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共不支持杀蒋介石因“屈从于苏联压力”？_凤凰历史
西安事变中共不支持杀蒋介石因“屈从于苏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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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调解的方针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独立作出的决策，决非如长期流行的一种错误说法所谓屈从于苏联的压力或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核心提示：和平调解的方针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独立作出的决策，决非如长期流行的一种错误说法所谓屈从于苏联的压力或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日第14版。作者：程中原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此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等五项条件，申明&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央作出&和平调停&决策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正式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同13日的会议不同，它是在党中央领导核心意见一致，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和平调停&的决策后召开的。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他着重分析了事变影响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能更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为捉蒋，南京&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爆发与延长的危险。他又进而分析由此而来的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胜利的前途或失败的前途。说明我们应该&分两手&：一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一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他还说：&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通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明了党的策略方针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决非&屈从于苏联的压力&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讲话同毛泽东的报告相得益彰，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其一，关于西安事变的两个前途，张闻天认为：&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关于处理方针，指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其二，坚定地主张抗日而不反蒋。对&审蒋&主张，张闻天明确提出批评。在对蒋处理这个关键问题上，他是最早把对蒋处置同抗日全局联系起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坚定不动摇的党中央领导人之一。其三，在避免内战扩大、争取全国抗日的策略方面，张闻天发挥了毛泽东报告中&分两手&的思想，提出&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张闻天将我们的&两手&概括为&和平调解&与&防御战&，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其四，对苏联的态度表示看法。西安事变后共产国际16日指示因电码错乱没有译出，重发的电文这时尚未到达（20日到），而苏联报纸从14日起对张、杨横加指责。如何看待苏联舆论成为统一内部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张闻天对此解释说，苏联有难言之隐：&只能这样说&，否则会引起&与南京对立&；同时又指出，&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并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苏联这一立场。从这里也明白地看到，和平调解的方针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独立作出的决策，决非如长期流行的一种错误说法所谓屈从于苏联的压力或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表通电表明放弃&审蒋&19日会议产生了两个主要文件，一个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一个是党内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通电&在18日&致国民党中央电&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承认南京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改为和平会议，正式建议由南京召集，会址也由西安改为南京，表明放弃了西安中心的设想。对蒋的处置问题，虽然&通电&还说要交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讨论，但基本纲领是团结全国，又以&蒋介石先生&指称，显然放弃了&审蒋&办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策略正式确定的标志。&指示&向全党分析了西安事变产生的背景、原因，它的意义和两种前途，规定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和党的任务，成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纲领。从会议记录、文风等方面研究，大致可以判定，&通电&系毛泽东手笔，&指示&为张闻天所写。从13日到19日两次会议及其产生的文件可见，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策略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蒋介石口头允诺六项条件19日会后，张闻天为争取实现和平解决的方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特别值得一书的是21日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这个电报精辟地分析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我们与西安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提出初步改组南京政府，讨伐军退出陕甘，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等同蒋介石、陈诚等&开诚谈判&的六项条件，要求在此条件下&成立和平&，&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达到&中国统一，一致对日&。这个电报确定的&放蒋&方针，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一着。这六项条件随即成为西安与南京双方都同意的谈判基础。谈判结果，这些条件也为蒋与南京来人（宋子文等）&完全承认&；蒋氏最后口头正式承诺的六项条件，同这些条件基本上是一致的。西安谈判的顺利进行与蒋介石的安然离开西安，是国内、国际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但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一个关键性的力量，而中共中央一致确定的正确方针及总书记张闻天于21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周恩来电所提谈判条件与&放蒋&方针，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日，蒋介石在口头允诺六项条件后恢复自由，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
[责任编辑：高飏 PN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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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数：5808920西安事变中东北军一小时干掉蒋介石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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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蒋放蒋，东北军血溅西安城
　　西安事变当天，王景芳的长官刘多荃担任捉蒋行动总指挥，而身为军官的王景芳则按照命令指挥所在连队包围骊山华清池。他参与了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凌晨枪战”，他亲睹了曾经兵强马壮的东北军一夜之间的四分五裂……
　　只一个钟头蒋介石卫队全被干掉
　　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凌晨4时许，酣睡中的蒋介石突闻枪响，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仓惶从华清池五间厅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的石峡洞后，后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持下山。
　　当时，王景芳是上尉副连长，奉命带兵控制华清池外围。虽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但接到去抓蒋介石的命令时，王景芳大吃一惊。“我一个上尉副连长只管听命令，但听到去抓蒋介石?我还吓了一大跳呢!我们的校长张学良，胆子也忒大了吧? ”
　　直到今天，王景芳想起西安事变那天的枪战场景还后怕，“那天晚上，枪声四起，蒋介石的卫队都是驳壳枪。可我们都是用的捷克式轻机枪和7.9毫米口径中正式步枪。激战近一个钟点，蒋介石的卫队都被我们打死了。 ”
　　第二天，王景芳和其他人因好奇去蒋介石的住处看看。“墙上、窗子上，尽是枪眼儿呢!按理，事变第二天，骊山、华清池都戒严了，谁都不让靠近的，可是，我们都是东北军的呀，就悄悄地去瞧瞧。 ”
　　等到了蒋介石房间的门口，把门的不让进，几个军官大骂，把门的一看，这群人气势汹汹，还都是当官的，又是东北军自己人，就敞开大门听之任之了。
　　“我们这些小军官进去就不老实，有的拿条毛巾，有的拿一条毯子，那上边有枪眼儿呢!留个纪念!是蒋委员长用过的。 ”王景芳回忆道。
　　日，作家方军在天津采访过一位原东北军的老军官的家属。老军官叫陈维刚，在刘多荃部当上校。西安事变时，陈维刚到蒋介石住过的房间里拿走一条军毯，因为军毯上面有一枪眼儿。新中国成立后，刘多荃当上全国政协委员，还专门去天津看过陈维刚。
　　“中央军”发十块钱杂牌军只给五块
　　方军曾向王景芳老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否赞成捉蒋介石?”王景芳回答： “我是东北人，眼看着日本人占领东北，当然希望张学良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东北军终于要开赴前线抗日了，就冲这点，东北军官兵还是高兴的，打回老家去嘛! ”
　　王景芳说，西安事变是被逼出来的，蒋介石不光对东北军另眼看待，对所有地方势力、杂牌军，都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不仅不拨供给，还想方设法削弱排挤，必欲灭之而后快。
　　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一带英勇抗击日军，大刀队杀得日军鬼哭狼嚎，但就因为是西北军，处处遭到蒋介石打压。宋哲元部孤军奋战，弹尽粮绝，几乎整营整团打光。最需要援助的时候，只有蒋介石的“口头嘉奖”，却得不到“中央军”的一点实际支持。实在顶不住了，宋哲元被迫率残部南撤，面对的竟是自己人黑洞洞的枪口!里外夹击下，宋哲元只得沿黄河西撤，到山西后，又备受阎锡山的排挤。这位在喜峰口、卢沟桥和北平抗击日寇侵略的爱国将领，终于被蒋介石逼得精神失常了。
　　1940年4月，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逝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给他的挽联上写道：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于九泉。这些“后起之人”，指的是出自二十九军的张自忠、何基沣等爱国将领。
　　“七?七”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因寡不敌众在泊镇突围，率部撤到大名府。日军的追击部队尾随而至，一七九师的将士们视死如归，与敌血战三天两夜，大名府终因一七九师弹尽援绝而失守。何基沣悲愤已极，仰天长叹：“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 ”他痛感报国无门，拔枪自戕，不惜一死以谢天下。但自杀未成只打伤了左肺，被送进医院抢救脱险。
　　二十九军老兵王世江回忆说：“我们突出重围后，汇合了部队向南撤退。我是个伤兵，到黄河南岸总该可以了吧?他们竟连伤兵也不许过去治疗。蒋介石排斥异己的做法，在二十九军将士中引起极大的愤慨!蒋介石派特务乘坐铁甲车，打着冯玉祥的名义，说是到前方督战，在连镇车站停着。我和被打瞎左眼的一班杨世亨被连里士兵强行抬上铁甲车。特务们怕发生兵变，不得不把我们几个重伤员带到济南。到处是河北逃难来的难民，他们无依无靠，行乞度日，伤兵杂在难民中根本无人过问。而国民党军要员只顾自己逃命要紧，谁来管我们几个叫花子似的伤兵!我们托人情，苦苦哀求，才能在济南市协和医院挂上号。一个医生一打开我臂上缠的裹脚带，臭气四溢，伤口里的烂肉脓血中已经生蛆，蛆虫四处乱爬。医生掩着鼻子皱着眉，十分武断地说：‘必须把胳膊锯掉! ’抗日战士怎么能没有胳膊?不得已，我们含恨离开济南。 ”
　　王世江等人逃离济南之后，打听到兖州有个第三医院。杨世亨架着他上了火车到了兖州，住进第三医院。在医院里，看到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病号住在整齐干净的房间里，而东北军、西北军这些从抗战前线下来的重伤员却拥挤在铺着麦草的地铺上。嫡系部队的病号每天吃大米白面，而“杂牌军”伤员却连粗粮都不管饱。嫡系部队病号要什么药有什么药，杂牌军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每天只能用消毒水和盐水洗伤口。最令人难忘的是那年的“双十节”，慰问伤病员时，给嫡系部队的病号每人发十元钱，给“杂牌军队”的伤员每人发五元钱，扣了一半!
　　由于“杂牌军”在医院受到排斥，激怒了伤员，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伤员联合起来，砸了医院，打了院长。大家就是要争这个理，凭什么都为抗战流血牺牲，都是保家卫国，却人分三六九等?难道杂牌军官兵就不是人?之后，凡能行动的伤兵大部分都离开了医院。王世江因为参加了这次活动，虽然伤未痊愈，也实在难继续住院治疗，便随之自动出院归队。
　　蒋介石不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日，害怕人民群众起来危及他的独裁政权，认为群众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实际上，人民群众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觉悟之高令世人感佩赞叹。老战士沈甸之回忆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伤亡惨重，大量伤兵被运往后方。一天下午，他们队里的四个同学护送两车伤员进城，行经板壁店时，把在马路上跑来跑去的一个小男孩轧死了。车子停下来，群众马上围上来，堵住了前进的道路。孩子的父亲闻讯从家里跑出来，一看车上拉的都是伤员时，把右臂一挥，大声喊道：“你们快走! ”当这四位同学回来讲述这件事情的原委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流下感动的热泪。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爱国官兵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本质，于是纷纷踏上革命的道路。王世江出院后，眼见部队减员严重，蒋介石又不给补充，比较之下见真伪，王世江觉得，只有跟共产党走，参加八路军才是光明的前途。而和他想法一致的二十九军官兵，当时大有人在。 日，王世江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邱晓亭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1939年，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也秘密加入共产党，和王世江在一个支部，何基沣和王世江当时都是我党的秘密党员。后来在淮海战役中，何基沣率部起义，使得国民党军的运河防线裂开一大缺口，为解放军的三个纵队迅速渡过运河，切断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黄百韬兵团的覆灭，吹响了我军淮海战役的胜利号角!
　　前有东北军的西安事变，后有西北军的临战起义，与其说东北军、西北军与蒋介石心怀二心，还不如说是被蒋介石给逼反的!
　　群龙无首东北军兄弟相残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背弃承诺不放张学良回西安，东北军内部四分五裂，自相残杀。王景芳感叹道：“张学良和蒋介石走了!这下可是乱套了，群龙无首了! ”
　　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立刻分裂为“主战派”与“妥协派”两大阵营。孙铭九是张学良的副官，是“主战派”的核心人物。孙铭九扬言：“如果不放张学良，我带手下30万人投靠共产党!”而作为“妥协派”的王以哲，则坚持认为，东北军必须与蒋介石合作，才有出路。
　　日，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人召开会议，决定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王景芳说，孙铭九视王以哲为叛徒，和王以哲同坐一辆车时，在车里将王以哲打死了。随后，孙铭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因事先得到消息躲入杨虎城的公寓，才幸免于难。
　　回首这段凄惨往事，王景芳感叹说：“1937年的‘二?二’事件极大地分化了东北军，蒋介石迅速利用这一时机，将东北军这个“中央军”之外的中国最大的军事集团消融于无形，曾经威风八面的东北军自此滑入了覆灭的轨道! ”
　　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先是“主战派”打杀“妥协派”，随即，在蒋介石的买通串联、封官许愿与军事威慑下，“妥协派”又转守为攻，扭转被动局势反占上风，东北军就这样被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的局面已难以维持。
　　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作出决定，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东调豫皖，接受整编。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后，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1937年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也被撤销，杨虎城被逼出国。
　　国难当头，东北军还在自相残杀。想起这事，王景芳到今天心里还觉得难受，“西安事变后，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内部残杀。真是亲者痛、仇者快!蒋介石也不是胜利者，最终渔翁得利的，是日本人! ”
(责编：吴西露、苏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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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被谁出卖?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如何会被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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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记得，在他成为军人的那一天，父亲张作霖便对他说：“你要做军人吗？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在下达扣蒋命令之际，张学良大有“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的感觉。孙铭九对笔者说起，记得在十二月十一日夜十时左右，当他奉命来到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这么对他说：“现在要你去请蒋委员长进城！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张学良已意识到这一“兵谏”之举倘若失败，后果将会如何。他对孙铭九如此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我死，说不定了。”孙铭九也意识到此行也许有去无回。这样，他在出发前回家向妻子刘静坤告别。他还匆匆写了一张遗嘱式的纸条，放在军装上衣右边的口袋里。他写道：“如果我回不来，拜托应德田把我的兄弟孙明昌送到陕北或者苏联去学习。”应德田，也就是跟他同住一个四合院的张学良随从秘书。午夜，东北军、西北军展开了联合行动：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前往临潼扣蒋，杨虎城的西北军则负责扣押蒋介石在西安城内的军政大员。张学良任命东北军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为总指挥。东北军又分内外线：外线在华清池四周警戒，防止蒋介石的卫队武装突围；内线则是孙铭九、白凤翔、刘桂五以及张学良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深入华清池，执行扣蒋任务。内线由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指挥。 　　 在一切布置停当后，张学良把这一重要消息告诉了秘书刘鼎。就在刘鼎忽忙去买电池时，孙铭九已和白凤翔、刘桂五朝临潼进发了。他们所率的东北军士兵，当时并不知道行动的真相，长官们只对士兵们诈称：副司令张学良被扣押在华清池，赶快前去营救！要活捉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扣了张学良，只有扣了蒋介石才能救张学良！ 　　 事先摸清的蒋介石卫队兵力是：院内，约三十人；院外，禹王庙附近，有宪兵四十人左右（后来才知是七十人左右）。王玉瓒率领的一营，负责解决禹王庙的宪兵。孙铭九手下的连长王协一，率五十人乘一辆卡车，首先出现在华清池大门前。门卫拦车，王协一的卡车仍朝里进。门卫开枪了，打破了黑夜的宁静。王协一指挥兵士下车还击，双方激烈枪战。这时，孙铭九的卡车到达，车上也有五十多人。在混战中，孙铭九率部冲过大门。二道门的火力甚猛，因为蒋介石的卫队听见枪声，火速起床加入了战斗。 　　 孙铭九绕过二道门前密集的弹雨，和连长王协一匍匐摸进了五间厅。当他们闯入蒋介石的卧室，吃了一惊：人去房空！环顾四周，桌子上放着蒋介石的军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挂着大衣，孙铭九用手一摸被窝，还是温暖的，这表明蒋介石刚刚出走。床旁的一扇窗开着，说明蒋介石可能由此越窗而逃。白凤翔、刘桂五带领的队伍也先后到达五间厅。听说蒋介石逃了，都吃了一惊，分头开始搜索。刘多荃师长在华清池门口接通了张学良的电话，向他报告蒋介石逃跑的消息，张学良也捏了把汗。就在这时，孙铭九前来报告，说是一名士兵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子，表明蒋介石可能翻过墙头上山去了。“搜山！”刘多荃下了命令。那山，也就是骊山。骊，即毛色纯黑的马。那山形似马，山色纯黑，得名骊山。此山自古以来，便颇有名气。相传周幽王举烽火戏诸侯的那个烽火台，就在此山上。秦始皇陵，在此山北麓。华清池及唐朝华清宫故址，在山的西北麓。 　　 东北军沿着骊山西北麓，开始搜山。此时，东北军的士兵们才从长官那里得知，搜山是为了搜蒋委员长，并严格规定，绝对不许伤害蒋委员长——士兵们终于明白此次行动的真正目的。谁活捉蒋委员长，赏钱一万元。士兵们纷纷踊跃搜山。在半山腰，孙铭九那二营八连的班长陈思孝抓住一个蒋介石侍卫。孙铭九闻讯，疾步赶了上去。那侍卫在寒风中哆嗦着，但不肯讲出蒋介石在哪里。事后才知，此人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侄儿蒋孝镇。 　　 孙铭九用手枪对着蒋孝镇的脑袋，逼问蒋委员长在哪里。蒋孝镇虽仍不肯讲，但无意朝山上斜乜了一眼。孙铭九敏锐地察觉，也就指挥士兵朝他眼睛所瞟的方向追索。没多久，陈思孝在前面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孙铭九飞步奔去，见到蒋介石从一山洞里出来，正扶着洞口的岩石站着。此时，天色微明。 　　 蒋介石光着脚，光着头，灰白短发，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件白色睡裤，颤巍巍立在朔风之中。事后，才知是蒋孝镇背着他上山，避于山洞之中。 　　 蒋介石此时，尚在云里雾中。他不知突袭华清池行辕的是什么部队——他最担心的是红军发动袭击。于是他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立即答道：“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听，松了一口气。孙铭九继续说道：“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关于此后的情景，美国记者斯诺在其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名著《西行漫记》中，是这么写及的：孙铭九向他打了招呼，总司令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国抗日。”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总司令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宽阔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他的鞋子，然后在山脚下上汽车开到西安去了。“既往不咎，”孙铭九对他说，“从今开始中国必须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么办？……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本。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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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中捉蒋总指挥的人生结局
6月11日上午，迎泽区残联工作人员表示，迎泽区残联网站已正式开通（网址：http://www./），网站分为政府公开、政策法规、康复服务、法律维权、就业培训、扶贫解
刘多荃，东北凤城人，保定军校毕业后，到张作霖的奉军任职。1925年，任张学良的卫队副队长。由于他忠实可靠、有勇有谋，很快被提升为师长。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刘多荃积极参与了这次行动，并担任了这次“捉蒋”行动的总指挥。宾馆后山洞里找到蒋介石
日，蒋介石带领一些文臣武将来到了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出兵进攻红军。蒋介石到西安后住在临潼的华清池。张、杨两人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遭拒，商议用武力囚蒋，逼他抗日。
事变前，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进行了分工，杨虎城的部队负责消灭西安城内的中央军，具体由西北军的赵寿山和警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孔从洲执行；张学良的部队负责去临潼捉蒋，具体由东北军的刘多荃师长指挥。
行动前，刘多荃根据张学良的意图向参加行动的高级指挥员交代：“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只能把人扣押起来，不准伤害蒋介石。”但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士兵，当时并不知道行动的真相，指挥官们对士兵们诈称：副司令张学良被扣押在华清池，赶快前去营救，要活捉蒋介石。
12月12日凌晨5时左右，在刘多荃的指挥下，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蒋介石的卫队被打垮。在寒冷中缩成一团的蒋介石在宾馆后山上的小洞里被找到。损失惨重蒋介石不给补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被整编成6个军。刘多荃任第四十九军军长，辖第一○五师和第一○九师。
1937年10月底，第四十九军被调到淞沪战场，遭到日军重火力猛攻。第四十九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在战后蒋介石并不给补充。万般无奈之下，刘多荃带着一○九师师长赵毅亲自到武汉去活动，花了好大一笔钱才打通门路，调来全部徒手的预五师补充一○九师。事先讲好条件，赵毅仍为一○九师师长，刘多荃将张学良当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装备该师。然而刘多荃高兴没多久，在一次下命令让一○九师开拔时，原预五师留任的4个黄埔生团长全部告长假，部队开不动。事情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但不处分故意捣蛋的团长，反而借机将赵毅撤职，刘多荃任命的其他东北军军官也都被撤换掉。
1939年大批日军猛攻南昌，刘多荃率部守御松山、万家埠一线。由于作战失利，又被蒋介石借题发挥，将刘多荃由中将军长降为上校。长子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1941年12月，王铁汉升任第四十九军军长。1947年9月，第四十九军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
1941年11月，刘多荃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12月兼任热河省政府主席，1943年6月任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为拉拢原东北军将领为他打内战，委任刘多荃为华北“剿总”副司令、热河省政府主席，并晋级陆军上将，成为傅作义的副手。
1948年底，刘多荃举家迁往香港，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香港通电起义。恨极了刘多荃的国民党特务在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一天，将仍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刘多荃长子刘全礼杀害。
1949年12月，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刘多荃从香港返回北京，后任政务院参事、辽宁省交通厅厅长、辽宁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等职。1985年在北京病逝。据《世纪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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