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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德国及其侵略范围(下)
第七节 德国
纳粹于1939年3月兼并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加上前一年征服奥地利，可说是德国历史的恢复和完成。第三帝国是在第二帝国的基础上，但是在更为缩小的边界内建立起来的，新的帝国现在突然以古代帝国的面貌出现，扩展到它以前的东部边缘，并自称有权继承其遗产。如同拿破仑帝国曾经乞灵于加洛林王朝的传统一样，希特勒的大德国也求助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并吞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就重建起撒克逊和撒利历代帝王的东部边界，而且并吞是在明确提到“千年之久的历史”情况下进行的。前一年夏天，在同奥地利合并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杖标志就从维也纳带回到纽伦堡，现在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德国人新的公共节日――就在这里举行。
[希特勒说]我已叫人把旧德意志帝国的王权标志送到纽伦堡，不仅让我们德意志人自己，也让整个世界都想到，在发现新大陆五百多年前。就存在一个强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长期沉睡。德意志人现在醒来了，而且显得是自己千年王冠的所有者。
求助于奥斯曼传统是以一种新的、更有力的方式，来坚持德国由来已久的在欧洲称霸尤其是在东欧各民族中称霸的要求。里宾特洛甫对松冈说，“新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将建立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古老传统的基础之上，当年它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统治力量。”匈牙利曾对前一年11月维也纳裁决书的不公正表示不满。希特勒在1939年1月对匈牙利外交部长恰基加以叱责时，他说匈牙利人只想到千年之久的圣斯蒂芬王国，但他自己要以古代德意志帝国的名义压倒这些妄想。不过，所有这些说法都表明是现在把过去塑造成为自己的形象。因为从十世纪以来，波希米亚一直是承认帝国的宗主权的，而且在十一世纪帝国几乎把匈牙利降低到附属国，但这个帝国一直有别于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直到十五世纪，与开始形成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相呼应，“德意志民族的”这个字样正式加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号上。希特勒的早期征服比之中世纪的回忆具有更直接的促进作用。这些征服对非民族的过去，来了一个清算，过去德意志人曾被分隔为许多弱小国家或是被分开在俾斯麦帝国和奥匈帝国两个国家之中。这些征服是对哈布斯堡“这个衰微没落的王朝”的最终抛弃，它一直是德国统一的障碍。这些征服又实现了俾斯麦所尽力阻挠的大德国政策。乞灵于古帝国是德国同它过去的调和，所借助的一种虚妄的说法是，暂时破损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插曲。
(一)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希特勒成功的要素是战败后的国家复兴、军国主义的传统和一位救世主般的领袖。这些因素以前也同时存在过，但在纳粹德国的条件下，它们却获得了特殊的力量。纳粹运动显著的和表面的方面是战败后的国家复兴。纳粹运动在征服德国的过程中最有力的两个神话就是：从背后插上匕首，即11月平民叛国者从背后刺杀了军队，这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上并没有打败的虚构；以及凡尔赛强制令，亦即协约国靠武力和背信弃义把肢解、奴役和赔款强加于德国。关于把德国恢复到统治欧洲的地位，它的最有力的要求是平等权利，恢复德国在国际社会的平等权利，终止凡尔赛的奴役。
但是传播和接受上述神话却引向德国和欧洲的一种动乱，其深度远远超过任何恢复民族尊严的冲动。纳粹运动最自豪的夸示就是它在德国完成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一次改造，也是一种世界观的胜利，与之相比，1918年的“革命”仅仅是一次政府的更迭。与国家社会主义夺取政权相类似的不是1830年的七月革命，而是法国大革命本身；年的大战将是德国纳粹革命的战争，就好象年的大战是法国革命的战争一样。
法国[希特勒在1934年说]以民族的概念把它的大革命进行到国界之外。国家社会主义以种族的概念要把革命推向国外并且重新铸造世界。……我们的这个革命是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真实副本。任何犹太人的上帝也不可能从这场革命中拯救民主国家。
1939年是法国革命一百五十周年，法西斯哲学家早就在宣布法国革命开辟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同法国革命的相似之处，仅仅在于它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终点和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因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欧洲历史上的新恶兆。到那时为止，西方国家的各次大革命都造成或确认了向新阶级的权力转移，也相应地扩大了政治和社会的自由。这种情况在已成立的国家内的革命是这样，如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和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同民族独立战争结合的革命也是如此，如十七世纪末叶的荷兰革命和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但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既不是西方国家以前发生的中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俄国同代人所宣称的无产阶级革命。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就其基本方式而言，它的意大利法西斯先驱也是如此)是由一个在欧洲历史上以前从未有过什么实力和声望的阶级指挥的。而且，这个阶级还得用一个否定通常的阶级概念的词来描述它。这是一场由潦倒失意的人进行的革命，由那些失去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忠贞的分子进行的革命。
德国是无可匹敌的向这种类型革命提供原材料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军队溃散为军事冒险者(他们恃暴力所犯下的罪行，成了共和国初期政治生活的特征)，自由团和费梅法庭的兵勇，杀害库特?艾斯纳、埃茨贝格尔和瓦尔特?拉特瑙的凶手。这些复员而又无人雇用的士兵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早来源，而希特勒本人，世界大战的一等兵，就是他们的典型。不过这一场群众运动的普通成员却是由被根除的中产阶级提供的，因为1923年的通货膨胀最终毁了他们。这支为数可观的力量的增加，在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德国失业人数上升到五百万，并使国家社会党在议会赢得第一次大胜利时，就得到确认和成为压倒的多数。
但是尽管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造成的，不过它有深远得多的根源，一方面这场革命似乎颠倒了德国历史，另一方面它又偿还了德国的历史宿愿。它以新的尖锐性提出了有没有任何办法对整个一个民族提起公诉的问题，如何叫一个现代国家对遭受极权主义政党的俘虏和败坏承担责任的问题，以及一次成功地反叛拥有民政、军事和宣传权力的极权主义政府在技术上是否可能的问题。纳粹宣传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德国人民和国家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把责任扩散和普遍化，在精神上使整个国家卷入统治者的行动中去。确实，在最终的意义上，每一个国家都反映在它所容忍的政府之中，而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内的反对派的性质只有在大幕降下之前从国家政治生活的活力中才能推断出来。纳粹党在自由选举中从未获得过多数；但在它执政的前一年却成为共和国的第一大党，而议会中各民主政党则未能联合起来反对它，第三帝国的反对派是英勇的，而且就个人而言有时是圣洁的，但是反对派最大的特性是政治上的虚弱和无用。在这一点上正同反对威廉二世及其各位首相，反对俾斯麦，反对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反对派的性质一样。俾斯麦于1866年迫使自由党人投降和放弃权力，从而使普鲁士发展成为代议制民主国家的最后机会破灭了。希特勒接受了中央党的投降和放弃权力。这个党以其高尚的忏悔机会主义最先破坏了魏玛共和国，而且最终以赞成日授权法击破了国会反抗纳粹革命的最后机会，这一法令建立了独裁政体――中央党“曾经公开反抗和击败过俾斯麦，现在却匍匐在希特勒面前”。
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忠于他们未能保卫好的共和国，并且用最后一个姿态――无力然而崇高――一致对授权法案投反对票。但是即使是社会民主党人也继续表现出他们那种已经毁掉了德国的自由的致命弱点。在1933年5月，重新召开国会批准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时，社会民主党人并未再次表现他们的英勇行力：有些人投弃权票，大多数人则同国社党人一起投赞成票。
过去，人们或许认为在第三帝国之内还有一点点残存的传统的正派力量。但这些力量的软弱无能在希特勒占领布拉格之前四个月，在1938年11月反犹屠杀事件中，全都生动地表现出来了。这次屠杀是从日屠杀事件以来，德国国内野蛮行为的最厉害的爆发。
威廉?约尔丹在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宣告德意志民族主义目的时，结尾中说“人人享有自由。但是，祖国的权力和利益高于一切”。自从那时以来，这一呼声一直成为德国历史的主题，而在纳粹中宣传中达到顶点。第三帝国是依靠恐怖手段的政府体制，然而它却深得民心。它为全体德意志人实现了他们最深切和最含混的愿望：恢复自信心。恢复自信心就是恢复民族骄傲，通过镇压少数民族完成国内统一，通过征服斯拉夫人实现德语民族在大帝国内的合一。纳粹革命，就象法国革命一样，在国家生活中继续进行主要航程的同时，扩大河岸和加深航道。它集合起德国历史上的所有力量，普鲁士军队的军事狂热，容克的肆无忌掸的固执和他们对波兰人的仇恨，工业家与其中产阶级的支持者们关于经济帝国的要求，以及“奥地利使命”(哈布斯堡王朝曾以此证明它在东欧的支配地位是有理的)。纳粹革命给予所有这些力量一种恶魔似的干劲和激情，这是通过它们以前从未得到过的群众支持而造成的。这种强化使许多倾向在实践中过了头，以致走向反面。第三帝国完成了普鲁士对德国的统一，最终抹掉了古代帝国的各邦，就象法国革命最终抹掉了法国王朝的古代省份一样。但同时，它也毁掉了有历史意义的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一直是魏玛共和国的堡垒，却毁于1932年7月巴本的政变之中，这是纳粹接管权力的序幕，旧普鲁士贵族也为德国南部和莱茵兰起家的纳粹新贵所取代．而它本身则在1944年7月提供了反对那位奥地利的元首政权的几个最后的无效的对抗者。不过第三帝国在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颠倒了俾斯麦的工作，一方面继承了他为了排除德籍奥地利人而建立起来的小德意志帝国，一方面又以1938年的征服和并吞所出现的大德意志帝国来取代它。
虽然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德国的现象，但是它同样地也是德国为其组成部分的文明的危机。
纳粹德国的罪恶是非常令人不安和令人受到威胁的。这不在于那些也许是希特勒或条顿族思想所特有的特点中，而是在于那些容易在其他国土上和体制内发生的特点中，而且还在于有些人根本没有想到德国而在十九世纪就在预言的那些特点中。
国家社会主义是德国的法西斯形式，而且是最恶毒的法西斯主义形式，但是法西斯主义既不开始于，也不结束于德国。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它最先在一个比德国人更有教养、更有智力的民族，在一个拥有更为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而且两千年以来一直是天主教教廷所在地的国家夺取了政权。屈从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膜拜希特勒的德国之间具有若干相同之处。两国的国家统一都迟于西欧其他国家――仅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六十年才统一。两国都没有代议制政府的传统。两国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不满意：德国是作为战败国；而意大利成为大国的要求只是勉强地被接受，(虽然它是战胜国之一)其所获得的赔偿比所索取的要小得多。这些情况使得意大利和德国同样容易接受以新的极权主义形式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病害。不过，这种病害对于整个西方文明来说是地方性的。
吉本在思考野蛮人入侵造成罗马帝国的覆亡时，得出的结论是：大炮和堡垒现在组成不可攻破的防线来抵御鞑靼人的骑兵，欧洲现在对于未来任何野蛮人的入侵是安全的，因为，在他们能征服之前，必须先停止作野蛮人。如同我们可以从俄国的例子中所了解到的那样，他们在战争科学中逐步取得进展，总是伴随着和平及内政艺术方面的成比例的提高，而他们自己也必须在被征服的文明国家当中值得占有一席之地。在吉本著书以后的一个世纪里，象推翻罗马帝国那样的外来野蛮人入侵欧洲的可能性完全没了，这是因为欧洲文明扩展到全世界，而使这种旧式野蛮人的半阴影荡然无存的缘故。但是未完全与欧洲文明同化的大众对这一文明的压力并没有消失。这是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人口极大增长所造成的。在吉本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四代人时间里，欧洲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多，北美洲的人口则增加了四十九倍。自由制度如何在群众起来的情况下存在下去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所专心研究的问题，他们置身于社会主义运动之外，有托克维尔和米尔，伯克哈特和阿克顿。他们一般地用恺撒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对立极端的词来表达这一危险性。但是拉特瑙在1919年把那个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革命群众运动解释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十年以后，奥尔特加-加塞特在一本著名的书中发展了这种思想，他把“大众的反叛”描述为时代的主要倾向。他的著作对那时已成为欧洲政治确立的特点的法西斯主义作了广义的解释，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证实了他的许多预测。
在德国人之中存在一种自觉的野蛮传统，对欧洲文明持冷淡态度，不时回忆起正是一些日耳曼部落推翻了衰微中的罗马帝国，并开创了中世纪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一度被称为“哥特人的”，而且以后对它的最高表现形式这个名称也仍然适用。在十六世纪，由于敌视罗马教皇，德意志民族意识变得明确和激奋起来。阿米纽已经象赫尔曼那样被宣布为民族英雄，吉本记下了他同时代一位普鲁士伯爵的爱国主义言论，“[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野蛮征服者来自仍在产生出普鲁士军队的那些相同国家”。但是自我意识到的野蛮传统，开始时不过是无害的文雅古风，以后不知不觉地退化为真正的，同样自觉的新野蛮主义，在抗击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之后，极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分子回复到古条顿族传统，他们相信这种传统包含有反闪族主义，放逐斯拉夫血统的人，用斧子斫头以代替法国发明的断头机。在希特勒上台执政前一百年，海涅在十九世纪最令人震惊的政治预言中就预示将要发生一场德国革命。它会使得法国革命看起来象是一首天真的牧歌。那时，雷神和古老的石神将从无人记得的废墟中升起，擦掉他们眼里几百年的灰尘，会出现“康德主义者们不仅对于理念的世界而且对实际的世界同样不表示虔敬，他们要用斧和剑把我们欧洲生命的土壤无情地翻起，以便根除以往的残迹”；会再次激起基督教没有完全熄灭掉的古代日耳曼人对战斗的渴望，“这种对战斗的渴望不是为了毁灭，甚至也不是为了胜利，而仅仅是为了战斗本身”。D?H?劳伦斯在1924年访问德国的时候，希特勒还是兰茨贝格的囚犯，他的运动已经垮台，劳伦斯把成帮结伙的德国学生、成群结队的青年男女――他们背着帆布包，发表种种“非实利主义的言论，半神秘的主张”――看作是松散的种族同伙，而且凭直觉理解到，通货膨胀和占领鲁尔已经完成了那场战争所引起的事情，理解到原来对和平和生产所抱的希望已经破灭，理解到德国人已经下意识地脱离了欧洲。
旧的潮流，旧的皈依受到了破坏。而更旧的潮流却插进来了。回去，回到鞑靼人野蛮的一极，远离欧洲基督教文明的那一极。这事对我来说似乎已经发生。而这比任何实际事件都更具有深远的重要性。正是它孕育了下一阶段的事件。
希特勒回来争取和组织了流浪汉。他的历史使命的中心思想在于宣称，纳粹运动是一次新的野蛮人入侵，是来结束另一种陈旧的文明，并且用建立在种族原则上充满活力的文化来取代旧文明。
“他们认为我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野蛮人，”他高兴地喊叫起来。“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要做野蛮人！这是光荣的称号。我们要使世界充满活力！这个世界快完蛋了。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搞得天下大乱。”他随之对他称之为“历史的必需”作了冗长的说明。他宣称野蛮力量应该闯入没落的文明里去，以便从正在熄灭的火焰中拯救生命的火炬。
希特勒是欧洲霸主中第一个拒绝古代皇帝称号的人，这种称号体现了统治全世界的要求。查理五世被选来继承他的历代先王接受帝王的尊荣；古斯塔夫?阿道夫和路易十四渴望得到这个称号；拿破仑僭取了它；俾斯麦的国王则把它民族化了。希特勒精心选择的德国人民的元首称号，表示出比罗马最高权力具有更原始的权威的源泉：种族的具有神授能力的领袖。在他达到权力的顶峰时，他写信给墨索里尼：
领袖，首先我时常认为，似乎人类的发展仅中断了一千五百年，而现在就要恢复它原有的性质。天数在这场斗争中竟赋予我们两人以如此显赫的地位，使我年复一年地愈加同你接近。
在阿拉列和盖斯列劫掠罗马的时候，他们并未被二千年前掠夺迈诺斯都城的希腊野蛮人的行为所激励；希腊野蛮人也未曾有意识地模仿他们的前辈真正的雅利安人，那些人曾经侵略和毁灭了苏美尔人的文明。贯串一千五百年的野蛮人的历史回忆和历史意图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最为卓越的证明之一。
但是，正象国家社会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唯一形式，欧洲的一些法西斯革命不是二十世纪最早的群众运动，也没有建立起它的第一批极权主义政权。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它们的先驱和典型。法西斯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初看起来是辩证的：法西斯独裁者们宣称他们在把他们的国家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但是从一开始，他们革命式夺取政权和极权主义式巩固政权的技巧都是仿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到1939年初．苏维埃政权已有二十多年，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已有十五年以上，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仅仅经过六年就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对于有辨别力的观察家来说，明显的是它们之间的相似点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别，它们还可以被描述为好战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单一现象上的不同阶段。希特勒并未创造“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但他却是看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同一个大众叛乱的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欧洲政治家，并且把他的政策基础建于这个鉴别之上。
俄国共产主义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特别密切。德国原来就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最早的群众性政党，而在1914年之前又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共产党于1920年成立后是除俄国以外的最大共产党。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获得最初的胜利以后，首先指望的就是德国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这就会把俄国革命转变为世界革命。但是德国共产主义后来扮演了一个不同的角色，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带步人。希特勒正是从共产主义那里才学到了他的大部分革命鼓动的技巧；共产党虽然在国内问题上同纳粹分子进行无尽无休的争吵，却同他们勾结，使得魏玛共和国不可能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使本国虚弱的民主分子采取中立态度。“西方文明的两个孪生敌人把工作做得很了不起；它们分裂了也许是唯一能够拯救西方文明的力量并使它不起作用。”从1931年以后，在魏玛共和国处于临危状态的时候，共产党人同纳粹分子的合作更为明确，好似一个可与后来的纳粹-苏维埃条约相比的战术联盟。由于按照斯大林的指令采取了最坏情况下的政策，共产党人为纳粹分子上台执政出了最后一把力，他们于1931年支持纳粹为了在普鲁士进行公民投票而进行的鼓动，1932年6月在普鲁士国会同纳粹分子联合投票对布劳恩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1932年11月参加纳粹组织的反对柏林运输部的罢工。正象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一样，希特勒宣称：“我不仅是征服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行刑人。”
(二)希特勒
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缔造者和化身就是希特勒本人。对于那些基于性格和景况并未受到他的品格吸引的人来说，他这个人面目可憎，言谈粗俗，缺乏教养，思想低下，结果他的同代人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低估了他的威力和能力。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个月里，与兴登堡忠于宪法的神话相对照的就是希特勒平凡庸碌的神话。许多德国政客认为让纳粹分子组阁也好，几个月内他们的无能就会暴露出来，然后威信扫地，在哄笑声中下台。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也容易把他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表征，容易集中在社会现象上而不是在他个人身上。他的同事奥托?施特拉塞尔称他是“德国革命的软木塞”，而在国外最先出版的一本传记名为《无名小卒希特勒》。但是这个被贬低的对象，他自己早就写过：“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人物却成了天生的领袖。”
历史上很少有革命伟人象希特勒那样完全融合于他们的革命之中，人们还可发现他们与作为革命的喉舌和化身的角色是那样相称，简直是非此莫属。克伦威尔在许多方面是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的代表，但是除了成为将军和摄政以外，他扮演了一个地方议员的可敬角色，他的一生的核心是个人精神上的斗争。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巩固者，不过只是因为他先是雇佣军队长；他的天才即使没有给他带来最高权力的话，无论如何也会保证他一定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列宁是俄国革命的缔造者，但也只是因为他早就是出类拔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墨索里尼是小一点的人物，在进入政界之前过着记者生涯，在他下台之后曾希望为自己重建私人生活。希特勒是维也纳贫民区的无名之辈，后来成了大众革命的魔术师和巫师，此外他什么也不是。好象在二十世纪的德国，对革命领导的历史性要求都被削掉了，直到留下既无道德价值，又无社会地位，又无自主的职业和智力技能，而只剩下强烈集中于革命任务本身这一条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民众的战争，其特点是各国的战争英雄不是伟大的司令官而是无名小卒。希特勒反复宣称他是德国无名小卒――“只是一个无名的德国士兵，只有一个小小的镀锌的身份证明号码在胸前”――不是埋葬在国家圣地的花圈里，而是走遍全国要报仇雪耻。当人们半带蔑视地称他是“德意志国家的鼓手”，他却自豪地接受这一比喻。在这种自我承认与德国民众一致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力量和陶醉。此外，他的形象失去了轮廓而被涂抹黑了。新闻记者们竭力想找出他个人作为领袖吸引人民的各种特质，这种努力很少成功。当我们设法描绘一幅准确的画面，说明他的早年生活和抱负、艺术才能、娱乐、个人瓜葛和感情的各种联系，以及他同爱娃?布劳恩的畸形婚姻时，我们遇到的却是经过涂抹和捉摸不定的印象，好象是在对付芸芸众生的一般标志而不是特殊的人，或是在对付遥远年代的典型形象，与此相称的是，甚至经过十二年的峥蝾岁月，他死去的时候的情况仍然是同样晦涩。他的生活由于集中于权力而变得毫无意义了，他这位权倾一时的人物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猜测不透，带上了传奇色彩，这不是由于他的成就而是因为他几乎设有个人特质。
尽管如此，虽然本来不论如何都会有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复活，而这种复活会找到自己的领袖，并且所有这些确实都被预见到了，但希特勒为德国革命送来了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天才的才能，从而使他堪称不是从俾斯麦以来而是从拿破仑以来欧洲最伟大的人物，使他堪称不是从俾斯麦以来而是从路德以来德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个人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决定意义的历史性力量。这种力量把他从平地拔到最高政治权威的地位，而当政治结构在灾难中分崩离析之后还继续能对人们实行控制。戈林在1921年同他第一次见面，他刚听见希特勒说了两句话便为之倾倒，若干年以后一位外国外交官问他：“你真的怕他吗？”他考虑以后说，“是的，我想是的。……你不了解他！”斯佩尔被他迷惑住了，而沙赫特则承认或是假装承认说，每当他同希持勒会面之后，总是感到精神为之一振。外国人也不能不受感染：劳埃德?乔治只是访问希特勒后受到引诱的英国政治家中最突出的一个，甚至墨索里尼开始虽带有拉丁式怀疑，随后是因嫉妒而苦恼，并一再感到愤怒和怨恨，却一直是处在元首的心理统治之下。希特勒的独自式谈活把他同部长们和将军们的个别谈话和会议降低到群众会上讲演的水平，却没有损害他的权威；这类谈活反倒成了维护权势的手段。
在许多目击者之中，我只举一个例子――一位加拿大人的判断：“我能听希特勒就某个问题的一方面谈论一个小时，如果他再谈一个小时而所谈的同前一小时完全相反，我也听得下去并相信他。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希特勒的雄辩能力！如果他能使我那样，那他对德国听众的说服力又该有多大呢！”
当然也有不为希特勒魅力所动的人，特别是德国的将军和外国政治家中的齐亚诺，但关系重要的却是其他人。
希特勒的首要政治天赋就是雄辩术，用讲话掌握听众。这是他决定性的天赋，如同拿破仑掌握军队的天赋一样。“今天说话就是战斗，”鲁登道夫的一个参谋人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时刻这样写道。“把话说对了就是打了一次胜仗，把话说错了就是打了一次败仗。”正是以这种精神和在同样的情况下，希特勒学会了宣传的艺术。从他所能造成的动乱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他是历史上最大的大众演说家。
设想一下当他象和平时期那样惯于站在柏林滕佩尔霍夫广场检阅台上，在他面前的是一百万德国人，他的感觉是什么。这是任何人面前从未有过的最大的人群。在一个民主国家，你决不可能集中这么多的人，因为这要他们花费十二个小时集中，再花费十二个小时解散。
他对德国听众的讲话说明了他叙事简单、一再重复和唤起兽性的感情的原则。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翻来覆去，并且习以为常地控告他的敌人犯下了罪行――这些罪行正是他本人打算对他们去犯的――因而令人有千篇一律的感觉。不过他还有另一条同样重要的原则，就是讲话应当适应特定的听众。讲话的成功不仅限于对那些偏爱听他讲话的德国人，因为那些偏爱他讲话的人不仅限于德国。甚至那些并不那么偏爱他的外国人，在他们从无线电里听1938年和1939年希特勒的讲话时，歇斯底里加上女声女气的刺耳声音也传来他的邪恶威力。
希特勒正是靠他的口才在德国上台执政：那时候，他的演说就好象是当年年轻的拿破仑在意大利所获得的胜利。
1932年1月，希特勒在迪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都会见了德国西部重工业巨头们――他的听众是头脑冷静、不动感情的企业界人士，而在他讲话结束时却赢得他们热烈的赞同。这也许是他作为一个雄辩家所取得的最大成就。这是一项极妙的论证。那篇讲话是国家社会主义历史上的里程碑。
另一项靠雄辩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发生在更加阴沉的国内危机时刻，即日在国会的演说。在讲话前两个星期，他杀害了一千多人和许多纳粹党领导人，他现在要向国会内的幸存者说明这样做是对的，而大屠杀已经使国会的议席空出了二十个位子。也许在他一生中这是仅有的一次，听众沉默地听他讲话达二十分钟之久，一直到“他举起右手，食指向上，踮起脚尖，一面大喊：‘此时此刻我为德国的命运负责，因而在这二十四小时内我个人也就是国家的最高法院’”，于是又响起了通常的欢呼声。
不过，希特勒一旦执政，他的讲话就影响到更广大的范围。这些讲话不仅面对德国听众，而且成为对英法舆论的心理上的胜利，从日的和平呼吁，他把自己说成是世界需要和平的发言人起，到日在国会讲话，他引申格莱斯顿的一个老套话，以道义权利为由论证重新占领莱茵兰的正当为止，都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他的讲话转入德国在国外的重大利益，于是获得了新的威胁性的弦外之音，而且在保证立刻和平和坚持德国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不打仗的若干条件之间，极尽滑音变调之能事。他说，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现已完成；德国在欧洲已无领土要求；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对其他国家所承担的义务，这个义务是恢复民族尊严和自由所加于他的。他又一次提到，从纳粹革命以来三年内，德国人从来没有做过伤害其他民族的事，从来没有向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伸过手，而是一直在自己的边界之内活动；如果外国谣传明后天德国会侵略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那末这些谣言不是源于爱好和平的千百万人民，而是来自一小撮国际煽动者――犹太人。一会儿以后又说：如果他每次都未同凡尔赛条约国家磋商就采取了实现平等权利的措施，甚至也未通知它们，这是因为这样做更容易使它们接受这些决定，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必须接受；既然这一切都已完成，所谓令人吃惊的时期就告结束。然后便是高潮，他宣布面临着必须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欧洲必须提出的最后的，但是他不会退让的一个领土要求。因为关于苏台德德意志人问题，他的耐心现在到了最后限度。一直到日占领布拉格为止，催眠的魔力才算破灭，他的外国听众们对催眠师暗示的感应性才化为乌有，他再也没有仅用言辞就取得胜利。
其次，希特勒还具有一种组织方面的天才。他完全没有拿破仑那种超人的智力条件和行政天赋，不间断地进行工作的才干，对细节的掌握，以及在广泛范围内同样有把握地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的能力。希特勒是一个痉挛性的工作者，反复无常而又缺乏训练。他不喜欢阅读报告和备忘录，了解情况靠询问有关人员而不让他们提出建议。“斟酌和核对每一项可能的细节这样的繁重工作不合他的胃口。他对之失去耐心，表示厌倦。以天才的笔触来勾画出一幅素描――这使他感到最大的满足。”他研究得比较彻底的学科就是战略学，因为他尚未实现的野心就是要成为一个象他作为革命领袖一样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他具有详尽的知识的唯一领域(而这是显著的)，就是关于堡垒和武器的领域，这把他对小玩意的迷恋和对巨大事物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了。他是登上宝座的半瓶子醋和咖啡馆政客。但是他还不仅是如此。他在组织方面的天才在于他的广泛的计划范围，坚定的目标，以及使人们成为他的工具的能力。
就象每一个成功的革命运动一样，国家社会主义拥有双重技术，这就是狂飙突进而辅之以慢性渗透和破坏的方法。希特勒正是由于擅长第二种技术而有别于那些革命的冒险者，例如拿破仑第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同时代的大多数独裁者，他们不过是利用了短暂的革命形势。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有一种节奏，就是前进和巩固，交替进行。1923年的慕尼黑尼黑起事的时机是不成熟的。导接着就是十年的遵守“合法义务”，这意味着组织和渗透。
希特勒不能在一年之内推翻魏玛共和国，但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内部，他能造就一个微型国家，一旦胜利之日来到，就能准备好占领这个非国家――这个国家还够不上称为国家――的机构，继续进行德意志帝国的行政管理而不中断。这就是兰茨贝格以后几年的任务。在希特勒的一生中，也许没有比这种在党内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更卓越的了。……在党的命运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希特勒指定了由法律专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拟订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形式。多年以后，人们问希特勒为什么能连续四个小时行纳粹的举手礼，他回答说：“意志力……戈林就干不了！”信仰！一种思想的胜利。这在无数次讲话中重复得庸俗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任命那个委员会这件事决不应该忘怀，如果你企图理解希特勒的话。外交部、宣传部、青年组织、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国家社会主义妇女组织、摩托化部队、空军部队，更不用说党卫军和冲锋队了――党应该做好准备，如果接管这个非国家并将其体制纳入自己的国家形式的时候来到的话。
这种长期艰巨地从事于建设性的颠覆工作，在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事业中是找不到类似情况的，列宁从1900年到1917年的流亡生活也不完全与之相象。这个工作在1933年大进展的时候终于开花结果，接管政权。但另一方面，在更广泛的领域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一模式又重现了。新的“合法义务”时期开始了，亦即国际领域的合法义务。希特勒说，德意志人对本民族传统的无限热爱，使他们尊重其他民族的权利要求，而且衷心希望同其他民族和平友好地相处，德国政府决不会主动撕毁协议，除非这项协议可以由一个更好的协议所取代，德国不愿采取除条约本身承认有理的途径以外的任何其他途径。1934年7月在维也纳发动政变未遂，当时陶尔斐斯遇害，此事被认为是接管政权对奥地利的扩大；此事的失败则说明时机还不成熟，它确实是慕尼黑政变的相似物。
7月起义的决定是正确的，[纳粹地方党部负责人赖纳后来写道]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结果是(党)组织的完全破坏，整批的战士遭到损失，不是被囚禁，就是逃往“旧帝国”，至于德国同奥地利的政治关系，则是德国政府正式承认奥地利国家的存在。元首在给巴本的电报中指令他重新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从而清理了战斗的第一阶段，开始使用政治渗透的新方法。
国际革命的准备和渗透工作，是在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声明背后不间断地进行着，可分两个方面。一是在德国国内加速和完成重整军备。希特勒一上台执政就“明确提出一项政治要求，要在五年内即到日止为他建立起一支使他可以在紧要关头用作为政治力量的工具的武装部队。”日，戈林宣布已经有一支空军部队，日重新实行征兵制，日通过秘密的帝国防务法和任命沙赫特为负责战争经济全权总代表，同一天在希特勒的国会讲话中正式单方面废除凡尔赛条约的军备限制，于是德国重新武装的第一个和秘密的阶段就胜利完成了。
历史将展示(十年以后德国的托马斯将军写道)，一个国家，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所做的那样，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已如此深思熟虑而系统地把它的全部经济力量用于战争需要，这样的实例是为数不多的。
另一个方面是组织国外的德意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总参谋部代表德意志帝国宣布了一条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大国也都有这个原则)：“德国的威信要求我们不仅应该对德国公民，而且要对所有的德意志人都给予强有力的保护”。这一点在国家社会主义下是实现了。国外组织(AO)及其附属的国外德意志人民联盟(VDA)对全世界来说，在较小程度上就象国社党在1923年至1933年对德国那样。1937年，AO成为德国外交部的一个部门，部分地同外交和领事业务融合在一起，其活动受到外交豁免权的庇护。这样它就成为通过宣传和谍报对外国实行革命渗透，并在全世界建立第五纵队和根据地网络的高度发展的工具。它的控制再加上盖世太保，使得它的组织和联系不仅包括全体党员，而且包括所有的德意志人的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活，并监督他们在各个领域的活动。它在有的地方建立起准军事组织，通常以纪律检查或治安勤务的形式，名义上是在党员中维持秩序，但是能用来作为一支打击力量。还有一种企图要把德国人移居到重要的战略地区去，如北石勒苏益格、南非和拉丁美洲，而在旅游者、技术人员、旅行推销员的伪装下，这个增援运动组织得很好。
外国和外国政治家[戈林的官方喉舌在1937年说]必须认识到，在未来，德国同世界其他民族之间富有成果的关系，只能建基于外国德意志人作为德国文化和商务天然代理人的有组织的活动之上。
希特勒在国内夺取政权不到四个月，便向帝国边界以外的德意志人直接发出第一次呼吁。1936年内战爆发以后，西班牙政府搜查了AO设在巴塞罗那的办事处，没收和公布了办事处的文件，因而官方否认民族统一和帝国主义目的的声明业已信誉扫地。许多国外德意志人的组织，就象许多各色各样的德国组织一样，都是多余的，无效的。拉丁美洲纳粹党的许多庞大的分支机构是如此，美国的德美人民同盟和加拿大的德意志同盟收效不大的活动也都是如此。但是它在欧洲却产生了结果，在德国夺取政权四个月之后但泽就已纳粹化，奥地利的纳粹化则为德奥合并作了准备，通过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分裂了捷克斯洛伐克，在整个东欧调动德意志少数民族，渗入挪威并使之瘫痪。这些不可能象党的建设和对魏玛共和国的侵蚀那样直接地归之于希特勒的成就，这些成就来源于他赋予德国人的自然趋势以动力，促进了德国人勤奋努力、盲目服从、扩张组织的天性。尽管如此，精神和目的都是他的。
不论是谁，要是他想象社会主义是叛乱和蛊惑群众，那他就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他在1934年说]。革命不是民众游戏。革命是艰苦的工作。群众只看到成果，却不知道，也应该不知道，在迈出新的一步之前需要作的无法计算的看不到的劳动。
除了理论动力和宣传技术以外，纳粹政府制度的轮廓是扩大为全国范围的匪徒行径。它的主要刺激之一是有组织的贪污，在它最有力的压制手段中就是间谍活动和个人讹诈。这些都发展了，着眼于把它们用于国际政治中，但是它们的效力在德国以外就减少了，而希特勒对外的成功可归因于他的天才的其他方面，而不是归因于世界名人丑闻的全套卡片索引这个构想。国际影响中更重要的是希特勒政府的特殊方法，促使别人闹翻以坐收渔人之利，以及造成下属之间互相敌对。象弗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大量设置相互矛盾的任务和相互冲突的机构；不过由于种种超出了希特勒的道义和政治哲学范畴的原因，结果在德国不是和谐协调而是离心离德，铁板一块的纳粹国家在战争的重压下分解了，如特雷弗-罗珀所描述的，成为“私人帝国、私人军队，私人情报机构的混乱状态”。1939年，这一过程远未结束，但是从希特勒上台执政以来，外交政策一直是通过相互矛盾的机构在执行，而且涉及个人竞争。1933年，纳粹扩张的思想家罗森贝格被任命为负责纳粹党的外事局，该局在对外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的伪装下组织对国外进行渗透。正式的外交部从1932年到1938年仍属于牛赖特领导，维持外交门面。但是牛赖特有一个妒忌的对手，就是里宾特洛甫，他作为希特勒的无任所大使执行一条独立的路线，而且终于取代牛赖特担任外交部长。此外，戈林作为空军首脑和帝国国防会议主席，也是一个显著的外交人物，时而宴请访问柏林的贵客，时而在外国首都同统治者们会谈。影响的多样性引起英国政客们的错觉，以为希特勒是个幻想家，听信了错主意，或者只听到极端主义的下属的不完全的情报，以为里宾特洛甫是个有不良影响的人，或者戈林是个有温和影响的人。但是实际上，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没有一项不是希特勒的，他的政策鼓舞了并包括了他的部长们的阴谋，它也不需要外部的邪恶影响来加强，时机一到，他个人就单独作出决定。
第三，希特勒具有一种最高度的政治艺术：在权力斗争中的绝对驾驭能力。其主要的源泉是他那异乎寻常的意志力。此外，他在操纵驾驭中策略上的能屈能伸和圆滑灵活，觉察敌人弱点和他们很可能作出的反应，等待时机和在进行打击前迷惑敌人时的逢迎随顺，都有拿破仑的水平。虽然希特勒靠直觉行动，而且远远缺乏象拿破仑那样在广阔视野的明察秋毫的能力，但他把权力政治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他深知个中道理，他对权力政治留下了象马基雅弗利那样深入和持久的名言，例如以下的原则：谎言越大，群众越易受骗；一个精明的征服者将分阶段地进行勒索。
他在1939年获得威望的主要源泉是他的政治眼光，他对行动的时机的识别，这在德国称之为他的敏锐感觉。在1933年以来对外关系连续发生的危机中，他的意见经常是对的，而他的政治和军事顾问们却是错的。他预先通知帝国政府有关外交政策的最后一个决定是退出国际联盟。“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说这一行动将导致占领莱茵兰[即由法国人出兵]的预言家很多，相信的人却很少。”他个人决定在1936年重新占领莱茵兰，是在占领前两三天内自动作出的，而且未同内阁磋商。――“那时这是又一个看来不可能的行动。相信我的人很少。”随着他冒险范围的扩大，总参谋部的反对情绪变得强烈些了。日的会议，自始至终有一种怀疑和不赞成的暗潮来自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和陆军总司令弗里契。他们争辩说，法国在沿德国边界一带军事上将占优势，即使它同意大利处于交战状态，也仍然如此，还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堡垒可同马奇诺防线的实力相当。1938年2月，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契因此免职，希特勒自己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里宾特洛甫取代牛赖特，冯克接替沙赫特在帝国银行的职务。这些是希特勒同军队发生冲突最早的外部迹象，希特勒靠占领奥地利提高了威信，从而解决了一次政府危机。日，约德尔在签署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指令时，他写道：
元首的直觉是我们应该今年干，军队的意见是我们还不能干，因为极其肯定的是，西方大国会进行干涉，而我们的力量还不能同它们匹敌，这两种意见的矛盾又一次尖锐化。
1938年7月，总参谋部向希特勒提交一份备忘录，是由总参谋长贝克起草的，其中论证德国在军事上居于劣势，在对捷克斯洛伐克出战争初期即使取得胜利，也会被法国击败，因此不应在苏台德问题上冒战争的风险。备忘录激怒了希特勒，他免去了贝克的职务，以哈尔德接替。2月份将军们还没有作好行动的准备，9月危机中，在哈尔德领导下，已商定如果战争爆发便立即推翻希特勒。
但是张伯伦先生来了，弹指之间避免了战争的危险。希特勒从慕尼黑回来时，是张伯伦先生和达拉第先生所推崇的兵不血刃的胜利者。因而德国人民理所自然地欢迎和享受他的胜利。即使在希特勒的反对派――高级军官集团一群人之中，上述胜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慕尼黑以后的六年中，在德国国内再也没有对希特勒的有组织的反对。
曾有人说，希特勒政治和战略的最终失败，其原因在于不负责任的政权的腐败以及缺乏“对这样一个任性的天才进行必不可少的”批评。这是完全确实的。但是如要估价他的天赋的政治能力，就要涉及更深刻的问题。有一个分析的最终标准，我们必须依据这一标准来考虑用以判断政治成就的各项标准。是否有道德，或仅仅是执行得出色，或是为国家的利益服务；还是为国家利益背后的价值准则服务？就最后一点而言，希特勒确实宣称他的政策不是纯粹的国家政策，而是以生物目标为宗旨。这是取代西方文明原则的伪科学。至于德国的利益，他已经使之成为普遍不稳、积极动荡和长期革命的工具；当他写到“外交政策的目的不应该只看着一个国家英勇地倒下去，而应该是以实际的方法生存下去”，他自己就在无意之中对此作了定论。还剩下技能问题。希特勒有时把这种品质解释得极其低下，说它简直就是圆滑。“政治就是赌博，在一切赌博中什么诡计都是允许的”，他说“赌博的人经常变换规则以适合他们自己的需要”。不过这种水平的政治除了成功以外是没有标准的，而从长期来看，希特勒不是一个成功者。如果技能意味着更多的内容，高超的技术应当取决于能否正确衡量运用这种技术所处的形势，那末我们应当考虑到希特勒把现实主义同狂热主义两者可怕地结合起来的两重性。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看待某些事情异常清晰，同时他的眼睛晶体的边缘又总是可能被乱槽糟的东西所蒙蔽。他的洞察力可能被他的信条和脾性所影响，就象他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种族分离活动，在军事上会表现出软弱无力，或是认为世界上仅有的杰出人物就是他自己还有墨索里尼和斯大林，而只有他们才具有唯一的那种政治家气质。日，他占领布拉格，就是认为“小蛆虫”张伯伦和达拉第，他在慕尼黑见过，他们个人不可能存有比那次决定命运的会晤的水准更深入的目的，而英国和法国除了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政策之外也不可能存有更深刻的道义力量。技术标准本身就提出了问题，是否希特勒政策的根本缺陷就是道义丧尽，从而使他错误估计他企图毁灭的文明的绝对本质。
在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冒险家中，希特勒在一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切萨雷?博尔贾能把马基雅弗利这样有影响的思想家所想出来的治国大计的模式加以实现，这是他的幸运。但是，希特勒倒适合于普遍半知识化和新闻业发达时代里的博尔贾的身份，他把切萨雷同马基雅弗利合而为一，而且早在他发迹伊始，在独立不群的透明面纱的掩映下，他已表达了要成为实际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的稀有结合物这个自我感觉。他最持久的纪念碑(这要比他打击西方文明的物质后果持久得多)，很可能就是《我的奋斗》。在主张实力以取代对权威的维护这一点上，在用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来非难理性的统治这一点上，在用操纵群众实现破坏性革命的目的来代替有秩序的行政进程这一点上，《我的奋斗》是在政治哲学里的一个显著标志。《我的奋斗》是一本革命者的手册，其中所包含有关革命策略的有实效的意见比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加在一起的还要多。这本书作为文学作品是可鄙视的，然而由于受到野蛮力量的激励，却显得有活力，如同一条干旱的林荫大道吹过一股恶风，它也许是二十世纪政治书籍的代表作。
《我的奋斗》除了它的政治内容外，作为希特勒对其所处时代在心理上洞察世态的说明，也是值得加以分析的。他在书中不仅勾画了十年之后他担任德国国家元首所要奉行的政策路线，而且描绘了使他能够这样做的世界上的思想状况。他描述一般民众陷于“这里不会发生那样的事”这种镇静而无力的态度，描绘了资产阶级如何闭眼不看政治前途，只拘泥于从不久前的过去继承下来的东西，这是由于他们有着一种消极的顽固性，这种顽固性从未转化为积极的防御；又描绘了当资产阶级一旦不能否认邪恶的存在时，他们又如何不能组织力量与之斗争，却试图立足于一个安全的距离去表明这种冒险的事情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他是在写纳粹运动同魏玛共和国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但同时他也在预言德国同资产阶级世界后来的斗争以及绥靖政策的心理基础。当他在书中谈到他的党在魏玛共和国如何被剥夺了官方保护，因为警方不去逮捕扰乱和平的人，反而作为预防措施禁止无辜者的合法活动，他是在预示墨索里尼和他自己在西班牙内战中要使国际权威处于衰弱地位。他对1939年以前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作了判断．他认为民族精神比武器军备更重要，而且认为在一个多数人至少是消极地反对任何坚决的外交政策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就无足轻重。
但是，《我的奋斗》的迷惑力比上述更为深刻之处倒不在于对希特勒的敌人描绘，而是在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和他自己的描绘，《我的奋斗》很可能是反映一种心理现象，亦即把一个人自己无意识的态度转到一个替罪羊身上的政治著作中最持久的例子。正是在这种间接和反射的意义上，而不是直接的意义上，《我的奋斗》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经典。在希特勒描述犹太人-马克思主义的威胁的时候，浮现出深仇大恨的图景是他本人、他自己的策略和他自己的运动的图景。人们一般都忘记了，在《我的奋斗》中有两段著名的描写宣传的威力的文字，都间接地提到了希特勒。“谎说得越大就越有人相信”这条原理正是犹太人把1918年的崩溃归罪于鲁登道夫的原理，而正是“只有犹太人”才认识到有效而不间断的宣传能把天堂说成地狱，把最悲惨的生活说成是乐园。希特勒描绘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恐怖和肉体威胁的方法，描绘他们以对无产阶级的挑衅的罪名来破坏或阻挠资产阶级会议的技术，描绘社会民主党颇覆工会运动，描绘议会各政党的纲领对社会各阶层都答应他们的每一项要求的时候，他是在叙述纳粹分子赖以夺取政权的方法，他庆幸自己已从对手那里学到了这种方法。他说犹太人的国家从来就没有国界，而是分布在全世界，纯粹由单一种族的成员组成；结果犹太人已经形成了国中之国。对东欧人来说，这更象是在描写德国人，而不太象是说犹太人；后来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代表德意志人宣称，他们也应该拥有一个领土不受限制的国家――
德国的国界是机会的产物，而且仅仅是暂时的国界，是在不同时期发生的政治斗争的结局所建立起来的。……国家的疆界是由人类建立的，也可以由人类来改变。
他写到迫在眉睫的犹太人征服世界，因为布尔什维主义若不囊括全世界就不能继续存在，但是只要有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存在就可以动摇它，这个时候，他是在描绘纳粹帝国主义的逻辑。它为同一个命数所驱使而去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又经受了未能征服英国的惩罚。“只有在妖怪的头胸里，”他写道，“而不是在人的思想里才能形成这个组织的计划，它的实施最后将使人类文明毁灭，世界化为荒漠废墟。”在这种疯狂地失掉道德平衡和辨别力的情况之下，仇恨者与被恨者难以区分了，而希特勒本人也为自己下了定论。
《我的奋斗》的实质就是仇恨，而仇恨的中心目标就是犹太人。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是中欧长期传统的顶峰。希特勒仇恨犹太人是在舍纳勒和卢埃格尔那个时期里从维也纳得来的。但是，他之所以相信犹太人的世界性阴谋，其可能的来源是郇山长老文件，这是一份伪造文件，来自政治上无知和心怀恶意的与《我的奋斗》相同的土壤，来自与《我的奋斗》一样一知半解，识见肤浅地相信世界上有各种阴谋，有地下独裁者和秘密武器，相信犹太人、耶稣会士和互济会员的神通广大和无所不在。《我的奋斗》是以该文件为前兆的现实。但是希特勒在他一见到一个犹太人时的激烈反映――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得最生动的各页中之一页――则是他自己所特有的；而随之而来的加深的仇恨就是他的思想的最邪恶的表现。他的反犹太主义超越了社会学或历史学的解释，而最终必须用心理学和神学的词句来说明。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对新约的颠例，是救世主故事的世俗翻版，国家社会主义同样地是对旧约的颠倒，是自命为新的上帝之选民，盗用了上帝的许诺而未接过上帝的判决。希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其根源就在于这个宗教上的篡夺。纳粹的魔鬼学说确实是被利用于政治目的；如同大多数暴政统治一样，一个既可作替罪羊又可充当妖魔的对手，正是法西斯宣传的一项需要；而犹太人威胁对于希特勒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都是极端重要的，它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使他的党兽性大发，来威胁他的反对派，来把德国人民、整个东欧的统治阶级和所有在国外的那些受到反犹太运动病毒腐蚀的分子(反犹太运动标志着一个处于危机中的社会)都粘结在一起来拥护他。希特勒的天才把崇拜教义的狂热情绪同对权宜手段最冷静的考虑结合起来。尽管如此，他的反犹太主义远非是单纯的策略问题；这是他的最终信仰。日，他自杀前的那天，在柏林地下碉堡内他们的帝国废墟之中，其口授的遗嘱最后一句话，责成他的继承者必须“在一切之上，最严厉地执行各项种族法令，无情地抗击全世界各国的放毒者，国际犹太人”。
(三)希特勒对外政策的方向
贝尔福早在1916年就看到，虽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能被击败，如果同时奥匈帝国瓦解的话，德国在中欧与东欧的统治地位仍然会加强。1919年，德国虽然被暂时击败，但它在欧洲的潜在力量相对地大于1914年。因为在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中，德国受到的损失最小。它完全在国境以外作战。实际上德国全靠自己在1917年就已击败了它的两个最大的军事对手。俄罗斯帝国被击败是由于1918年3月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强加于它的布尔什维克继承人而得到确认。法国在1917年兵变之后已经不再是西线协约国中最大的军事强国，而且把西线的主要部分拱手交给英国，就象贝当所说的，满足于“等待美国人和坦克”。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德国已经无力再在军事上进行反抗；但是它的情况还不同于俄国的痉挛惊厥和法国的精疲力竭。俄罗斯帝国的瓦解比德意志帝国更富有戏剧性；它失去的领土更多；它在内战中陷于分裂，最高权力为革命集团不稳定地掌握着，这个集团的成功是以被国际社会完全排除在外的代价换取的。法国是一个比俄罗斯更文明，社会更复杂的国家，成了战争的主要牺牲者：它的最富饶的领土夷为荒地，人口减少在加速。在德国，由帝国向共和国的过渡在没有任何社会大变动的情况下就实现了，帝国的团结得到加强，1918年的“革命”提供了不是革命的革命的范例；统治阶级、军队、政府机构都不受干扰地保持统治。
德国地位的主要变化是由东欧另外两个军事王国的消失造成的，一个是俄国，是由德国自己毁掉的，第三个是奥匈帝国，过去曾是它自己的伙伴。从维也纳会议以来，德国就面向西方。它的注意力在莱茵河，有争议的边境省份是阿尔萨斯和洛林。它的东北边界一百年来没有出过问题。它同俄国隔着被瓜分的波兰国，并沿着波希米亚的山地边界转回到西方和南方。但是这个表面上已经解决了的边界隐藏着弱点和变态，因为普鲁士国家同德意志民族在范围上有区别，它们只是在俾斯麦的帝国中暂时地会聚在一起。1815年的德意志联邦继承了古代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界，一方面包括了哈布斯堡皇帝的奥地利和波希米亚领土，另一方面又放弃了普鲁士国王的波兰各省。1866年德意志邦联解体，由北德意志联邦所取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拥有波兰领土而放弃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德国。最后在第二帝国中屹立的普鲁士-德国，包含着五分之一的波兰民族，却排除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一千万德意志人。这是由于执行小德意志政策的结果，这是俾斯麦终身争取和维护的微妙平衡。这样就需要在普鲁士的波兰各省维持普鲁士贵族的统治，并在德意志居民和他们的马扎尔人同盟者的控制下维持哈布斯堡君主国作为一个独立而多民族的国家。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东欧革命，把这两项目标都给毁了。俄罗斯帝国的灭亡意味着波兰的解放和失去普鲁士的波兰各省。哈布斯堡帝国的灭亡意味着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漂泊不定，并意味着实行大德意志政策，把所有的德意志人包括在一个国家之中终于有了可能。东欧一连串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从芬兰到阿尔巴尼亚，都为德国在它的东部边界上提供了全新的势力安排。法国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一直能够扩展它的东部边界，兼并由弱小公国组成的缓冲地区。现在为德国在东方开放了一个相似的缓冲地区。它首先是在1918年通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建立的，这个条约把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俄属波兰，比萨拉比亚、乌克兰和高加索从俄国分开。“在二十世纪，在向东再去五百英里的地方，我们看见了拿破仑莱茵联盟计划的新翻版。”暂时，这个德园计划由于在西方被击败而受到挫折，但是德国东部边界的新情况仍旧存在；因此，在适当的时候德国朝着这一方向的扩张是肯定的。
德意志共和国的领导人可以默认失去阿尔萨斯-洛林并接受同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西部新边界。他们却不能同意东部的让与――失掉但泽；把西普鲁士和波森割让给新的波兰国家，把东普鲁士从帝国身上割去，把上西里西亚割让给波兰；把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从帝国分割出去。施特雷泽曼1925年在一封著名的致前王储的信中规定：
德国外交政策在近在眼前的将来面临的三大任务――
首先是在德国能够忍受的意义下解决赔偿问题，保证和平，这是恢复复我们国力的保证[？前提]。
第二，保护在国外的德意志人，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万我们的同族正在外国的土地上，生活在外国的枷锁之下。
笫三项大任务是重新调整我们的东部边界；收复但泽、波兰走廊和修改上西里西亚的边界。
在背后还存在着同德意志的奥地利统一问题，虽然我很明白这样不仅不能给德国带来好处，而且会使德意志帝国的问题变得严重地复杂化。
1925年的洛迦诺条约展示了德国政策的这个总方针。上述条约通过对法德边界和比利时德国边界的相互保证，以及对非军事地区的共同保证．来稳定德国的西部边界。但是，德国拒绝作出类似保证来接受东部边界，当时它希望通过和平改变来纠正。法国人认为它的东部盟国的安全对法国安全是不可缺少的，希望能象对法德边界作出保证那样也对波德和捷德边界作出保证。不过，英国拒绝把它承担的义务扩大到东欧，却支持德国的理由；结果，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从洛迦诺条约所得到的，只是同德国的仲裁条约以及同法国的互助条约。因此，洛迦诺条约虽然为西欧的安全和信心开辟了新时期，也为德国参加国际联盟作了准备，但它也透露：德国有义务尊重西部边界，不是基于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而是基于后来在洛迦诺谈判期间它自愿作出的同意；既然它并没有自愿同意接受它的东部边界，它也就没有义务尊重它。这一美景暂时被各项仲裁条约、国联盟约的各种义务以及根据盟约笫十九条关于和平改变的规定所织成的迷雾掩盖了。但是，在法国同唯一能对德国东部边界单独施加压力的国家苏联签订法苏条约的时候，希特勒便以此为借口废除洛迦诺条约和重新武装莱茵兰，这正是洛迦诺符合逻辑的后果。洛迦诺的力量均势随之便从法律义务的语言转而变成堡垒和军备的语言：齐格菲防线巩固了法德边界，而德国安全地准备以武力来改变它的东部边界。
德国在东欧的优势基于两个传统和两项具体资产。第一个传统是条顿骑士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优势，其中东普鲁士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德裔居民中失去产业的贵族便是这种遗迹。这一传统的社会动力是德国东部的普鲁士贵族。他们是东部殖民土地的农业大资本家，他们的祖先是条顿骑士，这些“生财有道的老手”征服和没收了斯拉夫民族的土地，使之成为无土地的劳动者。在德国人的思想中，斯拉夫人和奴隶仍是无甚差别，斯拉夫人是基督徒的世仇，就象热尔贝曾经称呼他们那样，尽管斯拉夫人自那时以来已经成为基督徒，德国政府倒恢复了异教徒的信仰；而对易北河那一边人民的剥削，照德国人看来从来是开化的使命。俾斯麦的1886年波兰没收法以及在比洛的统治下对波兰人的加倍迫害，都被认为是德国文化对野蛮主义的十字军征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东部铁路，即柏林以东的第一条铁路，被普鲁士贵族称为是“自从条顿骑士以来德国对东欧最大的挺进”。德国的边界传统追溯到若干世纪以前的一切野性和气势――回溯到立陶宛的追捕逃犯，那是没落中的条顿骑士冬季的消遣，到1147年文德人的十字军行动，口号是不接受洗礼便灭亡；到荷尔斯泰因的阿道夫向波罗的海地区的定居者发出谕旨，他在那里建立起吕贝克，回溯到十二世纪大德意志殖民运动初期宗教的和世俗的萨克森王公们早期发出的呼吁，直那时易北河以外的肥沃和无垠的土地对于基督教世界的北部各民族就象美国获得独立初期时对于俄亥俄河以外的土地一样；甚至或许可以溯源到八世纪后期的各次战役，那时查理曼蹂躏了撒克逊人，而且首先强迫他们信奉基督教，后来他们又强迫斯拉夫人信奉。在这种普鲁士和波罗的海传统之中，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艾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他是爱沙尼亚的德意志人，俄国革命时正在莫斯科学习，逃出来之后取得了德国国籍，在1923年促成了希特勒同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会晤。
第二个传统是另一个德意志大国奥地利的。奥地利一直是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德意志文化的旗手，就好象普鲁士是山脉以北的旗手一样。从历史上看，奥地利的作用比普鲁士更晚一些，然而更重要，而且是由哈布斯堡王朝整个时代来正式代表的。它因土耳其的征服东南欧而发挥作用，使奥地利成为西方基督徒的堡垒。但是正如这一作用是强加于哈布斯堡王朝――它们的政策到那时为止一直是贪得无厌，优柔寡断和不光彩的，同样地，在土耳其的威胁已经衰退，因此其必要性也随之失去很久之后，他们仍然想办法利用这个作用的好处。在十九世纪，奥地利帝国逐渐羸弱，秩序混乱，成为欧洲的中国；它的生命力已丧失殆尽。对帝国复兴中的各民族除了要求对一个顽固不化、昏庸不堪的王朝表示尽忠以外，已毫无裨益。即使在这样的时候，它仍自诩负有在东欧各民族中传播德意志和天主教文明的使命，作为毫无效率和高压统治的画皮。
德国在东欧的优势所依仗的两项具体资本是人口众多而分布广，还有它的经济实力。十九世纪欧洲人口的主要变化就是德国人口的增长成为欧洲――除俄国人以外――最多的。强调这一数目优势是纳粹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正是德国人口的政治分布使得德国在一些大国中显得独特。1938年以前，德国从来不曾接近达到别的民族那样的民族与国家相互一致的性质。欧洲的操德语人口同德国居民是两回事。直到1866年为止，帝国的疆界，随后是邦联的疆界之内，都拥有德意志人的大多数，尽管另外还有许多其他民族。从1866年到1938年，中心的德国排除了周边大约占潜在的全民族百分之十五的说德语的人民。一直到1938年德奥合并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主要德意志国家边界之内包括了欧洲十分之九以上的说德语人民，还不算相当数目的非德意志居民，大德国出现了。
但是，德意志民族的分布尤为奇特之处在于他们并不紧密地集合为一体。在整个东欧都有互不联系的德意志居民群，要把他们合并到德意志的中央国家，只有通过把非德意志民族也合并进来才有可能，而德意志人在他们之中又只是少数民族。除了芬兰、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之外，每一个东欧国家都有德意志少数民族。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有“波罗的海贵族”，他们是最初征服波罗的海沿岸的十字军的后裔，以及开发这一地区的汉萨商人的后裔。在立陶宛，有一个由德意志新教徒居民构成的少数民族，他们于十九世纪初为逃避在德国受的压迫而跑到俄罗斯帝国的这个省份避难。梅梅尔原是一座德意志城市，在它的土地上将近一半人口是德意志人。波兰在波兹南和波莫瑞有相当数量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主要原因是，当它们是波森和西普鲁士的时候，普鲁士努力实行德意志化的结果；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还有另一个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原俄属波兰有德意志移住民，他们是农民和产业工人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在罗兹；在波兰再往东部一些则有德意志农业移民的集团，他们是在十八世纪末定居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和海乌姆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人数比任何国家都多，他们在居民中历史悠久，以致人们争论他们究竟是移民还是本地居民。他们大多数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他们大多在这几省的边缘集中居住，包括主要的矿区和工业区，不过别处也有大块德意志人的飞地，在主要城市中，特别是在布拉格，也有德意志居民区。在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鲁特尼亚，有不同祖先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是古匈牙利移民的后裔。匈牙利本身的德意志人，其古老程度仅次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意志人。中世纪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波兰这些纯农业经济的落后国家的国王们都曾鼓励德意志人移民，尤其是在十三世纪蒙古人入侵以后，并且有好几百年之久由德意志人提供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直到十九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匈牙利城镇都是德意志人占优势，尽管他们多半已被马扎尔人同化。此外，还有一些说德语的农业移民区；这些区有的起源于中世纪，但是大多数都建立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推行移民计划的时候，是从土耳其人手中重新夺回国土外将南方德意志人或“施瓦本人”移民到这个国家来的。他们大都定居在布达佩斯周围、巴拉顿湖以北和西南地区。根据特里亚农条约的规定，施瓦本人移民区从伏伊伏丁那改属继承国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他们组成南斯拉夫主要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不过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另外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德意志人移民区，甚至在塞尔维亚也有一些。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罗马尼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分布得最为广泛，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是从十三世纪以来的移民，成为特兰西瓦尼亚三个享有特权的民族之一，保持了高度文明的传统以及精心构成的民族组织；在巴纳特是施瓦本人；在布科维纳，在比萨拉比亚，还有多布罗加，是人数较少的德意志居民群，主要溯源于十九世纪。在保加利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则无足轻重。但是在一千多英里以东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是另一个德意志人的社区，建立于凯瑟琳大帝之时，1923年正式成为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它只是在1941年秋天希特勒入侵俄国之后才被苏维埃政府驱赶到西伯利亚。
德意志人是东欧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而由于他们同欧洲大陆主要大国的联系，变得极其危险，就象所自发源的那个民族一样，他们大都在传统上忠于居住国的政府，经济上先进繁荣，依恋本民族语言和文化，是听话而有价值的移民。但是，随着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也经历了一场精神革命，那场革命先已落到帝国的德意志人身上了。在接管政权的几个月内，纳粹分子宣称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国境以外的所有德国公民吸收入党，要唤起所有德意志少数民族觉悟到是同种的同志，德意志人的成员。一个同种的同志的定义就是德意志后裔和德意志血统的任何人；德意志民族有别于德国，据称有一亿人口；而东欧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则已转变成为有独特力量的国际第五纵队。
德国在东欧占有优势的第二项具体资本是基于它的雄厚经济实力。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终的一百年使德国成为欧洲的工业霸主，随着德国工业化程度的增长，就如影随形地产生这样一个概念，东欧和近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不过，在这个概念里，各种经济考虑总是从属于权力考虑。普鲁士各邦关税同盟的原意是促进德意志北部和外部世界的贸易，但是后来就象利斯特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德国为了战争目的实行经济统一的工具，就体现了这种特色。因此，在希特勒时代也没有以经济理由作为德国有权统治东欧的论据。确实，对于东欧国家来说，如果西方国家不能提供别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德国作为它们的农产品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东欧各国对德国并非十分重要。同德国总的贸易相比，德国同东欧的贸易是小额的。德国在东欧努力实施其经济霸权，不是出于经济需要，而是出于政治目的。
德国要求统治东欧，一百年来主要体现在关于中部欧洲的概念上。这是以奥地利帝国为一方同德意志联邦和帝国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关系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实质上就是说需要在德国领导下统一中欧。利斯特――普鲁士关税同盟和德国铁路系统的倡导者，终于认为德国命定的目标不是向西跨越海洋，而是朝向多瑙河流域和土耳其欧洲部分，他首先想出了柏林-巴格达铁道的办法。布鲁克是建设劳埃德?的里雅斯提诺公司和的里雅斯特繁荣商业的德国商人，在施瓦岑贝格下面任奥地利商业大臣，他希望把整个奥地利帝国都合并到德意志联邦之内，以便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统一起来的德意志人成为一个有组织的中欧的主人。俾斯麦击败奥地利，导致哈布斯堡帝国按1867年的协议转变为奥匈二元帝国，以及在1871年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于是一个实验性的中部欧洲成为现实，而凭借的则是德国所获得的凌驾奥匈帝国及其皇帝之上的权力。奥匈协议使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奥地利处于最高地位，使马扎尔人在匈牙利处于最高地位，同时又使两者最终仰赖于柏林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中欧各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中部欧洲终于完全实现，此外在哈布斯堡王朝最后几年还产生了对它的经典性理论说明。
世界大战证明了奥匈对德国的价值。哈布斯堡王朝对于眼光短浅的泛德意志主义者(不是对俾斯麦)来说，好象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大联合道路上的障碍物，事实却证明是中部欧洲、德意志世界帝国最有价值的资产，甚至连最极端的奥地利泛德意志主义者也转向哈布斯堡王朝。对于所有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现在有了共同的政纲――要保留奥地利，在德国的基础上重建，并牢固地适应德国体制；它的政策要从属于中欧政策，哈布斯堡的全部遗产都要接管并由德意志民族的共同力量来加以巩固。通过中部欧洲，奥地利德意志人既回到了泛德意志思想，又回到了大奥地利思想，此刻两者相互调和了。他们再次看到自己是德意志民族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作为其一部分，他们重新开始了一种对于先前处于分离状态的他们来说是范围很大的“帝国主义”。
对于纳粹的外交政策，根据上述向东扩张的传统所作的推测很多。在希特勒同波兰签订惊人的协议来开始他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就很容易假定，他既然是奥地利人，他的政策一定是哈布斯堡传统，而不是普鲁士传统，又可假定在实现他的公开表明的目标德奥合并之后，他就会恢复历史上向东推进的政策，推向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确实，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影响应该是赞成向西北方面扩张，向波罗的海地区扩张，他本人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但是直到1939年2月，希特勒一系列的外交胜利――同波兰缔约，接着征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可以证实了第一个假设。错误在于以为纳粹政策只把它自己限于上述政策中的一项，好象它们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似的。希特勒从未把自己看成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他十分轻视他们的反民族政策，就象居留在维也纳的日子里他对他们一直在深思熟虑的治国术的各种问题根本不了解一样。他的根源是大德意志，但他又成为小德意志的元首，大的包括小的。他的反俄政策直接来自哈布斯堡传统而非霍亨佐伦传统，但他自己用古德意志命运的措辞加以表述，却又先于哈布斯堡和霍亨佐伦。他的外交政策把哈布斯堡传统和普鲁士传统混在一起，同时他又超过了这两种传统，就好象拿破仑的政策超过了波旁王室的扩张传统一样。国家社会主义的近期目标远远不是废除凡尔赛条约和恢复第二帝国以前的边界；它的最终野心超过了普鲁士祖先在波罗的海地区和哈布斯堡祖先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的主宰地位。旧的中部欧洲观念为生存空间的新理论所改变和吞没了。
这一变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和骚乱之中发生的，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导致了德国政策的激变。六个世纪之中第一次，在帝国和欧亚大陆的无林大平原之间没有大国阻碍了，而在战争危机达于顶峰的六个月里，德国的统治从索姆河扩张到顿河。这才是希特勒想要恢复的帝国。
因此，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有意地越过德国战前外交政策的行动路线来制定一条路线。我们停止了德国向欧洲南部和西部的不断的进军，而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东方的国土。我们最后停止了战前时期的殖民和贸易政策，转而执行未来的领土政策。不过在我们今天谈到欧洲的新领土的时候，我们主要应当想到俄国和依附附于它的周边国家。……今天，在欧洲有八千万德意志人。在仅仅一百年以后，在这个大陆上将居住着二亿五千万德意志人，不是象在另一个大陆上挤在工厂里当苦力，而是土地的耕种者和工人；他们的劳动将是他们生存的共同保证。只有这样，我们的外交政策才会被承认是正确执行的。
俄国和普鲁士由于征服波兰的共同利益而联合了一百五十年。1914年，俄德之间爆发了自七年战争以来的笫一次战争，波兰问题又一次摆在欧洲政治的最前线。在这个问题的阴影之下，出现了乌克兰问题，这个问题在一代人时间里是奥匈帝国的利益所在，现巳成为德国政策的必然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出现的新权力体系确认，越过一条弱小国家组成的地带，德国人回到乌克兰的路是永远畅通的。原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居住在柏林附近的万湖，跟据情况他有时是流亡者，有时是首领权位的觊觎者，乌克兰方案是纳粹的手中存货；罗森贝格在他的外交政策说明中阐述了《我的奋斗》中的广泛言论；而由于接管了政权，乌克兰计划成了德国外交政策中公开承认的部分。
如果我们能随意处置(1939年希特勒在一次著名的轻率讲话中说)乌拉尔山脉的无尽宝藏和乌克兰平原的无垠沃土，而且在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开采生产，那德国人民就会在财富之海中游泳。
在希特勒的秘密建设中，需要生存空间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主题而始终强调的。在日的会议上，希特勒确定了他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而且要求把这些思想看成是他的临终遗嘱。一开始，他就陈述这个原则：德国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对空间需要的解决”。他随后检查了扩张的需要能否用自给自足的办法或是用更多地参加世界经济体系的办法来抑制。德国在现存的边界以内在原料供应上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自给，而完全不能达到粮食自给。世界经济则由于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帝国的形成而已经在瓦解。因此，
唯一的补救办法，而在我们看来也许是空中楼阁，在于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种寻求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形成和民族迁徙的根源。……因此，如果我们承认粮食情况的安全是主要问题，那么，保证这一安全的必要空间就只能在欧洲去寻求，而不是象自由资本主义观点那样通过剥削殖民地去寻求。这不是增加人口的问题而是获得为农业用的空间。此外，出产原料的区域可以更实用地在欧洲毗邻于帝国的地方去找，而不是到海外去寻，这样获致的解决办法谅必足够一两代人之用。……德国的问题在于，从何处能以最低代价得到最大收获。
他在会上对这问题未予解答，但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本人十一年前在《我的奋斗》中提出的答案。
征服和肢解俄国是希特勒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其他目标都从属于这一目标。在机会主义和策略变换的背后，这项目标保持不变。“但泽不是我们活动的目标”，他在1939年5月说，当时但泽危机正在酿成。“这是在东方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的问题，是保证我们的粮食供给的问题。”在日的会议上，他又一次说，
我们愈益增加的人口要求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我的目标是在人民的数目和他们生存的空间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关系。……把德意志人的人数同可利用的空间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永久性问题。必须得到必要的空间。任何聪明的算计都毫无帮助，只有用剑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四)希特勒对外政策的特征
不侵犯他国的国家，倾向于从合作中寻求安全，以便维持均势。扩张中的国家则谋求分而治之。对敌人各个击破，对目前要搞的对手加以孤立，避免全面谈判：这些就是一切侵略治国术大师们的原则。希特勒的政治战略从其主要路线而言，是同俾斯麦、拿破仑和路易十四的路线一样的。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强调外交政策目标的简约性。他攻击议会空谈家，他们把愤慨花费在南蒂罗尔问题而不是放在征服生存空间的目标。“因为我们不停地对五国或十国吼叫，我们就不能集中民族意志的全部力量和物质力量对最凶恶敌人的心脏给予打击。”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宣传；一旦纳粹执政，虽然保留了原则，但是其实践却是相反。打击的不是最凶恶的敌人，而是逐步升级，从最弱小和最无害者开始。腓特烈大帝有一次赞同地引用一位萨瓦亲王的经典说法：“我的儿子，米兰人象是朝鲜蓟，必须一片一片地吃掉它。”丘吉尔用了一句话，注定要变得同样著名：“一个接一个，这就是程序，这就是对希特勒帮了如此大忙的简单而阴暗的计划。”
正是在实施近期目标要筛约的原则过程中，希特勒的政治天才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拿破仑的敌人大部分是王朝，希特勒的敌人却是民主国家、选举区和造成舆论的群众，必须把他们的思想搞乱，加以麻醉，“愚弄下去”。他对这种政治艺术所作的主要贡献可以称为逐渐增加剂量的规则。他在《我的奋斗》最有洞察力的一段中对此作了描写，而这一规则的关联性在西方各大国人民之中仅仅是很缓慢地才被认识到。
精明的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的勒索永远都是尽可能分阶段进行的。因此就可以预期一个失去所有骨气的民族――自愿屈从于对手威胁的每个民族都是这种情况――在面临任何这些压迫行动时，如果这些行动又是分开实行的，就不会有充分理由重新拿起武器。消极地接受勒索的次数越多，在其他民族看来反抗就越没有道理，如果被征服的民族在经受长期压迫之后最后想要通过反叛来结束压迫的话。而如果这个民族业已长期沉默地忍受苛刻得多的盘剥，那就尤其如此。
希特勒预测和利用的不仅是他的牺牲者的弱点，还有他们的长处，例如，英国政府坚持谋求欧洲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坚持到了极端的程度，以致容忍挑衅，实际上丧失立场，也不肯对加速另一次战争负责。1934年流产的奥地利暴动，是错误估计了力量，那是希特勒在1938年以前唯一的引起了对手调动军队来反对的政变。希特勒成就中并非最小的就是他成功地掩饰了这件事，还掩饰了一个月前德国国内的一场屠杀，这是就外国的舆论而言；除此之外，到1939年3月为止的这一时期是一系列完善地逐步取得的胜利，而且每一项胜利都逐一得到西方大国舆论界主流的认可和喝彩――日退出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日签订波德条约，日举行萨尔公民投票；日宣布德国空军已经重新建成；日宣布恢复实行义务兵役制；日签订英德海军协定；日重新占领莱茵兰；日宣布成立罗马-柏林轴心；日承认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日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公约；日同奥地利合并，以及日在慕尼黑第一次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过去的一个时期”，希特勒在1939年5月说，“已经很好地加以利用。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指向我们的目标的。”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究竟在哪一点上是其他大国应当协同加以抗争的呢？每一事件如就其是非曲直来进行争论，全可以看作是对凡尔赛的不公正部分予以纠正，或者看作是巩固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回溯历史，显然重新武装莱茵兰是分水岭，在那以后事件的发展就急转直下，不可遏止了。但是在当时，鲍德温说，“我们没有其他的愿望，我们只是要保持沉着，保持镇静和继续设法使法国和德国都同我们友好。”
希特勒政治手腕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巧妙地利用时机的艺术。他用来推翻凡尔赛和约的一系列外交突然行动都照例选择在星期六，这时英国式周末意味着他主要潜在对手的政府机器要采取紧急行动是十分不便的。比起利用他的敌人的社会惯例更为重要的，则是利用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成见。1935年夏季．纳粹分子急切地等待着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发生战争，盘算着这将为欧洲局势带来骚乱，他们可以从中获利：使他们得以重新占领莱茵兰。西班牙内战则为夺取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准备了背景。
由于世界形势政治上的不稳定，发生突然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要求德国武装部队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以便(1)在任何时候可以应战，以及(2)能够在军事上利用可能出现的有利的政治机会。
1937年秋季，德国人看出，法国内战或者法英意之间地中海战争的爆发，将造成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机会。“从德国的观点来看……佛朗哥获得百分之百的胜利并不理想，”日希特勒在会议上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战争的继续和保持地中海的紧张局势。”在慕尼黑之后，他已取得了欧洲的独霸权，上面的考虑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自己作出了方向的改变。
不过希特勒选择时机不仅是灵巧的机会主义。这最终取决于他长期以来对德国实力同变动着的欧洲力量均势的关系的判断。日，他在一次工业家会议上的讲话中阐明了一条重要原则，
如果我们想要把另一方彻底粉碎，首先必须把全部权力拿到手。只要一个人权力仍在增长，这个人就不应该发起打击对手的斗争。只有在一个人知道他已达到权力的顶峰，再也不向上发展了，他才应该进攻。
这个原则是联系到德国的政治斗争和即将举行的选举两件事制订的。这一选举是建立纳粹政权后的第一次。“我们在普鲁士必须再赢得十个席位，而在帝国要再赢得三十三个。如果我们全力以赴，这并非不可能做到。只有在那时，反共的第二次行动才能开始。”但是，等待相对的力量积聚到最大的时刻再进行打击，这条实力顶点原则构成了他的对外政策的基础。在日的会议上，他把年规定为标志德国权力的顶峰的年头。“照我们看来，从此之后能预料的只是往坏的方面变化。”到了那个时候，同其他强国的反措施相比，德国的战备将已达到最高点，而德国武器装备可能过时的危险将会增长。“征募后备役军人只限于当时的那一档年龄的人；进一步从年龄大些，缺乏训练的那些人当中征兵不再有效了。”随后的任何一年都能给德国的食品供应带来危机。维持一支庞大的武装部队所造成的困难，生活水平下降和出生率下降所造成的危险，“[纳粹]运动及其领导人的老化”，都意味着走下坡路的趋势那时就要开始。“今天，没有人知道年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如果元首现在还活着，至迟在年，他的无可改变的决心就是要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正是在这一年份限制之内，由于抓住有利的意外事件，诸如法国的内讧或是法意之间的战争，军事行动的时间可以提前。日，希特勒对他的司令官们说，欧洲局势中的一切因素目前都有利于进攻波兰。“对于我们来说，不难作出决定。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们只会有所得。我们的经济状况是这样的：由于各种局限性，我们不能支持到几年以上。”随着波兰的倾覆，力量顶点看来是明显的。“时间有利于我们的对手，”日希特勒说。“现在有一种力量关系，它对我们永远不能比现在更为有利，而只能恶化下去。……今天我们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优势。”也许这正是希特勒政策的缺陷，根据其自身的原则，在利用有利机会与等待德国力量的集聚超过其敌人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表现出愈来愈倾向于前者，长期以来他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形成了一种习惯而且使他的判断的敏锐性减弱，而赌注加倍的趋势则是一种充满动力的政策所固有。
一个侵略性国家往往独立行动，除了根据自己的条件，它对于同其他国家实行合作总是谨慎小心的；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就是双边性的，而非多边性的。“为君之道，以不受制于人为上策。”象拿破仑一样，希持勒的目的是同每一个国家单独打交道，而且避免全面谈判。他对哈利法克斯说：“他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会谈的狂热敌人。他决不让自己被那些认为每三个月就该有次会谈的政治家们拉进这种程序中去。”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是他外交行动合乎逻辑的开始；他不可避免地走向毁弃洛迦诺条约；除了他自己发起的以外，他拒绝参加任何别的多边协议。
但是，政策的独立性一旦获得成功立刻吸引了合伙人和清道夫，这就正面提出了问题，怎样才能妥善处理这些关系。自1936年德国分别同意大利缔结轴心条约，同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公约以来，这一问题就是德国政策所关心的一件事。意大利是最密切的合伙人，但是希特勒每当合适的时候，就不管它而独立行动起来。日，齐亚诺在访问柏林期间提议，德日条约与意大利人正同东京谈判中的类似条约融合为一。牛赖特说，三边协议并不需要，同日本保持双边协议则是比较可取的。一个月之后，德国已改变了政策，由它采取主动。里宾特洛甫鉴于他去伦敦的使命失败，不能把英国吸引到反共轨道上来，便到罗马去迫使意大利依附反共产国际公约。但是据霍斯巴赫备忘录的记载，希特勒在日的侵略计划中并不存在同意大利合作的问题。
我们进攻捷克人和奥地利的时间必须取决于英法意战争的进程。……元首的思想中也没有同意大利的军事协定，但是在保持独立行动的同时，想要利用这个时不再来的有利形势，开始对捷克的战役并将其进行到底。
德国将自行其是。这是第二年夏天计划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所依据的原则中的第一条
德国没有承担义务参加任何会导致德国自动卷入好战的外国冲突之中的军事联盟。按照我自己的自由决定来解决捷克问题，这仍然是我政治意图中的当务之急。
轴心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大伙伴的独立性，而在1939年3月危机中表现得最为蛮横。“轴心的作用只有利于轴心的一部分，这部分往往占优势，而且完全自主地行动，很少考虑到我们”。
同样的原则指导着希特勒对他的小走狗的指挥。对波兰甜言蜜语让它充当这一角色，直到时机来到把它转变成为牺牲品为止。对匈牙利的控制要比意大利来得巧妙。它作为东欧次要的主宰民族，是德国传统的盟国；它是比意大利弱小的国家，作为合伙人或是作为独立的部分，对德国来说都不太为难。希特勒始终可以告诉它，他不需要它的合作，但是除非它实行合作，否则就分不到残羹剩饭。日，伊姆雷迪访问希特勒的时候，讨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问题，他
感到十分宽慰的是，元首对他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不需要匈牙利的任何协助。他本人也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凡是想到餐桌上来的人至少要去帮厨。如果匈牙利希望同总参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