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不是别人，老烟是我父亲。　　我是听着老烟的故事长大的。老烟有很多故事，老烟也很会讲故事。这些故事留在我心里，成为我的一笔宝藏。　　现在，老烟已经很老了，我也人到中年了。我想把这些故事写出来，让他能在生命的最后岁月看到。这是我给他的一份礼物，希望能带给他一些快乐和安慰。　　老烟年青时，曾经非常努力地写小说。他那时在北大荒，抽着八分钱一盒的“一枝笔”，整夜整夜爬格子。老烟胸中燃烧着革命激情，立志要写一部中国的《静静的顿河》。农场很重视他这部书，让他搬到厂部专事写作。初稿很快写成，寄到ZQ社，居然一炮中的。ZQ社邀他到北京改稿，并专门为他配备了一名有经验的责任编辑老王。老王深悟“三突出”的原则，把他的稿子大卸八块，让他按照新的创作结构重起炉灶。没想到，刚当上职业作家的老烟却一下江郎才尽，下笔无有神了。在北大荒，书中那些战天斗地的人物就生活在他的周围。到了北京，住在ZQ社一尘不染的招待所里，老烟却找不着感觉了，书中人物一个个如泥塑木雕般失去了精气神。不管老王如何深入浅出苦口婆心唾沫乱飞地晓以大义，老烟也爬不上ZQ社搭的架子。折腾了三个月，他连一半书稿都没完成。　　这时候，北京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气氛越来越紧张，ZQ社的编辑们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老王也无心管他的稿子。老烟1957年受过“反右”的洗礼，并且因言获罪，从部队被发配到北大荒，所以政治嗅觉比较高。他仔细掂量了一下自己的书稿，虽然通篇贯彻了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但多少还是带点“烟记”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果被人上纲上线，再和他的“反右”言论联系在一起，他可真得“吃不了兜着走”。这样一想，不觉毛骨悚然。创作灵感原本就是非常脆弱的东西，一旦心生畏惧，立刻逃之夭夭。老烟知道自己再也没法按照ZQ社的时间表完成这部书稿，就向老王请假，推说家中有事，回农场继续写作。老王说了点勉励的话，倒也不甚挽留。　　这是老烟最接近实现“作家梦”的一次机会。一个作家只要成功一次，他就能获得宝贵的自信。如果他的小说能在那时发表，老烟也许真能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但是上帝涮了他一把：他这点文学天赋不是用来当作家的，而是用来教书的。　　1972年，老烟离开了战斗过14年的北大荒，举家迁至西安，在一所厂矿子弟学校当语文老师，我的初中和高中他都教过。一个失败的作家很容易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老烟上起课来天马行空，书中一个个人物被他演绎得活灵活现。他了解每位作家的文字风格，有时还讲点八卦掌故，很受学生欢迎。在其他语文老师看来，老烟“太有才了”，可也太不守规矩了。他写教学大纲的时候挺认真，可是一上讲台就抛到脑后，兴头起来离题万里，上下五千年到处遨游。他的板书龙飞凤舞，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学生抄下来过两天再看，往往瞠目结舌，不知所云。他尤其不爱教语法，一般都是让大家课外自学。不少家长都知道子校有这样一位“烟大仙”，学问挺大，可是孩子学不到什么东西。要想高考拿分，还是不要跟他为妙。老烟倒也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我高考那年成绩非常高，作文拿了满分。老烟自鸣得意，到处做讲座，传授他的教学方法。熟悉他的家长并不买他的账，有时路上见面，先把我夸一通，然后对他说：“可惜我们家孩子不是你们家烟斗，没那个灵性，还是跟着常老师念吧！”老烟退休后曾经对我说：“子校历届考生，语文成绩最高的五个人都是我带出来的。可是一算全班的平均成绩，我比老常总要差一点。老常讲课二十年如一日，一点灵气也没有，我最怕听这家伙的课，简直要睡着。可老常天天琢磨考试要点，对中不溜的学生倒还真管用。”　　老烟当上语文老师后，仍不忘整他的小说。他用学校的油印机印了一摞摞稿纸，常年累月，笔耕不辍。小时候我和他同住小屋，他下铺，我上铺。晚上起夜，我经常看到他仍在喷云吐雾，伏案写书。但是他的好运气再也没有回来。每次把书稿寄往出版社时，老烟都会踌躇满志一番。过半个月没动静，他就心神不宁起来。等拿到退稿和退稿信，他就会垂头丧气、闷闷不乐。过一阵，他又会精神抖擞地重新上阵，印出一摞摞新稿纸，继续爬格子。屡战屡败，他觉得自己的文笔有待提高。于是，他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十年中，老烟系统阅读了福克纳、贝娄、昆德拉等人的小说，研习了各种写作技法。讲起大师的作品他头头是道，赶得上易中天品《三国》，但他的文字却逐渐失去了自己的风格。他的小说越来越无味，每次都让我看得头大如斗。倒是他的家信还算有趣，不经意间透露出一股睿智和豁达。我知道，他真的写不出小说来了。他老了，已经不能再“学习”了。如同一个捧着金饭碗的乞丐，他坐拥大量宝贵的写作素材，却写不出一部能让人接受的作品来。反观不少作家言之无物，却笔法老练，芝麻绿豆大的事说得妙趣横生。我真觉得文学就像一位弱不禁风的MM，弄得太狠就会弄死。　　老烟身体一直很好，自信能活90岁，所以在60岁时制订了一个30年的写作计划。这个计划只执行了13年，他就得了前列腺癌。虽然术后恢复得不错，但终究已是骨转移四期，活一天是一天。遭此大劫后，老烟的英雄豪情终于湮灭，再也不搞什么大部头了。他整天拿个相机到处逛，一心血来潮，就跑到浙江去会老战友，到北大荒去找寻旧梦。看着他开开心心的样子，我挺高兴。对我而言，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儿子，没什么可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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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应该实行这样的，还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表示，我就举个例子吧，在网上查不到全国人大代表的总数，就随便说个吧，假如是1万人，然后这一万人代表了全国13亿人口，换成另外一种形式该多好啊，1万个代表，全都不是自然人，比如，联想集团，这是个代表，壹基金，这也是个代表，商丘市，这也是个代表，也就是说，以后的代表，没有个人，只有集体或者组织，集体或者组织想让谁来，这个他们定，D是专政的，然后在宪法里规定......　　-----------------------------　　然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部换成组织或团体，比如郑州市人大代表大会，就有XX银行，XX企业,XX公社,XX乡。　　这样，以后政府面对的将不是个人，大部分是组织或团体，讲很大的节省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老烟记事（2）
乱世学堂　　老烟写有一部40万字的自传，今年年初交到我手，似有托付后事之意。我一直很忙，将此书存在电脑中，从没打开过。上周因写《老烟记事》，忽然想起这部稿子，便翻出来看，慢慢竟看入了迷。这部自传文笔很拙，全不似他那些费尽心力的作品，却有一股难以抵挡的力量，把我拖回到从未经历过的岁月。　　下面这部分内容节选自老烟的自传，讲述的是他离家上中学的经历。　　【抗战时期学生的生活十分清苦。三中的校舍建在离镇不远的昌南溪畔，教室都是简陋的平房。竹子编的间隔墙四处透风，上晚自习时点自制的小油灯，经常被风吹灭。伙食很差，三月不知肉味，青菜萝卜中也见不到星点油花。有一回，一名高中生竟在菠菜里拨出指甲大小的粪便来，估计是洗涤不净所致，整个饭厅顿时一片喧哗。同学们向校方提出强烈抗议，伙食才略有好转。　　每天三顿饭，都开在学校饭厅里。这饭厅兼作礼堂，讲台上放着一张饭桌，是专为值班老师就餐设的席位。吃饭时学生很多，闹烘烘的容易出乱子，所以必须有值班老师维持秩序。厨师为老师单炒两盘菜，虽没有鱼肉，但油会放得多些，于是出现奇观：每次老师还没吃完，台下就围过来一圈高中男生，手里拿着碗筷，虎视眈眈地盯住那两碗剩菜，馋涎欲滴。老师就算没吃饱，这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也没了食欲，只要一放下筷子，学生们就龙腾虎跃地冲上台来，把剩菜拨进自己碗中，有时还为此打架，如同一群抢食的非洲鬣狗。值班老师如果避让不及时，甚至会被撞倒，所以老教师和女教师都害怕到饭厅值班。常去值班的一名年轻男老师练得身手矫健，筷子一撂，立刻跳下台去。久而久之，学生跟老师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这边下台，那边上台，两幕戏衔接得天衣无缝。　　学校每周会供应一次炒黄豆，每桌一大碗。这可是好东西，又美味又经饿，所以时常发生哄抢，抢的结果则是鸡飞蛋打：豆子落了一地，谁也吃不到几颗。后来大家协商出一个解决办法：轮流下筷子，每人一筷，不许争抢。技术好的一筷子叉下去，黄豆能从筷子一头码到另一头，技术差的则叉不到几粒。这方法比较公平，技不如人者除了平日加强训练以外，也没什么可埋怨的。　　学校伙食不行，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晚自习开始不久，胆大的便溜出教室，潜入河滩菜地，偷农民的萝卜白菜。回到宿舍，每人取出一个用罐头盒制成的小炉子，点着里面的木炭，架上洋铁碗，一会儿就能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了。多数学生都有从家里带来的酱和猪油，只须放一点就喷喷香了。我们热中此事，不光在于充饥解馋，也在于整个过程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在地里偷菜要防农民，回宿舍还要防巡查的老师，所以必须在关口设岗哨，大家轮流值勤。干这种违犯校规的事，总会冒出一两个领头羊来，一切听其指挥，从不会出差错。　　试想这些半大不小的学生，一天到晚忙于找食，哪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次得逞，就想干第二次，胆子越来越大，遇到脾气好的老师上课，从后门溜号是常有的事。寒冬季节，北风从千疮百孔的墙壁窜进教室，手脚冻得跟猫咬似的，领头羊只须递个眼色，一群捣蛋鬼就自行批准，提前放学了。　　冬天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到小山包去放野火。每人口袋里都装有火柴，领头羊一声令下，便四处点火，有回竟把一口尚未入土的棺材给烧着了。土葬改成了火葬，吓得大家一哄而散，生怕农民上门找事。一帮人噤若寒蝉，老实了几天，结果什么事也没有，于是故态复萌。　　那时的学生真有点无法无天，不仅在校内打架斗殴，甚至还闹到社会上。有一次，几个高中生在集市上买东西，与小贩发生争执，动手把人打了一顿，激起公愤。小镇居民过去常受学生欺侮，这回新账旧账一起算，傍晚时分，近百人扛着棍棒和扁担包围学校，要抓肇事者。高中生也不甘示弱，纷纷抄起凳子、砖头、拖把棍，站在大铁门后面严阵以待，初中生则在一旁呐喊助威。形势十分危急，械斗一旦发生，学校这些大孩子们肯定要吃亏。幸亏校长临危不乱，先打电话把镇政府官员叫来，再把学生叱退、亲自出门谈判，最终化解了这场纠纷。话说回来，当地居民对读书人蛮尊重的，也就是这帮学生实在太过分，才惹出事端。　　由于时局动荡，学生们看不到光明前景，毕业即失业，所以平时也不大可能埋头于书本。学生中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同乡会、联谊会，按籍贯将高初中同学组织起来，抱成一团，一旦某学生利益受损，就可以得到组织的保护。各帮会互相倾轧，争夺势力范围，闹得校方很头痛。　　学习不用功的学生，最害怕的是考试，但这个关必须过，怎么办？作弊呗。凡当过学生的，对作弊都不会陌生，通常的方式是抄夹带。但我所经历的一次却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大规模的集体作弊。这是由高中同学策划的，要把期末各种试卷尽可能多地偷出来。教务处似乎有所察觉，防范甚严，校工印试卷时文印室上锁，出来则需搜身。而文印室又设在教务处内，平常闲人免进，这时教务主任更派专人把守，以保万无一失。殊不知文印室就在我们宿舍下面！于是高中同学找上门，要我们提供帮助，并答应事成之后，免费赠送一份我们最需要的数学试卷。　　条件谈妥，晚上来了两名高中生，从楼板缝中放下一条长绳，绳上挂着鱼钩，不一会儿就钓上几份试卷来。问题是他们要的试卷太多了，钓上来的又多有重复，所以忙活了一夜，也没钓全。并且这样做也不够安全，有几张试卷半空中又跌了回去，散落在地板上，难免引人注意。第二天高中生们又想出另外一条路：通过同乡会把印制试卷的两名校工搞定，校工在印刷过程中，瞅空把衣服脱掉，赤裸后背，将油墨未干的试卷覆盖在上面，这样就能留下清晰的字迹。完后将衣服穿好，扣上扣子，出门时也不用害怕搜身。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们要的那份试卷就是用此法得手的。当我看见那名校工来到宿舍后立即趴在铺上，大家一拥而上抢抄试题时，禁不住发笑。校工走后，两位高中生特意传达了“上级”指示：任何人不许答满卷，也不可错在一处，以免露出马脚。　　不过这种办法也有缺陷：效率太低。校工每天只能在脊背上反印一张试卷，且与衣服磨蹭之后，容易出现字迹模糊；肚皮上则不能印，因为教务处把门的会撩起衣服检查裤腰，容易露馅，所以后来是两种办法并行使用。钓试卷的家伙白天在宿舍里反复演练，技艺突飞猛进，很少再发生脱钩的事情。校工也里应外合，离开文印室时把试卷分门别类地摆放在最容易从楼上下钩的地方，第二天进门时又马上检查地面是否有散落的试卷。这样一来，很快便大功告成。　　我们心里有了底，数学考试前也不好好复习，晚上在通铺上打闹取乐。俗话说：乐极生悲，当真在我们身上应验了。　　宿舍有几个胆小鬼，晚上不敢上厕所，就拿一个竹筒当夜壶，尿完后加塞挂在床头，第二天倒掉。其中一位比较懒，常常两天才倒一回，那晚打闹时竹筒里就装满了尿。几个人疯劲上来，忘乎所以，一脚把竹筒踹到楼板上。塞子开了，尿顺着楼板缝流得一干二净。倒楣的是，尿筒正好落在沈校长休息室的上方。那里面有一张大铁床，铺着洁白的被褥，还挂着考究的珠罗蚊帐。这位校长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斯文儒雅。他在镇上有家室，并不是每天都来学校上班，但休息室每天都有校工去打扫。　　几个家伙闯了大祸，惶惶然一夜没合眼，商议各种对策。次日天刚放亮，就悄然起身，急冲冲跑下楼去，趴在窗户上看看尿有没有流到床上——这是最让人担心的事。老天爷保佑！尿筒稍微偏离了目标，仅在铁床边留下了一滩湿迹，只要赶在校长上班前擦净即可。但是怎么进屋呢？他们又一次想起同乡会。　　高中同乡得悉后，马上去找校工，塞了些钞票，让他进去把地板彻底拖洗几遍，这事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高中生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青春蹉跎，快快长大吧，早日升入高中！】　　
　　老烟记事（3）
参军　　老烟生于1932年，在家中排行老小，前面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老烟是让我奶奶用几贴麝香膏打下来的，因为她生孩子实在生烦了。我奶奶原本也是YQ县的一枝花，却十年连生五胎，怎受得了这份洋罪？怀上老烟以后，我奶奶下决心要把这一胎打掉。谁想老烟的命很硬，提前两个月出来，却一副没事人的样子。我奶奶问心有愧，对这个老六格外关照，每晚特许他睡在自己脚头，直到他长到七八岁。　　老烟属于“蔫淘”型的孩子，敏感、怕羞、好奇、好动，虽不顽劣，却也调皮捣蛋。他4岁半上小学（虚岁6岁），自理能力很差，有时还尿裤子。老烟并不是一个天才儿童，功课马马虎虎稀里糊涂。到了初中，老烟在外县就读，没了管束，成绩更是不行，数理化一窍不通，英语连10分都考不到。唯独作文还有点灵气，曾经让语文老师表扬过一番。老烟从此愈发偏科，天天看小说，学业更加没指望了。　　1946年，我奶奶送老烟到杭州念高中。我大伯当时在一所学校任教，便充当他的监护人。不过大伯那时忙着谈对象，对这个小他10岁的弟弟并不十分关心。老烟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天天逃课，在外面四处游荡。那时社会十分动荡，大学生动辄上街游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老烟这类中学生也经常混迹其间，兴奋异常。他见过浙大校长马寅初带队游行，深受感召，朦胧中对“民主”、“自由”充满了向往。不过，老烟那时的革命觉悟比阿Q强不到哪儿去，基本上源于一种无厘头的愤懑与不满，闹完事后照样去街头租看冯玉奇的艳情小说。　　然而，成长的烦恼始终困扰着少年老烟。眼看毕业在即，自己却拿不到一份像样的成绩单，将来如何在社会上混？大伯的冷淡和厌烦更激发了他对自立的渴望。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不了，老烟唯有走革命的道路。杭州解放没几天，老烟就背着家人，和几个同学偷偷跑到苏州参军。在温暖明媚的阳光下，这些毛孩子坐在运河的驳船上，嬉笑打闹，间或一两人脱得光不赤溜地跳到河里游泳。两岸芳草依依，鸟鸣婉转，送着他们朝一片崭新的天地驶去……　　老烟参军是靠着一个同学的关系，此君的姐夫在××军的兵站当政委。到了目的地，几个人受到热情欢迎，领了新衣服，又痛痛快快洗了个澡，然后到营房睡觉。他们以为这就算入伙了，没想到两天后被通知去体检。他们当中的钱君小腿落有残疾，走路微跛，没能通过体检，被遣返回校。钱君临走时大哭一场，几位伙伴也跟着落泪。不准革命的痛苦大概与失恋相仿，为了排遣苦闷，钱君在回去的路上找了个“向导女”作陪。没想到晚上当兵的查房，把钱君给揪了出来，搞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消息传来，老烟等人对钱君这种“不革命，宁堕落”的行为十分不齿，原先那份不舍之情一下跑得无影无踪。　　参军成了老烟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他百无一能，如果留在杭州，大概就成小混混了。我大伯毕业于名校，那时已经人模狗样，抽好烟穿名牌，正大踏步迈入上流社会。可是一解放，他的好日子便终结了。我的爷爷奶奶都属于剥削阶级，我大伯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每次运动都被揪出来斗一斗，搞得他大半辈子抬不起头来。老烟因为参军，成了革命阵营里的一员，之后虽然受过一些冲击，都是由于他多嘴多舌，与家庭出身无关。改革开放以后，我大伯总算摘帽平反，并靠着旧日的海外关系成了市统战对象，但与老烟相比，还是要差一截。老烟于日之前参加革命工作，享受离休待遇。这帮老家伙现在是越来越少，已成珍稀动物，医药费实报实销，退休金年年上涨，拿着离休证，坐公汽、逛公园统统不买票。老烟这个红本本甚至连进故宫都没问题，搞得我心里着实不平衡。抚今追昔，老烟感慨万千：要不是当初去参军，哪能有今天这个待遇？革命还是好啊！　　
　　老烟记事（4）
烟鬼是这样炼成的　　老烟参军以后并没有上前线，而是被当作“文化兵”使用。这其中有三个原因：第一，老烟入伍时还不到17岁，属于“小鬼兵”，身体瘦弱，打仗派不上用场。第二，老烟好歹混到了高中（差一个月毕业或者肄业），在大老粗云集的部队里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并且写得一手好文章。第三，那时华东战事已定，没什么恶仗要打，很多南下的部队已经开始接管大城市，需要大量的政工干部。　　老烟在自传中写道：　　【一周以后，队伍开拔，由苏州迁到了常熟支塘。这是一个小镇，我们的营房不在镇上，而设在一条汇入长江的小河畔。十几间简陋的平房安置了从各地招来的100多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还有少量的工人。我所在的11班共12人，数我年龄小。由于军政干校处于创建初期，没有正式校址，也没有正规的训练计划，每天除了听中队长指导员训话，念学习材料和报纸，开开讨论会，就无所事事了。时正值炎夏，出门就横贯一条绿漾漾的河流，于是玩水就成了众人唯一的娱乐项目。我们中队又是个清一色的和尚队，即使光屁股上下，也没有什么顾忌。我只会狗刨式，胆又小，只能在岸边玩玩。同班一位广东学员，水性极佳，一气能游出好几里，博得大家交口称赞。他自称是孙科（孙中山之子）的亲戚。另一位洪君，身材矫健，喜欢打篮球，游泳也不示弱，成天泡在水中，结果得了中耳炎，半夜里痛得在床上打滚，第二天就用担架送到上一级医务所去了。】　　可见，老烟当时的部队生活还是蛮惬意的。江浙本是鱼米之乡，又未遭受战争重创（三大战役打完以后，国军已成溃逃之势），生活富足。这些驻军成天悠哉悠哉，被称作“少爷兵”。有时我和老烟开玩笑，说他当年参军纯粹是“投机革命”，与“抛头颅洒热血”根本不沾边，到老了混个“离休干部”，简直发大了！不过话说回来，投机革命比投机股市的风险要大得多，弄不好连命都得搭上，收益自然也要大得多，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老烟当年还没有投机家（speculator）的素质，如果真像对冲基金那样建立个数学模型算算未来的风险收益，老烟那一腔热血恐怕会顿时变得拔凉拔凉的：“参个鸟军？还是接着当杭州小混混算了！”　　老烟所在的部队实行“供给制”，这是十分接近共产主义的一种生活方式——除了不符合“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所以可称作“原始共产主义”。部队就像一个大家庭，提供主要生活资料和医疗保障。此外，每人再发少量零花钱，满足一点个人偏好。这样的制度在低收入水平上为人们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而在那个年代，“安全”可是一个奢侈品。加入了“供给制”，就算进了保险箱，一切都有“组织”罩着，不必为生计发愁，这使长期靠母亲兄姐供养的老烟获得了成人的自尊。　　在老烟的班上，就连这点津贴也共了产。班里12个人，除了班长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兵油子，其余的都是十几岁的新兵蛋子，所以班长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家长。每月月初，班长把全班的津贴统一领出来，然后分成三份：首先抽点头贴补家用——这算不得“贪污”，班长的老婆孩子也属于这个大家庭的成员，焉能不管？其次买点牙膏肥皂，由各人领用。剩下的钱基本上都拿来买烟了。班长是个老烟鬼，自己那份津贴根本不够抽的。开学习讨论会时，班长就在桌上搁一袋花生米，旁边是两盒家庭手工卷的香烟，一盒50支。班长对这些小鬼说：“抽吧抽吧，反正都是用你们的钱买的，不抽白不抽！”就这样，一个老烟鬼很快培养出11个小烟鬼。　　班长有次坐船回家探亲，快到岸时，突然从树丛里窜出一股土匪。班长穿着军服，却没有带枪，急忙一个鱼跃跳进河里，朝对岸游去。土匪看到是解放军，便开枪扫射，一梭子打中他的头部，当即没顶。消息传来，全班小战士如丧考妣，第一次领略到革命斗争的残酷。　　
　　老烟记事（5）
喜儿打胎　　老烟一伙在支塘镇没呆一个月，忽接上级通知：军政干校准备并入华东军政大学，部队全体开拔，立即奔赴南京。这真叫“天上掉馅饼”，不光能进大城市，还能进大学堂，可把他们给乐坏了！出发那天，来接他们的是一列拉煤的火车。一路上，他们被飞舞的煤屑包围着，“黑得赛张飞、不让黑李逵”，但个个高唱军歌，兴奋异常。到达南京时，天色已近黄昏。由于各路人马来得太多，军大校园一时住不下，他们这支部队就在马路上露宿。老烟像个刚刚受洗的信徒，满目全是造物主的赐福，胸中充满对共产党的感恩。他在自传中饱含深情地写道：　　【队长马上整理队伍，领大家到一条较僻静的柏油路，头顶被两侧粗壮的法国梧桐浓密的枝叶所遮蔽，成了天然的拱穹，路灯透过绿叶洒下大大小小的光点，增添了夜色的神秘气氛。我们以班为单位，挨个解开背包，整好被褥，就早早躺下了。这种生活带给人以新鲜感，且有点罗曼蒂克意味。有些人已被旅途劳顿所征服，发出有节奏的鼾声。我则出现亢奋状态，毫无睡意。忽然从远处传来了阵阵悦耳动听的嬉笑声，从她们的口音中我听出这批女学员来自上海。她们渐渐地走近，用流利的方言发出轻微的责怪，嫌我们留的过道太窄，但又感到好玩，因为她们的纤腿要从我们的脑袋边擦过。我仰天躺着，只见一条条五颜六色的裙子飘拂而过，还伴随着阵阵幽香……　　我透过树叶，凝望满天闪烁的星星，对自己生活的剧变感到难以置信。今天的我已脱离了家庭，自立了，不再倚赖母亲和兄姐，这是最大的收获；也不必再去啃那些味同嚼蜡的教科书，不用再过那些最令人头痛的考试关了，这是第二个收获。一句话，我获得了真正的身心解放！】　　老烟入伍以后，一直过着散漫闲适的田园生活，所以头脑中充满了小布尔乔亚的想法，对于革命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进了华东军大政教班，老烟终于开始领教共产党的看家法宝——思想改造。那时班上学员有一多半是学历较高的“旧知识分子”，虽然都已投身革命，但与老烟这种不学无术的中学生比起来，他们的思想和经历要复杂得多。党要用这些人，必须先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老烟的历史则属于白纸一张，本人又积极向上，深得组织器重，被当作骨干分子培养，年内入了共青团。老烟十分热中这些政治活动，他希望通过思想改造，把自己变成纯度高达99.99的共产主义者。　　【那时的学习方式就是被西方称之为“洗脑”的东西，这是准确而形象的说法。学习《社会发展史》是为了批判剥削阶级享乐腐化思想，进行忆苦教育的形象教材是《白毛女》和《血泪仇》。我记得第一次看这两个剧是在南京大学礼堂。喜儿最后是挺着大肚子上台的，怀的就是黄世仁的孩子。她看见厅堂内张灯结彩，以为黄世仁要跟自己成亲，流露出幻想，这当然有损贫下中农的革命形象。《血泪仇》有一场面触目惊心：在还乡团的刽子手按下铡刀时，割破猪尿泡里灌满的红墨水，刹那间舞台上“鲜血”四溅，令观众心悸不已。　　看完剧，回来就得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揭露封建地主的罪恶，好像当时不太提资产阶级，可能一是学员中非无产阶级出身中属地主阶级的占大半；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不强，以至我们在讨论中可联系的实际不多。在当时，我们都把地主阶级和享乐腐化划上等号，而享乐腐化又必然跟玩弄女性紧密相连，所以《白毛女》中黄世仁跟喜儿的关系就和我们在脑海中对地主的道德鉴定完全吻合。可是喜儿被奸怀孕后对主子产生幻想能对头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不过在讨论中是不能亮出自己这一看法的，尽管作者如此写可能有其现实依据。当我第二次看此剧时，聪明的作者已将喜儿“打了胎”，删去了后面的情节。由此看来，革命文学中的素材和人物是作家手中的一块面团，可以根据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加以塑造。当时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极其模糊，直至数十年后，通过许多作家的沉浮和自己在创作中所走的弯路，才逐步领悟到，这是一个很深的陷阱，它使许多有才华的作家只能写出平庸而不真实的作品来。】　　老烟对“喜儿打胎”的评论不太厚道。《白毛女》原本就是一出政治剧，当然要为政治目的服务，哪儿能完全写实呢？如果这个“阶级杂种”生下来，他的成份还真难划定：他身上既流着剥削阶级的血，又流着被剥削阶级的血。这无疑会给血统论者出难题，也会使宣传效果大打折扣，所以“打胎”是必然的选择。事实上，老烟受党教育多年，又长期从事革命文学创作，个中奥妙知道的门儿清。我上初中时学《王贵与李香香》，老烟给全班布置作文，要求把这首长诗改成一篇小说。在描写崔二爷吊打王贵时，我别出心裁地来了一句：“王贵痛得昏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自己尿了裤子。”老烟在一旁加注道：“不妥，有损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这篇作文我才得了75分。　　
　　老烟记事（6）
洗脑逸闻　　关于军大的思想改造，老烟在自传里作了详细描述，有些事情十分滑稽，现照贴如下，权作解颐：　　【指导员每天要听取各个班的学习汇报，从个人联系实际的发言中找出富有教育意义的生动实例，在全中队作典型报告。这样的活动经常搞，可我只记得一次，就是前面提到的在支塘学习时水性特别好的广东籍孙君的发言。他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的远房亲戚，因为家境欠佳，让他姐姐到孙科公馆去帮工，估计也就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吧。从孙君的长相可以推断其姐的相貌不凡，因而被孙科看中了。某天夜晚她正要就寝，孙科推门而入，将其拥抱接吻，她拼命反抗，孙科害怕家丑外扬，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过不多久，她就被辞退回家了。　　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除了经常性的小组讨论（这是从老大哥国度传来的学习方式，叫做“习明纳尔”）外，还要组织几次小高潮。下面记录的就是我印象最深，富于戏剧性的一段插曲：　　这次上级安排的是以批判地主阶级享乐腐朽思想为主题的向党交心运动。古人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以说，这个课题重点在“男女”上，几乎人人有份，而改造的标准，似乎应以柳下惠为样板。　　卢政委的启发报告用去半天，下午是典型引路。将会是谁登台亮相，现身说法呢？这是全政教班人人关注的焦点。学员们对卢政委有点“个人崇拜”，深信他选中的典型，必定是个百里挑一的人物，他一发言，产生的威力不亚于广岛挨的那颗原子弹！　　两时正，大礼堂内座无虚席，喇叭里播放的音乐使得会场气氛分外肃穆而压抑。在主角出场前，须有人领头呼“打倒万恶的地主阶级”、“彻底批判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之类的口号，领呼者多为政工干部，如果有哪位指导员这方面已出了名，那么他一举臂，全场就会热血沸腾。有一回在校本部广场召开“反对美帝武力阻止解放台湾大会”上，有一位指导员领着全政教班800名学员一气喊了10个口号，一个比一个嘹亮有劲，把整个会场镇住了，真是出足了风头。他不仅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更重要的是充沛的情感招之即来，极富于鼓动性，所以每次都能收到“群情沸腾”之效。　　这次呼口号却是各自为政的，待声音渐渐平息下去，众人拭目以待主角的出现。　　突然，全场一片哗然。上台的竟然是张君，老学员中思想改造的楷模，全政教班仅有的几名学员排长之一（当时军大各学员队排长均从野战军连队工农出身的排长中选拔而来）。张君细述了自己由于背上了“进步分子”的包袱，以至在这次交心运动中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经过组织的帮助，提高了觉悟，决心与地主阶级腐朽思想彻底决裂。他声泪俱下地向大家坦白：在投考军大离沪前夕，将同父异母的16岁妹妹奸污了……　　张君对每个听众都提出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　　“我连如此隐秘的丑事都敢端出来，你为什么还要观望动摇呢？”　　正在这时，坐在我身后的李君递过一张字条：“小烟，请马上跟我出会场，有要事相告！”我立即去向排长打了个招呼，就和李君走出会场。这时口号声大作，其中自然有“向张××同志学习，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之类的内容。　　我俩在离会场20米处一棵法国梧桐旁坐下。　　李君是杭州××大学学生，祖籍四川，身材矮小，性格孤僻，不大敞开思想，有些清高，不过跟我还谈得来。他的外语水平挺棒。这时他神态有些紧张，以至话音发颤：　　“方才我听了典型发言，受到强烈震动，决心向组织彻底交心，可是又害怕自己待到大会结束后发生动摇，所以请你出来，趁热打铁，先向你公开！”　　我听后心情也很激动，抓紧做他的思想工作，鼓励劝慰他，并答应为他保密。因为指导员已在骨干分子会上向我们交过底：有些人的事可以不在小组会上交代，只须写成书面材料交给组织即可。李君听完我的话，变色的脸庞渐渐恢复了常态。　　这次他交代的是如下一个内心秘密：　　他家在成都，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说有点像巴金小说《家》那一类大家庭）。15岁时，比他年长十几岁的姨妈（寡居），挑唆他发生了性关系。虽然仅一次，但已造成了他久久难以摆脱的负疚感，由此性格大变。怪事无独有偶，今年夏季，他脐下一寸处长出一颗豆粒大的脓疮，久治不愈。他胡思乱想，怀疑姨妈有性病，自己受到传染，梅毒螺旋体潜伏数年后，终于“脱颖而出”，他为此忧心忡忡，羞愧得无地自容，已失眠一个多月，甚至想到了自杀。在“火城”度暑，却不敢脱长裤睡觉，患部因不能及时消毒治疗而引起溃烂，他更以为梅毒已进入第二期了。　　他一口气说完了这些，两眼充满企盼地看着我。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抚慰他说，这件事你不负什么道义上的责任，这次能主动把沉重的包袱卸下，非常好，今后就可以轻装前进了。可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我按常理推断，他那颗脓疮决非梅毒，应该抓紧去门诊部治疗，我答应陪他同往，后来证明果真是虚惊一场。　　这次交心运动结束时，每人要写一份思想小结，李君坦诚地把此事写了进去。这虽然不用在小组会上宣读，却要装进档案袋里伴随终生。李君很清楚这点，但并不因此而动摇。　　那时大家的心态值得作一番分析：一是感到人生应追求像婴孩一样纯洁的思想境界，如要实现就必须涤荡心灵上的污垢，像张君和李君所做的那样；二是对组织的信任胜过父母，其间的关系可比之虔诚的教徒与上帝。我的这种信任感也导致我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险遭灭顶之灾，从而失去了组织对我的信任，和我对组织的信赖。】　　
　　老烟记事（7）
摄心大法　　用今天世俗的眼光来看，老烟这辈人简直就是一群傻冒。那些丑事假如自己不往外说，有谁能够知道？可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都要向组织交心；组织也许诺：只要交待清楚，再大的问题既往不咎。在思想改造过程中，大家都在“比学赶帮超”，看谁改造得彻底，形成一种十分独特的氛围。除了少数老谋深算之徒外，像老烟这类阅历不深的年轻人很容易向组织掏心掏肺。那时的党组织也确实言而有信，不随便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所以深得人心。不过另一方面，共产党也有硬的一手。随着大小城市被接管，旧政府的众多档案落入新政权，各级部门加快了对“革命新成员”的甄别工作，内查外调，网越收越紧，使那些想隐瞒历史的人越来越恐慌。如果不主动交待问题，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不管自愿还是被迫，每个人最后都要投身思想改造运动，接受洗脑。　　洗脑堪称“摄心大法”，具有骇人的力量，它能够逼出一个人灵魂深处的“罪恶”，其干净彻底可与灌肠相媲美。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控制个体的超我。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本我亦称“里比多”（libido），乃是原始的心理能量，其表达方式为“爱”与“恨”。自我掌控理性选择，其表达方式为“是”与“非”。超我掌控道德审判，其表达方式为“对”与“错”。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位一体，它们之间的协调直接影响到人格的健全。如果把本我比做一匹拉车的马，自我就是车夫，超我则是乘客。马提供动力，车夫负责驾驶，乘客决定前进的方向。　　本我是与生俱来的，自我和超我则是后天通过学习获得的。超我在成人的精神世界中居支配地位，集中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父母、老师等权威者赋予；超我形成之后，这些具象逐渐隐去，不过权威仍在。一旦本我或自我背叛超我，个体就会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和负罪感，它们造成的痛苦有时会强烈到让个体选择自杀。　　所谓政治洗脑，就是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对个体的超我进行重塑。重塑完成以后，超我就会对个体重新进行道德审判，所有与超我相违背的思想都会受到排斥。在这个阶段，个体会产生巨大的精神恐慌，强烈的罪恶感时刻折磨着他的心灵。为了摆脱焦虑，他需要找人忏悔。忏悔意味着皈依，所以接受忏悔的人必须是超我的化身，如同基督教中的神父——老烟在前面就扮演了李君的神父。政治洗脑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各种“表忠”、“交心”活动也与宗教仪式有着惊人的相似。当成千上万信众按照同一方式行事，即使再荒诞的仪式也会变得神圣起来，这时个体往往会放弃任何怀疑和理性思辨。新的超我一旦植入，就会牢牢控制个体的思想，其效力有如魔教的“三尸脑神丹”、神龙教的“豹胎易经丸”。事实上，《笑傲江湖》与《鹿鼎记》均作于文革最烈时期，充满了政治影射。其中众教徒阵前高呼口号的做派，像极了手举红宝书的红卫兵。只不过金庸先生会做人，不愿说破而已。　　
　　老烟记事（8）
女厕惊魂　　老烟进了军大以后，先是在预科学了半年，因表现不错，获准升入本科。在填写系科志愿时，他和所有人一样，简单写了个“服从组织分配”。因为自己喜欢舞文弄墨，老烟在“个人爱好”一栏填的是“文艺”，结果真被分到了文艺系。老烟当时激动万分，以为从此可以走上梦寐以求的作家之路。不料报到以后，才知道文艺系是为部队培养文艺演员的，由京剧队、戏剧队、歌舞队三摊子组成，与作家根本不搭界。这下老烟可傻了眼：他虽然性格活跃，却不是当演员的料，尤其怕在舞台上抛头露面。可是自己写了“服从组织分配”，又怎好轻易反悔呢？　　文艺系对老烟这“骨干分子”挺重视，安排他学大鼓，还找了个老艺人给他当师傅，可把他给整惨了！老烟的手指拿得了笔杆，却拿不了鼓槌，乒乓一通乱打，毫无节奏感，让师傅听得头皮发麻。每天早晨天刚亮，老烟就跑到花园里吊嗓子。周围绿树成荫，十分幽静，是个练声的好去处。可惜老烟五音不全，扯开喉咙一喊，比驴叫都难听，搞得旁人纷纷闪避。如此折腾半个月，大家受不了，老烟更受不了，最后壮起胆来，拉着个同病相怜的陈君去找教导员求情。　　【我们因为无力把握命运而信起神来。我拣了块小瓦片，与陈君一起认定“凹面朝上为吉”，然后使劲向空中抛去。4只眼追踪落下的瓦片，在地面弹跳几下。凑近一看，居然如愿以偿！这使我俩信心倍增。陈君的阅历远胜于我，一路上他编排了不少说服教导员的理由。　　进了大队部，发现有几位同学也因分配不称心来找领导，教导员正在做思想工作。这形势显然对我们不利，但我俩还是鼓起勇气，跟教导员对上了话。估计这位领导对我们的印象不错，所以还能耐心听完我俩的申诉。接着他问道：“那你俩想去哪个系？”“去政教班。”这是我与陈君商议好的口径。教导员当即给团部写了封介绍信，我们当天下午就去政教班报了到。　　在这节骨眼上，教导员是个关键性人物，如果他不开绿灯，后面我的人生轨迹就要改弦易辙了。至于是凶是吉，倒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判断。也许大鼓一直打下去，我还真打成了角儿呢！至少不会打到北大荒去吧……世事浮沉，哪个说得准？　　政教班全称为政治教员训练班，团一级建制，下属6个中队。近800名学员，是从上海招来的大学生和旧职员，政治思想情况比较复杂。招生时言明只经过4个月的学习培训，即可按各人专长分配工作，所以报名者极为踊跃。规定的时间转眼过去了，可短训班的思想改造却煮成了夹生饭：不少人连自己的政治历史都不愿向组织抖落干净，哪还谈得上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于是校政治部决定将学习期限延长半年，并从预科毕业生中挑选一批具有高中文化的团员去充当骨干，这种做法即后来所谓的“掺沙子”。我和陈君刚好赶上这个机会，所以转系立获批准。我被分配到5中队10班当团小组长。　　到新单位一了解，才发现这个“骨干分子”不好当：老学员对上级延长改造的决定本来就牢骚满腹，我们这些来者不善的“外来户”，自然会遭到他们的白眼。不过他们“敢怒不敢言”：按照规定，凡是团员，每天晚上都要主动找小组长汇报思想，否则就被视为“组织观念不强”而受批评，因此我不仅忙，而且风光无限。在人们心目中，我俨然成了班上的“小政委”，与管行政的班长和抓学习的副班长形成领导一个班的“三驾马车”。　　不难想见，老学员中团员的思想汇报质量不会高。他们对“沙子”们躲避还来不及，哪肯主动袒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平日闲暇时间，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坐在草坪上打桥牌，而不玩当时流行在军人中的“21点”，认为玩那种大老粗的扑克游戏，有失绅士们的高雅风度和情趣。自己人在一起，有说有笑，无所不谈，但如果骨干分子从身旁走过，他们立即换用英语交谈；用的桥牌书也是来自海外的原文版。听说他们中不少人就读于教会大学，英语挺棒。　　面对这样一个“后进”群落，我深感责任之重大，要求自己时时处处为他们做出表率：听政治报告正襟危坐，不打瞌睡，不交头接耳，即便是“懒婆娘裹脚布”式的报告也认真写笔记；每次开讨论会发言次数最多；节假日主动帮厨，打扫厕所；从不骂人，说脏话，连“他妈的”这一国骂也决不会出自我之口；对同一居住区的文艺系漂亮姑娘，我绝不会像老学员那样油腔滑调地评头品足……。我对言行举止的要求一丝不苟，几乎达到自虐境地。更有甚者，为了实行有效的自我监督，忆起上中学时读过《富兰克林自传》，提到富氏少年时为了纠正顽固性缺点，专设一小本，划表登记自己几种主要缺点的出现频率，周末统计后，再订出下周的纠正重点。我也照样画葫芦，搞了这么个本子。说句实话，这种活法真够累的，因为它遏制了年轻人自由活泼的天性。　　“富氏改造法”执行一周后，我却出了点不大不小的事儿。起因是在班宿舍的《学习园地》栏上，我贴出一份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学习心得，被指导员过目一遍，临走时嘱咐我复抄一份，后天到团部参加《中国革命运动史》学习经验交流会。为此我兴奋极了！　　——我将在全团学习积极分子面前宣读这份2000字的心得，多么光彩啊！不，如果能撂开稿纸，将它背诵下来岂不更好！　　晚饭后，我独自来到大草坪西北角僻静处，在昏黄的路灯下，一直背到10点半，总算完成任务。这时周围已不见人影，回宿舍还得走一段路，尿已憋了半天，经过文艺系宿舍楼，东侧有个厕所，就急冲冲往里进。厕所内灯光昏暗，一进门发现有个人蹲着，模糊地看见半拉白花花的屁股，我没在意，可从那里爆发出尖厉的喊声：　　“你要干吗？快滚！”　　来自异性的这声喊叫把我吓懵了，猛醒过来，转身往回走，心房怦怦乱跳，还生怕她提起裤子撵上来……。我总算蹩进自己的宿舍楼，匆匆上完厕所，悄悄推门进屋，摸黑上床，原先内心充溢的一腔快乐被这“飞来横祸”全搅了。我翻来覆去地考虑明天要不要向指导员交代实情。　　——凭天地良心，我的确不是有意的。灯光这么暗，估计她也不会看清我，既然如此，我又何必主动向组织汇报呢？如果我不说，他当然不会知道，可是假如那女的已经看清我的模样，明天登门告状，我岂不陷入更大被动？一旦指导员怀疑我思想不健康，不仅出席交流会的事泡了汤，连团小组长的位子也难保！　　就这样，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子夜，竟然悟出一点哲理来：　　——既然自己没有妄生邪念，事情过程又不复杂，本应该容易弄清的，而我又为什么这般地焦虑不安呢？哦，原来害怕别人误会，也就是害怕他人不接受自己的事实。这就是说，一个人思想行为的是与非，光由自己认定是没有用的，必须由他人来鉴定，但别人哪能像自己这样清楚明白呢？这中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距离，庸人的烦恼和困惑是否由此而生？　　我从不把自己视为平庸之辈，因此应超越一般见识对待这个问题，最后说服了自己：　　——既然误入女厕所并非是妄生邪念所致，又为什么不敢向组织说明原委呢？怕因此而失去出席会议的机会，正是小资产阶级患得患失情绪在作祟。如果我不能战胜它，就意味着在思想改造战场上当了逃兵！　　最后，我带着“明天一早就找指导员汇报思想”的坚定决心，很快进入了梦乡。　　一觉睡醒，昨天的事似乎又变得没那么沉重。看着窗外随风摇曳的翠竹，我断然做出决定：“既然自己并非妄生邪念，就没有必要向组织汇报。”可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直打鼓。见到指导员时，我留意他的每个面部表情，看来看去，好像没什么异样。一连过了几天，也无人找我说这事。我的心逐渐恢复了平静。　　要是厕所那位女学员当时已经认出了我，事后却没去上告，那我真得感谢她的大慈大悲大恩大德了！！】　　
　　老烟记事（9）
　　【尽管骨干分子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但在老学员中还是没什么威信。我们一起开会时经常向领导诉苦。一个月后，指导员从团政治处带回喜讯：朝鲜战场美军战俘营需要配备一批翻译人员，这次分给中队15个指标。全队93名老队员沸腾了，纷纷提出申请。僧多粥少，怎么办呢？指导员想出个高招：召开骨干分子会议，对申请者民主评议后进行无记名投票。平日目中无人，爱跟“沙子”们较劲的老学员这回傻了眼，再不敢小觑骨干。5中队各项工作终于有了起色，思想改造搞得如火如荼。　　在老学员中，黄君的表现十分突出。他做思想总结时不看稿子，有如说书一般，掏的全是干货。他讲自己在上海滩落魄时，由一位富孀供养，过一种近乎男妓的生活。后来被纠缠得实在腻味，就脱身去了南通，穷极无聊时也到妓院作乐。某天，一位相识的妓女向他诉苦：有名日本军官是个性变态，几乎每天都来，对她百般折磨。她已联络了几位老主顾，打算找机会把鬼子干掉。黄君当即答应助其一臂之力。出事那天晚上，他赶到妓院，和三个老嫖一起把鬼子勒死，然后叫来一辆黄包车将尸体转移到荒郊去。他声称参与了此事的全过程，言下之意这是一次爱国行动。黄君说得有鼻子有眼，可我总觉得这位戴眼镜的文弱书生未必有如此胆量。　　十个指头不一般长短，不驯服的人还是有的。9班的老刁最爱到10班来串门，因为我班上有6名大学生，都跟这“老油子”谈得来。老刁在解放前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大公报》的体育记者，实际上是军统文化特务。不过他参加军统不到一年，上海就解放了。参军后他主动交代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经调查基本属实，于是被树为老学员中能积极靠拢组织的典型。他也由此以历史清楚者自居，可以跟骨干分子平起平坐了。老刁第一次跟我接触时，得知我爱写作，就投其所好，从皮箱翻出一卷报纸来，上面有他在解放前撰写的十几篇文体通讯报导。平时谈吐间他也流露出对飞黄腾达岁月的缅怀和炫耀之情。这次的选拔他满以为榜上有名，结果事与愿违，失望之余，言行中情绪有些反常。对此我很看不惯。　　某日，刚吃完晚饭，老刁趿着拖鞋叼着大烟斗又过来串门。他身材魁梧，肤色黧黑，方正的脸庞上横着一对浓眉，模样帅，说写都有一套，英语水平也不差，走到哪儿，喜欢在腋下夹一本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他见多识广，不论你抛出什么问题，都能对答如流，所以只消一坐下，就像一块磁铁，立即能吸引一群人。这回他进屋，还没顾得打招呼，班内几位老相识马上迎上去；窗外还有几个过路的，一见老刁，就伫立不动了；更有甚者，正跟我在一块对听课笔记的副班长，这回也坐不住了。转眼间，我成了“光杆司令”。　　这天老刁摆的龙门阵特别精彩：他眉飞色舞地吹自己在抗战胜利后从重庆跟随少将衔的接收大员飞赴上海发了一笔“胜利财”，在抄完某汉奸的家后，少将还带走了四姨太。老刁巧施“移花接木”之计，跟四姨太“暗渡陈仓”，最后被顶头上司觉察，盛怒之下，革了老刁的职，令他立即离开上海。老刁无奈带着老婆孩子投奔南京岳丈家。　　“为了糊口，每天我都去夫子庙摆地摊，家中能换钱的东西全端了出来。有位西装革履的顾客，看中一只航空皮箱，我开的价不低，他竟二话不说付了钱。刚要提走箱子，想不到从箱盖布兜内掉出两根金条和250元美钞来！一时间惊动了整条街，我就这样当上黄金美钞摆地摊的‘二百五’了。”　　这个牛皮吹完，博得了满堂彩。窗外又塞进三个脑袋。　　“哪位四姨太呢？把你也蹬了？”　　“怎么会呢？只要被刁某看中的，都是她们自己来咬的钩。过不多久，凭我一支笔杆，就被《大公报》招聘为记者。那报社对老蒋政府是小骂大帮忙，国民党官员哪个屁股上不沾点屎，所以对我们这些‘无冕皇帝’都得退让三分，更何况我知道少将的底细，所以对我跟四姨太的关系藕断丝连，他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没招！”　　“四姨太的模样跟你夫人相比，怎么样？”　　“那能比吗？四姨太是风尘女子，见过世面，温柔多情。论起床上功夫，哪个男子都得甘拜下风。有一晚上，我跟她来了6个回合，她还余兴未尽哩。”　　“哈哈哈……”　　大家又一次发出开怀大笑。　　这时，我怒火中烧，忍无可忍，把笔记本重重一摔，正气凛然地放声说：　　“老刁，你不感到太过分了吗？你在这里传播什么思想？你想把我们往什么路上引？”　　大伙儿都怔住了，顿时屋内鸦雀无声。　　半晌，几个外班的老学员先站起来，阴阳怪气地说：　　“走吧走吧，人家‘班政委’下逐客令了，咱们别自讨没趣啦！”　　说罢蔫蔫地走出了门，其他人也作鸟兽散。这一来把唾星四溅的主讲人闹了个大丧脸。老刁忿忿地白了我一眼，灰溜溜地走了。　　第二天晚间，我上厕所，正好老刁也在，只有我俩并排蹲着。他装出一副不大在乎的神态，主动跟我搭腔：　　“小烟，真有你的，翻脸不认人，也不给我留点面子！”　　“你信口开河，不注意政治影响，我提醒你，也是为你好呀！”　　　　沉默片刻后，他叹口气说：　　“唉，我真羡慕你们这些小年轻，灶头打在脚背上，光棍一条，人走家搬；不像我，老婆孩子，总得让他们吃饱肚子啊！在旧社会干过那么些事，今天要取得组织信任，最后赐给一份差使，哪有你们容易呵！”　　老刁这回说的倒是真心话。我俩关系本来是可以的，在切磋学业和写作上有不少共同语言，我也不愿把关系闹僵，就说了些鼓励话，言归于好，也没有去找指导员汇报。事实上，打这以后，老刁的言谈收敛了些，表明我的忠告起了作用。据9班团小组长介绍，老刁对工作挺热心，尤其每月一次的各班壁报竞赛，9班的由他主编，常常被评为第一。他的版面设计总高人一筹，其实内容上跟其他班大同小异，可是12块大黑板放在一起，他编的那块总能吸引到最多的读者。这时，老刁远远地站在自己班门口，抱双臂，噙大烟斗，腋下夹着《中国通史》，斜睨自己的“产儿”和人群，一脸似笑非笑的神态，我印象很深。　　　离结业前一个月，老刁突然调离了，去向不明，走得匆忙，跟大家告别仅是三言两语。我倒有些不舍起来，不知何日才能见面？在厕所那席谈话久驻心间，别看他成天嘻嘻哈哈，内心深处却藏着一份我所没有的沉重，由此，阅历甚浅的我窥到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现在他提前离去，人们都会联想到“军统特务”身分。走之前指导员肯定找他谈过话，去往何处，他心里明白，但不能向大家言明。后来听人传言：这次集中的都是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人，须作进一步交代。住地四周拉上铁丝网，公安部门派人站岗放哨，云云，真有这么严重吗？我不大相信这类小道消息。　　时过半个世纪，他口噙大烟斗双臂抱胸的模样，还活在我的脑海中。他比我年长12岁，我已过古稀，他，还在人世吗？】　　
　　老烟记事（10） 牛吃鸡蛋　　在军大政教班，老烟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过一种清教徒的生活。他那时纯洁得有如处男，否则也不会让“白花花的半拉屁股”吓得魂不附体。老烟是不是处男我并不清楚，不过他在解放前很看了一堆“黄色文学”，其中最有名者当属冯玉奇。前两天我在Google上搜索此公，居然找出1500个网页（其中含有少量同名同姓者），可见他的作品还是经得起历史考验。这些小说给青春期的老烟上了性启蒙课，使他对男女之情充满了渴望。可是参军以后，火热的军营生活容不下小布尔乔亚的想入非非，老烟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苦练革命童子功，搞得一身金钟罩铁布衫。　　不过老烟出身剥削家庭，这个阶级烙印如同武松脸上的“刺青”，可以讨副膏药暂时糊住，却很难从根上除去。军大的思想改造不可谓不彻底，老烟自觉接受洗脑，洗得大脑如豆腐般嫩白可爱，可是他的“阶级意识”却似鬼魅附体，时时作祟，搞得他后来差点精神分裂。　　老烟的家庭成份比较复杂，是个“二小”，即“小地主兼小资本家”。我爷爷在国民政府时期做过XC县法官，收入还可以，但他不善理财，嗜烟嗜赌，身体很糟，50来岁得了肺结核。为怕传染亲人，他独自住在家中佛堂，每日吃斋诵经，但并未得到佛祖保佑，3年后还是驾鹤归西。他去世以后，我奶奶带着孩子搬回YQ县老家。她在那里有19亩田地和一片山林，因此算个“小地主”。为了维持生计，奶奶拿出一些钱来，入股几家商号，合伙倒腾点土特产，这便是“小资本家”之由来。　　老烟小时，经常去其他地主或资本家的家里玩。这些人都是我爷爷的故交，但比我爷爷要阔得多。老烟在自传中记载了一件“地主给牛喂鸡蛋”的故事，那时他只有十岁。　　【在西乐堰，我还可以到斜对面大油坊的老板谭伯伯家去住。他是县里有名的富户，跟母亲熟，如进城办事，有时就住在我家的右厢房。他是一位开明士绅，跟家乡的土地主完全不同，受过高等教育，举止谈吐有教养，所以兄姐都很尊敬他。母亲曾说他祖父是个撑渡的，到了父辈才历经艰辛，慢慢地发起来。谭家的住宅式样和规格在西乐堰独树一帜，带点西洋风格，前厅敞亮，内部结构明快而不繁杂。谭伯伯只有一女在上海读书，一度有意让我大哥做其女婿。谭伯母喜欢我，也想让我做她的干儿子，她很想有个男孩。她体型瘦削，站着像根竹竿，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我不大愿意亲近她，也闹不清自己有哪些方面能讨他们的喜欢。　　记得有次去谭伯伯家，他答应带我去油坊看榨油。晚上睡觉，我与他俩睡一头，夹在中间。谭伯伯第二天起床很早，他轻轻扯一下我的耳朵，我就醒了。为了不惊动谭伯母，我俩蹑手蹑脚地走出寝室，直奔牛舍而去。谭伯伯身材高大，走得飞快，我则在旁边一溜小跑地跟着。我先天不足，但后天并未失调，贪玩好动，活蹦乱跳。在运动会上，我的跑步多次拿过第一。我总不穿鞋，光穿一双上了底的长袜，奔跑起来轻快如飞。在日常生活中，我动作麻利，这也许是讨大人喜欢的原因吧。　　牛舍有8头大水牛，它们是谭伯伯的宠物。油坊里碾压菜籽的石碾子重逾千斤，就靠这些大家伙去轮流拉动，所以必须喂养得膘肥体壮。这几头牛在他心目中不是一般的牲口，而是一件件经过他精心雕琢的艺术品。牛圈清洁敞亮，由两名长工细心喂养，每天都要到野外放牧。有趣的是每头牛在清晨能享用到两枚鸡蛋。这事由他亲自操作，不让长工插手。现在他则让我当小帮手。他交给我一节洗净的竹筒，下端开口，刨成光滑的舌形。我用两手握着，他朝竹筒里打进鸡蛋，再轻轻扒开牛嘴。我立即将竹筒下端插入，滑腻的鸡蛋就顺溜地进了牛的咽喉。他一边操作，一边跟牛亲昵地说话，喜爱它们如同自己的孩子。由此，我也爱上了这些水牛，油坊成了我常去玩的地方。　　土法榨油的工艺过程大致如下：先将菜籽装进蒸笼加热，再倒进石槽用碾子压碎。取出后用茅草裹成大个圆饼，外加细铁圈箍住，然后将它们一块挨一块地放进巨大的木槽内。木槽侧面开有一排楔孔，用来加木楔子。几名赤膊的壮汉喊着号子，来回小跑抓住悬在梁上足有4米长的木槌，像撞钟一样狠劲地把一只只楔子砸进去。菜籽饼被楔子越挤越紧，一直收缩到和铁箍一样窄，半透明的菜油则顺着油槽汩汩流进能淹死人的大油缸。另一边则是一条硕大似象的水牛，拉着石碾绕着碾槽不停地转圈，槽内装着蒸熟的菜籽。　　这场面使我感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气势，我被劳动者迸发出来的伟力所震撼！　　谭伯伯跟这群工人相处得不错，我没有见过呵斥他们。他们自然也乐意替他卖力，创造财富。夏季日照长，劳动时间也相应延长，主人免费供应一顿粥或汤面。有时碰上油坊开饭，他就拿过工人手里的筷子，尝尝小菜的味道。　　解放初，他把女儿送往台湾，自己则隐匿在上海友人家避风头。YQ县一位士绅得悉后向政府检举，谭被逮捕押回原籍。在西乐堰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贫下中农纷纷上台控诉其罪行，不过台下也有一些人说他好话。斗争大会以后，他被执行枪决。　　按他的资产和社会关系，如果在解放前夕安排得周密些，是容易离开大陆的。后来有人评议说：谭当时优柔寡断，自以为是开明地主兼资本家，在家乡口碑不坏，土改政策会允许他生存下去。他眷恋故乡，不愿过背井离乡的日子，最后无情的政治运动让他挨了枪子儿。如果他那会儿走了，现在以台胞身分荣归故里，拿出一点从劳苦大众那里剥削来的钱，在家乡搞几项修路办学的福利事业，该是何等的风光啊！】　　老烟曾经告诉我，那位检举谭伯伯的所谓“士绅”，应该就是我奶奶。　　
　　老烟记事（11） 天若有情　　十几年前，我看过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 by L.S. Stavrianos）。我不是学历史的，当时找这部砖头来啃，完全是为了帮助自己消化刚刚背得的几万单词。在《全球通史》中，斯氏采用一种全景式的风格来描述人类文明史。一个历史事件的评价，取决于它对文明起着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在他的笔下，成吉思汗是个正面人物，因为他创立的蒙古大帝国第一次把东西方文明联成一个板块。靠着蒙古人的商路和驿站，物资和信息在各民族之间畅通无阻地进行着流转，西方的最终崛起与之有着莫大关系。实际上，斯氏对于活跃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有着特殊的偏爱。在他眼中，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起着“清道夫”的作用，每隔几个世纪就会横扫一次亚欧大陆，摧毁一个个僵死停滞的王国，使各族文明得到充分的交流和融和。人类历史的几次大飞跃都与这些“野蛮民族”的游走轨迹暗中契合。他们忽生忽灭、来去匆匆，好像完全是在执行“上帝之鞭”的击杀使命。　　然而，这类文明扩张史也是被征服民族的血泪史。成吉思汗在打下中亚王国花刺子模以后，他的12万铁骑每人手刃10名，灭绝了这个国家的120万人。有人估计，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一共干掉了世界上的2亿人口，不少小民族完全从地球上被抹去了。那时的蒙古人南征北战、长途奔袭，靠的是闪电战取胜。他们不能携带大量俘虏，更不能四处驻扎大军分散兵力，所以只能一味杀、杀、杀。甚至忽必烈建立元帝国以后，还准备把汉人杀得和蒙古人一样多，只是由于宰相耶律楚材力谏，大屠杀计划才最终搁浅。那时的汉人确实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以至有学者说：汉人真应该为这个契丹人树一座丰碑，他比辛德勒要伟大多了！　　然而，我不能因此而反对斯氏的观点，他的“全球史观”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进化规律。无论这规律有多么血腥，我只能接受它。《全球通史》看得久了，我常常感到斯氏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俯瞰芸芸众生，他的“全景视角”实际上是上帝的视角。小时候看蚂蚁打架，成千上万只蚂蚁激烈厮杀，尸横遍野，但我只是觉得好玩，并不觉得残酷——对蚂蚁来说，我就是上帝。　　在史学研究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不能掺杂情感因素，否则会影响结论的客观公允。斯氏的方法论完全可以用于研究国别史，只是研究者同样需要保持超然和中立。任何一次伟大的革命，总是伴随着千万颗人头落地。每颗人头都装着一个生命的故事，走进去你可能会被它所感动，为它而哭泣。然而，这只是个人的历史，却不是民族的历史。我们不能用个人的小历史来否定民族的大历史。　　然而，又是“然而”，我不能指责老烟多愁善感。他用他的眼、他的心在描述一个曾经如此怜爱他的长辈。对于老烟，黄世仁只是一个舞台形象、一个政治符号，而谭伯伯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老烟那幼小而真实的人生体验，在全力反抗“地主”这个标签所包含的淫邪和罪恶，加在他至爱的人身上。以培根为代表的实验主义者，只相信自己的感官或仪器所发现的东西，而拒绝一切先验命题。老烟身上即带有这种色彩（尽管他那时未必知道培根是何许人也），这使他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不能完全抛弃自我的经验判断。　　大道无情。斯氏的全球史观有其冷血的一面，唯其冷血，才能客观地描述整个人类发展史，而不至囿于狭隘的民族感情。但是，老烟并不是历史学家，我不能要求他冷血地描述自己的历史。个人的历史是人性的历史，而人性从来是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经常被大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　　“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没有情。人，却会老。　　
　　老烟记事（12） 火红年代　　老烟参军后头几年的新兵生活，十分符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延安作风。这种生活简单机械、朝气蓬勃，非常适于“许三多”那样的工农子弟；对于一向无所事事、想入非非的老烟来说，则无疑是一副疏肝理肺强心健脾的良药。　　【学习生活单调而枯燥，但我追求进步心切，总的感觉还好。出操、听报告、讨论发言、劳动，我争当积极分子，经常受到表扬。我们过的是一种纯度很高的集体生活。早晨军号一响，立即起床，年轻人本有贪睡的习惯，现在必须彻底改掉。卧室分两间，正副班长各带6名学员打地铺。冬季天亮得晚，遇上停电，那就热闹了。摸黑穿鞋穿衣，套上别人的行头是家常便饭。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总爱坐在地铺上穿棉裤，顺便就打绑腿。粗心的人有时将裤子穿反了，站起来一提，才发现大门开在屁股上，但已来不及纠正，只好先请别人帮着系上皮带，急冲冲地奔向操场，下操后一帮人跟在后面起哄。　　操练的科目无非是立正、稍息、齐步走、正步走、跪下、卧倒，以及在行进中的各种转法。区队长都是渡江前入伍的老兵，半文盲，主持操练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当然还有平时的生活管理和思想教育。操练时以班为单位，每天周而复始，就是这几个动作，其单调乏味真让人无法忍受。可是我从预科到本科共一年半，每天早上在操场上都干这些事儿，竟然也慢慢习惯了。要说有什么收获，那就是多少改变了小布尔乔亚自由散漫的习性。　　政治学习的内容是《社会发展史》，从猿变人开始讲，主题是劳动创造世界，剥削可耻。接着讲5种社会形态，重点放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学习方式是上大课，听启发报告，然后联系实际进行讨论。在学习室里，卸下一扇门，用砖头码成四条腿，门板往上一搁，就是一张长方桌。讨论时，副班长坐在桌前主持，普通学员三面靠墙坐在小板凳上。在班内，我被视为理解力和表达力较强的学员，简称学习骨干。　　我的这种政治积极性似乎很早就露出了苗头。记得在苏州沧浪亭驻扎时，有天早晨，我与何君看见一位新来的学员，戴着金边眼镜，洗脸时涂了不少香皂，洗净后又朝脸上抹雪花膏。我俩对此看不顺眼，认为是资产阶级大少爷作风，于是就跑去向指导员作了汇报。没想到指导员反应冷淡，既表扬我们的政治积极性高，又说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子就改造过来，抹雪花膏的事，领导不提倡，但也无法明令禁止。我俩感到困惑，因为那时成天批判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享乐腐化思想，一个革命者理应具有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雪花膏之类，显而易见是剥削阶级的奢侈品，将它带进革命队伍里，指导员为什么听之任之呢？　　在这期间，我结合学习，向外发过两篇稿子，写的都是思想改造的心得体会。一篇寄给《进步青年》，笔名曲辰，两个字合而为一，就是“农”（繁体），以示与工农结合的决心。第二篇参加《文汇报》征文，有2000多字，发表时占了一块不小的版面，从浪费粮食谈到小资产阶级缺乏工农感情，故而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不久，报社寄来了9万元稿费（那时我们每月津贴费为1200元）。我异常兴奋，马上到军人服务社买了一支大号黑杆金星钢笔。这种笔相当于今天的派克笔，一般人哪能买得起？正巧大队的教导员见到我，问起这事儿，我如实告诉他。他很惊讶，夸我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能耐，要我争取当一名革命作家。我听了后也踌躇满志起来，各个方面都力争上游。　　政治学习固然是我的强项，但在劳动方面我也从不示弱。那时正开展建校劳动，自己动手修厕所、铺路、筑花坛，用的材料就是从古城墙拆下的青砖，一块足有30多斤。我们从半里开外背回来，排长要统计每人的劳动量。那时的南京城墙保存得相当完好，而我们则成了解放后第一批古迹破坏者。　　另一次劳动是修筑通往机场的铁路。1950年春夏之交，国民党飞机活动猖獗，多次空袭上海、广州、福州等城市。在南京，我们趴在窗台上就能看见高射炮对敌机射击的壮观场面。敌机飞得很高，看不见，我们光能听到连续发射炮弹时的声响。射向高空的炮弹未击中目标，自行爆炸后在湛蓝的天幕缀上朵朵白花。我们从未见过被击落的敌机，后来得知，这不是高射炮部队没本领，只是为了组成绵密的火网，不让敌机下来掷炸弹。　　我们修的这条铁路就是为了拉运苏联支援的战斗机部件，送往飞机工厂组装。上级说这是周总理下的命令，必须限期完成。每天我们由大卡车拉往工地，工地上见不到什么机械，我们基本上都是手工劳动。为了赶进度，我们采用的方法是歇人不闲工具，组织三个梯队，一上阵就猛干，10分钟后撤下来，第二梯队立即接着干。工程进展很快，只要打上白线的地段，马上就有施工队伍进去。这次劳动我们只干了一周就结束了，因为在南京的军事单位太多，上级尽可能让人人都参加。政府组织这次劳动并非为了省钱，只是为了缩短工期，所以该付的工钱不少一分。我们吃得很好，顿顿都是荤菜，劳动完后还到市内的大浴室去洗澡。这本是美事，但我并不满意。我一直盼望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经受一次艰苦的考验，可在现实中却怎么也碰不上。】　　我在中学时代，看过电影《青春万岁》，它是根据王蒙19岁写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女主角杨蔷云在新年晚会上朗诵的诗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 　　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 　　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 　　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　　这几句诗，十分生动地反映出新中国第一代年青人的精神风貌。这是一群没有受过任何伤害的年青人，他们的眼像婴儿般纯净，他们的心像水晶般透明。他们精神抖擞、朝气蓬勃，自以为是未来的主人翁，要用最美的色彩画出最美的图画。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深深迷恋于他们身上的革命浪漫主义，恨自己晚生了几十年，不能与他们为伍，只能过一种平凡庸俗的小市民生活。　　有时我想，要是老烟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一刻，该有多么好！　　
　　老烟记事（13） 走火入魔　　在军大，老烟虔诚得有如刚刚受洗的教徒，自觉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在领导和同学眼中，他是一位品行端正、思维敏捷、口齿伶俐、成绩优秀的“学习骨干”，政治前途不可限量。随着思想改造的不断深入，老烟越来越有一种圣徒的感觉。他不食人间烟火，充满革命理想，容不得一点“雪花膏”式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老烟已经“升华”了。他不需要爱情，视女人如蛇蝎。他的全部原欲都被新的超我投射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没有浪费一点一滴——这是职业革命家的最高境界。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眼看老烟即将功成正果，他内心的撒旦却偷偷爬了出来：　　【快到结业分配时，我的思想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我已记不清这是因何事而起。每逢我对某个政治问题进行思考并做出正确结论后，脑中会不由自主地闪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想要遏制这结论露头是不可能的，它简直是闯进我头脑中的魔鬼，时时跟我作对，闹得我心神不宁。　　比如说，毛泽东提出对苏联要“一边倒”，音乐家紧跟形势创作一首《一边倒》的歌让大家唱：　　全世界人民斗争的道路只有一条，　　全世界人民斗争只有朝向一边倒，　　参加和平民主阵营我们拥护伟大的苏联领导。　　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　　粉碎战争贩子的叫嚣，　　我们不做那墙头草，　　我们坚决一边倒。　　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因而倒向它是天经地义的事，否则就得倒向美帝。我一直是这样认识的，歌也不知唱了多少回，脑子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相悖的念头。可现在却不行了，《一边倒》才唱了两句，“魔鬼”就蹦出来捣乱了：“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妇女！”　　这11个字如果说出来得一两秒钟，可作为一个念头在脑海中闪现，却只需千分之一秒！它的迅速出现与消逝，丝毫不影响我唱歌，但遭此“当头棒喝”，再往下唱已败了兴。这11个字所反映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是在哪次闲谈中听人说的。当时既不在意，也不相信，所以早已置之脑后，它丝毫动摇不了我的政治信念。可是现在它却不招自来，从潜意识中鲜活地蹦到我的面前，并且天衣无缝地对号入座唱反调，搞得我措手不及，莫名其妙！　　再随便举个例子，有次听报告，谈到享乐腐化思想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时，话音刚落，“魔鬼”又跳出来，阴阳怪气地说了句：“地主给牛喂鸡蛋”。这是我童年时的经历，印象本已淡漠，可是“魔鬼”却有本领使它死灰复燃，在我眼前展示出一位不同于黄世仁的开明地主形象。虽然也只是一闪念，但它是大逆不道的，故而令我惶恐不安。　　“魔鬼”就这样无情地折磨我直至本科学业结束，它几乎使我对思想改造丧失信心。驻地后面是古城墙，有好几丈高。上面杂草丛生，碎砖遍地，有些城垛已经残破，露出夯土层。我和同学以前经常上去玩，并不觉得有什么危险。自打“魔鬼”出现以后，我就不敢再爬城墙了。脑中总有两个小人在吵架，万一哪位突然对我说一句：“你从城墙上跳下去吧！”我可能真会神志错乱，纵身一跃，粉身碎骨！】　　我十几岁就听老烟讲过这段“魔怔”经历，当时只是觉得好笑，并不能理解。上大学后我看过一本《变态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幻听的病例：病人在文革期间受过迫害，有次上厕所一拽抽水马桶，听见流水中有人高喊：“要斗私批修！革命有理！造反无罪！……”到后来，幻听越来越严重，简直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病人彻夜难眠，痛苦不堪，最后找了一根筷子，把自己的耳朵给捅聋了。老烟当时的症状并没有这么严重，但确实出现了幻觉，这大概属于“洗脑综合症”吧。与大多数工农子弟相比，老烟的思想要复杂得多。他脑中存有童年、少年时期的鲜活记忆，不少记忆与军大的政治说教是不相容的。而且，老烟所处的政教班充斥着一群“旧文人”。他们都是中青年知识分子，学历较高，思想成熟，阅历丰富。尽管老烟作为“沙子”掺杂其间，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然而天天生活在这群“牛鬼蛇神”当中，他一个“小屁孩”怎能出淤泥而不染？在我看来，老烟的不少落后思想正源于这些人的毒害。他的洗脑是不彻底的，新的超我挤了进来，旧的超我却赖着不走，它们在老烟的脑子里无休止地进行着“思想斗争”。如果老烟在军大继续呆下去，说不定真会发神经。　　【上帝保佑，我好容易挨到政教班结业，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根据我的政治表现，我拿到一份令人称羡的分配调令：到浙江海防前线的21军，担任师以上干部的文化教员。一行4人，军部和三个师各一名，我去步兵第63师。我们几人的调令直接由军区政治部签发，而其他学员的调令都是本校政治部签发的，这正是我们4个感到得意之处。　　我跟军大的“姻缘”到此为止，在这里共呆了两年差三个月，离开时是1951年3月。】　　
　　老烟记事（14） 非常旅程　　【我终于走出了封闭的军营，登上火车抵达杭州，和家人重逢。我离家一年多，在外很少想家，家庭观念已相当淡薄，似乎这也是四海为家的革命者应有的品质。在家人的心目中，我的形象已经发生变化。我已拥有革命身份，再不是过去的浪荡公子，而母亲和大哥，都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大哥主动调整与我的关系，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20多年的“蜜月期”。　　到杭州后，我跟其他同学分了手，因为4个单位的驻地不在一块，63师在浙南的瑞安县。我换乘了长途汽车。车上不拥挤，敞亮清洁。我心情甚佳，这才是我自立生活的开始。当我摘去“华东军大”的领章，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时，我光荣地感到自己已成为名符其实的革命军人了。一路上我尽情欣赏熟悉而又亲切的江南风光。经过绍兴，车沿着鉴湖畔疾驶。湖面蒙着薄薄的蜃气，美好的春天已经来临。分隔湖面的石板长桥上有几个纤夫的身影，还有些渔民光着身子刚从水中爬到竹筏上。他们体格健壮，肤色黧黑，在阳光照射下，浑身熠熠发光，如同一尊尊青铜铸像。他们面朝我们的汽车行“注目礼”，羞得几位姑娘连忙转过脸去。她们刚从财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一路上说说笑笑，给单调的旅途生活增添了生气。她们就坐在我的周围，我鲜明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环境已变得轻松自由了。　　离开绍兴后，又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司机停车加水，旅客们可以下车作短暂活动。我正看着一本小说，不想下车。财校学生中有一位留短发穿白色短袖绸衫的姑娘，下车后想到不远处的田间小渠去洗脸，请我代取车上挂着的毛巾。当她在窗下伸臂接时，我刚好看她领口中那小巧玲珑的一对乳房。顿时一股热血冲向脑门，我像遭电击似地猛然抬起头，移开视线。我狠狠掐了一下大腿，提醒自己：我是革命军人，必须懂得自律！　　谁也没料到，汽车在翻越天台山时抛了锚。本地人都知道这一带山区民风强悍，有不少“六壳”（土匪）流窜。值此夜晚，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真出了事该咋办？几位女乘客不由得埋怨起来，司机和助手没啃声，只顾埋头修理。过了一刻，司机终于宣布：发动机的一个零件需要调换，车已无法再开走，只能步行到最近的镇上打电话，告知台州汽车站派车来接。众人听后议论纷纷，六神无主。忽然有位身材不高的军人站起来说话了：　　“同志们，请安静一下。汽车抛了锚，司机比我们还急，大家埋怨他无济于事。遇到困难，应该同舟共济，千万不要惊惶失措。我是省公安厅的，这条路常走，过去确实有小股土匪活动，经过解放军几个月的搜山围剿，现在情况好多了。我们车内有4位军人，完全有能力担负起大家的安全任务，回头就下车开个会，商量对策。大家看我的建议怎么样？”　　全体旅客精神振奋，纷纷表示赞同。我马上站起身下车，旁边一位穿便装的军人也跟着下来了，现在我们总共有5人。发起者让大家出示证明，打着手电交换看了看。除我之外，他们都带有枪。召集人的职位最高，所以大家都听从他的安排：派一名同志护送司机去打电话，其余4人分成两组，埋伏于停车处的两侧。这些人都是老兵，有实战经验。只有我是个学生兵，遇到这种场面，委实有些惶恐不安。头儿让我跟随他行动，我求之不得。他为我找了个隐蔽处，让我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蹲着。他上车去再次安定人心，要求旅客按命令行事，然后回到我身边，没说话，只是埋头抽烟，时而站起来走动巡视。约莫过了一个小时，另外那个组的人过来说：看见远处有车灯一闪一闪地，好像在向这边打招呼，估计支援的客车来了。众人听后十分高兴。一刻钟后，我们换乘了车辆，一场虚惊就此烟消云散。　　　　不知在哪个县城，我又换乘小火轮。我守着自己的背包，周围都是不相识的人，他们说的方言很难懂。那三位同学不知道是否已经抵达目的地？两眼凝望从身边掠过的河水，忽然从心头涌出一股莫名的惆怅，人地生疏，对自己的未来茫然不知，真有点不知所措。　　最后我登上一条小船，傍晚时分，好像是渡过一个海峡，宽阔的水面那边有闪烁的灯火，问船夫，说是温州城。后来查地图，到瑞安似乎无须走水路，但我的记忆中却明晰地保留着那惊险的画面：波浪推涌，水花不时溅入船内，我紧张地用双手抓住船帮，可船夫却谈笑自若。】　　
　　老烟记事（15） 刺激1951　　【次日，终于到了目的地。我打听到师司令部的所在地，一名军人将我领进一座地主老宅。跨进高高的门槛是个不大的庭院，平整的青石板铺地，中央放着两张八仙桌，两位首长正在打乒乓球。我的调令被递给其中一位戴深度近视镜的中年人，他叫宋一民，宣传科长，是我的顶头上司。宋科长放下球拍，对我说：“现在师首长都出去开会了，只留下参谋长主持日常工作，他本来就是初中文化，所以你的工作以后再研究，先在司令部办公室待下，当干教吧。” 他随即喊来一人：“李强，给你调来个同行，小烟。”为我接上头，宋科长又继续打球了。　　李强是司令部的干部文化教员，福建人，身材瘦弱，牙齿和手指都被烟熏黄了。他待人热情，马上接过我的背包，把我领到他的卧室，又找来门板支了一张床。晚上，他向我介绍司令部的情况，说在上级机关当干教，比下基层单位当文教舒服多了，每周只安排两个下午的文化课，内容浅近，用不着备课。可是我的心情却跟他不一样，头上那顶“师以上干部文化教员”的桂冠还舍不得摘下来。从李强的话中我感到：这里的师级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用不着我培训。又想起宋科长的态度，似乎也没把我的到来当回事。一路上我踌躇满志，准备在部队大干一番，现在却好似热脸贴上了冷屁股，着实无趣。　　另一点让我不舒服的是机关生活的自由散漫。头次走进司令部大门就碰上两位领导打乒乓球，旁边还站了不少参谋干事观战，这可是办公时间啊！堂堂一个师部都如此，团、营、连部的散漫可想而知。李强向我解释道：“这里跟你在南京的大单位不一样，现在是军事训练结束后的休整阶段，所以生活闲散。一旦训练开始，各工作组纷纷下连队，机关里就见不到几个人了。”看来他已经习惯，而我却不能适应。　　平淡无聊的机关生活中，唯一的刺激就是看枪毙人。刑场设在海滩上，行刑前必先游街示众。这类场面我看过多次，现在只记录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　　那是初冬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司令部大院闲坐。忽闻锣声，立即往青石板街奔去，街道两边已站满围观的群众。迎面押过来一行5人，老中青搭档。为首的是前县参议长，干瘦小老头，穿蓝绸棉袄，裤管用丝带扎紧，步履蹒跚。中间三位并排行走，垂头丧气，看样子是地主。最后一位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土匪首领，长得人高马大，着一袭黑布衫。他虽被反翦双手，却目中无人，高视阔步，引得不少观众啧啧称奇。因其过于嚣张，押解排长手持驳壳枪，喝斥匪首低头，但他并不理睬。排长怒容满面，用枪把重重敲击他的脑袋，顿时流出一注殷红的鲜血。可匪首满不在乎，步姿丝毫未变，排长没有再打第二下。　　为了抢占制高点，我提前奔向海滩，终于在一条翻修的木船上找到立足之地。过了一会儿，死囚犯被押到海滩，距我大约30米远。海滩湿软难行，县参议长步履维艰，被两名战士架着胳膊拖行。到达指定地点，死囚们面朝大海，排成一列。天空阴郁，冰冷的潮水缓缓舔食着海滩。两名战士一松手，参议长竟全身扑倒在地，脸庞埋入泥水之中。也许怕他提前窒息而死，执刑战士迅速举枪射击，枪膛冒出一缕青烟。接着又传来几下沉闷的枪声，三个地主像木桩似地倒地。最后只有那个土匪首领还站着——士兵们似乎不想让他先死，有意在刑前吓唬吓唬他。不料他居然转过身来，两眼看着举枪瞄准的战士。那战士猝不及防，一枪打偏，匪首笑了起来。排长见状，马上拎着手枪赶过去，逼近他的头部开了一枪。匪首往前踉跄了几步，终于倒下。　　行刑结束后，观众都朝海滩涌去，看那几具尸体。我跑得很快，窜到了前头。几位家属正哭哭啼啼地准备收尸。由于打的多是开花弹，除了土匪外，个个脑浆涂地，黄色中掺有血红色，颅骨已经破裂，塌陷下去的头皮还粘连着，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回去听老兵讲，子弹开不开花由执刑者掌握，出于仇恨，要使囚犯脑浆涂地，只需将子弹头在头发上蹭几下即可。　　机关中的工农干部需要学文化，知识分子则要学军事。有一次，我们十几人聚集在过厅内，听一位参谋讲手榴弹的构造。他一边讲，一边演示，用小手指套进弦线顶端的铁圈中，手榴弹就悬在下面，还不时上下抖几下。大家看得心惊肉跳，但个个却装出沉着冷静的样子。事后才明白，他是在跟我们开玩笑：里面的引信早就取出来了。　　听完课，要进行实弹演习。我们被领到河滩边，藏在土堤后面，只等一声令下，就使劲往河中扔手榴弹。我最担心弦挂得太牢，甩不出去又带回来，那可要了命！好在军事教员现身说法，消除了大家的思想顾虑。最后我表现得还不错，顺利地将手榴弹扔了出去。】　　
　　老烟记事（16） 古庙怡情　　这半个多月在外地旅行，满眼都是缤纷的色彩和熙攘的人群，老烟在我脑中则是渐行渐远。今日重开《老烟记事》，恍惚多时，竟然不知从何下笔。老烟于我，再熟悉不过，熟悉得每每令我欲说还休。在他的世界徜徉，我看不到太多新奇，却常常看到宿命，这是所有老电影给人的感受。老烟现在19岁了，他身上的本性已经暴露无遗：敏感、好动、不安分、易冲动、多思多语、好强上进。这些本性将伴他终老，他一生的成败都与之密切相关。随着岁月的磨蚀，老烟身上会多一分谨慎，但这分谨慎改变不了他的宿命，正所谓“性格即命运”。老烟晚年喜读老子的《道德经》，津津乐道于“水利万物又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但他远非“不争”之人。如果老烟能够重走一生的路，他会不停告诫自己要“慎言、低调、与人为善”。这也许能让他避开曾经的诱惑和陷阱，步入另一条人生旅途。然而面对新的未知，他又将如何把握自己呢？人的心魔是如此之盛，到头来恐怕还得受其左右。　　老烟在师司令部呆了几个月，部队换防，从瑞安搬到了奉化。旋即接到上级指令，开展文化大进军”。老烟等几名文化干事搬出师部，会同从各团营抽调上来的文化教员，参与筹建文化速成学校。那时部队中的基层干部大多为“泥腿子出身”，文化水平很低，游击野战倒还罢了，参与地方管理却是力不从心，所以亟需提高。老烟这些“知识青年”属于稀缺人才，当仁不让地变成了教书先生。速成学校设在方门区洪溪乡的一座古庙内。建校之初，教学工作并不繁重，老烟的生活很有些情调：　　【这座大庙改为学校是相当不错的。大门进去是个庭院，里面有个戏台，挺高，人稍微弯腰就可从台底穿过去。庭院地面全用长方石板铺设，面积之大可以容纳全校300余名师生。庭院两侧是二层厢房，下面隔成一间间教室，上面则为教员宿舍。大庙正殿是教员办公室，晚上点一盏汽灯，亮如白昼，我们就在众菩萨的注视下备课。学员每班约有20多名，以连排长为主体，营级干部很少，团级只有一位。教室里摆放着一排排从老乡家借来的八仙桌，这些出生入死的基层指挥员就老老实实坐在后面听我们讲课。讲的都是小学课程，较之司令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教学，这里正规多了，所以我干得很有劲头。　　洪溪是个偏僻的江南小镇，位于象山港湾的底部，骑20分钟的自行车，才能到达通往宁波的公路。我们经常沿着海边散步，欣赏潮起潮落的美景。有一天，潮汛快来的时候，文印员小李子跑来说，几匹患有鼻疽病的马要牵到海滩枪毙。性喜热闹的我自然不会错过这机会，马上奔出庙门去看，远处已经聚集了十多个人。几匹病马被牵进海滩，面向大海，老老实实地伫立着，不时回头瞅瞅围观者，全然不知死亡即将来临。　　过去听人说过，鼻疽病是传染性极强、死亡率很高的病。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某部有名兽医跟一护士恋爱，后来女方中断了联系，兽医怀恨于心，给她写封信，上面竟涂上鼻疽马的分泌物，后来不知怎么给发现了，兽医被押上军事法庭。　　在部队，战士们对军马的感情很深，现在却要举枪将它们击毙，确实有些不忍，但最后还是无奈地扣动了板机。几匹病马重重地跌倒在海滩的泥水中，四蹄踢腾着，那情状令人心酸。过不多久，潮汐来了，慢慢地将尸体淹没，卷走……　　在洪溪的日子里，我们基本上与外界隔绝，但几十个年轻人却活得有滋有味。“民以食为天”，那时的不少乐趣都来自一张嘴。星期日例行包饺子，以教学组为单位，领馅包完后分批送到伙房去。晚上的经常性节目则是“劈兰”，尤其是津贴费刚发下来，必定要举办一次。方式很简单：找一张白纸，在底部按人头写出不等的钱数，最高不过5角。其中要留一名白吃的，负责跑腿买食品。每个数字都由一条曲里拐弯的线引到纸的上端。把纸卷起来后，只有上端的一排线头露在外边。各人挑选一条线，写上自己的姓，留下最后一条归制图者。最后将纸展开，各人该出多少钱就揭晓了。这是一种非常公正的“集资”游戏，全部快乐就在出多出少上面。集来的钱送到镇上唯一的小卖铺，买回的多是些油炸点心和花生米，一包一包地摊在桌上由大家共享。　　那时我们的胃口奇好，什么都想吃，什么都敢吃。有一次，小李子从野外抱来一窝刚出生的狗崽，光溜溜的粉红色小怪物，连眼睛都睁不开。小李子夸说这是高级滋补品，因而引来不少教员的青睐。他向卫生员要来一块纱布，将几只狗崽包好，放进锅中煮，不用一小时就炖得稀烂。因求食者甚众，小李子不得不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才解决了僧多粥少的矛盾。　　古庙里的消遣活动有限，吃饱喝足，我们这些精壮光棍只能像《水浒传》里的史进那样“打熬气力”。我参加了教员篮球队，穿一件印有学校字样的背心，跟几位球痞一道，专选午睡时间练球。中午的太阳最毒了，我们却要光膀子打一个半小时，晒得跟黑人一样。那时我苦练12码投篮，到最后几乎是百发百中。】　　　　
　　老烟记事（17） 伯乐吃油饼　　【速成学校的校长叫田其光，胖乎乎的，人很和善，但能力不强，全盘业务工作均由教务主任张林生负责。张是苏北人，渡江前入伍，高中文化，本应吃得开，但此君身上有股文人傲气，加之在苏北根据地当区长时被捕过，历史上有疑点，所以提升不快，只是连级干部。他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