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因素、群性与兼顾
历史的因素、群性与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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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存在的整体为哲学基础，提出以“因素、群性、兼顾”作为对历史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的整体方式的历史观点。以解决日前历史观中的“‘碎化’、‘缺乏大体一致的历史观，使历史的综合失去框架’”的问题。
关键词：必然性存在，
可能性存在、因素、群性、兼顾
日前历史观最大的问题是：“‘碎化’、‘缺乏大体一致的历史观，结果使历史的综合失去框架’”。①——罗凤礼 , 《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为什么解释历史的观点会“碎化”？这是人类文明因素中没有整体的哲学，当然也就没有整体把握历史的观点与方法。本文提供一种整体的哲学及其分析历史的观点。文明因素是历史的内容，历史是文明的页码。不能够正确认识历史，也就不能够正确概括地与借鉴历史。
一：文明的因素、群性、兼顾的含义
任何国家或者个人都有文明的因素、群性、兼顾等三种成分的问题。任何个人、国家或者群体文明的发展或者缺陷问题，都可以用这三种成分构成的观点去分析解释。下面先对这三个词予以解释。
1：因素就是词。我们用词来划分文明的基本单位。文明因素的内容及大小，以各种词典的词的定义为标准。这些词典可以是所有不同国家的词典的总和。如果一个国家的词典中首先出现某个词，或者没有某个词、或者没有类似的词。我们就可以说，某个群体或者国家创造了或者缺乏某种文明因素。例如交流，贸易，学习，航海，竞争，民主，法律等等。一个国家，或者群体可能会灭亡或者解体，而文明因素或者某个词是不会死亡的。例如古代人创造了旧石器，旧石器还在某些文本与博物馆中以符号或者实物方式存在着。另外，古代人创造了火把，油灯。现代还有人使用这些工具或者其存在于词典与博物馆中。再例如古希腊雅典人创造的法制、民主、竞争等等因素，这些因素仍然在现代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被重新创造并且发展着。虽然古希腊的城邦国早已不在。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可以因增加某个因素而得到发展，如俄罗斯彼得一世的改革，使封建帝王政治的沙皇俄国，一下子就具有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因素，其他还有近代的日本，因为一个“黒船事件”就开始了明治维新，以至于成为发达国家。再例如一些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以及缩小两极化的距离的政治方法，使资本主义国家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
一个人也可能增加或者减少某种因素而进步或者落后，例如锻炼、接纳意见，戒烟，酗酒等。所以，以文明因素去观察历史或者人，可以更加精确。而且还可以作为定性、定量的方式研究历史与个人的文明成分的依据或者起点。人类历史是一个文明因素逐渐增加发展的过程。
就群体性文明因素而言，最重要的一个进步因素就是以法律的方式对政治首领王权的限制和监督。例如远在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的苛政引起贵族和僧侣阶级反抗，被迫签订了大宪章。内容有不得“任意征税和抓捕人们”等。英国的大宪章在人类文明因素中增加了契约，规矩，法律高于王权的原则。然后是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使英国新国王签署权利法案，进一步限制了王权，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因为英国首先有了对国王的权利的限制的法制的因素，英国才首先有了产业革命、科技革命。从而使英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日不落帝国。因为对王权的限制意味着对群体智慧与力量的更好的整合与发挥。当然也能够更好地团结凝聚激励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创造发明的精神。
文明因素更能够说明一个国家或者群体的解体或者死亡的原因。例如苏联的解体的主要因素是权力不受监督。再例如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覆灭也主要是这个因素。中国的腐败的主要原因也是权利不受法律的制约。有些理论爱从制度上去寻找原因，其实许多制度都有腐败。而权利不受监督产生的腐败是最普遍的原因。每种制度都可能有好的因素组合。
所以，某些文明种类死亡或者衰落的原因是，可能他们的文明因素不够多，或者不同文明因素搭配不合理。从而使自己国家的文明具有缺陷。这些缺陷最后可能导致其政治制度无法维系自己的群体的生存发展。虽然某些因素也可能就是那些曾经使他们能够生存并且发展的因素，但是最后演变成他们死亡的原因。例如，没有苏共，就没有苏联和人类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苏联的解体与苏共的衰落，也都是苏共的文明因素的具有缺陷的原因。
对所有不同政治制度与不同个人而言，其灭亡或者失败可能像一个人因缺乏维生素C而得败血症死亡一样，只是一个文明因素的问题就使其失败，或者要了他们的命。
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认为的某种文明会死亡的观点是错误的。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书中文明死亡论的那些观点。一个群体或者一种文明的死亡，其实是一种政治的搭配方法的死亡。死亡的是维系一个群体或者国家的文明因素的政治组合方式，还有坚持使用这些因素组合的个人。死亡的是萨达姆或者前苏联的政治方式。伊拉克与苏联解体以后的那些国家或者人都还在。对人类有用的文明因素是不会死亡的。并且，它们还可能被人类不断创造而更新，例如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有的历史学可以以国家、民族、政治方式划分文明种类或者群体。但是，使一个文明群体成功与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他们的文明的因素的组合方式或者结构。
2： 群性：指某种文明因素的群体性或者普遍性。就是指一个群体内有多少人在创造或者学习、制造、身体力行某种文明因素。也包括一个政权，或者一个人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实践某种文明因素。例如狩猎、采摘、农耕、贸易、语言、文字、政治、图腾、宗教、军事、经济、法律、发明创造、科学研究等等所有因素。任何一个国家群体都有一些必要的具有群体性的文明因素，否则就不能够成为群体。例如内向型与外向型文明的因素是存在于许多国家群体或者单独的个人身上的。
所有的文明因素的群体性，都是以个人的创造为起点的，然后逐渐发展为群体性愿望或者活动。马克思也曾经说过：“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个体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但是，没有群体性，任何个人方式的先进因素都难以起作用。当然，缺乏意义的因素，再具有群体性，也会向社会的流行感冒一样，刮风就过去。或者无法推动群体的发展。例如旧中国的科举选拔的人才制度，千年不变的选择方法，获得千年不变的王权制度。
文明因素群体性的发生发展方式，具有或者是从上到下的首领创造，例如两河流域的《汉谟拉比法典》，以及古雅典的执政官梭伦的条款。或者是从下到上的平民创造两条道路，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孔子的儒教，耶稣的基督教等等。或者是从领袖到平民的两端之间任何点上的个人的创造的结果。例如所有的不同科学的创始人。例如实验科学的伽利略，归纳法的培根，“我思我在”的怀疑哲学的笛卡尔。
能够从平民的创造走向普遍性的文明因素，可能对群体更加有利。农耕文明，以及经济贸易，掠夺或者战争。生产、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具有人类群体的先发性的创造活动。而宗教哲学等是后发创造。
许多具有群体性文明的因素都是团结凝聚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必要手段。一个国家或者群体如果是缺乏某种因素，或者某因素过度与不足的状况，都可能对群体生存与发展不利。例如罗马帝国后期的雇佣军制度，以及过度的基督教，以及前苏联后期的政治方式。先发的群体因素是以生存方式凝聚群体的，带有很强的必然性与强制性。例如农耕文明与军事因素。后发的文明因素，是以精神凝聚群体为手段的。带有比较大的可能性与信仰特征。例如不同的政治法律方式与不同的宗教信仰。法律是创造统一群体意志的第一重要手段，因为文明因素都具有个人性。
3：兼顾，是指相关文明因素群的投入比例或者平衡度。好比一个人跑步，要同时注意人与环境的多种因素才能够正常运动。要使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能够比较好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同时协调自然、社会、个人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国土，家庭，统一的政治法律制度，军队，以及与之相匹配经济生产贸易活动等等。
在现实与历史中，事情的失败或者结果不理想，许多都是由于对事情的相关因素兼顾考虑不够，而造成更大的灾难或者错误的。例如西方国家对利益，原料、市场、殖民地的追求，导致了科学与工业革命，也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实际现在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来源，就是西方世界从外部世界寻求利益因素的发展。假如，没有群体或者国家能够让其具有兼顾的愿望，世界仍然可能发生世界大战。
再例如，前苏联的解体，也有民主、法制、以及对联盟内部不同群体的利益兼顾不够等等复杂原因。再例如，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由于政治没有统一，因而无法协调与兼顾繁多的文明因素，因此战乱不断，很难有和平统一的前景。
有更多的因素，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有群体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协调性投入，才可能比较好的群体倾向性。有对不同因素的兼顾才可能有平衡。这就是观察分析任意个人与国家的文明发展的“因素、群性、兼顾”的三要素的方法。
二：文明因素的整体性、必然性与可能性
“整体是构成事物的诸要素的有机统一，部分是整体中的某个或某些要素。”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部分与整体》。
因此，如果存在就是一种整体，对构成存在的全部要素的把握就是把握文明因素的整体。为了得到整体哲学的观点，以更好地解释人类文明，我们说：“世界有两种存在。一种是完全自然的存在。另外一种是被人认识，创造的存在，也就是人类文明因素方式的存在。自然的存在是一种完全必然性的存在。就是说自然事物发生发展不受人们的发现与创造的影响。而人类文明方式的整体性存在是一种既有自然的必然性，又有人的精神的可能性的存在。所有人类文明都是经过人的认识，创造而发生发展的存在。人具有自然的属性，人在自然事物中的种差是人创造了认识自然的可能。”——《需要目标果实——知识指南针的简介》.cn/s/blog_4dng6b.html&&&&&&
人创造的任意文明事物都具有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1：任意人类文明都是人不创造，就不会发生的事物。例如旧石器，新石器，农耕文明，科学技术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信息技术。以及所有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体制、文化传统等等。
2：任意人类文明都是人不再创造就不会发展的事物。所有文明事物都是因为人类一次次的创造与再创造而发生发展而进步的。例如所有人类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以及家族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人类所有的工具，如新石器，蒸汽机、计算机。所有思维行为方法的感性方法、理性方法、科学知识体系等等。人类创造的所有的思维、行为、实物与符号文明等等。
3：人创造的任意人类文明都具有盲目性、多样性。例如：所有不同文明种类都起源于神话。以及不同人类文明的不同的语言、文字、宗教、哲学，不同的政治方式，政治体制等等所有的一切文明因素等。他们的发生、发展都同时既具有盲目性，与多样性。另外，不同文明因素的盲目性，与多样性的产生还因为人们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边界性。例如不同研究目的的需要，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需要等等。这些现象既发生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如牛顿在完成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写有以下类似的文字：研究满足了需要就行了，其它不必再去追究。所以，牛顿先生就猜想出了，第一次推动，和绝对时空的观点。牛顿力学是科学与猜想的整体。
而在社会科学之内，需要的局限就是不同主义、不同观点的主要原因。可以说：社会科学到处有着眼需要，不及其余的逻辑。
科学方法，或者知识的确定性是人类创造了实验证明的文明因素以后的事物。但是，即便科学实验证明也具有可能的局限性。例如牛顿力学的理论依据有万物以“以太”传播引力，还有时空绝对不变的观点。相对论的起点是光速运动，并且推导如果人做光速运动，就能够回到过去。这两种理论问题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没有对自然事物的运动做质量的考虑。光子可以做光速运动，大质量物体可以吗？现在而言，还没有科学证据支持这个观点。如果只有光子可以做光速运动，时光倒转就只可能有在光的质量物体水平等级上可以做到，而光的质量是近似于零。所以，人的时空旅行，也仍然很可能是一个神话。
另外，就牛顿力学对大质量物体而言，能量传递是连续均匀的。但是，在元素的质子状态运动时，如黑体辐射，就有能量是一份一份的传递的科学证明。以牛顿力学为经典物理学基础发生的“19世纪物理学上空的两朵乌云”等事件导致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可以证明：如果人们承认人的认识具有盲目性和需要的局限性，就会承认，人所有的结论都可以怀疑。人的一切，都与人主观愿望有关，这就是怀疑一切的哲学依据。任意人类文明因素的存在都具有个人的理论与实践的差异。这是人类必须用法制创造群体愿望的依据。
所有文明因素的三种特性，可以从任意单件或者群体的文明因素的发生、发展的事实中得到证明。例如不同的文字与不同的宗教哲学。不同的学说的地心说，日心说，宇宙大爆炸说等。以及火把，油灯，电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各种政治、经济事实或者所有理论与实践等等一切。即便是人们第一次创造就是正确的文明事物，也是人们碰巧猜中的。因为人只能够以猜想的方式去认识创造未知世界。
人们常说人类文明发展是从愚昧到科学，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历史为什么会如此呢？其主要原因是，假如不认识，人们就是动物，假如人们一开始认识，人们就只能够在盲目的猜想性的摸索中去创造所有文明的因素。例如人们在探索什么东西能够吃的过程中，可能会去吃有毒的食品，包括抽鸦片等的吸毒行为。人类文明是一种人创造的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文明中的每一件无论大小的文明事物都是一种文明因素。比如词典上每一个单词都看成一个或者一种文明因素。文明因素可以划分为思维、行为、实物、符号等四类。文明因素的创造是从从无到有、个人到群体，从少到多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每一种文明的创造都与特定的个人有关。例如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新石器，楔形文字泥板，金字塔，汉谟拉比法典，古希腊雅典执政官梭伦制定的管理雅典的法律制度，以及当时古希腊地区各城邦的民主政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欧几里德几何，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帝国和元老院，儒教，基督教，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英国的光荣革命，工业革命与瓦特的蒸汽机，原子文明，计算机文明等等。没有个人的创造，就没有任何人类文明的发生。人类文明的一切都是只有个人的创造才会发生。只有当一个群体中有许多优秀的创造者的时候，才可能在一个国家和群体内出现具有倾向性的活动，从而推动其成功与否。
综上所述，自然事物是一个大圈，而人类文明是和自然事物有重合的小圈。在人类文明圈之外的是人类文明的盲区。例如许多人类的疾病，例如在自然方面，现在自然科学已经发现距离地球200亿光年以上的星系。而300亿光年之外的宇宙部分就是人类文明的盲区，人类也仍然只能够通过创造可能性猜想的方式去认识。人类文明的任意存在都有自然、群体、个人三种因素。人类文明也就是一种具有可能性的存在。当太阳系毁灭的时候，人类文明就不会发生发展了，而构成世界的元素会无穷无尽地继续发生、发展。所以，人类文明的一切都具有可能性。所以，知道凡人类文明，都是必然与可能的整体。才可能是以整体的方法去解释文明或者因素。
三：群体文明的划分方法
世界有两大类型人类文明，一是以海岛为起点的外向型文明，二是以大陆为起点的内向型文明。外向性文明的发生发展线索大致是古希腊、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美国等
。具有内向性文明因素的大陆国家有古埃及，两河文明，非洲文明，古印度，古代中国，以及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等。内向型文明的发展偏重于各自独立的。外向性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偏重于向海外寻求满足，内向性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在本地地域内的统治中寻求满足。这两种文明的起源的第一原因是自然条件。
例如农耕文明是所有古典文明的共同特点。农耕文明证明了自然对人类的决定与影响的基础。人首先要吃才能够做其他事情。但是，人如何满足吃以及满足了吃的以后做什么事，都具有可能性或者多样性。这就是同是农耕文明却有不同发展方式的根本原因。例如向海外发展，或者在本地发展。
再例如，同是内向型的农耕文明，古埃及人是修金字塔。古印度是搞种姓制。古代中国从周朝以后形成了帝王官僚政治为主的政治传统。两河流域文明的特色是游牧民族的不同种族政权的频仍变换。
“内向型”文明的地域面积足够大，水源和温度既适合植物生长，也适合人口繁殖。所以，典型的农耕文明基本上是天然的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有的远在公元前4千年就开始具有了的封闭性的特点。就像现在世界各国的家族性企业。他们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创造管理好自己的事情。任何向外部世界学习与交流都属于第二位的事情。再例如现代美国在二战中表现出的“孤立主义”。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美国仍然可能发展成一个“现代封闭型”的国家。美国历史上的这个事实，可以证明地域对文明发展方向的影响之巨大。内向型文明如果能够抵御外族的战争，也可能发展成为“封闭型”文明。无论那种文明，人们都会为它找到必须那么做的理论，这又形成文化传统。
古希腊地区的开放性文明因素主要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古希腊地区是个多山、少土地的地方，出产葡萄和橄榄。“希腊人首要的经济需求是获得食品，增加食品供应的方法之—，就是从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用希腊的产品换取进口谷物。但是，最容易的方法，却也很简单，那就是征服那些无法抵御希腊人入侵的弱小民族的领土，并使之殖民化，从而扩大希腊世界的疆域。”①——（英）阿诺德·汤因比著 , 《人类与大地母亲》。
“希腊人不是希腊地区的土著居民，他们是从大约公元前3000年代后半期，逐步从多瑙河流域迁移而来的。希腊半岛的原住民称为皮拉斯基人，海岛上的原住民称勒勒基人（卡利亚人）。古希腊人是高加索人种，他们是一些外来者，在征服了古希腊地区原住民以后。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城邦国家。
“爱琴海地区城邦政治体制的发展，并非是希腊人的特殊贡献。早在2000年前的苏美尔，就已产生了城邦。典型的希腊城邦，是一种领土有限的小型农业公社，从位于中心区的市场和要塞步行到边境，大约只有半天的路程。公元前750年，希腊人借用了腓尼基字母系统。从而产生了文学之果。”（同上书）。
自然条件使古希腊人需要依靠出海与对外贸易和征服的发展的可能。而这些使希腊人有了要生存，就必须理解自然的需要。例如必须要创造能够航海的工具与相关知识的需要。要有创造海船与辨别方向的能力，否则就可能够为回家而在海上漂泊十年，如古希腊神话《奥德赛》的故事所描写的那样。古希腊的生存需要中有对世界的普遍性的认识，例如他们的哲学与数学物理等科学，还有和对强健的体魄的需要，例如古雅典与斯巴达的不同文明因素结构的城邦。在古希腊人面前的问题是整个世界和需要被征服的人，而在内向型文明的面前的问题主要是管理本土的人和土地。
当然，农耕文明群体也需要船，如两河文明。但是，他们只需要发展沥青芦苇的平底船就够了。而古希腊人则必须创造能够出海的大船，当然古希腊人造船的能力也与学习希腊原地民的创造有关。人的第一基本动力是满足生存的需要，而古希腊人对哲学科学的需要都有海岛使他们只有出海交流才能够满足需要的动力。而恰恰是这起点的一点不同，构成了东西方文明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西方哲学概括了西方方式发展的可能，东方哲学，概括出东方方式发展的可能。所以，黑格尔等哲学家说中国的古代哲学像个老头，而古希腊哲学是个健康的儿童，都只是没有把握东西方文明的源头与文明发展的可能性差异所致。
同是生存，古希腊人需要征服海外民族，因此不得不采取对内发挥群体智慧的民主与竞争的方法。对外采取学习、借鉴、占领、殖民等方法（例如古希腊人在环地中海建立的一百多个城邦）。其他如学习古埃及以及阿拉伯的语言文字，数学，几何，哲学以及各种科学。因此古希腊人既是占领者，也是多种文化因素的接受、概括、创造者。古希腊人所有一切思维行为，使古希腊的雅典成为当时外向型文明因素发展的最多的国家。而古希腊的种种开放性的文明因素在后来的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创造与发展。最后发展成为今天以西方世界主导世界的多种文明因素。这就是古希腊能够被西方公认为自己文明发源地的原因。今天的文明世界的对立，就是外向型与内向型文明的对立的延续。
自然，给了不同群体或者国家第一动力，然后人们的创造把可能说成了规律或者文化传统，并且在这些传统中创造了种种规律性的理论。许多社会的规律主要是人们的政治经济传统所致。这就是东西方文明的许多社会规律经常不能通用。这也是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着眼需要不及其余的逻辑的根本原因。因为有外向性的起点，所以，西方世界从古希腊的海外贸易走向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再走向以战争和殖民地的获利行为与理论。就像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走向管理政治的闭关自守。即便出海也就是郑和下西洋的那样的非牟利行为。
过去的历史事实证明，内向性文明的增加因素有如下几种可能，一：沙皇彼得一世的改革方式，政治主导方式。二：美国军舰在日本的“黑船事件”引起的明治维新，军事方式。三：古代日本向古代中国派“遣唐使”的方式。学习引进方式。四：古代埃及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方式，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等。当然不同的封闭性国家，各有自己不同的与西方文明交流的历史事件方式。所以，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式具有从自然因素，走向人的因素的特点。即从必然走向可能方式的发展。“黑船事件”难以引发中国的变革，正如两次鸦片战争也不能够使清王朝发生足以改变中国发展的改革一样。
今天的世界，仍然是以西方文明的战争机器决定的秩序的世界。当战争不再是西方文明践踏内向型文明的利器的时候，只有当战争不大可能是牟利手段的时候。人们才会注意东方文明的魅力。这个曙光之一就是孔子学说在西方世界的影响逐渐扩大。当然，孔子学说自有其封闭文明的缺点。但是，世界文明今天缺乏的是以人为起点处理世界各国关系的因素。
当然，封闭型文明要学习外向型文明也绝非容易事情。简单说，这两种文明的差异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道德宗教哲学的种种可能不同。如果没有一个通用的哲学观点。人们难以得到对人类文明进行重新思考的前提与依据，也难以得到该怎么做的依据与起点。
文明类型的开放或者封闭型，也是文明类型的两个端点。两点间可能找到从1到无穷因素间的许多可能的数字点。要为不同文明群体定性，我们要看他们的文明的页码中有多少是属于开放或者封闭型的因素。
例如我们把以古希腊文明为起点的西方文明列为开放类型，是从文明因素产生的多少，群体性的多少，以及兼顾性的均衡性力度为依据的。而其他封闭性文明，也应该以这些内容为划分的依据的。就现在的国家而言，各种文明因素早已经相互交融，人们很难把谁划分为某一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人们的文化习惯中看出他们原来属于那一种类别。例如西方人喜欢探险涉足未知，中国人喜欢在琴棋书画麻将圈子里混等等。我们还可以从不同国家的法律中看到两种文明的差异。东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种不同的可能，可以互相交流学习其中的好的因素。许多可以用增加因素决定，而不能动则改变制度。那些动则要改变制度的。许多都是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只有一条路的观点！”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类文明是具有可能性的。“赶超”应该知道文明的类、起点，因素、群性、兼顾。
四： 群体文明的发展
以整体性观点去观察人类文明，所有文明因素都具有个人性质的特点。个人是文明的具体的创造者，学习继承者。例如一个群体总有一个或者多个领导者。他们可能是法老，汉谟拉比，中国的周天子，古雅典的梭伦，中国的秦始皇等等所有不同时代的个人。就是字典上的任何一个文字，不同的人的理解也可能有不同的特点。文明因素的个人的特点与不同是个人的生物遗传，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等因素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总合。只有当一种个人创造发明的文明因素能够成为群体的文明的倾向，才可能使一种文明因素能够在群体、国家、民族中起普遍作用。否则，就只能够是一种个人创造的因素而已。例如月亮上以一个可能是叫万户的中国官员的命名的“万户火山”。孤独的万户是中国帝王独裁政治的有比较大的概率性的事件的结果。和中国人发明火药、指南针只能用来做鞭炮与看风水的因果关系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帝王独裁制的中国不仅缺乏民主竞争制度，还缺乏有俄国彼得一世那样能够学习游历欧洲文明的个人。例如与彼得一世差不多相同时代的清帝国的统治者，就发生过一件不愿意接待英帝国使者的事件。其不愿接待的理由是包括了如下可笑的原因：即英帝国使者不愿意双腿跪地觐见大清国的皇帝。这个举动，使当时的大清国错失了与西方文明交流的机会。而当时大清帝国的王和臣民都没有与外界交流的愿望。大清帝国更加封闭的证据是：大清帝国在其灭亡前夕出台了一个大清帝国准备君主立宪的条款。其内容仍然是王权高于一切的东西。而日本，一个黒船事件，就可以使封建帝王制的日本步入现代化发展的路途。所以，交流，也可能使人或者国家进步。这些事例证明，一个因素就可能改变一个国家或者制度。所以，以前学者们总结的许多历史发展规律也都仅仅是一些可能。他们的问题是把可能当成唯一或者规律。由于个人的文明因素必须要形成群体倾向，才可能对一个群体或者国家产生影响。所以，早先的文明页码中的许多内容都是政治、军事、的精英人物的历史也是正常的。例如反腐败，缺乏必要的群体性就很难！
因为自然缺陷，因此有了群体交流开放的需要，西方文明的各种文明因素中才不断涌现出许多英雄式的个人，不仅有政治的，还有哲学的如亚里士多德，宗教的如耶稣。政治的如罗马帝国的各种各样人物，数学的如欧几里德，科学的如伽利略、培根、达尔文、牛顿等等。西方文明发展主线就是统治者内部的民主方式的对外寻求利益的相关发展。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人文哲学流派等等。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都在西方文明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在封闭型文明中，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常常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老头”方式的。从内向与外向文明的起点算起，很难在东方文明的神话中找到一个可以与普罗米修斯比肩的英雄。当然，我们相信，这样的人物可能在今后出现。毕竟，从内向与外向文明的起点算起，也才三千年左右。
而其他封闭性的农耕文明国家中，科学的巨人很少。而中国清朝帝王们的愚昧，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主要的文明因素的个人的根源。再例如当西方自由竞争经济的过度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凯恩斯的国家应该干预自由经济的理论，得到罗斯福的新经济政策的支持，从而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当人们回顾历史事件的时候，人们会看到个人对人类文明推动的可能的巨大作用。但是，如果上述个人的愿望或者发明创造如果不能够成为国家政治力量的愿望的时候，任何一种文明因素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动力。再例如推动西方群体文明因素形成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光荣革命，工业与科技革命等等。如果这些因素没有群体性，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西方文明的群众基础。
我们因此可以对文明群体的发生发展做这样的推断。有些失败或者灭亡的群体文明，不是没有或者缺乏智慧的个人。而是某些个人智慧，不能够通过政治或者帝王成为具有群体性的因素。所以，群体文明因素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够激励个人创造发明，并且具有把个人创造发明转化为群体倾向的机制或者方法。而历史告诉人们的方法就是四个字：民主政治。例如古希腊雅典的政治。罗马帝国的政治，以及大英帝国光荣革命以后的政治。这三个群体的智慧成为后来美国政治制度的创新方法的基础与来源，也是西方文明发展的群体倾向性的主要来源和内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被罗马帝国俘虏的一千名古希腊学者之一的历史学家“波利比阿”的话来证明：他说：“罗马制胜的根本原因是罗马人建立了一个优秀的共和政体和军事组织。既有个人的权利，还有议会协商的权利，还有公民大会的监督。”
民主政治不仅可以获得群体智慧，还可以凝聚激发一个群体或者国家的各种力量。当然，因为人类文明因素是逐渐发展的，所以没有被创造的文明因素也不可能被使用。例如古希腊、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都有文明因素没有被创造出来的问题，否则，他们也可能不会消失或者衰落。当然，成功的民主政治更需要高文明因素的个人。
而一种文明因素的发生发展如果不遇见问题，人们就难以对其进行怀疑与改造，例如没有资本主义极端的发展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愿望发生，而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高福利的资本主义。例如没有两次世界大战也不会有欧盟与联合国。
其他与此相关过去的历史例证有：使古希腊城邦国家灭亡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结束了雅典的霸权，使得斯巴达称霸于全希腊，而斯巴达的寡头政治的蛮横统治又引起希腊境内战火不绝，各邦力量彼此消耗下去，后来终于被早已对其觊觎的外敌马其顿所灭。
古希腊文化的缺陷是缺乏兼顾团结古希腊所有城邦的政治方法。而罗马帝国也在处理兼顾帝国逐渐扩大的各行省的人民的利益方面也具有兼顾的问题。例如奴隶制经济基础的问题，以及罗马城的公民权与罗马其他地区的人们的公民权的不平等问题。还有共和政体的政治转变为军事独裁，并且再转变为四王统治的种种问题。罗马元老制政治虽然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但是独裁政治仍然被凯撒喜欢。罗马政治方法的不断变换还告诉人们，人们可能改变无论好坏的一切政治方法。罗马的所有问题都表现为罗马帝国没有创造许多的，必要的团结群体的文明因素：例如反对腐败，以及与腐败相关的雇佣军制度。虽然军事是国之根本因素，但是，只有军事却无法使帝国的人们，具有统一的精神信仰。而英帝国虽然通过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获得了一百余倍于自己国土的殖民地。但是，仍然因为这个缺陷而难逃衰落的命运。
回顾这三个曾经引领历史潮流的国家。他们都是在文明因素不断增加的可能中成功，并且也都是在不能再创造新文明因素中衰落。他们原来的观点与方法使他们成功，同时他们又不愿意在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中创造新的观点与方法，以便在处理更大的群体的倾向性与兼顾中获得新的动态的平衡发展的可能。
历史是必然与可能的整体，历史是自然、群体、个人的整体。历史的发生发展方式是因素、群性、兼顾方式的连续运动。我们在看一个文明群体的时候，第一要看他们有没有足够多的种文明因素。第二，我们要看他们的不同文明的群体因素有没有因为偏重的而产生的失衡。以这个观点去看古代的人类文明：我们就会发觉，在相同时期，古埃及，古代中国，缺乏的是面向世界的需要和民主制度。而古希腊缺乏的相对极权制的政治方法，恰恰是古代埃及与古代中国具有的。古代罗马帝国是以军事手段为团结自己群体的根本方法，到了帝国的后期，才把基督教作为凝聚国家精神的工具。但是，腐败，缺乏理想方式的信仰，以及基督教因素的偏重的发展，又形成了罗马帝国最后崩溃的重要原因，以至于演变为以人的因素的为起点的文艺复兴运动。
欧洲文明的因素的相对完整性的源头，是外向型文明的起点，然后发展出文艺复兴，进化论，光荣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启蒙运动，哥伦布对新大陆的探索等等文明因素的创造发明的结果。然后才可能在17世纪出现文明因素比较多，群体文明因素运动有比较好的倾向，群体愿望的整合与兼顾也比较全面的国家。例如19世纪末期的英国，文明因素比较多，王权与资产阶级的统治经过宪章运动与光荣革命的整合，使得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文化道德等因素兼顾得比较平衡，所有一切使英国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大本营。然后是西方各国对资本利益的过度追求，使世界有了两次大战。然后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分别属于他们的各自的国家与哲学，然后是联合国，人造卫星，互联网等等现代的文明因素。&
在20世纪下半页，西方世界的管理国家群体的文明因素才发展得比较平衡。例如欧盟的出现，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经济政策，以及西方高福利国家的建立。西方文明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法律对各种的因素的兼顾的整合。法的精神也许在农耕文明中发展得比较早。例如统一两河文明的汉谟拉比及其法典。但是，能够在法律中对王权或者统治者进行限制的，或者说以法对群体人们进行激励与凝聚手段的，还是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处处领先。
现代文明因素的主要缺陷是：不同国家之间缺乏共同和平生存发展的愿望。其主要问题来源于西方世界已经形成的，征服世界实现对外谋取利益的文明因素，而如果西方世界如果不碰到问题，他们很难改变自己的观点与方法。战争能力是与西方文明和平交流的前提。
人类现在有两百多个国家，有各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各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人类缺乏共同的哲学信仰。不同国家之间缺乏共同的和平生存发展理念。人类的理性，仍然还处于需要并且信仰神的水平。人类有了共同的信息的工具互联网，应该开始建立共同的精神的家园。
日前人们缺乏对历史的整体性的概括与反思的哲学方法。而要发展共同愿望，首先要有对历史的可能性发展的认识。就是说过去现在文明因素的一切，都仅仅是一种可能。许多文明因素都有好坏的结果，某些先进因素同时伴随着血腥与种种不良后果。例如两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性屠杀，核与生化恐怖，全球性的污染与变暖，都与人类的不同政治群体没有或者缺乏兼顾性有关。理想的群体性文明因素的整体组合，还有待新的创造。
人们应该开始认识，现在的不同国家与群体制度差异只是不同文明因素的不同组合。而非自然或者人类的唯一规律性的证明。假如某种组合在文明的因素群性兼顾等方面具有缺陷，他们就可能发生他们自己才具有的问题。
人类世界的过去是凝固的可能，人类的未来则处于可能性不断增加的进程中。有些学者概括的一些规律也都仅仅是没有整体观点而得到的可能性之一。例如有的西方历史学者的发展的“挑战与应战理论”，或者“发展的可接近性理论”。在今天的世界现实中，不同的人和国家依然面临文明因素的群性与兼顾的问题。处理得好，可能进步。处理不好，可能陷入问题或者灾难之中。人类文明进程是充满可能的，能够穷尽可能。才可能够把握命运！说起来进步还真是不难，不就是“增加因素，恰当组合，兼顾投入”嘛？无论个人还是国家，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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