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記趙家 楊步偉
雜記趙家楊步偉
作者：楊步偉
　　趙元任的太太楊步偉女士的自傳《雜記趙家》，值得今天許多人好好讀讀。我以為該書的好處至少有兩處，第一，提供了豐富的近現代史料。由於作者交往的人員大都是現代中國學術界的名流，所以，她能夠給我們講述她個人對這些重要學人的印象。如，書中對胡適、錢玄同、梁啟超、蔡元培、劉半農、蔣夢麟、金岳霖、陳寅恪、傅斯年、羅家倫、李方桂、徐志摩的描寫，無論是肯定，還是臧否，都讓人感到平實，毫無借別人之重來抬高自己，故這樣的回憶讀者讀來放心，當然，作者自己寫來也是自如。譬如，在回憶二十年代她與趙元任旅行到德國時，記錄了當時在德留學的中國學生風行與原來包辦結婚的妻子離婚之事，這原本是留學生們的一種生活，但作者在這裡插入一句：在這些留學生中，只有陳寅恪、傅斯年埋頭學習，不涉這類事，他們是（《紅樓夢》）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最乾淨。書中特別提到，陳寅恪與俞大維（當時都是留學生）請趙元任夫婦看德國歌劇，當陳、俞倆人將客人送至劇院門口，便要離去，趙元任夫婦一問才知道，原來陳、俞倆人是省下自己的飯錢，來請趙元任夫婦聽歌劇。這類記錄，雖著墨不多，但讓人感受到陳、俞倆人的為人風格。書中還提到抗戰爆發後，趙元任離國赴美的經過。過去有些書只據某些人的傳聞，說趙某人貪圖美國的生活，而在自己祖國最需要的時候，去了美國。從楊步偉的記錄來看，全不是那麼回事。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西遷時，趙元任一家也隨之到了昆明，只是國難之際，中央研究院中的某些掌權人物對趙元任的語言組採取歧視態度，使得包括趙元任在內的語言組同人無法進行正常的研究工作（照楊步偉的說法，趙元任七八小時手拿一管筆一字寫不出來，終日不說一句話），在這種情形下，美國夏威夷大學正好邀請趙元任去任職，趙才離國赴美。這些記錄使我們看到，在現實生活中，中國學者的生活和工作處境，的確是非常艱難的，既便像趙元任這樣有學術聲望和地位的人，也難免要受　該書第二個好處是，好看有趣。通過歷史掌故的記錄，照見了許多現代學術大師們生活的另一側面。如，哲學家金岳霖，眾所周知，有名士氣，但究竟到什麼程度，楊步偉在自傳中有所記錄，事件之一，是二十年代在北平時，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給趙元任家打了一個電話，說是家裡出了事，請趙太太來幫幫忙（楊步偉原在日本學醫），大概金先生那時正跟一位小姐做朋友，楊以為出了什麼事，跑去一看，原來是金家的一隻大母雞生不出蛋，卡在半當中，故請楊醫生幫忙助產。此類掌故，書中比比皆是，讀來真是妙趣橫生，我想今天的讀者大概也是願意分享這份快樂的吧。
　　楊楊　　年春
　　我寫這個雜記趙家，有一部分在英文版《一個中國女人的自傳》中已提過不少了；不過總是以我自己為目標來敘說。前出的中文版就只到我們兩個人結婚為止。因為我想成了家以後不應該以我個人為中心，必須以這個家為中心來敘說一切，並且以後有了孩子了更以大家為目標來說了。一想用什麼名字呢？元任的六世祖甌北先生豈不是以寫雜記為名嗎？我雖談不上文學兩個字，可是來雜記一下總可以吧。所以就用這個雜記趙家這個名字，一紀念甌北先生，二注重一家各人的事情。
　　還有一個聲明，這本書也由元任譯成英文版。這個英文的名字是由羅素先生在我大女出世時給起的，叫
Family of Chao’s．怎麼個理由讓元任來解說吧。
　　是這麼樣來的：先是羅素在中國講演中有一個講題是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 in China，是我給他翻譯的。他回國後我們生了第一個小孩子，寫信通知也他回信說：
Congratulations，
so you are among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 In China！後來他在他自傳（第二冊第一二七頁）裡說趙元任喜歡玩兒字，這個我倒是承認。可是他舉的例子不是我的而恰恰是他玩兒Chaos這個字的例子。所以現在就把雜記趙家這個書名的英文就譯成
Family of Chaos來紀念羅素吧。至於這個字究竟要念成ㄑㄠㄙ還是念成ㄎㄟㄛㄙㄑ，那就聽讀者的便吧。
第一章結婚後的忙亂
　　人人都在結婚後第一就是去度蜜月，兩個人一道可以甜甜蜜蜜地過些時，忘了一切的事務人情等等，只有他們自己兩個人。可是我們雖然自主地結了婚，身外的事務不知有多少纏著精神和身體。
　　第一，元任那時正趕著做第一套國語留聲片，由商務印書館定要的，須在出國前成功。我記得第二天一大早適之來打門。車伕回他說先生太太都不在家出去度蜜月了。適之回他說不會的，你去報告他們，我知道他們有一大些事要急了辦，不會出去的。我在樓上聽見就開了窗戶叫適之，你猜得真對，我們是在家裡，恐怕來人太多，花了我們的時間，所以交代用人，照俗例回人去蜜月了。那是真的甜蜜。但是我們現在正過著苦蜜呢。適之大笑，走進來說，打架嗎我來解和。我說到不是打架，實在是事務千頭萬緒的不知有多少。適之就同元任大談做留聲機片事。我同他們吃了早飯就坐車辦醫院結束的事去了。因為我們兩個人都以革命家自負，破除一切俗例舊例，樣樣事都不照新舊規矩來做，所以第二天一早兩人就各幹各的事務去了。醫院雖然朱征接過去辦理，但是有些病人還得我來醫治，到他們覺得可以不要再看了或可以換醫生來治了，才能算收尾。
　　我有一樣最辜負人的事就是黎叔叔（黎元洪）他對我們弟兄姊妹中最對我好。在日學醫時，常問我三哥我的情形，回國後每星期我到天津去看病人，也總到他那兒去一趟。這時他正想幫助我捐十萬元蓋自己的醫院，現在忽然對他提出我要結婚，而婚後又須出國幾年，並且請他暫停捐款蓋醫院事，他聽了不響一下，看看元任笑笑說，這也好，終身有個結束也是好事。我說黎叔叔您怎麼知道我們可以終身不離婚呢？他在我肩上打一下說，傳弟子（我的小名），不准亂說！我們就辭了行出來，沒料到這是最後一面了。
　　還有一些困難的事，就是我們雖然兩個人自負是革新的人物，要打破一切舊的繁文陋俗才自主結婚的，才不對一切人表示日期和收婚禮等等，雖然任叔永勸我們須要兩個證婚人才能算正式結婚，　第一就請在北京的科學社會員來開一次會。第二元任同住了幾個月搬出來了的羅素和他第二個太太（那時還不叫是他的太太呢，還是勃拉克女士）。
　　以後就接著請兩家的家眷親戚們。雖然在那時被《晨報》上稱為新人物的新式結婚，現在想想還是太麻煩了。每天忙了回家還要換衣服來應酬。兩家的家屬分了兩天請，可是沒想到讓他們大家來見見面認識認識，因為我們的腦子裡就沒想到家屬他們還有關係呢。那時內戰又起，火車不能直接通上海，我們坐火車到天津，再坐通州號的船到上海，住滄州別墅。元任當然要到商務印書館去一趟看高夢旦，又看他的遠房叔祖趙竹君等等。我就覺得在小船上暈了船，謝絕一切應酬。可是有些人要請或來看的，還是只得勉強打起精神來坐談一下。高夢旦告訴說，適之也來上海了，他是來接朱經農由美回國的。因未發生家庭問題，所以適之趕到上海解說一切，自然每天到我們旅館來坐談一些時。大家問我可要買點中國東西帶到美國。我一點不想動，多數人以為我因離開醫院不快活，惟適之說，韻卿，我想你有特別的原因了，喝點汽水什麼的，也許胃口暢快一點。果不其然，他真內行。我罵元任你如何沒想到？適之大笑說，他不內行，我是有經驗的，他若這個是內行就靠不住了。
　　大家又亂哄哄地送我們上了船。我以為可以大清閒一下休息就好點了，哪知在船上一直暈船不能吃，總是叫點東西到房內來，元任也只得陪我在房間內吃了。這時我也自知是這個淘氣的小如蘭在肚內作怪了。一直船到檀香山停下來我才好點，上岸玩了些時，才算起頭是蜜月了。
第二章蜜月與蜜蜂
　　所謂新婚後的蜜月，是過著最香甜的日子的。不過雖然一些新人物，從自由認識而結婚，可是中間一定還有很多的事和習慣上兩個人不能完全知道和完全諒解。就在這個時期間，一邊得著新婚的快樂，一邊來兩個人慢慢地諒解彼此一切性情，所以有的人在這個時期內，從兩個人不懂對方的，漸漸地一切都可以懂了。可是反過來說，有的因為認識時兩面做假，一到結婚後就覺得一切都是他的（男的或女的）專利了，不久狐狸的尾巴現出來，就會大吵而特吵起來，若是兩個不相讓的話，壞果也就由此而起，或者是有一面相讓，就被對方永遠克服下來了，所以外國人用蜜月這個字，也不見得全是甜蜜的結果。
　　我們的蜜月，上文已說過，結婚，雖然是自主結了婚，可是一切的事務也都得自己料理，事務多到總覺得被人拿鞭子在後面趕著過似的，每天的時間總覺得不夠。從六月一號到八月二十號止，沒一天不是在事務上過。滿指望著上船後就一了百了了，就可以鬆懈一下，沒想到我又暈船暈得不得了，終日嘔吐不能起床，原因當然不用說是有孕的緣故，但是也因動身前太忙了，在船上一休息下來，就覺得好像百病叢生出來了。元任本希望兩個人在船上可以談談到美後我們如何過日子等等的安排一切，但是我一點不耐煩聽。頭等船的飯菜特別好，三餐隨便挑選什麼都可以，我勉強穿上整齊的衣服到飯廳去，早飯看見有人要牛扒，我看了可笑得很。元任看我好笑，以為我高興起來，他也高興得不得了，說以後還是出來走走好點。（一個男人哪能知道女人懷孕的苦處？）但是我一見到黃油和奶油馬上就想吐，就匆匆地推開椅子往房間跑，弄得一桌人莫名其妙得很，元任又不好意思解說給他們聽，幸虧桌上都是華僑。我們每次坐船看見他們大概都是給各國自己人放在一桌上，待遇可是一樣的。）元任就跟他們大談廣東話（在外國生長的華僑，多數只知道本地話，和他們的父母家鄉話，四邑的人最多，連廣州話他們都不大懂。）船的甲板上我們雖然租了椅子，可是我也不常去，只在房間裡躺著，元任只好也陪著我。想點什麼玩呢？兩個人下圍棋吧，可是沒有棋子，就問船上去要兩袋早晨吃的那種炒米跟炒麥子，可以分黑白兩種來。他們以為我們要吃，同時也拿了碗和牛奶來！一下圍棋我的吐就好點，因為用心就不想到難受上去了。這是一種心理療法，我對孕婦也常常叫他們想些事來打岔就難受得好點，可是到自己頭上，還是和一班普通的病人一樣什麼都不知道了，所以中國古語說十月懷胎，三年奶哺，奶哺還有辦法，懷孕之苦無人能替的，而男人往往更不諒解這些上，幸元任對我總是有很多諒解的地方。有一天遇風浪，我吐得更凶，找了船醫來，一進門他大詫異叫我「楊樣」（彐ㄧㄝ冫）和我大談日本話。（那時我的日本話還未忘呢。）元任不懂問我是誰，我說是日本東大的教授，教我們衛生的。（東大就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我們女醫學校教授，差不多都是東大的，所以我畢業後就是在東大附屬醫院實習。）元任就和他談英文，他的英文不好，因為他是德國留學生。（現在元任的日文比我好得多了，因為我忘記，他進步了①。）等元任知道他是德國留學生的時候，就和他大談起德國話，他高興得不得了，每天我好的時候，他也總來看一趟。船過日本，安徽學生監督姚薦楠來看我們並同他的女兒鳳和送開船，因為他女兒在我森仁醫院做過看護的。
　　①豈敢豈敢！我想你的日文是像個冰山似的，一大半潛伏在裡頭，肚子裡有，日久了一時說不出來。我的日文是現攢現賣的，知道的那點兒隨時可以顯丕出來。－－元任。
　　好容易到了檀香山。元任說你可以下船玩一天也許好點，因為凡是暈船暈車的人，一停下來總可以馬上不暈的。我們叫了一個汽車兜著帕裡（地名）後山去看風景，沒料到我遇到一個詫異的事：這就是開頭所說的蜜月裡的蜜蜂了。坐車開著窗看外頭，忽然飛進來一隻蜜蜂叮到我臉上來，幸虧沒叮車伕。我趕快用手給毒水擠出去，可是右半邊臉還是腫起來了，當時只一小塊。我們兩個人還到中國飯館去吃飯，我唯一只想吃湯麵，可是吃得真香。吃完飯元任又提議去買帽子，說在美國女人若有應酬出外一定要戴帽子的，因我那時都穿洋服，所以我們就去買帽子。哪知那個賣帽子女人聲音特別尖高，我也順著她跟她用小尖聲音說話。我回頭問元任這個帽子好不好，又用我平日的低聲音，元任笑得回不出話來。以後幾十年常常用那種尖嗓子笑我。這也是回憶新婚時的一個趣史。下午回船，還到飯廳裡去吃飯。但是半邊臉可大腫起來了，同船人看見奇怪得很，問著玩說，是不是你們兩個人打架了？我連笑都笑不動。因為這個緣故，更不想到飯廳去了。好在六天就到三藩市。所以很容易混過去的，九月二十六號一大早，忽然聽見大家叫起來了說，看見大陸了！（那時候還沒有金門大橋橫在海口呢。）頭一天就有通知叫大家預備船入口前全體到甲板上去等著檢查身體，並且要給入口的東西都填好了稅單什麼要上稅的，什麼不上稅的。這些事元任最知道而也最注意。我雖以前到過日本並且護送過柏文蔚一家老小到長崎，可是那時的日本並沒有像美國的這些規矩。而且日本對於這些革命黨人物的入口更是特別的優待，一切不論，又有來接船的，我只上岸就是了，所以一切可以不問。我本來打算攙一下柏老太太。他趕快說，校長不敢當，讓俺女兒來！（他們是壽州人。）因此我就偷懶享福就是了。到了這次，雖然元任關照一切，可是我覺得也要做點什麼才對。不過我英文又說不上來，所以只得連用口和打手勢都來了。頭等向例查得不太緊。旅客們有病無病在檀香山已經問過一次，因此很快就上岸了。我們就住下旅館。元任看我神氣起來，高興得不得了。第一個先看他一個老朋友路易士Ross跟他一個女「朋友」。他要請我們吃午飯，問元任如何招待我。元任說我向來最喜歡新奇，請我們吃Cafeteria（那時代還算新奇的），可以自選自拿。我就跟他們一樣拿了一個托盤，看見冷盤小吃，湯、生兔雞、牛肉、羊肉、點心、茶等等，還像吃大菜似的拿全了一整套。幸虧牛、羊、雞三樣我只拿了雞一樣。可是盤子裡已經擺滿了，點心是西瓜一大塊，沒有地方再放。元任在後面說，放在我盤裡吧。我回頭一看他的托盤裡，咦？怎麼一點兒東西都沒有？兩個主人每人也只一碟子的一塊火腿和兩樣素菜在內。我說你為什麼不拿，都不喜歡嗎？他說，韻卿你一定吃不下這麼些的。現在已經拿的東西我們兩個人恐怕都吃不完了。我說，不能剩下嗎？元任說這兒的習慣，你吃多少拿多少，不像中國吃大菜似的，並且在美國午飯他們更吃得少，況且主人又是猶太人，看著花了錢又剩東西下來一定會很心疼的。（並且主人已經問元任了我能吃那麼多嗎？）我聽見覺得怎麼辦呢？退些回去吧，元任又說拿出來了就不能退，我們兩個人拚命吃好了。哪知全吃下去，我一走到路上剛要上電車就吐了一街邊的西瓜出來了。我們住的一個旅館是在三藩市很中心的一個Sutter旅館。元任說三藩市有很好玩的中國城。廣東飯也很好吃，只不要叫「雜碎」就是了。他說他一個人很少到中國城的，只是從前請過兩個女朋友到過中國飯館吃飯，現在請你去好不好。於是我們兩個人到了中國城。街上不但兩面滿滿的各種各樣的中國東西，有好些在中國都沒看見過的。店內街邊攤子也擺滿了，還有幾輛大車專門給人看中國城的，兩塊錢一個人。同時也有參觀金門公園水族館，海濱公園等等。晚上回到旅館元任又來出主意了。他說，咱們在三藩市多住幾天吧，我問為什麼？我想我們還是早點到地頭好點，並且哈佛已經快開學了，還要找房子什麼的。元任說，我要打一個電報給哈佛哲學系主任，我想今年不教書。現在北大給了教授出國進修的名義，每月給我二百多元的薪水，教部還貼補我兩個人的川資，商務印書館的國語留聲片的發音費還有兩千多，再加我們又有些很值錢的可以變賣的東西，不管如何這一年夠了。我若不教書，這一年可以多學多少。（這幾十年來我總覺得元任是能不要錢總是不要錢，有機會學總是學。）所以我現在打電報去問，在旅館裡等回電。我說北大的錢雖然答應得好，他們在國內還是在欠薪時代，哪能顧得到我們在國外的人。你不知國內的事。不要看他們答應得好，不寄時你如何辦法？我看他們索薪請願時真苦。元任說蔣夢麟當面對我說的。我說他說沒用。政府錢不下來，他們自己也是枵腹從公，其奈政府何呢？並且知道你在外國是有辦法的人，不在乎等他們來接濟的，自然可以不問不管了。（我寫到這兒還想罵夢麟當日為何不給話說活點，這個大傻子的趙元任就不指望了，也不會以後弄到我們幾乎到了陳國了。可惜他來不及看這一段。不過那以後他知道了，所以總說韻卿比元任知道世故。）我又是因為新婚的緣故，不好意思爭著要丈夫多弄錢，總是以為出來是為多學點為前提，錢只要能對付就好了。並且我為人也是不在乎錢的。等了三天哈佛回電來了，說你不教可以，可是這一門的卷子非看不可，因為實在找不到人。（那時看卷子只六十美金一個月，也幸虧有那一點兒，以後可以付得出房租來，否則要露天了。）幾十年來我們兩個人在經濟上彼此從來不藏私，一文都是公開的。我手中只一百美金，其餘都在他手上。並且在美的生活我一點也不知道。而元任呢，還以為以後的日子還是像他從前學生的生活那樣過。在過大陸時候，買了火車票和兩層的睡鋪，他提議到中國城去買點罐頭陳皮鴨。我說我雖然喜歡中國飯，在車上三天總可以忍耐。元任說這個辦法又合你的口味又省錢。因為火車飯又貴，又怕你吃不下，我們開一個罐頭再叫點三名治就夠了。我笑起來了，我說你怕我像在三藩市樣，拿了一大些菜又花錢又不吃。你放心好了，我這個人可省可費的，你叫我摳嗇可做不到。一路風景很好，四天才到波士頓。元任的一個朋友到南車站來接，就是以前他告訴過我的那個學醫的好朋友胡正詳。
第三章劍橋過家
　　上次說到在火車上省錢買些罐頭陳皮鴨吃，吃食是對付了，但是到了地頭就沒錢用了怎麼辦呢？所以過芝加哥元任就打個電報給他從前同住的朋友胡正詳，不但叫他到波士頓南車站來接，並且叫他還帶了錢來接，因為身上錢不夠了。所以到了一看見胡正詳真是喘了一口氣。
　　一到劍橋第一樣事就是找房子，因為那時很少人有汽車，連教授中只兩三個人有私人的汽車，所以大家都願意住在靠學校近邊，也不是多數人可以自己買房子的，因此找住家的地方是非常難的一件事，（不比一個學生住一間屋子容易）。我們到時離開開學日期又近，所以更難找了，因為多數的客座教授們都在半年前就托朋友們定好房子。（近年在美國找房子更難，所以多數人連臨時居住的，只要事情有兩三年合同的時候，都是自己買房子，只要地點好，買賣並不吃虧。）我們是在半年前還沒想到一定來哈佛大學呢，並且那時的元任對這些事還沒知道清楚，樣樣事他總想到像學生的生活是怎樣過的，現在有了妻子，不久還要有小孩，各事都又是一種情形了。所以我們到了以後先住在一個相當遠的寓所裡，是李熙謀給找的小旅館在中坊後面，大約一個多英里，在哈佛和麻省工業學校之間。元任又對我說你英文還不能說話，最好在旅館等我，也許半天也許一天才能回來，因為我還要到哲學系去談談接接頭，你不要急，可以在窗戶裡看看外頭。我嘴裡答應，心裡想看著再說吧，我若是一個人出洋還不要過嗎，只不能說，可是有眼睛還不能看嗎？等他前腳一走，我想他一時不回來，我就後腳開步出旅館了。一出大門我就給轉彎的房子鋪子心裡留一個記號，左轉右轉的一條半街就到了很熱鬧的市面，第一就看見一個很大的店，什麼都有，門口的招牌是紅底金字的十錢均一，我希奇得不得了，這些好東西只一毛錢一件嗎？走進去看樣樣都好，我想過家總須很多東西要買，若是房子租的離市面遠更難買了，不如現在買些可以從臨時寓所搬家時一道搬去，豈不省事？並且我是最喜歡買東西的。我不會說就指指說給我點這個給我點那個的，各樣一共買了兩大包，到拿不動為止。看見一大些人坐在圍著櫃檯的桌子上吃霜淇淋，我也坐上去要了一杯，人家問我要哪一種，我就指指要旁邊人的一樣，因為我知道是些什麼又不會說，看見幾層的三名治，我也要了一盤子，不管裡面是什麼指著牆上的圖畫要就好了。我不會說話，他們也不足為奇，以後我才發現波士頓好多中國人在美國多少年的人都不會說英文，就這樣過了一輩子，所以在紐約、波士頓及三藩市，尤其在檀香山，和中國人接近的用手來代替說話都不以為奇。大約兩點鐘我回到住所，元任站在門口急得不得了的樣子等我，看我拿了兩大包東西，又可笑又可氣，說你把我急死了，初到一個地方又不懂說話，丟了我還要報告員警才能找到你呢。買了些什麼？我想起來你還沒吃午飯，所以趕快回來了，怎麼還會買了兩大包東西？我笑笑說這麼大一個人還會丟麼？買東西我就指著說給我這個給我那個就好了，不管多少錢，我給一張二十元的票子他總會找我錢的，午飯我也吃過了，叫了一個霜淇淋，一盤三名治，又好看又好吃，比中國的多兩層（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喜歡吃這種所謂「俱樂部三名治」）。元任說你怎麼叫的？我說一個指要旁邊的人一樣，一個看圖畫就是了。若是不好吃也只一回，不過都很好。你知道我專門不懂話做冒失事的，到日本一句日文不懂，還帶著兩個人從長崎到東京呢！元任大笑起來說：還提呢！到東京，從橫濱就下車了，還以為是東京，叫東洋車到牛達區的事，多少人都作為笑談。我說不要緊，結果到底到了東京了。在此地更不要緊，我若找不到你，我就到警察局問哈佛哲學系這幾個字我總可以說得出來吧。兩人說笑一陣，元任說言歸正傳，我還沒吃午飯呢。我們就趕到餐館裡，他匆匆去拿了吃的東西坐下來一面吃我一面問他房子找得如何？元任說房子是找到了，可是是在三層樓上，是哲學系請的一位英國很有名的客座教授叫William
McDougall的。（他是心理學家，但是那時哲學心理在哈佛同一系。）他有三樓分租，水電在內六十元，可是那個房子很可笑，美國有一個出名的房子叫七個三角牆的房子（House
of Seven Gables），可是我們租的這個房子有十三個三角牆，大小有七間房。我們用不完，可是說好了，不能轉租給別人，但是傢俱要自備。我說這麼些房間如何打掃，要買多少傢俱才能裝飾起來。元任說不要緊，我們有一張大書桌兩人用，一個書架兩張椅子和一張床就夠了，並且床只要有褥子，不要架子也可以睡，等到錢一來我們就可以買了。我笑笑說吃飯呢？元任說吃飯就在書桌上鋪張紙好了。我說何不就在地上鋪張報紙終日野餐也是一樣的。（幾十年來一加入人家野餐時我總告訴人我們從前在家裡野餐了兩個多月的故事，我在日本留學時都沒有這樣簡單過。）
　　搬家時箱子手提包都有十幾件，可是一件傢俱沒有，房東太太好得很，說晚上總得要個床，今天晚了沒法去買，我先借一條褥子在地板上睡睡吧。（他們雖是名教授，可是也窮得很，所以我常說若是嫁了一個教授不管在哪一國也是吃不飽、餓不死的。）第二天元任第一個就是到舊傢俱店裡買了一張書桌，兩把椅子，一個四方可以轉的書架，他說我們兩個人可以對面放書（算他想的到和會打算）。從學校領了兩個月薪水，付了一個月房錢之後，存下的不到二百元（連借胡正詳的）。幸虧那時吃飯便宜，尤其是中國人不要吃牛扒等等貴重的東西，生活還不到現在的十分之一，所以很容易過。可是哲學系裡的一大些教授們都要來拜訪我們（美國規矩坐客先拜行客的）。沒傢俱凳子椅子的如何讓人來呢？只得回他們我累了暫不見人。知己的就對他們說因我不懂英文的緣故，暫不見人，可是像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教授他們特別熱心地定要來看我們，無法只得實告他們，以後幾天這家送幾把椅子來那家送一張小桌子來暫用。我上文已說過都是些名教授，而都是窮得很，沒有一件東西不是要加釘或要用刨子錘子才能用，我最初還以為他們看不起我們，給我們破爛東西用，以後到他們這些人家去才知道他門自己的傢俱大都也是如此，沒有像現在這些人家講究成套的新式東西。我還記得霍金教授太太告訴我每星期六下午到批髮菜市去拿他們不要錢的蔬菜和水果，因那時還沒有大電氣冰箱收藏兩三天的東西，而美國規矩有一點黃的菜葉子或壞一點的水果就不能賣的，所以大箱大箱連好帶壞的倒堆在菜市路旁，任人自由拿，我們房東太太也去，我也跟她去了兩次，可是拿時總想多拿，拿回來了用不完更爛得怪味，又沒有冰箱只好丟，垃圾桶兩家用又不夠大，所以我以後就不想再去拿了。有一次我喜歡吃豬腳，五毛錢買了一大鍋，紅燒起來給骨頭去了凍起來可以切了吃，骨頭上的筋我就舔舔吃飽了。三天不想吃飯了。等了差不多一個月了，教育部的補發川資還沒到（兩個人九百多美元），北大的薪金也沒來，元任才起頭有點急了。我說你不要癡漢等丫頭了，我們還是自己想法子吧，他說第一最快的還是商務印書館做國語留聲片的錢可以要，但是合同上一定要到了哪一期才可以拿多少，我現在趕快給材料弄出來到紐約去灌片子（就是現在所謂錄音），可以拿第二期款九百元（一共兩千七百美元），但是目前要川資到紐約和住兩天旅館跟吃還須四五十元。我說我們這些金翠等首飾可以賣點用。元任說我一時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賣，我想或者可以拿到當鋪去當，因為我以前當過一回照相鏡子的，拿一件皮大衣當當好了。我說那太多了，上利多，還是給幾條整狐皮拿去看看吧。於是他就拿了三條狐皮到中國城的一個當鋪去，居然當了四十五元。（那時的一條狐皮做圍頸用的可以值五十美元一條，所以臨時要用錢能當出三分之一或半價出來。）各樣齊備後元任就打算坐船到紐約（坐船比火車省錢，又不耽擱時間，一夜就到了），到紐約去灌第一套國語留聲機片的音，在他臨走前我忽然想到要買一架勝家縫紉機器，我可以給帶來的一些補子做成手提包，因為在美國店裡看見有用兩塊補子做成一個袋，兩邊還加兩條穗子，上面口子用兩個大圓圈來做提手，我就和胡正詳兩個人去到中國城買了一大些假翠手鐲來做把子。機器是月付的，每月只付三元，袋子沒有綢裡子我就給帶出來的各色的襯裙剪了做，所以等元任一走，我就大做起來了。並且樓上七間屋子空空洞洞的，我一個人又有點怕，就連夜地不睡做機器。（我做飯和做衣都快，現在要做一件衣服我只要兩個半鐘頭就可以做成功了。）一夜做了八個袋子。可是沒想到樓下就是房東的睡房，第二天一大早房東太太來問我，你丈夫走了，你一夜空隆空隆得做些什麼？若要搬箱子可以叫我們幫忙，因為你現在懷著孕，不能多動。（他們自己有五個小孩。）我說不是的，我指給她看，她一看見驚奇得不得了，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打開來了，一屋子一地都是零零碎碎的繡花的東西和山東綢的繡貨等，我就給我做的手提袋給她看，她高興極了。我說你要拿一個去，她揀了一個問我賣不賣，我就點點頭表示賣，她又看見三件灰鼠脊子的大衣，她指指那個賣不賣？我說賣。（我聽見她說了兩次賣的字，我就可以回她賣字了。）她問我多少錢，我說兩百五十元，她問我這個價錢對不對，我連點了幾次頭，她又問我，你的丈夫不反對嗎？我指指東西指指我自己表示是我可作主，但是以後她告訴元任她以為我說是我自己的東西的意思。其實我們從來不分的。（因那時灰鼠脊子大衣在外面賣六百元一件，可是是做好了的，做工須一百多元，所以我以後都賣了，沒留著自己穿。）他們因為大女兒要出嫁，正想要這個，她當時就拿下樓給她丈夫看，給了我一張支票加了一個條子說明若是不對可以退還。（這是教授們的辦法，若是商家就不那樣了。）她又說星期六（當日下午）她有一個茶會要我給些東西拿到樓下去可以賣點，那時我還不知賣價，我說你定好了，但是這句英文怎麼說呢？正好葉企孫來看我們，我就托他說了。我說我根本不知道美國的時價，請房東太太定，要拿些什麼也請她挑好了，不過賣給學校的人應該便宜一點，房東太太高興得不得了，挑了兩大包，她說她再多請些人來喫茶，下午三點叫我下樓去，一切由她作主。四十多個人看見東西非常讚賞，有一位太太說東西太便宜了，叫加價，我的意思是大家照東西給價，不要因為救濟我們的緣故給錢，但是我又不會說，所以我就給誰買了些什麼都記下來，想等元任回來後要是有的東西賣得貴多了，可以再退錢或加送東西。一個下午下來，賣了二百七十元，零錢我沒收，他們一概給了房東太太，她再給我一張支票。午夜元任回來了，第一句告訴我灌好音了。他就在紐約打電報給商務印書館高夢旦先生，請他照合同付款打電報匯來，因為他走時只留了兩塊錢給我。（這回事情我想王雲五先生大約還記得，但是他們那時候只知道我們急了要錢，不知我們當日的情形，所以我寫這些回憶錄非常有興趣，就像當年的境況歷歷如在目前似的。）我對元任說你不要急錢了，這裡有五百餘元的支票。元任詫異得不得了說，哪兒來的？我說我沒出門就得著了，你放心不是做壞事得來的。（我總愛亂說，元任總是正經。）如是我就給前因後果說出來，他又好笑，又傷心，覺得他一時的錯誤累我著急過這種日子，他問我是些什麼人買的，我說不知道，只有一個鬧太太買了七十多元的（因此這位太太我們以後總叫他闊太太）。第二天早上元任就去問房東太太，她就一一地告訴元任，元任第一道歉做機器鬧了他們一夜沒好睡，我就在旁邊叫元任對她說，我不知道他們的地板不隔音的。元任說了，她大笑，抱著我叫我「親愛的太太」你給美國人的生活估計太高了，住家的這些老房子很少有隔音的。（現在很多房子有了。）不要緊，我們因此得著了一大些好玩的事出來，不然我也不知道你們有這些好看的東西，我見識了不少，我的客人都問我，我要問你太太，可惜她說不出來，將來我們說話都懂了，更可以有好多朋友都會來問你們的各種事情，還會請你太太去演說呢。（我現在實在覺得懊悔認識的人太多了。）她又問元任皮桶子（未做成衣服的皮子）那個價錢賣不賣，我趕快對元任說中國話賣好了，不好意思懊悔的，並且她幫了我們這一大些忙，元任做出一點不在意的樣子來，就很快地說自然賣，並且這些皮都是老家的，我們也不知原價，我想我們願意賣了，過後有幾家來問還有沒有了。我們知道了美國皮子很貴，所以我們就回說沒有多餘的了，剩的自己留著要穿，其實也不過剩了三件。
　　過了兩天商務印書館的錢也來了，哲學系主任又陪元任到婦女俱樂部去演講，是二百元一次，因此我們的錢就多起來了。但是那種演講有一個習慣是元任最不喜歡的，就是要穿晚禮服，女人都是長衣服，元任雖知道，可是特意地穿了便服去，主席看見為難得不得了，問要不要另租了換，元任說一定要換我就不講也可以。主席只得將就過去。可是不久又到紐約哥倫比亞去演講，就非穿不可，只得在招待室等，元任的好朋友董時臨時出外租了一套來才換了再上講堂去演講。（對於晚禮服的事，元任一直反對的，在一九四六年代表聯教組織到法國去開會，為國體的緣故沒法子只得穿，可是能不穿時總是不穿，自己從來不買。戰後再到美國來更沒有辦這些了，離開檀香山時，陳觀勝送了一套，大約在八年前適之在加大來給半年演講，有一次校長請客，人人都穿禮服，元任沒穿，以後適之送了一套很好的也沒穿過，現在常常給別人來借，並且西岸沒有紐英倫那樣在乎，多數不穿晚禮服，連太太們也是短衣服的多。）
　　在 McDougall教授家住了兩個多月，房子雖大而不便當。想到有了小孩更不便當了，還有一樣三樓沒有熱氣，須每一個房子買煤氣爐子，元任又是最怕冷的人（劍橋比北京還冷），買了兩個爐子只能暖和兩間屋子。房東看我們這種情形也覺得不合式，但是兩面都因合同的緣故不肯先開口，結果還是我來放炮。我叫元任對他們說，若是我們找到合意的房子，這面我們認他們半年的房租，或由我們找單人的朋友來住。因為房子離學校很近，在第二學期內也容易找人住，所以我們就是出他們的，也不過三個月的房錢（好在這時我們手邊有錢了），兩面一說好，我們就進行找房子了。可是難問題還是在我們這方面，因為學校附近的房子，到開學以後就不容易再有空的，從這個學期的半中間去找，真是難上加難。不料真是萬幸，只兩天就找到
Sacramento Place的一所二樓全層，兩睡房，一客廳，一飯廳，另有澡房廚房，房東是個黑人，住在三層樓上，但是還要自己燒煤爐，爐子亦要歸自己裝，須花二百多元，而燒爐子要從地下室去燒，由管子通上來（所以一樓的人從中沾光），每天須跑上下四次，每星期一還得搬一大桶煤灰給市政府收去。好在房錢很便宜，只要三十六元，二年的合同，這算是我們第一個家了。（三十八年後，現在的楊聯升家就住在同一條街的對面。）McDougall教授的房子也找到兩個學生住了，所以我們也沒花錢，我就送了他太太一個金鑲翡翠的戒指，他喜歡得不得了。他說我們這些窮教授若不是人家送這個，我們一輩子也買不起。其實我們也買不起，那是元任的母親我婆婆的遺物，所以我們也不知價就是了。
　　打算搬家了，這些東西又得裝箱，除了原有的東西以外，元任還給存在綺色佳的鋼琴等等運來（從視窗吊進來），又買了一個舊飯桌，幾把椅子、書架、床、藏冰的冰箱（那時還沒電氣冰箱呢）一大些舊傢俱，一共花了一百多元就樣樣都有了。想到那時的生活真便宜，每星期的吃食只十幾元就過得快活得很了。（現在我們兩個人只吃食連請客，就得四百元一個月。）
　　這個房子雖然是黑人的房東，可是也好得很，除了打掃我們的前後門外，有時還給我們的廚房也洗洗，我們吃剩下來的東西給他們，他們就高興得不得了（黑人和猶太人特別愛吃），可是元任交代我可別學他們說的英文，因為他們有一種特別聲音和帶階級性的文法，而我雖然對語言也不專心也無興趣，可是到了一個生地方學話非常地快，不管到何處，兩三天就可以說本地話，但是只那一點的淺近話，總不深研，也無心想再深研下去，所以在美國三十多年，還是說不全，只可以說得很熱哄就是了。記得孟真在美時，聽見我和美國人說話，說得那麼流利的那麼錯，他說趙太太真膽大，我回他，我哪樣事不膽大？（敢在《傳記文學》上寫文章也是膽大。）世界上事若不膽大去做，哪能成功呢？只要不妄為就是了，並且說話也只要他們能懂就好了，我是這樣說不通的話，就改一樣說法，說到他們懂為止，也不苛求文法上的時間還是現在、過去、還是將來，隨便說一陣只要辭達而已矣。並且外國人在中國幾十年的還不會說一句中國話呢。孟真也只得笑笑說趙太太總是強詞奪理地辯，但是元任從不以我的話為恥，常在學術演講時拿來舉例玩。所以元任以後在一九六八年出的《中國話的文法》前面說：「致獻給我太太，因為她一不留神就說出些中國話的文法的絕好的例子。」可是他自己則不然，一字一句都不能有錯的。不但是英文，對任何語言都是如此。我就偏偏總不對，他也無法改正我，有時追著改我，我就發急大吵起來，只得作罷。所以他批評我不但外國話沒有說全的，連中國各種方言也無一處說完全的，我總回他，不要緊，我又不是方言家。所以很多人非常希奇為何趙先生改不了趙太太的說話，就是這些道理，我覺得我說的話才是代表全國的國語呢。
　　我雖然中國方言說得不全，但是也喜歡試試這個試試那個。有一陣子我和元任定了每一個禮拜說一種不同的方言，南京話北京話湖北話等等。最古怪的是我以前在上海中西念了那些日子書，從來不說一句上海話，跟同學們還是說我的帶安徽底子的南方官話。但是這次元任對我說上海話，不知不覺地我的上海話很順地就說來了，因為那些年早就聽了潛伏在裡頭了。
　　說了一大些傍枝，再來歸到正傳吧。在劍橋的家是住定了，兩個人各行自己的事，元任當然是很忙的，上文說過他是一個能學多少就學多少的人，我呢做點什麼呢？元任說你來譯點書。有一個山格夫人（
Margaret Sanger），她是專研究生產限制的，她寫了一本What
Every Woman Should Know，我譯叫《女子應有的知識》，我有好多英文字不認識就問元任，元任說你去查字典以後就記得了。我不肯，我說要我花那麼多時間我就不做，擺著一個活字典在這兒一問就是了。我就給生字寫下來，等他回來一問就完了。（因此也是我英文總學不好的一個理由，和外國人說話時也是如此，一直到現在還是回頭一問就是了，可是問完也就忘了。）有一天翻譯到一個婦女一生大約有兩千個卵（ova）我就譯成有多少雞蛋（我查字典ovum，ova是
eggs）。元任看見簡直笑瘋了，以後常常開我的這個玩笑－－一個女人有兩千個雞蛋。這本小冊子，是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我還有一個忙的事，就是帶了那些零碎的繡貨，常有人來問要買這個那個的，我們嫌煩了。霍金太太出了個主意叫交給哈佛合作社去賣，他們給地下室擺了一個大桌子特別賣，可是有些我須做成一個東西，耶誕節前又要元任自己每天去半天解說給他們聽，一個月下來倒是賣了三千多元，剩下來的三分之一我也不高興做了，元任也不高興賣了，留了些給合作社賣，又給了一個專門做這種生意的人去賣，不賺錢，可是省多少事。在那時中國學生中李濟之、勞干、陳岱蓀、葉企孫、蕭蘧、張歆海、錢端升、李旭初等人常和我們往來，濟之來的最多，胡正詳差不多就是我們一家人一樣。每星期六下午我去中國城買菜，他總在地道車入口等我拿了東西一道回家煮了吃。有時他從實驗室裡帶個兔子回來醃了，下次來吃。
　　到年假了，以上常來的朋友們都來我們家過年。到了兩學期當間有兩個星期停課，倘若你的學生考完了，你就可以走開幾天。我們不是有很多錢了嗎，（也不過三四千元現的。）元任就提議在生小孩以前到紐約去玩一趟，帶到哥倫比亞做片子公司去看看灌音好不好？若有不對的也可以有機會再灌一下。我生平只要有人提議玩無有不贊成的。正月十六日我們就坐火車到紐約，董時給我們找了一個旅館靠近哥倫比亞大學，因為那時沒有私人汽車，住的地方總要靠地道車近，往來才方便。並且也靠近董時住處，他每天下了課總來加入我們吃玩。（美國各大學放兩學期間的假，前後不同的，有的相差一星期，有的四季制，學校根本就不放假，或只一個星期。）
　　玩了一大陣，元任從前的男女朋友看見了不少，尤其他的女朋友對我特別慇勤，我聽有兩個人低聲談，原來Y．R．（元任）要這樣的太太啊！因為那些女朋友從前都有過可能的意思的。我想元任也不是對人不賞識，只是對自己的求學心太重了，所以錯過好些機會，回國後就陰錯陽差地遇見我了，元任！是不是？①在紐約玩了八天，可是這中間元任病了兩天睡在旅館裡，我們就和查時人聊天，查也是元任的好朋友之一，他那時還沒結婚，談到他對一個女朋友失戀的情形，我就用京腔唱了一聲「大丈夫何患無妻！」以後他對我也是很好的朋友（元任的朋友對我都非常的好）。並且以後他娶的太太也是我中西女塾的同學王瑞嫻，是鋼琴專家，詳細下文再說。因元任一病的緣故，我們就趕快回劍橋了。又是一天一天地過下去，元任發現有兩張片子灌得不好，還要到紐約去一趟，我本想再一同去，醫生說我，你自己是醫生，還不知道嗎？再跑小孩就要生在自由神裡面了。因為我上一次到紐約在自由神殿內爬了多少檔樓梯，累得不得了。我想想也是的，停止到紐約的念頭，好在元任只一兩天就回來了，元任不放心，還叫胡正詳每晚來我家住，陪了我兩天。大肚子出去的衣服都成問題。四十多年前美國賣大肚子的衣服並不是到處都有，我就給帶出去的綢被面做了一些衣裙，胡正詳覺得太可惜，我說以後還可以改做別的東西用呢。吃東西也是古哩古怪地亂想吃，忽然要吃豌豆畝，元任就到花房去買了些甜豌豆的秧子，又少又貴。美國人是栽了看花的，我就饞不擇食，就拿來炒了當菜吃了。
　　①不見得吧！不是陰錯陽差，是音韻學裡所謂「陰陽對轉」。－－元任。
　　一九二二年春天學期開學前，哲學系主任吳梓（J．H．Woods）和還有幾個別的教授就跟元任談，你國內無錢來，一定還是要教書才可以維持妻子和小孩的生活（他們不知我們中國人容易維持的多了）。元任說須有最容易的課他才教，因為可以不佔他學的時間，因此吳梓就想出教中文的事來（就是以後哈佛燕京的開端）。以前十九世紀雖然有個戈坤華教過三年，可是後來又中斷了。就是元任起頭也只開一門課，還不成系，只三個學生，其餘都是教授們旁聽，哲學系主任自己就是一個長期的聽講生，帶楊聯升出國的賈天納（C．S．Gardner）就是正式的學生之一。當然元任的教法不像中國人教中文的辦法，他一切都照語言學的方法來打基礎，再用羅馬字的拼音來正他們的音，不過在那時他們還是注重文言和讀中國古書，多數是預備以後到中國來研究中國文化的。定元任的薪水三千五百元一年，在我們就覺得闊得很了（因為我們一個月只用一百八十多元）。名目是講師，在那時的哈佛已經是薪水不少了。元任回來後覺得片子事完了，學校事也定了，一面教點書，一面還可以有很多功夫自己上課，高興得不得了，又出主意了，算定我還有兩個星期要生小孩了，以後家裡就是三口之家了，我們現在快去照一個兩個人的小照。我說這個大肚子照出來好看嗎？元任說到照相館去照，叫他們給肚子影起來好了。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號晚，我就覺得不想吃，元任慌了，打電話給胡正詳，他不在家，給醫生，醫生問我陣痛緊不緊，我回還沒陣痛呢。（所謂陣痛就是快生產了痛得一陣一陣，有一定的長短時間，並且痛得越來越密，陣痛就是子宮的擴張和收縮現象。）他說那不要緊，等他來看了再入醫院，不會太快的。他來看過說還有半天才會生，並且我是頭生，不會太快的。我回他我也許生的快，因為我一天到晚的運動不停，但是元任還是提議早入醫院為妥。如是就坐醫生自己的汽車到劍橋市立醫院，一直就入手術室。（在美國生產都是在手術室內生產後，再用睡床推到病室去休息，在當年住一星期，現在的規矩無特別異常的情狀，只兩三天就讓出院了。中國的老規矩，產婦也是三天就下床，並請客所謂湯餅會，可是他們不管產婦有沒有病，總是照規矩做，所以往往產後帶出一大些病來。因為產婦早動作，可以幫助於富快收縮復原，可是太多動了往往也會大出血的。）我入了手術室，醫生檢查過後說還有兩三小時再生，他就到別處忙去了。他一走我就覺得陣痛起來了，越來越緊，幸元任在邊（因我不大懂英文的緣故特別請求的，一般的手術室是不准普通人和家屬在內，最近兩個月前美國通過生產時又許丈夫在邊上了。）急叫看護來，看護一看小孩頭已出來一半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給我上全身麻醉，我雖反對無力無法辯，後來聽元任說醫生半小時後才來，已無陣痛了，用鉗子給小孩拿出來了，可是我大出血，危險得很，而小孩更危險，第三天也出血不止，是一種嬰孩血液不凝症，只得用元任的血注射了兩次進去（每次十五西西）才停。所以這個孩子生後還得了父親很多的血。我回到病室一醒就看見床頭一大瓶蝴蝶花，這花英文叫Iris，樣子像蘭花，因為我小時候叫蘭仙，那麼小孩就叫如蘭，英文就叫Iris了。並且我的朋友林貫虹的「虹」字與虹彩的
Iris字相合，所以一半也是由紀念她取的名字。如蘭一小多半是他父親帶大的，而她的女兒卞昭波也多半是外祖父帶大的。
　　寫到醫院情形，我就要罵美國事事須照章而做，毫無從權和相機行事的辦法。我在日本學醫，遇到普通的產婦，醫院中看護多數能接生的，當然比中國的產婆有知識，而留院的總有醫生在，隨時可叫來，遇著意外，不須等本來的醫生就可以代做了，可以免除好多危險，但是美國當日的看護我覺得比日本的資格經驗差多了，什麼事不會臨時就便地做，都須樣樣接板地來。記得在北京的協和醫院亦然，事事照美國辦法。有一次大約民十五、六年時，學生請願被衛兵傷了大腿，抬到協和等辦入院手續，因流血太多而死，那個學生好像是清華姓崔的，清華的人大約還記得這回事吧。我雖在美國多年，可是對美醫總有點不敬的看法。
　　小孩出世了，因遇險的緣故，我留醫院兩星期才出院，可是元任在家真忙得不得了，買小床、買推小孩車（其實幾個月後才用得著），買了一個大櫃子式的留聲機（那時還沒有電視，無線電收音機也很少。）一個人搬不上樓就放在樓梯口等房東來幫忙。每天下午還要去看我，雖然住頭等病房，可是我不喜歡吃太久的美國飯，他還要燉雞給我。到了兩星期後就叫了一個救護車給我，小孩和他自己坐回家，抬我上樓，可是我一上樓家裡的東西攤得到處皆是，腳都放不下去了。回房內鍋碗和叫送來的菜等等也堆了一地都是的，我想理理，元任又不肯，說讓他去好了，可是到晚上胡正洋來了，給一切理清，雞湯也煮上。說到做菜真是沒人相信，我那時連飯都不會煮，在日本時雖然不喜歡吃日本飯，由自己來做點，可是自吃無人挑剔，有時就去吃點所謂西洋料理。現在元任要麼吃美國飯，而中國飯他一定要吃江蘇口味的，甜得很，我是喜歡吃醃臘鹹，兩人口味完全不合，只得多做幾樣。所以在美國最初四年都是元任煮飯和白水煮白菜，頂多只會加點鹽跟豬油，冷的放在一塊煮，因為他只會吃不會煮，這時胡正詳常來教我做些無錫常州菜，我就和元任定了他管小孩，歸我做飯，因為我做醫生時從來不管洗弄小孩的，那些都是看護做。就是在日本實習時亦然，現在家裡多出了這一大些事出來了，喂、換、洗，一天到晚不知多少次，那時也沒有像現在的尿布的取換服務處，只得自己做。幸虧胡來幫忙，雖然這樣忙累，可是過得非常快樂，因為一切與外面無關，只自己關起門來過，一年只四五次大的應酬，多數用有小孩的緣故來推辭。我們有時打牌，誰做莊就誰抱著如蘭，董時要如蘭叫他乾爹。王瑞嫻說你叫我什麼呢？我們說叫乾媽好了，這一叫居然叫成了！我們兩人定了無論如何四年才回國，雖然各處來信叫元任回國，我們總回等等再說。每年一次中國學生會的時候，我們總去加入，如蘭就由他們大家輪流地抱，其中李濟之和錢端升兩個人抱得最多。有一次他們把小孩抱去了，我們兩人就和大家賽船，我們的第一到目的地，大家叫因為我們兩個人同心的緣故，所以比別人賽的快。
　　如蘭八個月就會站和扶著走路，我們就給她放在一個小孩玩的四方欄杆裡，她就帶著欄杆到處撞。元任彈琴時總是給她連小床放在鋼琴旁邊，元任一面彈她就一面哼一面搖。有一次她忽然不搖了，停在那兒臉都漲的通紅，元任說別動，等他給這一段彈完了再來弄！等到元任彈完了再看那一床的，小孩子一身的，又糊得一手的，滿屋子空氣裡的……，我看見了又好氣又好笑，我說元任為什麼不早叫我，他說一個孩子的音樂教育要早打好基礎，不可以把整段的樂曲隨便中斷的，並且說好了孩子的雜事是歸他管的麼。我說這樣一來不是我的事更多了嗎？洗人、洗被單褥子等等，忙了大半天，諸如此類的事常有，我們到現在還常拿它來當笑談，這都是讀書人帶小孩的現象。
　　到一九二三年哲學系主任又出主意要給元任向一個基金會請長期款，要正式成立一系，元任雖然想待下去，可是我們家裡又出了事了。一個不小心，第二個孩子又快來了。（說到「不小心」，早知道孩子那麼好看，也不避孕了。其實用藥用罩子等等，是沒有百分之百靠得住的，現在雖用吃藥的方法，也還在試驗時期，又須研究副作用，可是在美國有的州規定一家已有了四個以上孩子，若是要避孕的話，男人就可以由醫生手術結紮輸精管，又無大礙，又可以幾乎完全靠得住。）我覺得我到美國後又沒學，只生孩子做老媽子事，頗不值得，還是早點回國好，等到中文系一正式化，就不好意思說走就走了。元任也跟他們再三商量，他們說不管如何，先用你的名字去請款好了，成功再說，哪知一請就成功，給了好幾年的講座和很高的初級教授薪金，每四年可以給連家屬的川資回國一趟，由一九二三年九月起。無任雖然當時接受了，可是有言在先說第二年也許回國的，那時候因清華要改大學制，另立研究院，擬請幾位大教授。張彭春屢次來信說元任已被提名在內，同時東南大學郭秉文先生也早來信請。（雖答應過他們去教書，後因他們正鬧校長風潮，楊杏佛有意要元任去長校，元任不敢去了，前文已提過。）五月十四日第二女孩新那又出世了。上文說好看，可是一生下來頭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後來真是越長越美。（以後真是轟動了劍橋三百多中國學生。）現在元任既帶了大的，第二的只好由我帶了。到了第二個我們對帶小孩和家事的習慣也熟了一點，那時候還沒有現在所謂「坐看孩子」的制度。有一天鄰居的一個七歲的女孩兒走來問要不要人看孩子？說她特別喜歡看「哭孩子」，從此她就天天下午來推著如蘭出去玩一兩小時，這樣子使我有點清閒。可是我總覺得我都是做了些不關緊要的事，美國一些太太們的應酬並不是我不懂英文的緣故對我無興趣，根本老是那一套我就沒興趣。（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很少到，這也是我不學開車理由之一，不然得天天忙著開車接送人，）再加我生母來信，從我走後生父去世，她很想見見我們，所以我同元任說還是回國吧。元任和主任談，他必須提議找一個哈佛畢業的人來代替，他認識陳寅恪，元任寫信給寅恪，他回信才妙呢。他說對美國一無所戀，只想吃波士頓醉香樓的龍蝦，這當然是不要來地開玩笑的說法了。其時胡先驌正在哈佛，對元任說，梅光迪因離婚的緣故想出來，可否推薦，元任雖知他們是學衡派反對白話的，但元任為人向不以門戶之見來埋沒人才的，所以一口答應薦他。他一來了，當然注重地內容跟方法都近乎舊時地咬文嚼字的風氣，不是從語言方面入手了。後來哈佛燕京學社成立，一年一年的人才、設備漸漸地豐富起來，元任在戰時軍訓科中又給中國語言的教學打了些強心針，似後哈佛的中文才漸漸地有文白古今新舊並重的局面。比方那個小如蘭，她的專科一直到碩士都是西樂，博士論文才是宋代音樂史料，後來在遠東系教的有二十年的口語，在音樂系教的是關於中國音樂學，也是代表近年遠東研究傾向於各方面平均發展的一斑。不過這是後話。我再接著說那年回清華的事情。
　　一九二四年正月張彭春又來信清華決定辦研究院擬聘請四大教授，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和陳寅恪，一定要元任答應，我說無怪你不答應，我得答應了。（因此傳出去，以後好多事人家都來和我商量，例如以後朱騮先先生要元任去長中央大學，初元任不答應，第二、三次就來電報給我，可是這次我也沒答應。）元任說雖然答應清華但還須到歐洲一年，一面遊歷，一面他還要和有些人談談，並且說我出來三年一點沒休息沒玩到，到歐後一定把小孩托人照應，我們自己自由一下。從三月起我就把些傢俱等，慢慢地賣給人家，霍金夫婦聽見了大不以為然，我們就解說給他聽的種種理由，他們也無辦法。（不過一直到現在霍先生每次見到我們，還是怪我不鼓勵元任回到哲學系去，每見必說：「步偉，你知不知道元任是我所知道的人當中哲學最有希望的？」我就回他只怪元任知道的東西太多，興趣太廣了，所以往往就各面亂跑不回家了。他就大笑打打我。他今年九十三歲了，還康健得很，並且書出得很多，是元任考博士論文的主席。他太太幾年前死了，他們兩個人真是中國人的好朋友，誠誠實實地對人，不像一般外國人花言巧語的。我寫食譜就是他太大再三要我寫的，所以以後書出來，前面有註明是致獻給他太太的。）
　　如此混了三年。元任得著的不少，我呢，得兩個可愛的小孩和不少的美國朋友。我們五月底離開劍橋，先到紐約待一下看看山格夫人，研究一下生產限制的事，我是打算回國後專做一下這類的事，預備好幫助貧窮的人。
　　這次離美國大女如蘭才兩歲多，二女新那才幾個月，還不會說話，她會說話時是在法國人家起頭的，所以她的第一的語言是法國話，一直回到清華後才漸漸的說中國話。
第一次歐洲遊記
　　元任，我想我再寫下去豈不是給這些好玩的事情都寫了，將來你寫自傳的時候寫些什麼呢？元任說不要緊，這些事最好你接著寫，因為你比我記得清楚些，我將來另有我的事寫。我說那麼我就接著再寫些吧①。
　　①那麼我就寫不太好玩的事了。－－元任。
　　我們坐的是一個只有一等的船，叫S．S．Orbita。非常平穩，可是過大西洋須十天，新那那時還須尿布，又還不會說話，我們就帶了一大些舊被單襯衣等等用了就丟到海裡。有時還有看護來帶小孩去玩。這次我可不太暈了，可是我還是不大願意到飯廳去，因為中午晚上都須換衣服，麻煩極了，所以每天我只去一餐或兩餐，其餘或在甲板上或在房間內吃。
　　一到了英國SouthamPton碼頭，我忽然得著一個感覺，好像回到本國了，因為亂哄哄的情形和上海碼頭那些地方一樣。查關更可笑，旁邊一個外國人對我們說須給點錢，不然給你的慢下來等，我問多少，他說一鎊錢，可惜我們身上沒有一鎊的，只得給了一個五塊錢的票子，他們高興極了（並不要偷偷地給，就大明大白地給他們），挑了查一大些人的就給我們先查看，潦潦草草地一下就完了。從碼頭到火車站更像我國的情形了，連推的手推車都是一樣的形狀，人也是亂抓地那麼問來問去的。我問元任為什麼英國這樣和中國滬寧鐵路上的派頭一樣，他回我滬寧鐵路是英國人造的，所以一切東西和形式都仿英國辦，所以會差不多，我才恍然大悟。但是我還希奇為什麼人也訓練得一樣，元任說大約都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管理的緣故。
　　我們到了倫敦，不巧正遇到近郊 Wembley博覽會的緣故，什麼旅館都找不到（當然最闊的我們也不能住），元任的脾氣又是不喜歡驚動官府的，並且他說由他們找的地方我們一定不合意，反倒麻煩。我們就給東西暫存車站，叫了一個計程汽車（好在便易得很）東找西問地找到一個半旅館半住家性質的地方，論星期計算就暫住下來。可是最不便的就是廁所和洗澡房須到三層樓下經過房東的飯廳，小孩洗澡睡覺時又正是他們晚飯的時穎娌槐愕保}墒俏銥吹揭淮笮┬⒐睦舷骯吆猛嫻煤埽桓魴瞧諳呂矗塹淖郎俠鮮悄且豢榕Ｈ猓眉槍喂峭返納裊耍y故悄悶鴇V永創蠹揖淳疲t信骺投際譴┬磐砝穹_兄魅說囊路渥傭計屏嘶勾┬牛兆司褪淺と棺油系沒├不├駁叵歟}杉⒐囊話憔衫窠塘恕＃ㄎ潘檔詼p握膠蠖幾牧耍諉攔齖克叫掠⒙滓彩親釷鼐衫窠痰模恢鋇較衷諢貢缺鶚∈鼐曬婢亍＃┤頤怯辛礁魴『ⅲs比徽庵腫》u槐愕保|屯蟹慷錹錹伊艘桓隹蔥『⒌睦矗頤強梢猿鋈フ藝曳孔雍塗純慈耍裰t伊艘桓雒攔E釓汜死矗膊換崢蔥『ⅲ蛔詵勘嚦醋哦眩礁魴〉撓值攪艘桓魴碌胤階勻徊輝敢獾煤埽v頤橇礁鋈伺T梅淺＠選Ｓ腥慫搗u玫悖拷暈頤薔痛蛩閬鵲椒uFピ偎擔s峭蛞徊緩迷趺窗炷兀塘亢沒故竊g蝸鵲椒uFヒ惶宋屎昧嗽偎擔p⑶倚履腔共換崴禱埃繢繼雲貌壞昧耍}殖鑫Ｏ眨虼宋沂薔圓荒芾肟j塹摹Ｋ緣詼煸g蔚椒uFチ耍x迷諞凰淂簦~賜t淺１愕保測g我壞椒u僰裁壞絞構萑ィ|痛蛄艘桓齙緇拔視忻揮諧：橢洩F送}吹牡胤劍薔徒檣芰艘桓鮒蟹ㄇ咨頻幕兀測g穩ノ飾剩w苷飧齙鬧魅嗡鄧腦濫窶me．Bouillol可以看待小孩，不過離巴黎大約有七十英里的鄉下，地方很好，而法國旅館也很好找，他們知道我們從美國來的，就給介紹到一個懂英文的地方去住。如是元任三天就趕回英國，給我們一同帶到法國去，但是英國這個房東須要一個月的房錢，我們也照給了，還留了一個箱子在他們家，說一兩個星期後再回來住。英國到法國倒是真便當，法國查關什麼的都簡單，街車汽車更比英國便宜，我們到了旅館拿地圖一看，真是中心得不得了，也不貴，兩間房間大約只二十美金一星期，那時法郎比現在大，洗澡廁所本樓就有（在歐洲不比在美國，澡房廁所不是每間房子或每層樓都私有的，多數是大家公用。）。第二天帶了一個老太婆來，看過去真是一個鄉下老太婆，說好了每月連吃帶往大約七十美元一個月，衣服我們另買，其餘都在內，可是我想讓這個老太婆在旅館待幾天讓兩個孩子熟了再去，而這個老太婆也高興極了，因為她很少到巴黎的，現在住旅館吃館子，她真是鄉里親家母進城了。五天下來小孩子們也熟了，我們就一同送她們到鄉下去，地方叫三多瓣，所以小的叫她叫「媽媽三多瓣」（Maman
de St．Aubin）。我們到了看看房子雖不太好，可是環境不壞。左鄰右居的人都誠實得很，我們覺得完全不是到了外國似的，很像中國鄉下一樣，如蘭一到就趕他們的雞玩，我們看看很高興，第二天我們就回巴黎了。臨走對如蘭說好好在這兒，我們過幾天來看你們，因為我們在美國時常出去應酬和到遠一點地方去玩，也總是給他們托人看管的，變成習慣，所以她們也不為怪了。並且如蘭看見有妹妹在一道好點，臨走她們還招手說再見。照元任的意思就回英國，我不肯，我想過幾天再去看她們一次，好不好再走就放心了。所以在巴黎待了一個多月，沒很玩，只到鄉下去兩次，本打算就回英國，而在德國的很多朋友們要我們先到德國去。那時在德國的中國人真是人才濟濟，下文再一一說出。我們先經過比國住了兩天，各處玩玩，覺得和法國沒有多大分別，火車只三個鐘頭就給一個國穿過了，可是邊界上煤炭堆積如山，我奇怪得很，比國怎麼煤礦這樣多，記得從前沒聽說過，我是有奇必問的，就問同車的人理由，他們告訴我們那是德國賠款運來的。我說那德國自己不是沒有了嗎？就在邊界上看著多恨啊。第一我對德國人總有點好感，第二我向來不喜歡人報人的仇恨事，顯而易見的小氣，那正是停戰後的第六年，各處戰跡都還是遍地的（不過比以後第二次大戰後還好得多）。從比國到德國本想買二等車位，因是夜車，睡鋪也買不到，那時年輕，想坐一夜有什麼要緊呢？走進車裡不是一個人一個人的坐位，或兩個人一排，是一個房間兩條對面的長靠椅，本定坐六個人，可是來了八個人，我說滿了，他們也不過笑笑不睬，還是坐下來，結果又加入了一個，坐到第九個不能再加了為止，所以人靠人的大家親熱得不得了。那時我的德文倒是還可以說一兩句出來，因為我以前打算到德國學醫去的，以後在日本時醫書的參考書也是用德文，我們坐在車廂裡這一夜非常好玩，有說有笑的。我國那時雖然加入過第一次大戰，德國人也知道我們不過是被動而已，所以對中國人並不仇恨。到了半夜大家都困得不得了，就你靠我，我靠你地打盹，也不分什麼男女地退讓。快到天亮了，大家都說餓了，希望有點三名治什麼的吃吃，有一個男人說望上帝賜給我們，我看他們說得好玩，一想我們帶的有餅乾有熱水壺，打算我們自己夜間吃的（在法國離開時就有人告訴過我們一路沒有吃的東西，晚上更沒有，不像我國火車上，所以我們就帶了一點），到了車上一看人這樣多，不好意思拿出來，現在一聽人家這麼希望，何不拿出來大家快樂一下呢。如是我就應口說這兒有神在，你們快來接受賞賜，我就拿出分配了吃。他們一看說不出來的高興（實在並不是在乎那點吃的就是湊巧而已），又看見有熱水，就異口同聲地說你們自己多吃多喝一點，存下的再大家分。其實我們也不在乎那一點，就大家同樂好了。全房的人有吃有笑又有唱的聲音，管車人莫名其妙地走來問，大家告訴這個經過，我們有神保佑，他也好笑得很，別人經過門口問管車的，怎麼這個房間裡有神了！管車的就照樣告訴他們一遍，所以一直到早上車快到了，這節車上還是拿這個笑話說來說去的。到了柏林，東西查得緊得很，有一個人帶了一盒香煙，他們要上大稅，這個人說我不要了，稅關人說我已經填了稅單了，就是你不要，也要上過稅後才能不要，那人無法只得照辦。（英國關稅極松，就是美國也有多少是給你免稅的，在那範圍以外才照上稅，一個國家總應有一點給人帶點免稅的東西送送人什麼的，人家就不想偷逃稅了，若是叫明一點不免稅，我想要偷逃的更多，這種都是不近情理的辦法，只於人有害無益的。）查關對我們沒有一點麻煩，因為我們根本只帶一點隨身用的東西，他們看護照上照相就問本是四個人。那兩個可愛的孩子為什麼沒帶來，在哪兒？我們回他旅行不便，留在法國了，他們對我們做個鬼臉就算了。
　　一到我的同學馮啟亞（元任姨娘）就給我們定好了一個很好的兩間房子，她和一位張小組到車站來接了就直接到房子裡去。第一天就有一大些中國在德的留學生來看我們，也是現在很多的名人在內，我們多數是聞名沒有見過面的，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費留學生，大戰後因德國馬克正低，這些書獃子就轉到德國去，大買德國的各種書籍，有的終日連飯都不好好地吃，只想買書，傅斯年大約是其中的第一個。大家見面後越談越高興，有時間到中國飯館去吃飯，看見有中國學生總是各付各的聚攏一道來吃。有時他們到我們住的地方來談到半夜兩三點鐘才回去。那時還有一個風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勵離婚，幾個人無事幹幫這個離婚，幫那個離婚，首當其衝的是陳翰笙和他太太顧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張幼儀，張其時還正有孕呢。朱騮先夫婦已離開德國，以後在巴黎見到的。這些做鼓勵人的說法，我一到就有所聞，並且還有一個很好玩的批評，說陳寅恪和傅斯年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是最乾淨的。有一天羅志希來說有人看見趙元任和他的母親在街上走，我就回他你不要來挑撥，我的歲數，人人知道的。（志希！你還記得嗎？我想你回想到那時真是你們的黃金時代。）俞大維最難見到，因為他是日當夜，夜當日地過，你非半夜去找他是看不見他的，寅恪和孟真來得最多。（寅恪因其父陳三立先生與我祖父交情很深，他小時和哥哥還是弟弟也住過我們家一些時，並且他也是被約到清華研究院之一，以後在清華和我們同住同吃一年多，一直到他結婚後才搬齊。）孟真和元任最談得來，他走後元任總和我說此人不但學問廣博，而辦事才幹和見解也深切得很，將來必有大用，所以以後凡有機會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總推薦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變遷，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則亡矣。有一天大家想請我們喫茶點，但定的下午三點，我們剛吃完午飯，以為到那兒（是孟真的房東家）照例地一點點心和茶，豈知到了那兒一看，除點心外，滿桌的冷腸子肉等等一大些，我們雖喜歡，沒有能多吃，看他們大家狼吞虎嚥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說德國喫茶真講究，這一大些東西，在美國喫茶只一點糕什麼連三名治都很少的（美西部比東部東西多）。孟真不憤地回我：趙太太！你知道這都是我們給中飯省下湊起來地請你們，你們不大吃所以我們大家現在才來吃午飯。他們這一班人在德國有點錢都買了書了，有時常常地吃兩個小乾麵包就算一頓飯，聞說俞大維夜裡才起來也是為減省日裡的開銷，不知確不確？但是有一天他和陳寅恪兩個人（他們兩個人是表弟兄）要請我們看一次德國的歌劇。戲名叫
Freischutz是
Weber作曲的。他們兩個人給我們兩個人送到戲園門口就要走，我問你們不看嗎？我心裡想他們為什麼對我們這樣輕看，大維笑笑，寅恪就說我們兩個人只有這點錢，不夠再買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幾天吃乾麵包，我們心裡又感激又難受，若是我們說買票請他們又覺得我們太小氣，不領他們這個情，所以只得我們自己進去看了。大維！不知你還記得這一回事嗎？我們在德國一共待了四十天，可是會見的朋友們真不少，除以上提過的幾個人以外還有童冠賢、毛子水、何思源、張幼儀等等。地方也玩得不少，在德國最便當的就是每一個人身上有一本小極了的小字典，英德、德法等等都有，我有時說不出就給字典翻出來指給他們看就行了。還有德國的博物館裡面東西雖然沒有英國的多，可是陳列的整齊極了，都得當得很，不像英國重重複復地像堆棧一樣。我們在柏林又去找了好多醫生調查生產限制的方法，他們多數是用鋁做的套子，大小尺寸不同須經過醫生的配比方可，醫生告訴我們說好多人每次都須醫生來給套上子宮口，因為一斜就沒用了，我想在中國鄉下怎麼行呢？再問他還有沒有其次的簡單方法，他們說可以用海綿蘸了甘油（glycerine）放入膣內也可以，不過不能百分之百靠得住。不過一直到現在還是以手術最靠得住，並且不是藥不靈，而是一班人不當心的緣故，上文已略提過一點了。我們臨走的第一天晚上志希來了，問我們手邊錢多不多？我說不多可是夠用了。他說可不可以借幾十元出來，因為他們大家欠張幼儀的家用，應到期的錢還沒到，暫挪我們一點，因為那時在柏林的人都是大家實行小「共產」。我說我們只夠用到回法國大約錢就會匯來了。（因為我們錢存在美國，每月用多少由美國匯到在法國的美國旅行社取現美金。若是在美國就便當得很，只要一張支票和你自己的任何證件都可取現錢用，現在還有有些公司和銀行給你一張信用票子，你可到任何地方欠帳，可是在歐洲不行，因為多少人沒有信用，所以一班人也不信用你。而那時候歐洲各國的金融都不穩定，不能多換本地錢用，所以用一個換一個。）我給經過瑞士待一星期回到法國要用的錢算下來還多四五十元，就借了四十元給志希拿去了。（志希你還沒還我們呢吧？）
　　我們到了瑞士京城Berne住的旅館就靠近橋，而站在橋上可以看見對面一排雪山，真是山水風景活像一幅好山水畫一樣。元任說要我來做瑞士的公使我也干！（以後我們回國後到了黃山那個風景也不差似他們的，只有過而無不及。在屯溪旅館看對面山和瑞士京城橋上看山水一樣。那次是梅月涵一道去的，元任又對我們說中國亦有這麼好的風景，那瑞士的公使我就不想做了。）第二天我們坐有齒輪的電車到幼女嶺（Jungfrau
Joch），有冰宮內中傢俱鋼琴等都是用冰雕成的，經過冰宮出去就到山頂，那天的天氣非常好，可是在山頂看天就像壓下來似的，很多人拿了手杖爬山，我們一隊人沒去，晚上回到旅館。第二天又看了一劇莫札特的《幻笛》（Mozatr，Die
Zauberflote），看完了戲算算手裡的錢不夠了，因為有些地方用錢會出意料之外的，所以我們只在了五天就又回巴黎了。
　　回到巴黎後第一件事是到美國旅行社去取錢，沒料到錢還未到，而身上只存了不到五元了。怎麼辦呢？我想鐵箱中還有三百元的金洋錢可以拿出來換了用，但是他們的規矩須先付了存箱子的錢才給箱子送到你住的地方去，方能開箱子，而又不准人先到存箱子房間去（歐洲各處沒有美國信用人，也難怪，那時第一次戰後各國各種樣的人都有）。我們想想惟一知道的朋友是張奚若住的地方，我們搭了一個街車又走了五條街才到，不料他住在四層樓上，歐洲的四樓就是五層．因為他們第一層不算樓，好容易找到了，奚若開開門來，有一位年青太太或小姐似的坐在裡面。奚若的外衣還沒脫掉，我們一進門他就趕快地介紹給我們說這個可以說是張太太吧。我們說恭喜恭喜，幾時結婚的？奚若說前天到愛丁堡去結了婚才回來，你們若是早兩點鐘來，我們還沒有回來呢。張太太一聲不響，可是並不是害羞，抽身走到睡房去了，拿出一隻金簪子往桌上一扔說這個夠不夠？我們兩個人莫名其妙，心想我們借錢的事還沒開口他們怎麼已經知道了，還問夠不夠？幸虧還未說出「夠了」，奚若很難為情地樣子說讓我問問元任看，他們若是有，我們暫挪幾天，我有一筆帳來了就可以還。我們才知道他們也是錢荒，我就很快地說我們也是來問你們借錢的。我就給各種理由說給他們聽，免得他們誤會我們是推委。我又說你們若是遲幾天我們就可以借點給你們了。四個人大笑起來，我又說金子東西賣不出錢來，若有翡翠什麼的也許好點，我們以前在美國試過的。張太太又進睡房翻了一陣，拿個一個一寸半長的翠印出來，說這個行不行，我們大家說去試試看吧。到了
Rue de Rivoli一家買賣古董店，賣了四百法郎（約合二十美金，其實值五十美金不止）！無法只得賣了救急，奚若說我們請你們吃喜酒吧！我們說大家無錢就去吃一頓晚飯好了，奚若說自然是晚飯，難到還有酒席嗎！我們就到一個保定飯館三個半法郎一個人，每人一小碟不同的菜，儘夠送兩小碗飯的，以後還存了一點湯，奚若說再來一碗飯吧，又吃了。（以後我們大家在北平每吃飯剩下湯來我總問奚若要不要再來一碗飯？他總笑笑說現在不要了，也許日後還有這種日子都難說。張太太娘家也姓楊，所以我們兩家以後的孩子們都彼此叫阿姨的。）飯後我們又提議你們請我們吃飯，我們也該有一點慶賀，就提議去看電影，那天最好的是Douglas
Fairbanks的Thief
of Bagdad，票價非常貴，因為我們身上錢不夠，問他們要不要遲兩三天等我們錢來了再看，他們提議就是今天好了，你們身上有多少錢夠買哪一等就買哪一等，（我們當年的朋友們都是不客氣講實在的，不像現在的人口頭雖然客氣而又在乎面子往往使人發急。）我們兩個人口袋裡只夠買最便宜第七層的票，所謂「黑人天堂」，可是看得並不壞。奚若就告訴我們劉半農和金岳霖的住址，並且說大家都窮得要命，你們預備點錢借，我們說不要緊，錢大約不出三五天可以到，並且現在知道賣東西的地方了，救急還可以賣東西呢，明天設法給箱子內金洋先取出來再說，不能不吃飯啊。看完電影又提議到路邊吃咖啡，張太太很急，說一下給錢用完了再怎麼辦呢。奚若說不要緊，趙家的錢不是幾天就要到了嗎！我們知道那時在歐洲的人大家都是大「共產」的。第二天一大早又到旅行社去問，說還未到，並且旅館要先付一個星期的錢（因為我們行李不多，他們恐怕住了兩天不響就走了）。我們到旅行社去只得推托說箱子不取，只拿點東西出來，你們派一個人同到存箱間去好了。（上文說過他們規矩不准人到存行李間去的。）大箱開開來，我對元任說但是金洋是放在一副翠鐲盒子裡面一道的，是否給鐲子也拿出去，免得給旁邊看守人看見，元任說我們還要到英國去兩三個月，跑來跑去帶著那種貴東西不便。（這副鐲子是元任母親的遺物，我帶太小了，所以以後在南京蓋房子時賣給金首飾店一千五百元，大家都說賤賣了，因為三分之二全綠的兩三千元的價值，現在想想還可惜，所以留東西給子孫真是糟了東西。）我就輕輕地拿出來，沒料到一個不小心滾了四五個出來，我們兩人滿地找，又不能搬別人的箱子，那個站在旁邊的人問是什麼，我說是金美元，是平日留給小孩的，現在無錢用要拿出去換了。他笑笑也幫我們找起來了，我只好給一個五元的賞給他，因為沒再小的，身上又無別的錢了，他簡直高興得說不出來，給我們搬了十幾個箱子來找果然沒有了，我也不好數給他看，拿回旅館算算還是丟了五元的一個。又趕快到賣首飾店去換，他們還要貼水（加點錢），我們想這個店靠近旅行社，再去問問錢到了沒有，一問真給我氣死了，他說才到了三千元，我們經過錢上如此的困難，以後必定要謹慎一點，因為沒有錢無處可借了。自己住旅館和吃，兩個小的貼在鄉下，回國旅費還有起頭在中國再過家等等需不少錢呢。對朋友們也得想想，不能再太慷慨了，不過允許奚若的，第二天去問他要不要點錢，奚若說他的一筆也到了，不需了。他對我們說有兩樣事我們必須要知道，第一美金不必全換，因市面不定不管到何處用多少換多少，第二在歐洲的朋友們都是窮的，有些人是真很謹慎，可是有些人是慷他人之慨的，注意一點。我們謝謝他，又說可是今天晚上我們得慷慨一下找一個好點的飯店請你們二位吃一下，並且元任說我急想找找劉半農，奚若說劉從來不出門和人往來，他也是經濟很緊的一個，可是耐貧守拙地過和用功，他把住址給我們說最好明天你們先去看看再說。如是我們四個人叫了一個街車到一個叫中華飯店去吃了一頓，老闆是中國人，太太和女招待都是法國人，雖然地方好點．可是菜並不比保定館子好，所以我們以後到保定館去得多些。第二天一早我們就去找劉家了，地址和我們旅館很近，正在找號頭，旁邊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對我們說中國話問是不是找他爸爸的，我說你爸爸叫什麼（因為還有中國人在巴黎住家的），他說叫劉半農。元任趕快說是的，我們正要找他，住在附近嗎？小女孩說你們跟我買點菜後，同我一道去，因為天天都是他這個大女兒出來買東西，並且聰明極了。買完東西回過頭來問我們，你們在不在我家吃午飯？若是不走吃午飯的話，我就多買兩斤豬肉回去，我回她不一定，但是你若預備我們吃的話不要買肉，買點那個連殼的小新鮮鮑魚好了，我喜歡吃海味勝過肉，她說那個便宜得很，我們常常吃，買這個回去請客媽媽要罵我圖便宜，我常常喜歡買便宜東西，家裡又沒有錢，買點便宜的不是好嗎？但是總被爸爸媽媽罵我窮孩子相。我一看見這個小女孩我就喜歡，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她叫小蕙，因為媽媽叫惠什麼，可是爸爸不准我們叫，所以我記不清了。我們說著說著走到一個大門內園子裡分出好多家的小門，小蕙一路叫進去，說爸爸是他們自己要來找你們的，遇到了我就帶他們來了，劉半農還在屋裡嘰咕說小蕙又多事了（可想他平日愛多事）。開門一看我們兩個不認識的人，一問貴姓，元任說我是趙元任，這是我的內人，劉又詫異又高興的樣子說請進來，我們這是化子窩。劉自已穿了一件舊藍綢夾袍，拖著一雙中國鞋，忙地端椅子端凳子請我們坐，一下劉太太也出來了，還牽了一男一女兩個小孩，是一對雙生，叫育倫育敦，因為他們生在英國的。劉太太也沒說話，劉就對元任說他前些子日就聽見我們到了歐洲，沒來找他們，也許聽見他們窮，我回了一句彼此彼此。劉就對我輕視的樣子看了我一眼沒說什麼。（以後他才對我說現在我才知道大阿嫂真是個直心快口的人，從不做假。）坐下一談就是半天，自然留我們吃飯，問小蕙買了些什麼，遇見客人可預備客人吃的菜沒有？小蕙說我打算多買兩斤肉，趙伯母要吃鮑魚，所以我就買了她喜歡的東西了，不是我說家裡窮要買便宜東西的。劉半農哭笑不得，只得說這個小孩又能做事，又愛多事，我太太不大出門，也不會說法國話，一切都是這個小丫頭做，小蕙趕快說我不是丫頭，我是他們的女兒。我們都大笑，劉太太就給她叫到廚房去幫忙了。（我向來不喜歡到人家廚房去，我做東西也不喜歡人家夾在旁邊問。）元任和劉半農兩個人談得真是大有恨相見太晚之感，又跟元任說每日經過他們門口時若有空一定請進來坐談些時，我們說一星期後還要到英國去一趟，大約兩個月光景，就回巴黎長住半年，劉也說他的博士考完也許一同回國。有一天元任打算給他們照照相，劉半農說我們這一家真是在此苦捱著過，就是因為要得這個臭博士，中國錢也不來，所以我們過得像叫化子一樣的生活，就給我們照一張叫化子相吧。他們就一家聚在房子牆角里照了一張，並且那個雙生的兒子還給雙手趴在地上做出討飯的樣子來，幸虧留下照相現在給大家看看當年的這些學者是怎麼成功的。
　　劉一定要約我們每天或隔一天去一趟和元任談，去時他一面預備博士的考試，一面發明那個「乙二推斷尺」，願意和元任多討論，並且劉太太英法文都不能說，又無多朋友往來，所以也願我多去去，那個小蕙聽見我們還有兩個小女孩在法國人家寄養，更願接到他們家同住，我想我們是要到處跑的，而他們家房子也是真夠小了，我只得婉轉謝絕了，劉半農說不要緊，如蘭算我們家童養媳婦好了，叫他兒子Toma快對丈母娘磕頭就算數了，所以劉半農一直叫我親家母玩，沒想到三十年後小蕙和他全家到美國來還找這個帳說我們為何賴婚，我大笑說，若是那樣算數，我一個女兒可以受一打以上的茶禮了。
　　小蕙是劉半農最愛的女兒，也最能幹，可是嫁後倒沒小時那樣活潑了，而她的小女兒正像她小時。
　　我們在巴黎看了一下小孩，就又到英國去了。因為羅素來信催我們到他鄉下去，是在英國西南地角（Land’s
End），叫噴上斯（Penzance），就是那個有名歌劇《噴上斯海盜》的噴上斯。我們一到倫敦就去拿東西，沒想到那個存提箱的地方知道我們不再住下去，就大敲起竹槓來，要我們付兩個全月的房租，那時正是第一次戰後不久，歐洲處處對美國去的人總敲竹槓，見我們說美國口音的英文他們都不氣憤地樣子對我們（倒是法國和瑞士好點）。我氣了給箱子打開給他看，東西也不值那些錢，並且沒佔他們的房間，為何要那些租錢，他也說不出只要就是了（還是一個中等人家呢），元任氣了丟給他兩鎊錢拿了手提包就走，他們也無可奈何就算了。過後才聽人說戰後歐洲各處都會敲竹槓的，英國更利害。（其實法國最利害，不過對人態度好點，使人不覺得而已。）當夜就搭火車到
Land’s End，在羅素家住了四天，地方非常幽靜，可是什麼都沒有，他們的吃食是由店裡每星期送一次，所以我們也是吃了八次的烤牛肉（無骨頭），到海灘去游泳須走三英里的山路才能到，還要爬下四五十尺的山崖才能到灘邊，所以羅素沒下去，我們兩個人游了一下水而已。
　　我對元任說這種地方才能靜下來寫書呢。元任說我願意俗點靠近城市好玩點，這種無人煙的地方我不願住長。羅素談起在北京時，他還很想再到中國。（到過中國的人都是很想再來的，因為中國人對人的友善都是很真誠的。）哈佛燕京研究院主任說過，到過中國的人住三天的，會討厭中國，住三個月的就喜歡中國了，住三年的人就想家永久在中國了。（所以在中國傳教多年的人想及中國比我們還利害呢。）
　　我們回到倫敦又趕快再到法國，因為第二小女孩新那在我們看她時，有點大傷風很利害，我恐她得肺炎，本不想就離開，可是和羅素已約定了，他等我們去後不久他們要回倫敦，因為暑期快完了。（這幾個月中我們英法的海峽過了十一次之多。）我們一到法國就去看小孩們。幸虧新那已好了，可是老女人告訴我們兩個小的淘氣得不得了，如蘭用凳子爬高給他們的碗櫃開開來，給全套的碗都搬出來讓新那就在下面接，一個不小心打破了一大些，她給我們看破碟子，又是老東西買不到，我們只得賠點錢了事。在巴黎差不多天天看見劉半農，我們知道他經濟緊，總是買了東西帶到他家去吃，以後小蕙知道我們去的時候，就偷偷地站在牆邊等我們，我也就偷偷地問她喜歡什麼和缺少什麼買了去，但是小蕙總對我們說不要告訴媽媽爸爸知道，她真天真聰明，差不多各事都知道，一點不像十歲左右的孩子。我們為什麼總在吃飯時候去呢？因為那樣兩面最省時候，而飯總是要吃的，所以都是邊談邊吃的，劉半農是正趕博士的考試，元任也須每日到巴黎大學去和他們討論很多事，所以兩個人都忙，就利用吃飯時談天和討論各種事。（我們家一直幾十年來有人找元任都是利用吃飯時間來談，一般人還以為我們愛請客，來人總是請吃飯，不知就是這個理由。）我做些什麼呢？想到何不到Berlitz學校去讀點法文玩玩，一百法郎一個月只買票，隨你去不去，那是一個專設給臨時學話的機關，所以各國語言都有，你也可以拿那個票子到任何班上去聽。我可做的更可笑了，用一個票子和董時進兩個人去，不是同時，有時他去，有時我去也不要緊，因為他們只認票不認人的。其時董時進也正在巴黎，有時我們兩個人去玩，有時也買點東西就在旅館裡偷偷地燒了吃，因為房間有一個大櫃子可以放火酒燈煮東西，有一天雞才開鍋，女用人來打掃房子，我們就趕快給火關起來，櫃門也關了，等用人一走開鍋蓋想給雞翻個身來再煮，沒料到雞已爛了，從此知道法國養的雞如此嫩而肥，味又鮮，難怪法國菜出名地好，以後我們常常地弄了吃，三個人一頓就吃光了。董還說了笑，我們回中國不能連鍋上桌吧，我說為什麼不能，因為那時想到回國後有用人總不會連鍋就上桌的，豈知我們在外國這二十多年來常常連鍋上桌，省了多少碗洗。有一天我們打算到飯館去吃飯站在街邊等車，看見金岳霖在街對面自言自語地一面說一面還做手勢也在等車，我們就叫他過來問他到哪兒去，他說打算找地方去吃飯，我問他要不要一同去吃，他說正好，為什麼不要！我們三個人就叫了一個街車到保定飯館。老金說（我們總這樣叫他的）看樣子你們很闊的，錢多不多？我說錢哪能多只夠用到回國就是了。他說能不能借點？我們想起張奚若的警告來，並且他還有一位女朋友叫
Lilian Taylor，就回他不但我們自己還要用，還有兩個小孩在鄉下每月也用不少，回國船票還沒買，你要可以拿點東西去賣賣，並且告訴他奚若家賣東西的故事和地方。第一天他拿了兩個戒指去是金鑲翠的，我對他說非六十美元不賣，他沒賣掉，第二天我叫他拿了我的一件貂皮腳的大衣去賣，我說隨你賣多少可以全拿去用但是至少值一百五十到二百美元才可賣，不要糟踏東西。他高興得很，叫他女朋友披在身上到咖啡館去賣，披了一個星期也沒賣掉，又拿回來說可以當八十美元，我說這樣還要拿錢去贖，要不贖豈不是糟踏了？他就說那借三十元給我暫用吧。我們以為他生活艱難的緣故，正打算等第二次錢來時，再慢慢借給他百元，沒料到三天以後他從意大利來了一封信說，他想想三十元夠到意大利去一趟了，所以打算在那兒玩幾天，並且給我的皮大衣也帶去了，也許可以賣了，就可以多待幾天玩玩。我雖然贊成做人玩世和快樂，可是我們不是供給得起的人，就沒有回信。過了一星期他或他們回來了（因為我們只看見他一個人）給我的大衣送回來了，說原壁歸趙，我也沒注意，就收起來了，當時又借了三十元給他，並且告訴他我們錢不多，可是過了幾天我收拾箱子，一看大衣短了一排皮子，以後遇見他問他，他說他也不知道，我知是真的就算了。（意大利往往如此的，東西一過手必有毛病出來。）以後他來時遇見我們出去吃飯時總邀他一道去，可是劉半農交代我們千萬不要把一般人帶到他家去，因為他實在忙。有一天謝壽康先生請客，我們到他寓所遇見蔡元培先生和蔡太太。蔡先生以前是見過的，這位蔡太太是初次見面，可是我們知道他是周子競的妹妹（子競是元任的中學、大學同學），謝先生說蔡太太是畫家，特別到法國來看畫的。我們五個人坐談了很多時候。蔡先生再三囑元任還是到北大，元任回說，都在北京有機會一定到北大去演講。過了幾天我們想請蔡先生兩位和謝先生劉半農兩位到什麼地方去吃飯，哪知蔡先生夫婦已到比國去了。劉半農就提議不吃飯去看一回巴黎最出名的歌劇，他本要請，我們就偷偷先買了票子，過後發現二等是在包廂裡（頭等是中間池座）可是都得穿禮服，劉說：我雖窮在法國禮服不能沒有的，並且我預備考時一定要的。可是元任沒有，只得去租了一套，女人非常好對付，但是那時我還穿洋服，而洋服晚上必須穿長的，在巴黎買一套像樣的女人晚禮服上百元的美金呢。我就跑到百貨商場去買了一件衣料一個衣樣子一晚就做起來了。（女人的洋服越奇越好，東拖一片西拖一片的都不要緊，那一件衣回國後一直沒再穿過，不是不好看，是沒機會穿，不久就改穿中國衣服了，一直到現在。）劉太太說她還是第一次到這個戲院來看歌舞劇呢，可想他們的確謹慎得很。我們差不多每晚看戲，那時正巧有一班英國劇團到法國來演蕭伯納的全部戲劇，我們就都給看了。
　　我們在這時當中又到英國去了兩次，因元任要和 Daniel
Lloyd James等談論語音學，可是允許小孩們每三個星期去看他們一次也須照做，所以英法海峽來來往往得那麼多。在倫敦時候日裡元任多數和他們討論學問，我就在旅館裡看歐洲大陸翻印英國的各種書，看到了
Arnold Bennett的Buried
Alive（後來有漢譯本叫《活埋》），又看了這書改編的戲，叫The
Great Adventure，我們喜歡得看了三遍，我就動手翻譯它。可是譯了一半又跑來跑去的了。在倫敦每晚也是去看莎士比亞的全部戲劇。在英國的應酬真少，因為他們對應酬非常講規矩和正式，平日又不常出來隨便吃（飯館菜算英國的最壞了）。我們兩個人最怕正式，所以也不到人家吃，也不請人吃，總是在Soho區吃各國不同的飯館子，所以飯後就去看戲。
　　有一天元任到巴黎大學去了，我一個人在旅館裡看書，有人打門，開門一看是張幼儀（徐志摩以前太太，在德國會過多次的）和一位很漂亮的年青男子站在門口，張對我說趙太太你在家啊，趙先生呢？我帶了一位朋友來見見他。我就請他們進房子坐，一面說元任不在家，到巴黎大學去了，吃午飯時總一定回來的。請你們等一下，我問這位貴姓，元任在美國早認識徐志摩了，我這還是第一次見他。張對我介紹這是徐志摩先生，我當時詫異一下以為他們又好了，可是張的口氣又不像，我如何稱呼呢？照外國規矩離婚的女的在沒再嫁以前總還用前夫的姓叫某某太太，可是在柏林時他們大家都叫她張小姐，我看她又帶著一個小孩在叫媽媽，可是有點不合式似的。這次只兩個人來。我就直接問他們還是叫徐先生和徐太太嗎！並且也是一面用試探的辦法。可是幼儀趕快就說我還叫張幼儀，這是徐先生，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