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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史上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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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23 &北京日报 & &
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不前,从1971年起不准用“改革”一词,只准用“完善”一词,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勃列日涅夫是苏联历史上一位重要政治人物。自1991年底苏联发生剧变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勃列日涅夫时期与苏联兴亡关系的研究，远不如像研究斯大林、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时期那么重视和深入。事实上，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兴亡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应重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何在苏联史研究中被忽略了？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人们的表象是稳定，有的论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妥的改革。但是，持这样观点的人没有看到，这种稳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相当一个时期里是意味着停滞。勃列日涅夫提出“稳定”的口号，实际上是静止不动。勃列日涅夫给人以稳定的表象，也由于他执政期间在苏联国内并没有发生历史性的重大事件有关，这个时期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重大事件一个接一个。1991年底苏联剧变后，学界研究的重点自然放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亡了，要着力探索亡的深层原因，但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一些人却是兴盛的标志，这主要指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苏联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到了70年代初苏联战略核武器达到与美国持平的水平，苏联已成为一个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所以，在有些人看来，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既然认为是“最强大的鼎盛时期”，那么在研究苏联衰亡问题时就容易忽略这个时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做了些什么？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社会经济处于混乱状态，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不得不对其前任的一些重要政策进行调整与修改。首先决定重新恢复按地区生产特征建立统一的党组织与领导机关，取消赫鲁晓夫时期以生产原则为基础分别成立的工业党组织与农业党组织；其次是强调恢复集体领导原则，形成由他（苏共总书记），波德戈尔纳（最高苏维埃主席）与柯西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三驾马车；三是改变党的作风与强调民主法制，批判唯意志论；四是取消地区管理原则，恢复部门管理原则；五是继续进行赫鲁晓夫后期酝酿的经济改革试验。经过一番政策调整后，196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决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经济体制的文件，决定在苏联推行新经济体制。实行这一体制的三项原则是：一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利于提高企业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二是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三是贯彻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应该说，对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改革初期实行以上三项改革原则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年）期间，苏联经济情况较好,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对改革持积极态度，力图通过改革扭转经济下滑趋势。也是在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站稳了脚跟。但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趋势日益明显，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其原因如下：其一，改革是在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其基本含义为：一是苏联已是一种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到了成熟的阶段；二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改造处于即将完成的阶段；三是已具备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在这样大背景下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所需要的是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革，更不用说根本性改革。其二，改革一开始就是强调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原则下进行的。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上强调说：“党一向把计划看成法律。这不仅仅是因为计划是由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计划之所以就是法律，是因为只有遵循计划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工作。”其三，改革引起权力之争与利益调整，从而使不少改革措施难以实施。从苏联最高领导层来说，害怕进行根本性改革，害怕失去对全国经济、财政大权的控制。从各级管理机关与企业关系来看，自改革开始后，围绕权力与利益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其四，行政官僚机构对改革的阻碍作用。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行政官僚机构一直处于特权地位，这些机构的人员总是以有权“不予批准”而自傲。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官僚机构不仅庞大，而且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成为改革的重要阻力。其五，来自“左”的教条主义的理论障碍。从经济理论来讲，勃列日涅夫时期主要是两大教条：一是长期否定商品经济，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是最起劲的；二是所有制理论。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不允许触及的。并且，这个时期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审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显然，任何对这种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必然意味着是一种倒退，当然是不允许改革的。其六，政治体制倒退，制约了经济改革。这表现在：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个人崇拜盛行。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恢复了赫鲁晓夫时期废除的干部终身制，出现了严重的干部老化现象。到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苏联国内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占支配地位，在勃列日涅夫周围有一大批保守分子，从而使其对传统体制只是修修补补，缺乏改革的坚决性，从1971年起不准用改革一词，只准用完善一词了。●改革停滞不前产生了怎样的后果?从经济上来讲，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率明显递减与停滞。到勃列日涅夫去世的1982年，经济增长率已下降为3.3%；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与低效经济未能转变；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上来讲：人民群众对党对领导不信任，官僚主义、行政机关专权史无前例地泛滥，社会道德堕落，酗酒、暴力犯罪与离婚家庭大幅度上升，吸毒增加，文化艺术下流低俗，贪污、盗窃、行贿日益增加。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创新的思想与理论被排除出这一领域，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对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与党的决议进行诠译、注解。赫鲁晓夫反了斯大林个人崇拜，而勃列日涅夫又在搞斯大林化，这种倒退促进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发展。特权阶层扩大化与稳定化，据有关资料，特权阶层有50万—70万人，连同家属则约为300万人。这个特权阶层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竭力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行体制，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怎样看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定位？把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期概括为停滞时期，这是后人的一个总体评价。曾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年)的报告中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实际上是“惰性和停滞不前的力量当时占了上风，一切都回到了旧的轨道。”把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视为停滞时期这一总体评价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政界和学术界较为一致。如政论家阿尔巴托夫指出：“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经济标准来评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个年代是停滞时期。在这些年内，我国没有出现过沿着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当然，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中有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在各个阶段也有所区别，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在这个时期，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朝着进步与完善方向迈出大的步子，总体上仍然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一套模式。应该指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如有的论者明确指出：“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就是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以停滞和聚集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为主要特征的。这就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本质，从而也就找到了它在苏联历史上的确切定位。（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有见地的论文和专著。如陆南泉的《苏联走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郭春生的《勃列日涅夫18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指明了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由于停滞而对后来苏联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主题链接勃列日涅夫说：“我就是沙皇”在苏联历史上，勃列日涅夫是继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之后的第四任党政首脑。勃氏统治时期，是属于停滞和走向灭亡的时期，这个时期苏联模式的积弊更为加深，斯大林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过度集权的体制更加严重，使得苏联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政治上僵化、保守，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社会危机四伏，这就为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铺平了道路。如果对勃列日涅夫在苏联74年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定性，那么用简单的文字来概括，他是苏联的第三代新沙皇。勃氏成为苏共第一书记后，继承并发展了斯大林开创的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这“三制”，对内压制，对外扩张。他上台后曾自我得意地对身边人说过：“我就是沙皇”。（辑自高放的《三代新沙皇》一文）
(责任编辑：张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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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
《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是2007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
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版权信息
书 名: 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
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修订本”之一，该书共分5章，具体内容包括“异端的勃兴”“渴望自由”“走向历史深处”“末流与困顿”“反省与超越”。该书可供各大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从业人员作为参考书使用。
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目录
第一章异端的勃兴
一、历史和价值的冲突
二、历史主体的觉醒
三、道德自律的权威李石岑_百度百科
李石岑（），原名李邦藩，字石岑，湖南醴陵枧头洲人。中国现代哲学家。
李石岑个人简介
1913年（民国2年）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民国4年），与潘培敏，李大年，丘夫之等在东京发起组织“学术研究分”。5月6日，编辑出版《民锋》杂志，抨击军阀专权、政治混乱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被日本政府查封。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并在上海继续主编《民铎》。9月1日至次年7月，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1922年（民国11年）1月至次年夏，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文名大震。上海（今）、华光大学、等争相礼聘为哲学、心理学教授。
李石岑曾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学校，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创办学术研究会并编发《民铎》杂志，后被日本政府查封。民国8年（1919年）回国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并继续主办《民铎》杂志。李石岑曾任上海多所大学哲学、心理学教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量介绍西方各派哲学，内容涉及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德国倭伊铿的精神生活论，尼采的超人哲学，英国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等。在《民铎》杂志上刊出的“尼采专号”、“柏格森专号”、“进化论专号”等，颇具影响。他推崇实用主义和生命哲学，认为这两种哲学可以振奋国民的进取精神，激发群众改造社会的热情，指出“詹姆士和柏格森”足以代表最近哲学家之新倾向，实为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之源泉，其哲学实为“发挥助长美法两大共和国之精神者也”。李石岑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认为这“可以推倒军阀的靠山，拔掉老百姓的迷根”。民国8年10月，陪张东荪同罗素到湖南讲学。其时，因倡言“人生哲学”而声名卓著。
20世纪20年代，他一面在老牌的商务印书馆主编《教育杂志》，一度还兼任有“四大副刊”之誉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主笔，在传播新文化的岗位上执笔；一面在一些大学做兼职教授，东南各地到处留下了他演讲的声音。他的讲演辞结集出版后，当时就风生水起，至今读来也不感到过时。他围绕着人生问题，从教育、哲学、宗教、科学等许多不同层面阐述他的观点、他的体悟，尤其对如何会通东西文化、如何将中国传统经验融入现代社会有许多独到的看法，他对西方近代哲学、心理学乃至科学无不了如指掌，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还有尼采、罗素等无不信手拈来，其中又注入了他中国经验的观照与理解，使人听来趣味盎然，这是他的演讲辞流传后世的重要原因之一。诚然，他的观念有商讨的余地，但他的诚意和思路正是汉语民族朝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
民国16年，李石岑赴法、英、德等国考察西方哲学。在欧洲，系统研读了从赫拉克里特到费尔巴哈的西方哲学家的主要著作，也认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1929年（民国17年）夏，李石岑在法国、德国看到资本主义繁荣的虚假本质，转而研读赫拉克利特、费尔巴哈的著述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重新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1930年（民国19年）底返回上海，先后任中国公学、（今）、、、广州教授。时值中国思想界开展辩证唯物主义与反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战，在论战中逐步加深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1933年（民国22年）3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看，顶着白色恐怖，在上海宣讲《科学的社会主义哲学》等。1934年（民国23）年10月病逝。
李石岑主要著述
李石岑的重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十讲》、《人生哲学》（上卷）、《希腊三大哲学家》、《现代哲学小引》、《哲学概论》等。其中，《中国哲学十讲》是李石岑据其民国21年在暑期讲学会讲演稿整理而成，民国24年由世界书局出版。此书以辩证唯物论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在叙述和评析中国哲学的过程中，贯穿了中西哲学的比较。作为一本较早以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哲学发展的著作，在学术上有不少独到的见解。《现代哲学小引》于民国20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李石岑把现代西方哲学分为法意哲学、德奥哲学和欧美哲学三大块，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三种哲学的特点：“法意人富于为生活而学习的态度，德奥人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英美人富于为功利而学问的人生态度”。全书199页，约12.5万字，是人们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一部通俗著作。《哲学概论》于民国22年9月由世界书局出版发行，共393页，约40万字。书中不但经常提到新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而且专设一编加以详细论述，肯定新唯物论。李石岑的《新唯物论》反映了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反映了一些旧学者在这股大潮前发生的变化。艾思奇曾谈到，民国16年以后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人道主义的鲁迅先生抛弃了人道主义，李石岑先生撒开了尼采，朱谦之先生听说也一时地成为辩证法唯物论者。”
李石岑主要著述和译著有：《李石岑讲演集》、《李石岑论文集》、《人生哲学》（上）、《哲学浅说》、《现代哲学小引》、《体验哲学浅说》、《超人哲学浅说》、《希腊三大哲学家》、《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十讲》、《人生之价值与意义》、《教育哲学》、《现代教育思潮批判》、《游泳新术》、《郎格唯物论史》等。
李石岑附录
李石岑讲演集
我的生活态度之自白 代序
象征的人生——在上海美术学校女子美术学校共同大讲室讲演
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中国公学讲演
科学与哲学、宗教三者之类似点——在宁波浙江第四师范讲演
柏格森哲学与实用主义之异点——在浙江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夏期讲演会讲演
杜威与罗素之批评的介绍——在湖南省教育会讲演之一
人生哲学大要——在南京东南大学哲学研究会及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十周年纪念会讲演
最近心理学上之三派——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演
人格之真诠——在苏州第二农业学校讲演
怀疑与信仰——在上海交通大学讲演
教育与人生——在上海沪江大学教育研究会讲演
佛学与人生——在上海商科大学佛学研究会讲演
哲学与人生——在上海神州女学讲演
科学与人生——在湖南育材中学讲演
尼采思想与吾人之生活——在湖南省教育会讲演之二
青年与我——在及醴陵县教育会讲演
哲学人生与时进——记中国近代哲学家李石岑
性情中人 多才多艺
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暨南大学。他身材并不魁梧，一脸红白相间的斑蚀，看起来象地图，背地里就有学生叫他“地球牌”的，他乐得别人这样叫。他讲授的《人生哲学》课最受学生欢迎，每次讲课，一个大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他讲课语速很快，条理分明，经常脱开讲义侃侃而谈，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下课后男女同学便一窝蜂地围住他，问个没完。他是性情中人，为人倜傥不羁，富于情感，有时不免为情所累，学生中就有人知道他因一些风流韵事而惹下不少麻烦的。他对学生平和亲切，十分随意，甚至还和学生谈论起女人来。他说：“对女人，只要你懂得‘体贴温存’就可以了。你瞧我这副‘地球牌’面孔，照理说女人看见我大概是不喜欢的。其实不然，不瞒你们说，我还蛮有女人缘呢！我无非善于在‘体贴温存’上用功罢了。”——这就是作为著名教授的李石岑。
1916年他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就编辑出版《民铎》杂志，由于抨击国内军阀专权、政治混乱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经，遭日本政府查禁。1918年归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并在上海继续主编《民铎》，着重介绍和阐述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最新思潮”，成为当时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刊物。他还主编过上海《教育杂志》，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这就是作为编辑家的李石岑。
他对宗教和佛学研究颇深，曾与弘一法师等交往甚密。他考察过欧洲的宗教，着重研究了宗教和科学的关系。他说：“我以为佛学的提倡，不特为科学无抵触之处，而且能使科学的方法上加一层深密，科学的分类上加一层正确，科学的效用上加一层保证。”他的这一段论述，后来经常被许多佛学和科学著作所引用。——这就是作为宗教家的李石岑。
在20世纪20年代，他一边做编辑和教授，一边辗转东南各处做演讲。举凡怀疑与信仰、哲学与人生、佛学与人生、教育与人生等哲学和生命人生的大题，他都有精彩论述。尤其在演讲中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柏格森哲学与实用主义之异点、杜威与罗素之批评、尼采思想与吾人之生活的演讲，可以窥见他对东西方哲学会通的能力，给人以启迪。他的演讲被辑为《李石岑演讲集》，当时就风生水起，学人争相阅读，后来又多次重印出版。有学者认为他的演讲是“汉语言民族朝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这就是作为演讲家的李石岑。
他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据民国版《醴陵县志》载，他“工书，幼与善书者较速度，兼五人，而工整过之。喜临《石门颂》，化其疏朗而为茂密，有时逼近康南海（有为）。”——这就是作为书法家的李石岑。
他还对游泳颇有研究，他著有《游泳新术》。1918年，刚从日本回国的他来到长沙，比他小一岁的毛泽东专门请他到湘江教授游泳技术。毛泽东当时兴趣盎然写下了“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诗句。——这就是作为游泳家的李石岑。
哲学人生 人生哲学
然而，李石岑之所以卓立于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济济群英之中，是因为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
李石岑幼年聪慧好学，五岁入私塾，及长，赴长沙湖南优级师范理化科就读。191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在东京与友人发起组织“学术研究会”，后参加留日学生团体“丙辰学社”和“华赢通讯社”。1918年5月，东京留日学生示威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遭警察镇压。留日学生遂大举罢课回国，李石岑亦归国。此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达10年之久，期间还在上海、兼任哲学和心理学教授。1928年夏天，李石岑自费考察法国和德国。1930年回到上海，先后在中国公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任教，并从事著述。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上海各大学停课，在广州中山大学设立临时办事处，收容部分学生南下就读，李石岑应约去中山大学任教。1933年秋，李石岑回上海。日，李石岑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年仅42岁。
李石岑少年时期是一名儒家思想的信徒，尊崇孔子，尤慕曾国藩之为人，言行以曾国藩为楷模。留日期间，由于接触到西方新思想，对儒家学说日渐产生怀疑动摇，下功夫研究西方哲学，逐渐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信仰者。
五四运动前夕，李石岑由日本回国。他目睹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一方面赞赏新文化运动对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传统观念的冲击，一方面认为运动有许多不足，最严重的是“思想之浅薄”，究其原因是各地学生热心于救国而无暇于学问。他主张走“学术救国”的道路。于是李石岑在上海潜心著文，介绍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反理性主义、倭铿的精神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学、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想。他先后推出《民铎》专号专门宣传柏格森和尼采。他特别契合尼采，推崇尼采思想表现出来的“酒神精神”，以致到了“言必称尼采”的地步。他说：“我们目前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在于打破中国人的固有观念，这便是改变中国人的因袭性而代之以创造性。”“完全是酒神的思想，完全是属于意志的世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动，才可以唤醒不进步的中国人，才可以救济带有黏液汁的中国人，才可以根本改变中国人消极和廉价的肯定的人生。”他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一种“生命之力”，体现了“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活力和精神，中国人正需要这种精神。这既表现出他对国家贫穷落后和民众思想浅薄的深深忧虑，又反映出找不到有效改变这种状况的探索。1920年10月，李石岑陪同罗素、杜威及章太炎、蔡元培、张东荪、吴稚晖等人到湖南讲学，他自己先后在长沙和醴陵作了五场演讲，介绍尼采、柏格森、詹姆斯、罗素、杜威的思想。
李石岑早年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拥护者。他说：“宇宙间无论动、植、矿三界之中，无一处不是生机，生可以赅万有，故曰唯生。”在认识论上，他是唯意志论者，以人的主观意志为出发点，又以不断实现主观意志为归宿，由不断满足人的要求而推动真理发展。但他承认认识无止境和螺旋上升的特点，带有辩证法的因素。
1923年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李石岑以自己的“人生哲学”理论投入这场论战。他的人生哲学理论承继的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核心仍然是强调生的冲动，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人生要充分表现“生命的渴望”。李石岑不仅著书立说和演讲宣传他的人生哲学，而且把它搬到了大学课堂上。
李石岑的“人生哲学”理论在当时的理论学术界和大学校园颇有影响，很受欢迎。黄玉顺有《咏李石岑》诗云：
人生哲学李石岑，当年信仰柏格森。万有生命何以在？只缘自我生命存。
学者品格 包容兼蓄
1924年元旦，李石岑在致吴稚晖的信中阐述了他的学问和生活态度的主张。他认为一种是为生活而学问，这种人追求的是个人生活；一种是为功利而学问，这种人追求的是社会生活；他主张为学问而学问，追求的是宇宙生活。他说：
我们极贫枯的中国里面，无论农工商医以至百业，都没有一种精深的学问作基础，无论谈什么主义，作何种运动，都是一些极脆弱的根据；无论解决何项困难问题，也很少可作学问上例证的价值。……纵或有一二知道学问很重要的，也就不肯发大愿心，把学问当作一种终身的事业；又纵或有一二聪明绝顶的天才，也不愿意抛弃物质上的享乐，终于事业将要告成而又全毁。孔子有言：“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他们虽知之而始终不好，更哪有乐此不疲的精神？所以我以为为学问而学问的积极态度，正值得大提倡而特提倡。
他还主张做人作学问最恨庸庸碌碌的“中”，讲究“偏”，他说“偏”就是“个性”。但正因为自己“偏”，所以更尊重别人的“偏”，这就是“包容”。
李石岑特别注重理论功底，总是强调客观对待和了解不同的哲学流派，不能在没有全面了解对方哲学体系的情况下就凭一己之好恶而随意臧否。因此当时的学者都赞赏他的这种“包容”的品格和精神。他在教学中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他上哲学课时，第一次发下的讲义，就是一份列出100多部中外哲学名著的参考书目。他说浏览过这些哲学名著，才算对哲学入了门，才有研究的资格。
他还讲究科学之间的贯通。他在他的论文集自序《思想方法上之一告白》中说：“余少时初习几何学，莫审所指；其后习论理学，始稍稍能言其故，然仍未克举其内容，乃复重习几何学；如是者数岁，遂得略窥其义蕴，盖思想方法之达于绝诣者也。吾人理知之运用，恒以几何学为鹄的，是无间于理知根本作用之归纳与演绎，固举莫能外；则几何学所造于吾人之思想方法，从可识矣。”他认为“就思想方法言，数学实为一切思想方法之源泉”。他还多次论及科学与艺术相通之处。
孜孜求真 与时俱进
李石岑的哲学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在李石岑生活的那个年代是不可能平心静气地“为学问而学问”的，凡有道义感和爱国心的知识分子都在艰难地探索着救中国的道路。他对以往的思想信仰开始怀疑，感到西方的唯心主义理论不能提供救国救民的武器，柏格森和尼采的思想也不是灵丹妙药。带着这种困惑，他决心到西方对当代哲学思潮作一番实地考察。1928年便倾历年之所蓄，离妻别子，取道埃及先后到了法国和德国。
这时的欧洲正爆发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马克思主义传播广泛深入。这种情况使李石岑受到极大震动，他看到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和伟大力量。他研读了从赫拉克利特到费尔巴哈，一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并以极大的兴趣关注欧洲哲学的发展。欧洲之行，使他的眼界大开，思想更加开阔。通过对各派哲学的分析比较，他不得不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作出重新评价，他的哲学思想发生了深刻而根本的变化，落脚点已经转变到唯物主义方面上来。在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上，他一反过去的看法，认识到事物不因人们承认或不承认都是客观存在的。他开始重点介绍西方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学派。这时期他通过译著和文论向国内详细介绍了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费尔巴哈、达尔文的思想，并赞赏马克思主义。他说：
亚里士多德发现了十个范畴，康德发现了十二个范畴，却抵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一个范畴有力量。生产力是历史上一切冲动力的基础，是一切冲动力的冲动力。
当然这时的李石岑还没有完全从柏格森和尼采的哲学思想中脱离出来。1930年回国后，正赶上国内哲学思想界围绕本体论与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实质问题展开一场大论战。处在思想大转变中的李石岑，不顾反动政府和唯心主义学者利用他私生活方面的感情纠纷对他进行的非难与中伤，抱病参加论战。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李石岑举起的是唯物主义旗帜。他在《哲学概论·新唯物论》中指出，“自然的整一性就是它的物质性”，物质“离开我们的主观、意识、精神而存在”，“感觉世界从客观世界而来”。还介绍了唯物辩证法矛盾统一律、量变质变律、否定之否定律三大法则。他说：“辩证法的对象是过程，过程是永久的运动、永久的变化，存在转变为不存在。”“有矛盾之处必形成一种对立，有对立必有统一。但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而对立的斗争乃是绝对的。整个的自然界只是统一和斗争的过程。”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认识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一样，由低级阶段的感性认识上升到高级阶段的思维，前者认识的是事物是“各个现象”，后者认识的是事物的“内在联系”，“二者交互发展其内容”。他说：“认识随实践而发展而扩大，但实践也随认识而发展而扩大，这是互为因果的。”他还进而指出，社会实践是理解并把握整个现实发展过程的基础。这时候的李石岑已经完成了思想的转变和升华，转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阵营。他认为“未来的哲学必然的以新唯物论为主营”，新唯物论的哲学作为方法论的科学，“在现在和未来，将有一个光华灿烂的发展”。
1933年3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上海青年会邀请著名进步学者举办学术讲座，李石岑不顾白色恐怖的威胁，作 了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哲学》的演讲，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并预言“经过若干年军阀混战之后，又经过几次暴动之后，中国必然的走上科学的社会主义之路”。
李石岑作为一个著名学者，他会通中西，融通古今，取各家之长，成一家之学，顺乎时世而不固守己见，这种对于真理的与时俱进的孜孜追求和探索精神，足可为后人示范。他留给了后人20多部著述——《人生哲学》、《教育哲学》、《哲学概论》、《哲学浅说》、《哲学大纲》、《哲学词典》、《现代哲学小引》、《体验哲学浅说》、《超人哲学浅说》、《希腊三大哲学家》、《郎格唯物论史》、《西洋哲学史》、《辩证法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十讲》、《人生之价值与意义》、《哲学上之讨论》、《李石岑演讲集》和《李石岑论文集》等，是他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宝贵贡献，也是中国哲学史一笔永久的思想财富。
哲人逝矣，学犹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