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几次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革命的中心都在东南各省?开天辟地,开什么天,辟什么地?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下列关于中共`一大’的叙述.符合实际的是 [ ] A. 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农民运动 B. 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C. 决定进行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 D. 明确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革命任务 题目和参考答案——精英家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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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下列关于中共‘一大’的叙述,符合实际的是
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农民运动
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决定进行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
明确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革命任务
练习册系列答案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2010年浙江慈溪中学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历史卷
题型:选择题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下列关于中共‘一大’的叙述,符合实际的是A.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农民运动&&& B.决定进行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C. 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D.明确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革命任务&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2011年江苏省高二下学期期末考试历史卷
题型:选择题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下列关于中共“一大”的叙述,符合实际的是A.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农民运动B.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C.决定进行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D.明确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革命任务&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学年江苏省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历史卷
题型:综合题
(10分)20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的特别之年。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凤凰网关于“你认为哪座城市最能代表辛亥革命”的问卷调查统计图——凤凰网()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日召开,而党的诞辰纪念日是7月1日。为什么两者的时间不一致呢?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当时,在延安曾经参加过“一大”的党的创始人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一大”是七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的开会日期。因为缺乏档案资料,一时无法查证,所以就把7月1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据《中共党史》选编材料三& 如何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两岸能否合办活动?带着这些问题,中新社记者分别采访了10位正在此间出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众委员无一例外,均赞同国家隆重纪念。有委员指出,辛亥革命100周年是两岸提升政治互信的契机;纪念活动如能上升到国共两党层面,对于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意义重大。——中国新闻网·中新社·北京日结合所学知识,回答:(1)据材料一,分析武汉和广州的得票为何遥遥领先?(2分)如果请你再增添一个城市作为备选项,你会选择哪座城市?阐述你的理由。(2分)(2)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共产党确定7月1日为建党节的参考因素。(2分)在中国共产党90周岁诞辰来临之际,某中学准备在党的诞生地举办一次纪念活动。你认为他们可能会选择在什么地方?为什么?(2分)(3)读材料三,分析政协委员们为什么一致认为两岸、两党共同纪念辛亥革命,“对于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意义重大”?(2分)&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2011年浙江省湖州市高一下学期第二次质量检测历史卷
题型:选择题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下列关于中共‘一大’的叙述,符合实际的是A.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农民运动B.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C.决定进行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D.明确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革命任务&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2010年北京市丰台区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历史卷(文综)
题型:综合题
(32分)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高中历史必修的内容,是我们研究和学习的重要课题。研究课题一:春秋战国的思想材料一&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论语·为政》材料二&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材料三& 法者,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韩非子·难三》(1)根据上述材料,概括出三位思想家有怎样的思想主张?他们关注的共同点是什么?(8分)&研究课题二: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开国之父”们虽然制定的宪法有很多不民主、不平等、不公正之处,但是制衡的治构造都打好了“自由”这块地基,从而使民主、平等、公正这些砖砖瓦瓦可以不断往上添加。——刘瑜《民主的细节》(2)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创造了怎样的制衡机构?并指出《1787年宪法》存在哪些 “不民主、不平等、不公正”之处。(8分)&研究课题三:19世纪末中国的思想变革材料一& 严复在《天演论》按语中说,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竞争,“进者存而传与,不进者病而亡焉。……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弱者先绝”材料二& 梁启超说“只有兴民权,才能固君权,救危亡”。(3)上述材料表明了中国仁人志士的哪些思想?为什么当时会出现上述主张?(8分)&&研究课题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苏联的崛起开辟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新里程,& 20世纪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下面选取几个场景。场景一:日晚9点40分,阿芙乐尔号上的大炮向着彼德格勒冬宫发出了怒吼。场景二:日,在上海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有一群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上坐着两位来自苏俄的金发碧眼的共产国际代表。场景三:1921年8月,一位23岁的美国青年走进克林姆林宫列宁的办公室,怀着极大的热情,倾听列宁畅谈新经济政策。场景四:1929年5月,苏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讨论的内容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4)结合上述四个场景,写出苏(俄)联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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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姓名
请输入手机号孔庆东:从文化视角解读中国梦
作者:孔庆东&
  孔庆东:
  EMBA国际联盟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北大十佳教师”之首,两岸文化论坛主讲人,中国企业家协会理事,长期从事启蒙和教育工作,“当今影响最大的思想者之一。”
  中国梦这个概念,是日,在国家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所谓中华民族复兴,复兴是什么意思,复者,再也,兴者,起也,复兴就是再一次站起来,说明我们曾经兴盛过,复兴这两个字本身就已经否定了那种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国家真正站起来是1949,从1949年到1979年是我们这个国家重建雄风的30年。总结之前的历史,我们为何失败,过去我们经常说我们武器落后,但北洋军队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我们不是败于船尖炮利,1840年,我们财富占世界三分之一以上,全世界10亿人口,中华占了4亿多,压倒性的优势,买到世界一流的北洋水师,所以也不是败于国力虚弱。
  中华民族缺了一个字叫梦,美国原来也是非常贫困,有一个词叫美国梦,精神变物质,我曾经有一个汉唐雄风,就是汉唐梦,我们想想唐朝汉朝,梦寐以求的并不是金山银山,而是”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建功立业,充满着无穷的梦想,我们看李白游遍祖国大好山河,没有人去想谁给他出的经费,没有人去讲经济问题,一个国家整天到晚在想经济问题的时候,说明这个国家不是一个强盛的国家。
  强国都是有梦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尽管这些今天都不存在了,习主席说我们中华民族是没出现断裂的,所以他当面对特朗普讲,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什么,是复兴一个梦,尽管那个梦今天被质疑,有人说古希腊历史完全是被伪造的,这个问题暂且放在一边,人家反正是有梦的,能够无中生有。
  中国也有梦,中国梦跟美国梦不一样在什么地方,美国梦就是你死我活,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我比你强你就不配活着,这是美国梦的核心。中国梦不然,中国梦是以仁义为本,威仪为根,我们今天这片土地,这十几亿人口,不是我们抢来的、打来的,中华民族善于做的是防守反击,我有一个讲课,叫有仁有侠是青春,中华两个字本来意思就是正确的文化道路,中国文明讲仁和侠是待人之本,作为一个国家,对内要仁,对外要侠,行侠仗义,不能趋炎附势。革命这个词不是从西方来的,是从《尚书》来的,是从《易经》来的,革命是替天行道,我们的革命不是说夺了政权你下去我上来,革命背后是替天行道,中华传统文化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重建了中华王道。
  所以在毛泽东共产党的体制下,完成了六亿神州尽舜尧,儒家讲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儒家、道家、佛家都讲人人可以成佛,因为这个党是有根的,这个根是2000多年的根,十九大报告里面把大同和小康两个核心概念发挥的非常精彩,人民一定要有最终梦想,100多年前,许多主义来到中国,中国人为什么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就因为最接近孔孟之道,共产主义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孔孟之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是最高目标不容易实现,但也不能留于空想,建不成大同,先实现小康,我们这40年来尽管有腐败,有环境污染种种问题,但是我们在建立儒家思想第二个等级——小康。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习近平同志。我们看十九大报告有一个关键词叫“决胜”,他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个思维是典型的儒家思路,是典型的从孔到孟到韩愈到范仲淹的思路,一直到曾国藩思路,十九大报道的结尾又一次提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也就是习主席在打通从孙中山的国民党到毛主席的共产党,到邓小平理论,到特区发展观,把这条路一直打通下来,很多人对于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不理解,因为现在网络舆论两极化,有极左有极右,都是应该批判的,他们都是不看好中国。继承孙中山不是从五四开始的,毛主席一直高举着孙中山先生这面旗帜,而孙中山写遍全世界唐人区的,那句话就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是联系着共产党与儒家文化之间的纽带,当初老百姓为什么支持共产党,老百姓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社会主义,老百姓看到来了一支队伍,不但不杀不抢帮着我干活,我丢掉的土地人家给我拿回来了,我让人抢走的媳妇给我领回来了,这就叫仁义道德,老百姓亲眼看到这支队伍仁义,今天老百姓对很多领导干部为什么不满,也并不是因为你不讲马列,是因为你不仁义,所以恢复仁义之道就是恢复马列毛真正的传统。
  我们看看十九大跟十八大之间的关系,也是一脉相承,十八大报告讲了五位一体,十九大继承,所以这个中国梦的实践在我们看来就是要胸怀大同,建好小康,五位一体,无欲则刚。今天的形式是美国着急了,所以美国把他最厉害的政治家特朗普推出来,险招迭出。用足球做比喻,美国大部分时间都在控球,但最后临门一脚几乎没有一次不出问题的。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担忧的是小康决胜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的一系列、当年汉文帝到汉武帝所面临的那些问题。而那些问题或需要在座各位同仁,同心努力,让中华民族不仅仅止步于小康,奔向一个更加美好灿烂的前景。
人民领袖毛泽东的N个开天辟地第一回
作者:彭雪太 发布时间:
18:21:51 来源:民族复兴网 点击: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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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韶山纪念毛主席诞生124周年活动的感想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和诗人。
  毛泽东同志经过一生的学习和实践,无论在哪一“家”都有灿烂辉煌的建树;都有光昭日月,彪炳史册的功勋;都有无人可与比肩的旷世伟业。
  毛泽东同志一生的革命理想,革命战争,革命事业,革命精神,革命生涯,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变革的一生,是改革的一生,更是创新的一生,他是创新大家!毛主席一生创造出许多个“开天辟地第一回”!本文略举N个开天辟地第一回:
  1.开天辟地第一回,.毛主席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1927年9月毛主席率秋收起义部队实行“三湾改编”,创造性地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从此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体制,并很快推广到全军。“支部建在连上”唯有毛泽东能够提得出来。“支部建在连上”这样的军事体制,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都不曾有过。“支部建在连上”是“党指挥枪”这一总原则在基层的具体实施。从此,人民有了子弟兵,从弱到强,从小到大,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大军队。
  2.开天辟地第一回,.毛主席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1927年“8.7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武装斗争的战略方针是“攻打城市”,结果是一次次起义失败,一次次“攻城”覆灭;陈独秀以后党的各位领导人,谁也找不出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来。唯有毛泽东同志,带领队伍爬上井冈山,建立红色政权,开辟根据地。毛主席就在井冈山绝无仅有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从实践上解决了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
  3.开天辟地第一回,.毛主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共产党宣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灵活运用的典范。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从来只有“剥削有理,压迫有理”,有谁说过“造反有理”?封建皇帝不会说,孔丘不会说,蒋介石不会说,唯有毛泽东敢说,如是,就反抗,就斗争,就消灭私有制,就干社会主义。今天,“造反有理”,帝国主义不会说,军国主义不会说,法西斯主义不会说,修正主义也不会说,凡世界各国统治者都不敢说。如今,“造反有理”是一个禁词,互联网键盘上就敲不出这个词组。
  4.开天辟地第一回,.毛主席写出了《沁园春.雪》,这首万古不朽的光辉诗篇,被诗词学界称为“诗王”。1945年《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后,轰动山城,震撼神州。蒋介石不服气,自己写不出,就调动当时中国的所有文人墨客,和毛主席的诗《沁园春.雪》。结果,没有一人能写出与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比美的作品来。柳亚子评:“毛润之《沁园春·雪》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毛主席的光辉诗篇《沁园春.雪》占领诗词制高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5.开天辟地第一回,.毛主席缔造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政体、国体、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有别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任何一朝一代一国;更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军队、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民公社、人民医院、人民剧院、人民大会堂等等,一切行政机关事业单位都冠以“人民”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6.开天辟地第一回,.毛主席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半岛打败了“美国联军”。朝鲜战争暴发以前,美国军队号称“没有人打败过的世界一流军队”。发动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并不是联合国秘书长掌控指挥的,而是美国一手遮天,利用联合国名义非法组建的美、英、法等“十六国联军”,实质是“美国联军”。无论是“美军”,还是“美国联军”,仰或是“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厮杀三年,终于被一辈子“不摸枪杆子”的毛泽东,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以南,坐到了谈判桌边,破天荒的在美国军史上留下“第一次败仗”的纪录!
  7.开天辟地第一回,.毛主席让工人农民的杰出代表当选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不仅仅是写在宪法上的规定,也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真真切切地要人民当家作主。农民的杰出人物陈永贵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纺织女工的杰出代表吴桂贤担任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售货员李素文担任中央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工人出身的“钻头大王”倪志福,著名的“铁人精神”王进喜,等等,都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他们仍然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两袖清风为政,鞠躬尽瘁为民,书写出共和国的新篇章!
  8.开天辟地第一回,.毛主席把工人农民兄弟请进中南海居住。1968年国庆节,毛主席邀请部分省市参加国庆观礼的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当时,辽宁代表团获得100个名额,还有20名工人代表要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个消息在工人农民代表中引起轰动。一位抚顺煤矿老工人说:“开天辟地以来,谁听说过,一个挖了一辈子煤的煤黑子,能住进中南海,住在毛主席身边?”鞍钢的一位老劳模泣不成声:“我十三岁就在鞍钢给小日本打零工,披着麻袋片,啃着冻得硬梆梆的杂合面饼子,挨过工头的皮鞭,还被小鬼子的皮靴踹过,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能住到毛主席身边!”工人代表们激动地说,住到了过去皇帝呆的地方,住到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而毛主席把这样的事看成是“仆人请主人到家里来”。
  9.开天辟地第一回,.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遭到修正主义的全盘否定,但几十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继续革命”理论是正确的。它源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的科学理论,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经验教训,洞察出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走的中国国情。继续革命的论点完全正确,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是人人参与的自我革命,是灵魂深处的革命,是斗私批修等等;继续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续革命的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上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毛泽东自己领导人民打下的江山,自己为人民建立的政权,还不忘初心,号召人民起来“继续革命”,“造反有理”。世界上哪国哪地,哪朝哪代有过这样的“领袖人物”?!
  10.开天辟地第一回,.毛主席高呼“人民万岁!”。盘古开天地到如今,有哪一个“统治者”高呼过“人民万岁”?没有!只有毛泽东,他一生心系人民,情系人民,时时刻刻,事事处处想着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一声“人民万岁”的湘音,震撼环宇,响彻九州!高呼“人民万岁”的毛主席走了,走了40多年了。但人民还在继续高呼:毛主席万岁!
  11.开天辟地第一回,.毛主席没有“私产”。毛主席打下的江山,姓“公”;毛主席创立的事业,姓“公”;毛主席住过的房子,姓“公”;毛主席使用过的遗物,也姓“公”。江山社稷,物华宝藏,毛主席都立法确定为“全民所有”。毛主席终身不谋一丝一毫的私利,临终时,唯一的遗产就是剩下的几百元钱工资!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毛泽东万古!
  湖南省桃源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彭雪太
人大教授《求是》刊文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制
求是网《旗帜》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作者: 周新城
  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共同纲领《共产党宣言》里,庄严地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产”是指生产资料,这个“共”是指共同占有。共产主义就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必然要消灭私有制,这是同一件事情。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初心,也是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的使命。忘记这一条,就意味着背叛,不能称之为共产党员。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却竭力批判消灭私有制的思想,主张私有化。他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公有制违背了人的本性,注定是要失败的,同自私的本性相适应的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是永恒的,不可能消灭。于是他们喊出了“私有制万岁”的口号。他们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改革就是推行私有化。这种思想是那么“深入人心”,以致当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张五常在一个经济管理部门召开的干部会上介绍“改革经验”时,狂妄地叫嚷“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共产主义驳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在座的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不仅不予以反驳,相反,却把张五常的讲话结集公开出版。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岂不是咄咄怪事!真不知道这些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入党时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真心还是假意!
  有人在翻译问题上做文章,说翻译翻错了,不应该译为“消灭私有制”,应该译为“扬弃私有制”,意思是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必需吸收其精华,抛弃不合理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消灭私有制?他们语焉不详了,大体上还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私有制符合人的自私本性那一套。不过由于打着学术的旗号,还颇能唬人。对此,我国著名翻译家、理论家、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顾锦屏同志专门撰文予以批驳。他从多方面论证,译为“消灭私有制”是符合原意的,完全正确的。这些人想为私有制辩护,就说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马克思、恩格斯头上,拉大旗当虎皮,这种做法实在是令人不齿。
  消灭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
  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提出过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身处在封建主义制度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初现端倪的历史时代的托马斯.莫尔,对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手段和残暴行径深恶痛绝,对横遭圈地之祸而颠沛流离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在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探索中,他构思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人人劳动,共同生产,共同占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丰衣足食,道德高尚,人人无忧无虑的理想王国。他在《乌托邦》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个理想王国。这本书开创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先河,启迪了整整一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后来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进一步发展了莫尔的思想,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马克思高度评价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对它在资本主义初期就洞察这个制度的弊病,預见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历史趋势,天才地猜测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予以充分肯定。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但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不成熟的工人阶级的思想。他们是从人的理性出发,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出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描绘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这些主张不是建立在分析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而是诉诸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因而是不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同时他们找不到实现理想的力量,拒绝一切政治行动,他们总是向整个社会呼吁,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认为只要人们理解他们的思想体系,就可以建立新社会。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依据。”[2]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内容,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论证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他们不是从人的善良愿望出发来批评资本主义的罪恶,设计新社会的方案的。他们认为,“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
作象征。”[3]“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4]他们是从分析资本主义实际存在的物质生产关系出发,得出消灭私有制的结论的。
  他们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深、经济联系的密切化,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每一件产品都不是单个工人个人的产物,而是由一群工人共同生产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供社会消费,生产上需要的物资由社会提供,各个生产单位密切联系在一起,整个国民经济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按照社会的需要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由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私有制妨碍了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的这种客观要求的实现,生产方式同占有方式发生了矛盾,生产方式起来反抗占有方式。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病的总根子。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家的私有制。恩格斯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间内无限制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变成无产者,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5]马克思也形象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
  《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视所有制问题的,所以他们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改革开放以来一度出现一种倾向,即竭力淡化以至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意义。一时间“不问所有,只问所用”的论调颇为流行。仿佛什么公有制、私有制都是无所谓的,无关紧要,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就行了。有人主张:“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粮食”,那都是虚的,不管用,把经济搞上去,才是实的。不要问姓“公”姓“私”,导致不要问姓“社”姓“资”,也就是不要问社会制度性质这样的政治问题,同时也导致经济学研究中一系列问题的失误,例如,对分配领域的问题,总的倾向是不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进行研究,仅仅围绕具体分配政策做文章,这就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庸俗社会主义”倾向。然而公有制有公有制的分配方式,私有制有私有制的分配方式,离开所有制,怎么能够说得清楚分配问题呢?淡化甚至不问所有制问题,这种看法政治上是错误的,学术上是说不通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淡化不得。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人们不仅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人们相互之间也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不同其他人发生社会关系的孤立的个人是无法生存的。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离开生产关系,就不会有物质生产。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
  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是多种多样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内容的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在有人占有生产资料、有人丧失生产资料的社会里,谁占有生产资料,他在生产过程中就占有优势,他可以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丧失生产资料的人剩余劳动创造的产品。这就是剥削。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人人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谁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获得收入,这就为消灭剥削奠定了基础。生产是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服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生产的目的,也决定了劳动过程中和分配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性质。一个社会的性质,从经济上说,正是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离开所有制,就无法认识经济关系的本质,也就无法判断社会的性质。
  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出社会革命虽然是政治行动,但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他说:“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7]这段话,确切地阐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8]列宁也强调这一点,他说:“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发展而必然要产生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9]他们总是强调所有制问题,强调要消灭私有制。淡化所有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毫无疑问,消灭私有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实现。恩格斯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这一问题时指出,不能一下子就完全消灭私有制,“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10]一般讲,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发展又很不平衡,决定了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具有积极作用。在实际生活中,就不能完全消灭私有制,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例如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我们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私有制经济还要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但是,应该指出,第一,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绝不是因为私有制是“符合人性”的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是由生产力落后这种状况所决定的;第二,将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这一目标无需隐瞒。利用私有制,发展经济,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创造条件,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忘记了最终目标,就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当前,围绕要不要坚持和发展公有制、逐步消灭私有制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国有经济的问题上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是坚持和发展公有制还是削弱公有制、推行私有化,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国有经济。这是好理解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日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有一个重要讲话。这一讲话一开头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有企业还要不要?”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他接着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业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我们要从政治上看待有关国有企业问题的争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梁柱,没有国有企业,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是要垮塌旳。
  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经济。说法不大一样,矛头指向却非常一致:改革必须消灭国有企业。各种妖魔化国有企业的言论,几乎成为舆论的主流,于是一段时间里,刮起了一股出卖国有企业的歪风,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鼓吹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企业,最坚决、最激进的,也许要算吴敬琏了。他从新自由主义出发,怎么看国有企业都不顺眼,非要彻底消灭不可。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他评价我国的改革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怎么说是最坏的时代?他说,搞了30多年的改革,结果形成了“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11]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体制?除了没有实现彻底市场化之外,就是还保留了一些国有企业。他说,要彻底地改革,必须取消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国有经济。最可恶的是他制造了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不需要有国有经济的谣言。吴敬琏在日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说,“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这个国有这个词。”[12]造谣、撒谎,连眼睛都不贬一下,这就是他的本事。我们随便翻一下《邓小平文选》,就可以看到他是在信口开河。1985年8月,在谈到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13]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讲国有经济,但谁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是国有经济。《宪法》第7条载明:“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另外据《邓小平年谱》记载,、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14]你不赞成国有经济,就说是你不赞成,把谣言造到邓小平身上,其人格之卑劣,可见一斑。
  有一位省统计局副局长在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公开说,国有企业确实是个“怪胎”,“官不官,民不民”,而且跟私营企业争夺资源,改了那么多年,问题不断。经过多年的改革,好像国有企业减少了,但不断派生出新的国有企业,而且原来的国有企业不断做大。他认为,中国改革应该接受科斯的忠告,彻底消灭国有企业,让私营企业自由竞争。这是“最重要的”。消灭国有企业的心情,溢于言表。而且是在中央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环境下,公然抬出新自由主义的老祖宗科斯来论证自己的主张。要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改革的顽固劲头还真不小。
  一位曾经担任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经济学家”说,国有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恩格斯批评过,如果说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俾斯麦就是社会主义者了,因为俾斯麦主张烟草国营。他强调,说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那是“冒牌的社会主义”。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民有、民营、民享”,这新三民主义才是社会主义。他主张消灭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民营化”。这里,他是在公然歪曲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实际上要说的是,不是任何国有化都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这是有道理的。国有经济,古已有之。封建社会的国有经济,例如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那是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属于封建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总资本家,资本主义的国有化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属性,没有改变雇用和剥削工人的关系,这种国有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运用这些生产资料为人民谋福利,这时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位“经济学家”通过歪曲恩格斯的原意,为消灭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制造舆论。其用心极其险恶。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掌握生产资料,建立国有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
  上面讲过,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提出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即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一种客观必然性。那么,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哪个组织能够代表整个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呢?显然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阶层的总代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宣布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5]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国家所有制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都把国家所有制确定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依据就在这里。主张消灭国有企业,从理论上讲,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和行为。
  喧嚷消灭国有经济的衮衮诸公,有的是声名显赫、社会影响颇大的“著名经济学家”,有的是身居高位、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真不知道他们读到《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经济的论断,是什么心情?这不是直接打他们的脸吗!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不能凝固化、永恒化
  经常有人以我国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为根据,提出社会主义应该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不应该消灭私有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这是我国宪法上写着的。中国现在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现象。
  我们读一下做出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的十三大决议吧。决议指出,我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需要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来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了的工业化、社会化。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生产资料公有制所需要的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在许多地区、部门还不具备。因此,我们不能实行单一公有制,还需要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可见,私有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社会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凝固化、永恒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又有私有制经济(其中主要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分配领域,既有由公有制决定的按劳分配(这是主要的),又有由私有制决定的按要素分配(这是次要的),因而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剥削、两极分化现象;在生产目的方面,既有满足人民需要的生产,又有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经济运行中,既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又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一句话,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两种因素并存,相互矛盾斗争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有两种方向、两种前途。一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增大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向社会主义较高阶段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另一种方向、前途,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这里决定性的问题两种因素的力量的消长。关键是我们朝着哪个方向工作。如果听任消灭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的主张泛滥,并付诸实践,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情景完全可能出现。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现实的危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要变化的,不可能万岁。
  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加显示出理想、信念的重要性。“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牢记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是远大的理想,是未来的事,但也是现实的。应该把我们的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起来,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应该都是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一步。不忘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牢记消灭私有制的使命,严格履行入党宣誓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踏踏实实地工作,《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的庄严宣告,一定能够实现。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列宁全集》,第31卷,第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列宁文稿》第1卷第7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吴敬琏、马国川:《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第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12]吴敬琏在日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的纪录。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邓小平年谱()》(下),第134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293页。
  【周新城,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
(求是网《旗帜》)
洹水泛舟&·&&·&来源:客舍青青
说起我国的化肥工业,就不能不提到我国20世纪70年代引进的13套大型化肥装置,正是这些装置引领了中国的化肥特别是氮肥行业逐渐与世界接轨,逐渐步入了大型化、低能耗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奠定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根基。实现农业的“四化”——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肥化。以此文献给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为中国化肥工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广大“大氮肥人”。毛泽东在1971年让中国彻底告别饥荒!
我国20世纪70年代引进13套大化肥装置的由来及现状
  说起我国的化肥工业,就不能不提到我国20世纪70年代引进的13套大型化肥装置,正是这些装置引领了中国的化肥特别是氮肥行业逐渐与世界接轨,逐渐步入了大型化、低能耗的发展道路,下面笔者就其背景及现状为您进行解读。
  1、背景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由周恩来总理领导,国务院业务组直接筹划和组织,中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掀起了自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装备之后,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高潮。这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对解决中国“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促进相关产业加快发展,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对建立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以至对后来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率先开拓的作用。
  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对外实际签订的项目共26个,包括:化学纤维4套,即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石化3套,1套是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现为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的30万吨乙烯,l套是吉林石化公司的11.5万吨乙烯及配套项目,另1套是北京化工二厂的氯乙烯设备;大化肥13套,具有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或52万吨尿素的生产能力,分别建在河北的沧州(沧州化肥厂)、辽宁的辽河(辽河化肥厂)、黑龙江的大庆(大庆化肥厂)、江苏的南京(栖霞山化肥厂)、安徽的安庆(安庆化肥厂)、山东的淄博(齐鲁第二化肥厂)、湖北的宜昌(湖北化肥厂)、湖南的洞庭(洞庭化肥厂)、广东的广州(广州化肥厂)、四川的成都(四川化工厂)。泸州(泸州天然气化工厂)、贵州的赤水河(赤水河大然气化肥厂)、云南的水富(云南天然气化工厂);烷基苯项目1套(南京烷基苯厂);大型电站3套,分别建在天津北大港、河北唐山陡河、内蒙古赤峰元宝山;钢铁项目2套,1套是武钢的一米七轧机,1套是南京钢铁公司的氯化球团。另外还有43套机械化综合采煤机组,以及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单个项目。这26个项目都是投资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特大型项目,其中投资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有辽阳石油化纤总厂(29亿人民币)、武钢的一米七轧机(27.6亿人民币)、大庆化肥厂(因为是用日元贷款,受汇率调整影响,投资加大到26.7亿人民币)、上海石油化工总厂(20亿人民币)、天津石油化纤厂(13.5亿人民币);只有两个项目相对较小,即北京化工二厂的氯乙烯设备和南京钢铁公司的氯化球团。
  2、20世纪70年代引进的13套大型化肥装置一览表
  20世纪70年代引进的13套大型化肥装置一览表  
  以上13套装置中,除洞氮、安庆、枝江三套装置以石脑油为原料外,其余均以天然气为原料。
  以天然气为原料的10套装置主要的技术进口国为美国和荷兰,合成氨装置采用美国凯洛格生产工艺,尿素装置采用荷兰斯塔米卡邦二氧化碳汽提生产工艺。部分企业采用了日本东洋工程公司的合成氨/尿素工艺。
  3套以石脑油为原料的装置技术从法国赫尔蒂(Haurtey)工程公司引进,采用托普索公司专利技术。
  3、13套大型化肥装置现状
  从引进这13套大化肥装置到今天已近40年时间了,沧海桑田,到如今这13套装置的命运也大不相同,有的不仅生存下来且得到了发展壮大,有的早已消失于历史的长河,这13套装置目前的现状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
  (1)装置一直稳定运行且通过技术改造与创新使生产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共7套装置。
  这部分企业包括辽河、大庆、川化、泸天化、赤天化、云天化、沧州大化等。
  这些装置多数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了在原有设计生产能力基础上的产能提升,其中大庆、云天化、赤天化目前的尿素产能达到76万吨,超过原设计产能近60%;辽河、沧州大化尿素产能为55万吨;泸天化尿素产能达到70万吨;川化尿素产能为62万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川化和沧州大化由于受原料天然气供应方面的影响运行并不稳定,在冬季采暖季天然气供应紧张时可能要面临停车的窘境。
  未来这7套装置的命运我们现在难以下定论,但随着中国天然气价格改革进程加快及供应日趋紧张,要继续生存下去难度很大。
  目前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三套天然气大化肥装置,但目前只有泸天化一套供气尚能保证,另两套装置时开时停,经济效益很差。
  即使是目前天然气保证尚可的企业,也大大力发展煤化工,为原料路线的调整做充分的准备,但我们看到这个转变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赤天化与瓮福集团携手在贵州建设的天福煤化工项目由于投运后运行并不正常已将股份出让,云天化的呼伦贝尔金新化工年产50万吨合成氨、80万吨尿素项目建设已超5年担至今尚未投运。
  (2)由于原料问题进行“油改煤”综合改造,共3套装置。
  这方面主要是中石化系统企业,这些企业最早都是以石脑油为原料,后因为油价大幅上涨,生产成本与煤头、气头尿素企业相比完全无法竞争,被迫进行“油改煤”,包括洞氮、安庆、枝江等。
  3套装置采用的均为SHELL粉煤加压气化工艺,投运后都历经了几年的摸索和优化,目前已日渐运行正常。
  (3)受原料燃料(天然气)短缺的影响而整体搬迁,共3套装置
  齐鲁第二化肥厂整体搬迁到四川达州,已于2008年投产;
  栖霞山化肥厂整体搬迁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目前正在实施搬迁;
  广州石化化肥厂生产设备拆除后无偿赠送新疆阿克苏,与辽宁华锦集团辽河化肥厂“以煤顶气”改造后闲置的合成一段转化炉等设备合建而成新的阿克苏华锦化肥装置,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
  如今中国的大氮肥装置已超过50套,合成氨产量也早已位列世界第一,展望未来中国的氮肥工业,由于中国“缺油少气相对富煤”的资源禀赋特点,未来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氮肥企业的主要特征为:
  1、以煤为原料,采用加压气流床气化工艺;
  2、建设地点位于我国的“煤炭调入区”,主要是内蒙、山西、新疆、贵州等;
  3、装置规模以45/80(合成氨/尿素)为主,少部分为30/52。
  目前中国已有以煤为原料的大氮肥装置已近20套,正在建设的也有几十套装置,目前正在运行的代表性装置有渭河化工、天脊煤化、江苏灵谷、鲁西化工、华鲁恒升、柳化集团等,正在建设的装置则更多,包括国电赤峰、华能呼伦贝尔等。
  但我们在回顾、总结中国氮肥工业的时候,不应该忘记13套大氮肥装置对这个行业的贡献,正是这13个工厂培养出了大量技术人才,带来了大氮肥的“国产化之路”。
  谨以此文献给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为中国化肥工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广大“大氮肥人”。
人大教授狠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
这个文章,透露了什么信号呢?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新城撰写了《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
文章狠批了张五常、吴敬琏等著名经济学家,称他们鼓吹的“私有制万岁”有问题。
另外,他还指出,喧嚷消灭国有经济的衮衮诸公,除了“著名经济学家”,还有身居高位、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
改文章被党刊《求是》杂志旗下的《旗帜》栏目官方微博刊发后,引起热烈讨论,文章的核心内容如下:
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共同纲领《共产党宣言》里,庄严地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产”是指生产资料,这个“共”是指共同占有。共产主义就是指生产资料公有。
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必然要消灭私有制,这是同一件事情。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初心,也是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的使命。忘记这一条,就意味着背叛,不能称之为共产党员。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却竭力批判消灭私有制的思想,主张私有化。他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公有制违背了人的本性,注定是要失败的,同自私的本性相适应的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是永恒的,不可能消灭。
于是他们喊出了“私有制万岁”的口号。他们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改革就是推行私有化。
这种思想是那么“深入人心”,以致当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张五常在一个经济管理部门召开的干部会上介绍“改革经验”时,狂妄地叫嚷“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共产主义驳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在座的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不仅不予以反驳,相反,却把张五常的讲话结集公开出版。
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岂不是咄咄怪事!真不知道这些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入党时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真心还是假意!
有人在翻译问题上做文章,说翻译翻错了,不应该译为“消灭私有制”,应该译为“扬弃私有制”,意思是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必需吸收其精华,抛弃不合理的东西。
为什么不能消灭私有制?他们语焉不详了,大体上还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私有制符合人的自私本性那一套。不过由于打着学术的旗号,还颇能唬人。
对此,我国著名翻译家、理论家、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顾锦屏同志专门撰文予以批驳。他从多方面论证,译为“消灭私有制”是符合原意的,完全正确的。
这些人想为私有制辩护,就说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马克思、恩格斯头上,拉大旗当虎皮,这种做法实在是令人不齿。
《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视所有制问题的,所以他们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改革开放以来一度出现一种倾向,即竭力淡化以至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意义。一时间“不问所有,只问所用”的论调颇为流行。仿佛什么公有制、私有制都是无所谓的,无关紧要,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就行了。
有人主张:“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粮食”,那都是虚的,不管用,把经济搞上去,才是实的。不要问姓“公”姓“私”,导致不要问姓“社”姓“资”,也就是不要问社会制度性质这样的政治问题,同时也导致经济学研究中一系列问题的失误。
例如,对分配领域的问题,总的倾向是不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进行研究,仅仅围绕具体分配政策做文章,这就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庸俗社会主义”倾向。
然而公有制有公有制的分配方式,私有制有私有制的分配方式,离开所有制,怎么能够说得清楚分配问题呢?淡化甚至不问所有制问题,这种看法政治上是错误的,学术上是说不通的。
当前,围绕要不要坚持和发展公有制、逐步消灭私有制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国有经济的问题上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是坚持和发展公有制还是削弱公有制、推行私有化,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国有经济。这是好理解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
总书记日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有一个重要讲话。这一讲话一开头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有企业还要不要?”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他接着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
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
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业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
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我们要从政治上看待有关国有企业问题的争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梁柱,没有国有企业,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是要垮塌旳。
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经济。说法不大一样,矛头指向却非常一致:改革必须消灭国有企业。各种妖魔化国有企业的言论,几乎成为舆论的主流,于是一段时间里,刮起了一股出卖国有企业的歪风,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鼓吹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企业,最坚决、最激进的,也许要算吴敬琏了。
他从新自由主义出发,怎么看国有企业都不顺眼,非要彻底消灭不可。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他评价我国的改革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怎么说是最坏的时代?他说,搞了30多年的改革,结果形成了“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体制?除了没有实现彻底市场化之外,就是还保留了一些国有企业。他说,要彻底地改革,必须取消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国有经济。
最可恶的是他制造了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不需要有国有经济的谣言。
吴敬琏在日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说,“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这个国有这个词。”
造谣、撒谎,连眼睛都不贬一下,这就是他的本事。我们随便翻一下《邓小平文选》,就可以看到他是在信口开河。
1985年8月,在谈到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讲国有经济,但谁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是国有经济。《宪法》第7条载明:“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另外据《邓小平年谱》记载,、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
你不赞成国有经济,就说是你不赞成,把谣言造到邓小平身上,其人格之卑劣,可见一斑。
有一位省统计局副局长在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公开说,国有企业确实是个“怪胎”,“官不官,民不民”,而且跟私营企业争夺资源,改了那么多年,问题不断。
经过多年的改革,好像国有企业减少了,但不断派生出新的国有企业,而且原来的国有企业不断做大。他认为,中国改革应该接受科斯的忠告,彻底消灭国有企业,让私营企业自由竞争。这是“最重要的”。消灭国有企业的心情,溢于言表。而且是在中央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环境下,公然抬出新自由主义的老祖宗科斯来论证自己的主张。要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改革的顽固劲头还真不小。
一位曾经担任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经济学家”说,国有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恩格斯批评过,如果说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俾斯麦就是社会主义者了,因为俾斯麦主张烟草国营。
他强调,说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那是“冒牌的社会主义”。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民有、民营、民享”,这新三民主义才是社会主义。
他主张消灭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民营化”。
这里,他是在公然歪曲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实际上要说的是,不是任何国有化都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这是有道理的。
国有经济,古已有之。封建社会的国有经济,例如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那是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属于封建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总资本家,资本主义的国有化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属性,没有改变雇用和剥削工人的关系,这种国有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运用这些生产资料为人民谋福利,这时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位“经济学家”通过歪曲恩格斯的原意,为消灭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制造舆论。其用心极其险恶。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掌握生产资料,建立国有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
主张消灭国有企业,从理论上讲,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和行为。
喧嚷消灭国有经济的衮衮诸公,有的是声名显赫、社会影响颇大的“著名经济学家”,有的是身居高位、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真不知道他们读到《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经济的论断,是什么心情?这不是直接打他们的脸吗!
人大教授狠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
这个文章,透露了什么信号呢?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新城撰写了《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
文章狠批了张五常、吴敬琏等著名经济学家,称他们鼓吹的“私有制万岁”有问题。
另外,他还指出,喧嚷消灭国有经济的衮衮诸公,除了“著名经济学家”,还有身居高位、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
改文章被党刊《求是》杂志旗下的《旗帜》栏目官方微博刊发后,引起热烈讨论,文章的核心内容如下:
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共同纲领《共产党宣言》里,庄严地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产”是指生产资料,这个“共”是指共同占有。共产主义就是指生产资料公有。
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必然要消灭私有制,这是同一件事情。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初心,也是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的使命。忘记这一条,就意味着背叛,不能称之为共产党员。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却竭力批判消灭私有制的思想,主张私有化。他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公有制违背了人的本性,注定是要失败的,同自私的本性相适应的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是永恒的,不可能消灭。
于是他们喊出了“私有制万岁”的口号。他们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改革就是推行私有化。
这种思想是那么“深入人心”,以致当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张五常在一个经济管理部门召开的干部会上介绍“改革经验”时,狂妄地叫嚷“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共产主义驳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在座的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不仅不予以反驳,相反,却把张五常的讲话结集公开出版。
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岂不是咄咄怪事!真不知道这些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入党时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真心还是假意!
有人在翻译问题上做文章,说翻译翻错了,不应该译为“消灭私有制”,应该译为“扬弃私有制”,意思是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必需吸收其精华,抛弃不合理的东西。
为什么不能消灭私有制?他们语焉不详了,大体上还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私有制符合人的自私本性那一套。不过由于打着学术的旗号,还颇能唬人。
对此,我国著名翻译家、理论家、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顾锦屏同志专门撰文予以批驳。他从多方面论证,译为“消灭私有制”是符合原意的,完全正确的。
这些人想为私有制辩护,就说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马克思、恩格斯头上,拉大旗当虎皮,这种做法实在是令人不齿。
《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视所有制问题的,所以他们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改革开放以来一度出现一种倾向,即竭力淡化以至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意义。一时间“不问所有,只问所用”的论调颇为流行。仿佛什么公有制、私有制都是无所谓的,无关紧要,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就行了。
有人主张:“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粮食”,那都是虚的,不管用,把经济搞上去,才是实的。不要问姓“公”姓“私”,导致不要问姓“社”姓“资”,也就是不要问社会制度性质这样的政治问题,同时也导致经济学研究中一系列问题的失误。
例如,对分配领域的问题,总的倾向是不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进行研究,仅仅围绕具体分配政策做文章,这就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庸俗社会主义”倾向。
然而公有制有公有制的分配方式,私有制有私有制的分配方式,离开所有制,怎么能够说得清楚分配问题呢?淡化甚至不问所有制问题,这种看法政治上是错误的,学术上是说不通的。
当前,围绕要不要坚持和发展公有制、逐步消灭私有制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国有经济的问题上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是坚持和发展公有制还是削弱公有制、推行私有化,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国有经济。这是好理解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
总书记日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有一个重要讲话。这一讲话一开头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有企业还要不要?”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他接着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
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
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业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
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我们要从政治上看待有关国有企业问题的争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梁柱,没有国有企业,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是要垮塌旳。
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经济。说法不大一样,矛头指向却非常一致:改革必须消灭国有企业。各种妖魔化国有企业的言论,几乎成为舆论的主流,于是一段时间里,刮起了一股出卖国有企业的歪风,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鼓吹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企业,最坚决、最激进的,也许要算吴敬琏了。
他从新自由主义出发,怎么看国有企业都不顺眼,非要彻底消灭不可。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他评价我国的改革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怎么说是最坏的时代?他说,搞了30多年的改革,结果形成了“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体制?除了没有实现彻底市场化之外,就是还保留了一些国有企业。他说,要彻底地改革,必须取消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国有经济。
最可恶的是他制造了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不需要有国有经济的谣言。
吴敬琏在日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说,“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这个国有这个词。”
造谣、撒谎,连眼睛都不贬一下,这就是他的本事。我们随便翻一下《邓小平文选》,就可以看到他是在信口开河。
1985年8月,在谈到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讲国有经济,但谁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是国有经济。《宪法》第7条载明:“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另外据《邓小平年谱》记载,、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
你不赞成国有经济,就说是你不赞成,把谣言造到邓小平身上,其人格之卑劣,可见一斑。
有一位省统计局副局长在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公开说,国有企业确实是个“怪胎”,“官不官,民不民”,而且跟私营企业争夺资源,改了那么多年,问题不断。
经过多年的改革,好像国有企业减少了,但不断派生出新的国有企业,而且原来的国有企业不断做大。他认为,中国改革应该接受科斯的忠告,彻底消灭国有企业,让私营企业自由竞争。这是“最重要的”。消灭国有企业的心情,溢于言表。而且是在中央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环境下,公然抬出新自由主义的老祖宗科斯来论证自己的主张。要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改革的顽固劲头还真不小。
一位曾经担任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经济学家”说,国有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恩格斯批评过,如果说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俾斯麦就是社会主义者了,因为俾斯麦主张烟草国营。
他强调,说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那是“冒牌的社会主义”。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民有、民营、民享”,这新三民主义才是社会主义。
他主张消灭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民营化”。
这里,他是在公然歪曲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实际上要说的是,不是任何国有化都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这是有道理的。
国有经济,古已有之。封建社会的国有经济,例如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那是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属于封建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总资本家,资本主义的国有化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属性,没有改变雇用和剥削工人的关系,这种国有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运用这些生产资料为人民谋福利,这时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位“经济学家”通过歪曲恩格斯的原意,为消灭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制造舆论。其用心极其险恶。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掌握生产资料,建立国有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
主张消灭国有企业,从理论上讲,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和行为。
喧嚷消灭国有经济的衮衮诸公,有的是声名显赫、社会影响颇大的“著名经济学家”,有的是身居高位、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真不知道他们读到《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经济的论断,是什么心情?这不是直接打他们的脸吗!
《治国录》(毛泽东和1949年之后的中国)系列之(175):毛主席抗美抵苏,维护了中国的完整,避免了中国被美苏分裂
毛泽东主席是个众口传颂的人物,每个人不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都会为他的勇气和毅力而深深感动。
——荷兰议会前二院议长冯德林
作者:黎阳
收集整理:毛泽东思想总群
【提要】如果是蒋介石执政中国倒向美国,中国的新疆、东北、西藏……已经不在中国版图。
整个毛泽东时代都处在“冷战”期间。
  意识形态不同的“两大阵营”让世界长期处在“冷战”时期。现实迫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二者必择其一。《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齐•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虚弱状况使中国对冷战既无法逃避又无法免受其害。
  1945年冷战开始时的中国,是百年积弱又饱受八年战火蹂躏的中国,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国弱民贫的中国,是对美苏两强中的任何一个均毫无抵抗能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其宰割的中国。
  显然,这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胁。冷战期间中华民族最根本最头号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这种命运。这就必须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利益遭受美苏冷战主宰的命运,不当美苏冷战的牺牲品。
  但只要冷战还没有结束,只要中国还不够强大,中国就无法抵御美苏的主宰,就无法避免成为冷战牺牲品的命运。这就发生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中国不强大,就不能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不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就不能强大。
  由此可见,衡量冷战期间一切中国领导人历史功过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解开了这个死结,是否粉碎了美苏为自己的冷战需要而牺牲中国民族利益的一切举措,是否让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左右夹击中突出了重围。
  一句话,是否使中国摆脱了冷战。做到了这条的就是捍卫了中华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应该肯定。否则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就应该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废话。
  中国避免了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
  斯大林的这番话充分说明苏联的战略图谋和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的中国在冷战中的处境。中国与苏联有世界上最漫长的边境线。苏联面对中国的部分正是苏联最地广人稀、力量最薄弱、最无险可守的“柔软的腹部”。如果有“军事强国”从这个方向进攻苏联,就可能把苏联横着切开,“大卸八块”。
  斯大林对蒋经国说的“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并非杞人忧天。“军事强国”即便不进攻,只要沿着中苏边界驻军与苏联对峙,就足以产生足够的威慑,让苏联日夜精神紧张,防不胜防,不知道要部署多少兵力才敢放心。苏联向来把来自这个战略方向的军事威胁视为心腹之患,从不敢掉以轻心。
  1941年夏秋苏联在苏德战场那么吃紧,明斯克战役损兵41万,斯摩棱斯克战役损兵76万,基辅战役损兵70万,维亚兹马战役损兵66万,一线部队几乎打光了,预备队供不上了,莫斯科都快门户洞开了,苏联仍然不敢动用西伯利亚的驻军。直到获得佐尔格的确切情报、得知日本将“南进”而不“北进”、不会威胁西伯利亚时,斯大林才敢把西伯利亚驻军西调,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前线守住了莫斯科。
  要知道,苏联早在1939年的哈勒欣河战役中就已经把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已经知道日军的综合战斗力比苏军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对苏联的威胁跟德军没法比。即便如此,苏联对这个战略方向仍不敢掉以轻心,仍千方百计保持重兵。可见确保中苏边界的安全在苏联的战略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既然苏联视这个方向为战略要害,视这个方向上的军事威胁为心腹之患,那么苏联为对付这种威胁自然会不惜一切,决不会有任何顾忌,受任何束缚。
  蒋介石显然没听出斯大林的弦外之音:如果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苏联就要把中国的东北、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其实仔细推敲一下斯大林的话的内在逻辑就不难看出苏联的战略意图:“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如果要靠“缓冲国”这种办法来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光一个外蒙古够用吗?从中国的东北、西北不照样可以“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吗?既然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对苏联那么重要,那对苏联而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把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对此苏联毫无顾忌:战略利益的考量永远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利益。
  苏联的这种战略意图自沙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说:满洲将来必须并入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俄国的属国。这就是史称“黄俄罗斯计划”的核心内容。由此又产生了“中国边界不过在长城”之类论调。
  1945年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势力同样不可小视,要制造第三个“外蒙古·独·立”也并非不可能。如果苏联真这么干,以中国1945年的国力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那么向美国“一边倒”能阻止得了吗?白日做梦。当日本制造“满洲国”的时候,美国向日本宣战了吗?美国能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的外蒙古当筹码送给苏联,同意苏军占领旅大,本身就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当回事,更不用说为此牺牲自己的士兵跟苏联开战了。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的战略重点始终是欧洲,中国总是排在后面。
  二次大战中只要欧洲战场一吃紧,美国总是把给中国的物资扣下转运欧洲方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正赶上“柏林危机”,美国全力以赴保欧洲方向,对蒋介石的支持力度与此根本没法比。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顶多保你的政权而不保你的主权,更不会为了保你的主权而牺牲自己。——美国从来只在中国内战的问题上跟蒋介石站在一起。但碰上中国主权问题时,比如外蒙古、“满洲国”、麦克马洪线、钓鱼岛、西沙南沙等等,美国何曾为蒋介石“两肋插刀”过?
  “冷战”其实就是美苏两家又要打仗又怕死,自己不上阵,雇别人去卖命。也就是说,让别人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国保卫你的主权,就等于要求美国为别人的主权而牺牲自己——这是美国打“冷战”的本意吗?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更广义一点讲,国家关系再好不过如此。即便结盟,那也只管政权不管主权。除非蓄意挑起战争,否则决不会因为“友好国家”的主权如边界领土纠纷之类而卷入战争。
  比如,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不管跟印度关系有多好,肯为克什米尔这样的主权和领土争端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战吗?中国能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战吗?苏联把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视为“致命的威胁”,对此将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政治影响和压倒的军事实力建立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以应对,决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国。美国把中国向苏联“一边倒”视为“严重的威胁”但不是“致命的威胁”,对此宁愿封锁围堵禁运而不愿直接对华用兵。
  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公民投票”。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不折不扣“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
  蒋介石在国内一贯翻云覆雨,纵横捭阖,把别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跟超级大国打起交道来却如此无能。说他“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真是一点不假。看来他的聪明劲只用在“保政权”上,不用在“保主权”上。
  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1945年冷战刚开始时中国的处境是何等险恶危急: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立刻将古老孱弱的中国置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冷战的“交叉火力”之下:美国将不费吹灰之力在中国取得最能威慑苏联要害的战略要地,苏联将不惜一切凶狠反击,利用苏联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日中天的威望,利用苏联在东北驻军的优势,培植、支持亲苏势力,把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在新疆如法炮制,制造出第三个“外蒙古”;美苏为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将再来一次“雅尔塔协议”,划分出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让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第二个德国。
  中国的“三北”(东北、正北、西北)俱失,民族利益将遭到毁灭性伤害,从此被分割肢解,绑在美苏冷战的战车上永世不得翻身……更有甚者,千里长堤一旦决了口,崩溃就难避免了;外来势力操纵下的国土分裂一旦开了头,尔后的进展就殊难预料了。
  中国之所以避免了这种不堪设想的命运,原因只有一个:毛泽东。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的历史关键时刻眼明手快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扭转了历史进程。
  不仅蒋介石和美国的如意算盘里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位置,苏联也一样。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等“百分之百”听从苏联指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瞎指挥。此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便冷淡而微妙。
  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公开说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意即“代用品”、“冒牌货”)。抗日战争时苏联给中国的一切援助都只给蒋介石,不给中共。苏联在与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明确承诺不支援中共,同意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这一切事先跟中共连个招呼都不打,倒是打电报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甚至还提出要中共学法国共产党,交出武装去做官。
  如果当时中共一切乖乖听苏联的,那中国的命运可想而知:毛泽东被缠在重庆没完没了地扯皮,整个中共的中心都放在等待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结果上而无所作为。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从容不迫调兵遣将对付中共。
  苏联趁美蒋与中共斗得不可开交之际从容不迫在东北扶植“百分之百”听命于苏联的亲苏势力。(前苏联将军、年奉天[沈阳]警备司令А•И•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将军在回忆录中说:&#年3月9日,我们接到撤出奉天的命令,要把所有权力在3月11日前移交给中国人。这个命令使我们有些感到意外。要知道,在3月5日,抵达奉天的Р?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与我的谈话中,叫我好好安排一下,因为我将在奉天长期驻守。而3月9日,我们就突然接到紧急撤离奉天的命令,警备司令部全体人员撤往哈尔滨。”——注意这句话:“我将在奉天长期驻守”——可见苏军原来的确打算要在东北长期待下去。)如果当真如此,那等美蒋把中共收拾得差不多了,苏联在东北制造第二个“外蒙古”的条件也成熟得差不多了:苏联并没有违约支援中共,只是趁美蒋忙着对付中共的时候做了一点“群众工作”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权不都有类似的经历吗?
  然而美蒋苏三家的如意算盘全被毛泽东打了个稀烂。毛泽东来了个“针锋相对”:“打的只管打,谈的只管谈”,“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不管苏联态度如何,毛泽东自有主张: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大举进军东北,战略上抢到了先机—&#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1日朱德即下令进军东北;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30日第一支中共武装即抵达东北,抓住了苏联最高层对中共如此迅速进入东北毫无思想准备、来不及下达明确指示而导致苏军中下层官兵自行其是的机会,于8月31日占领山海关,9月5日进驻沈阳——这一下就使美蒋苏三方把中共排除在东北之外“就地解决”的战略计划完全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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