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肃宁籍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彭金章先生
追思肃宁籍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彭金章先生
2017年7月29日，对于中国考古届来说，是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那天，肃宁籍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彭金章先生撇开他热爱的考古事业，撇开他开创的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科，撇开了敦煌莫高窟，撇开他的夫人樊锦诗，离开了这个世界。
彭金章。旁边的《青春》雕像预示着他的青春献给了中国的考古事业。
彭金章，男，1937年11月出生于肃宁县寨南村，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3年-1986年，在武汉大学任教，创立历史系。1986年调敦煌研究院。2017年7月29日离世。
看似平凡的简历，却孕育了他不平凡的考古一生。
彭金章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3年-1986年，在武汉大学任教，登上讲台，一手创办了武汉大学历史系，并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创办该校的考古专业，任历史系副主任兼考古教研室主任。那时远在武汉的他和同样远在敦煌的樊锦诗夫妻两人天各一方，心系一线，把他们最好的青春抛洒在了武汉大学和相隔千里之外的敦煌，两人也因此在考古届各自称家。樊锦诗被敦煌人称为：“敦煌的女儿”，师从考古泰斗宿白先生，敦煌研究院院长。“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这是彭金章用三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
1986年彭金章毕业23年，和妻子天各一方19年后，放弃了武汉大学的工作，离开武汉、前往敦煌，调往敦煌研究院。原因特别简单，因为那里有他的妻子、“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两人终于得以团聚。
对于敦煌，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莫高窟最为人熟知的南区，从南北朝到元代相继诞生的禅窟，有鲜明的时代风格。窟内四万五千多平米的壁画和两千多尊彩塑，很容易出研究成果。
然而，过去二十余年里，彭金章的考古研究却偏偏选择了人迹罕至的北区，那里洞窟疏密不均、残缺不全，一度被认为是敦煌考古的沙漠。
彭金章曾经说：“都说北区洞窟是画工窟、塑匠窟，到底是不是，根据是什么？不清楚。北区洞窟数量有多少？不知道。北区洞窟、南区洞窟的关系是什么？也是个谜。”
他要求解，这也是他要求解的目标，于是他就开始了在敦煌北区中的苦苦修行，像极了那些曾经在石窟中修行的历代僧人们。
1988年到1995年，他带领团队进行了6次大规模发掘。洞窟有千百年历史，尘土遍布。他和团队成员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惟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鹘文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残片、泥佛等七万余件文物。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总数增至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画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
2017年7月29日，彭金章辞世。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
彭金章先生作为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像莫高窟的飞天一起飞天，在御风飞行时，恋恋不舍的回过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那里石窟依旧，鸣沙山依旧，爱恋依旧，晓日依旧，皓月依旧！
在肃宁县城市展馆肃宁名人馆的展线上，介绍彭先生的文字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彭先生的考古事业虽然在外界声名鹊起，然而，他依旧保持着肃宁人的每一个特性：低调，平和，谦虚，至死不渝的为着中国的考古事业在默默付出。中国考古会记住你的，肃宁人民也会记住你的……
人间失去了一位考古学家，天堂多了一位智慧的发掘者。
附：彭金章主要考古成就：武汉大学历史系创办者，考古专业创办者，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主持多项考古发掘：主要有莫高窟北区考古发掘，发现重要遗迹和珍贵遗物，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主持莫高窟96窟等遗址发掘；主持甘肃省锁阳城址、骆驼城古墓群等发掘。主持多项全国科研项目，任国家“九五”社科重点科研项目“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考古学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度重大项目“敦煌石窟个案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此外，对敦煌密教进行系统研究。近年在国内外发表的学术专著有《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三卷）、《敦煌石窟全集密教画卷》。主要论文有《敦煌莫高窟考古新发现》、《莫高窟北区考古纪略》、《莫高窟第14窟十一面观音经变》、《莫高窟第76窟十一面观音经变》、《莫高窟第14窟十一面观音经变》、《莫高窟第76窟十一面八臂观音考》等数十篇。
武汉大学考古系发给敦煌研究院的唁电：后附原文。
唁电，没有用打印机打字。我觉得应该是出自武汉大学的某位先生之手。文字朴实，没有溢美之词，只是简单的陈列，就像考古，朴实而不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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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殷墟：一个王朝的背影殷墟：一个王朝的背影社会观123百家号殷墟，原称“北蒙” ，是中国商朝后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盘庚十四年，商朝第二十位君主盘庚迁都于北蒙（今河南安阳），改“北蒙”名为“殷”。盘庚十五年，开始营建殷都。
自盘庚迁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国，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共8代12位国王273年的统治 ，殷一直是中国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20世纪初，殷墟因发掘甲骨文而闻名于世，1928年殷墟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殷墟先后出土有字甲骨约15万片。甲骨文中所记载的资料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殷墟是中国至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由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构成。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7月，殷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现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宫殿宗庙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面积71.5公顷，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也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包括宫殿、宗庙等建筑基址80余座。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而成防御濠沟，将宫殿宗庙环抱其中，起到类似宫城的作用。宫殿宗庙区还有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也是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墓室有殉人16人，出土器物1928件，包括468件青铜器，755件玉器以及564件骨器，另有将近7000枚海贝。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 殷墟没有金碧辉煌的宫殿群，也没有传统意义上保存的那么完整，因为它就是一个废墟。所以在去之前一定要做足心理准备。想想殷商离现在是那么的遥远，又怎能以当下的眼光看待历史！当然国人对保护历史遗迹历代都那么薄弱，如今可以看到已经是幸运的，满足的。来到殷墟就为了看两样。一是甲骨文、二是司母戊鼎。在这里这两样一定可以极大的得到满足而不会由遗憾。 殷墟景区票价90元，包括殷墟景区和王陵景区。讲解员80元，只负责殷墟景区的讲解，或是到了王陵景区想请讲解员另出30元。殷墟与王陵由河隔开，凭门票可以免费乘坐电瓶车前往，真心话王陵去和不去一个样，没有可看性，说白了全是盗墓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景区电瓶车少的可怜，在游客中心坐等也十分痛苦。
殷墟博物馆在殷墟景区内，进了景区右手边就是，为了营造氛围博物馆是建在地下的，下坡路的左侧地面有时光轴，根据所经的每一个朝代存在的时间进行排列，直到博物馆门前。很好的创意，也让走过这条路的人有一种历史的穿越感。博物馆内大部分都是真品，看了各种精美的物件，心生敬畏，赞叹古人！其中甲骨文（真品）及司母戊鼎（1比1的仿品）都可以看到。第一女将军妇好的陵墓也在景区之内，这里是一定要看的，墓室距离地面有7米，墓室内都是按照挖掘时的形态做的仿品。可惜这里并没有棺椁，据讲解员说当时在挖掘时最下面一层放棺椁的墓室渗满地下水，经过千年可能已经腐蚀了，妇好墓最大的价值就是没有被盗过，谁都不会认为在宫殿的一侧会有墓地，所以保存完整，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陪葬品为考古提供宝贵依据。殷墟，位于安阳西北郊,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称&北蒙&，又称&殷虚&，&殷邑”甲骨卜辞中又称为&大邑商&、&商邑&，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自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国的255年间，这里一直是中国商代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商灭亡后这里沦为废墟。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区主要保护展示设施有:甲骨文“门”字形大门、司母戊方鼎展示、妇好墓圹、妇好享堂、妇好雕像、殷墟地下博物馆、仿殷雕墙与阙楼等。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礼器有鼎、斛、簋、觚、爵等，乐器有铙、铃、钲等，兵器有戈、矛、钺、刀、镞等，工具有锛、凿、斧、锯、铲等，生活用具有铜镜、杖首、漏、勺、箸、器座、角形器等，装饰艺术品有人面具、人头面具、铜牛、铜虎、铜铃等。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金文），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保留了当时的真实的面貌，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四五千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青铜器中，有礼器170多件，兵器1340多件，还有工具以及其他杂器。1950年～1986年间，发掘所得礼器650多件，兵器1400多件，还有一些工具、艺术品和杂器。1986年以后，仍有不少青铜器被发现。青铜器主要出土于大中型墓葬，其中出土最多的就是保存完好的第五号墓——妇好墓，竟有468件之多，而且种类齐全。青铜器中铸造技术工艺最为精美的是礼器。而殷墟出土的礼器，不仅种类多，而且形制多样，呈现圆、扁、方等形状，其中以圆形器为主。最大最重的当属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千克，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世界最大的古代青铜器，也是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此外，侯家庄西北岗M1004号墓出土的牛鼎和鹿鼎、妇好墓出土的两件司母辛大方鼎等，也是重型礼器。殷墟的发掘，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史观中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面貌，真实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为商周考古确立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对于上溯早商文化和夏文化起到了基点作用；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中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表明，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空前发达，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工艺水平极高。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一时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大量使用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同时，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突出表现了殷墟时期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考古学影响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 殷墟宫殿区、王陵区的发掘，大批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瞩目，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遗址“三叠层”的发现，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划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为中国考古学的地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殷墟发掘工地成为培养中国考古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梁思永、郭宝钧、尹达、夏鼐、胡厚宣等中国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殷墟的发掘，对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历史研究中盛行的疑古之风作了正面回应。随着商王朝的存在被考古学证实，中国学术界得以展开有关文记载中的“夏王朝”的探索。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社会观123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尊重真理吧，这才是大智的起点。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 问题详情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这是著名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郭沫若当年考察殷墟时留下的著名诗句。下列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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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这是著名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郭沫若当年考察殷墟时留下的著名诗句。下列文物出土于殷墟的是[&&&&]A．青铜立人像&&&&B．司母戊鼎&&&&&&&&C．编钟&&&&&&&&D．唐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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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考古学家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
李济（-）人类学家、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省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并于改读人口学，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任国学研究院讲师，后长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1949年后赴台湾大学及史语所。
李济（日－日），字济之，湖北省钟祥市人，中国台湾。
1918年，毕业于，后前往美国留学，就读麻省，学习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硕士学位。
1920年，进入人类学系，受罗兰·狄克森（Roland Dixon）与体质人类学家恩斯特·虎顿（Earnest Hooton）指导，于1923年完成论文《》，从而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返回中国。
李济人物简介
1924年，开始田野考古。
1925年，29岁的李济任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
名的四大导师(、、、)同执教鞭。
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西阴村遗址，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
1929年初，应聘出任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安阳、章丘等发掘，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
1936年曾赴欧洲讲学，1938年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48年随考古组去台湾，被推选为院士。
1949年至1950年兼任教授，并主办考古人类学系。年，在台湾省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6年还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索回日本侵华期间掠去的中国文物。与一起调查过城子崖遗址(吴金鼎先期发现，已作多次调查)并做了第一次小面积的发掘，是山东地区考古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城子崖》一书的总编辑。
他主要致力于殷墟陶器、青铜器的研究，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又与他人合著有《》。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22岁，去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发掘，他让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45年，担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
底随迁居台湾，并于隔年创立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5年，接任董作宾的遗缺，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1972年为止。
日，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前后发表考古学著作约150种。其养子李光周亦为台湾重要的考古学家。
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是持久与多面向的(，1981)。他在1928年至1937年所主持的殷墟发掘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国与台湾考古学的主要领导人物，如、、 、、与赵清芳等都曾接受他与的指导与训练，并参与的发掘工作；他在台湾所栽培的学生，如张光直、等，亦为中国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界的领导人物。
此外，作为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家，他个人的研究取向与成就产生深远的影响(张光直，)。他坚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为立论依据，并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根据可定量的有形物品为基础。同时，他从的观点诠释考古资料，并不以中国的地理范围限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问题。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张光直，)
称：“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垄断学术，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安阳发掘报告’有始无终，‘中国上古史’计划拖延不做”，又称李济是“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
。李济的儿子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感叹道。
直到后来西安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 的一面。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 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李济著作专书
1.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研究院丛书， 1928 。
2.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3. 城子崖，与、、、吴金鼎、、刘屿霞合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1，1934 。
4. 小屯第三本?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2，1956 。
5.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ee Lectures Illustrated with Finds at Anyang .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1957.
6. 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 1964 。
7. 殷虚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二本， 1966 。
8. 殷虚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三本， 1968 。
9. 殷虚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四本， 1970 。
10. 殷虚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 1972 。
1. 幽兰，《清华学报》 2.2 ， 1925 。
2. The Bones of Sincheng ，《中国科学社论文专刊》 31 ， 1926 。
3. 安阳发掘报告发刊语，《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29 ，页 1-2 。
4. 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29 ，页 37-48 。
5. 殷商陶器初论，《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29 页 49-58 。
6. 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虚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0 ，页 219-252 。
7. 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0 ，页 337-348 。
8. 现代考古学与殷虚发掘，附载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0 ，页 405-410 。
9. 俯身葬，《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1 ，页 447-480 。
10. 发掘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 1.1 ， 1931 。
11. “Archaeology,” In: 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 , ed., by Sophia H. Chen Zen, Shanghai :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1, pp. 515-526.
12. 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3 ，页 559-578 。
13. 安阳发掘报告编后语，《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44 ，页 729-733 。
14. 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庆 祝蔡元培 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 1933 ，页 73-104 。
15. 城子崖报告序，《城子崖》，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 1 ， 1934 ，页 11-17 。
16. “Summary of Recent Archaeological Work in China ,”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 Vol. IV, Canada , 1934, pp. .
17. 中国考古之学过去与将来，《》 31.7 ， 1934 。
18. 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中国考古学报》第一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3 ， 1936 ，页 1-2 。
19. 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 ， 1941 。
20. 古物，《》全国美展特约论文， 1943 。
21. 远古石器浅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第一次专题展览会》， 1943 。
22. 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中央研究院《学术?刊》 1.2 （ 1944 ）： 1-14 。
23. 研究中国问题的新资料，《六同别录》中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 1945 ，页 1-3 ；又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3 （ 1948 ）： 179-182 。
24. 中国考古学报前言，《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3 ， 1947 ，页 1-2 。
25. 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3 ， 1948 ，页 1-100 。
26. 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锋刃器，《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3 ， 1948 ，页 1-70 （稿 存上海）；又刊于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4 ， 1952 。
27. 跋彦堂自序，《小屯第二本?殷虚文字甲编》，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报集之 2 ， 1948 ，页 14-16 。
28. 出土青铜句兵分类图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2 （ 1950 ）： 1-17 。
29. 瑞岩民族学调查初步报告 ── 体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文献专刊》 2 ， 1950 。
30. 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1 ， 1950 。
31. 之始，《大陆杂志》 1.1 （ 1950 ）： 2-5 。
32. 博物馆与科学教育（讲演辞 1944 ），索子明着故宫文物浅说代序， 1950 。
33. 值得青年效法的 傅孟真 先生，《自由中国》 4.1 ， 1951 。
34. ，《大陆杂志》 2.11 （ 1951 ）： 1-5 。
35. 从人类学看文化（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三十五次座谈会讲辞），《大陆杂志》 3.11 （ 1951 ）： 356-363 。
36. 傅孟真 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傅所长纪念特刊》，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 1951 ，页 11-19 。
37. 殷虚有刃石器图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3 下（ 1952 ）： 523-619 。
38. 陶器质料之化学分析，《台湾大学傅故校长斯年先生纪念论文集》， 1952 。
39. 关于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之创设，《台大文摘》 1.4 ， 1952 。
40. 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之经过，《大陆杂志》 5.7 （ 1952 ）： 219-225 。
41. 北京人的体质与生活，《大陆杂志》 5.10 （ 1952 ）： 321-329 。
42. 跪坐蹲居与箕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4 （ 1953 ）： 283-301 。
43. 考古人类学刊发刊词，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1 ， 1953 。
44. 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自由中国》 9.9 ；又《三民主义半月刊》 19 ， 1953 。
45. 太平洋科学会议的性质与成就，《中国一周》 191 ， 1953 。
46. 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民主评论》 5.4 ， 1954 。
47. 太平洋科学会议（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八十八次座谈会讲辞），《大陆杂志》 8.4 （ 1954 ）： 3 04-306 。
48. 从中国远古史的几个问题谈起，《中央日报地图周刊》八周年 400 期纪念，
49. 台湾大学现行招生办法之商榷，《自由中国》 10.9 ， 1954 。
50. 如何办科学馆，《中国一周》 211 ， 1954 。
51. “Notes on Some Metrical Characters of Calvaria of the Shang Dynasty Excavated from Houchiachung, Anyang,” 《 中央研究院院刊 》 1 （ 1954 ）： 549-558 。
52. “Importance of the Anyang Discoveries in Prefacing Known Chinese History with a New Chapter,” 《 中央研究院院刊 》 2 上（ 1955 ）： 91-102 。
53. “Studies of Hsiao-t'un Pottery ： Yin and Pre-Yin,” 《 中央研究院院刊 》 2 上（ 1955 ）： 103-117 。
54. “Diverse Backgrounds of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Yin Dynasty,” 《 中央研究院院刊 》 2 上（ 1955 ）： 119-129 。
55. 对于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中央研究院院刊》 3（ 1956 ）：155-160。
56. 论追求真理应该从认识自己身体作起，《中央日报》，
57. 试论中国文化的原始，《中央日报学人》 1 ，
58. 殷虚陶器研究报告序，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8 ， 1956 。
59. 人之初，《中央日报学人》 12 ，
60. 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数据之鉴定与处理，《现代学术季刊》 1.2 ， 1957 。
61. “Pattery and Bronze of the Yin-Shang Period,”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9/10 ， 1957 。
62. “Hunting Records Faunistic Remain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from the Archaeologial Site of Anyang,”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9/10 ， 1957 。
63. 殷虚白陶发展之程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8 下（ 1957 ）： 853-882 。
64. 由?形演变所看见的小屯遗址与墓葬之时代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9 下（ 1958 ）： 809-816 。
65. ?形八类及其文饰之演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0 上（ 1959 ）： 1-69 。
66. 殷虚建筑遗存序，《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 2 ， 1959 ，页 1-4 。
67. “Examples of Pattern Dissolution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pecimens of Anyang ,” Artibus Asiae 22.1/2(1959): 138-142. Institute of Fine Arts New York .
68. 文化沙漠，《自由中国》 21.10 ， 1959 。
69. 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国际会议开会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15/16 ，1960。
70. 考古工作（口述，由笔记），《新时代》创刊号， 1961 。
71.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Collier's Encyclopedia , New York , 1961.
72. 故院长
先生纪念论文集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4 上（ 1962 ）： 1-3 。
73. “Some Anthropological Prodlems of China :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 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1962.
74. 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传记文学》 1.5/6 ， 1962 。
75. Chinese People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19/20 ， 1962 。
76. 我的记忆中的 梅月涵 先生，《清华校友通讯》 2 ， 1962 。
77. 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3 （ 1962 ）： 351-370 。
78. 侯家庄 1001 号大墓序，《侯家庄第二本? 1001 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 3 ， 1962 ，页 1-3 。
79. 殷商时代装饰艺术研究之一（比较觚形器的花纹所引起的几个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4 下（ 1963 ）： 699-739 。
80. “Foreword in Kuang-Chih Chang's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81. 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21/22 ， 1963 。
82. 古器物研究专刊发刊辞，《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 4 ?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 1964 ，页 3 。
83. 古器物研究专刊序，《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 之 4 ? 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 1964 ，页 5-10 。
84. 殷商时代青铜技术的第四种风格，《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5（ 1964 ）：343-351 。
85. 南阳 董作宾 先生与近代考古学，《传记文学》 4.3 ， 1964 。
86. 想象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之比较（历史博物馆专题讲辞），历史博物馆《历史文化丛刊》 2.3 ， 1965 。
87. 「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14 ， 1965 。
88. 回忆中的
先生，《传记文学》 8.1 ， 1966 。
89. 如何研究青铜器，《故宫季刊》 1.1 ， 1966 。
90. 关于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合作的一般问题和建议，灵辉译，《新时代》 6.7 ， 1966 。
91. 二十五年来之中央研究院，《星岛日报创刊号廿五周年论文集》， 1966 。
92. 大龟四版的故事，《 董作宾 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集》，台北， 1966 。
93. 红色土时代的文化，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16 ， 1967 。
94. 我的初学时代，《传记文学》 11.3 ， 1967 。
95. 自由的初意，《》 19.4 ， 1968 。
96. 考古琐谈（一）──古物保存法颂布后所引起的第一个问题（一），《自由谈》 19.5 ， 1968 。
97. 考古琐谈（二）──敦煌学的今昔，《自由谈》 19.6 ， 1968 。
98. 考古琐谈（三）──古生物得到了中国法律的庇护，《自由谈》 19.8 ， 1968 。
99. 考古琐谈（四）──牙的故事二则──中西学术界治学态度的一幅对照，《自由谈》 19.10 ， 1968 。
100. 华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别、分布与编年，《大陆杂志》 36.4 ， 1968 。
101. 斝的形制及其原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9 上（ 1968 ）： 335-350 。
102. 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附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40 下（ 1968 ）： 913-944 。
1. 甘肃史前人种说略（ Davidson Black: Notes on the Physical Characters of the Prehistoric Kansu Race,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 Series A, No. 5 ）， 1925 。
2. 沙锅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 Davidson Black: The Human Skeletal Remaines from the Sha Kuo T'un Cave Deposit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from Yang Shao Ts'un and with Recent North China Skeletal Remains, Palaeontologia Sinica , Series D. Vol. 1 ）， 1925.
3. 周口店储积中一荷谟形的下臼齿（ Davidson Black: The Lower Molar Hominid Tooth from the Chou Kou Tien Deposit, Palaeontologia Sinica , Series D. Vol. VII. ）， 1927.
4. Manchuria in History: A Summary （节译傅斯年：东北史纲），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2 。
5. 人类学（ A. L. Kroeber: Anthropology, Scientific American 183.3(1950) ），中央文物供应社五十年来科学的进展， 1951 。
李济书评与介绍
1. 历史圈外（介绍一本有关先史学的小人书）（ Beyond the Bounds of History , by Henry Breuil,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ary E. B P. R. Gawthorn Ltd., London , 1949 ），《大陆杂志》 1.8 （ 1950 ）： 4-6 。
2. 猎熊（介绍一本有关先史学的小人书）（ Beyond the Bounds of History , by Henry Breuil,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ary E. B P. R. Gawthern Ltd., London , 1949 ），《大陆杂志》 1.11 ， 1953 。
3. “Asia and North America Transpacific Contacts,” Assembled by Martin W. Smith, American Antiquity , Vol. XVIII. No. 3, Part 2, Jan. 1953,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1 ， 1953 。
4. 中国思想史之研究，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 ed., by Arthur F. Wright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No. 1.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55, No. 5, Part 2, Memoir No. 75, Dec. 1953, pp. XIV+317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3 ， 1954 。
5. ，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 by Joseph Needham F. R. S. With Research Assistance of Wang Ling, Vol. 1.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pp. XXXVIII+318.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54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6 ， 1955 。
6. 中国铜器时代：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三代青铜兵器图录， 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 The Werner Jonnings' Collec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by Max Loehr, Ann Arbor :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 pp. I-XIII; 1-233. 《考古人类学刊》 7 ， 1956 。
李济的故宅所在地：湖北省钟祥市郢中镇双眼井。李济曾取派名李顺井，抑或与此有关。现在这里是钟祥旧城居民聚集区，充满着浓厚的古城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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