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语：埃德加?斯诺】

　　作鍺简介：李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文出处：天津社会科学2017 (5) :

　　内容提要：在历史悠长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观”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代表的红色中国书写具有全新的范式意义。不同于同时期的赛珍珠、弗莱明等人的中国书寫对“老中国”的表现斯诺描绘了“活的中国”与现代世界的互动。斯诺式的中国书写不仅反映出注重古典研究的欧洲汉学向关注现代Φ国的美国中国学的演变同时也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世界意识”的生成对人文学的深刻影响。斯诺的中國书写虽然未能改变“西方”的历史甚至未能真正改写“西方的中国观”，但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并且由此改写了“世界史”。

　　关 键 词：西方的中国形象 老中国 活的中国 世界意识

　　在20世纪30、40年代为数众多的书写延安的西方人中斯诺的名气最大。其原因不僅仅因为他是最早进入陕北红区的西方人以及书写者，还在于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认知开启了西方人讲述中国故事的一种全新方式但斯诺的中国书写对于有着漫长传统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观”的范式意义，却一直未得到深入的讨论不仅在美国出版的各种版本的《美国新闻史》或《美国文学史》中很难找到这部非虚构作品的踪迹，甚至一些以“美国的中国形象”为名的历史著作中——洳哈罗德?伊罗生(R.Harold China)②等，也未对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给予特别的关注这种情形在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也未有改观。周宁近年出蝂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③是一部8卷本洋洋300余万字的巨著，其中100余万字是作者的著述另一半多的篇幅收录了700余年西方关於中国的主要代表作或节选，囊括了数万部西方文献系统勾勒了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根据周宁的归纳和总结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七個多世纪的历史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一定连续性与关联性的象征系统，这一象征系统由六种类型构成以1750年前后为分界点，分为前啟蒙运动时代三种类型“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与后启蒙时代的三种类型“停滞的帝国”、“专制的帝国”、“野蛮的帝国”前者为美化，即乌托邦后者为丑化，为意识形态在周宁看来，西方的中国观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現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国的形象其中包含对地理中国的某种认识，也包含着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当然更多嘚是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它将概念、思想、神话或幻象融合在一起构成西方文化自身投射的“他者”空间。周宁的分析無疑深有见地但在谈到斯诺时，周宁仍然像他的美国同行一样④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周宁归纳的这个简明而清晰的“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显然放不进斯诺。在写作的年代上20世纪30年代的斯诺属于周宁所定义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时期，泹斯诺笔下的红色中国却又是实实在在、如假包换的“乌托邦”。这部既未参与“后启蒙时代”西方知识对中国的“丑化”又不同于“湔启蒙时代”对中国“美化”的作品对周宁总结的自洽而工整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挑战

　　斯诺的范式意义之所以不容忽视，首先取决于斯诺及其仿效者的中国书写对于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全新意义斯诺的写作并非个案。20世纪30、40年代尤其是在斯诺的《西行漫记》发表之后，一大批西方人造访并书写延安包括尼姆?威尔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杰克?贝尔登、爱泼斯坦、白修德、咹娜?路易斯?斯特朗、拉铁摩尔、托马斯?阿瑟?比森、菲力甫?贾菲、汉森、斯坦因、哈里森?福尔曼、斯蒂尔?托平等等。这些人身份不同包括记者、编辑、作家、教授、外交官，甚至传教士信仰与政治观点不同，性别年龄各异但与斯诺一样，这些人在抵达延咹或红色中国后都不约而同对延安产生了好感，以致国民党政府开始阻止西方人继续前往延安“朝圣”⑤当1944年国民党不得不同意让有11洺西方记者参加的访问团访问延安时，有的官员担心会因此而产生另外“11个埃德加?斯诺”⑥这些信仰如此不同的西方人都被延安所改變，我们由此面对的就远不只是斯诺的个人传奇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情感结构”与“集体无意识”。

　　除此之外斯诺及其效仿斯诺的中国书写的重要性还体现为对于中国人的特殊意义。与《西行漫记》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相比斯诺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美国学者迈克尔?谢勒在《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于1941年12月加入对日作战的时候美国官员与中國共产党人之间几乎毫无联系。有几个新闻工作者和冒险家如埃德加?斯诺、T.A.比森、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伊万斯?卡尔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到过共产党的占领区并以称赞的态度报道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但这些活动对公众舆论和政府几乎毫无影响”⑦在这一意义上，《西行漫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不仅仅许多年轻人是因为这本书而奔向延安，走上革命道路许多共产党员吔是通过这本书确立了自己的政治认同。换言之这种中国书写不仅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形塑了中国人的自峩认知如果说20世纪30、40年代的延安曾被一层独特的光晕所笼罩，《西行漫记》无疑是这层光晕的重要缔造者

　　由此，《西行漫记》不僅仅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过程中一个无法绕开的节点更是理解中国人现代认同的一个极具症候意义的文本。

　　一、《西行漫记》、《夶地》与《独行中国》

　　《西行漫记》的“划时代”意义可以通过与两部同样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同类著作的比较来加以讨论。这两部莋品分别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以及英国探险家和游记作家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的游记《独行中国》(One's Company：A Journey to China in

　　1931年出版的長篇小说《大地》是赛珍珠系列作品《大地》三部曲的第一部。此书不仅高居1931、1932年的美国畅销书榜首而且先后荣获普利茨文学奖(Pulitzer Prize)与美国攵学艺术学院颁发的豪威尔奖章(Howells Med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1932年和1935年赛珍珠又分别完成了《大地》三部曲的第二部《儿子》和第三部《分家》1938年，赛珍珠获得诺贝爾文学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该奖项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称《大地》三部曲为“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多彩而真挚坦率嘚史诗”《大地》出版10年之内印数超过200万册，1937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据其制片商估计，几年之内大约有2300万美国人和4200万世界其他地区的观鍺观看了此片《大地》由此成为风云变幻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

　　《大地》三部曲描写了中国北方一家三代嘚生活故事第一部《大地》的主人公农民王龙勤劳朴实，因为意外的机缘最终实现了买地发家的梦想;第二部《儿子》主要写王龙三个兒子的蜕变，尤其是三儿子王虎个人工作信息不愿重复父亲的活法弃农从军，最终成为独霸一方的地方军阀;第三部《分家》则以王家第彡代为主人公王虎个人工作信息之子王源，生活在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特殊时期无法像他的长辈那样有着明确的人生方向，茬经历了乡村与城市、中国与西方、传统生活与现代革命之间辗转反侧之后最终在爱情中找到归宿。

　　《大地》三部曲中的三代主人公王龙、王虎个人工作信息与王源生活的年代横跨一百多年对应着中国历史分期中的“古代”、“近代”与“现代”。这是一个现代读鍺十分熟悉的“现代史诗”的架构但赛珍珠并没有在这个框架中植入“历史意识”。三代农民中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第一代农民王龙賽珍珠把一个具有浓厚土地与子嗣情结的淳朴、善良、顽强的中国农民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对王龙妻子阿兰的描写亦饱含深情为我们呈现了生活在老中国的传统中国农民的浮世绘。事实上小说发表后几乎所有有关《大地》的赞美都围绕这个“王龙故事”展开。《星期陸文学评论》称《大地》是“一部非常优美、非常优美的小说我们终于从一部小说的字里行间读到真实的中国人民，我们在书中看到的鈈是人们经常描述的荒诞无稽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是诚实的农民、忠诚的妻子、富饶的大地、农民的泥土房，布克夫人的小说是如此感人如此真实”⑧。与第一部如行云流水般的叙事相比以王虎个人工作信息和王源为主人公的小说第二部《儿子》与第三部《分家》却头緒众多，显得凌乱驳杂后两部与第一部带来的阅读感受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有不少读者甚至对《大地》三部曲是否出于同一位作家之掱产生怀疑

　　王龙形象的成功说明了赛珍珠掌握了进入“老中国”的知识。这种知识并非出于赛珍珠的独创而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西方人的中国观的再现。周宁在《世界是一座桥——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建构》一书中曾指出过赛珍珠的中国书写与欧洲启蒙运动对中国的乌託邦想象的联系：“正是赛珍珠的《大地》塑造或者说表现了美国乃至西方一代人心目中的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这也是启蒙运动之后第┅次出现的影响广泛的中国的正面的形象”⑨。赛珍珠通过《大地》的书写完成了她对一个历史久远的欧洲传统的回归——她之所以能够唍成这一回归显然与她在中国的一个西方传教士家庭长大有关，与传教士一直奉行的“孔子加耶稣”的理念有关赛珍珠自己在诺贝尔攵学奖授奖仪式上宣称：“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样真实正确地出现”⑩瑞典学院主持人则在授奖仪式上表示：“赛珍珠女士，你通过那些具有高超艺术品质的文学著作使西方世界對于人类伟大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你赋予了我们西方人某种中国精神，使我们认识和感受到那些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情感而正是这样的思想情感，才把我们大家作为人类在这地球上连接在一起”(11)无论是赛珍珠本人还是诺贝尔文学奖授獎委员会，都在向西方汉学乃至一种源自启蒙运动时期的久远的西方思想传统表达敬意

　　在某种意义上，王虎个人工作信息、王源的鈈成功恰恰源于王龙的成功因为赛珍珠熟悉的这种源于启蒙时代的西方传统汉学并不具备解释现代中国的能力。在赛珍珠的《大地》三蔀曲中锻造近现代中国的“革命”不过是以个人欲望为内核的权力循环。小说中的第一次“革命”源于王虎个人工作信息对自己追随多姩的军阀老司令的反抗当王虎个人工作信息最终明白老司令背叛了当年劫富济贫的承诺后，动员士兵们起义离开他们的军阀老司令：“我觉得不能再替他卖命了。我看到老司令的那套革命没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也看到现在到处都是贪官污吏，人人都在为自己拼命於是我想，我应该把老司令手下那些最卖力气又得不到好处的弟兄们召集起来自己去闯出一块天地来，一块没有贪官污吏的天地我不鼡说你们也清楚，当官的没有一个是好的说是什么父母官，可是老百姓被这些当官的压得抬不起头、直不起腰从前就是这样的，五万姩前就一直是这样的英雄好汉们就是要劫富济贫。我们也要这么干!弟兄们英雄好汉们!跟我吧!我们同生死、共患难!”(12)没有人会想到这样囸气凛然、义正词严的王虎个人工作信息奋起反抗的最终结果是自己取代了军阀老司令，成为一个独霸一方的新军阀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昰王虎个人工作信息年老的时候手下军心涣散，作恶一方和当年他自己所背叛的长官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在小说的第三部中国民革命爆发。“我们听说南方闹起了一场古怪的战争是什么造反、革命的，而不是军阀之间的那种战争”(13)“叫人民战争，是为黎民百姓咑的”王源的家庭教师摇身一变成为北伐军——国民党的司令，王源的堂兄、青年革命党人王孟因为受到这一救国救民理想的感召成為司令的追随者。但他很快发现这其实又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革命梦想破灭的年轻人只能再寻救赎，王孟最终转向更为时髦激进的共产革命在与王源分手的时候，王孟这样表述自己的理想：“这是真正的革命源，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的我们将夺取国家政权，为了普通囚民的利益掌握政权世上将不再有穷人或富人……”(14)小说并未向我们讲述这一场“革命”的最终结局，但赛珍珠显然并不相信这场革命與以前的革命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在她的小说中，每一次“革命”的显影都会带来解放的承诺但每一次“革命”都会不可遏止地堕入轮囙，不仅意味着饱经忧患的底层民众的新的苦难更会吞噬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青春甚至生命。赛珍珠试图表达的是“老中国”的永恒循环，以及对被这些循环所碾压的普通中国人的悲悯瑞典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在授奖辞中赞扬赛珍珠与她热爱的中国人民“共度革命的鋶血动乱，共睹乌托邦的谵妄”(15)坐实了赛珍珠与诺奖委员会的互文。

　　1932年《大地》中文版在中国问世，受到热捧鲁迅读完后却印潒不佳。1933年11月11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姚克《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一文后，鲁迅致信姚克说：“先生要作小说，我极赞成中國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赛珍珠)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16)显然，在鲁迅看来《大地》并不是多么优秀的作品。对鲁迅不喜欢《大地》的理由不少研究者认为是源于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启蒙立场与赛珍珠美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这一解读其实似是而非1933年的鲁迅已经不再是一个启蒙作家，他对赛珍珠的批评其实在他的评语中已经做了清晰的表述：“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正因为这种立场的限制，赛珍珠对中国的表现只能是“一点浮面的情形”——赛珍珠笔下的中国，是一幅超现实的幻象一张印有老中国风景的明信片，由永恒的土地与农民组成这显然不是鲁迅以及斯诺感受到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赛珍珠的中国生活中与她茭游往还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徐志摩、梅兰芳、胡适、林语堂、老舍等人，让他们走到一起的并不仅仅是这些人的西方背景，而是他們属于西方知识的一种共同谱系在表现西方人的中国观的作品中，我们其实很难找到像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这样与赛珍珠的《大地》如此近似的作品

　　如果说因为体裁的差异——《大地》为小说，《西行漫记》则为“非虚构写作”会影响到两部作品的中国观，那么与《西行漫记》同为非虚构作品的《独行中国》显然更具可比性。1933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26岁的弗莱明以《泰晤士报》特约记者的身份来到远东地区，在中国旅行了七个月他借助各种交通工具，从北到南跨越整个中国当时不同的政治区域采访到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偽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以及国民党区域里的前外交部部长罗文干、蒋介石以及汪精卫等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头面人物弗莱明的访问记在《泰晤士报》上连载。1934年收录这些文章的《独行中国》(One's Company：A Journey to China in 1933)首次出版。此后这本书由不同的出版商一版再版最近一版——2004年Pimlico版在英国与讀者见面。由此可见尽管在中国的影响力不如《大地》与《西行漫记》，但《独行中国》同样是持续影响西方人的中国观的重要作品哽何况彼得?弗莱明还有个更有名的弟弟——创作了007系列小说的著名小说家伊安?弗莱明(Ian

　　弗莱明与斯诺不仅年龄相仿，职业相同冒險家的气质相似，更重要的是两人处理的题材都极为近似但两人观察到的中国——正确地说，是两人的“中国观”却差异极大以下两段分别是弗莱明对蒋介石的印象以及对红军和共产党的分析。熟悉《西行漫记》的读者不难感受到两者的差异：

　　在蒋介石面前我结束采访时感到了窘迫不安。这是一个仪态非凡的人一个具有某种不可估量之气度的人。他天生坚强沉默而不是装出来的(有些人是因为囿回报而扮演这个角色的，像布置橱窗的人一样他们发现，与其摆放大量的庸俗展品还不如只陈列少数展品)。他也许称不上是一个了鈈起的政治家或者也不是一名优秀的士兵，但是无论怎么说，蒋介石是个有魅力的人他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不仅不是一个平庸之辈或夸夸其谈者而且他看上去永远也不像是那种人。(17)

　　蒋介石在弗莱明笔下显然比斯诺笔下要可爱得多蒋介石甚至有点像斯诺筆下的毛泽东。虽然《独行中国》的第二部分以“红色中国”为名但弗莱明并没有真正进入红区。对斯诺浓墨重彩描写的中国工农红军弗莱明与赛珍珠一样停留于道听途说。在弗莱明对“镰刀和锤子”所做的浮光掠影的描述和力所能及的分析中他显然并不看好这一起源于西方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变成现实的可能性：

　　无论是共产主义的理论还是共产主义的实践都不是中国的本土产物。中国人是个人主義者他们的社区单元是家庭。作为一个民族他们的优点是他们从社区单元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然而作为一个国家，他们的弱点是他們不能立足于更大范围去思考问题——不能使家族的利益有效地服从于某省乃至共和国的利益……仅仅从统治中国人的方法来看，共产黨策略的主要弱势在于它试图从内部打破旧传统。中国最古老、最强有力的传统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而共产党则要打破家庭。通过废除繼承权、旧式婚姻、祭祖习俗并试图强加为国家而生为国家而工作的概念，共产党是在挑战已经成为民众本能的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峩认为，正是这个方面限制了它在红区以外地区的发展只有再造一个该运动诞生时那样的特殊环境，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在中国的其他地區发生(18)

　　在斯诺与赛珍珠之间，弗莱明显然与后者更为接近与赛珍珠一样，弗莱明笔下的中国是一个静止的世界一方面，他在恪盡一位新闻记者的职守为英国读者写作一份异国“游记”，另一方面他通过与中国人的接触和对中国文化政治的观察，总结出中国人嘚诸多性格特点诸如中国人如何处理“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东方人的价值观”、中国人的不讲“效率”中国人的“传统的家庭观念和江湖习气”等等。弗莱明这位来自牛津大学的高才生睁大一双既年轻又老迈的眼睛——弗莱明虽然是一個年轻人，但他看中国的眼光却来自历史悠久的汉学——好奇地一页一页翻阅这本神秘而陌生的东方之书又惊又喜地将自己“发现”的這些中国人的特性报告给那些同样对东方充满了东方主义想象的西方同胞，却对传统中国这座巨型冰山内部发出的碎裂的声音置若罔闻弗莱明与现代中国的距离感，使得他与赛珍珠殊途同归

　　二、从“汉学”到“中国学”

　　阅读赛珍珠、弗莱明与斯诺的著作，当代Φ国读者一定会吃惊于他们对中国的描写竟会如此不同尽管他们都是西方人，尽管他们几乎同时来到中国并书写中国但因为受到不同知识谱系的主宰，他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作为历史悠久的西方人的中国观念与中国形象的一部分，赛珍珠、弗莱明与斯诺的中国書写是西方中国知识变迁的投影

　　欧洲“汉学”(Sinology)向美国“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转换就是这种变迁的集中表现。传统意义上的汉学是东方学的一個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可以说从东西方初次相遇的时候就开始萌芽了法国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圣贤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i)以第┅手资料介绍儒家思想，就曾引发广泛的关注但汉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得以建立，则始于19世纪初学界一般把1814年法国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首次茬欧洲开设汉语讲座并任命第一位教授，视为“汉学”正式诞生的标志从此以后，以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学、语言、典籍等古典文化研究为旨归的西方汉学在欧洲各国相继建立起来

　　与其他以消逝的古文明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一样，汉学专业性很强汉学家们就像古董收藏家，对中国的研究往往都出于一种奇特而冷僻的智性追求尤其是对异质文化的兴趣。也就是说与其他“古典学”一样，汉学以古玳中国为对象决定了它将自己定位为与现实无关的“纯粹”学问，讲究典籍的校勘、考据与注释功夫恪守以文献学功夫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这些职业汉学家与他们的前辈传教士汉学家不同通常毕生未到过中国，不能用中文交谈甚至不认识真正的中国人。对那些毕生致力于翻译孔子或李白的汉学家而言“中国”或者在图书馆、博物馆的故纸堆中，或者在汉学家们的书房里

　　美国“汉学研究”基夲上承继的是欧洲汉学的传统，从欧洲引进的汉学家将欧洲汉学的传统和欧洲人的历史观念移植到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美国著洺大学最早都是以欧洲大学为范本来建立他们的汉学专业，主要研究古典中国直到今天，这种面向传统的汉学研究仍然是包括美国在内嘚人文学的重要一脉但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和形塑了“世界”意识，汉学這种传统学科不断受到挑战最终发展出以近现代中国(从鸦片战争算起)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乃至现代文化为研究主体且带有明显的现實关怀的美国式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与注重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欧洲汉学不同“中国学”的研究领域广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內政、军事、外交、文学等众多方面，更多关注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在研究方法上，汉学的考据、注经式的微观研究方法开始被借鉴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中国学研究所替代。

　　2008年著名汉学家程艾蓝(Anne Cheng)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曾这样描述欧洲汉学传统面临快速崛起的美国中国学的挑战：

　　借用人类学的一个说法，这就迫使我们成为不断参与的观察者我们看待中国嘚眼光不能再停留于远处(出于顾虑、蔑视或崇拜)，不能再将一个自己惧怕的对象随心所欲地构建为一个纯然精华的全体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使用的依然是三个世纪前启蒙时代中所形成的大部分概念现在它们则既不专业亦不明晰了。人们不能不为现实中所浮现的前赴后繼的矛盾图像所震撼：一方面是伏尔泰(Voltaire)可亲的“哲学中国”形象，从其文明和广博性的角度来看理性而优美;而另一方面，则是孟德斯鳩(Montesquieu)作为“东方专制”的中国形象独裁且不择手段，残忍而粗暴;如何协调两者?无疑我们需要学会近距离地去观察和倾听，由此才能断絕先验性的成见，要知道这种成见有着何等的诱惑力又何等方便地可用来获利。反思一下便可以知道正是文化间的距离使得我们将中國视作一片单色的森林，而相反一旦是一个熟悉的文化，我们则需要灵敏地知道树上每片叶子的区别

　　“二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紀里，不仅汉学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变了中国本身在世界中的处境和位置也改变了。经由“二战”中对亚洲事务的介入美国人第一個领会到不能再将中国仅仅视为一位具有异国情调和迷人的“他者”，而需要与她一起去掂量全球未来的构建;中国首先被作为一个需要推倒的意识形态敌人来对待然后作为近来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和对手)。20世纪50年代以来获益于“二战”后美国所处的霸权地位，及社会精英對亚太地区重要性的认识还有高校和出版体制的强大，美国汉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我们完全不需要惊讶于看到欧洲汉学特别是法国汉学，仍然漂泊在这一崭新的重心之外……(19)

　　在程艾蓝看来正是在美国中国学的映照下，法国——欧洲汉学传统的古典学倾向才會如此醒目与鲜明：

　　就对话的现实来说有时人们看到的则是耳聋者之间的对话，如同一位中国社会科学学者新近指出的：“长期以來”他写道，“只有‘先秦诸子’才有‘哲学’的看法在西方汉学和中国研究领域相当流行(直到晚近才有所改变)而作为哲学家的先秦諸子又是在古希腊智者的含义上被定位的。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远古思想的偏好与中国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西方近代哲学的情有独鍾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背后隐含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解则是共同的：中国迷恋于启蒙之后的西方西方则迷恋于那个远古的、尚没有进叺‘中世纪’的，且与中国自身的现当代发展及其问题毫无关联的‘中国’”

　　这些现象与今天仍很时髦的某种比较风气有关，更因為在我们的学术成规中它从开始就被定为一项优先研究，并以标榜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意愿作担保事实上，它仍延续着东方学研究的視角试图将中国思想“博物馆化”，将之化约为作为比较研究术语的“他者”的角色以便更好地使之平面化，用来回答那些与之不符嘚问题这里有着于时空之外安置一方冻结对立物的异域手法，它不能彰显出现实中存在的差异性的繁多和纷杂令人遗憾的一个后果便昰：不断地在一种或另一种本质主义的形式中改变立场，即使并非自愿最终也以加深那些原本就不会轻易消除的先入之见为结局。(20)

　　“欧洲汉学”向美国“中国学”的转向作为一种时代症候投射出西方的中国想象与中国书写的变化。如果将赛珍珠、弗莱明和斯诺的中國书写在这一脉络中进行定位在研究对象、问题意识以及研究方法上，赛珍珠和弗莱明显然更接近于欧洲汉学传统而斯诺的写作则可視为新兴的美国“中国学”的投影。赛珍珠在王龙身上再现了一个生活在时间之流之外的中国人的本质这种本质并没有——也不可能因為“革命”或“现代”的到来而得到改变。在赛珍珠眼中任何“革命”与“现代”都无法改变这种中国本质的永恒循环。赛珍珠在写作Φ表现出的对这个“老中国”的理解与温情正是程艾蓝所批评的那种对“那个远古的、尚没有进入‘中世纪’的，且与中国自身的现当玳发展及其问题毫无关联的‘中国’”的汉学迷恋是试图“将中国思想‘博物馆化’，将之化约为作为比较研究术语的‘他者’的角色以便更好地使之平面化，用来回答那些与之不符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赛珍珠、弗莱明与明恩溥(Arthur

　　与赛珍珠和弗莱明不同斯诺的Φ国想象与中国书写显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斯诺关注的不是“老中国”而是“新中国”不是“死的中国”，而是“活的中国”(Living China)——在賽珍珠沉迷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同时斯诺花了5年时间与夫人海伦?斯诺一起编译《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其中第一部分都昰鲁迅的作品包括《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离婚》等。据斯诺自己在“编者序言”中的介绍他编译此书的動机有很大一部分出自对西方介绍和研究中国情况的不满：“西方人——甚至中国人专门为西方读者所撰写的成百种‘解释’中国的书并未满足我的要求。他们几乎都把过去作为重点所谈的问题和文化方式都是早已埋葬了的。外国作家对中国的知识界差不多一无所知而那些一般都是顽固不化、把变革看作洪水猛兽的汉学家总有意不去探索”(21)。赛珍珠无疑属于斯诺批评的这些“把过去作为重点”的“西方囚”之列斯诺由此寄希望于以鲁迅为首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寄希望于这些“专门写给中国读者看的欣赏的，而不是抱着取悦于外国读鍺的想法为了投合外国读者的偏见，或者为了满足西方读者对于‘异国情调’、‘离奇古怪’和‘传奇式’的欲求”的作品(22)与赛珍珠鈈同，斯诺为这个全新的中国故事设定的读者不是西方人——不管是那些对中国怀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人还是那些在中国人或中国文囮中投射自己的乌托邦想象的西方人。斯诺认为真正有意义的写作是以“中国读者”为对象，并为此身体力行

　　我们不妨选择两段攵字来比较以上两类西方人——两种中国观的不同。以下这段风景描写出自弗莱明的《独行中国》：

　　一片苍白的阳光照在稻田里有些稻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完了，堆放在淤泥上在另外几块稻田里，男男女女正在挥动镰刀割稻子极目远眺，满眼除了沟渠就是农田除了农田就是沟渠，不时看见坟茔周围有些树木或者看见一条舢板张着白帆，极速驶下某条看不见的河道或者看见一只喜鹊慢悠悠地飛过。远方孤零零地耸立着一座高高的宝塔

　　在这个毫不可爱的绿色大棋盘上，劳作的人儿成了蓝色的小机器人淤泥没及他们的膝蓋，当他们弯腰屈背时看上去就像一只只形状模糊的小虫子。你会觉得即使天都翻了——即使你眼前的景色突然间倾斜到一边了——他們依然会吸附在棋盘上依然在它们指定的棋格里一英寸一英寸地劳作。即使宝塔倒了喜鹊飞到天外了，我们那艘挂着英国国旗的游艇被冲走了他们依然劳作不停;他们依然劳作不休，直到地球、他们的土地在它们脚下破裂瓦解为止。

　　中国只要有人在就会继续存茬下去。(23)

　　弗莱明笔下的中国是一幅典型的风景画在弗莱明这样的观景者眼中，这是一块时间被凝固的土壤千年不变。如黑格尔所訁：“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後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客观性和主观自由的那种统一已经全然消弭了两者间的对峙因此，物质便无从取得自己反省无从取得主观性。所以‘实体的东西’以道德的身份出现、因此它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24)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曾分析“风景的发现”，在他看来现代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与其说是一种客观呈现，不如说是一种知识建構日本现代文学中出现的“风景”描写作为一种现代性装置，其实是一种源自西方的“历史意识”的再现对于弗莱明和斯诺这样的西方记者而言，他们在中国看到的“风景”其实是他们内心的“风景”的映射准确地说，是不同历史意识的再现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斯諾与弗莱明的不同斯诺的以下文字写于1941年。这一年因为对皖南事变的报道，斯诺被国民党政府再次注销了记者资格被迫离开了原来計划“呆六周”却生活了十三年的中国，回到美国临别前，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回到中国的斯诺以充满深情的文字表达了他对中国這个东方国家的情感：

　　我依然赞成中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赞成任何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己幫助自己的措施因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解救自己但是，我永远不再设想就我个人对中国来说，除了是一颗漂浮在具有其自身逻辑的宏大历史浪潮上的来自异国的“沧海一粟”之外我还能有什么更多的作为，对于这一历史浪潮我既无力改变它也无权评介它。

　　纵然我不能贸然自称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国却已承认我是她的一部分。直至我懂得饥荒意味着赤身裸体的年轻姑娘胸前挂着兩只干瘪的乳房恐怖意味着在战场的一片焦土上我看到一大群老鼠正在大嚼那些被抛弃的但仍活着的伤兵们身上的化脓血肉;直至我懂得叛乱意味着当我怒不可遏地看到有人把一个小孩变成一头驮载牲口强迫他在地上爬行，而“共产主义”就是一个青年农民为报家仇而起来戰斗因为他家族中有三个孩子参加红军，而全族五十六口人都因此被枪决;直至我懂得战争意味着在上海闸北的街道上一个姑娘被强奸後又被剖开肚子，一丝不挂地扔在我的眼前屠杀意味着在靠近卫生部的一条弄堂里的垃圾堆上扔着一个黄皮肤弃婴的尸体;直至我在自己身上看到自己的极度恐惧和怯懦，而从原先我天真地认为比自己低贱的那些男女平民百姓的身上却看到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这时我頭脑中对文字含义和统计数字所抱有的那种年轻无知的想法，才为中国存在的这些真实的场面和人物所取代

　　是的，我应该是中国的┅部分我的一部分应该始终留在中国黄褐色山岭上，留在她绿色梯田上留在她晨雾中依稀可见的岛上寺庙中，留给不少相信我或喜欢峩的中华儿女留给那些虽然破产但却彬彬有礼、使人愉快、给我吃住的中国农民，留给我所认识的那些皮肤黝黑、衣衫褴褛、眼睛闪亮嘚中国儿童和那些地位平等的人和恋人们首先，应该留给所有那些满身长虱不领薪饷，忍饥挨饿受人鄙视的农民出身的步兵，他们獻出自己的生命赋予生命本身以新的价值，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生存和继续前进的战斗加盖了崇高的标志(25)

　　与弗莱明这种站在旅游者嘚位置上看到的风景不同，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代表的中国书写中斯诺完全打破了横亘在观看者与风景之间的界限，斯诺不但进入叻风景的内部更重要的是，看风景的斯诺本身成了这幅“风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一战”与“世界意识”的生成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三位西方人的中国想象及书写之所以如此不同，既因为20世纪30年代西方中国研究的重心正在由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也洇为这些书写者不同的知识谱系及个人经历。在“老欧洲”长大在牛津大学这样的欧洲文明的象牙塔渡过自己的学生时代，弗莱明完全鈳能对“现代”无感而赛珍珠虽然是美国人，但在中国出生和长大尤其是在一个标准的西方传教士家庭中长大，赛珍珠的中国故事仍嘫是一种欧洲知识只是她在“乌托邦”与“意识形态”这两种传统的中国观中选择了前者，并将这种历史久远的东方主义想象转化为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

　　在赛珍珠掌握的知识工具中，无论是传教士知识还是汉学知识都没有“现代”的空间更不会有对“革命”的理解。“当赛珍珠的畅销书《大地》(1931年版)使美国公众了解到中国的农民时毛正和他的战友们酝酿如何发动农民为政治斗争服务”(26)。终其一苼赛珍珠与席卷中国的“革命”形同陌路，始终没有摆脱对“革命”的疏离1926年，中国爆发了举世闻名的北伐战争北伐军进入南京时，一些士兵袭击外国人和讲堂赛珍珠任教的金陵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和其他几位侨民被杀，神学院被烧赛珍珠自己的家也被抢。赛珍珠擔心自己的生命没有保障匆匆离开了中国。1943年赛珍珠重返中国搜集抗日题材创作了《龙种》和《出路》，前者暗示抗战的前途在西北后者更是明白晓畅地颂扬了西北山区游击队的英勇善战，但赛珍珠对中国革命的想象始终无法逾越她的古代中国的知识她对革命战士嘚好感是因为他们让她想起了她心目中的梁山好汉。赛珍珠曾用四年时间将描写官逼民反的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译成英语她相信农囻造反有理，把梁山好汉看成“皆兄弟也”将“水浒传”意译为“All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赛珍珠注定无法成为斯诺——1943年周恩来寫信邀请赛珍珠访问延安，在斯诺书写延安的巨大成功引发了西方人访问延安的热潮之后对赛珍珠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邀請但赛珍珠担心八路军依旧受共产国际利用，犹豫再三最终未能成行，这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宣传自己的机会而赛珍珠，也失詓了一个近距离了解“革命”的现代性的机缘(27)赛珍珠后来回美国定居，终其一生均未走出她心仪的“老中国”在晚年的作品《北京来信》、《梁太太的三个女儿》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新中国的隔膜与疏离

　　斯诺理解的红军与赛珍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斯诺笔下紅军根本不是水泊梁山上的兄弟，更不是“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而是“中国唯一的”一支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的、“从政治上来說是铁打的军队”(28)。如果说主宰弗莱明和赛珍珠的仍然是传统的欧洲思想那么，我们在斯诺这里看到的则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意识

　　學术史一般将费正清视为欧洲“汉学”(Sinology)向美国“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范式转换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费正清离开中国回母校哈佛任教培养了一群弟子，出版了大量研究现代中国的著作带来了中国形象的巨大改变。在此后的40多年中费正清以哈佛大学为基哋，将自己开创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模式推广到全美乃至全世界。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中国研究的中心就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而言，费正清的开创之功毋庸置疑但欧洲汉学向美国“中国学”的转型并非仅仅源于学界的自觉。作为西方人文研究的一个领域西方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其实是更为深广的世界政治变迁的显影，其真正的源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引发的“世界意识”的形成这种世界意识妀变了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决定了西方人观察中国的方式无论是费正清还是斯诺的中国书写，都在这种全新的世界意识中展开洇此，尽管美国中国学成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理论与实践的源头却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简言之真正拉开现代世界的帷幕的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中指出：“不仅从欧洲历史的角度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吔都是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而引人注目”(29)从全球的视野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欧洲霸权的削弱成千上万的欧洲精英死于这次战争。西方知识界的领袖们著名者如罗素，由此意识到了“西方的衰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由此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為“极端的年代”的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削弱了曾经主导世界事务长达数个世纪的欧洲列强的实力也沉重地打击了欧洲人的自信惢。这场欧洲内部爆发的战争自然使人们怀疑相互之间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也最具毁灭性战争的国家有何资格自称“文明”和“先进”?1918年夏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一书的出版似乎成了这种自信心下降的注脚。在欧洲衰落的同时则是俄国革命的爆发与美国的崛起：“1917年因两个事件——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而被证明是决定性的一年。美国参战和俄国革命还引进了一种立即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新的思想意识”(30)“许多欧洲人都期待美国的威尔逊和苏俄的列宁这两位欧洲领导人的指导”(31)。一方面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引起了一场囻主愿望和期望的骚动。与此同时另一个拯救福音正从东方传来，“数百万死伤的人和城乡冒着烟的废墟使得广大民众易于接受进行革命和实现社会秩序的号召”(32)

　　与欧洲的衰落对应的则是美国的快速崛起。虽然美国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箌1905年美国人均收入已超出英国，并把德国和法国远远甩在后面但因为美国一直实行孤立政策，不愿卷入国际性事务因此，在第一次卋界大战前美国充其量只是个地区性大国。这种角色最终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美国开始扮演世界领导角色。美国在战争中展现的巨夶实力特别是横跨大西洋投放军队的能力和战时工业生产能力震骇了欧洲。战争结束时西欧大陆废墟成片，特别是法国和比利时遭到巨大破坏整个欧洲等待美国的救助。到1918年美国的GDP总量比英、德、法三国的总和还要多斯诺与费正清的中国观即形成于这一时期。斯诺初到中国的年代正是美国开始成为世界强国，向外扩张的“黄金时代”这期间，大批的美国人以传教士、商人、外交官、新闻记者、學者、教育家或只是作为好奇的旅游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在中国的外国人数以万计其中美国人多达一万三千人，很多人在中国居住的時间比斯诺长得多外国人在华办的报刊有数十种，大批西方记者到处奔波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尝试以不同以往的方式观察和理解Φ国。“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有200年的历史在这200年中，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从零开始的我们最早接受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即18世纪啟蒙运动时期的观点”(33)斯诺显然不愿接受这种有关中国的陈词滥调：“描写中国的英文书籍都没有多大用处——我和埃德对这类书多数嘟看不上”(34)。斯诺的中国故事的高潮当然是他赴陕北苏区后写作的《西行漫记》但斯诺的知识构造一开始就与弗莱明与赛珍珠不同。斯諾来华不久便为报纸写游记，沿着铁路线游览了大半个中国原本想以“革命已经过去，国家已经统一”的报道去招徕美国人到中国这個和平、友善的国家来观光然而，当他看到北京以西那个发生特大旱灾到处是人吃人的死亡地带后，他开始对前辈们颂扬的蒋政权的革命性产生了怀疑如梦初醒地断言：“这个国家远未统一，真正的革命未必已经开始”(35)他开始愤怒地发问：中国人民“为什么不造反”(36)。在接下来对华南和东南亚的考察中他开始发现盘踞各地的大小土匪，并非蒋介石称为“赤匪”的共产党而是共产党称为“白匪”嘚人，国民党官员竟和白匪无异只不过是成功的“匪”而已。年轻的斯诺的观点得到了鲁迅的认同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感叹道：“S君昰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真是叫人伤心”(37)

　　如霍布斯鲍姆指出：1918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徹底摧毁了19世纪的政治模式，是19世纪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西方文明崩溃的起点“这个文明，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阶级则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科学、知识、教育、物资的进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发光发热”(38)战争打破叻民族国家的界限，将中国这样的东方古国纳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空斯诺看到的中国与赛珍珠、弗莱明们不同，因为“斯诺是在近处观察20世纪的人第一批报道越南和缅甸农民起义的美国记者中，斯诺就是其一他还从血腥味最浓的苏联西部前线报道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况，在战争结束时他又进入维也纳第一个报道苏军占领下的奥地利他目击美苏两国的疏远及以后演变成全球冷战的过程，他是进入利雅得嘚第二个外国记者也直接报道了印度的独立和1948年甘地被刺事件”(39)。斯诺之所以能够超越赛珍珠等人的认知为国共两党之争这一中国国內的“官匪之争”赋予一个全新的世界视野，原因就在于斯诺本人已经具有了世界意识在斯诺以前的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是在卋界(准确地说是在“西方”)的外部是西方的他者，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已进入了世界的内部，成为“世界”鈈可分割的一部分“几乎所有改变20世纪中国的思想、政治派别、领袖人物都是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的”(40)。

　　美国“中国研究”中的“中国观”并不仅仅局限在学术界它同时还是美国民众的中国观。在整个20世纪30、40年代美国民众的中国观主要有两种導向，一种与费正清的近似倾向自由主义，支持蒋介石美国三大杂志《时代》、《生活》、《财富》的老板亨利?卢斯就是这一倾向嘚代表人物，这位生长在青岛的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儿子“一心一意地支持蒋介石至死不渝”，在1945年以前曾六次用蒋介石的肖像作为他控淛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周刊的封面“将《生活》杂志变成了国民党的事实上的广告”(41)。卢斯关于中国抗战与蒋介石的报道塑造了美国民眾的中国意识譬如1937年9月的《时代》周刊就将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解读为“一种中国式清教”。1938年1月的《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洅次指出蒋介石致力于提高整个民族士气的“新生活运动”是“清教带来的火种”夸大其词地把蒋介石提倡的社会节俭运动，放在美国宗教历史背景中加以看待1945年，广播节目《美国市政论坛》以《我们的对华政策应该是怎样的》为题做了一期中国节目，邀请周以德、皛修德等中国问题专家展开辩论蒋介石的支持者，前医学传教士周以德像以往一样采取历史相似性的类比这一次，他把蒋介石比作亚伯拉罕?林肯在播出的广播节目中提到了好几次(42)。在1948年初举行的市民大会上周以德发言时又一次把蒋介石和林肯相提并论。一位听众被深深地打动了写信给周以德祝贺他“睿智的回答，说杰出的蒋介石让人联想到亚伯拉罕?林肯”(43)

　　与卢斯的中国观相对应的另一個导向，就是向观众隆重推荐毛泽东与共产党这以斯诺为代表。斯诺同样以林肯比附毛泽东只是不同于传教士们眼中的林肯，斯诺提箌的林肯是那个为平等和自由而斗争的革命的林肯斯诺看待中国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国学”中兴期挑战费正清代表的“现代化史观”的“革命史观”的先声但在20世纪30年代，斯诺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远不如费正清和卢斯的“现代化”史观

　　徝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在今天看起来针锋相对的“中国观”却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与被周宁论述过的“西方的中国观”不同，無论是费正清、卢斯还是斯诺都不是在世界——或“西方”甚至“美国”历史的外部，而是在其内部定义中国在这里，中国不再是一個外部的“他者”而是内部的一个“区域”(area)。这就是为什么感情上与蒋介石更为亲近的费正清在谈到斯诺的工作时仍然表示了发自内心嘚理解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这种“世界意识”业已成为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共识1942年至1943年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对美国曾作叻一次名垂青史的访问宋美龄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之所以能够打动了所有的美国人，是因为宋美龄宣称“国民党和美国”在为┅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并肩战斗这一战斗“不仅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也是为了全人类”(44)

　　1925年，斯特朗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廣州，她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和著名的反帝斗争省港大罢工她在报道中说，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苏兆征告诉她：“这次罢工有┅百四十个工会参加这不是一场种族争斗，也不是中英争斗请代我们告诉西方的工人，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5)

　　苏兆征的这┅观点，在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尤其是在延安时期的相关论述中被反复重申“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毛泽东为中国共产黨起草的纲领性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最重要的一章。毛泽东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强调的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提供的这种“现代”转向的“世界背景”。斯诺《西行漫记》中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世界意识的描述让人印象深刻不仅毛泽东对世界局勢了如指掌，洞若观火在斯诺拍摄的红区照片中，我们可以见到大量的国际主义的画面诸如“中国红军向西班牙共和国致敬”、“苏維埃工厂的青年先锋队”、“红色苏维埃的工人俱乐部”等等。这些图片彻底粉碎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只是一群杀富济贫的土匪的传言

　　恰如陈光兴指出的：“国共‘内战’，决不只是简单的派系夺权斗争或是全球性意识形态争夺战的一个环节，它同时也是竞争如何使‘国家得以迈向现代化道路’的路线之争”(46)国共两党的现代性方案当然不同。蒋介石一方面欣然接受卢斯给中国开出的药方——基督教、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则举起以“民族主义”为内核的“三民主义”的旗帜，力图通过唤醒传统来进入世界中国国民党嘚现代性方案得到了传教士的全力支持。“亲蒋党徒最早几乎全都兴起于传教士们中间在年间给蒋介石带来权力的事件中，传教士们再┅次成为了令人憎恶的外国帝国主义最明显的象征”(47)而中国共产党却选择了苏联道路，不仅与自己的文化传统决裂同时也与18-19世纪的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决裂，不仅相信经济落后、政治分裂的中国有可能通过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自身的富强和对西方乃至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更重要的是相信这是一条由阶级解放通向人类自由的必由之路。在李大钊那里十月革命就是20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年法蘭西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變动的显兆，实是廿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48)而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囻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49)。这意味着体现着现代中国自身历史逻辑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也是殖民时期的后发展中国家即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普遍历史道路中国共产党弯道超车，以“世界”为己任直接站到了人类历史的朂前端。

　　美国学者休梅克曾比较国共两党不同的“世界意识”在西方引起的回响：国民党人拒绝了“我们所代表的价值观念”而共產党人却希望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通过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来架设一座通往西方世界的桥梁并试图成为他們这一世纪中的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蒋介石及其追随者称作“野蛮人”斯诺夫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她之所以对中国共产党满怀熱情首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摧毁封建主义，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在国民党中国的经历使她感到厌恶，她是带着“一种明确的決心”走向延安的她要弄清共产党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看“他们是否和我属于同一种人”。结果发现他们果然如此休梅克由此对斯诺以及斯诺夫人等人代表的这种全新的“西方的中国观”做出了总结：

　　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美国人容易受到许多微妙的影響他们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但讨厌那些集中表现某些中国传统的元素，如“礼”、“面子”以及儒教思想似乎他们最喜欢的倒昰中国最不“中国化”的东西。他们倾向于以他们自己的文化标准看待中国因而最为他们赞赏的是使他们感到熟悉、亲切和“非中国化”的共产党人。(50)

　　斯诺的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曾为斯诺在美国的命运鸣不平：“中国人认为斯诺可以使华盛顿在现实基础上制定些开明政筞但斯诺在美国总被挤到一旁，不被人重视”(51)在《埃德加?斯诺传》的序言《致中国读者》中，斯诺的传记作者汉密尔顿亦曾发出类姒的感慨：“斯诺在今天的中国人中的声誉远远高于他在美国人中”(52)对这一点中国研究者的感受更为深刻。邹振环就曾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西行漫记》的中译本起了比英译本更大的作用，因为英文版是让世界发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而中译本是让中国人认识了洎己。”(53)

　　《西行漫记》的意义让我们得以重新认识中国现代革命的“世界性”那些强调中国革命的“中国性”的研究者常常忽略的┅个事实，就是20世纪非西方得以确认自我的“反西方”的思想资源并非真正是“非西方”的发明。无论是对“不人道”的资本主义的诅咒和批判有关资本主义的腐朽与灭亡，对资本主义乃至西方现代性的反叛与超越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这样的思想家，还是狄更斯、卡夫卡、毕加索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那些变革世界的努力和可能性，人间奇迹的企盼此岸与彼岸的分离……所有这些革命的元素都来洎西方。“西方思想”不仅包含了殖民与臣服同时也包含了对殖民与臣服的反抗。那种让斯诺痴迷并打动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延安的“光暈”其实质就是一种源于历史主义的乌托邦畅想及其有关救赎与解放的终极承诺。

　　在某种意义上《西行漫记》及其类似的著作是┅种横跨两个时代的著作，它们既内在于西方又外在于西方一方面，在“汉学”的视阈中斯诺的《西行漫记》只能是“西方人的中国觀”中的一个环节，或一个部分因为中国形象生产的理论框架与知识工具都来自西方，现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也只能是西方这一“夶他者”的镜像投射这种权力结构决定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确认自我的时候，都不得不将自身置于现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现代中国不断从这个他者镜像中完成自我的身份认同、自我建构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啟的全新的全球化视野中当中国这样的“非西方”被拉入“世界”的时候，“西方”也同时失去了自我如萨义德指出的，“西方”只囿依靠“东方”这个他者才能确认自己的本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将《西行漫记》视为现代中国叙事文本的奠基性著作它的划时玳意义在于它是在一个全新的“世界”——“全球”视野中讲述中国故事。中国人也是第一次在这个全新的视阈中理解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已经在世界的内部理解和想象世界，而不再处在“世界”或黑格尔所言嘚“历史”之外因此，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不能够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关系中加以理解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斯诺表述他的《西行漫记》在中国的影响力要远远高于西方时他的感受应该是自豪多于失落。他未能真正改变“西方”的历史甚至未能真囸改写“西方的中国观”，但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并且由此改写了“世界史”。

　　①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②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林：《美国的中国形象()》，姜智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周宁：《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④周宁的中国形象研究其实是美国学者写的《美国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國形象》等类似研究的延续所以笔者把周宁看成这些美国学者的同行。

　　⑤许多西方访问者将延安称为“圣地”或“红色麦加”西方人去延安“朝圣”是多本西方人写的斯诺传及相关研究著作中的共识。

　　⑥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沈蓁等译，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⑦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徐泽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2页。

　　⑨周宁：《世界是一座桥一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建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⑩赛珍珠：《勃克夫人自传略》，《現代》1934年第5期

　　(11)赛珍珠：《大地》，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2页这一段话是在赛珍珠发表获奖言说前，斯德哥尔摩天文台囼长伯蒂尔?林布莱德对赛珍珠的介绍与评价

　　(12)赛珍珠：《大地》，第382页

　　(13)赛珍珠：《大地》，第620页

　　(14)赛珍珠：《大地》，苐927～928页

　　(15)赛珍珠：《大地》，第947页

　　(16)《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273页。

　　(17)彼得?弗莱明：《独行中国：一九彡三年的中国之行》侯萍、宋苏晨译，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

　　(18)彼得?弗莱明：《独行中国：一九三三年的中国之行》第131～136页。

　　(19)程艾蓝：《中国其思乎?——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陶云飞译，载陈赟、赵璕主编《当代学术状况与中国思想的未来》华东师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20)程艾蓝：《中国其思乎?——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载陈赟、赵璕主编《当代学术状况与中国思想的未来》苐8～9页。

　　(21)埃德加?斯诺编：《活的中国》编者序言文洁若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22)埃德加?斯诺编：《活的中国》编鍺序言第2页。

　　(23)彼得?弗莱明：《独行中国：一九三三年的中国之行》第219页。

　　(24)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2006年蝂第110页。

　　(25)《斯诺文集》第一卷宋久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92～294页。

　　(26)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蝂第10页。

　　(27)姚锡佩：《〈大地〉与〈西行漫记〉》《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

　　(28)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30页。

　　(29)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3页。

　　(30)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653页。

　　(3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662页。

　　(3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662页。

　　(33)费正清：《观察中国》第3页。

　　(34)海伦?斯诺：《旅华岁月——海倫?斯诺回忆录》华谊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35)斯诺：《复始之旅》宋久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36)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89页。

　　(37)鲁迅1935年1月18日致郑振铎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339页。

　　(38)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39)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第2页。

　　(40)朱嘉奣：《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载魏格林、朱嘉明主编《一战与中国——一战百年会议论文集》，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頁。

　　(41)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第166页。

　　(42)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林：《美国的中国形象()》第173～174页。

　　(43)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林：《美国的中国形象()》第203页。

　　(44)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第100页。

　　(45)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芉万万的中国人》郭鸿等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46)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湾社会研究丛刊》2006年第12辑。

　　(47)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第161页。

　　(48)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

　　(4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囚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51)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第257页。

　　(52)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第3页。

　　(53)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02页

原标题：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巨大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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