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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委原书记陈伟“消失”一个月 与谷丽萍关系密切 09:13:27|
来源：澎湃新闻
& &山东省枣庄市委原书记陈伟1月已被免职，悄然离开枣庄，连枣庄市委工作人员都不知其去向。　　又一明星官员“消失”人海。澎湃新闻近日从山东省枣庄市委获悉，枣庄市委原书记陈伟上月已被免职，去向不明，接任者尚未确定。　　澎湃新闻此前曾报道，1月27日，枣庄市政府官方网站“书记之窗”中陈伟的简历被悄悄撤下。海归双博士、中日“民间大使”、“山东最年轻市长”，这些年加诸陈伟身上的光环和标签不少。值得注意的是，陈伟仕途所经威海、枣庄两地，均曾是令计划妻子谷丽萍一家生活过的地方。1957年出生的谷丽萍籍贯即是山东威海。　　一位枣庄商界知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谷丽萍近年来常回枣庄游玩，都由陈伟负责接待。　　陈伟入主山东团省委后，谷丽萍曾任总干事的青年创业计划（YBC）在山东落地，近年来不断扩张。山东也是至今全国唯一一个实现地级市YBC创业办公室全覆盖的省份。2014年初，全国YBC2013年度工作会议选择在枣庄台儿庄古城召开。　　耗资数十亿元的台儿庄古城重建，倾注了陈伟极大心血，亦被外界视作其首要政绩。陈伟曾亲自为古城宣传主题曲作词——《不想和你说再见》。　　陈伟于2006年8月从山东团省委书记任上“空降”枣庄，任枣庄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其后历经市长、市委书记职务。但在奋斗8年多后，陈伟还是在“裸官”、与浙商关系密切等外界猜疑中，与枣庄挥手作别，留下一片惋惜之声。　　随着谷丽萍被查，经历了11年辉煌的YBC，也被迫搁浅。　　澎湃获悉，从去年10月起，YBC全国办公室已经暂停复审地方办公室提交的所有扶持资金申请材料，至今尚未恢复。　　“消失”　　当日历翻过2014年，国人还在为令计划落马咋舌时，陈伟已经悄然离开枣庄，连枣庄市委工作人员都不知其去向。　　据《枣庄日报》报道，“日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伟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明年全市经济发展主要计划指标。”　　2月2日，枣庄市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这次会议是陈伟在枣庄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大概岁末年初的时候，他就不在了，内部通报是免职。秘书也调回原单位联系不上了，配的电话都销号了。”　　1月27日，澎湃新闻曾报道，枣庄市政府官方网站“书记之窗”中，枣庄市委书记陈伟的简历已被撤下，目前只剩下“市长之窗”。　　与此同时，1月26日下午，山东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在山东大厦举行第一次会议。以各地市市委书记、市长为主要成员的省人大主席团名单中也已没有了陈伟名字。　　一位熟悉枣庄官场的退休干部告诉澎湃新闻，陈伟对外形象一直较好，“看到他平时会在街边小摊吃饭”。　　陈伟在任枣庄市长时，就有网民在当地论坛发帖称，看到陈伟周六周日自己到菜市场买菜。当时亦有媒体报道称，“陈伟身边的人都知道有个规矩，那就是市长从不单独与企业界的人交流。”　　也正因此，不少枣庄人对陈伟的“消失”感到突然和意外。　　但也有消息称，陈伟此前与同乡浙商走得很近，陈伟是浙江金华人。　　“听说之前已经有浙商被叫去谈话。”一位接近枣庄市政府的人士对澎湃新闻称。　　2008年6月，陈伟接受《浙商》杂志专访时介绍，当时在枣庄投资、创业的浙商达7000多人，“由浙商投资的企业，占外来投资企业的三分之二，枣庄地产项目的开发者，大多数都为浙江人。”而5年后，在枣庄投资、创业的浙商人数已达到3万多人。“空降”　　陈伟现年49岁，是一名“65”后正厅级官员。出生于浙江金华的他，在山东有“江南才子”之称。　　他曾接连创造多个山东省内官员升迁纪录，包括36岁成为“最年轻正厅级官员”、40岁成为当时的“最年轻市长”。作为国家引进的海归双博士，其由日企部门主管空降山东威海，不到两年实现正处到正厅的三级跳，更是常人无法企及。　　据人民网报道，陈伟自己也曾用“三个想不到”来概括自己一路的成长轨迹。　　第一个想不到——1983年，以金华婺城区高考状元的成绩被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直接录取，不但考上了大学，还从一名文弱书生变成了一名军人。　　4年后，陈伟考上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自动控制理论及应用专业硕士，毕业后先被保送至华东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3年又由中国政府公派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攻读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这是第二个想不到。　　1997年，陈伟进入日本“世界500强”欧姆龙株式会社担任部门主任，还兼任大连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2000年底，34岁的陈伟回国后即进入政坛，且成为一个“符号性”人物，被称为是“开创了海外青年高层次人才回国参与祖国建设的新模式”，先被聘为山东威海市政府市长助理，后升任副市长，2007年担任山东枣庄市市长。——这是第三个想不到。　　公开资料显示，陈伟能够“空降”政界，得益于他在日期间活跃的活动组织，受到各方认可。　　2000年，中国政府刚刚颁布了吸引高层次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新规定，陈伟即由中央统战部和人事部举荐回国。　　1998年，陈伟发起创办并任首任会长的中国留日同学总会，随后成为海外青年学者中最大、最活跃的专业人士组织之一。　　除了组织学术活动、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团，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经济发展建议，中国留日同学总会还成为游走于中日政府间的“民间大使”，促成了多项外交访问。陈伟凭借其在日期间与日本政府和一些团体建立的不错的关系，从中助力不少。　　此前，他组织的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是中国人首次在日本本土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活动，陈伟由此成为日本留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并成为日本首相“座上宾”。　　公开资料显示，陈伟回国前已担任全国青联常委。　　全国青联全称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是中国各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令计划曾工作过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谷丽萍曾工作过的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包括前不久被带走的民生银行原行长毛晓峰曾任执行主席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均是全国青联的全国性团体会员。　　巧合的是，陈伟仕途首站山东威海，正是谷丽萍的家乡。　　在威海，陈伟继续发挥着他在日本的资源优势，带领多批日本企业家、金融家到威海考察，并成功组织召开“2002年东亚经济论坛”、首届“中国山东海外百名博士创新周”等活动。他因此也被威海人笑称为“对日外交形象大使”、“威海的推销员”。　　据《商务周刊》2002年的一则报道，当时陈伟身边的工作人员评价其“非常勤奋”、“雷厉风行”，为人处事则“异常谨慎低调”。有一次率团访问日本期间，代表团用幻灯片介绍威海。从布线、放电脑、调幻灯都是他一个人完成，以至于日方错将他看成一个勤杂人员。　　也正因为陈伟浓厚的日本背景，澎湃新闻接触的多名枣庄市民和退休干部均对陈伟是否“裸官”表示疑问。　　《决策与信息》2004年的一篇报道提到，陈伟说，自觉亏欠爱人太多，“5年来总共有15个假期，我没有陪过我的爱人一次。即使同时回国到山东，她也是一个人游玩。我们一直不敢要小孩，我的爱人现在才怀孕，而且现在还是一个人在日本！”
YBC　　2002年9月，陈伟迎来仕途中更为重要的一站——山东团省委书记。　　4个月后，陈伟兼任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　　在他2006年9月离任前夕，团中央向学院授予“全国团干部教育培训基地”牌匾。　　2003年7月，陈伟还当选为团中央常委。　　在山东团省委书记任上，陈伟力推“青春创业行动”，将其总结为“四轮马车模式”，即由大企业扩张计划和政府主导的发展计划带动，向创业青年提供政策、资金、培训和服务。如今看来，该模式与谷丽萍由英国引进创办的YBC十分相像。　　公开资料显示，青春创业行动起步于2002年10月，比YBC早了一年多。该项目曾得到联合国青年就业高级别小组的高度评价，被认为开创了就业工作的新模式，当作典型经验在各国推广。　　日，YBC山东办公室成立，现设在山东省青春创业行动指导中心。　　公开资料显示，山东团省委方面将成立YBC山东办公室，视为“青春创业行动在与国际接轨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充分借鉴世界各国特别是YBC、SYB在扶持青年创业经验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青春创业行动的项目运作、计划设计、资金筹措等内容。”　　两年后的同一天，山东团省委礼堂，YBC山东办公室成立2周年庆典仪式在此召开。时任YBC总干事谷丽萍、时任山东团省委书记陈伟共同出席了仪式。　　这也是公开报道中两人首次同时公开亮相。　　无独有偶，日，全国YBC2013年度工作会议在枣庄台儿庄古城兰祺会堂举行。　　此时，陈伟已是枣庄市委书记，而谷丽萍则在前一年年初刚刚辞去YBC总干事职务，官方称其此后“专注于组织的战略研究和制度设计”。据公开报道，两人并未出席这次年度工作会议。　　一位枣庄商界知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早年谷丽萍的家人曾在枣庄工作，她和弟弟谷源旭亦在枣庄生活过。近年来谷丽萍也常到枣庄游玩，都由陈伟亲自负责接待。古城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从2006年起，陈伟开始主政枣庄。　　他曾对记者说，在枣庄，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并朗诵诗人艾青的这句诗。　　枣庄因煤而兴，近年来，与许多城市一样，也开始面临煤炭资源濒临枯竭的难题。　　在枣庄，陈伟展示了出色的国家资源争取能力。　　2009年，枣庄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二批资源枯竭转型试点城市，也是东部地区唯一转型试点城市。2013年枣庄又被国务院列为老工业城市重点改造城市。　　陈伟经常将“一箱油”的科学发展理论挂在嘴边，“原来我们的发展可能像F1方程赛车，不管用几箱油，只要跑得快就行。现在游戏规则变了，就给你一箱油，还要看谁跑得快、跑得远。”　　一场城市转型发展之战就此打响。经过调研，陈伟提出了振兴枣庄“三大战役”：发展煤化工、文化旅游、城市建设。　　多位市民对澎湃说，一定要去台儿庄古城看看，“因为那里寄托了陈伟的梦想。”　　“枣庄有嘛？”枣庄市民起初对枣庄发展旅游不解，而陈伟下了决心“挖地三尺”——“挖到历史中去，挖出最深层的旅游文化来”。　　2006年11月，就任市长不到3个月，陈伟就到台儿庄调研。得知一家上海地产公司投资5亿元搞地产开发，已经签了协议付了定金，他果断叫停。　　“当时不少人都快急了，这么大项目怎么就不要了呢？”陈伟曾对媒体回忆，“我一锤定音重建古城，但是不允许有失误和败笔，成败在此一举。这对我这个市长是一场最严酷的考试。”　　古城重建模式颇为讨巧：政府不出钱，由枣庄的五大国有煤炭企业各拿出10万吨原煤，以4亿元注册资本组成股份制公司，市场化运作。这一投资形式也被陈伟比作“50万吨煤换一座古城”。　　这座从房地产项目中“抢下来”的古城，累计投资17亿元重建，直到2013年整体竣工，最终规模达到35.03万平方米，每年吸引200多万游客。　　枣庄市民普遍将台儿庄古城视为陈伟的首要政绩，但也有枣庄市民对古城的高门票经营方式不满，认为“古城从一出生就充满了对枣庄人的歧视”。　　澎湃新闻接触的一位退休干部即认为，在陈伟治下，枣庄的发展速度和城市基本面貌未能有明显提升，还是前几任官员奠定的框架基础。该名退休干部还注意到，近年来因征地拆迁、干部待遇等问题到市委市政府门口上访的群众不少，但基本未见陈伟出面接访。　　陈伟曾为台儿庄写下一首主题曲歌词，在古城每天唱响，如今听来更添几分唏嘘：　　风依船，柳依岸，梦中的水乡不曾改变。　　梦也绕，魂也牵，走出了乡愁走不出思念。　　月河街，爱河巷，复活的古城今夜无眠。　　灯影长，浆声远，一河的渔火道一声晚安。　　不想和你说再见，那一回眸好似穿越了千年，也许我们前世有缘，遇见你，你住进了我的心田。　　不想和你说再见，这一瞬间仿佛凝固成永远。相信我们今生有约，走近你，回到了久别的家园。　　……
金融反腐啟幕 銀行等政商同盟或「雪崩」[]
【文匯網訊】2015年，金融反腐第一波來臨得突然且震撼。隨著民生銀行原行長毛曉峰被帶走協查，令計劃和被免職的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兩個關鍵人物的名字在其身後若隱若現。有媒體報道稱，民生銀行內設「夫人俱樂部」，多位高官夫人只領工資不上班，其中就包括了以上兩位的妻子。
據中國經營網報道，毛曉峰作為一家商業銀行的掌門人，在政商同盟的「雪崩」中最終難以倖免。更讓人關注的是，在國內反腐工作向金融行業逐步推進的同時，這種有著千絲萬縷利益關係的政商同盟可能也將陸續浮出水面。
自古以來，官商難離。企業家爭相尋求政治「保護傘」，結交權勢官員，原因就在「權力」二字。政策制定、牌照申請、項目審批、監管核查等等一系列決定權都和官員密切聯繫，企業巴結官員就不足為奇。更有甚者，有的企業家把自身命運跟政府官員綁在一起，這就是常見的政商同盟。
「與政府搞好關係肯定是有利的。」一家銀行人士對此深信不疑，「政府有項目，政府有市場，如果沒有和政府建立關係，那麼行業競爭肯定就處於劣勢。」
《中國經營報》記者瞭解到，為了能夠順利地和政府「打關係」，很多企業都建立了政府公關部，根本不在意市場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
值得重視的是，在政商同盟之下，維繫兩者的是利益。只領工資不上班的「夫人俱樂部」也就是這種利益輸送的畸形產物。
對於企業而言，政商同盟可能可暫時解決企業的燃眉之急，讓企業的發展順風順水，但是同時也給企業埋下了一顆雷，將隨著政府高官「大樹」的倒下而受到拖累。
很早之前，市場就一直傳言金融出身的王岐山將對金融行業展開反腐大調查，目前來看民生銀行事件僅僅是一個開端。就在民生銀行事件尚未平息之際，北京銀行日前發出公告稱，該行股東董事、北京能源投資集團原董事長陸海軍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據統計，2014年，共有8位中小銀行行長、董事長級別的高官落馬，大多都牽涉到經濟問題。
可想而知，反腐也就意味著一批官員的倒台，無疑也會牽涉出「傘下」的金融企業。在這種情境之下，所謂的政商同盟可能弊反而大於利。
金融反腐的影響遠遠大於一般的反腐，但是「事發地」大多會在哪個領域呢?
一位不願具名的銀行經濟學家表示，銀行、保險、PE將是政商同盟「雪崩」事件的多發地。
銀行通常被比喻為「錢袋子」，也是地方政府的「財神爺」。地方政府要追求GDP，肯定少不了銀行的支持，而銀行要想在地方更好地落地生根，也擺脫不了和地方政府的關係。在這種互惠互利之下，往往很容易就建立起一種隱性的同盟關係。
此外，地方政府和城商行之間的關係通常是緊密無間，政府高管和城商行高層的關係更是不言而喻。當年，重慶市原市長薄熙來在受到協查時，時任大連銀行董事的徐明就牽涉其中。時至今日，不僅大連實德負債纍纍，就連大連銀行也因為大連實德的不良債務問題被停止了IPO審查。
在保險行業中，對政商資源的把控尤為集中。一些大型的保險金融集團及公司背後，政商關係通常諱莫如深。
「同一般的金融企業不一樣，保險公司規模更容易做大，擴張更快，賺錢效應顯著，依賴的就是政府資源。」一家保險公司人士表示，相比銀行來說，保險公司的一些管理和運作都要靈活一些，這也是不少政府官員所看重的原因所在。
在PE領域，在IPO「大躍進」時代，PE腐敗被各方關注，而不少PE背後就隱藏著深厚的政商關係。據瞭解，要想在IPO中分一杯羹，沒有一定的份量肯定是不行的。這種超高投資回報項目，這種穩賺不賠的投資，通常都與政商資源分不開。
坊間傳言，許多官二代都集中於PE機構，這種亦官亦商的做法是一種借力賺錢行為。這種強大的權力背景隱藏在機構背後，但其作用卻不可小覷。
市場對於今年金融反腐大戲充滿了期待。與以往不同的是，監管層所在意的並不僅僅是金融機構高管存在的腐敗問題，也涉及畸形的、難以為外人所知的政商同盟關係。
外媒：五角大楼分析普京面部表情 指其可能患自闭症 07:49:35|
　　图：俄罗斯总统普京法新社2月7日讯 综合英国《每日电讯报》、《莫斯科时报》6日消息：一份最近公开的2008年美国国防部研究报告显示，专家从影片中分析俄罗斯总统普京举动和面部表情之后认为，普京很可能患有“亚氏保加症”，属于自闭症的一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斥上述说法“垃圾”。　　这份2008年研究报告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动作模式分析专家布伦达康诺斯。与同僚合作的许多研究报告之一，其隶属五角大楼参与拟订长期军事战略的办公室。　　报告称，普京的母亲当年怀孕时曾经中风，导致仍在母体内的普京要承受永久损害。故此，他的“神经发展在婴儿时期严重中断”。研究还指出，普京的“专制独裁”风格和“极端控制慾”，正因为这种脑部异常所致。　　这份报告引用北卡罗来纳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史提芬波格斯医生的说法论定，“普京患有某种自闭症”。不过波格斯周四表示，他从未看过完整报告。　　不过，报告亦称，由于无法对普京进行脑部扫描，研究人员未能完全肯定普京患的是亚氏保加症。　　克宫：说法垃圾　　亚氏保加症患者通常有普通或高于常人的智力，一生成就大，观察力强，沉迷于某些兴趣，但多数有社交困难，不了解他人想法和感受，会固执地重复做一些事。曾有专家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两大天才科学家，都患有这种症状。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谴责这份报告，认为这种说法“垃圾”，“不值得置评”。軍方高層首次就「美在韓部署反導」表態[]
【文匯網訊】據參考消息網援引韓國《朝鮮日報》網站2月5日發表題為《中國防長對駐韓美軍部署THAAD表憂慮》的報道稱，中國國防部部長常萬全4日訪問首爾龍山區的國防部辦公大廈，與韓國國防部長官韓民求舉行會談，就駐韓美軍部署末段高空區域防禦系統(THAAD)表示憂慮。中方一直對在韓半島部署THAAD持反對立場，但是中國軍方領導人正式表明這一立場，還是第一次。
韓國國防部相關人士當天表示：「部署THAAD不是正式議題，但是常萬全部長對此表示憂慮。就此，韓民求長官解釋說，美方沒有確定部署THAAD，也沒有與我方協商。而且這(不是針對中國的)是為了防範朝鮮彈道導彈威脅。」
韓聯社2月4日報道稱，韓國國防部長官韓民求和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常萬全4日在首爾舉行韓中國防部長會談，商定盡早開通兩國國防部間熱線。由此，中國將成為繼美國和日本之後，與韓國開通國防部間熱線的第三個國家。而雙方達成的協議被認為是檢驗兩國軍事關係的試金石。
據韓國國防部相關負責人透露，韓中防長在會談中商定，為盡早開通兩國國防部間熱線下周啟動工作協商，雙方將爭取在年內開通熱線。開通國防部間熱線有利於雙方避免偶發軍事衝突，有利於雙方就國際和地區安全問題及時進行溝通。韓國和中國的防空識別區有重疊區域，此前有觀點認為兩軍在重疊區域有發生偶發衝突的可能性。另外，韓方認為開通韓中國防部間熱線有助於兩軍就朝核問題、韓半島局勢等相關事宜進行緊密、及時的溝通。
韓中兩國自2007年起開始商討在兩國國防部間開通熱線電話的事宜，中方考慮到與朝鮮的關係，一直以來態度消極。但兩國於2008年11月開通海軍和空軍師團、作戰司令部級別部隊間的軍事熱線。具體包括，韓國海軍第二艦隊與中國海軍北海艦隊司令部作戰處間的軍事熱線，韓國空軍中央防空控制中心與中國濟南軍區防空中心間的軍事熱線。
此外，雙方商定今年3月由韓方向中方歸還新發掘出的68具中國志願軍遺骸。
另據國防部相關負責人透露，常萬全在會談中就美國在韓半島部署THAAD的可能性表示憂慮。韓民求對此表示，美國尚未決定是否在韓半島部署THAAD，也沒有向韓方提出相關要求，韓美之間並未就此進行協商。這是中國國防部高層官員首次向韓方表明對部署THAAD的立場。
常萬全的此訪是2006年中國時任國防部長曹剛川訪韓以來，中國防長時隔9年再次對韓國進行正式訪問，是對韓國前防長金寬鎮2011年訪華的回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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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的淘宝困境互联网金融千人会执行秘书长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上周五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和阿里巴巴握手言和。工商总局发言人否认发布过的“白皮书”为法律意义上的白皮书，称其实质上是行政指导座谈会的会议记录。马云也表示配合政府打假。虽然这场风波暂时画上一个句号，但淘宝上的假货问题依然存在，这必将成为阿里树立国际化大公司形象道路上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同时这场风波显示出阿里在淘宝上进退维谷的困境。一方面， 阿里希望继续通过淘宝平台获取大量的利润和影响力，用来支撑起整个阿里帝国。 另一方面，随着在纽交所上市，阿里已跻身世界一流企业。它面对国外更加严格的监管、国外资本市场更加苛刻的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全社会对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更高期待。诸多因素都迫使阿里调整和改变。而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就是更加负责任地对待和解决淘宝上的假货、盗版问题。如马云所言，“解决假货和知识产权的问题就是解决淘宝的生存问题”。淘宝的出现，为消费者和店家直接沟通对接提供了渠道。这极大节省了交易成本。然而随着中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淘宝上寻到的是货真价实的“宝”。同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卖真货正品的“店小二”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利润率普遍下滑，但为了在良莠不齐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他们却要支付越来越沉重的营销成本。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根除假货， 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最终让淘宝变成假货天堂。
阿里已经是美国的上市公司，美国对上市公司具有全球管辖权，对假货和盗版的惩罚非常苛刻。相信阿里无法也不愿承受沉重的美国司法惩罚。马云指出，淘宝注定要背负假货这种委屈和责任。“委屈”或有博取同情的用意所在，而“责任”则点出了关键。作为假货的交易平台提供者和实际收益人，阿里有不可推卸的打假责任。在盗版、假货猖獗的社会中，没有人愿意脚踏实地地经营一个高端品牌和创新。假货在电商平台上盛行，具有更大的繁衍扩散能力和危害。它不仅仅破坏了中国制造的形象，而且遏制了中国本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我们不清楚工商总局抽查数据显示的六成假货是否具有代表性，也无法认定89%的网友在淘宝上买到过假货这样的调查是否可靠，但是每一个用过淘宝的人都会有自己的亲身体会。我们可以做个小实验，在淘宝上搜索比较出名的英文版著作，你能轻易用10元人民币买到在Kindle和Amazon上上百美元才能买到的电子书。不论是按更严格的国外版权保护法律，还是按较宽松的国内版权保护标准，假货和盗版如此猖獗地存在于一个号称要铸造百年品牌的国际大企业的平台上，都是匪夷所思的。一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本身也是游戏的利益相关者，很难让人相信它能在没有外力迫使下，做出最符合社会利益的决定。这时候法律法规，就需要发挥其必要的监督作用。虽然工商总局对假货泛滥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它的执法和监督也有许多瑕疵，但是这次工商总局主动把假货问题公开化，引发双方的激烈讨论，最后双方同意共同协作打击假货，仍值得肯定。淘宝必须直面假货泛滥的现实。它应该更充分利用引以为豪的大数据分析，注重主动打假，而不是等待受害人投诉才采取行动。如果它真有决心打假，就该拿出对待快的打车几亿补贴的豪情，发动网民和社交圈的力量，重金奖励打假。成本虽高但成效快。当然，线上的假货来自于线下，单单靠阿里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假货的。阿里还应该和工商总局、公安局、知识产权局充分合作，让造假者付出法律代价。同时，它可以利用逐步开放的个人征信系统，让造假者付出巨大的信用成本。有需求才有供给，打假也要靠全社会支持和参与，鼓励人们不买假货。只有企业、监管者、消费者共同参与，才有希望从根本上消除假货毒瘤。不幸的是，海外资本市场并不这么乐观。阿里股价在工商总局发布“白皮书”后从每股103美元左右跌到90美元，即使在工商总局和阿里握手言和的当天，该股股价仍然下跌到89美元。海外投资者显然心有余悸。中国概念股在过去三年里由于诚信问题屡遭诟病，好不容易出现阿里这样的领头羊以及其IPO后不错的市场表现，让投资者稍微对中概股恢复些许信心。但阿里在IPO过程中可能存在故意隐瞒遭受调查的事实，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这可把海外投资者吓坏了。目前已有数家美国律师所正式开始集体诉讼阿里。要安抚海外投资者，阿里高层需要多费功夫去解释和沟通，这也是它国际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挑战。资本市场和阿里的蜜月期过后，投资者开始更加理性看待它的前景。它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经济，而在中国经济步入低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电商行业的发展潜力远不如去年9月份阿里IPO时预期的那样乐观。这点可以从它2014年第三季度的财报上体现出来。期望过高而失望过大的投资者，不会放弃这么好的起诉阿里的机会。阿里已经是一个世界级公司，但淘宝困境折射出它身上带着的深深的中国烙印。它走出国门后，面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市场和法律。如何平衡和转型，从一个快速崛起的新秀企业，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业领导者，是摆在阿里面前最大的考验。（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
微信到底是什么？看完当心笑疼肚皮。[color=#999999 !important]发布者: [color=rgb(153, 153, 153) !important]| 发布时间:
上午：基本没动静。
中午：各种晒，晒胸晒大腿，晒幸福，晒方向盘，晒飞机票，衣服，神器应有尽有。
傍晚： 开始各种饭局，酒店，酒吧，K歌，求订位，求喝醉，求陪同，求偶遇。
午夜：各种饿，各种吃，各种吐，各种再也不吃宵夜了，明天开始戒酒。
凌晨：各种哭，各种失眠，各种歌词，各种感悟，各种胡言乱语。
总结：微信是腾讯开的精神病院。
靠玩手机微信过日子的称为「信生活」
只收不发「信冷淡」
只发不收「信骚扰」
发不出去「信功能障碍」
看微信哈哈大笑的，你基本已达到「信高潮」
一会儿看微信一会儿又删掉的，叫「信功能紊乱」
用微信谈工作的叫「信工作者」
一天发10条微信以上的叫「信生活过度〕
看完不转的基本属于「信无能」
如果没有微信的叫「无信生活」
老实说你是属于那一种[?]
玩了一年微信，感慨万分，归纳如下：
1.拜读了太多的人生警句，
突然发现不知咋活了；
2.了解了太多的养生之道，
突然发现不知咋吃了；
3.欣赏了太多的摄影美图，
突然发现不知咋拍了；
4.看到了太多很好的地方，
感觉这一生就白活了；
5.知道了太多所谓潜规则，
突然发现自己被规则了。
微信?? 只能微信，不能全信。
USC：中国研究往事作者：USC创始主任、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
【编者的话】1963年成立于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USC，University Service Centre），在冷战时期是西方中国研究者的大本营。1988年中心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被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加”。2015年1月，中心举办50周年研讨会，傅高义、马若德等多位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齐聚一堂，回忆他们与中心的交往故事。FT中文网获得授权，刊发，让读者得以一窥自上世纪60年代起西方学者探究“竹幕”背后的共产中国的不懈努力，以及香港在中西意识形态交锋中的独特地位。本文作者为中心首位主任、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我仅代表最初受益于“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又称为USC或“中心”）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提交这篇关于中心创始的简短回忆录，与我们的“革命接班人”分享。很遗憾我不能亲临现场，但我相信，中心成立之时同在“创世纪”现场的我杰出的同事和友人能就当时的氛围、愿景与成就，以及我们早年为研究“新中国”的发展所作出的尝试，提供更多的信息。香港殖民地落脚记在那遥远的年代，学者们在香港访学要面对各种日常挑战。1963年夏，因为当时还没有类似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机构可以提供帮助，像我这样一个访问学者，要在香港为一家五口寻找住处，还要为中国研究找一个研究场所，都非常困难。而且，因为我所感兴趣的内地刑事司法制度在当时就已经是极度政治敏感的课题，情况就更严峻了。当务之急是解决住房问题。我们无处求助。我当时是一名年轻的美国法学教授，希望能借这一年在香港发展我的学术网络，但当时却没有任何一家香港大学设立了法学院。我们只有靠自己。我本来听说纽约卡耐基基金会打算在机场附近的九龙地区建立一个办事机构，为像我这样的研究当代中国的访问学者提供办公场所和用于研究的图书馆，但令我失望的是，据说基金会在创办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办事机构尚未开张。
1963年夏初到香港的孔杰荣一家五口（图片提供者Joan Lebold Cohen©）
找房期间，为了安抚我三个精力充沛的儿子，让他们也忙碌充实，我们在香港岛颇为典雅的影湾园酒店下榻，而没有住在更方便的港岛中环区或九龙。最开始，能找到合适住房的希望并不大。但我是幸运的。我们很快就结识了一位年轻的、专门从事中国和日本研究的哈佛社会学家Ezra Vogel（傅高义），他当时刚好跟妻儿来到香港，打算做一年研究。Ezra跟我年纪相当，为人非常友善。他说他们在分割九龙与新界的界限街附近新开发的 “又一村”一带找到了公寓。我们幸运地在他们家马路对面找到了一套类似的一楼公寓。那一区环境宜人，没有高层建筑，都是些低层住宅楼，大多数小区居民都是本地人、中产阶级广东人（部分会说英文），还混居了一些外国人。问题是，那一区离大多数外交人员、英美官员、外国记者和中外国际商人驻扎的港岛很远。我们自己没有车，公共交通也不发达，连出租车都很难招到。而且，当年还不像现在这样，有隧道和桥梁连接九龙和港岛。所以，我们只好依赖轮渡往返于九龙和港岛之间，虽然风光旖旎，但多少有些不便。找好了住处后，我们开始寻找家政帮手。经新结交的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一对上海夫妇。Xu是个能讲一些英文的好厨师，而他太太Wu（她并不会说英文）则负责清洁、照顾孩子们和打理其他家务，非常精明能干又心地善良。我们非常喜欢他俩，大多数时候也能够用普通话跟他们交流。
1964年孔杰荣夫妇与6岁的Peter、4岁的Seth和2岁的Ethan在香港新界白沙湾海滩（图片提供者Joan Lebold Cohen©）
下一个挑战就是孩子们的教育。我们已经六岁半的长子Peter在九龙一个不错的公立学校成功入学。但Seth才四岁，而Ethan仅仅两岁半，刚开始说话。把他俩送去一个当地全广东话教学的幼儿园学前班待了一天以后（我们没人会说广东话），我们意识到得找个更国际化的环境。所幸，我太太Joan Lebold Cohen听说有一位叫Mrs. Foster的英国军官太太就近在九龙一条街上的自家公寓开办了一个非正式的学校，但却没有人知道那儿的地址。后来，Joan通过观察家长们和私家出租车早上把孩子们送到哪里，从而找到了这个地方。Mrs. Foster对孩子们管得很严，但孩子们还是开开心心地在那里度过了一整个学年。访谈难民当我们有了稳定的住处，孩子们在学校和课后都有人照顾之后，Joan和我开始将重心转向我们自己的兴趣领域。她找到了一份教难民孩子英语的工作，这个差事虽然让人应接不暇，但也很激发人的兴趣。这些孩子住在附近一幢简陋的七层楼廉租房里。内地的“大跃进”运动失败而导致饥荒，迫使中国大陆的很多家庭像洪水一般逃亡涌入香港，这座楼是政府为安置这些难民而新建的众多廉租房之一。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们清楚知道，比起那些在周边山丘上的破烂棚户房里落脚，没有供水或基本厕所设施的众多其他难民，自己的境况要好得多了。我的工作也涉及中国难民，但都是些非常特殊的人。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中国刑事司法的书。来香港前，我曾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任联邦检察官，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豪（Boalt Hall）法学院任教时，刑法就是我第一年教过的科目之一。而且，有关中国刑事司法的资料比其他的当代中国法律相关材料要更充足，所以，刑事司法似乎是我做共产主义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起点。但即便如此，当时已公开发行的出版材料对于我的研究来说还是远远不够。在1963年，新中国成立了14年之后，政府发布的法规法条仍然寥寥无几。而且法院的判决书也不会向社会公开，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法律的评论更是少之又少，既没有相关书籍，也没有法律期刊文章。我在伯克利大学的同事Franz Schurmann是一位优秀的社会学家，他说服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真正了解中国司法制度的运作，与中国难民进行访谈必不可少。于是这便成为我决心在香港期间完成的重要任务。我决定对三类难民进行访谈。第一类人，也是最容易找到的，便是与刑事司法制度没有任何具体接触的普通公民。他们可以帮助我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民情、民众对法律的态度，和他们自己对法律制度所发挥的作用的认识，以及当一个政府不强调法律形式时，又是什么在代替正规法律制度发挥作用。第二类访谈对象是那些作为被打击对象、经历整个刑事司法过程的人——也就是那些被政府追诉的人。我将我的目标采访对象定义为曾经被这个政权制裁过的人，不论他们受到的惩罚是否被贴上“刑事处罚”的标签。简单而言，这个群体包括那些接受“劳动教养”的人，也包括其他接受所谓 “非刑事处罚”措施的人，尽管惩罚名称五花八门，但是非常明显，都是某种形式的监禁。第三类人最重要，但也是最难找的，广义上说，是那些参与刑事司法执法过程的人。我需要认识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其他相关官员，以及参与刑事司法执法过程的律师。对于一个既在当地没有人脉，又不会讲当地方言（粤语）的美国学者来说，这是一项尤其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也没有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帮我联系或介绍访谈对象，助我一臂之力。
孔杰荣（右二）与夫人Joan Lebold Cohen（中）及几位友人在一个舞会上（图片提供者Joan Lebold Cohen©）
但我到达香港的时机很好。我在1963年8月初到达，而就在1962年春，大概有6周的时间，中国忽然放松了禁止大陆公民偷渡逃往香港的限制措施。这样一来，大约6万多名想要逃离由于“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和其它一系列灾难的大陆民众，都向广东省和香港交界处聚集，从而进入香港。英国政府虽未明确授权他们入港，却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若不是因为香港殖民地由于担忧灾民泛滥会让香港公共设施无力承载而关闭了边界，本来会有更多中国人逃离到香港。虽然这些新来的居民大多是农村人，而且与我的研究项目无直接关联，但当我到达香港的时候，很多能言善辩且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城市居民已经开始融入当地生活，在香港崭露头角。当我广泛结交官员、学者和商界人士时候，我也逐渐开始认识一些聪明的新移民，他们会和我讲述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以及在哪些情况下法律似乎发挥了作用。他们有时候会轮流给我介绍与我的研究更加相关的人，比如那些曾经被体制视为打击对象的人。这一类人中最有意思也最可悲的是第二类人——那些长期遭受“劳动教育”（劳教）的人，他们通常被监禁在偏远的农村地区的劳改营，这和被称为“劳改”（劳动改造）的刑事惩罚措施并无实际区别。事实上，在那个年代，这两个不同类别的群体经常被关在一起。很多遭到“劳教”的是那些年期间在臭名昭著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人。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政府诱使这些人公开发表对共产党政府的批评意见。他们向我述说了因为共产党和公安的劳教，他们的生活与职业生涯具毁的悲惨经历，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政府完全无视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也没有公正的程序让他们在面对不公正的指控时有机会自我辩护，这让我直观地感受到现实的冷酷和严峻。刑事司法体制里的执法者更难找到。但只要找到一个，对我而言就着实像找到宝藏一样。我的第一个宝贵的线人是美国总领事馆工作人员们介绍给我的。他们的任务便是去采访难民，了解当时中国国内的状况，因为中国对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依然封锁信息。尽管英国政府通过在北京的大使馆享有有限的外交信息渠道，但他们在香港也组织实施了一个重要的政府访谈项目，因为在香港跟当地居民的联络比在内地相对来讲容易多了。无比重要的前公安干警
1962年香港的一个难民聚居点（图片来源：Getty）
英国和美国官员经常共享具有特别价值的难民信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Eddie Chan （他的名字用广东话读作Chan Chungman）应该是第一个被英国人发现的消息提供者。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极好的信息来源。他不仅曾在五十年代初作为一名年轻的警官在广州市公安局任职，而且后来在五十年代中期成为打击对象，并被送往劳改营接受短期惩罚，这种惩罚措施自1957年起被正式命名为“劳教”。Eddie 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他的母亲是共产党员，而当时大陆还处于蒋介石统治之下。他的父母离异，父亲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效力。当共产党在1949年成功“解放”中国之时，他的父亲离开了中国大陆，17岁的Eddie和母亲搬迁到广州。尽管他年纪很轻，还是还是找到了一份当警察的工作。最后，他被分派到一个调查和监管宗教组织的部门。但是他逐渐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性质产生一些怀疑。1955年时，他的言行引起了他的上级对他的怀疑，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们发现了Eddie写的一部小说，内容关于一个中国士兵在1950-53年抗美援朝期间娶了一名韩国妻子。Eddie在1962年大迁移前从广东突破重险，泅水逃港。尽管Eddie从未接受过大学教育，但我非常喜欢和他交谈。他很聪明、客观，能够全面地阐述自己对问题的看法，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还有着非常好的幽默感，带一点讽刺。他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早期的中国公安体系以及那些身处体制之中的人的想法。我非常欣赏Eddie，还跟Ezra Vogel谈起他，并且把他介绍给了Ezra，结果Ezra发现Eddie对他更有帮助,因为他恰好在进行一项针对广州市的广泛研究，最终出版了一本名为《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东》的书。在Ezra的帮助下，Eddie最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并在美国当老师，走上长长的教职生涯，直至2014年11月逝世。多么神奇的故事！我采访Eddie时碰到的唯一的问题是，当时访谈必须在我的住处进行。那是1963年9月初，由于卡耐基基金会的办公室还未落成，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为我所用。在家作访谈并不方便，尤其是下午，因为孩子们放学后回家后，有时会干扰到访谈。而且，那时香港正流行肺结核病，每次我的访谈对象一咳嗽，我就很担心孩子们的健康！Eddie不是我采访过的唯一一个公安警官。后来，一名英国官员给我介绍了一个来自福建省省会福州的警官。我叫他Zhou。尽管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30出头，比Eddie还要年轻几岁，但是比起Eddie，他在处理刑事案件方面具有更新近的经验，为我研究刑事司法过程给予了极其重要的帮助。他能够告诉我最近的一些新发展，近到1962年为止，当时他决定离开公安岗位赴港。我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与他交谈，每周5天，共计120个小时，是我进行过的时间最长的访谈。Zhou很有耐心，不厌其烦地解释中国刑事程序中常见的每种类型案件的每一阶段的细节问题。他不像Eddie那么聪明有趣，富有洞察力，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努力适应他口音很重的普通话。他把每一个“fu”发成“hu”，而每一个“hu”发成“wu”。但Zhou很冷静、专业，相当能干。他不会主动给出很长的回答或者主动讲故事， 但是他的回答总是干脆利落，而且有问必答，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见解。1963年的时候，因为中国还没有颁布正式的刑法典，我一直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如何认定哪些行为构成犯罪行为，应予以起诉，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或者非正式的手段处理。显然，像谋杀、强奸、纵火这类行为，像在其它社会一样，都会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同时犯罪行为还包括最严重的政治罪，这些罪名通常被模糊而笼统称为“反革命罪”。但是，在缺乏立法指引的情况下，很多社会对于罪与非罪，在法律上和在实务操作中其实有所不同，那么在中国，刑事犯罪行为和非刑事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又是如何划分的？
孔杰荣夫妇（左三、左二）在一个司法界聚会上（图片提供者Joan Lebold Cohen©）
比如，我很想知道，通奸是否在中国构成犯罪，如果是的话，起诉指控的比率有多大？在什么情况下会起诉指控？在很多国家，包括很多美国的州，通奸虽然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但却很少会被起诉。Zhou在第一次被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回答有些模糊，但是在考虑之后，他说，至少在那时的福州，通奸在原则上被视为犯罪行为。然后我又问起警察和检察官对这种案件会追究到什么程度。这下他非常清楚地回答道，“这么说吧，如果我们追究每一个通奸案，那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对付反革命分子了。”透过他的回答，我观察到他的幽默和对于社会现象的洞察力，而且我也完全理解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每个司法辖区的司法部门都面临着资源有限的难题，作为一名前任检察官，我对这个问题太熟悉了。Zhou令我印象深刻也有其他一些原因，尤其是因为，他是唯一让我意识到我对线人负有义务的访谈对象。他们对我的研究工作必不可少，帮助我了解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事实上，为期一年的香港之行结束之后，我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难民访谈录——中国法律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的文章。但是，我对我的访谈对象又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这对我和Zhou来说，都不仅仅是道德或是学术上的问题。在我们的合作结束后，我的线人们都需要找一份工作，而我感到自己有一定的义务来帮助那些和我合作时间最长的人。他们逐渐成为了我的朋友，我不能一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抛弃他们。我不用担心Eddie，他在Ezra Vogel那边找到了很好的机会，但是Zhou不一样，要帮他也有些困难，因为他既不会说粤语也不会说英语，而我是他在香港唯一有点分量的关系。幸好他的愿望也很实际。他想找一份在工厂的工作。我在商界的资源有限，但是我确实尽了全力帮助他，给他介绍了一些潜在的雇主。当然，一开始出师不利，而Zhou会以他的大陆经验来解读。比如有一次，我跟他解释，雇主聘用了其他人是因为那个人比Zhou更胜任这份工作，他明显对此表示十分怀疑。之后一次，我仍未成功，跟他解释说，被录用的那个人的推荐人和雇主的关系比我和雇主的关系更好，他就甘心接受了，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在他的世界观里，“关系”永远大于真正的能力。我在商界的朋友为数不多，当其中一人同意给他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真是松了一口气。Peter Wang (Wang Youjin)——从法官到律师
1965年香港九龙（图片来源：Getty）
我对自己有机会和足够的时间采访到两位来自中国的前公安干警感到十分满意。但是，即使中国的法院不像公安局那么重要，我也需要至少找到一名有价值的前法官和一名能干的律师，填补法律专业人士这个稀缺的访谈对象类别。我从未想过我可能找到一个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访谈对象，而且前几个月的徒劳搜索令人沮丧。我遇到过几个难民，当他们听说，我向能够跟我讨论司法问题的人提供一些“茶钱”后，都试图说服我相信他们来香港之前，在中国法院里工作过。但他们的故事很快就被我识破了。有一个人仅仅是在当地政府工作过而已，他试图给我描述当地法院的组织结构和编制，以及法院是如何运作的，可是演技拙劣。另一个人则试图说服我他曾在法学院学习，但我问起他曾上过什么法学课程时，他的谎言就立刻露馅了。但Peter Wang可不是这类人！我因机缘巧合偶然发现了Peter（中文名字Wang Youjin， 广东话读作Ong Yew-kim）。到1963年11月的时候，我基本放弃了在香港找到一个有经验的大陆法官或律师的希望。有几个朋友出于同情，建议我去葡属殖民地澳门试试。当时从香港去澳门需要乘坐4小时渡轮。当时的中国难民觉得逃往澳门比香港容易得多，因为距离更近，泅水危险更小。1963年11月的澳门迷人、静谧，是欧洲大陆在亚洲的前哨小镇。当地的建筑同时体现了中国和葡萄牙的传统风味。我和Joan都没有去过葡萄牙，但在我们搭渡轮前往澳门的时候，我们在轮船上的酒吧找到了Ferreinha Lacrima Cristy（一种葡萄牙酒），比起我们之前喝过的其他波多葡萄酒，都更顺滑好喝。它很快就治愈了Joan的喉炎，并且让我们在到达之前就已经喜欢上了这个特别的新环境。我的朋友建议我通过跟接收新难民的知名的天主教会合作，来开始我在澳门的研究。当地的牧师很友好，善解人意，但是他们最近接收的这一批难民中，并无明显的理想人选。难民中有一个男人，极力试图说服我他很了解中国法院的运作情况。见我面露疑色，他倒也大胆直率，说，如果我怀疑他，我可以在回到香港之后，向殖民地当时众多中文报社中的一家叫《天天日报》的主编求证。他给了我这位主编的名字和电话，并向我保证那个主编一定愿意做他的证明人。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但也没有其他选择，回去后便给那位主编打了电话。令我惊喜的是，虽然主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澳门的男人，但如果我想认识一位真正来自中国的法律专业人士的话，他愿意介绍我认识他手下一个名叫Wang的员工。这是我研究工作过程中的黄金一刻！Peter Wang立刻让我感到十分可信。他很安静，周到缜密，对他的判断和表述很谨慎，而且他也很乐意帮忙。他告诉我，和很多东南亚的中国人一样，1950年，年方18岁的他离开老家新加坡，只是为了去成立仅一年的新中国获得免费大学教育。到达北京的时候，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学习法律，后来这所大学成为了今天著名的中国政法大学，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法大堪称是无数政府法律干部的培训基地。当我问到他在大学的时候上了什么课程，他想都没想，就滔滔不绝地讲出了所有的课程。那一瞬间，我知道我找到了不可多得的访谈对象。借助苏联法律资料，在中苏两国教授的帮助下，Peter接受了在那个时代相对良好的法律教育。他在1954年中期从法学院毕业，那时中国正在推出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受到了1936年斯大林宪法的极大影响。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北方的工业重镇黑龙江省会城市哈尔滨的特别法院——铁路法院工作。他是当时法院里唯一一个受过良好正规法律教育的工作人员，所以法院的其他工作人员遇到具体法律问题都会寻求他的帮助，因为他们大多是退伍军人和公安干警。当时的法院正在尽力向群众解释新的司法制度，以赢得他们的支持，Peter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尤其宝贵的作用。当时的中国，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刚刚经历了5年漫无法治的革命动乱和暴力群众政治运动。新的共产党政策日益强调稳定和依法办事，而不再是依靠残酷的阶级斗争，虽然这种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是相对而言声势有所减弱。Peter通过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描述了很多在给群众普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有一次，法院在一个工厂的礼堂里，在数百位工人面前，演示了一场精心策划和彩排的刑事审判。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法庭公布预定的定罪判决和量刑结果。当主审法官告知被告人他有上诉的权利时，疑惑不解的观众们顿时哄堂大笑，因为法官的口音，“上诉”听起来好像“上树”！不久之后，尽管中国还在紧密地追随苏联的法律模式，但是中国的领导层同时决定引入律师这个角色。很多1949年前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律师要么逃离了中国，要么留在国内转行从事更为安全的工作。无论如何，共产党都不希望依靠任何资本主义遗留分子，于是决定模仿苏联的“律师顾问处”（“colleges of advocates”），新组建属于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处”，把得到良好培训的年轻人才分配到那里去工作。1956年，苏联法律制度对中国的影响达到顶峰，Peter被分配到北京新成立的一家社会主义律师事务所工作。那个时期对于法律改革者来说是激动人心的。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开始起草很多法典，包括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律顾问处的职责就是协助试点并且实施这些苏联模式的草案。可悲的是，这些草案从未被正式颁布，因为1957年6月，苏联影响戛然而止，而“百花齐放”的方针所引发的舆论批评喷如泉涌，令共产党领导人震惊，也随即导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终止了中国对苏联法律模式的依赖，直至1976年毛主席去世。由于政策突变，Peter所在的官办律所很快被关闭，而且与其他法律专业人士一样，他很快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因为他来自新加坡，他得以逃过一劫，未被残酷虐待。1960年，他获准离开大陆去香港。他本希望能够回到新加坡，但由于新加坡好不容易摆脱共产党势力，脱离英国统治赢得独立，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复苏，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禁止任何45岁以下在中国生活过的新加坡公民回国。所以Peter为了在香港维持生计，找到了这份报社员工的工作，就中国大陆发生的事件撰写评论。我对Peter进行了访谈，共计85个小时，他帮助我了解了中国深受苏联影响的时期以及之后一段时期的情况。我依依不舍地结束了我们的合作，但他在随后的日子里一直继续辅助我进行关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使得我得以在1968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犯罪司法程序 年：导论》。 （Joan说，如果我把书名定为《性、中国法律和你》的话，哈佛大学出版社本来可以卖出更多册！）成立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1964年春节孔杰荣合家欢新年贺卡（照片提供者熊景明）
在我创立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过程中，Peter也提供了帮助。其实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并不在我最初的香港计划之内。我已经提到过，60年代初，中国对外封闭，那些选择将香港作为基地来从事中国研究的外国学者并无办公设施，香港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的办公空间很少，而它们的图书馆里也几乎没有具有时效性的中文研究资料。纽约卡耐基基金会为了改善这一情况，决定成立一个研究中心来接待和协助前来香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卡耐基本打算跟一个当地的中国组织Union Research Institute（联合研究所）合作，该机构已经收集了许多内地中文报纸，这是能让我们一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宝贵资源。在当时还被称为“红色中国”或“共产主义中国”的边境上成立一个研究中心，是一项微妙的工作，因为英国殖民当局总是担心触怒内地政府，所以对USC的准备工作审查得非常仔细。他们一直告诫为人不错的纽约基金会主任Bob Gray要慢慢来。Gray对中国和香港都不太熟悉，但是被派到香港设立和主持这个中心。实际上，英国人似乎怀疑中心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为观察中国所设立的前哨，或者说，至少里面的几位美国学者可能跟CIA有关联。卡耐基基金会显然心领神会英国人的担忧，以至于给新组织起了一个听起来无可非议的名字，叫“大学服务中心”，并没有点明该组织的工作重心。光看名字，一般人不知情，很可能会错把中心当成一个汽车维修店！一直到1993年，“中国研究”这几个字才被加了上去。我们当中有些人认为Gray做事似乎过于被动，而且好像被我们起了疑心的东道主威慑住了。他给我们在九龙的半岛酒店短租了几个房间，聘请了个秘书，但却迟迟未将我们迁入位于机场附近的正式落脚点。此外，他在给中心设置必需的办公场地、图书馆、招聘研究助手、翻译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方面并无任何动作，也没有启动跟联合研究所的合作。不知怎的，可能是通过已故麻省理工大学政治学教授Lucian Pye（白鲁恂），卡耐基基金会得知了我们的不满。当时暂居香港的西方学者有自己的小圈子，Lucian Pye教授是我们这个小圈子里的资深一员。他是一个老练的中国通，人际关系基础扎实，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一些关系。卡耐基基金会决定把Gray换掉，准备派一个更能适应香港政治环境的人来接任，但是暂无人选。问题是，这会导致中心的行政工作停顿至少6个月之久，在这期间需要有个已经身在当地的人暂任代理主任一职。虽然相对其他人我资历较浅，之前也没有跟卡耐基基金会打过交道，他们还是请我来担任主任的角色，我犹豫之后接受了这个工作。在URI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离开半岛酒店，搬入了坐落在九龙亚皆老街的正式场地。很快，中心就有了生机。在搜集有关中国法律制度的材料时，我发觉URI的资料非常详细丰富，而且事实证明中心的办公室更加适合用来与难民作访谈，因为难民往往不太适应出入国际酒店或外国人的公寓。
1965年香港九龙（照片来源：Getty）
由于从1963年冬到1964年春我一直是中心的主要负责人，香港政府对我的活动表示了特殊（暂且说是非正式的）关注。我现在还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在一次晚宴上，我的英国东道主把我的座位安排在了香港辅政司的对面，这位辅政司事实上相当于香港的外交总长，这个安排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十分愉快。辅政司先生抓住这个明显是事先安排好的机会，很系统地向我询问中心的情况，问及中心的赞助者和我的角色。他的态度圆滑巧妙，但像是在问：既然你们这些家伙是教授，为什么不好好地做学问，而要花这么多时间研究中国呢？所幸的是，凭借一点小运气和国际法律圈子这个“帮会”， 我已跟至少两名显赫的香港政府官员（分别是首席法官和律政司司长）结下了很深厚的交情，他们为我担保，证明我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1963年春，就在我出发去香港的前几个月，我和其他几位伯克利大学的法学教授受邀参加一个晚宴，认识了一名当时在英国数一数二的法学专家。他刚在香港参加完一些讲座，返回英国的途中在湾区停留几天，对香港有着满腔热情。他一听说我准备搬到香港住，就主动介绍我认识香港首席法官Michael Hogan和当时在香港照顾他的年轻的律政司司长Denys Roberts。他们都成为了我的好朋友，也间接地成为中心的好朋友。我和我的家人在1964年7月底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香港。那时，USC的正式主任已走马上任，叫Preston Schoyer，是一位富有魅力和精明的美国小说家，在香港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我深信，他办事，我放心！ 之后的故事，如俗话说的，人尽皆知，唯我不知。正因为如此，我十分期待通过Ezra Vogel和其他参会人的讲述，来了解这段非常重要但又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Jerome A. Cohen 孔杰荣（柯恩），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译者：荣译专业翻译服务合伙人、孔杰荣教授前任助理周易，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刘超。本文编辑王昉）
ISIS玩火必自焚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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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各地除了圣战追随者群体以外的所有人来说，活活烧死去年12月被俘获的约旦中尉飞行员穆阿特•卡萨斯巴(Muath al-Kasaesbeh)的行为，证明了“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简称Isis)令人匪夷所思的堕落程度。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当地、逊尼派以及各部落对这个自封的“伊斯兰主义宗教法庭”(Islamist Inquisition)的反应将如何演变。这件事会不会标志着Isis动用血腥手段过了头，开始走上自毁道路？对于Isis狂欢式焚烧卡萨斯巴并拍摄视频的行为，约旦的反应是处死两名圣战者，其中一名被判参与2005年针对安曼几家酒店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当年这二人皆归属于以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为首的组织。约旦出生的扎卡维曾是伊拉克基地组织头目，后在美军空袭中丧命；他帮助催生了Isis，被视为中东地区史上最嗜血的圣战狂徒。扎卡维的组织是Isis的前身，如今Isis由甚至更野蛮的扎卡维前心腹——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领导。巴格达迪自诩为“伊斯兰国”(IS)的哈利发（某些穆斯林国家中政教合一的统治者——译者注），宣称他的圣战军队占领的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西部及北部大片土地均为IS领土。巴格达迪及其圣战者在此次残忍谋杀中的动机值得推敲。除了在Isis罄竹难书的暴行清单——包括斩首、钉死于十字架、石刑、鞭刑、奴役以及公开宣称消灭什叶派、基督徒和雅兹迪人(Yazidis) 等“异教徒”和“变节者”少数族群——添上一笔外，该组织似乎想要做到3件事：以下流的方式渲染以美国为首的轰炸Isis行动所带来的“焚烧”效应；表达该组织对轰炸行动毫无底线的极权主义的反抗；突显约旦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加入“十字军”(Crusader)联盟可能会付出的代价。不过，Isis残忍处决卡萨斯巴的行为，几乎肯定构成其试探周边国家裂痕的努力的一部分。Isis现在输掉了争夺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城市、毗邻土耳其边境的科巴尼(Kobani)的战斗。然而，从战术角度来讲，圣战分子成功地重燃了土耳其境内的土耳其人和库德人之间的尖锐分裂，搅乱了土耳其的新伊斯兰主义政府在经历了30年叛乱后与库尔德人握手言和的努力。同样，Isis也被黎巴嫩击退。不过，该组织成功地把真主党(Hizbollah)拖入了叙利亚内战，后者是获得伊朗支持的强大的黎巴嫩什叶派准军事武装。对于一个尚在抚平1975年至1990年因教派而起的内战创伤的国家而言，这埋下了分歧的种子。圣战分子继续以教派名义，斩首在突袭中被俘获的黎巴嫩士兵与警察，由此制造教派间的紧张。在约旦方面，Isis的意图很可能是粉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哈希姆君主立宪制所依靠的部落根基。政府对约旦河东岸强大部落（如飞行员卡萨斯巴所在的卡拉克部落）的政策所引起的不满，在这个至少半数人口是来自约旦河西岸（现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人的国家绝非小事。不过，尽管约旦国王短期内面临的前路坎坷，但圣战者似乎误判了部落的态度。若果真如此，他们可能重复自己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犯下的错误。扎卡维当年正是犯下这样的错误，他在动用血腥手段方面做得过头。曾与基地组织一同反抗美国占领的逊尼派叛军，厌恶于扎卡维的批量化屠杀和他对教派间残杀的嗜好，关键是又被剥夺了部落特权，于是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把枪口转向圣战者。比Isis跨国程度更高的逊尼派部落政治的运作方式，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可能阻止Isis在自毁道路上走下去的，是西方再次向依赖暴君的方向倾斜，特别是像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面对Isis，一些西方安全官僚带着“熟悉的魔鬼更好对付”的心态看待阿萨德政权。有助于推动叙利亚逊尼派反对Isis的，将是推翻阿萨德政权，而这也许会是美国与伊朗（阿萨德政权的主要支持者）达成和解的一个良性副产品。译者/何黎互联网改写中国金融版图英国《金融时报》
过去一年中，中国金融行业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和腾讯(Tencent)带头进入了移动支付、类似吸收存款的储蓄产品，乃至成熟的银行业务领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曾指出，互联网公司能够在金融服务领域发挥提升客户服务水平、激励创新以及促进竞争等积极作用。新竞争始于2013年年中在线货币市场基金——余额宝的问世。该基金由电子商务集团阿里巴巴旗下的金融服务子公司运营，向客户提供所需的现金，同时利率也比银行存款高。截至2014年底，余额宝管理的资产达到了5990亿元人民币（合960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中国游戏和社交媒体集团腾讯控股(Tencent Holdings)以及搜索服务提供商百度(Baidu Inc)也推出了类似的产品。除了较高的收益率之外，货币市场产品还通过与各自运营商的移动支付服务结合在一起，将储户从传统银行吸引过来。用户可以使用自己的余额宝存款在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淘宝(Taobao)和天猫(Tmall)购物，也可以用来进行信用卡还款，缴纳公用服务费。阿里巴巴的移动支付服务——支付宝(Alipay)也被越来越多的食品店接受。去年，打车应用成为各方争夺移动支付市场份额的核心战场。阿里巴巴投资的快的打车(Kuaidi Dache)与腾讯投资的滴滴打车(Didi Dache)争夺领先地位。与此同时，百度入股了美国打车软件公司优步(Uber)。阿里巴巴和腾讯分别向不用现金、而使用支付宝和财付通(Tenpay)结算出租车费的乘客和司机返还了数千万美元。与此同时，直到最近都在电子商务领域占极小份额的腾讯，已经升级了其广受欢迎的即时通讯应用微信(WeChat)，允许商家通过自己的微信账号直接销售产品，并通过财付通完成支付。最后的待开垦之地是银行业务领域。去年，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批准10家民营企业（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设立地区性银行。1月份，多方出资、腾讯牵头成立的深圳前海微众银行（WeBank，随微信之名）成为首家在上述试点计划下开业的银行。中国总理李克强出席了该行启动仪式。今年，阿里巴巴将与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复星国际(Fosun International)合作筹建浙江网商银行(Zhejiang Internet Commerce Bank)。其他多家公司也参与了试点计划，其中包括一家航空公司、一家药企以及一家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政策制定者希望，这些公司能专注贷款给那些难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小微民营企业和消费者。互联网公司还可以利用海量用户数据评估小额贷款人的信用风险。在这一最新试点计划启动之前，一些贷款业务已经开展。2013年9月，阿里巴巴旗下的小额贷款公司将10笔证券化贷款出售给投资者。此类交易不需要银行执照，因为不吸收存款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单独获得许可。译者/陈隆祥
高通在中国的“豪赌”英国《金融时报》
2013年，当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Qualcomm)因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而面临10亿美元罚款的威胁时，该公司采取了一种新颖的对策：为自己辩护。这在中国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举动：面对北京的官僚体制，外国企业往往只是认罚。“多数公司只想交了罚款，然后翻过这一页，”北京一名律师称，“从技术角度来讲，他们可以上诉，但是，你想想，为什么要让自己处境更糟糕呢？”一年过去了，尚不清楚高通的策略是否奏效。随着裁决时间临近，这起闭门调查已经涉及国际外交和含蓄的威胁。由于官方媒体攻击高通聘请的明星专家，该案一度进入公众视野。不过，该案有可能重塑全球智能手机的专利体系，这是更加利害攸关的事。高通正受到中国掌握实权的中央规划部门——国家发改委(NDRC)的调查。发改委有着令人胆战的名声。用另一位律师的话说，发改委的赢率“就算不是100%，也相当接近”。这是一个高通输不起的案子。可能的罚金——最高为其上一年度在华营收的10%——将相当沉重，但真正的风险在于，北京方面可能强迫高通降低对3G和4G智能手机收取的专利费（目前为全行业最高），潜在导致高通在其他市场面临类似要求。“这将对其业务模式造成毁灭性打击，”桑佛•伯恩斯坦公司(Sanford Bernstein)的半导体行业高级分析师斯泰西•拉斯甘(Stacy Rasgon)称。高通案之前，已经有多家美国科技公司冒犯了中国当局，在华外企日益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北京的官员也一直在劝阻，有时甚至禁止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购买苹果(Apple)和IBM之类的美国高科技公司的产品。去年7月，微软(Microsoft)的几处办公室遭到中国另一家反垄断监管机构——国家工商总局(SAIC)的突击搜查。过去两年，发改委启动多起针对海外公司的价格操纵调查，引起人们关注，所涉行业从婴儿配方奶粉生产商（包括达能(Danone)和恒天然(Fonterra)）到汽车业。内部人士2014年2月，时任发改委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公开暗指高通是“专利流氓”，称“有些公司拥有知识产权之后，实际上在滥用，用拥有的专利，实行歧视性的价格或者收取高额许可费用”。面对一场全面爆发的危机，高通采取了一种积极辩护的策略，包括聘请曾起草2008年中国《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家张昕竹，试图证明高通没有违反该法律。在中国反垄断法领域，张昕竹据称是最顶尖的法律顾问，也是收费最贵的，他承认每小时收费800美元。他是中国社科院(CASS)的经济学家，曾在图卢兹大学(University of Toulouse)获得博士学位，师从让•梯若尔(Jean Tirole)，后者因监管方面的研究获得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张昕竹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回到中国后，起草或帮助起草了很多法规，所涉范围从反垄断到电力市场改革，如今这些法规正规范着中国市场导向型的经济。他也曾是向政府提供反垄断建议的一个精英委员会的成员，这一职位与他为被指违反《反垄断法》的私营企业担任顾问的收入颇丰的副业略微不相称。北京一名外国律师称，高通聘请张昕竹的决定是一个“危险的对抗性举动”，特别是后者曾屡次顶撞中国高层。他曾经批评政府在运用他帮助起草的法律时尺度不一致。发改委对于2011年张昕竹痛批该部门办事方式的举动本来就耿耿于怀。因此，当去年8月张昕竹与两名美国专家共同编写并提交一份为高通辩护的报告时，他立即被指责为涉及利益冲突——“东食西宿”。官方的新华社发表社评称：“在很多时候，张昕竹们的行为甚至会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去年9月，许昆林称：“我们对照国务院专家咨询组的工作纪律，发现他严重违反了工作纪律，这个事情首先是不妥当的。”张昕竹称，他的家人遭受了某些“后果”，但未具体说明有哪些后果，不过他同意接受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采访以正视听。“我多数的朋友都说这不是个好主意，他们认为我应该保持沉默，”他坐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家星巴克(Starbucks)咖啡厅里表示，“（但是）我没有利益冲突，因为我只给高通提供咨询。”他补充称，他在委员会的职责并不涉及在具体案件上为发改委提供建议，而且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在从事私人咨询顾问的副业（这一点得到了另一名成员的证实）。高通已经否认与张昕竹存在任何直接的财务关系，后者受聘于芝加哥咨询机构Global Economics。高通当时表示，“聘请经济学家为反垄断当局提供这样的经济分析，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政府调查中都是常规做法。”张昕竹认为，他是因批评政府而被解聘。“弗兰肯斯坦”式的焦虑他认为自己起草的法律已经变成官僚机构争夺地盘的一件武器。“这些机构故意曲解这些改革，以此作为增加而非减少管控的借口，”张昕竹称。中国美国商会认为，中国有关部门的做法非但没有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反而固化了国有部门的地位。该商会在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寻求通过《反垄断法》强化这类（国有）企业，并以明显无视《反垄断法》的方式，鼓励这些企业巩固市场实力，即便这么做有违竞争法律的正常目的。”如今，对自己参与起草的《反垄断法》，张昕竹既有父母般的疼爱，也有弗兰肯斯坦博士被自己发明的怪物追杀时那种紧张的焦虑。张昕竹称，“10至15年前，政府想进行真正的实验。”他认为，如今他们采纳了一个精心打造的制衡体系，并把它转化为一根行政棍子，用于确保得到其想要的结果。“人们不敢进行认真的辩护。高通是第一家这么做的公司，这也是让他们（发改委）如此恼火的原因，”他补充称。发改委不接受有关其带有偏见的批评，辩称自己太忙，根本没有时间去策划针对外国企业的阴谋，而只是在接到“有充分事实根据的投诉”后展开调查。张昕竹称，不相信发改委对外国企业存在“固有偏见”，也不认为发改委受到民族主义的驱动。相反，他认为，是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不断加剧的竞争引发了调查。案件数量的上升趋势似乎支持这一观点。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去年曾发表计算结果，称发改委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启动了20项定价调查，而仅在2013年一年就启动了80项调查。与此同时，根据公开数据，自2011年以来，发改委开出的反垄断罚单共计30亿元人民币（合4.8亿美元），其中76%由外资企业或其在华合资企业支付。对于指责其滥用机密资料或采用恫吓手段的声音，发改委为自己强烈辩护，尽管张昕竹受到的对待似乎与此矛盾。企业称，他们经常被告知不能带外国律师参加会议，并受到压力，要求他们承认违规行为，否则会面临更严厉的处罚。“这是人治，而非法治，”张昕竹表示。他补充称，因为发改委的失策，“《反垄断法》现在在中国也在接受审判。”发改委称，声称其采用恫吓手段的指控是“扭曲事实”，是“对我部门的侮辱”。一名以匿名为条件表态的中国政府官员称：“执法时我们脸上自然不会挂着假笑，我们可能会表现得更严肃。可能是我们在表示他们必须了解法律后果时，表现得非常严厉，严肃。””我们有义务警告他们（企业），如果不提供属实的证据，他们将会承受什么后果，我们有义务提醒他们可能担负的责任，这不是恫吓，”他补充道。高通以案件正在走法律程序为由，拒绝回答有关该案的问题。“我们将继续配合发改委的调查，”该公司称。然而，发改委并非第一家盯上高通的监管机构。2009年，韩国反垄断调查机构以高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由，判处罚金2.08亿美元。该公司在日本也曾面临反垄断调查。欧盟对高通进行过为期5年的调查，尽管后来撤销了调查。高通还面临着两起新的反垄断案，一起在美国，另一起在欧洲。高通高昂的专利使用费——桑佛•伯恩斯坦公司的拉斯甘认为这是“卓越技术地位和优秀律师团队”的结果——打击了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而后者在一个日益成熟的行业正受到盈利压力。行业游说团体——手机中国联盟(Mobile Phone China Alliance)秘书长王艳辉称，该组织向发改委提交了一份投诉，举报了一些有问题的做法——这显然引发了针对高通的调查。赌注太大王艳辉认为，高通对待美国智能手机公司的方式与对待中国制造商不同。他称，以苹果为例，该公司并不直接向高通支付专利使用费；相反，像富士康(Foxconn)这种苹果位于中国的制造商向高通支付费用，且收费标准是根据原材料价格和制造成本，而不是手机的批发价格，导致整体成本较低。另一份投诉围绕一种被称为“交换使用专利权”的做法，即高通的客户必须把自己的专利交给高通，以换取这家芯片制造商的技术。中国的电信设备集团——华为(Huawei)公开表示，这一做法“不公平”。高通表示，对其与个别公司的关系不予置评，但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律师游云庭表示，要证明存在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是很复杂的。游云庭称，“垄断行为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除非政府找到证据，证明高通对购买其竞争对手产品的客户提高专利费，或利用其大量标准专利强迫签订不合理协议，否则《反垄断法》并不适用。”“即使罚金是20亿美元，它也能付得起，”拉斯甘称，“高通财力雄厚。但是高通的担忧在于，中国可能强迫其改变业务模式，而且改变幅度越大，就越难使其局限于中国。其他制造商会说：‘这些人支付那样的价格，我也想那样’。”尽管存在种种法律上的较量，但事件可能帮了高通一把。自去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在北京举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与中国国家主席 会晤以来，律师们称，他们发现发改委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没人被要求来开会时不能带律师，”一名律师称，“我觉得美国政府的话被听进去了。”张昕竹称，他不后悔接下这个案子，他说，中国政府官员的问题在于他们“有两种动机：要么不作为，要么做过头”。他称，最近他们做过头了。Ma Fangjing补充报道***************************************************延伸阅读：监管部门的制高点之争当“五年计划”主导中国经济时，发改委堪称一个大权在握的国中之国。如今，尽管其职能已经被逐步削减，但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örg Wuttke)称，“发改委仍被视为一个部长级官员的小圈子”。“尽管其支配力不如以往，但它仍然保持着对价格的管制，从油价到停车费。”靠着过去的名声，发改委还发扬着一名在北京的欧洲商人所称的“官僚企业家精神”，擅长于找到保持自身相关性的新途径。其中一个新任务便是执行反垄断政策。由于发改委拥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制定价格的经验，它得到了在定价方面执行反垄断政策的任务。理论上讲，反垄断执法分给了三个部门：发改委（局限于定价调查）、国家工商总局（处理与价格无关的滥用市场地位的行为）以及商务部（批准并购和收购）。在实践中，用北京一位美国律师的话来说，这种分工导致了3个部门出现“地盘之争”。发改委启动对高通调查的几个月后，工商总局突袭了微软的几处办公室，开始调查该公司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而微软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份额主要是盗版软件所致。“发改委有一点也许可被称为‘超级大部’的态度问题，”中国欧盟商会的伍德克称，“即便是中国其他部委也觉得发改委不好打交道。”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反垄断局的前联邦检察官、盛智律师事务所(Sheppard Mullin)常驻北京的贝姬•科布利茨(Becky Koblitz)称，中国监管机构的部分失策源于他们缺乏新法律的执法经验。“美国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已经实行了逾120年，而欧洲的竞争法律框架也可追溯到近60年前。中国的《反垄断法》仅有6年时间，自然会有某种学习曲线。”译者/马柯斯
中国首位MBA毕业生英国《金融时报》
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开端于1978年，即毛泽东逝世以及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以后。但中国的许多现代机构，特别是商学教育机构，起步的时间要更晚。1993年，王淳奇拿到了中国大陆大学授予的第一个MBA学位，当时的中国即将进入高速增长期。讽刺的是，王淳奇本人并没有去寻找读MBA的机会，而是这个机会硬找上了他，这反映出计划经济的特点，而当时的中国正在逐渐摆脱这种经济模式。1977年，王淳奇拿到了他的第一个学位（工科学位），而后被分配到仪征化纤(Yizheng Chemical)工作，负责建设自动化生产线。到1991年时，仪征化纤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涤纶纱生产商。“我没有（管理）经验，但那个时候进大学读书与你的背景毫无关系。”王淳奇在其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写字楼的大厅里说道。他开始读MBA的时候，浦东基本上还是农田，而今已经高楼林立。王淳奇说：“公司领导推荐的我。我在那儿有一定地位。我们有好几个人被推荐参加考试，只有我考上了。其实，我当时并不明白这门学科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政府选择了9所大学率先开展国内MBA教育。1991年是中国国内MBA教育的元年，这9所大学中有3所是位于北京的一流高校，它们分别是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以及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清华大学被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当时以工科著称。中国后来的央行行长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当时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的首任院长。2000年代早期，在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的领导下，朱镕基成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师。对王淳奇来说，读商学院意味着要离开南京的妻子、去北京跟两位同学住在一间宿舍里。相关的大学虽然受高层指示启动了MBA项目，但当时却没做好充分的准备。由于没有规范的教材，教授们经常用手写的笔记教学。因为专门的商学课程尚未设置好，所以王淳奇在头一个学年是与工科硕士研究生一起上课。第二年，70名硕士研究生中有15人被选中进入正式的MBA项目。这一选拔过程将学生的工科技能作为重要考虑因素之一，这一特点很像以江泽民、朱镕基及前总理李鹏为主要人物的中国“第三代”政治领导集体，他们全都是学工科出身的。王淳奇说：“他们不要教师，他们要的是有管理工厂经验的人——有工业科技经验的人。如果你以前学的是人文、外语之类的专业，他们不要你的。”对一名工科学生而言，像营销策略、合资企业管理和西方会计学这样的科目是很陌生的。全部课程需要全日制学习3年。王淳奇回忆起，在宿舍晚上10点停电后，他会打着手电筒学到深夜。王淳奇说：“与工程学相比，MBA并不是很难，但它要求你具备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有时候我搞不懂自己到底在学什么。”王淳奇之所以获得“中国MBA第一人”这一殊荣，是因为他当时请求校方允许他提前几个月毕业。他说：“我毕业的时候，他们连文凭的式样都没设计好。他们只好授予我一份工科文凭。后来我才把这份文凭换成了MBA文凭。”仪征化纤当时正准备成为第一家在香港完成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大陆公司。为了完成MBA论文，王淳奇研究了仪征化纤上市相关问题，他还获得特批回到公司参加上市路演。虽然不是自己的选择，但这段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王淳奇职业生涯的轨迹。仪征化纤上市后不久，他就离开了这家公司，加入了位于香港的私人股本公司第一东方投资(First Eastern Investment)。王淳奇职业生涯的轨迹紧随中国经济的变化而变。仪征化纤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蓬勃发展。当时，中国通过掌握富裕国家现有技术和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抢占市场份额，实现了快速增长。而现在，像化纤这样高污染、低利润率的产业正让位给高附加值产业，其中包括金融服务业。仪征化纤——现为国有炼油企业中石化(Sinopec)所有——正在一个为产能过剩所累的行业里挣扎求生，其股票有被摘牌的危险。尽管如此，对于高效的企业领袖应具备何种素质，王淳奇仍持传统观点。他说：“你需要了解技术以及工业科技。很多从事IPO的投资银行家都从人文角度着手，向投资者许下各种承诺。这是行不通的。”
MBA名额和资深教师供不应求中国培养出自己的第一个MBA学生才过了20年，如今全国已有236所商学院，每年的MBA毕业生差不多有3万人。以国际标准来衡量，这一增长是巨大的，中国现在的MBA学校数量是英国的将近3倍。但相对中国管理干部的规模而言，其MBA数量又是非常小的。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合格的教师。上海交通大学(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Antai College)院长周林说：“3万似乎是个小数目，但如果你看下供应面，中国没有足够多的高质量项目。底层学校真的很艰难。”上海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说，原因之一是很难聘请到教师。“资历浅的学者不难招到，难的是招到资深学者。”即使是北京的清华大学——全球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其经济管理学院的30个教授席位也只能招到9人。中国MBA教育发展相对缓慢的第二个原因是配额制。政府会告诉每所大学能招多少学生，学校再将名额分配给各系。即使MBA面临需求的巨大，招生人数也不能超出指定的数量。陆雄文教授认为这一制度应该改变：“MBA（的数量）应由市场决定。”中国与欧美的MBA教育还存在一个显著不同：中国的大多数MBA学生都是边工作边学习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MBA项目本学年招生437人，其中只有98人是全日制学生。据周林教授介绍，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550名MBA学生里有80人为全日制学生。“MBA学生要是决定了想读全日制项目，他们会出国去读。”译者/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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