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笑笑：谁是马克思主义&危险的朋友&？
——正确理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一些人经常引用马克思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借以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其中尤以网友候工为甚，断定只有“马克思的学说”，根本不存在“马克思主义”，那是列宁主义真们的伪造。当真如此吗？那就让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句话吧。 　　这句话出现在日恩格斯写给康.施密特的信中，当时马克思已经逝世七年。在这封信中，恩格斯首先追述了“凶兆之鸟”魔里茨对巴尔特所著《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的评论，然后引出马克思主义“危险的朋友”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错误理解，写到： 　　“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反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末，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象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就明确告诉我们：第一，恩格斯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直接针对的是魔里茨对巴特尔那本书的的评论；第二，至于魔里茨所引用的巴尔特那本书中关于唯物史观的那段话——“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唯一例子，就是笛卡尔宣城动物是机器”——是否就代表了巴特尔的观点，由于恩格斯还没有亲自看过那本书，所以恩格斯还不能确定；但是，第三，恩格斯把“魔里茨这家伙”当成了“一个危险的朋友”；第四，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所以恩格斯才提出“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这样的朋友无疑都是“危险的朋友”；第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才引用了马克思在七十年代末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六，很明显，马克思是针对一些人错误地理解甚至阉割篡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而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绝不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第七，马克思之所以由于一些人篡改阉割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否认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对人类的主要的最大贡献，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内容都是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揭示出来的，也就是说，不懂得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危险的朋友”。 　　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引用了马克思的这句话后，紧接着又批评了“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指责他们认为“‘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而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建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经济、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不仅如此，他在许多通信和著作中还鸿篇巨制、不厌其烦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目的在于同那些“危险的朋友”划清界限，绝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这是必须分清楚的。 　　那末，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有那么多“危险的朋友”呢？ 　　原因有三：一是人们长期受唯心史观的影响很深，一时难以转变过来。 　　历史观属于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生和发展变化本原总的看法，是断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相反，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个根本问题的观点。哲学家依照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社会意识是人类社会历史发生和发展变化的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神”、“心”是历史的创造者，则属于历史唯心主义；反之，凡是认为社会存在是本原的，承认物质资料生产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生和发展变化的，则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由于马克思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就破天荒第一次把头脑倒立的历史观给颠倒过来了，把人类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的认识植根于物质的基础之上了。这无疑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根本性的革命，为人类科学地认识和改造社会指明了方向。“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恩格斯《反杜林论》）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才把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马克思对人类的第一大贡献。现在看来，恩格斯对发现唯物史观的高度评价尽管有些绝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伟大发现对人类正确地认识历史、认识和改造社会，确实起了巨大作用。此后“神创论”“心创轮”不再主宰历史，“劳（动）创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人类社会近一百多年的巨大变化，同唯物史观被人们自觉或自发地应用不无关系。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现代无产阶级完成解放世界历史使命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被证明缺乏科学性，但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却成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说明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并没有因为苏东剧变而消失。可是至今仍然有人不承认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包括苏式社会主义的政治家和学者在内，他们假借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论述，执意在前资本主义落后国家建设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结果以苏东剧变而告终。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实践证明，这些人都是马克思主义“危险的朋友”。这种“危险的朋友”，目前仍然活跃在我国的政治思想战线上，可见要把人们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中解放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二是，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错误引导。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对马克思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应该有更深刻全面系统的理解。但遗憾的是，他在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时，却把它庸俗化了。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写道：“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重新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时写道： 　　“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他《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盖棺论定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时，写道：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这一切就说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并不全面和深刻。当然不可否认，人必须首先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其他工作，不能否认为满足这些“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的必要性。但是，这只能说明农业生产作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层基石的重要作用，却绝不能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归于吃、喝、穿、住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人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吃、喝、穿、住，这是一切生命体都必需的，区别在于其他生命体只能靠大自然提供的营养和能量生存，而人却不完全靠大自然的恩赐，他能认识和改造自然，变自在之物为对我有用之物；更重要的是人不仅满足于生理需要，还有更高级的需要，并且人只有不再仅仅为生理需求而劳动时，才成为真正大写的人，最后脱离动物界。正因为恩格斯作了上述片面通俗的阐释，因此就使得唯物史观成了吃、喝、穿、住的哲学，大大降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崇高性。 　　其三是，马克思本人对唯物史观没有展开论述，留下了很多模糊区域，使得对其理解产生了诸多歧义。 　　唯物史观中的“物”，原本是指“物质资料生产”。可是在原始公社时期并没有物质资料生产，因此就使得唯物史观不能自圆其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了，“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马恩如获至宝，感到摩尔根的发现弥补了唯物史观的不足，使唯物史观更圆满了，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了。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在摩尔根书中的详细摘录中的批语，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经典著作，在第一版序言中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做了重新阐述，把“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从物质资料生产单一决定论扩展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共同决定论，“单因论”变成了“双因论”。但对人类自身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又仅限于“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原始社会，不适于阶级社会。可是恩格斯把摩尔根所研究的古代社会称为成文历史的“史前”期，既然是“史前”，就说明还不属于真正人的历史，也就是说，古代社会的人还处于从猿到人的转化时期，还没有物质资料生产，还依靠大自然的恩赐生活，当然也就不适用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也就没必要把“史前”的原始社会纳入唯物史观的适用范围。马恩这样做，不是弥补了唯物史观的欠缺，不是画龙点睛，而是画蛇添足，把不该纳入唯物史观使用的范围纳入了。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产包括两个方面，即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前者与后者的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后者对前者又有反作用。可是对生产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却没有明确规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只是笼统地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在一些著作中具体概括为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恩格斯概则括为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斯大林又概括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互相交换其活动），完全由以上两方面决定的产品分配形式，形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论。 　　所有这些表述，都没有能够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中揭示出生产关系的内容，两者成了两张皮，看不出相互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可是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如果抛开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就揭示不出生产关系的深刻内涵和外延。无论是马克思的四个环节论，还是恩格斯的三个环节论，或者是斯大林的所有制决定论，都没有能够揭示出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把它们区分开来的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是生产中活的要素劳动力归谁所有，是劳动力与生产的物质条件结合的形式，而结合形式的转换则取决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既然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是生产力的存在形式和发展形式，生产关系就应该是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各种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前者属于微观生产关系，后者属于宏观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变化源自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各要素中的任何一种发生了变化都会引起它们之间关系的改变，而每一种生产力的变化也必然引起各种生产力之间关系的调整，必然发生连锁反应。微观生产关系表现为生产力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宏观生产关系表现为各种产业之间的关系，即国民经济结构。 　　什么是生产力？顾名思义，生产力是物质资料生产中各种人力和受控自然力的总和，包括人力和受控自然力、力的传导组织和力的作用对象，即通常所说的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后两者又简称为生产资料。当这样理解生产力的时候，往往把生产中的组织管理排除在外了，其实这是很不恰当地。特别是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组织管理对其他生产力各要素起着统帅的作用，是万万不可忽视的重要要素。如果说改造自然物的技术属于硬技术的话，那末，组织管理则属于软技术。辞海把技术定义为“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除操作技能外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质设备…以及生产的工艺过程或作业程序、方法”，这就把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包括在技术之内了，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把劳动力定义为在“活的人体内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资本论》第二遍第四章第三节）。这样就把商品价值的生产从劳动力的运用中排除去了，商品的价值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且把体力排在了智力的前面，漠视了智力在劳动中的主导灵魂作用（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专门阐述，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人的体力是有限的，可是受控自然力却是无限的。自然界物质的自然存在状况并不都适合人类的需要，并且光靠人的体力也改造不了自然物。由于人的本质特征是能够认识自然物是怎样一种存在，揭示出它的性质、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并且在认识的基础上研究出把它改造成对人有用的东西的方式方法——技术。因此人就有能力借助大自然的力量为我服务，控制自然力作用于劳动对象，使其按照人的愿望发生变化，成为对人有用的东西。这就大大扩展了人的力量。而这一切，无不表现出人的智力的伟大。即便是人的体力，也只有在智力的调控下才能体现为人的力量，因为人以外的其他动物也有体力，有些还比人的体力大，只是由于没有人类所特有的智力，所以他们不能使自然无发生对自己有用的变化，只能适应自然，向自然索取生存资料。以物致物，这是人特有的本领。劳动力和受控自然力、力的传导组织、力的作用对象，构成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其中的劳动力，特别是劳动力中的智力，是生产力的灵魂，是使生产力发生变化升级还代的本源和主导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才把科学技术视为“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把这个发现提升到历史观的高度，结果使得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不彻底的历史观，没有能够揭示出人类历史发生和发展变化的本原。 　　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他发现的科学在历史发展中的推动、革命性作用考察历史，就会发现科学技术的本原作用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而决不是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所有制决定论也无法解释同是私有制社会为什么又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三个发展阶段： 　　原始公社之所以解体被奴隶社会取代，并不是出于奴隶主的主观愿望，而是原始公社中的一部分人在与大自然长期接触过程中逐渐认识了动植物的一些生长习性，因而不再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恩赐，开始通过自己的种植和养殖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相比于完全依靠大自然的恩赐，通过采集、狩猎、捕捞大自然提供的自然成果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原始社会，这在当时来说无疑就是伟大的发现和发明创造。也就是说，奴隶社会的产生是种养业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这时才有了物质资料生产。但是在多数人还不懂得种养技术，并且还只能依靠人的体力的情况下，多数人集体劳动以弥补个体体力的不足成为被奴隶主役使的奴隶，就成了当时唯一正确的必然选择。奴隶有了固定的生活来源，战俘也不再杀掉，无疑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这一巨大的进步，显然并不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成的，而是首次出现了科学技术，有了生产能力的结果，也就是说，奴隶主把奴隶和生产资料都作为自己的财产，是人类初步有了生产能力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奴隶社会之所以被封建社会（至于对封建社会如何理解，不是本文论述的内容）所取代，其根本原因也不是土地归地主所有决定的，而是由于人们在与一些动物的长期接触过程中逐渐发现有的动物性情比较温顺，体力也比较大，通过驯化完全可以成为被人役使的对象。这样一来，蓄力就逐渐成了人类生产劳动的巨大帮手。奴隶在长期从事种养业的劳动实践中也逐渐掌握了种养技术。蓄力的发现和使用以及种养技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就使得家庭能够独立从事种养业了，因而就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奴隶主不再豢养奴隶集体劳动，改为出租土地获取徭役地租或实物地租。奴隶主变成了地主，奴隶变成了有独立身份的个体劳动者，两全其美。而那些在自己土地上耕种的人，则是完全的个体劳动者。 　　到了近代，在体力蓄力之外又发现了煤、汽、水、电，核等大量新能源，并研究出开发和使用这些天然自然力的技术，因而个体生产被工厂化的集体劳动所取代，通过为社会生产使用价值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了，取代了自给自足的自然个体经济。 　　其实，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唯物”二字并不确切，因为无论是物质资料生产，还是人类自身的生产，都不是纯实在的自然物质，而是“心”和“物”的统一体，也就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实际上属于哲学上的二元论，不是一元论。如果也把它当成“物”的话，只能是“社会物”，是人化了的自然物，不是单纯的自然界中实在的“物质”，这是必须分清楚的。只有科学技术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生和发展变化的本原。而科学技术不是自然界实在的“物质”，而是人的心智及其产物——知识。因此，人类社会历史的本原不是“唯物（质）”的，而是“心”对自然实在物质的认知，但这里的“心”不是旧唯心主义随心所欲的“心”，而是科学技术的“心”。然而马克思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正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苏式社会主义者们没有能够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没有能够重视科学技术及其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原作用，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并不科学的政治信仰上，盲目实践，成了马克思主义“危险的朋友”。马克思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再次重复他一百多年前说过的话：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早在一九五四年，伟大领袖就明确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十九过去了，实践证明列宁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以苏式社会主义失败了，从反面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长期以来，我们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理解得不深不透，对列宁的空想社会主义情有独钟，伟大领袖更是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研究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上，这种状况时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扭转过来。不要再做马克思主义“危险的朋友”了。让我们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它的指导下考察研究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正确汲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就一定能把我国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扫二维码下载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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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发展有没有一般规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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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是有野心的要么死了,要么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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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笑笑：大面积腐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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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垄断”形成的绝对权力是产生官场腐败的现实原因，“科学社会主义”背离了唯物史观是产生官场腐败的理论根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新形势下的应用是产生官场腐败的历史根源；
　　官场腐败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顽症，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可是如果大面积大数量高级别发生，就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品质和信仰问题了，而应该从制度上找原因。我国的官场腐败，无论是在级别上，还是在人数和贪腐财富的数量上，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此，决不能仅限于从世界观、人生观上找原因，而应该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找根源。本文意在分析“三垄断”形成的绝对权力是产生官场腐败的现实原因，“科学社会主义”背离了唯物史观是产生官场腐败的理论根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新形势下的应用是产生官场腐败的历史根源；只有与苏式社会主义彻底决裂，在政经两方面“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根除制度性腐败。
　　(一)“三垄断”形成的绝对权力是产生官场腐败的现实原因。
　　我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走俄国人的路”建立起来的，苏联的今天曾经是我们的明天。为防止苏共亡党亡国的悲剧在我国重演，很有必要深入探讨发生苏联悲剧的原因。这方面的著述多如牛毛，如何从众说纷纭中分辨是非，汲取教训，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又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依笔者浅见，作为苏共后继者的俄罗斯共产党对苏共进行的反思，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俄共现任领导人、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久加诺夫，在总结苏共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时，指出：
　　“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
　　通过一党专政垄断真理、强迫信仰、政治传销、奴化教育建立起至高无上的党权，依此建立起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对各族人民进行政治上的压迫与信仰上的绑架、进行资源上的剥削与经济上的奴役，把整个国家变成了囚禁苏联各民族的一个大监狱。为了维持三垄断的特权，苏共防民甚于防贼，在政府、军队、警察等各个部门派驻党委，把政府、军队、警察变成苏共的党产，变成监视人民、恐吓人民、镇压人民的工具。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已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一个铁律，即便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也不例外。况且共产党员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党没有特殊利益不等于党员没有特殊利益，所以这个铁律也同样适用于共产党员。“三垄断”是对社会的全面垄断，排除了任何制约约束，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官场腐败必然肆无忌惮大行其道，这是产生官场腐败的直接的现实原因。因此，要铲除官场腐败就必须痛下决心放弃“三垄断”，不然的话，制度性腐败是根除不了的，其最后结果只能是苏共的悲惨下场。这是我国不能不深思的重大原则问题，轻视不得。
　　“三垄断”形成的腐败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合规的腐败。即对党政高级官员的特供。在苏式社会主义各国，由于军工产业和重工业优先畸形发展，致使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形成经常性的短缺型经济危机，民用工业和农业严重落后，造成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老百姓苦不堪言，饥荒一再发生，饿死数千万人。可是政府却有正式明文规定，对高官们给以特殊供应，享有特殊待遇，过着甜美的生活，同老百姓的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什么同甘苦共患难，早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置老百姓生死于不顾，这本身就是腐败。笔者的父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进城到女儿家操持家务，姑爷是高干，每月享有特供。我母亲用特供的食材做好了饭菜，却不能一起吃，只能吃普通的饭菜。这种差别不是家庭造成的，而是政府特殊规定造成的。家庭是如此，社会上也是如此，形成贫富两大阵营。老百姓食不能果腹，在死亡线上挣扎；党政高官却酒足饭饱，气指颐使，动用专政工具阻止饥民逃荒讨饭，饿死数千万人，这同共产党的宗旨是根本对立的。
　　第二种是违法的腐败。改革开放后，物资丰富了，人民生活改善了。但是，由于相当一部分“三垄断”还没有消除，苏式经济体制的残余还存在，“从苏联模式来的”（邓小平语）政治体制还在发挥着作用，这就给党政官员门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机会，因此就产生了权贵、官僚、裙带等形形色色落后腐朽的资本主义，侵蚀着国民财富，腐蚀着党和国家的机体。当然，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党和国家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最近更加大了力度，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由“三垄断”形成的经济政治制度，制度性腐败就不可能根除，前腐后继就必然延续下去。从已经揭发出来的贪腐情况来看，中纪委对中央任命管辖的干部抓得比较紧，可是对大量中下层干部的清理却动静不大。巡视组对北京巡视后，发现小官巨腐，但不属于管辖范围，鞭长莫及。据新京报最近对“小官巨贪”的“不完全统计”报道，千万级的贪腐12起，涉案总额高达22亿元。他们不是大老虎，只不过是小小的村官，贪腐竟如此严重。这个群体遍布广大农村，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但数量巨大，盘根错节，天高皇帝远，如果不改革现有的制度，只靠自上而下的反腐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信仰，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信仰，仍然没有能够摆脱“空想”性质，是产生官场腐败的理论根源。
　　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中指出：
　　“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末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
　　对一个人是如此，对一个执政党也同样是如此。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都是“自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和治理国家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根据人类思维的进步加以提升和完善（这个问题需要专门阐述），但就目前来说，它仍然是人类认识自己生活其下的社会历史最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还没有其他历史观能够取代它的历史地位。因此，要搞清苏共亡党亡国和我国产生大面积高级别官场腐败的根本原因，就需要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我们一直信仰的政治理论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反思。
　　首先，苏式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是产生官场腐败的公有悲地，掌权者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产生贪腐的经济制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者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误判了资本主义所处历史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孕育新社会的胎儿的情况下就主张创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新社会，但他们却始终认为未来的新社会只能在发达国家同时产生，“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这是因为，在经济越来越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建立起打破国界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的“社会所有制”，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按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和产品分配，以此消除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单独某个国家是无法做到的。所以，未来新社会的经济基础绝不是国有制，更不可能是集体所有制。可是原社会主义各国却都是建立在国有制和集体所制经济基础之上的，这样的公有制只能是归掌权者集体所有的扩大了的私有制，属于私有制新的变种，必然成为官僚们巧取豪夺的唐僧肉，但决不是马恩设想的那种新社会。
　　有人认定公有制是共产党掌权的经济基础，宪法也有这类表述。通过上面的分析得知，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当然也就不应该是共产党掌权的经济基础。从反腐中已经暴露出来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来看，一些人，特别是那些贪腐分子，之所以死死地抓住两种公有制不放，是因为他们把这两块财产当成了唐僧肉，必欲抓到手据为己有而后快。况且，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只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了，成了“三个代表”的现代政党了，还有什么必要仍然坚持过时的思想观念和制度呢？
　　回顾历史，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曾强调国有经济要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后来改为要控制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这样的指导思想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相矛盾相对立的。无论哪个领域的经济，都应该由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私人都有权进入。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主体部分不应该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制定有关的法律，保护国家的安全。西方发达国家就是这样做的，那里的高精尖的军工生产由私人经营，由于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并没有影响国家安全。除了那些社会切实需要，但无利可图，私人不愿从事的生产，需要由国家亲自承担外，政府没有必要介入竞争性经济领域，与民争利。可是各级党和政府介入这些领域太多了，结果被铜臭污染的人也太多了。
　　总之，无论从哪方面看，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都没有存在的必要，改革势在必然。美籍华人陈志武教授建议把国有经济改造成国民权益基金，以股份的形式分给每个国民，使他们成为真实的所有者，同时成立国民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基金的运营，应作为一个不错的选项。这样做，既可以使党政高管摆脱铜臭的污染，又可以使更多的国民富裕起来，增强购买力，推动经济发展。
　　其次，“消灭私有制”必然使广大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成为“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其他任何财产的人”，变成被别人役使的奴隶。
　　建立“社会所有制”就必须“消灭私有制”，私有制之所以必须消灭，是因为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资本家依靠占有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每个人才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资料，从而消除一部分人依靠占有生产资料剥削他人的丑恶现象。至于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什么问题，需要专文阐述，这里不做深究。可是消灭了私有制就必然剥夺所有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成为“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其他任何财产的人”。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那样：
　　“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既然是“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是如此，当然也包括消灭私有制后的新社会。可是这样一来，所有劳动者就都成了奴隶，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奴隶制不同的只是以前有多个奴隶主，新社会则只有一个奴隶主，那就是国家，“国家奴隶制”就这样产生了。这显然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大倒退。列宁早在十月革命前写的《国家与革命》中曾做过如下预料：“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马克思把这种生产关系确定为“雇用奴隶制”。列宁是否意识到“全体国民”都会成为“武装工人”的奴隶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事实确实是如此，并且后来强制性劳动的社会实践也完全证明了这种生产关系的原始性质。
　　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和共产方式的出现，既不是人们主观设想出来的，也不是用暴力创造出来的，只能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物认识的扩展和深化，由新的生产力自然生成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叫做：“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暴力，即使是革命暴力，也只能起破坏和保护作用，起不了建设作用。苏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都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孕育新社会胎儿的情况下，仿照马恩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用暴力消灭了私有制后，进行重新组合成的，完全背离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从其诞生时起就是不正常的存在。诞生后也是在政府官僚掌控下具体运行，掌控者的权和利大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新的主仆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再次，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是说已经变成了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既不是说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都有了科学的结论，也不是说他和马克思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属于科学预见，而是说在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指导下，考察研究无产阶级完成解放世界的历史使命的历史条件及其性质，就能够得出科学的结论。恩格斯在说了“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后，紧接着写道：“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很明显，说的是“这门科学”。
　　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马恩把完成解放世界的历史重任寄托在了无产阶级身上，并且运用逆向思维对未来新社会进行了设想，这就陷入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悲惨境地。苏式社会主义者们就是自觉地运用这种理论，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起了苏式社会主义。苏东剧变证实了《共产党宣言》对空想社会主义所做的科学预见，即从“反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奴隶制，走上了“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路，重新步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轨道。
　　（三）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新形势下的应用，是产生官场腐败的历史根源。
　　从1861年到现在，150多年来，我国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基本上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轨道上滑行，只是具体表现形式不同。
　　古老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推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掀起洋务运动，经济上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政治体制却死抱着封建专制不放，结果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打败，暴露了政治上的腐朽。
　　辛亥革命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但封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很快就被封建军阀割据所代替。国民党蒋介石在1927年到1949年统治中国22年的时间内，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官僚资本主义和农村的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政治上“以俄为师”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宪政民主徒有其表，实行的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晚清不同的，只是把封建专制换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用宪政民主装点门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走俄国人的路”建立起苏式社会主义，其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质属于什么性质，这里就不必说了。改革开放以后是否有所改变呢？不能否认，确实有很大改变，主要表现在经济上，在短短三十多年内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否定不了的。政治上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伟大领袖那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存在了，也确实有些进步。但是，“从苏联模式来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十年动乱造成的经济政治危机促使执政党最高领导层不得不对前三十年进行反思，寻找新的出路。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被伟大领袖钦定为中国最大的第二号走资派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部署，并且明确“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很明显，就是要革苏式社会主义的命，把前三十年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制度革除掉，用新的制度取而代之。也就是说，不应该再是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应该是一场完全新的革命过程。
　　废除旧的并不难，难的是用什么样的新制度取而代之，这才是最难的。自己的路是什么样的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主义？怎样和到哪里去寻找新制度？总设计师提出“‘三轮”——“猫论”“摸论”和“不争论”，对敏感问题采用模糊战略，同时提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形成“邓小平理论”，成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来源。可是在具体执行中，当触及到政治问题时，“三论”就不再起作用了，就模糊不得了，而是坚定的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11页），并且两届党的总书记都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赶下台，可见这个问题是碰不得的。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后来又相继出现“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结果在短短三十多年内，就从苏式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挣脱出来，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新体制，不但引进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而且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国有经济经过改制、上市，分别质变为民营企业（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上市后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市场经济还不健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是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但是经济基础毕竟已经今非昔比了。与经济基础的变化相适应，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也进行了一些修改，增添了新的内容。
　　然而不幸的是，宪法和党章中增添的新内容并没有能够形成制度，苏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残余仍然在起作用，所以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滋生了官场腐败、两极分化、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群体事件频发等等各种弊病。如果说在前三十年表现为高官有合规的特权，在生活必需品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生活，对国民的疾苦置若罔闻的话，那末，在物资逐渐丰富的后三十年，则表现为通过权钱交易获取财富，腐败越演越烈。
　　首先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列宁语）的专政仍在坚持着，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并没有被彻底消除；宪法第35条明文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得不到落实；总设计师在34年前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弊病依然如故，没有多大改变；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仍然取代着自下而上的选举制；等等。所有这些，说明还没有真正实现主权在民。当权不为民所有时，就不可能做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落不到实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他就对哪里负责。权力既然是来自上级，下级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必然用财色贿赂上级。光靠合法收入不能满足上级的需要，为了弥补贿金的不足，或者收受下级的贿赂，或者通过权钱交易收取私营者的钱财，或者运用各种手段贪污盗窃公有资产。因此就形成了大量串案和窝案。无权或权小者无法集聚贿金，只好投怀入抱进行性贿赂。财色动人心，大批官员就这样成了贪腐分子，垮掉了。
　　其次是司法不能独立，成为各级党政高官徇私枉法的工具，庇护了贪官，形成一批冤假错案，也腐蚀了司法人员。笔者所在市的检查院院长因贪腐被判18年徒刑；前任政法委书记畏罪自杀后，被其一手提拔的公安局长得到前任市委书记的庇护，不但没有受到追究，反而步步高升，最近正在接受审查。公安司法部门的领导成了贪腐分子，哪里还有司法公正？这类官官相护的事不在少数，人情大于王法，越是在基层越甚。有冤情的人不相信司法，想通过上访申诉冤情，结果又出现了截访和黑监狱，或者把诉冤的信转到本人所在单位，得到的是报复，谁来过问？民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以死抗争，自焚悲剧屡屡发生，血光之灾成为共和国一道道惨烈的风景线。
　　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如果贪腐分子是通过贿赂上级得到的权力，往往会得到任命他的上级领导的庇护。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即使明知他是贪腐分子，但也无法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如选举弹劾罢免等免去他的官职，结果出现了大量带病提拔的反常现象。
　　再次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得一大批本来应该廉洁的党务工作者也被铜臭污染，成为贪腐分子。这种制度之所以坚持至今，表面上是以坚持党的领导为理由的。不可否认，如何通过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是，之所以多年来没有多大进展，根子还在利益。也就是说，如果党只管党内事务，专注于思想组织建设和纪律检查，是没有油水可捞的，只有介入行政才有利益可取。这才是党务工作者迟迟不肯交出行政权的真正原因。然而正是这种思想，导致了贪腐丑行的发生。
　　世界通行的法则是，民众“法不禁止即可行”，政府“法不授权不可行”。我国反其道而行之，变成了民众“法不授权不可行”，政府则“法不禁止即可行”。而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给民众的授权却形不成制度，得不到落实，政府“法不禁止即可行”却畅通无阻。这是我国的一大特点。这就为通过委任官职进行权钱交易之外增添了另一种途径，就是审批。或者是审批公有的资源，或者是审批经营项目，通过审批获得利益。李克强总理下放和取消审批项目，强调加强事后监管，是完全正确的，已经见到实效。本着“法不禁止即可行”的原则，不管是经济组织，还是社会团体，都有权到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注册，是“登记注册”，不是审批。在登记注册过程中，如果发现有法律禁止的，不予登记就行了，这同审批不属于一个性质。然而我国的党和政府，与“法不授权不可行”相反，“法不授权即可行”比比皆是。最明显的是我们每天都在看的中央电视台，标明的是“中国电视台”，
不是“中共中央电视台”，本来应归国务院有关部委管辖，但却由中共中央宣部管辖。这类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比比皆是，不在少数。正因如此，所以本应是清水衙门的党务工作者也就一顶顶皇冠落地了。
　　（四）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东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引进来，为我所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首次访美，陪同邓小平一同出访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总设计师说的是客观事实，但是并没有说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为什么都富起来了。难道仅仅是吸收和借鉴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吗？其实并非这么简单。如上所述，早在晚清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就这样做了，经济确实有了新的起色，可是中国并没有强大起来。改革开放后，我们也这样做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但是，大批官僚却腐败了，两级分化了，生态环境被污染了，群体事件多发了。这是否说明我国和美国的关系还没有搞好？为什么？搞好和美国的关系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吸收和借鉴美国“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吗？对它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应该抱什么态度？是拒绝，还是吸收和借鉴？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发展经济造成的环境污染，人家曾提出过要注意环境治理，可是我们没有引起注意，坚持先发展后治理，结果是连生存的第一需要空气都被污染了，连中南海都没能幸免。如果说前三十年没有能摆脱贫穷，结果饿死数千万人是明显的，后三十多年带血的DGP给国民的生命健康造成的损失则是隐性的，很难统计清楚的，可是治理起来却是很难的，有的污染需几百年才能消解，所需费用也是很大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是建立在损害国民生命健康基础之上的时候，这样的经济发展值得吗？人家也提出知识产权应受到保护，我国也没当回事，结果严重影响了国内科学技术知识的创新，向人家呼吁解禁高技术出口也没得到积极响应，国民经济在低水平上徘徊。可喜的是，新一届领导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解决。
　　如上所述，不可否认，我国后三十年确实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总设计师在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一月确实反复提出过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确认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需要改革，不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可是早在1983年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把新时期的总任务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此，软禁中的赵紫阳曾对拜访他的战友说，这就等于把改革的路堵死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了。作为政治遗嘱性的最后一次讲话——《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只字没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不是偶然的，是由政治信仰和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决定的。在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质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制、三权鼎立、两院制。”这就非常明确地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划清了界限，因此才有前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四个“绝不”。正因如此，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几乎一直停滞不前。一方面承认“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另一方面又贬斥和拒绝吸收和借鉴西方的政治文明，第三条道路也开辟不出来，因此也就只能维持现状了。因此，“从苏联模式来的”、同原来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旧的政治体制，就不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了，这种不相适应就成了滋生官场腐败等种种弊端的根源。解决这种不相适应，通过“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改革现行“从苏联模式来的”政治体制，就成了消除腐败等弊病的正确出路。除此以外，在人类社会所处的现阶段难道还有还有其他道路可循吗？
　　如何改革呢？既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创造了那么多灿烂的物质文明，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那里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就不可能是低级的落后的，必定是高级的先进的，不然的话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既然“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什么拒绝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创造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只吸收和借鉴物质文明成果呢？这岂不是在经济和政治上采用双重标准吗？这种双重标准在历史上没有成功的先例，只有沉痛的教训，是我们应该汲取的时候了。在思想经济政治上同苏式社会主义彻底决裂，全面地“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不是片面的吸收和借鉴，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官场腐败的制度性根源。
　　这就涉及到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和如何执政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不能消弱，执政地位一定要巩固。问题在于如何领导和执政。应汲取苏共的教训，决不能再像苏共那样领导和执政了，因为它已经被历史淘汰了，不能再走它的老路了。又应该怎么办呢？依笔者浅见，要做下列调整：
　　第一，切实开展党内民主，建立相应的制度。各级党代表要通过民主竞选产生，各级党代会是党的权力机构，决定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负责制定党内行为规范，民主竞选本级书记和纪律检查书记，民主推荐行政首脑侯选人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
　　第二，各级党的常务委员会是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由书记负责确定人选；
　　第三，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督促检查党内行为规范的执行落实，人选由纪检书记确定；
　　第四，进入政权的党员人民代表和党员政府首脑，要在立法和制定政策中贯彻执行党的决议，不得有误；
　　第五，专职党务工作者集中精力抓好党内的本职工作，不得直接介入干涉立法、司法和行政工作，兼任党外职务的，只能以党外职务的身份出现，不得行使党内职权。
　　在把党权还给党员的同时，把政权还给选民，各级政府首脑和人民代表通过直选产生，把那些选民不信任的贪腐分子淘汰出局，把那些廉洁奉公的人选入立法和行政机关。只有这样，新的法律和制度才能得到贯彻落实；不然的话，如果贪腐分子仍然执掌大权，新的法律和制度就很难制定出来，也很难得到贯彻落实。
　　天高皇帝远的农村集体经济问题更多，贪腐乱象不亚于国有经济。苍蝇蚊子满天飞，是基层广大老百姓受害最直接最严重的所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大量贪腐现象几乎无人过问，最难治理。应该落实宪法明文赋予集体经济所有权的全部权能，特别是应该把对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的处置权归还给集体农民，让他们通过民主程序自由决定集体土地等财产新的归属关系；应立法规定不准政府征用商业用地。
　　（五）
要搞清楚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滋生了如此高级别大面积的官场腐败，就需要多听听体制外人的意见。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体制内的人享受着体制的各种优惠，除少数社会精英外，大多数人对体制存在的问题处于麻木状态，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很难提出建设性改革意见。特别是那些至今还没有被发现的贪腐分子，他们根本不可能对现行制度的弊病提出改革意见，只想维持现状，即使社会矛盾加剧发生动乱，他们也不怕，因为它们可以乘乱火中取栗再捞一把。公布官员财产是各文明国家的通例，对抑制腐败有一定的作用。这本来是举手之劳，之所以一拖再拖，至今也建立不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贪腐分子们在阻挠。所以一定要对这些人提高警惕，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要搞清现行制度存在哪些弊病，提出改进意见，光靠征求体制内人的意见是绝对不行的，只有广开言路，让广大民众敞开思想，充分发表意见，才能发现滋生大面积高级别官场腐败的制度性根源究竟在哪里，特别是体制内外对共产党执政和民众福祉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其意见更加宝贵。这些人的意见可能很尖锐，听了不那么舒服，但良药苦口利于病，良言逆耳利于行，得了病就不能讳疾忌医，耐着性子认真听下去，当做良药吃下去，对医治官场腐败大有好处。不然的话，如果听不进逆耳之言，只听取一些人阿谀奉迎之词，就不可能发现现行制度的弊病，也就不能制定出改革现行制度的方案，大面积高级别的制度性官场腐败就得不到有效治理，对共产党执政的威胁就会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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