朝。”初听此言，可能很多人不太敢相信。因为明亡清兴这件大事，是由许多很复杂的原因所造成，怎么可能由袁崇焕冤死这一件事情所决定。但是通过查阅一些史料以后，感觉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且不论明王朝最后的结局如何，当时只要袁崇焕不死，小小的清国就没有出头之日，哪里还会出现什么大清王朝。清国没有争天下的条件。在距今300多年前，入关之前的清国国力远不能与明王朝相比，双方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那时蒙古各部还算是明王朝的劲敌，清国只不过是一般的“边患”而已。 就人口而言，按《续文献通考》 的记载，明王朝共有一千万户，约六千万人。但是户口漏报的情况很多。据现代一些学者的估计，当时的人口总数当在一亿以上。那时的满族是全族皆兵，所谓“八旗”，既是部族组织，又是军事组织，每家都要有一个当兵。这样，根据兵数就很容易推断他们的人口总数。按八旗通志记载，在入关以前，八旗兵共有12万人。如按一家五口计算，他们的人口总年数约为60万人。当时除满人八旗外，还包括一些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因此，满族人口还不到60万。再加上一些边远地方未入旗族的人口，满足总数不会超过100万人。明、清两方人口的比例是100比1。就领土面积而言，在入关以前，清国全部领土只不过是辽东一隅之地。东北许多边远地区，并非清国政令所能及。清国能够进行有效治理的地方，不过是当时全国面积百分之一二。清国的经济落后，许多生活资料都不能自给，不管是通过边境贸易还是通过掠夺，都需要从明朝得来。清国的文化也落后，因此他们的许多首领都接受过明朝的官职，读过汉人的书，受过汉文化的熏陶。从建国之初，他们就重用汉人的知识分子，一切规章制度无不从明朝学来。至于军事力量，清国也难以与明王朝抗衡。明军已经有了火器，清军只有弓箭刀矛，就是只用弓箭刀矛，清军也无法与明军相比。清军的弓弦是用牛皮制的，遇到大雨，牛皮潮湿变软，箭就无法射远；明军的弓弦是用钢丝绳制的，不怕潮湿。明军乘大雨进兵，清军就抵挡不住。在几次重大战役中，清军已经领教了火器的威力。清国的开国之君，努尔哈赤就是在进攻宁远时被明军的红夷大炮击中，重伤而死。清军在东北和一些原始部族作战常常获胜，靠的是全族皆兵，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所养成的一股骠捍之气。和正规的明军作战，光靠骠悍之气当然不行。总之，从人口，从领土，从综合国力来比较，清国与明王朝完全不成比例。清国的首领们连年打仗，其目的也不过是掠夺财富，也不过是想称霸一方。至于取代明王朝，君临天下，这种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想法，在努尔哈赤时代，他们是做梦也不敢想的。口说无凭，请以历史事实作证。努尔哈赤并没有灭明的妄想。从清国的开国之君努尔哈赤的一生杂迹，就可以看出他至死也没有取代明朝，入主中原的妄想。努尔哈赤之祖觉昌安是女真部族首领之一，当时对明朝十分恭谨，与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颇有往来，努尔哈赤从小就常出入李成梁家，有机会结识汉人，读了许多汉文书籍，汉化很深。1583年，女真各部发生内战，明军也介入了，努尔哈赤的祖、父都死于混战中，他本人被明军所俘。李成梁念及旧情，把他释放，并且把他祖父留下的13副甲和二三十个骑兵都送还给他。当时努尔哈赤25岁，就靠这一点小小的本钱起家，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起一个小国来。从这个国家用的是什么国名，就可以大致看出其首领的一些想法。据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的《努尔哈赤所建国号考》一文，努尔哈赤在1596年自称“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说明自己还是明朝建州卫的一个小官；1605年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才自封为一个小小的国王；1616年建国号为“建州国”，仍然承认自己是明王朝的属国；直到1619年与明军正面冲突，取得萨尔浒之役的大胜以后，才建国号为后金，敢于和明王朝分庭抗礼。努尔哈赤在公开与明军对抗之时，曾经发布过一个文告，称为“七大恨告天起兵”。这“七大恨”听起来很吓人，好象真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把原文一读，才知道尽是些琐碎小事。其一是说明朝不该杀满洲二祖（“二祖”是在女真各部内争中被杀，并非有明朝处死）。其二是说明朝不该侵占满洲土地，及逼满洲交出伤害汉人的罪犯偿命（要求交出罪犯不为无理）。其三是说明朝不该驱逐在边境种田的满洲人。其四其五是说明朝不该歧视满洲人，所派的史臣不该侮辱满洲人。其六其七是说明朝不该援助叶赫（女真各部中的一部）。试举七大恨中的一条原文，来看看这一篇文告的基本调子究竟如何。原文是：“我国素顺，并不曾稍倪不轨，忽遗备御萧伯之，蟒衣玉带，大作威福，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文辞之间，毒不堪受。所谓恼恨者七也。”（据《刻本谕》）这篇文告虽名为“七大恨”，并没有什么激烈的用语，既未公开指责明朝有哪些罪恶，更没有什么要对明朝用兵以吊民伐罪之说。倒是在文中出现了“先汗忠于大明，心若金石”，“看边进贡，忠顺已久”，“我国素顺”这样的用语，一再公开承认明朝是宗王国，自己是属国。所谓“恼恨”，不过是觉的自己受了委屈，发发牢骚，说说怨言而已，通篇找不出一点要和明朝争夺天下的意思。1626年，努尔哈赤率清军进攻宁远，明朝首将是袁崇焕。两军激战之时，袁崇焕使用新运到的红夷大炮猛烈射击，清军死伤甚重，努尔哈赤也受重伤，不久即死。他在临死之前叹息说：“朕自25岁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打不下来真是死不瞑目！”当时他已68岁，他从25起兵，在辽东一带打仗已经40多年，就是进不了山海关。临死之时，他只不过是为打败仗而不服气，凭自己的一生经历，他根本不可能产生入主中原的妄想。至于在他死后18年，他的孙子被人迎接入关，在北京城里坐上了龙椅，建立了大清帝国，这是他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袁崇焕一直有志恢复辽东，连打胜仗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和袁崇焕第一次交手时就被打成重伤，不久因伤致死。可见袁崇焕是个非凡人物。袁崇焕（），字元素，原籍广东东莞，从祖父那一代起，迁居广西藤县。袁崇焕轶事：1619年中进士，授福建邵武知县。1622年初进京觐见，被提拔为兵部职方主事。当时是后金屡犯辽东，已经成为明朝主要的边患。袁崇焕是个有心人，曾经单骑山海关，考察边境上的形势，颇有心得。回北京后自告奋勇，请求出关守辽。据 《明史·袁崇焕传》，当时朝廷同意他的请求，调他为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关处军”。从此，他就承担重任，走上抵御后金侵略的最前线，出生入死，保卫祖国。有人认为袁崇焕是明末名将，是一位军事家，民族英雄。说他是民族英雄，他自然当之无愧。但是说他是名将、军事家，是不够全面的。他是文官出身，并非职业军人，从他的一生事迹看来，他的功绩绝非只打几场胜仗可以概括。他到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自愿起效劳的。当时的明王朝表面上是个庞然大物，实际上是一只千疮百孔的大船，风雨飘摇，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辽东战事是这只船上最大的漏洞。辽东军费，称为“辽饷”，明初每年只用白银40多万两，万历年间增至200多万两，天启年间增至300多万两，再加上各级官员层层贪污，老百姓负担奇重，民不聊生。袁崇焕认为，常此以往等不到后金军队打进关来，各地官逼民反，激成民变，明朝也会垮台。他又认为：后金表面上虽然强悍，实际上也很脆弱，他们经济落后，物资缺乏，日常生活所需，要靠边境贸易或者掠夺而来。如果断绝边境贸易，采取以守为攻，积极防疫的战略，使他们得不到任何物质，他们就会支持不住。用不着劳师费饷，组织大军出征，只在边境建造坚城，长期固守，以逸待劳，打击敌人，就能以最少的付出取得最大的战果，得到最后的胜利。他所提出的恢复大计，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他并不光是纸上谈兵，而是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1626年初他固守宁远，迎击努尔哈赤的围城大军，结果取得辽东战场上的首次大捷，努尔哈赤因伤致死，其子皇太极继位。次年5月，皇太极亲领大军守攻宁远、锦州，袁宠焕据城力守，又击退敌人的进攻，取得宁锦大捷。这连续两次大捷，正是袁崇焕本着以守为攻的战略原则所取得。且不说他料事如神，至少可以说他颇有预见。他虽然一再获得大胜，却挡不住朝廷里许多言官的攻击。攻击他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书呆子，这些文官不能理解他以守为攻的战略，批评他只守不攻，畏敌不战，使他极其为难。另一类是魏忠贤的阉党。当时天启帝信太监魏忠贤，他不买魏忠贤的帐，既不行贿，也不逢迎，阉党对他极为仇视，千方百计要排挤他。他无法应付，又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战略，只好称病辞职。魏忠贤本来对他不满，这是正好批准他辞职，夺了他的兵权。 “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 。袁崇焕去职以后，何时能够再起，已很难说。事有凑巧，就在他去职一个月之后，时局有了很大的变化。年青的天启帝病死，因为无子，由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帝。一个将军一个令，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的更换，却给了袁崇焕东山再起的机会。天启帝宠信太监魏忠贤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魏忠贤一手遮天，独揽朝政，明廷的文武百官中，有一大批人都拜倒在他的门下，当他的干儿子干孙子，对他唯命是从。皇帝是要死了才能进太庙，魏忠贤在生前就能在全国各地建立生祠。他掌握了明廷的特务机关--东西厂、锦衣卫，不论官、民，谁敢私下说一句对他不恭敬的话，就会有小特务告密，被抓来活活剥皮。当时崇祯帝不过是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对于做皇帝事前毫无思想准备，手中又没有任何实力，孤身一人来继帝位之时，正值魏忠贤气焰熏天。不少人都为崇祯帝捏一把汗，怕他吃亏。魏忠贤同意他来继位，也正是看他年青，觉得容易对付。他继位之初，不露声色，对魏忠贤从容应付，双方相处的还不错。仅仅过了两个月，崇祯帝忽然下手，把魏忠贤及其死党一网打尽，一共杀了200多人，魏忠贤本人在流放途中畏罪自尽。崇祯帝这一次暴风雨似的行动使天下震惊，朝廷内外，都佩服他有魄力，有决断，对他拭目以待，希望他能力挽狂澜，振兴久已腐朽的明王朝。对于魏忠贤的倒行逆施，崇祯帝一一加以纠正。为了挽回辽东的颓势，他决心重新起用袁崇焕，赋予重任。1628年初，崇祯帝隆重地接见了袁崇焕，慰勉有加，表示将对他委以全权，处理辽东军务。问他有何想法，有何要求，尽管大胆地提出来。袁崇焕也就侃侃而谈，畅所欲言，直抒己见。袁崇焕说：陛下要我去经略辽东，这正是我平生想做的事，岂有不愿之理。既承陛下信任，既请赋予全权。希望陛下用人不疑，对于边臣”但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如此边臣才得以放手做事，为国家立功。崇祯帝回答说：可以。朝廷对你，早有考察，绝对相信。你要哪些事权，尽管提出，一定照准。你到辽东，如何开展工作，进行恢复大计，愿闻其详。当时袁崇焕的答话非常精辟，短短一席话，胜过万言书，深得崇祯帝的赞许。他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以我的本领，去解决辽东也就是后金的边患，那是绰绰有余；但是要我去应付那些七醉八舌的意见，那些纠缠不清的人事纠纷，我就应付不了。）“事任既重，为怨实多”（既然要承担重任，难免得罪很多人）。“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何况谋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要做到许多于国有利的事，就难免对我自己不利。敌人可能会用反间计，也在他的预料之中）。对于恢复大计，袁崇焕说出了极为重要的几条原则。一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这就是说，修筑边城，巩固防务，让辽东的军民承担起保卫边疆的重任；让肥沃的的辽东国土养活当地的军民。不要动辄出动大军千里驰援，万里驰援，劳师糜饷，劳民伤财，损耗国力，削弱自己。对于战略原则，他提出要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劳着。法在渐年在骤，在实不在虚。”他认为：明王朝经济发达，国力深厚；敌人经济落后，要靠对外掠夺才能生存。我们不必和他争一日之短长，不以打几次胜仗为得计，而要固守边疆，使他们野无所掠，时间一长，他们必然要被困死。因此，我们应该以坚守为主；何时发现战机，也不妨一战；至于议和，只有在对绝对有利的时候才谈。恢复大计是个长期任务，非短时间所能收效。只有不求虚名，但做实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崇祯帝听了他这番宏论，深以为是，对他的要求满口答应，让他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使、总督蓟辽、登莱、天津三方军务”的名义，出镇辽东。出发之日，剑（皇帝赐给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印（官印）随行。军容之盛，前所未有，所经各地，百姓欢腾。袁崇焕把自己的大营设在宁远，对辽东各地的明军做全面整顿。根据以守为攻的战略原则，只用少数训练有素的精兵固守坚城，保护老百姓安心耕种，军民团结，共同御敌，努力实现“辽人守辽土，以辽人兼辽人”的计划，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兵力和粮饷。他估计像这样坚持了三年五载，后金的物资缺乏，补给困难，各部之间的内部矛盾激化，就会发生动乱。到那时候，明军再全面出击，兴师问罪，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袁崇焕这次出镇辽东，在一年多中间抓紧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整顿军队，杀了有通敌嫌疑又飞扬跋扈，不听使命的总兵毛文龙；二是为了争取修筑边城的时间与皇太极议和，议和事虽不成，边城却已修好；三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用全力修筑边城与相关的防御共事。到了袁崇焕蒙冤入狱之时，这些工程大致接近完工，成为边境上的铜墙铁壁。在袁崇焕死后的十余年间，敌人始终不敢从正面进攻，难越雷池一步。皇太极比他的父亲狡猾的多，他摸清了袁崇焕的意图之后，知道大事不好。如果让袁崇焕的计划实现，后金就会被困死，再也不能雄据一方。如果集中兵力，与袁崇焕部下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的明军正面交锋，就难免会走努尔哈赤的老路。他就在一些汉人幕僚（也就是汉奸）反复商量之后，制定了以阴谋为主，用兵为辅的两手策略，攻击的目标是袁崇焕，袁崇焕不除，后金绝对没有出头之日。所谓的“阴谋为主”就是不择手段的拉拢、收买魏忠贤的余党，尽量捏造事实，散步流言，用反间计陷害袁崇焕，动摇崇祯帝对袁崇焕的信任；所谓“用兵为辅”，就是避实就虚，避开袁崇焕的正面防守，用奇兵绕道偷袭明朝的后方，到处骚扰，配合反间计，嫁祸袁崇焕，给攻击袁崇焕的人制造口实。不把袁崇焕拉下台来，绝不罢休。他们认为，虽然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委以全权，但是仍有空子可钻。一是崇祯帝太年轻（当时不到20岁），不世故容易上当受骗；而且他生性多疑，很难相信某一个人（他在位17年一共换了50个宰相，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用反间计有得逞的可能。二是朝廷内外，袁崇焕得罪的人的太多，魏忠贤的余党对他切齿痛恨。他为了坚持自己的计划，对廷臣的不同意见一概置之不理，对一些权贵也不买帐，如果反间计一旦奏效，攻击他的人必然不少。于是皇太极立即付之行动。他们有计划的制造了许多流言，说是袁崇焕只守不攻，是受了后金的贿赂。通过被俘后释回的明朝太监，使这种流言一直传进宫廷。又不惜重金，一再派人收买魏忠贤的余党，让他们不断的攻击、诬陷袁崇焕，使得北京城里谣言满天飞，以动摇崇祯帝对袁崇焕的信任。1629年秋天，皇太极亲率精兵偷袭明朝边境，通过喜峰口攻陷遵化，进入三河、顺义，前锋直逼北京。这种偷袭实在是一种冒险行动，不是正常的作战方法。他们虽然钻进了明朝的后方，但是坚城在后，袁崇焕的大军在后，如果作战一旦失利，既无退路，会被关门打狗，全军覆没。但是这次奇袭，却使北京震动。一些不懂军事的廷臣纷纷指责袁崇焕：朝廷要你守住大门，怎么敌人竟然打到家里来了？袁崇焕闻讯，即派精兵从山海关回援北京，大破敌军于北京广渠门外，敌军退走。袁崇焕上书解释说：皇太极的偷袭，属于流寇性质，成不了气候，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坚持已守为攻的战略，拖垮敌人。后来果如他的预料，敌军在北京附近骚扰一番之后就退出了长城。敌军虽然退走，北京城里却乱成了一锅粥。许多人不懂军事，不明真相，只从一时的现象上看问题，纷纷职责袁崇焕拥兵自重，不肯出击，纵敌深入。在一片指责声中，崇祯帝也动摇了，他忘记了袁崇焕所说的“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谋敌之急，敌亦从而间（用反间计）之”这些话，在盛怒之下，对袁崇焕下狱论罪。当时攻击袁崇焕最力的，就是毛文龙的小同乡大学士温体仁，他们罗织袁崇焕的罪名有两条，一是“专戮大帅”（指杀毛文龙一事），二是“擅主议和”。最后袁崇焕被判死刑，家属充军三千里。噩耗传到辽东，军民哭声动地，大家愤慨地说：“袁大人忠心为国，竟然还落到这种下场，我们还在这里忙乎什么！”许多队伍纷纷溃散，辽东前线，一片混乱。皇太极得到消息，大喜过望，在沈阳城里张灯结彩，庆贺胜利，宴会笙歌，通宵达旦。崇祯帝冤杀袁崇焕，已经铸成大错，遂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事后追悔无及。这件冤案和历史上岳飞的冤案、于谦的冤案颇有相同之处。三位主角都是在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都是在立了大功之后，反被本国的皇帝的所冤杀。稍有不同的是，杀岳飞的是宋高宗赵构有意为之，其目的是为了向敌人讨好乞和以图苟安；杀于谦是明英宗朱祁镇有意为之，是为了报私仇（朱祁镇被敌人所俘，于谦不受敌人要挟，坚持抗战，终于获得大胜，因此而被朱祁镇所痛恨）。杀袁崇焕并不是崇祯帝有意为之，而是他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若从三大冤案的后果来比较，袁崇焕冤案的后果最为严重。袁崇焕如果不被冤杀，过不了几年，他的恢复辽东的大计划就可以实现了，清国即使不土崩瓦解，也只能困居一隅之地，无法向外发展，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出现一个“大清王朝”。这个“大清王朝”带给整个中华民族的，是长达200多年的血腥统治。就在这200多年中间，中华民族从世界的先进民族逐渐落后，成为跟不上时代脚步的落后民族，其严重的后遗症一直延续到今天。岳飞死后不久，宋王朝就替他平反了；于谦死后不久，明王朝替他平反了。但是袁崇焕冤死以后，没有人替他平反。如果明王朝不亡，估计袁崇焕也会有平反之日，但是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袁崇焕又一直的清王朝的死敌，当然冤沉海底，谁也不会来为袁崇焕正式平反了。300多年以后，为袁崇焕平反的责任落到今天史学家的头上。袁崇焕的第一条罪状是“专戮大帅”。所谓“大帅”，指的是明朝的总兵毛文龙。此人过去领兵与后金作战，兵败溃逃，逃到了辽东半岛东面的一个小岛——皮岛上，建立了一支水军。天启帝认为这支水军能对后金起到牵制作用，就供给粮饷和军器，让他自行发展。他孤悬海外，拥兵自重，观察形势，到处讨好。魏忠贤当权时，他贿赂魏忠贤，希望从明廷得到更多的粮饷；后金势力大了，他又与后金暗通信息，藉此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袁崇焕出镇辽东，侦知他确有通敌行为，就借阅兵为名，来到皮岛，请出尚方宝剑，把他杀了。因此时人不明真相，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袁是擅杀，毛是冤死；有人认为毛文龙屡次违抗军令，也该正法。300年来，争论不休。好在明清两代档案都在，近年来两岸学者都已经从明、清档案、相关史料中找出毛文龙通敌的证据。台湾学者李光涛在《毛文龙酿乱东江始未》一文中列出了不少毛文龙通敌事实；我们也从《满州密档》中查出了毛文龙对皇太极的第四次上书，其中有“请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旁夹攻，则大事成矣”这样的话。足见毛文龙确实通敌，袁崇焕持有御赐的尚方宝剑，杀毛文龙以消除隐患，有功无罪。袁崇焕的第二条罪状是“擅主议和”。根据史实，袁崇焕和后金议和共有两次。第一次在1626年，那一次遣使议和得到天启帝的批准，并且允许他“便宜行事”。这样，就没有理由说他“擅自”议和。第二次在1629年，这次议和，双方都是一种策略。在皇太极方面，是想争取一段时间去打朝鲜；在袁崇焕方面，是想争取一段时间去加固边城与构筑防御工事。双方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谈的过程虽然拉的很长，却没有任何结果，所以袁崇焕一直没有上报，直到他蒙冤入狱为止。总之，议和一事，在开始时已得朝廷批准，最后因故中断，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怎能说是“擅主议和”？在两次议和过程中，双方往来文书斑斑可考，作为边臣的袁崇焕没有任何一点越轨言行，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难以加上任何罪名。清王朝以阴谋得国回首中国历史，有些王朝在兴起之时已经颇得民心，得国的过程中虽然有一些干戈扰攘，但是对很多地方可以传檄而定，和平解决。有些王朝得国全靠武力所谓“江山是打出来的”。清王朝一异族入侵中原，又自吹自擂“天兵无敌”，这就让人造成一种误会，以为清王朝之得天下，真正是靠“武功”打出来的。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历史的真相是：清王朝之得国，主要是靠阴谋诡计，以汉制汉；至于用兵，不过是起一点辅助作用而已。在努尔哈赤时期，汉化很深的努尔哈赤靠自己从《三国演义》中所学到的一点军事知识，与女真原始部族的剽悍民风，连哄带打的一点小聪明，能够发现明军的一大短处，那就是在作战时很难自己做主，经常要听命于北京的皇帝。有时候，皇帝所派的统军大将全不知兵，是个大外行（如杨镐），岂能取胜；有时候，统兵将领确有本领，但又事权不一，内部扯皮，直到扯垮了事（如王化贞和熊廷弼）。专钻这种空子，努尔哈赤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了萨尔浒之役、广宁之役等几次胜仗。打出了威风，扩大了地盘。但是和袁崇焕一交手，他就倒了霉。因为袁崇焕的队伍训练有素，指挥有方，能够人自为战，尽量发挥武器的效力。所以在 进攻宁远之役，努尔哈赤不仅损失惨重，自己也受了炮伤，不久因伤致死。努尔哈赤确实是靠武力发展起来的。不过力量有限，发展也很有限，成不了气候。到了皇太极时期，他们的国策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就是靠武力发展改变靠阴谋扩张。每次用兵，都是在明朝严重内乱的时候趁火打劫。虽然三番五次采用偷袭的手段进了长城，也是一种流寇行为，避实击虚，到处流动，到了就抢，抢了就走，根本不敢久留。其作战的目的是财物而不是土地，是不折不扣的盗匪行为。如果他们真是“天兵无敌”，为什么在18年中，一次也不敢从正面进攻袁崇焕所建立起来的铜墙铁壁？为什么不能蹋进山海关一步。在这18年中，他们的国策就是收买汉奸，以汉制汉，要尽了卑劣的阴谋诡计。例如：年，收买明廷内奸，使用反间计，假崇祯皇帝杀害袁崇焕，除掉了心腹大患。年，策动明将耿仲明与孔有德叛变！从叛军手中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红夷大炮。1633年，策动明将尚可喜叛变。1636 皇太极封耿仲明与孔有德尚可喜三发叛将为王，授以兵权，称其部下为“天佑兵”，“天助兵”，以后每次作战，都用他们为前锋。年，清兵两次偷袭进入内地，企图逼迫崇祯帝订立屈辱性的和约，希望不战而胜，遭到崇祯帝的严词拒绝，只好退走。1642年，辽东前线的松山堡被清兵攻陷，明经略洪承畴被俘，皇太极千方百计加以诱降，从此尽知明朝虚实。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对于清国来说，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大馅饼。他们不失时机地尽力展开阴谋活动。终于把当时的关键人物吴三桂拉了过去。当时山海关大开关门，全身披挂的吴三桂拱手迎候清军，恭恭敬敬地说：“请进！请进！”这是说清王朝“阴谋得国”的一幅最精彩的画面。为了说明清王朝是阴谋得国，还可以补充两件史实。 一是在1633年，明朝叛将孔有德与耿仲明被后金军接到沈阳，皇太极亲自出城10里迎接，特别举行一种“抱见”之礼（肉麻当有趣），当即封孔有德为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并且对天盟誓，愿共富贵。皇太极把孔、耿带来的红夷大炮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向左右群臣大发感慨：“昔日太祖（指努尔哈赤）就丧命于此物，今天我军亦有此利器，今后才能战无不胜，可喜可贺！” 。二是在1642年，辽东经略洪承畴兵败被俘，押到沈阳。据《啸亭杂录》一书记载：皇太极亲自到狱中去看他。当时正值严寒，皇太极脱下自己身上的白狐裘披到他身上，他就顺坡下驴，表示愿意投降。皇太极大喜，特设盛宴招待，请洪上坐。诸臣不服，皇太极就问大家，“我们多年辛苦，所为何来？”诸臣答曰；“为夺中原。”皇太极乃大笑，曰“我等皆盲目，今得一引路之人，焉得不乐！”诸臣乃服。原来清国君臣都是些瞎子，是靠一批明朝得降官降将牵着竹杆，才把他们引进中原，清王朝还自夸什么“天兵无敌”，岂不可笑！清国靠什么力量征服全中国 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轻而易举地进了山海关。十多年后，这一条小蛇居然吞下了大象，征服了全中国，简直像是玩魔术。但他颇有自知之明，知道清国得实力不够，本钱太少，不敢轻易发动大战争，消耗兵力，所以一直不从正面进攻由袁崇焕建造起来的铜墙铁壁。而把主要的时间精力用于玩弄阴谋诡计。谁都知道山海关之失是吴三桂引狼入室。但是其过程至今不为人所知的内幕？300多年来，众论纷纭，莫衷一是，最简单的说法，是说李自成打进北京，得获了吴三桂之父吴襄一家，命吴襄些信招降吴三桂，吴三桂已欲投降，正准备返回北京之时，忽然得到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下夺去得消息，愤而投清，引清兵入关。这一说法来自吴梅村得《圆圆曲》。作者把吴三桂叛变投敌得原因说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似乎吴三桂是个多情公子，为了情人不惜牺牲一切。这是以自己得文人之心度吴三桂的武将之腹，用民间传说的绯闻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历史真相绝不会如此简单。按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是清国长期以来进行拉拢，收买的对象，早已降清的一些降官降将，有的是吴三桂的同僚好友，通过这些线索，许多活动没有浮出水面而已。吴三桂手握重兵,是明、清之间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终于投清，绝不会是一时的感情冲动。陈圆圆是个歌姬，不过是“三陪”之类的人物，吴三桂不至于为了这种人而影响了自己一生的前程。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吴三桂在决定投清之后，用陈圆圆一事作为进攻李自成的口实之一。还有一种说法是借兵说。即当时吴三桂并不是投降清国，而是向清国借兵平叛，有如唐代之向回纥借兵平定安史之乱一样，事成之后以财帛或割地相谢。如果是这样，吴三桂也和清国早有联系。也可能是吴、清双方有个秘密协定，采用借兵的名义进行携手，能够减少在进军途中的阻力。对于这一类的秘约，我们现在拿不出直接的证据（清朝官方当然把有关的绝密文件全毁掉了），但是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吴三桂后来的举旗反清，就曾公开指责清朝的“背信弃义”。背什么“信”？当然就是这种“密约”。清兵入关之前所约定的一些条款，肯定对双方都有约束；入关之后，形势一变，多尔衮就把脸一抹，不认帐了；吴三桂无可奈何，“当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不论如何争辩，已经于事无补。当时有人写了一付对联，为吴三桂辩解，联曰：痛哭秦廷缘楚覆，归心汉室为韩仇。以申包胥向秦国借兵是为恢复楚国，张良辅佐刘邦是想为韩国的史事，解释当初吴三桂是为恢复明朝才向清国借兵的苦心。可惜吴三桂上了当，多尔衮占了大便宜，后来大错以铸成，吴三桂百口雄辩，一顶汉奸帽子，只好稳稳当当地戴到今天。这一段隐秘的史事也就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了。探讨历史，并不是要把所有的史事全都考察清楚。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只要基本史实清楚无误，又能理清事情发展变化的线索，就不难作出初步的结论。虽然在细节上略有出入，影响不了结论。1644年清兵入关，是被降将迎接入关，这是历史事实；吴三桂当了清王朝的走狗，从山海关一直打到缜缅边境，这也是历史事实，为主子打了天下的吴三桂最后的结局是兔死狗烹，这还是历史事实。不论清兵入关的过程有多少种复杂纷纭的说法，就凭这些主要的史实，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清王朝主要不是靠武功，而是靠阴谋得国。至于过程如何，细节有无出入，并不影响这个结论。狡猾如多尔衮者，也无法否认这个事实，他在《致史可法书》中，公开承认：“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李自成），非取之于明朝！”也是就是说，既不是名正言顺，传檄而定天下，也不是靠武功，大出来的江山，而是靠施展阴谋，乘着鹬蚌相争，捡了落地挑子。入关之后，清兵拱卫北京，在前线打仗的，主要拜托给四大降将：吴三桂（后封平西王）、孔有德（后封定南王）、耿仲明（后封靖南王）、尚可喜（后封平南王）。他们从山海关往南打，一直打到云贵、两广、福建，最后就留驻在这些地方，裂土封王。在整个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主要是以汉人打汉人，军中少数满人，只不过摆摆样子，起一点监督作用。所以王沄《瓠圆集》中说；“进兵三法，绿旗当先，汉军次之，蒙古又次之，满州居殿。”所谓绿旗，就是清王朝入关以后所收降与募集的汉人队伍；所谓汉军，指汉军八旗，就是他们在入关之前所编成的蒙古人队伍；所谓满洲，指满洲八旗，才是由真正的由满人编成的队伍。打仗时，在前面卖命的是真正的汉人，其次是蒙古人，满人不过“殿后”，充当执鞭驱羊的牧羊人而已。为什么当时降官如毛，降将如潮，有那么多的人肯向清王朝俯首称臣？归根结底，还是明王朝如渊驱鱼，把自己的臣民拼命赶到敌人那一方面起。明代的暴政是有名的，远的不说，从万历帝说起，他20年不上朝，万事不理。在他的纵容之下，贪官吏暴，豪强横行，即使不遇天灾，已经是民不聊生。只不过依靠一些正直的官员勉力维持，明廷还能保持一个空架子。天启帝宠信宦官魏盅贤，魏忠贤掌握大权之后，作威作福，又把明廷里一些正直的官员赶尽杀绝，明廷几乎垮台。幸亏天启帝早死，其弟崇祯帝继位，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及时铲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年青的崇祯帝虽然还想有所作为，但是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即位不久，他就已经招架不住。因为求治心切，一遇挫折，心烦意乱，就不免苛责臣下，稍有失误，贬杀随之。在辽东战场上，许多将领都没有好下场。有些人是终年奔波，转战各地，最后死在沙场，有些人是应付不了人事倾轧，如袁崇焕，结果死于冤案；有些人原来也是忠心耿耿，后来屡受挫折，失掉信心，叛变投敌。叛变者自己固然要承担罪责，但是明王朝的长期腐败、混乱，责任不清，是非不明，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是把大批文官武将驱赶到敌人那一方面去的重要原因。在已经腐朽的庞然大物明王朝的身边，新建立的一个小小的清国确实大占便宜。他们以逸待劳，看准时机，一遇明朝内乱，立刻趁火打劫，充当流寇，伺机偷袭，一到就抢了抢就走。平时招降纳叛，兼收破烂，除了以高官重利诱降明朝将领之外，还收罗不少明朝的“桃人”充当间谍，刺探军情。清国的发展，是靠蚕食明朝而来。他们在入关之后，就变了蚕食为鲸吞，居然一头钻进了人家的皇宫，一屁股坐上了人家的龙椅，鸠占鹊巢，喧兵夺主。像这样占便宜的事，中外少有；像这样轻轻巧巧的得国，旷古所无！清王朝的打天下，主要是靠四大降将：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四大降将是什么人？他们是清一色的汉人，原来都是明朝辽东战场上的将领。在袁崇焕奉旨出镇辽东之时，他们全都是袁崇焕的部下。袁崇焕不被冤死，他们是明朝的将领，是用来保卫祖国边疆制服清国的军事力量，可惜袁崇焕一死，形势发生了可悲的变化，这四大降将竟然相继被清国用阴谋诡计拉了去，反而成为替清王朝出力征服全中国的军事力量了。还有一件事，更足以说明袁崇焕之被冤死与明亡清兴的关系。1626年，袁崇焕守宁远时，努尔哈赤领兵来攻。袁崇焕与总兵满桂、副将朱梅、参将租大寿等共同刺血为书，激励军民，死守不退。就在这一次战役中，明军的大炮打伤努尔哈赤，不久就因伤致死。祖大寿忠勇奋发，身先士卒，深受袁崇焕器重。1628年，袁崇焕奉旨出镇辽东，一再提拔祖大寿，命他驻守锦州。1630年，袁崇焕蒙冤被杀，祖大寿闻变，痛哭流涕，部下也人人分开。祖大海率领部下出关东走，几乎叛变。后来由经略洪承畴追挽，再三次劝勉，才把他们拉了回来。以后祖大寿长期坚守锦州，清兵虽然百计围攻，就是打不下来。皇太极也多次派人拉拢收买，祖大寿耿耿忠心，绝不动摇。直到1642年，清兵攻破松山堡，经略洪承畴被皇太极诱降，作书招他，他才对明廷绝望，失掉信心，开城投降。他是吴三桂的舅舅，他的降清，也就为清方与吴三桂的联系起了牵线的作用。如果袁崇焕不死，辽东失地，逐渐恢复，那些投机分子不会贸然投敌，像祖大寿这样的将领更是坚定的卫国良将，民族英雄，怎么会被敌人拉过去！冤杀袁崇焕实在是千错万错，实在是自毁长城。诸葛亮的病死与袁崇焕的冤死，都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千秋恨事。诸葛亮之死是“出师未捷身冤死，长使英雄怒满膺”。诸葛亮出师北伐之时，已经信心不足，说是“臣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袁崇焕出镇辽东之时，则是信心十足，向崇祯帝上书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他的冤死，更加令人惋惜！关于袁崇焕是忠是奸，坊间诸多说法，摘录不同观点供各位参详：袁崇焕被冤杀谁之过？听崇祯帝怎么说？【白话戏说】朕在处死袁崇焕之后，大臣们都埋怨朕，袁爱卿在世时你们嫉妒他的才能，袁爱卿死了，朝中又无能够抵御清军的将领，你们又埋怨朕杀死了袁爱卿。朕也深感痛心，后悔处死袁崇焕这样的抗清良将，朕不能一直信任他，重用他。也后悔自己刚愎自用，疑心太重，与众大臣们不能同心同德共御外患，结果导致大明的灭亡。今天我就讲一讲朕与袁崇焕的故事吧。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对于朕来说那是国破家亡永生难忘的事件，朕也舍生取义，成了煤山上的一个吊死鬼。对了，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中华民族正在崛起，是一个现代化的世界。我就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来陈述那段往事吧。崇祯三年（1630年），我以“谋反”的罪名，下令处死了镇守辽东的大将袁崇焕，这是一个影响明朝国运的大事，当时上了明朝政府的新闻头条。听到消息后，就连清军的统帅皇太极都很震惊！皇太极庆幸失去了一个劲敌，而我却痛失爱将，当然了，当时只是解恨，我思考了许久，才慢慢的反省过来，每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落泪。当时处死袁崇焕，其家人全部被流放，此事一出，全国上下无不哗然，大都感叹国家将亡了，袁崇焕是明朝的大英雄，他的死，都认为这是与岳飞一样的冤案，是大明帝国的自毁长城。事实上，我真完全冤枉袁崇焕了吗？可以这么说，袁崇焕的死，不全是我与他之间的误会，我俩彼此都应为此事负一定的责任。我登基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破败不堪的国家，朝廷上下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民间各路起义军纷纷举起造反大旗，由以李自成，张献忠势力最大。辽东地区后金政权对我大明虎视眈眈，该死的瘟疫又在中原大地蔓延。大厦将倾的时刻，我是多么希望有旷世之臣救我大明帝国于水火啊！可是，我手下的大臣们一次次地让我失望，我也清楚大臣们的能力是太有限了，我隐隐感觉到就是太祖在世也无力回天。我悲观，绝望，愤懑，抑郁症越来越严重，失眼已经成了我生活的常态，脾气变得异常暴躁。我早就想自杀，以此来解脱心中的痛苦。 我是大明天子，不能挽救帝国的危亡，无脸去见列祖列宗啊！袁崇焕的出现，让我对光复大明江山有了一线希望，我是对他寄予厚望的。他向我承诺用五年时间就可以收复辽东地区，听了这话我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地手舞足蹈。然而，袁崇焕太让我失望了，我感觉他是一个骗子，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事实上我犯了左倾主义错误，以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能够维持现状已实属不易。袁崇焕在后来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我对他彻底心灰意冷。他在没向我汇报的情况下，处死我的得力干将毛文龙，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以及属国朝鲜，都被皇太极的后金占领了，使我大明痛失了大片的领土。导致毛文龙手下的尚可喜、耿精忠叛乱，投降了后金。就从这一件事情，我就可以杀你袁崇焕，可是我朱由检没有那么做，因为我欣赏你的军事才能，能为我大明抵御后金的将领不多了。我大明帝国经过多年战争，而且是屡战屡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韬光养晦，战略防御。然而，我没有认清当时的国家形势，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在处理国家大事上，总是死要面子，不考虑残酷的现实情况。如果我能听袁崇焕的，与后金议和，哪怕是割地赔款迁都南京 ，与皇太极划江而治，只要保我大明江山不亡，总有一天有卷土重来的时候 。我虽然没有同意与清军议和，但是袁崇焕却在背地里与皇太极谈议和的事，他们私下里往来书信。我现在知道袁崇焕为了大明江山的稳固作打算，当时我对他的这种行为大为不满。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崇祯三年十月，皇太极攻打了京师。此事虽与袁崇焕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皇太极率精骑十万绕道察哈尔，故意避开了袁崇焕防守的锦远防线，这事袁崇焕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袁崇焕回援赶走了皇太极的大军，但是朝廷内部人等都认为是袁崇焕的失职，才引清军轻易进入中原的，包括我在内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已不再信任袁崇焕了。此时，皇太极又使出了离间计，挑拨我们君臣关系，其实，皇太极不用离间计，我已经有了杀袁崇焕的心。但是，处死袁崇焕我是不忍心的，我把他关押在死牢里九个月之久 。后来形势变化了，就算再起用袁赇焕，对于稳固边疆也没有太大作用了。于是我下定决心，凌迟处死了袁崇焕，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次败笔 。可惜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再也没有忠勇的将士与我同甘共苦了，最终明朝迎来了覆灭的结局。崇祯中反间计说按照《明史》中的说法，袁崇焕被杀是因为崇祯皇帝中了反间计。因为《明史》系清朝所编，于是很多坚持“袁崇焕汉奸论”的人认为袁崇焕案“在崇祯朝本来是定案，但清乾隆时期却发生了变故。乾隆钦定的《明史》里突然多出了‘反间计’的记载，所以说‘反间计’只是清朝为了给汉奸袁崇焕翻案所精心编织的一个谎言。”然而，“反间计”真的只是乾隆制造的谎言吗？答案当然不是，因为“反间计”这个说法，在袁崇焕死后没多久就有了，并且提出这个说法的人，还是皇明遗民，大思想家——黄宗羲。在黄宗羲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中详细记载了范文程给皇太极献上反间计的详细情况。并且黄宗羲还在这个神道碑铭里说：“辛未岁。余至新安，公（霖按：指墓主钱龙锡）之孙柏龄以碑铭见属，余不辞而为之。”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黄宗羲立此碑的具体时间。辛未，即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黄宗羲说出离间计这回事，比《明史》成书早四十八年。除此之外，明末著名的抗清志士屈大均比黄宗羲更早一步提过离间计此事。在屈大均《再吊袁督师》诗中：劳臣遭反间，蠢尔善愚人。马喋三韩血，旗扬九塞尘。丸泥难守险，集羽意摧轮。一自钃镂赐，无人更致身。（《翁山诗外》卷七《再吊袁督师》五首之一）由此可见，离间计非虚妄之说，而是确有其事！呜呼！可怜袁崇焕一心为国十数载，却惨遭凌迟，家破人亡，声名俱毁，数十年之后，反而被敌人翻案，终得保全名节。然而，到了今天，却被网上的一些宵小之徒，加以攻击诋毁，被贬斥为“汉奸”，“叛贼”，岂不哀哉？毁掉一个民族，就应先毁掉他们的民族英雄，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民族，就应该学会擦亮自己的眼睛，认识到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对待我们的英雄。军阀变质说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初六日，后金皇太极又举兵进攻宁锦，在被时任辽东巡抚袁崇焕败于城下。如果仅仅于此，那么袁崇焕无愧于大明抵抗后金的中流砥柱，但后来发生的事，又令人不得不怀疑袁崇焕的用心。熹宗崩，崇祯即位，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 崇祯任命袁崇焕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入都，十四日崇祯帝召见平台。袁崇焕以五年平定辽东的谎言忽悠了热血的帝王，使得崇祯以全国之力支持辽东。至此，袁崇焕取得了辽东的绝对的权力，按理说袁崇焕此时应该一心一意对抗后金，但袁崇焕却为了与后金议和，矫诏杀了同是持节的从一品武将毛文龙。使得后金没有了后顾之忧。崇祯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崇祯下旨按照投靠大明的部落人头给救济粮，而袁崇焕却自行其是，人数不足万余人的束不的部居然就有2000多人来买粮，而其中居然有400余后金人。袁崇焕此举不得不说已经到了资敌的地步。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顺利突破长城，于三十日，兵临遵化城下。大明倾注了举国之力的防线，袁崇焕夸下海口保证的安全防线却没有起丝毫作用。甚至后金入寇以来基本没有遇到丝毫的阻挡，而袁崇焕却以不知道后金到哪了为由推脱责任。这么大的军事行动袁崇焕是不可能不知道风声的，那么只能说是袁崇焕的有意纵容了。先不说皇太极与袁崇焕的书信是陷害还是真事，只凭擅杀节将，资敌和不阻拦后金就已经是死罪，而袁崇焕却凭着以前的功劳做大后思想就变了，在一步步演变为军阀的道路上前进。三司会审罪有应得说袁崇焕不是崇祯擅杀的。他是经过三司会审(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明正典刑的。他的罪过在哪朝哪代都够得上杀头的。一个蓟辽督师挂兵部尚书虚衔不通过中央，不通知兵部，以议饷的名义骗同样官居一品的另一军区的负责人到会，并执尚方宝剑将其杀害(毛同样执尚方宝剑)。为什么这么做？就是为了跟黄台吉和谈来表达自己的诚意。而中央是明令禁止与后金做任何政治交易。中央政府对后金就一个字，剿。这擅杀大员，暗通曲款冤枉他了？还有中央明令禁止边军私开马市，可袁崇焕根本选择无视，还是在用军粮与蒙古诸部交易，而蒙古各部早已是后金小弟了，宝贵的粮食最后全部接济了黄台吉。这以粮资敌冤枉他了？袁崇焕一个三甲四十多名的进士，照一般仕途轨迹来说，以个五品知府致仕已算是烧高香了。可他以一句五年辽事可定的牛皮话，骗取最高领导层的信认，变身一品大员，把全国近七成的军费和部队物资交给他负责。而仅过一年便让敌方从自己的防区进入直接烧杀掠抢的打到北京城下，而袁崇焕一仗不打就要求带着翻译进城(明朝祖制，边军无诏不得进京)。而宣大防区来的勤王部队在满桂的带领下与敌血战，滿桂本人也力战而死。就这样，宣大军也只是在瓮城中休整一天就又出城血战了。这纵敌入关，怯敌不前，所托非效冤枉他了？袁崇焕还有很多罪名我就不一一例举了，他的每一条罪在崇祯长编里都有记载，而且都不是孤证，皆有旁证，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看。最后我说下毛文龙。很多袁粉为了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有多正确，就把毛文龙说成在跟后金议和。毛文龙一家包括仆人，除了为质的儿子在北京城，其余130多口全部被后金杀害于铁山堡。请问你一家老小被曰本人全杀了，你手握大军还跟它们议和？就算张学良起码还知道跑远点吧。反问：所有冤假错案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结果！三司会审也是按照皇帝的意思走，何况本身已经有诸多讲不清楚的东西在。袁崇焕受审后在大牢关了九个月，崇祯才下狠心杀他。若三司会审后一点疑虑都不在，审完就能分分钟被杀。何况崇祯后来自己对杀袁崇焕都有悔意。崇祯昏庸无道说崇祯有个特点，凡是能干的不是杀死就是坑死，反正专跟能干的过不去。剩下全是混日子，看热闹的，为他着想的一个都没了。最后一天召百官上朝，没一个来的，都准备迎接新主子了。一个皇帝能把身边大臣弄成这种队伍，也全千古奇葩了。 简直就是满清超级大卧底。浅谈袁崇焕功过得失袁崇焕这个人，在历史上争议极大。支持他的人，为袁崇焕的惨死痛惜，斥责崇祯皇帝的无道昏庸；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是叛国投敌，死有余辜，不值得一丝同情。同样是一个人，社会舆论却反差极大，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即使到了今天，袁崇焕的个人定性还没有统一口径，双方各执一词，吵的是不亦乐乎。那么袁崇焕这个究竟如何？我们尝试去通过史书的记载，来找寻其中的蛛丝马迹。袁崇焕的政治生涯，可以分成两朝，分别是天启朝和崇祯朝。在天启朝，袁崇焕的大事记是“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在崇祯朝，袁崇焕的大事记是“平台召对”和“擅斩文龙”。有意思的是，袁崇焕身上几乎所有的矛盾点都在崇祯朝，因为天启朝的袁都督，争议较少，毕竟实打实的战绩摆在那里。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崇祯朝的袁崇焕，究竟有哪些动作。平台召对《明史》《明史 本纪第二十三》崇祯元年春正月辛巳，诏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甲午，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秋七月癸酉，召对廷臣及袁崇焕于平台。可以清晰的看出来，崇祯帝即位以后，对袁崇焕是相当信任的。兵部尚书，并且督师蓟、辽，这可不是一个小官。杨镐、王化贞、阎鸣泰都坐过类似的位子，可想而知分量几何。《明史 列传一百四十七》七月，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崇焕怃然自失。顷之，帝出，即奏言：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这里面我总结了三点：第一袁崇焕深知皇帝的心思，他的原话是“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这句话的意思是，皇帝太着急，先哄哄再说；第二袁崇焕五年平辽就是说大话，他自己也没有底，只能推搡朝局，依赖“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第三袁崇焕胆子是比较大的（对比下文祖大寿），这也为后来他擅杀毛文龙留下伏笔。《明史 列传一百三十九》袁崇焕、祖大寿入卫，帝召见平台，执崇焕属吏，大寿在旁股栗。《明季北略》《明季北略 第四卷》及思宗元年七月癸酉，召崇焕于平台，慰劳甚至。问：边关何日可定？崇焕应曰：臣请五年为陛下肃清边陲。上曰：五年灭敌，朕不吝封侯之赏。时，四辅臣钱龙锡等侍立，俱奏曰：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上悦，赐茶果瓜饼而退。这里我们同样能看到袁崇焕的自信，和《明史》不同的是，这里五年不是”全辽可复“，而是”五年灭敌“，这个难度是更大的。参考明朝和元朝的关系，明朝灭亡的时候，元朝的蒙古首领们还经常南下骚扰。灭敌，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这里面钱龙锡的话很值得玩味，他把袁崇焕比作“奇男子”，应该是看到上有喜色，溜须拍马之意，而不是真切的支持袁崇焕的方略。结果呢，“上悦，赐茶果瓜饼而退“。《明季北略 第四卷》焕出，朝臣问：五年之期，当有定算否？焕曰：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圣心。识者曰：主上英明，后且按期责效，崇焕不旋踵矣。时期议忧毛文龙难驭，大学士钱龙锡过崇焕，语及之，遂定计出。又是钱龙锡！这个人在平台召对的出镜率相当高。而且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线索是，”时期议忧毛文龙难驭，大学士钱龙锡过崇焕，语及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时朝廷上对觉华岛的毛文龙是不大放心的，而这个朝廷方向标，恰恰钱龙锡告诉了袁崇焕，我们甚至可以设想，袁崇焕所谓的”五年灭敌“，从一开始就已经把枪口对向了毛文龙。这是否是袁崇焕平辽的动机之一，还有待考证。《明实录》《明实录 崇祯实录卷第一》癸酉，召廷臣及督师尚书袁崇焕于平台。上慰劳甚，至问边关何日可定？崇焕应曰：臣期五年为陛下肃清边陲，慷慨请兵械转饷，且曰，边臣效命，动忧掣肘，吏部用人，兵部指挥，户部措饷，言路持论，皆与边臣尽相呼，应始可成功。上曰：然！这里没有写崇祯皇帝听完后的态度，只有了一个简单的字——“然”。不过袁崇焕这里说了许多，和《明史》记载相似的是，《明实录》里袁崇焕也要求各部衙门与之步调一致。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袁崇焕提到一点：言路持论！这是很致命的一件事，简单的说，袁崇焕是不允许其他不和谐的声音出现的，明显可以看到其独断专行的一面。往前走几十年，嘉靖皇帝也好、万历皇帝也好，也没能做到“言路持论，与尽相乎”。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类比，袁崇焕有一股万历时期张居正的雷厉，但可惜对面不是小皇帝，也没有皇太后支持，他可以面对的，是一个城府极深、心思极重的新皇帝，这个皇帝的名字叫崇祯。综上归纳：平台召对的时候，基本上已经预示袁崇焕的悲剧命运。因为他把话说的太死，时间规定的太紧，状态想的太理想。或许可以说，袁崇焕有一种神往去追随名将步伐，扫平天下，创立功勋。可是他的老板崇祯帝“按期责效”，需要的是业绩——平辽，这个任务当时来看，应该是太艰巨了。袁崇焕只知道“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可是圣心如果被骗，又是什么结局呢？当然如果一开始袁崇焕的算盘就是打毛文龙这张牌的话，那么他后面夸下的海口前，是否准备了另外一张洽谈满清的牌？同样值得我们深思。袁崇焕的平台召对，那句“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被无数人诟病。然而袁崇焕更大的争议并不是这个，“五年平辽”成功与否，我们充其量只能算作个人能力问题，但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这件事，就引发了更大的争议了。擅杀大将《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方崇焕在朝，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微及欲杀毛文龙状，及崇焕欲成和议，龙锡尝移书止之。这里可以看到，袁崇焕一开始对毛文龙就不待见，而且这样的不待见，直接的想法就是宰了他。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试想之、如果你们单位有小人不待见你，而且一天到晚就要宰了你，那简直就是恐怖分子了！而且，这里最好玩的是，袁崇焕和钱龙锡的关系确实不一般，连自己想杀了谁这么隐私的问题，老袁都愿意和老钱聊一聊。那么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明史稿》有这样的记载《明史稿·列传一百三十一》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我们来看看，袁大都督总结的毛文龙必须死的原因。我归纳了一下，大概就是四点：一是飞扬跋扈，无视朝廷；二是私通外番，搞小金库；三是阉党走狗，溜须拍马；四是手无寸功，空吃粮饷。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是，毛文龙一方面无视朝廷，另一方面又巴结权贵，逻辑不通；另外，其实袁崇焕安插给毛文龙的罪名十分的牵强，可以说都是说大就大、说小就小的罪责，更重要的是，对比袁崇焕后期的行为规范，我们甚至可以用袁都督给毛文龙的罪责、加在袁崇焕身上，这就尴尬了！《明季北略·第五卷》先是，毛文龙驻皮岛以牵敌···袁崇焕既杀毛文龙，密报于清议和···上问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及射满桂三事。崇焕不能对。《明季北略》 的作者计六奇，一直是袁崇焕黑的坚定支持者。这里他记述的，嫣然一个“卖国求敌”的袁崇焕，已经跃然纸上。我们再来回到《明史》《明史·列传一百二十八》时逆案虽定，永光及袁弘勋、捷、褷辈日为翻案计。至十月，大清兵入畿甸，都城戒严。初，袁崇焕入朝，尝与钱龙锡语边事。龙锡，东林党魁也，永光等谋因崇焕兴大狱，可尽倾东林。倡言大清兵之入，由崇焕杀毛文龙所致。捷遂首攻龙锡，逐之。这里，阉党翻案的时候，直接矛头就对准了袁崇焕和钱龙锡，并一口咬定毛文龙的死，引发了清军南下、介入明朝时局。《明史·列传一百三十九》及袁崇焕杀毛文龙，报疏云：辅臣龙锡为此一事低徊过臣寓。复上善后疏言：阁臣枢臣，往复商确，臣以是得奉行无失。时文龙拥兵自擅，有跋扈声，崇焕一旦除之，即当宁不以为罪也。这里，袁崇焕的疏文很有意思，他擅自杀了毛文龙后，跟皇帝崇祯说：“这事儿我跟钱龙锡老哥，商量了。”而且，他再次重申：”这人跋扈，不早杀，早晚祸害。”我猜测，可能钱龙锡给袁崇焕一个错误的信号，那就是朝廷不忍毛文龙。但是注意这个朝廷，很有可能是钱龙锡这个内阁中枢的意见，并不代表皇帝崇祯的想法，所以袁崇焕认为杀了朝廷的担忧，是不会妨碍自己辽东大业和生命安全的。毛文龙到底有什么事，朝廷不忍？《明季北略》这样回答：《明季北略·第二卷》毛文龙请饷，天启三年十二月。毛文龙奏云：夫牵尾俦巢，兵须用五万，今臣有浙、直等处南兵八千，挑选辽兵三万七千，招练辽兵二千，已四万七千矣。以五万兵计，一岁之饷，并军器、盔甲、马匹、船只等项，应一百五十万两方能足用。自有东事，海内加派新饷，每岁四百万，足供今日山海之用矣！尚有辽饷旧额每岁一百万，今全辽已亡，此项银两所当给臣者也。三年以来，止给银十一万两、米二十万石，其谷养官兵、谷养马匹乎？这里各位不需要看全文，只需要找关键数字，那就是天启三年十二月的时候，毛文龙向朝廷要军饷，要多少钱呢？一百五十万两！这个数字大家要是没有直观感觉，那么我告诉各位的是，天启三年总共辽饷全国才加派723万两！你都可以想向，天启皇帝看了奏章后，是个什么样的表情。所以，袁崇焕说毛文龙的跋扈，应是如此。现在可以综合来看毛文龙和袁崇焕这件事了。毛文龙之前所做的，一直属于骚扰和打游击的工作，利用地理优势和战略部署，对清政权实习间歇式袭击，可以属于游击战这一类；但是同时，毛文龙对明王朝要钱也不含糊，他所生存的环境，就是明、清的敌对状态，而自己苟延残喘于乱世。用清朝牌，打出威胁，找明朝要钱，再养活自己武装队伍，甚至我们可以说，某种意义上的毛文龙，也就是个山寨土匪的角色，他绝对不会是爱国爱家、忧国忧民的良知武将，参考后期的李成栋、吴三桂，明末这种武装投机分子，相当的活跃。那么，袁崇焕擅自杀毛文龙 的缘由是什么？首先，袁崇焕看不惯毛文龙的做事风格，理论上，袁崇焕自身是带有儒将色彩的个人主观偏向；同时，袁崇焕已经在崇祯面前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如何平？光靠打仗，五年是很难结果的，而很难结果的后果，就是被皇帝结果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袁崇焕拿毛文龙开刀，不能排除其对清政权打感情牌的想法；最后，袁崇焕是否投敌？毛文龙是否投敌？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袁崇焕和毛文龙都有通敌的现象，通敌并不代表卖国，通敌如果有好的解决办法，如岁贡、称臣，也可以创造和平基础。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辽东的政治平衡，为后来清政权打击朝鲜、蛀蚀明朝，埋下了隐患；同时，毛文龙的死，更加加剧了明王朝内阉党和东林党的政治斗争，削弱了明朝的实力基础；最后，毛文龙该不该死，个人持保留意见，但是袁崇焕擅杀之的动作，确实不妥。即便毛文龙真的通敌卖国，明王朝也可以有更好的办法来应对，而不是暴力诛杀。面对天启和崇祯两任皇帝，袁崇焕都做了哪些事？这些故事，能否为袁崇焕本人盖棺定论？我们还是先看看《明史》《明史·志第六十八 兵四》崇祯初，核户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马价至一千三百馀万。盖自万历以来，冏政大坏，而边牧废弛，愈不可问。既而辽东督师袁崇焕以缺马，请于两京州县寄养马内，折三千匹价买之西边。太仆卿涂国鼎言：「祖宗令民养马，专供京营骑操，防护都城，非为边也。后来改折，无事则易马输银，有警则出银市马，仍是为京师备御之意。今折银已多给各镇，如并此马尽折，万一变生，奈何？」帝是其言，却崇焕请。这里明史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说的是袁崇焕在崇祯初年上书，请求朝廷把北京、南京的护卫马匹，调拨3000匹到边防。这时候有一个太仆卿叫做涂国鼎的反对，认为京城的马是保卫京城用的，自始至终担负的责任相当的重大，不能随便支出，何况崇祯时期已经有很多匹被外支了。显然崇祯皇帝听了这个太仆卿的话，没有同意袁崇焕的请求。不过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袁都督本位思想是很浓厚的，他站在边疆大吏的角度看，要马匹是为了保护北京，但没有全盘的考虑北京的防御形式，这一点上袁崇焕的大局观明显不足。后期的李自成造反，崇祯帝上吊，都可以明确的看到，边关之患，不一定大过流民之患。《两朝从信录》科臣黄承昊欲散遣辽人出关，辽东巡抚袁崇焕则提出籍辽人以复辽，天启六年三月兵部遂议: “此不无可商者。彼既托足内地，幸免蹂躏，一旦驱之出关，能无生心。应行各抚按、各州县有司，通查境内辽民若干，其老弱者留之，中有壮兵堪籍为兵者，量捐俸薪,给与衣粮,并给批文,赴宁远抚院，拨隶某将某营食粮操演。或另立一营，择一能将领之。其有家属相随者，设法安插，资其屯牧，此于遣散之时即为团聚之日，久而南兵可汰回，边兵可陆续放归，所省安家行粮之费亦不少也。这里记载了袁崇焕对辽人的态度。天启朝内有人是主张把辽人逐出关外的，但袁崇焕担心辽人出关变流民，利用辽人对付辽人。这点很类似李成梁先生在辽东的战略政策，谁厉害了就揍谁，最后都是我小弟的和谐局面。这点看似很美好，但是这里也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招抚过来的辽民，“所省安家行粮之费亦不少也”，要花钱，才能买太平。这点对于明末的朝廷，太难了。《明实录·熹宗实录之卷六十八》宁远参政袁崇焕疏辞升职，请终制，因陈善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