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 6》中有哪些彩蛋？ - 知乎595被浏览462770分享邀请回答20229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639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更多4 个回答被折叠（）与世界分享知识、经验和见解如果现在的中国是《文明5》中的一个国家，它之后会如何发展？ - 知乎686被浏览173050分享邀请回答3.6K233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2710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更多3 个回答被折叠（）与世界分享知识、经验和见解主题——文明史观、欧洲文明的发展（26分）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材料一：首先出现在称作欧洲的早期历史舞台上的印欧人是希腊人。公元前5到4世纪，他们表述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所说的美的概念，而且首先思索了政治自由的问题。——据帕尔默等《欧洲崛起：现代世界的入口》材料二：要了解现代世界，必须从欧洲开始，因为从16世纪以来欧洲在数世纪中建立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全球性的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和科学体系的综合体，这是由欧洲及欧洲移民后裔组成的国家构成的“文明世界”。到19世纪70年代，世界上确实已存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世界”。——据帕尔默等《欧洲崛起：现代世界的入口》材料三：二战后，许多西欧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如果我们欧洲人不想在起了根本变化的世界里走下坡路的话……欧洲的联合是绝对迫切需要的。没有政治上的一致，欧洲各国人民将会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据夏保成王保庆《欧洲一体化与欧洲安全》（1）阅读材料一，指出公元前5到4世纪希腊人表述“美”的概念以及思索“政治自由”问题的思想基础，概括上述思考对其政治的影响。（4分）（2）阅读材料二，列举促进“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世界”形成的重大历史事件。指出19世纪40至70年代，先进的中国人对这一“文明世界”的反应。（10分）（3）你是否赞同材料三中“欧洲的联合是绝对迫切需要”的观点，简要说明理由。（6分）（4）结合材料，概述古代、近代和现代欧洲对人类文明的贡献。（6分）（1）人文主义（2分）影响：推动了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的发展。（2分，其他表述，可酌情给分）（2）事件：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殖民扩张、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等。（6分，每点2分，答出3点即可，其他表述，可酌情给分）反应：林则徐等积极抵抗西方侵略。魏源等提山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洪仁玕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洋务派提山“中体西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早期维新派提出发展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等主张。（4分，每点2分，答出2点即可，其他表述，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3）同意（2分）理由：二战后，美国、苏联势力在欧洲的影响急剧扩大；二战后，西欧国家政治和经济地位下降；国际竞争激烈，西欧国家国内市场狭小等。（4分）（6分，判断2分，理由4分，每个理由2分，答出2点即可，其他表述，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如仅有判断，没有说明理由，判断不能给分。说明：本题学生可以回答不同意，但理由要合理，给分细则可参考“同意”的评分细则。）（4）古代：表述了美的概念，为美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思考政治自由的问题，对近代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产生重要影响。（2分，回答一个方面即可，其他表述，可酌情给分）近代：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的形成，促进了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发展。（2分，也可以从政治、经济、思想和科技文化等任何一个方面回答）现代：从国际合作的角度看，创立了国家间合作的新模式，为国家间的合作树立了典范；从国际格局的角度看，欧洲的联合有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分，回答一个方面即可，其他表述，可酌情给分）山东省德州教研室2013届高三考前试题精选历史答案
（1）人文主义（2分） 影响：推动了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的发展。（2分，其他表述，可酌情给分）（2）事件：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殖民扩张、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等。（6分，每点2分，答出3点即可，其他表述，可酌情给分） 反应：林则徐等积极抵抗西方侵略。 魏源等提山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洪仁玕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 洋务派提山“中体西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早期维新派提出发展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等主张。（4分，每点2分，答出2点即可，其他表述，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3）同意（2分）理由：二战后，美国、苏联势力在欧洲的影响急剧扩大；二战后，西欧国家政治和经济地位下降；国际竞争激烈，西欧国家国内市场狭小等。（4分）（6分，判断2分，理由4分，每个理由2分，答出2点即可，其他表述，言之成理，可酌情给分，如仅有判断，没有说明理由，判断不能给分。说明：本题学生可以回答不同意，但理由要合理，给分细则可参考“同意”的评分细则。）（4）古代：表述了美的概念，为美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思考政治自由的问题，对近代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产生重要影响。（2分，回答一个方面即可，其他表述，可酌情给分）近代：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的形成，促进了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发展。（2分，也可以从政治、经济、思想和科技文化等任何一个方面回答）现代：从国际合作的角度看，创立了国家间合作的新模式，为国家间的合作树立了典范；从国际格局的角度看，欧洲的联合有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分，回答一个方面即可，其他表述，可酌情给分）相关试题文明：形成、发展与冲突、交流
文明：形成、发展与冲突、交流
刘新 魏迪英
第一节 文化的黎明
近些年来，文明与文化的话题日趋火热，有些人不但对搜古猎奇研究人类如何貌合神离及其热心，其焦点又多集中于讨论文明的冲突。“911”事件后试图以文明冲突论解读国际关系的人们似乎更获得了事实的支撑，一时间，言及文明文化似乎非差异不论，无冲突不谈。在一些人的眼里，人类文明史，不外乎是一部人反对人的历史，其结果就是一些人胜利了、一些人失败了。这种大简化的结果使得人类史与动物进化史的差异就小得难以分辨了。然而，任何严肃的讨论与研究都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人类的历史毕竟不是按照生物进化规律发展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所谓冲突着的文明既是漫长历史的产物，又是今天活着的历史，而我们既是历史的产物，却又显然并不生活在过去，而且如何创造明天才是我们的基本历史责任。所以，如果我们企图用这古老而又常新的文明来对短暂而又易逝的今天来做出说明，或为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做出历史或文明史的定位与评价，就需要对人类的历史（即人类的文明文化的历史）做出全面的回顾，也需要对我们今天的境况进行深入的审视。
1.1 牛顿的谦虚
艾萨克·牛顿爵士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实他只是道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在牛顿之前，伽利略，第谷，开普勒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正是人类最动人的智慧所在。
向我们的伙伴学习，这是人类的特性，除此之外，即使是最高等的猿类，却也没有这种才能。
把一个香蕉挂在天花板的一个钩子上，不让黑猩猩够得着，它企图得到那香蕉，也许就会想办法，假如旁边有几个箱子，它会把它们叠高，把香蕉得着手。于是它就完成了一件发明——这正是文明的原点。如果它的伙伴们会模仿它，会把这项发明传给它们的子孙后代，从此以后代代相传，那么黑猩猩就从此走上了文明的道路了。但是它们并不如此，这位发明家只要享用它的美餐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它的发明是否可以流传，它并不关心，所以它的聪明才智在文明上毫无成果。为此，黑猩猩们总是在文明的边界上徘徊而永远走不出去。
文明是怎样开始的？我们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可以肯定的是，这决不会发轫于一个天才的灵感。尽管我们的黑猩猩有点儿天才，可是它的朋友们不会领会它的新思想，早期人类中的不安分者或许能发明几件使其踌躇满志的玩意儿，可是除非他的邻居和伙伴能接受，将他的发明传给后世，他就不免白白地忙碌一次。
当然，黑猩猩也会将某些特征传给它的子孙后代，然而只是通过生物遗传的方式，我们人类的无数特征也是通过这种遗传得来的，而文明的发展模式却是相当例外的。一百五十万年前，古人类在体格上与现代人类已经没有太多的差异，但是，直到大约五万年前，人类还一直徘徊于蒙昧中。我们的进步得益于这种积累改善、交流提高的机制。
如果时光倒流到五万年前，我们造访一个早期先民的群落，从那里偷回一个婴儿，像抚养自己的孩子那样抚养她，那么她跟我们之间就不会有什么差别，从此以后，到人类发明轮子，书写方法，直到登上月球，就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所以文明要发展，依然不能免于交流。至于这种交流，好奇的我们不免有更多的疑惑，对此，我们求助于考古学上的结论。
自古以来，人类天性的总是对他们的起源感到好奇，对此，大部分解释将其归结于神秘的造物主，个人是否信服，近乎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但是，科学，却叙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可以被检验的，被反对，最初的研究从来自深埋在地层中的遗迹、遗物提供的证据开始，近年来，学者们则更多地得益于基因研究提供的证据。
自从达尔文提出他的理论以来，对人类进化理论有利的证据不断积累，至少在最近的二十年中，所收获的成果更多，人们对进化史的概貌得以有大略的了解。
至今，我们可以谨慎地肯定说，用两足行走定义的人类，大约六百万年前从一种非洲古猿发展而来。在距今六百万年到二百五十万年之间，出现了多种两足行走的种群(species)。这些早期的两足行走动物在脑容量和上半身的形态上，与猿类相当近似。
一些早期人类——大概是最早在脑容量上超过古猿的那一种，在距今大约二百五十万年前发明了石器工具。早期人类使用他们的工具取食动物的肉和骨髓，作为对他们素食性食物的补充。
在距今二百万年前稍晚一些时候，人类从非洲向亚欧大陆迁徙，在一百万年前，不同大陆上的人类在体格上已经发展出不同的分支。
现代人类是孤立地在非洲完成进化的，最后，在距今五万年前，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类开始向亚欧大陆迁徙，在那里，他们同化或者代替了尼安德特人和其他前现代人类，学者们有许多化石，遗迹，遗物和基因的证据加强这个结论，揭示了现代人类的非洲起源。
人类的进化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历史，并且几次濒临毁灭。我们故事的最初部分依然模糊不清，自从一些类人猿开始用两足行走，人类经历了三或四次大飞跃，最终进化出现代人类，在这些飞跃的间隔期，人类的面貌更多地表现出稳定不变。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二百五十万年前，当时出现了最早的石器形式，其中包含了人类文化最早的不朽证据，恰好在同一时期，人类脑容量显著地超过猿类。
第二次飞跃在一百七十万年前出现，当时制造的石器更为精巧，考古学家称之为手斧，相对于近似猿的体格比例，他们甚至进化出完全的人类体格，另外，他们大概也是最早走出非洲的冒险家。
第三次飞跃，发生在大约六十万年前，这次飞跃留下的考古证据相对最少，这时人类的脑容量上迅速增大，同一时期，在石斧和其他石器工具上出现了质上的改进。
第四次，也是最近的一次飞跃，发生在五万年前，这可能是所有飞跃中最重要的一次，因为他从此具备一个完备的现代人的能力，即发明和利用文化，在这次苏醒中，人类从一种相对稀少和不重要的哺乳动物进化成塑造我们星球的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人类文化的黎明。
1.3 睹物思人
蓝色的奈瓦夏湖坐落于东非大裂谷炎热的谷底，在湖西岸的悬崖上，有一个小型的岩石掩蔽体，肯尼亚中部马塞族的农民一度在这里驻留，他们称其为
“黎明之洞穴”，很久以来，这里就是人类躲避风雨的处所，这个洞穴中的沉淀物记录了最近几万年来文化变迁的重要证据，诸如最早培植作物，驯养家畜，然而，在三米以下的沙子，粉末和黏土的沉淀物中，却沉睡着人类史前时期一个更为重要的事件，上千片黑曜石碎片，一个黑玉色的松脂石，被仔细打磨成手指一般长的，带着解剖刀般锋利边缘的石刀，拇指甲大小的刮削器，以及其他的石器工具，这是一个古代的工场，但是，最使考古学家印象深刻的是，有大约六百片鸵鸟蛋蛋壳碎片，其中十三片已经被打磨成圆形的珠子，直径六毫米。大约四万年以前，一个人或者是一些人蜷缩在这个洞穴的出口处，用一片带尖角的鸵鸟蛋碎片，在另一片碎片的两面琢磨，直到在其上留下一个精巧的小孔，许多半成品在这个过程中半途裂成碎片，或者在钻孔时，或者在随后磨平边缘的时候，这些工匠们丢弃了这些报废的半成品，在一块新材料上重新开始新的努力。
为什么先民耗费如此大量的时间磨制一把珠子，而不是去做一些更加必要的工作——比如采集，狩猎，这个问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至少在三万年以前，在南非地区的早期人类同样磨制出十分精致的蛋壳珠子。
学者们认为这些珠子在早期人类的生活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他们在雕琢珠子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为这些珠子事实上是一种符号，他们暗示着邻人之间的互惠关系，一次干旱，气候或环境的剧变，可能使早期人类部落的食物处于匮乏中，一个部落迁徙到另一个部落的领地中，在那里，他们感激善意邻人的救助，也许交换这些“符号”最初就是出于这样的场合。
这种符号化交流为人类的现代性提供了无可置疑的证据，在人类进化历史的长河中，“睹物思人”却是很晚期的革新，一旦有关“观念”的证据出现在考古学的证据中，比如迷一样的几何图案，人和动物的象牙小雕像，或者珠子，以及其他的装饰品，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与我们完全相同的人类，具有高等认知能力的人类不但能制造复杂的工具，为了互惠的需要，组织社会，也完全有理由对他们的环境和更加广阔的自然界感到惊奇，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萌芽。
通过建立永久的社会关系，他们可以比那些单独奋斗的个体更好地适应环境，因此，我们的进化从所有生物的进化中脱颖而出，这项成就，以及随后更加丰富的文明历史，恰恰得益于智力上的思维、创造性以及互相交流的推进，而不是生理素质的改善，我们可以说，在史前的蛮荒中，他们风雨同舟。
在五万年前，人类在生理和行为上进化得相当缓慢，在很大程度上两者都是齐头并进的，在五万年以后，生理上的进化相对停滞了，而行为上的进化却急剧加速，自此之后，得益于几乎无穷的创新能力，人类的文化潜力变得无限；自此之后，人类适应环境，不再是通过生理和体格的变异，而是依靠他们新近进化出的独一无二的能力——文化的进步；自此之后，文化开始按照他特殊的模式进步。因此，在过去的五万年中，人类虽然在生理上进化极少，人类在文化上的进步却是不可忽视的，在今天，因为不断积累的原因，文化正以一种令人吃惊的速度不断发展着。而我们所谓的文明就是文化能力的产物与结晶——而一部历史，反映的就是文化的延续与变迁。
分享，交流，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不断改善，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机制，当然，这有赖于“符号”这种抽象能力的出现，对于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卓越适应方式，比起基因变异来，文化上的创新可以更快地积累，在文化模式下，有价值的念头像涟漪一样在人们中间传播开来，直到地平线的尽头，并且流传到后来的世代，绵延不绝。这种文化适应的方式，而不是其他的方式，已经使我们人类从一种在非洲大陆上栖息的毫无出众之处的哺乳动物，变成了在这个星球上的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
现代人类在地理上的扩展与是他们发明工具，创新观念和社会形式的非凡能力相联系的，据我们所知，现代人类的迁徙和扩展是与人类文化的“黎明”相关的。文化的“黎明”是考古学者在人类史前历史研究上所发现的最重要的事件。在获得了这种文化的胚胎后，最早的现代人类开始从非洲向外迁徙，在北方，穿过近东抵达欧洲，在东方，穿过亚洲到中国，乃至更远的地方，人类拓殖世界的历史由此开始，逐渐发展出一种复杂社会组织形式。
沉睡四万年之久的珠子叙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朴实无华的故事最初的部分，这以后的故事，据他们所说，就是世界历史。从此，人类不但行进在大地自然之中，也行进于文化、历史之中。
1.4 最初的进步
古代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相互影响，巴比伦人本身就是苏美尔人(Sumerians)和阿卡德人(Akkadians)的混血儿。希腊人的文明建立在埃及文明的基础上，罗马人又几乎照搬了希腊的文明——除了给希腊的神安上一个罗马名字。
中国人早期就和周围的其他文明有接触，纪元后的中国文明逐渐达到她的顶峰。
而澳洲的毛利人，和美洲的大多数印第安人，却仅仅因为与世隔绝，其黎明时期几乎是无穷无尽的。1877年绝灭的塔斯曼尼亚人(Tasmanians)的文化却落后于世界上其他主要民族几万年，他们不会打建草房子，也不知道陶器为何物，甚至连他们制造的石器也不比三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高明——自从塔斯曼尼亚人在孤岛上定居，他们立即和外面的世界断绝了往来。当然，他们彻底保持了他们民族的传统——殊不知世界上所有高等文明都是或偷或学拼凑齐的。想来今天许多无聊文化人喋喋不休要保持某一独特文明的愿生态，其实是要他们灭亡。文化不是化石，安置在博物馆中只能灭亡，只有在交流与分享中才能存活。
交流与分享之所以值得称道，乃是因为只有这样，一部分人类的发现、发明才能传播开去变得普遍，在此基础上改进才不仅可能而且才会更有效率，不断这样的过程（累积改善或进步），文明的不断进步才是可以想象的。
第二节 世界历史的笔记
文明要产生就离不开交流与分享，文明的进化与发展也同样如此。更为有意思的是，即使在不同文明冲突的历史中，我们却可以发现就结果与作用而言，所谓文明的碰撞与冲突，居然也常常起到了交流与分享的历史作用。
2.1 古代世界
亚历山大东征使希腊文明传布到了东方。亚历山大在东征过程中建立了许多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纪元以后，亚历山大港逐渐发展成为希腊哲学和数学的繁荣城市。
2.2 基督教早期历史
现代基督教文明中的三种成分：犹太——基督教成分，希腊——哲学成分，罗马——罗马法成分共同融合，然而，这三种文明成分之间早期的关系却并不是那么美妙。早期基督教既受到中央集权的罗马法体制的压制，又为爱好希腊哲学的皇帝镇压。
基督徒最早受到大规模迫害是始于罗马大火之后。
“因此尼禄为了辟谣，便找到了这样一类人作为替身的罪犯，用各种残酷之极的手段惩罚他们，群众则把这些人称为基督徒。他们的创始人基督，在提贝里乌斯当政时期被皇帝的代理官彭提乌斯·彼拉图斯处死了，这种有害的迷信虽一时受到抑制，但是不仅在犹太，即这一灾害的发源地，而且还在首都本城（世界上所有可怕的或可耻的事情都集中在这里，而且十分猖獗）再度流行起来。”
“起初，尼禄把那些自己承认为基督徒的人都逮捕起来。继而根据他们的揭发，又有大量的人被判了罪，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放了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仇恨。他们在临死时还遭到讪笑：他们被披上了野兽的皮，然后被狗撕裂而死；或者他们被钉上十字架，而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就被点着作为黑夜照明的灯火。”
“尽管基督徒的罪行完全当得起这种极其残酷的惩罚，但他们依旧引起了人们的怜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不是为着国家的利益，而是牺牲于一个人的残暴手段之下。”
罗马法建立起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皇帝是一切权力来源，帝国官员的权力来自皇帝的委任。不言而喻，基督教信奉的教义与这种政治制度存在着直接的抵触。大臣们忧心忡忡地劝说戴克里先皇帝：
只要容许一批自行其是的人民在各行省的心腹地带生存和壮大，那帝国的解放事业就不能算完成。基督教徒既然否认罗马的神灵和制度，实际上已经自成一个独特的共和国，现在他还没有拥有任何武装力量以前，还有可能给镇压下去；而它现在已经是依靠自己的法律和行政官员治理，已经有了自己的金库，它的各个部分已经由经常举行的主教会议紧密联系起来，那些人数众多，十分富有的会众无不对主教们惟命是从。
第二天，皇帝公布了对基督教的总的迫害令。
尼禄自称爱好文学和艺术，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太多纯粹的信仰，因此，他迫害基督徒的动机十分功利，而且转瞬即逝，而随后的几位罗马皇帝中多有信奉斯多葛主义者，他们怀着斯多葛主义平静的心态，坚定不移地镇压基督徒。在君士坦丁改信前是马可，其后又有尤里安。
马可颁布了大量的法令，作出许多关于司法的决定，从民法中删除不合理的条款。他虽然不是一个伟大的立法者，但他是一个体恤下情的法律实践者。
密尔在《论自由》中对此感到惋惜。
尤里安的生活堪称无可指责，如果考虑到当时罗马帝国早已被殖民地财富培养起的奢侈腐蚀后，他的品质就更加令人惊讶，如果不是钦佩的话：
根据这些原则，他十分正确地得出结论说：……他应该从自己的灵魂中消除掉属于凡人和尘世的一部分……。
他讨厌荣誉，放弃享乐，却只是永远勤奋地履行他的高位加之于他的职责……他那清淡的膳食使他始终保持身心康泰，随时充满活力去进行一位作家，一位教皇，一个文职官员，一位将军和一位君主的繁乱而重要的工作
在大臣们都回去休息之后，这位君王却还敏捷地处理着一件又一件地工作；然后，匆匆吃点饭后便躲到书房去读书，一直到他事先安排好决定在晚间处理的公务打断他的学习。
他认为任何一段时间如果没有用来为公众造福或增强自己的头脑便全是浪费。
这样一位皇帝，倾心于希腊传统，自然会以消除基督教这种塔西佗所称的迷信作为自己的职责，其坚定的态度激起了教会的仇恨。
尤里安在对波斯人的战争中中箭身亡，他消除基督教“迷信”，恢复希腊罗马传统的努力就此失败——教会方面则把他的阵亡看作是天谴。
尤里安这位集许多令人称道的美德于一身的君主阵亡后，军队拥立了新的君主约维安，这位才智平庸的君主没有尤里安恢复希腊罗马传统的愿望。在君士坦丁改信后，新宗教的地位经过尤里安叛教的反复，终于逐渐巩固下来，然而，基督教最终的胜利却要归功于日尔曼野蛮人。
正如塔西佗《编年史》中所叙述的，基督教早期的会众主要来自罗马下层阶级的民众，在有修养的上层阶级中信仰这一新宗教的人士是颇为少见的。
随着罗马青年尚武精神的衰落，罗马军团中开始使用日尔曼蛮族填补兵源的空缺，这些蛮族越过阿尔卑斯山时可以什么都不在乎，但是他们唯一不能忽视的就是宗教的力量。
一个来自蛮族的士兵皈依新宗教的缘由千奇百怪——对早期教士美德的钦佩，对于神秘莫测的前途的忧虑，或者在艰苦危险的战争环境中，一次祈祷的偶然应验。新宗教的教义比希腊化罗马的哲学更加适宜在野蛮人简单但是淳朴的头脑里生长。
到了西罗马帝国后期，哥特人国王阿拉里克围困并洗劫了罗马，蛮族士兵在罗马的作为堪称无法无天，但是他们出于对宗教的尊重却谨慎地保护基督教教堂。
罗马帝国在西部的统治在哥特人，汪达尔人，匈奴人的一再侵袭下，终于倾塌，后人只能在大斗兽场，帝国军用大道，高架输水桥的遗迹上怀念这个世界帝国往昔的光荣，随着帝国的灰飞烟灭，作为帝国附属物的罗马宗教，如颓倒的神庙，逐渐淹没在荒草中。
在帝国的遗迹上，诸蛮族建立的诸王国互相征战杀伐，但是帝国的理想，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流传下来。
哥特人洗劫罗马时掳掠了许多罗马居民，其中混杂的一些教会人士，后来他们得到向他们的征服者传布新宗教的机会，最后，连蛮族首领也尊重他们的俘虏了。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教会人士借用希腊罗马字母，创造了适用于蛮族语言的文字——有时他们不得不自己创设新的字母，以表示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所没有的发音。
教会的理念是希腊的，它的法律是罗马的，只有历史是犹太的。
从罗马帝国走来，欧洲始终是分裂的，但其精神、文化却日益统一于基督教。对于这段历史，是该称其为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融合呢?
尽管中世纪似乎一直缺乏生气，但是古老帝国理想的种子却还有生机，尽管这些种子在几乎在一千年中被束之高阁。有一天，在那些蛮族的后裔中，有那么几个异想天开的青年对他们父辈的生活感到厌烦，又能在更古老的传统里发现抗议的理由，他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抗议呢？
2.3 十字军东征
1095年11月，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南部克勒芒城宗教大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督促“一切等级的人，骑士，步兵，富人，穷人，都必须迅速起来，及时地给予基督信徒以援救，将这个邪恶的种族从我们兄弟的土地上消灭干净！”并允诺“凡动身前往的人，假如在旅途中，——陆上或海上——或者在反异教徒的战争中丧失性命，他们的罪愆即将在那一瞬间获得赦免。”
教皇的督促正是天从人愿：尽管有时疫的威胁，欧洲的人口却逐渐增加，整个欧洲因此陷于普遍的贫穷之中，穷人寻找野菜和树皮果腹，相对富裕的人们也忍受着匮乏的煎熬。即使在贵族家庭，幼子的出路也会使父亲忧虑不安，除非让他们用刀剑寻找前途。
教会由于教义的原因，反对贵族私战和决斗，这些蛮族的后裔野蛮的冲动却不是宗教所能安抚的，看来最好的安抚还是把封建贵族中大批最残暴倔强之徒转到外地去，以使西欧社会免于劫掠。
在十字军发动之前和十字军时期，宣传品泛滥欧洲，包括教皇的训谕，官方文件，十字军兵士的信札，记事，诗歌，传说，数量庞大。这些宣传品很多是临时捏造，纯粹虚构的，意在激起民众东征的热情。
教皇号召要去拯救的“基督徒兄弟”事实上却生活得比他们欧洲兄弟幸福。
赛尔柱苏丹以极其宽大和容忍的态度，来统治他们的基督教臣民，甚至有偏见的拜占庭历史学家，也隐约谈到：基督徒在很多情况下宁愿受苏丹的统治而不愿受皇帝的统治……在赛尔柱统治下的基督徒比在拜占庭帝国中部的基督徒，要幸福些，而最苦恼的，是拜占庭边境上的居民，在那里他们蒙受继续不断的侵掠。至于宗教迫害，在赛尔柱时代，没有一点痕迹……我们也不可能不作出结论：许多基督徒已成为穆罕默德教徒。
在更早些时候，耶路撒冷教长迪奥多西在一封信中赞扬萨拉森人的宽大政策，因为他们准许基督徒建造教堂并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过活。“他们是公平的，因而我们在任何地方没有受到任何压力。”而前往圣地朝圣的西欧信徒，只要注意承认当地的法律并呈验通行证，就可以通行无阻地履行。在1065年，即第一次十字军之前的三十年，有记载一支人数达一万一千人的去耶路撒冷的远行队。
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据当时参加战事的作者记载，在耶路撒冷最大的清真寺里，溅起的鲜血淹没了马的膝盖，作者进一步感叹说：“异教徒的罪行终于得到了惩罚。”
第十世纪和第十一世纪是西欧野蛮的顶端，也是阿拉伯文明的顶端。十字军运动使西欧人接触了拜占庭和阿拉伯的文明。西欧人无法睁开眼睛却否认这一事实：东方存在着有智慧而又有文化的民族，而且有一种甚至高于欧洲封建文明的文明。
十字军把成千累万的西欧人带来同伊斯兰教徒和不信神者直接会面，这些人却享用着西欧人从来没有想到的财富，权力和豪华景象，以及一种优越的文化和文明。在某些时候，伊斯兰教不仅使人感动，也使人改变信仰。因为有这样对“判教者”提出的控诉说，他们竟然抛弃十字架换取新月，连在教士阶层中，也有这样的事实。
在第一代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后，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伊斯兰教商人在拉丁王国境内自由来往，清真寺依然存在。东方的璀璨文明，在基督徒看来，是如此新鲜，如此不同于他们在西欧城堡里所过的窄狭而又单调的生活，所以，他们不久就屈服了。十字军兵士的第二代说阿拉伯语，像他们说本国语言一样流利，他们穿东方服装，模仿东方礼节，用东方的家具，挂帷，地毯，阿拉伯和波斯的艺术品装饰居所——总之，凡是带来舒适的东方文明的一切成就，他们都不以信仰的理由拒绝。
封建而又好战的西欧之粗鲁方式让位于东方文雅的态度了。十字军中好斗的冒险家转变成有文化的，优雅的绅士，他们利用从战斗中解脱出来的闲暇研究艺术，文学和法学。随着时间的进展，这些十字军的后代逐渐叙利亚化，东方化了，他们是本地人而非外人，是容忍异教的基督徒，又是有修养的文化人。在他们看来，遥远西欧国内的堂兄弟似乎是陌生人，正像那里的堂兄弟也把他们当陌生人一样。
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由于在十字军东征中所得到的经验和知识而活跃起来。对东方的兴趣以及东方的商品引起旅行家的东游，科学研究获得了一大刺激，西欧人对于奇异的植物和动物，发生了高度趣味。十字军东征也导致了一个航海和发现的世纪，扩大了他们的兴趣，刺激了他们的思想。许多异端学说也随之流入，虽不为中世纪教会所容忍而日后却引发了现代理念的勃发，并最终使欧洲得以在精神、思想、社会乃至人身关系上得以解放。如果没有十字军，在可见的时间里，文艺复兴就不会如此蓬勃发展。
由于十字军运动，教会势力在短期内达到了顶峰，但是从此以后就不可抑制地衰落下来，欧洲人丧失了对它的尊敬，而出于对它的不可知神秘力量的畏惧，也无形中消散了。与伊斯兰教的和平相处，要求宗教宽容的态度——但是教会和教廷依然秉持旧的狂热的信念，更恶劣的是，教会终于因为将十字军调转反对基督教内的异端教派，而陷于教内之争。宗教裁判所最终出现的时候——基督教是在反对罗马帝国镇压的过程中传布的，教会也一向以此自我标榜，但是当教廷终于建立了宗教裁判所，把罗马帝国在迫害基督教时使用的刑罚，全套搬出来重演了一遍，从而让新一代的殉道者流血满地时，天主教会除了勾结世俗的武力，就再也无路可走了。然而新教精神已经扫荡这个星球，在这种问题上，历史的裁判比教皇的裁判更为可怕，这是足以使人告慰的。
历史的讽刺，常常比戏剧的讽刺更有趣，教廷一向是十字军最热心的倡导者，经过撒谎，煽动，欺骗手段的使用而发动的十字军，而现在却亲眼看到它反过来打到自己头上了。
2.4 交流中的冲突
&&& 外部的冲突如果仅仅发生在外部，文明史与冲突史也就合二为一了。然而这绝不是事实的全部，文明的冲突却不仅表现在两个国家和种族之间，“代沟”理论(Generation
Gap)较多地表现在一些个体之间的案例中，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分析这种分歧，作为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就会发现文明的冲突更为具体而细微的表现。
如果将观察的视野扩展到同一文明内部几代人的间隔，这种分歧和冲突就会大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在维多利亚时期，甚至在一百年前的美国，女性长裙曳地，她们没有“裤子”的概念，写信时称之为“下装”，或者更让人费解的“令人难以启齿之物”，我们也绝对不可能从她们那里听到“腿”这个词，事实上，她们称之为“肢”。
而在中国，一百年前，国人的文明却是一种迥然不同的面貌。
创刊于五四运动前夕的《新青年》杂志刊登了许多这样的事实，一百年前通行的婚姻制度在今天我们看来或者自觉恐怖，或者不可思议之至。
这等媳妇的规矩，是因为没有儿子，就娶下一位媳妇，等着儿子。若是等到二十多岁儿子还不来，那媳妇才可以择配他人，算是开笼放雀了。最可惨的是那媳妇一直等到十八九岁，那儿子来了，只是“十八岁大姐周岁郎”，那媳妇也少不得守十几年青春活寡，才能够成亲婚配。
对于当时中国的婚姻制度，陈独秀写道：
所以西洋人夫妻的爱情，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中国男子待女人，不过是养着他替我生儿子罢了。女人待丈夫，不过是靠着他穿衣吃饭罢了，所以女人没有好衣穿，好菜吃，好首饰戴，便有埋怨男人。男人没有儿子，便要娶妾，恩爱钟情的夫妇，普天下能有几人呢？
当然，自由恋爱的行为在一百年前更加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在今天，却没有人愿意按照“父母之命”接受一件婚事。
既然如此，中国女权之路的艰辛，诸如争取女子教育权等，就难以想象了，在上世纪初叶的诸多争论中，极具戏剧性的例子是“男女同校”的争论，保守的士绅极力反对“男女同校”，其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有伤风化，理由是“既可同板凳而坐，安可不同床而觉？”
白话文运动
一百年前，中国各地使用众多的方言，这常常使不同地区的人感到交流的障碍。
再说起中国话来，十八省的人，十八样的话，一省里各府州县的说（话），又是各不相同。若是再不重视国语教育，还成个什么国度呢？就说我们安徽省，安庆，庐州，凤阳，颖州，池州，太平这六府的话，虽说不同，还差不到十二分。惟有徽州，宁国二府的话，别处人一个字也听不懂。就是这二府十二县，这一县又不懂得那一县的话。
国语教育最初的要求就是“言文一致”运动，因为中国书面语一直是典雅的文言文，学会熟练使用这种语言需要多年的努力。
因此，一方面，中国的文言文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成为一种十分典雅的语言，这个老帝国的文官阶层和绅士阶层一向以可以使用这种语言而自炫；另一方面，绝大部分人民只有语言，却没有文字——要读懂这些典雅的辞章是困难的，更不用说以此表达日常的世俗之事。
“言文一致”运动就是要求书面语可以方便地表达日常的交流，进而从“言文一致”过渡到整个国族使用同一种国语，由此产生共同的国族认同——这个过渡至今尚未完全完成。
因此，对早期《新青年》的综合研究应该能够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但现在尚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可供参考，幸而陈独秀发表了一些陈词性的文字，诸如“《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等，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当时的“时代的文明”：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约分为二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第一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原有几分赞成；惟看见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认的废物，便不必细说理由，措词又未装出绅士的腔调，恐怕本志因此在社会上减了信用，像这种反对，本志同人，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好意。”
“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是根本上立在反对的地位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此时正是我们中国用德先生的意思废了君主第八年的开始，所以我要写出本志得罪社会的原由，布告天下。”
一九一九，一，一五
按照一百年前的标准评价，我们难以否认我们是我们的先辈不能容忍的叛逆，即使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接近西方人——更不提生活方式了。
在今天，无论谁要复古，要求我们遵从一百年前的“礼仪”，大概没有人愿意服从，但是要因此就指责我们不是中国人，恐怕也没人答应。
冲突的内化是交流的开始，内化的冲突是变化的基础。我们的文明在很长的时间里就是这样不情愿地冲突着、交流着、发展着，而我们自己更多是把这一切看成是危机重重的挑战，我们的未来就这样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地变成了我们的现实，祖宗对我们的期望往往落空，我们对祖宗也更加陌生，奇怪的是文明不但延续着，而且还进步发展着。文明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呢？
第三节 文明冲突论
悲观的历史主义好像总有更好的卖点，历史学也从来就是沉重的学科。于是发现恶是历史的动力就有了深刻的气息。
人们在世界历史中见识了太多的冲突，又在今天的世界上领略了太多的纷争。他们失望的心灵，对于建立在事实联结与经验反复再现基础上的文明冲突论当然有更多的共鸣。
历史科学当然首先必须是尊重事实的科学，然而以为事实本身就会说话的想法大概有点异想天开了。对此，马克思就告诫过：“现象与本质如果合而为一的话，任何科学就是多余的了.”
3.1 历史的终结
随着冷战的结束，两个对立阵营对峙的世界政治格局终结了，萦绕在整整一代人心灵上的阴影——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威胁消散了，人们有理由乐观地相信，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已经不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议了。“永久和平”终于确立，“历史”在这里“终结”。
3.2 文明的冲突
然而亨廷顿却提出了一种警告，事实并非如此乐观，世界并非四海一同，和睦无间，新的危险隐约呈现。在“历史的终结”之后的时代，新的危险表现为几种主要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竞争，亨廷顿列举了几种代表性的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东亚儒教文明，非洲文明等。
“文明的冲突理论”最早在论文中提出，1997年，在论文发表五年后，赛谬尔·亨廷顿出版了他的畅销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结构生硬，内容琐碎，许多人看了一大半就半途而废，然而在结尾处亨廷顿却有一段有趣的遐想——文明间的世界大战。以这样一种耸人听闻的方式，亨廷顿将国家与文明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认同这段遐想，那么本书的每一处都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一本畅销书，《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本身无可非议，但是，它是否能被看作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这颇为令人怀疑。也许，通过本书表达一种对于国家与文明关系的隐约的忧虑，更加接近作者的本意？
对于“文明的冲突”理论的争议，从最初始到现在，一直没有平息。有趣的问题是，国内学者对于这个褒贬不一的理论，兴趣却莫名其妙地浓厚。
亨廷顿对于“文明”的定义比较独特，其关键在于将文明看成对人类进行区分概括的最上层、最广延的概念，其独特的表述是：“只有知道了我们反对谁，才知道自己是谁”。文明间的差异，在他看来，主要就是对于人类社会一些基本关系、基本问题的基本看法的分歧。3.3 一种直白的表述：黄祸论
“我们时代最可笑的人物之一，身为演说家，诗人，音乐家，剧作家，艺术家，特别是爱国者的威廉皇帝，近来画了一幅画，描绘出所有欧洲国家持剑站在海岸上，按照天使长米迦勒的指示，注视着高坐在远处的佛像和孔子像。照威廉的本意，这是要欧洲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在从那一边逼临的祸患面前保卫自己。”
列夫·托尔斯泰在评论中所提到那幅画就是在十九实际最末的几年里轰动一时的《黄祸图》，这件作品因为它的作者是威廉二世而尤其引人注意。威廉将其作为“保持友谊的小礼物”，送给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
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复述这段几乎让人遗忘的历史，是一件令人厌倦的工作，虽然“黄祸论”直到一战前一直流传。
最早东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的人口规模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个国家的人口大约是欧洲大陆人口的总和，在工业革命前的那段时期，甚至更多。
传教士熟悉欧洲诸基督教国家四分五裂，互相征伐的历史，他们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居民处于一个皇帝的统治下，感到惊异。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在大约两代人的时间里显现出来，西方的观察家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用近代西方军事技术和工业成就武装起来的新式陆海军，在日清战争充分显示了威力。
根据一个简单的推理，作为具有同样的人种和文化的中国，在大约相当，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取得同样的进展，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么，结果，就是在东方出现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在西方观察家中的印象，有着至少日本十倍的人口，更辽阔的幅员，以及发展工业的资源。
在同一个时期，西方的观察者们得到的强烈印象是，中国正在日本的帮助下，迅速而且有效地武装起来，同时发展起武装新军所需要的工业。
这样的前景看来似乎就不是危言耸听了：千百万中国人被日本的成就所激励，采用现代化的战争方法，将收回它失去的一切，将加重报复旧日的怨恨。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似乎使这种危险更加是迫在眉睫了。
威廉二世夸张地写道：“欧洲各民族，团结起来，保护你们的信仰和家园”，看来欧洲各大国有望将它们之间的领土和殖民地仇恨束之高阁，对于远东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运动，保卫基督教信仰，而德国，要在这次新的十字军运动中占据它当然的地位。
然而，“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3.4 社会达尔文主义
自从达尔文发表他关于进化的理论后，人类将相信自己大约发现了生物界进化的规律，不仅如此，还进而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领域“进化”的规律。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生物界的进化中是如此，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必然”也是如此。
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对德国国家主义哲学的胃口，无可置疑地，黑格尔博士已经证明了日耳曼民族的“内在性”，这保证了日耳曼民族在竞争中“必然”的优势，那么，日耳曼民族必然要求“太阳下的地位”。
但我们无论如何应抱有这项见解，即在别的民族争取统治那些具有发展前途的国家之竞争里，一开始就不该把德意志关在门外。当初有过一个时候，德意志人把领土让给这个邻邦，把海洋让给那个邻邦，而自己留置于纯粹空谈的天空里，但那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不能容忍任何外国，任何国外的主神向我们说道：“怎么办？世界已分割完了！”我们不愿阻挠任何人，但我们也不容许任何人妨碍我们的道路。我们不愿消极地站在旁边，而让他人分割世界。
对我们来说，没有巨大威力，没有强大陆军，没有强大海军，而要获得幸福，那是万万办不到的；只有在我们懂得这一道理的时候，我们才能站在高峰而不坠。在未来世纪里，德意志人民不做铁锤，便将做铁砧了。
“不做铁锤，便将做铁砧了”，这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直白的说明，在这种逻辑下，四亿中国人民，一旦从铁砧的地位上翻身，就会成为一柄极端可怕的铁锤，五千万人口构成的日本铁锤一击就几乎使俄国崩溃，那么十倍可怕的中国铁锤，就自然足以毁灭整个基督教世界。
但是德国国家哲学尚不尽完善，因为日耳曼民族优越性的保证，至今为止还只有黑格尔的哲学提供保证，如果把哲学作为“纯粹空谈的天空”，那么日耳曼民族的前景就不见得美妙。为此，就必须提供科学上的证明，因此，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坚持到底，就会为种族主义的产生开辟道路。系统的种族主义是要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这是纳粹所进行的工作，从种族调查局，到在集中营中用活人做研究的标本，希望从科学上证明，日耳曼-雅利安种族是优等种族。
3.5 强权即公理
社会达尔文主义另外一个自然的结论是“强权即公理”，黑格尔对于这个命题的证明过于精妙，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就比较直白，根据在社会历史领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淘汰规律。可以生存的就是“最优秀的”，那么在人类历史上，应该也存在这个规律，所有能够在强权竞争中胜利的民族，都是“最优等”的民族，理应赢得“生存空间”，“劣等民族”应该在竞争中灭亡，为“优等民族”腾出“生存空间”，因为“竞争”能够保证优胜劣汰的原则，能够使“最优等”的民族生存下来，显然是符合“自然规律”和“神的意志”的。这是符合“公理”的。
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在人类社会中，身体有缺陷的人，精神病患者都是应该被淘汰的，为了改善整个民族的素质，有时甚至需要他们作为“敌人”处理，至少，也不允许他们结婚和生育后代。
人类社会的竞争就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民族只有通过战争胜利才能证明自己是“优等种族”，才能赢得“生存空间”，才配在“太阳下的土地”上生活。
自诩才智的威廉本人对于“黄祸论”是半心半意的，也许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热心过，“黄祸论”作为种族主义的一个分支，欧战一爆发就被威廉本人抛弃了，齐装满员的德国陆军，首先迂回进攻比利时。
欧战甫一爆发，“黄祸论”是烟消云散了，但是，原来统一的“基督教文明世界”几周内分裂为若干不可调和的“文明”，这些“文明”之间的大战与马恩河和索姆河上的大战一样充满火药味。
1703年奥伦治王室绝嗣，神圣罗马帝国汉诺威选帝侯入主英国王室，所以1703年以后英国王室的名称是德国的“盖尔夫”，战争爆发后，为了避免伤害国民和军队的士气，英国王室立刻将盖尔夫换成英国色彩的“温莎”。
俄德两国交战后，俄国人随后行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其词尾-burg是德国词尾，于是俄国人迅速将圣彼得堡换成俄国色彩的彼得格勒。
战争后期，有英国血统的德国贵族极力避免在公开场合露面，如果无法避免，也决不说英语。
此后，各参战国的学者也分别撰文，攻击，贬低敌国的文明，或者将敌国文明说成完全是拾本国文明之牙慧。
考虑到参战各国大都是代议制度健全的近代民族国家，各国学者热情或者激愤地参与这种论证——并非收受政府的秘密津贴——这真是一副绝妙的图画。普法战争期间，巴斯德在退还柏林大学荣誉学位的时候，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却有他自己的祖国”，
到了一战的时候，各参战国的学者连第一点也忘了。所以，既然若连科学也要分出德国科学和英国科学，那么要将欧几里德以来的几何学完全推倒，建立“无产阶级”的几何学，又有什么不对呢？
但是不论在东线，抑或西线，德国炮队发射的炮弹都是按照意大利人伽利略和英国人牛顿确定的力学规律飞行的；英军电台通信使用的电磁波却是由德国人赫兹发现的，这真是真诚的爱国者感到沮丧。
如果至今为止真诚的爱国者还仅仅感到沮丧，那么，我们无法想象他们是怀着一种怎样复杂的心情对待皇室的血统问题。英国王室消灭了王室的德国名字，却没法消灭王室的德国血统——英国王室是德国汉诺威选帝侯的后裔；德国皇帝有着一半的英国血统——德皇威廉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长女；俄国人怀着仇恨消灭了圣彼得堡的德国式词尾，但是，每一位俄国君主都无法否认其德国血统——从叶卡特林娜女皇开始，俄国君主往往迎娶德国巴登公国的公主为皇后。战前，俄国君主一直以自己体内流着“伟大的菲特列”的血液而自夸。
这种未完成的事业，最终只有沦为闹剧的命运。
3.7 演绎与归纳
人们很早就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推论，都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的形态：归纳法和演绎法。
某一研究者调查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的通过情况，调查学生甲，他通过了考试，调查学生乙，他也通过了考试，丙，丁，调查这样继续下去，在调查完五十个学生以后，发现他们都通过了CET-4的考试，于是研究者得出结论，上海财经大学的所有学生都通过了CET-4的考试。
这种分析方法就是最简单的归纳法，我们得出的许多大多数结论，都是这种性质的，所谓“知识”，大部分都是从实际经验中归纳出的结论。
但是这种结论往往是不可靠的，研究者继续调查了一个学生，发现他未能通过CET-4的考试——仅仅因为他在中学时选修的外国语是俄罗斯语，即使他是俄罗斯语言上的专家，却也未必能通过CET-4的考试。
研究者感到沮丧，他继续探询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中，有哪些肯定通过了CET-4的考试？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下述推论是成立的：
甲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学士学位获得者；
按照上海财经大学颁布的学位授予章程，学士学位申请者必须持有CET-4的考试合格证书。
结论，甲通过CET-4考试。
这就是简单的演绎法，这种推论是有不可错误性的，也是可以反复重复的。
虽然演绎法具有不可错误性，但是，对于事态纷纭的现象，这种推论可以提供的余地是很小的。
所以，大部分经验科学中的学说或者理论都是依靠归纳法总结出来的，然后使用事实去验证，对于公认度比较高的结论。其确定性是没有百分之百的保证的。
亨廷顿所谓的文明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关系，最多是停留在归纳的层次。社会学者可以搜集更多的资料，但是只能暗示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显然，却不能证明存在直接关系，更加不能证明决定关系，无论如何，这都仅仅是一个假说，一个悖反的事例就会使之消灭。
3.8 牛顿的世界
《原理》一书参照了《几何原本》，虽然牛顿相信这仅仅是数学的证明，而非真理的信条，但是牛顿的成就实在太过于眩目，他完美地解释了苹果落地的原因，因为苹果处于地球的重力世界中；月球不过是在天空中飞得更快的一个放大的苹果，它同样处于地球的重力世界中，时刻都在下落中；行星处于太阳的重力世界中,时刻在朝太阳的方向下落；彗星，潮汐可以同样解释，牛顿用几个简单的数学表达式解释了整个宇宙的秘密。这是从不可追忆的时代就使人类困惑的问题，至少，许多部族都有传说因此流传。
牛顿的成就极为可观——它第一次生动地阐明了人类的理智，可以达到何等完美的境地，一种高超无比的构思，科学满可以感到得意了。它不是已经把宇宙的活动方式化成了精确的数学定律吗？它不是证明了，宇宙必然万古千秋地走它的既定的道路，它的各部分的运动是按照数学上将精美雅致的，永远不变的图式严格确定的吗？它不是证明了，一切的一切，都必然毫厘不差地符合人类与其数学终于阐明的庄严定律吗？在这方面的确有理由骄傲。宏伟的宇宙受已知方程的支配，它的一切运动在理论上都可以预言，它的一切作用都按已知定律由原因庄严地进行到结果。不错，有一些无法克服的实际困难妨碍人们做出完全的预言，但是，在理论上，假如能进行无数次观察和测量，完成繁难惊人的计算，那么宇宙的全部不可思议的命运会被揭露得详细无疑。没有丝毫基本的东西尚待发现。拓荒工作早已经完成，现在只是扩展已知的知识的细节问题。人类镇定无扰地生活在牛顿的世界中。这是一个完备而且优美的体系。在这个海洋中航行，绝无未知的风暴，洋流和暗礁。
人们在其西敏寺的墓志铭上写道：“世界运行的规律隐藏在黑暗中，于是主说，‘让牛顿去吧！’所以世界就有了光明。”
3.9 因果论
希腊人在科学上的成就完全可以说都是在数理科学方面，特别是几何学得到高度发展，其中，他们对于数学最大的贡献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公理体系，欧几里德的体系一直被认为是演绎推理力量令人惊叹的证明。
牛顿的物理学与弗朗西斯培根的归纳法大不相同，仅仅是简单的资料收集和归纳，是不足以建立近代科学体系的，牛顿的成就在于把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的工作综合一致，把前人的观察工作与数学演绎结合起来。
数学演绎与观察相结合，这是近代科学所以具有威力的原因，物理学的必然性只是观察的必然性，当然，如上所述，这种归纳法是没有确定性的，但是，一旦这些观察的现象得到数学的解释，就获得了数学的必然性，而数学的必然性，是通过严格的演绎法得到保证的，那么，数学上的演绎必然性就转移到物理现象上去了。
潮汐跟随月亮位置变化涨落的“观察”规律，如果考虑成是，正向月球的海水和反向月球的海水，分别受到不同的引力，同时地球在海水下转动，于是浪潮在地球表面上滑移，通过牛顿的解释，这一规律被证明是万有引力的结果，是数学规律的结果，潮汐现象就获得了数学上的必然性。
《几何原本》的伟大之处，如牛顿所说，是在那么少的几条平凡公设之上，推导出一个如此宏大精致的体系，这本来是演绎推导法独有的成就，但是，一旦物理现象获得了数学解释，那么，就通过数学演绎，获得了预言的力量，而这些预言被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比如对行星摄动的研究，发现了海王星——这对于人类精神状态的影响，只有经过几百年才能理解。
一切世界有着严整的因果决定性这一观念，是近代世界的产物，有些希腊哲学家也坚持一种普遍的决定论，但是，如果认为因果性是一种无例外的规律，控制着微不足道的事件，也控制着最重要的事件，并使每一件事件的发生都是前面一事的产物，这在希腊哲学家那里，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牛顿世界的图景。
对于希腊人而言，因果性更多地意味着一种神秘的宗教意味，因而是通过命运，而不是原因与结果的决定关系，表现出来。
弑父娶母是俄蒂浦斯的命运，这个命运是他本人所不知道的，但是他的父亲，色贝城的王，从一次神示中就知道了，父亲企图躲过这个命运，把新生的儿子丢在深山里，但是，婴儿被人收养长大了。当俄蒂浦斯长成一个青年旅行到色贝的时候，他在途中遇见一个不认识的人，把他杀了；他猜破了斯芬克斯的哑迷，成功地把全城人从斯芬克斯的恐怖中介就出来，他所得到的奖赏是娶王后为妻，他后来才知道，他杀死的路人，就是他的父亲，那个王后，就是他的妻子，原来是他的母亲。
在所有流传的希腊神话中，很多故事都具有着这样企图反抗命运而最终失败的内在结构，在希腊人那里，这很有一种宿命宗教的意味。
近代科学的决定论的性质则大为不同，它是在数学方法解释物理学现象的成功中发展出来的。如果物理规律可以解释为数学关系，并且通过数学推导预先得出最终可以被检验的事实结论，那么，在事态纷纭的现象背后，必定有一个数学秩序，必定有一种因果秩序。世界可以与一座上了发条的，自动地一分一秒走过的时钟相比——这是一种相对理性的宗教。
3.10 休谟的怀疑主义
假定有两个都十分准确的钟；每当一个钟的指针指向正点，另一个钟就会鸣响报时，因此，倘若你眼望着一个钟，耳听另一个钟的钟声，你就会以为是这个钟促使那个钟打点。人类的认知往往如此。
如此事件重复发生，就会给人以因果关系的错觉，一个钟正点是另一个钟打点的原因。而事实并非如此，两只时钟完全是独立走时的。
一般人在说明比较常见和熟悉的自然作用方面，例如重物的降落，植物的生长，动物的生殖或者食物对身体的营养，从来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由于长期的习惯，他们养成了这样一种思路，这就是：在原因出现时，他们立刻就深信不疑地期待着它的经常的伴侣——人所共知的“结果”，因为很难设想有可能从原因中产生出任何其他的事件。
在所有这些场合，他们都假定自己觉察到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并使原因的作用确实无疑的哪种真正的力量。
我们只有通过经验，才得以知道这些事物通常的联结，而不能理会到它们之间类似联系的任何东西。一般所称的原因，实际上不过是机缘。
因此，人们所信服的因果论，与其说是事实的逻辑，不如说是观念的逻辑，从两只钟的事实可以看出，因果论仅仅是：因为有对于“原因”的“印象”，所以有对于“结果”的“观念”。这个结论真是可怕，它表明经验主义的逻辑如果坚持到底，最终会产生不可救药的怀疑主义，道德和知识因此不可避免地沾染上犬儒的气息，经验主义在这里分裂了，以后的最自然的冲动看来是回到柏拉图的遗产中去：“理念比事实更真实”。
在休谟以后，反驳他一向是哲学家的乐趣，如果不是出于一种拯救道德的责任。黑格尔雄心勃勃地试图完成这项工作，在他那里，世界历史最终成为一项观念化的运动。
牛顿的成就无疑是令人鼓舞的，既然从前奥妙幽暗的自然世界是按照几条数学表达式确立的模型运行的，那么人类历史是否也是按照若干规律运行的呢？在社会历史领域，最天才的作者开始着手同样的工作，最需要的是像牛顿那样，找到宇宙的推动力，在社会历史领域，这就是历史推动力，但是，这项工作证明比最初猜测得要困难地多，至今尚没有令人鼓舞的进展——如果学者对此还没有失去兴趣的话。
在牛顿之后的大约两个世纪，人类就镇定无扰地生活在牛顿的世界中，不仅在物理上，而且在社会心理上——热情的作者正努力发现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无可置疑地，他们相信社会历史中的确存在牛顿式的规律。休谟写作的时间不幸是在牛顿发表其《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之后，休谟的争辩，在某种意义上，将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饶舌，尽管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而且有几分有趣。
3.11 二元世界：观念映照现实
一位国王让盲人去摸一头象，摸到象腿的盲人说象像漆桶，摸到象尾的盲人说像扫帚，摸到象牙的盲人说象是尖尖的。
所以，如果盲人不是自幼失明，那么在他失明以前，他对于世界就会有一种认识，比如，漆桶是圆柱形的，有一个底盖，有一定的直径和一定的高度。以后，当他摸到这样一件物品后，他就会求助于他失明以前的记忆，从而判断这是一只漆桶。他的判断是用他摸到的漆桶和他观念中的漆桶对照，从而得出结论的。
所以，上述盲人会做出象是漆桶的判断。
盲人的这种认知也恰恰反应了人类认知的过程——连那位自作聪明的国王也不会更加高明，人类的认知最初是一个观念化的过程，而后，是用事实对照这种观念，做出判断。但是，这个过程的重复是不自觉地，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但是，如果我们重温童年的游戏，蒙住自己的眼睛，仅仅依靠手的抚摸脸庞的感觉，判断哪一个是自己的母亲，还是阿姨，是不是会有更加直觉的认识呢？
自从大约五万年前人类获得这种能力之后，人类就不仅生活在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有关世界的观念中。在那种遥远的，人类无法涉足其中的世界，就只有有关世界的观念了——诸部族关于星空的早期民间传说。
牛顿的证明使世界和世界的观念完美地合二为一，在两个多世纪中，人们生活在牛顿的观念中，也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两者一样真实可靠。抛出一只苹果，它必然会落向地面，如果抛出的速度更大，它会落得更远，如果速度足够大，它就永远落不到地面，而成为一个小卫星了。
然而，在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分别提出他们各自的理论后，人们发现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和牛顿的世界还是有差别的。牛顿的世界只是观念的世界，它只是对于真实世界的某种描述，只是这种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完美的近乎可怕，以至于人们在两个世界里毫无知觉，在日常的条件下也不可能知觉。
由此，休谟的争辩就不再是毫无意义的饶舌了，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只有重复发生的联结。或者说，有了关于“联结”的“印象”，所以有关于“联系”的“观念”。
自从人类的认识深入到原子领域后，人们就愈加依赖抽象的观念，现代高等物理学更加显然地是建立在许多假说之上。
在发现电子之后，物理学者提出了许多可能的原子模型，汤姆逊以为原子含有一个均匀的阳电球，若干阴性电子在这个球体内运行。电子分布在球体中很有点像葡萄干点缀在一块蛋糕里，很多人把汤姆逊的原子模型称为“葡萄干蛋糕模型”。由于汤姆逊模型能解释当时很多的实验事实，所以很容易被许多物理学家所接受。
但是，卢瑟福在其经典的散射实验的基础上推翻了这个模型，卢瑟福新建立的模型经过波尔量子化的修正，能够解释的实验事实大大扩展了，在一个时期内成为物理学界普遍承认的模型。
这很显然是一个观念化“原子”，因为真实的原子是否果真如此，至今尚无人亲眼得见，看来也永远不可能有人亲眼得见。卢瑟福的原子模型，也是一个可以解释许多现象的观念“原子”。当然，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实验结果符合这个模型，那么根据数学我们可以知道，这只是意味着这个模型的可靠性在理论上会逐渐增加，对于真实的原子是否果然就是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百分之一百的确定性。
现象和本质如果合二为一，那么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但是如果相信有了科学，现象和本质就会合二为一，那似乎就天真得近乎异想天开了。
看来似乎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观念”：所谓科学，是一个奇妙建筑，它最基础的部分是通过大量实验观察收集到的事实数据，他们在人们的观念中被“观照”，人们使用数学整理事实，设法将它们纳入整个数学演绎法体系中，如果这个体系符合若干事实，人们就宣布他们发现了这个现象之间的联系，如果与之相符合的事实更多，人们就深信不疑了。
人们接受科学的体系，依然是依靠理性的帮助，但比理性更加幽暗的是人类情感的海洋，相信因果性和规律性——这样一些理性宗教的形式，这是人类理性不能提供帮助和证明的，这大概是出自人类情感上追求安全感、确定性和归属感的需要；人类的价值，道德也是如此，它们是无法用几何与数学的方法证明的，事实上，也是不证自明的。
3.12 文明与国家
“文明的冲突”理论之所以享有骇人听闻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明的地图往往不幸和政治的地图如此重合。那么文明的冲突确实是爱国之心休憩的树荫。安全而自如，然而这真是美妙的误解。
对于国家和文明的关系问题，即使在西方政治哲学中，也存在着两种迥然的意见——这只是欧美政治哲学和大陆政治哲学的分野之一。
欧美政治哲学继承了洛克的经验主义传统，经历了英国内战，英国民众在感情上反感教条的辩论，洛克本人亦是如此，他表现出明显的实用态度，对于教条的争端漠然视之。在政治哲学中，注重个人自由，个人同意，自由获得和享有财产的权利。
在英美政治哲学中，“国家”一词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色彩，至于国家如何在政治哲学上被镀上一层道德的釉彩，并且和“文明”携起手来，还要归功于黑格尔，这种表述最经典的形态最终是由黑格尔完成的。而在此以前，卢梭就对英国政治哲学的后果不无担心。
神经质的卢梭和公意
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卢梭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作者，当其他作者正在满怀热情地摧毁教会和旧制度的可厌教条和戒律时，卢梭就担心启蒙作者的热情——伏尔泰和狄德罗等人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在摧毁了教会令人生厌的教条和王室可笑的尊严后，是否会摧毁人类情感的寄托？在卢梭看来，理智是危险的，它会毁掉虔诚，没有信仰，没有道德的自觉，就不会有人格，也不会有社会，这种担心与卢梭个人神经质的精神状态不无关系，虽然卢梭从来就无法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正常生活。
为了保卫虔诚，信仰，道德以及传统，卢梭提出了神秘的“公意”观念，把社会作为实体，具有独特的价值准则和生命史。因为公意代表社会所独有的实际，与其成员的私人利益并不是一回事，它有自己的生命史，履行自己的使命，也承受自己的命运。
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外是一个道德人格，其生命全在于它的成员的结合，并且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保存它自身；那末它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以便按照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式来推动并安排各个部分。
相对于个人主义的观念，卢梭相信，社会对于其成员而言是唯一的和同时存在的，而非社会成员联合造就的产物。
我们每个人都以自身及自己的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我们并以共同体的资格接受每个成员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卢梭却不大可能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卢梭不但与狄德罗，休谟等人相继绝交，连自己的后代也成了共同体的一部分。
对于卢梭，单纯地指责他过于神经质，性格分裂，是无意义的，对于他的学说，自从其问世之后，发生的许多历史总是暗示我们，人类除了冷冰冰的理性，也许在不经意间还需要些许温情，哪怕是伪善的面纱？——也许人类需要借助无知的孩子，或者神经质的卢梭，才得以表达隐没的愿望？
黑格尔的政治哲学
“个人理性”——完全以自己的天然个性生成的癖好指导个人生活，却是一个经不起历史学和心理学探究的观念，个人与社会——在心理上和伦理上的交织，却不可能依靠不言自明的真理解释。
黑格尔继承了卢梭的观点，认为个人主义既误解了个人的本质——它假设“个人理性”，也误解了社会的本质——它把社会存在的目的仅仅看作是为了促进私人的福利。
普遍物既不能没有特殊利益，知识和意志而发生效力并底于完成，人也不能作为私人和为了本身目的而生活。
因此，要对人有正确的理解，就必须将个人看作是社会的成员，在近代历史上，还必须看作是国家的成员，因为国家制度是近代文明的伟大成就——国家将公民自由和国家权威完美地结合。
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物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黑格尔反复强调，国家是近代文明的伟大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就是文明。国家是在地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世界上有意识地使自身成为实在。由此，黑格尔进一步完成了法哲学向历史哲学的过渡。日尔曼民族的历史使命就是“世界精神”的展开。因为“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的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质上是形式的。
3.13 政治冲突与文明冲突
政治滥用了人们对乡土和自然的热爱，人类不幸生为文明人，所以任何罪恶的事情，都会披上文明的外衣——否则人类如此善良又富有正义感，这种罪恶的勾当又如何能在众目睽睽下做成？而且越是罪恶滔天的勾当，就越需要披上动人的画皮。尽管许多政治冲突与文明冲突常常相伴发生，但是，如果将所有政治冲突解释为文明冲突，却常常是掩饰某些事实，至于掩饰这些事实的企图，人们往往无法想象。如果勉强做此解释，那常常是“用昨天的卑劣为今天的卑劣制度作辩护。”
在现实世界里，使用一种马克思式的表达法，我们可以这样说：政治冲突是文明冲突的真理，而文明冲突却不是政治冲突的真理；在政治冲突的基础上可以理解文明冲突，在文明冲突的前设下却不大可能理解政治冲突。关于此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有些可笑的轶事中得到证明，亨廷顿的理论，如果不是文明史的杜撰，就是杜撰了文明史，在那里，因果关系的表述却是颠倒的，而颠倒这种因果关系，却是在“黄祸论”到纳粹德国的战争中都是以一贯之的，不过结果都不美妙。如果将这种“我们反对谁，才知道我们是谁”的逻辑坚持到底，那么不过是将发生过的历史重演一次，从“文明的冲突”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种族主义，直至纳粹的种族清洗。
黑格尔相信，森林民族日尔曼人的天性是自由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日尔曼人天性的自由”与他们的邻居“条顿森林中野猪的吼叫”也没有太大区别。所以，世界上不存在所谓自由的文化，如果有，那也只是“条顿森林中野猪的吼叫”，而人类比野猪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发现了文化的自由，而文化的自由，归根结底却恰恰是人的自由。而文明的理想恰恰是寻求所有人全面发展的前提，而那就是“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总有些思想家要让我们相信，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才是我们的命运。他们也总能从我们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事实中归纳、总结出我们不应该掌握自己命运的理论。从卢梭的总意志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他们观念的运动常常美妙得惊人，但近代人类拓展自由的历史首先在观念形态上就被歪曲了。他们天马行空，头足倒置的思维运动一旦行在了地上，人类的现实命运就悲惨得莫可名状了。
第四节 现代世界
4.1 从奴隶制到封建主义
罗马奴隶主要来自对外战争，纪元之后，对外战争中掳掠的奴隶减少，奴隶的价格迅速上升，从此之后，奴隶主逐渐停止供养为数众多的奴隶，转而将他们安置在小块土地上，使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则作为抵住收取租金；同时，在自由佃农和小土地持有者的村落，为了抵御征税令和征召令，就把自己委托给大庄园主的保护，依附农民逐渐在诸多省中出现，他们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缴纳租金或者农业产品。
在古典世界，技术并没有完全停滞不前，但是也没有产生能够推动古代经济向新的大规模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重要发明，古典时代全方位的技术停滞，在历史上是令人罕见的。在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的重要发明，比如水磨，在奴隶制生产处于顶峰时期没有流传，在奴隶制处于衰落时期也没有流传。
“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封建的生产方式，对于一项有价值的发明，也不会提供更多改进和应用的余地。
一旦劳动和失去自由紧密结合，那么也就失去了自由发明的社会基础，此类生产方式的消极影响不仅是使效率地下，而且逐渐影响到所有的劳动方式。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方式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4.2 现代世界的起源：中世纪城市
德国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以低下的效能耕作，进入城市的逃亡农奴为市镇提供了自由劳动力。虽然中世纪城市在规模上从来不能与古代或者亚洲的城市相比并论，但是，前者在功能上却是远较后者为先进的。罗马帝国有着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但是城市是附着于生活于其中的贵族阶层的，而贵族阶层是依赖于广大乡村的奴隶劳动。典型的中世纪城市则经营商业和制造业，是自治的公社，享有团体性的脱离贵族与教会的政治和军事的自治。在这些自治城市里，最早出现了现代世界的雏形，以及现代社会组织和发展的原则，比如关于社会契约的原则。
教皇的地盘斜穿在半岛中部，时刻警惕着对抗任何过于强大的世俗国家的威胁，这给半岛出现任何君主国增加了一个重要障碍。在四分五裂的半岛上，城市得以最早从夹缝中获得生机，况且，意大利从来不曾丧失过在罗马帝国曾经有过的市镇生活。主要的市镇不久就再度作为跨越地中海的商业交通贸易中心而起作用，并且作为港口和货物的集散地，比欧洲其它任何城市都更早地很好地兴旺起来。
4.3 意大利城市公社：佛罗伦萨的羊毛业行会
佛罗伦萨高度发达的工业技术和经验，它所购买和转运的原材料和染料的质量，在分配，经营和使用劳动力方面的生产组织能力，成品的利润，对当时支配世界贸易的全部条件的精湛知识和灵活应用。以及为了发展它的工商业所制定的公社的经济政策，即“不择任何手段，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意大利的羊毛工业可追溯到罗马早期，当时意大利的毛织品几乎供应了整个罗马世界。但到帝国晚期，自产呢绒再不能满足善于挑剔的，较富裕的罗马人的口味了。因而，城市平民和农民就像使用本地产的手工织造呢绒，而上层阶级则使用精细的，色彩丰富的东方呢绒。即使在“黑暗时期”，意大利半岛的毛织工艺从未衰亡。
就佛罗伦萨而言，根据史料记载，毛织工业的萌芽最早出现于9世纪的圣·安德利亚修女院，这里的修女们必须每年向佛罗伦萨大主教进贡“一件用山羊毛织造的法衣”。
13世纪，佛罗伦萨羊毛工业有了大幅度上升。这一工业从修女静室的织机和纱锭开始，通过以妇女为主的雏形的家庭手工业阶段，发展到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在这里，复杂的生产程序中的每一细节，都由不同的工艺完成。
羊毛业行会是佛罗伦萨德第一个合作社团或贸易联合体，而且早在佛罗伦萨的羊毛开始在全欧畅销前就已存在。
行会本身就是一个政府：它的理事们指挥着一支武装军队；他们通过议会表决批准法令，他们掌握着法庭以压制其成员的不满并惩罚其罪过。维持行会成员对这一政府的绝对服从并非难事，不服从行会意味着被剥夺经商权利。在意大利内外，行会的议会推动着它的贸易，保护着它的成员，为其成员提供食宿，并不断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如上所述，在这一政府内，理事们召集会议，增进行会利益。此外，这一行会与其下属各行会有盟约关系，因为各团体合并起来形成了行会总部，其首领为理事长。
这一政体结构的后果是：一个普及的政治和工业教育。每一位商人对管理重要产业，讨论法规和商业诉讼都很在行；他与已知世界的各处都有联系，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他本身就有义务担负外交使命，佛罗伦萨各种势力的全面发展必然归功于这种政治和工业的素养。
所有的佛罗伦萨大家族都在意大利城市中设有商栈，主要为羊毛业服务，同时兼营其他行业，特别是银行业。
在11～15世纪意大利商业城市中，佛罗伦萨的行会不过是一个插图，比萨，热那亚，威尼斯，都是著名的商业城市。
威尼斯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威尼斯是历史上最早的商业殖民帝国，它位于亚得里亚群岛之颠，由于远离大陆而保持了独立，它把触角伸向东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并且在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建立了商站。威尼斯每年派遣庞大的国家贸易船队——佛兰德大舰队前往西欧贸易，这些船只由国家筹建，每年都由投标最高者带队远航。
意大利模式的公社在欧洲从未普遍化，但是，在弗兰德尔和莱茵兰，这两个地区的城市公社在封建领主特许状的处于自治的状态。
4.4 社会契约制度
意大利城市自治所采取的最成熟形式是公社，公社是建立在平等者之间的联盟，这种制度在中世纪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而城市间同盟的公社盟约，大约是实际历史上最接近正式的“社会契约”的事物，它完全体现了一个新的原则——一个平等者的社会。
4.5 现代经营方式的起源
由于欧洲经营商业的规模和种类与日俱增，新的经商方式行将发明，或者说废弃已久的古代方法复兴在望，为了便于进行贸易，新手段势必风靡一时，所有的这一切都必不可少，也势在必行。
汇票和信用
早期商人携大量货币上路风险甚大，土匪或兼营盗匪职业的贵族会把他们洗劫一空，在十二世纪，在十字军东侵中建立的圣殿骑士团最终解决了这一难题，国王和教廷都委托骑士团送币输款。
在这种实践过程中，人们开始用活支汇信或汇票，而不再把现金运来运去。这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也是革命性的步骤——票据代替了现金在周转流通，它的出现标志着经济活动中的一场革命。12世纪以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票据形式，信用概念的出现以及它成为经商惯例，这是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分类帐和复式记帐法
14世纪初，商人们把他们的商业活动记在帐簿上，一旦需要在法律上确定一笔金额时，这些分类帐就可以作为依据。
在历史上，征服者民族的文化如果比被征服民族还低，那它就常常不可能彻底消灭后者的法律和商业制度。罗马的簿记制度传给了基督教会和蛮族商人。簿记技术的成熟与商业的发展齐头并进。罗马人把日记帐，帐簿，分类帐应用自如。在“黑暗时代”，罗马人的记帐方法在西欧荡然无存，但它在东罗马帝国得以保全，而阿拉伯人又从那里引进了它。当十字军时期贸易开始复兴之际，意大利商人又把这失传数百年之久的方法再度引入西方。
人们所知复式簿记的最早先例出现于热那亚，但是威尼斯在簿记学上的发展后来居上。到16世纪，人们普遍把复式簿记称为“威尼斯式的簿记”。
早期记帐中使用的是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直到12世纪才通用，它很可能是通过商业活动引进而推广的，而不是靠学术性书籍。
教会禁止放债生利，否则灵魂就有可能下地狱，一种逃避方法是合伙制，一个人怯于灵魂下地狱而犹豫的许多行为，它却可以公然行之，因为被“委托”的合伙制企业可没有什么灵魂。这种权宜之计的行为却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后果，它把那些对商业事务无知或者极不热衷的人都吸引到一起，为商业冒险开辟了用武之地，一个人与一个商人合作，后者将处理有关事务，作为回报，他获得一定比例的利润。
但是，13～15世纪欧洲商业活动的发展，终于冲破了不准谋取利息的禁令。大约15世纪时，对于货币的新观念越来越普遍，人们开始理解：货币本身就具有增值能力。
这种合伙制最终发展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是一种使其他一切形式都黯然失色的组织。可以说，以其财政力量，能征服整个世界。”
领事制度和国际法
中世纪的领事制度是促进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舍此正常贸易将很难进行。中世纪商人在异国时，常常多灾多难：收不回借出的债；动辄就被罚款——按照他知之甚少的地方惯例执行。正因为如此，领事馆就成为贸易不可或缺的机构，在促进国际贸易的同时，领事制度也为统一各地法律和惯例做出了贡献，并为日后建立国际法机构奠定了基础。
第一部海商法汇编《海上领事法》出现于13世纪中期，在加泰罗尼亚。威尼斯人首先采用了这部法典。比萨人，热那亚人和欧洲其他以海上事业为生的民族都竞相效法。《海上领事法》成为地中海各港口通行的基本法，它提供了某种保护，使当时的商业受益匪浅。
各商业城市签订的商业条约，对于私掠船特许证逐渐作出了某些限制，防止战争中私掠船对商业造成过大的损失。新建立的海事法庭有权审理一切有关海事的民事及刑事事件，由此逐渐建立了一种新的法律制度。
在14世纪初，正规的商业条约终于开始得到承认，中世纪那种阻碍通航，使海上贸易毫无安全可言的坏习惯开始被人们抛弃，欧洲各国乐于为其扬帆于异国海域或经商于海外的臣民提供保护。
4.6 近代世界的开端
市镇的持续兴盛使农民逃脱农奴制有了一种长久的可能，逃跑的农奴对于城市的制造业是一种无条件的劳动力输入。领主鉴于收取现金的考虑不能武装消灭市镇，因此，领主最终将地产上依附条款普遍放松，在西方，缓慢而逐步地将租役转化为货币地租。这个进程在英格兰发展得最早，其完成的程度也最高。到1450年，在法兰西，英格兰，西部德意志，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由隶农耕种自营地已经成为过时之事。
此时我们已经走到中世纪的尽头而立足于近代社会的开端。1500年的欧洲正处于迅速转变之中，万物皆在更新，新世界在人们脚下铺开，而这些人就是新社会的组成部分，当此之时，尽管强大而保守的机构，特别是教会，依然顽固地墨守种种陈规陋习，但那些新兴的伟大力量却在发生作用，已经或正在改变着陈旧的基本社会条件。
这种变化的外在表现，最早在工业革命之后直接表现出来，对此，马克思使用他的语言做了一个概括：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第五节 文明的自由与发展
5.1 个人愿望的偶然
因为“何不食肉糜”的疑问，晋惠帝让后人嘲笑了一千几百年。其实晋惠帝司马衷却并不缺乏爱心，他是真诚地希望消除饥荒，不过因为他自幼生长于深宫禁苑之中，不知稻粱事。
所谓世界，就每个个人而言，仅仅意味着世界上他所接触到的一部分，如他的家庭，他的同学，他在学校里学习的专业，他的同事等，至于若有一个人以为所谓世界广泛到指着他的国度和他的时代，那么他的心胸是值得赞扬的，但这种广阔从来不是天生的。然而时代并不是比个人更多明智，过去每个时代都抱有许多随后的时代视之为荒谬的意见，现在流行的许多意见必将被未来时代所遗弃，一如过去流行的许多意见已经为当代所遗弃一样。
所以，个人在这无数的世界中，选取的信赖对象仅仅是偶然的对象，从这种意义上而言，那位惊奇的君主是情有可原的，甚至是值得同情的。
动物的感觉比我们可靠的多，因为它们是依靠直接经验感知世界的，对于一只饥饿的狗来说，这个世界分为可吃的和不可吃的，对于一只蚂蚁来说，这个世界分为可以搬动的和不能搬动的。只有对于人类来说，世界才是可能的世界。
人类可以通过他人的间接经验认识这个世界，学习，分享，交流，积累，以及不断修正，这是人类的认识模式，也是他改造世界的基础（解放自己的本钱）。
5.2 观念世界
我的世界 world inside
一个寝室住着四个学生，寝室大约20平方米。
学生的数量可以计数，寝室的面积可以测量，这依然是动物认识世界的模式——如果动物会计数或者测量的话。不过，这是人类一切认识的起点，也是相对可靠的。
我们的世界 world outside
中国有大约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它的14亿人口，我们没有一个一个去点名计数，它的960万平方公里的领陆，我们不曾去测量。但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深信不疑，仅仅因为公布的统计数据是如此，但是，这已经是间接的经验了，比起那种我们可以直接计数和测量的直接经验，它的确定性始终是没有绝对把握的。
既然如此，仅仅信赖这种数据，事实上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轻信，不比“三人成虎”的结论更有可靠性，如果统计数据改成：“中国有140亿人口，9600万平方公里的领陆”。我们大概也无从反驳。
我们观念的世界world of concept & ideas
但是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会有更加让人费解的问题，幸好人类有想象力。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中主语“我们伟大的祖国”和表语“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不能依靠直接经验感知的，甚至也是不可能依靠间接的统计数据了解的。
这近乎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一种建立在若干直接可以感知的心理印象上的观念联合体：《义勇军进行曲》，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地图，960万平方公里等，还有那辉煌而我们自己并未亲身经历的历史。
这种“心理联想”其实是教育的结果，当然，这也是无法从逻辑上予以证明的。但是，如果我们陷于动物的狭隘经验，我们就永远只能知道我们的寝室有四个学生，寝室大约20平方米。而不敢相信“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领陆上居住着14亿人口”， 也不可能理解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类不仅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也生活在观念的世界中；不仅生活在此岸世界，也生活在彼岸世界。人类理解和感知的世界，肯定不如动物感知的世界那样真实可靠，但是一定更加丰富多彩，不过，这种进步中存在异乎寻常的风险。对人类而言，相信往往同时意味着轻信。无从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判断力，也无从相信世界就是世界。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理——或者对真理解释的权利，仅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5.3 趣味的罗陀斯
英国内战后，军队中的平均派的要求：
“我确实认为，在英国，最穷苦的人可以作为最伟大的人度过一生；因此，阁下，我要求在政府管辖下生活的每一个人，应当首先经他本人同意将自己置于改政府的管辖之下，同时我还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英国最穷苦的人丝毫也不受制于未经他同意将自己置于其下的政府。”
“任何人都不应成为骑在别人头上的老爷和地主，而大地是听任人类的儿女自由生活于其上的。”
军官领袖艾尔顿的合法头脑被这种含糊不清的要求所激怒：
“如果你只愿诉诸自然法，那么，根据自然法，你对这块土地和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比我拥有更多的权利。”
思想冲破牢笼的原因，常常不是思想的原因，但一种进步，最终总是要写入文化中，才是最后的完备形态，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却也是最恼人的一步。
野蛮人无忧愁
在《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认为“人天生来是善的，让种种制度才把人弄罪恶”，卢梭反对由传统惯例所认可的特权的不平等——但是并不反对年龄，健康，智力等的自然的不平等。为此，为了消除这种祸患，必须抛弃文明，因为人类天性善良，野蛮人在吃过饭以后与自然万物和平相处，跟所有族群友好不争。
卢梭把这篇论文献给伏尔泰，伏尔泰回信说：
我收到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灵巧，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种习惯丢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拣回来了。
人类天然作为文明人，从人类产生的那一刻起，人类在群落内就已然抛弃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律，而依赖一种文明自有的方式发展。文明是人类的存在法，一如弱肉强食是动物的存在法；文明是人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