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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日本文化不是来源于中国？——一个回复
某同学，你好：
我不知道你的真名，只知道你在我文章后面留言，虽然匿名，但似乎是认真的。不像绝大多数那些人，是谩骂。对谩骂者，我是不加理睬的，不然只能把自己智商和人格降低到与之同等的程度。让我回复的另一个原因，是你称我“老师”，让我觉得我有义务跟你说一说。当然也可能你不是我的学生，只是随口称“老师”，那么我要说，乱称人家“老师”是很不好的习惯。现在“老师”已经成了滥称，几乎滥到了类似“小姐”的地步。是“老师”就是“老师”，不是“老师”就不是“老师”，莫非我们这民族可用的称呼太匮乏了？
言归正传。我说日本文化不是来源于中国，让许多人好像被挖了祖坟似的。没人挖祖坟，只是澄清事情。你说要有理有据，确实应该。只是那是一篇专栏开栏语，字数有限制，现在我来说给你听，当然也不可能细说。
首先得弄清什么是文化？文化有许多定义，1952年，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发表《文化· 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文，对160
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作了清理与评析。在此基础上，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一定义，已被现代东西方的学术界普遍认可。我们就用这个定义。
接着必须澄清什么是“来源”？“来源”不是“影响”。比方说我们来源于父母，但不能说是来源于别人，比如继母，比如老师。他们对我们即使很重要，但只是“影响”。那么中国文化是否是日本文化之“母”呢？我们来看事实。早在绳文时代（约公元前七八千年到公元前4世纪），日本就有了早期的文化。其文化特征是：一，列岛全域已经能制造和使用各种土器。土器以日常生活用具居多，大多用无釉泥土烧制，形状各异，有尖顶土器、圆筒土器、香炉形土器、瓮形土器、壶形土器等，呈现出一种造型的力量。这些土器大多装饰有草绳样花纹。二，土器制造技术发达，有了制造具象物体的能力，比如制造女性土偶，千姿百态，有穿衣女偶、坐式女偶，还有男偶，最有名的是批甲武装者。人俑而外，还会制造动物形状的土器，从实用性发展到装饰性，有了初步的美的意识。三，这个时期的器具逐渐从打制石器发展到了半磨制石器、磨制是是石器、尖体石器，还有骨角器等，说明日本人已初步拥有了一定的生活手段和手工技能。四，有了以自然灵与精灵为对象的祭祀仪式，开始产生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的信仰。同时，我们可以从拔牙、丧葬习俗和表现男女生殖器的石棒中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创造力量，从陪葬物中看到对死灵的朦胧认识。五，当时已经形成了原始神道。
当然，在这时期日本并没有文字。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但绝对不是唯一载体。在文化传播上也是如此，没有文字，会限制文化的传播，但只是限制。日本的文字是来源于中国的，这无可否认。尽管曾经有日本学者提出了“神代说”，江户末期国学家平田笃胤在《神代文字传》里还列举了47个字证明“神代文字”，但经考证，这其实是模仿朝鲜谚文而产生的文字。
再说影响。日本文化确实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弥生时代中期（公元1世纪）以后，这影响加大了，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汉字的传入。但汉字只是作为注音而被使用的（后来才也用来表意），注的是日本原来的语言，即“祖语”。这“祖语”有三个来源：南方语言系统、北方语言系统（阿尔泰语）、北方和南方语系交融的南北方重层语系。汉字确实为日本语言贡献不小，然而不要忘了，无论贡献多大，也只是在它固有的基础之上。就好像一个中国人穿上了西装，无论怎样，他仍然是中国人，不会变成西方人。文字不是语言的全部，而语言，归根结底是一种思维方式。
要改变一个固有民族的文化，是极其困难的，特别是改变日本这样的民族。很多东西一进入日本，就已经被其文化底色所染变。佛教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日本的佛教应该说是来源于汉传佛教的，但是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再说，汉传佛教不也是在改变之后才被中国接受的吗？何况，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在经历了“全盘接受”之后，很快日本人就开始抵制了。他们要树立自己的文化特质。
这种“去唐化”也确实有时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乃至竭力不承认受中国影响，令人厌恶了。葛兆光先生说过这样一件事：1998年他在京都大学，当时奈良一个叫明日香村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古坟，古坟四壁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这是一种中古很流行的墓室壁画的绘制方式。NHK电视转播时，参与的专家说，这个古坟是日本特色，葛先生认为是从中国中古墓室传来的壁画传统，可是日本学者却最多只愿意说是从百济过来的，其实就算是百济来的，也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中国有关这方面的考古资料已经有很多了。但是好恶评价跟“文化”没有关系。“文化”不是“文明”，“文化”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你可以说一个族类不文明，一个国家不好，但是你不能说他们文化不好。
同样，你可以不喜欢日本人“去唐化”，但是你不能否定，他们成功了，他们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这不是对一个民族的赞许，而是对一个民族的客观认识。承认一个民族的个性，是跟尊重人的个性一样的道理。可惜在中国，尊重个性的土壤本来就贫瘠，而对日本，因为曾经身受其害，更不愿意给予必要的尊重。在各民族文化比较研究中，民族情绪、民族心理常渗透其中，产生微妙的影响，其中无论是民族自卑，还是民族自大心理，都会妨碍作出科学的结论。许多中国人通过否定日本文化的独立性，来获得某种心理上的补偿。这虽然可以理解，但绝非健全的心理。否定其他民族独立性包括文化独立性的民族，自身也不可能真正独立。
最后，我引周作人先生的话互勉：“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的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冷静了。自大固然不好，自尊却是对的，别人也应当谅解它，但是日本对于中国这一点便很不经意。我并不以为别国侮蔑我，我便不研究他的文化以为报，我觉得在人情上讲来，一国民的侮蔑态度于别国人理解他的文化上面总是一个极大障害，虽然超绝感情，纯粹为研究而研究的人，或者也不是绝无。”
当然，也许在你所受的教育里，周作人只是一个“汉奸”，那就无话可说了。人是常会下意识被环境所影响的，比如你说的：“人类有了文字，才能进化到更高一级的文化，没有文字，只能称之为习惯。”那么，我想问你，没有进化到“更高”一级的、只是“高”一级的，是“习惯”还是“文化”？莫非你受官样文章的影响？它们喜欢用“更”，明明现在不好，至多只是一般，却说将来会更好。已经习惯这么说话了，乃至习惯这么想问题。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开些日本文化的参考书目。可能有些一时找不到，但以后总会找得到的。至少你可以出国去找，不喜欢去日本，也可以去欧美。一个没有出过国的人，知识是不完整的，特别在我们这个地方，许多知识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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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书目：
《日本文化史》，家永三郎，商务印书馆
《日本文化史》，林屋辰三郎，岩波书店
《日本文化史》，川赖一马，讲谈社
《日本文化史：一个剖析》，田泽坦等，日本外务省编印
《日本人》，赖肖尔、商务印书馆
《日本文化论教程》，五十岚昌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日本人的精神史》，（全6卷），龟井胜一郎，文艺春秋社
《武士道》，新渡户稻造，商务印书馆
《日本文化史》，叶渭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全10卷），加藤周一、叶渭渠、唐月梅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王勇，杭州大学出版社
《日本史》，吴廷谬，南开大学出版社
《日本文学史》，吕元明，吉林人民出版社
《日本精神》，（日译本），（葡）Wenceslao de Moraes，讲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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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那么多日本人，中国人最恨谁最爱谁
[摘要]“有人气的受欢迎的人呐，大家都背负着某种‘业’，都不会长寿的。但是，唯有阿健，没有付出作为一个大明星的‘代价’，健健康康过完了这一生，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他是代表这个时代的人物。”2014年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是啥？或许不少人会列举“安倍经济学”、“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大胜”等等。但我觉得，最具象征性的事件应该是“昭和时期代表性人物退出历史舞台”吧。2014年，很多昭和时期活跃一时的演员、作家、名人相继离世。昭和这个年代已经在二十五年前画上了句号，随后进入平成时期，可昭和年代的人们还继续在一线扮演着重要角色。昭和余韵犹在，牵引日本继续向前。可是，终有一天，这些人也迎来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14年11月高仓健去世和2014年12月石原慎太郎退出政坛。把这两人联系在一起，或许中国读者有些“违和感”。确实，高仓健和石原慎太郎太不一样了。高仓健是一个最受中国人喜爱的日本人，而石原慎太郎正相反，是一个最让中国人讨厌的日本人。虽然如此，但这两人身上有很大的共通点。他们都是日本战后在各自领域——高仓健的电影界、石原慎太郎的文学界政界里，最能体现昭和风貌的罕见代表性人物。2014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刚好造就了高仓健与石原慎太郎二人命运交错的一个奇缘。高仓健去世的消息11月18日对外公布，刚好是日本众议院选举投票前的一个月，记者们聚集在“次世代党”的领导人之一石原慎太郎身边，对选举相关的话题进行采访。记者们问起石原慎太郎对高仓健去世有何感想。石原说了这样一段话：“有人气的受欢迎的人呐，大家都背负着某种‘业’，都不会长寿的。但是，唯有阿健，没有付出作为一个大明星的‘代价’，健健康康过完了这一生，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他是代表这个时代的人物。从个人角度我们有私交，他激励过我，我也激励过他。记得他年轻那会儿，忘了在哪个电视台的地下停车场我偶然碰见他。当时我跟他说：‘你呀，以后肯定是大明星。’预言实现了呀。作为明星他活得挺长寿。跟其他同时代的大明星相比活得久，没经历什么大的困苦，顺风顺水的一路走来，他是个稀有的人物哦。我们都老了呀，今年多大了？八十三了吧？唉，也许我也快死了吧。”平时面对记者突击采访，石原慎太郎总是很不耐烦地讲上一两句就转身离去，可这一天，他一直讲了三分多钟。似乎他对高仓健抱有某种深深的情谊。大约在那之后一个月，众议院选举中石原带领的“次世代党”遭受毁灭性败北，几天后，石原宣布自己彻底退出政界。现在回想起来，当他说“也许我也快死了吧”那句话时语气里已有了快要引退的决心。高仓健高仓健生于1931年，石原慎太郎比他晚出生一年半。都是在日本进入战争前的昭和初期诞生，在战时环境中接受教育，少年时代多感之际迎来了日本战败。高仓健去世的消息在日本当地时间日正午时分公布，我手机上跳出了他去世的速报。当时我正在乘地铁，在车厢里的十五分钟我一下子陷入茫然，被不可思议的丧失感所包围，很多日本人都有同感。当时在站台上看手机新闻的人们脸上都带着些许迷惘，不知该如何是好。有人下了电车后告诉朋友“高仓健去世了”。这一天，有两条重大消息传出——安倍首相宣布延期上调消费税和宣布解散众议院。本来社会舆论的关注点应该集中在这两条新闻上，可是，大多数日本人在11月18日的夜里都在思考高仓健去世这件事吧。没看过高仓健电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但没有人不知道高仓健的大名。这是因为高仓健超越了演员这一职业。什么地方超越了演员呢？高仓健是昭和这个时代的符号，背负着昭和并生活在这个年代。我这一代可能没有资格评价高仓健。可是，生于1968年的我是呼吸着昭和空气成长起来并走到今天的。日本的昭和或许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可现在回想，那时，战后的人们辛勤劳动，经历各种艰难困苦，后来也迎来经济增长。那个年代与全球化和金融资本主义不沾边。只要勤快劳动就能攒下钱，用三十年房贷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是天经地义。埋头苦干，供养老婆孩子。这就是昭和男人。有时我父亲的身影就和高仓健一样。如此想来就可以多少理解那份丧失感了。高仓健是昭和的象征，高仓健的去世，宣告了昭和时代的彻底终结。高仓健年轻时也演过不少黑社会，并非一直都是“正直、沉默”的人物形象。但作为昭和时代的巨星，在饰演众多角色的过程中，不知从何时开始高仓健非常适合扮演大家心目中“理想的昭和男子”形象。日本人也希望在高仓健身上看到一个鲜活的时代楷模。可以说，反抗体制的左翼和怀念古典日本男子特质的右翼都喜欢高仓健。他虽然不接触政治，但本质上思想属于自由派。他也时常提及战争所带来的丧失感。46岁的我在电影院里欣赏的高仓健电影是他第三时期的作品《铁道员》、《萤火虫》、《千里走单骑》，还有他最后一部作品《致亲爱的你》。他的一举一动和沉默气质背后所隐藏的是，与平成这个没有明确历史坐标的时代稍显不合拍的气场。他依然停留于昭和的刚毅与复古。这是高仓健作为演员所释放出的最后的光辉。石原慎太郎如果高仓健是“昭和之光”，那么石原慎太郎身上就背负着“昭和之影”。乍一看上去石原慎太郎是个大都市人，实际上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他从小在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小樽市度过少年时代。后来，初中时，他家搬到了首都圈内的神奈川县。在日本名校一桥大学就读时，23岁的石原以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得了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奖。他仅用了两个晚上就完成了这部作品并且引发很大的社会反响。因为作品中描写了男性裸露性器官逼向女性的情景，这在当年的文学界常识看来是太过激的性描写。那时石原慎太郎的社会价值观紊乱，虽然反共但本身也是个敢于向日本的保守派发出挑战之声的革新派青年。获奖是在1955年。日本战败后重新站起来，即将迎来昭和的高度经济增长期。或许，石原慎太郎不管做什么都会引起轰动的命运，从那时起就已注定。石原不满足于只在文学界做个著名的小说家，1968年（我出生那一年）他以压倒性的人气当选国会议员。作为一个行动派政治家，他以超高的知名度多次当选，但并没有在当时的执政党自民党中受到重用。因为自民党内保留着“论资排辈”的传统，而且当时是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人的全盛时期，重视对华关系的自由派势力是日本政坛的主流。鹰派的石原只是个非主流，虽然他也当过内阁大臣，但1995年撇下一句“对政治失望”后重归文坛。可他对政治还没放弃，1999年在东京都知事选举中再次出马并以压倒性的人气当选。此后他四度当选，其间由于人气超高，围绕“石原新党”等话题人们曾一度期待他成为日本首相。但最终，他也没有成为一统天下的政治家。在我的印象里，石原慎太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明星。所谓明星本身是熠熠发光的。高仓健就是这样。但石原虽然行动上时常发光，在日本他算是个“恶精灵”吧，不是“明星”。所谓“恶精灵”，在神话或传说中是破坏神和自然界秩序的角色，喜欢恶作剧。特征是兼具完全相异的双面性格，集善与恶、破坏者与创造者、智者和愚者……于一身。高仓健给大众的印象只有“善”，而与之相对，石原慎太郎经常扮演“伪恶人”，惹得大众焦虑甚至愤怒。自己变成受欢迎的人气之星后，他在日本越来越难以扮演这个角色，然后他就继续扮演一个惹怒中国的“恶精灵”。近年来，中国人批判石原慎太郎的趋势稍有些退潮，但越被中国批判就越引人注意，所以在石原慎太郎看来，被中国批判时可能会暗自窃喜吧。说起来，在石原慎太郎设定的游戏舞台上中国舆论多少被牵着鼻子走，所以石原这个人物的市场价值才成倍上涨的。本来石原慎太郎并不反华，是个反美政治家。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的“可以说NO”系列中，打头阵的就是他和索尼会长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NO》，在这本书里，石原猛烈批判美国。因为昭和时期对日本来说最恐怖的对手就是美国。后来，中国被有的人当作日本最恐惧的对手时，石原慎太郎的形象从“与美国敢打的政治家”切换成“与中国敢打的政治家”。宣布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石原慎太郎，本身对钓鱼岛并非抱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但这是最能激怒中国的话题。“恶精灵”的敏感神经被触发了。后来正如他所愿，中日之间引发了轩然大波。我觉得对石原来说，只要能引发争端就是最好的效果。高仓健主演的《追捕》曾风靡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高仓健和石原慎太郎，极具个性的这两人所代表的昭和年代，对中日关系来说基本上是幸福年代。中日关系开始龃龉是在昭和结束后的1990年代后半期。在那之前，中国人很喜欢高仓健，日本人也很喜欢中国。1980年代的舆论调查显示，喜欢中国的日本人超过80%，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过去“日中友好”一词背后的幸福的日中关系的象征是高仓健，这样的日中友好关系却因“钓鱼岛国有化”而终结，中日变为“战略伙伴”，推动这一转变的正是石原慎太郎。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只要一提高仓健的名字，在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会露出笑容。而随后的一个时代，只要一提石原慎太郎的名字，在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会露出苦涩的表情。可以说，这是同样象征“昭和”的两个人所演绎的电影。不管是被爱被恨，不管是接受掌声还是背负骂名，确确实实构成了一部作品。在影片中，高仓健是主演，石原慎太郎是配角。无疑这是昭和时代的一部“好看的戏”。由这两人的退场所联想到的“昭和”时代真正意义上的谢幕是在2014年。那么，从2015年起，我们日本人当中，谁会被中国所喜爱，谁会被中国所憎恶呢？（文/野岛刚） 转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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