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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鼐等人诬称1.28抗战蒋介石态度消极
[导读]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根据十九路军领导者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回忆，认为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对于十九路军在上海的艰苦抗战不仅“按兵不动、坐视不援”，还“克扣军饷，截留捐款”等等。
结语 梳理“一·二八”抗战时期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看法: 1· 蒋介石在“一·二八”战事爆发后，和汪精卫一起主导了国民政府对日策略的重要转变，放弃了此前“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转为“积极抵抗，预备交涉”的方针，这标志着耻辱的不抵抗主义基本告终，而中国国民政府主导的局部抗战阶段就此开始。 2·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主持制定对日作战方略、妥善调整各地军事部署，并抽调精锐部队支援十九路军，在近一个月中成功阻遏了日军的多次攻势。在日军于淞沪战场取得局部胜利后，蒋介石又制定了第二期抵抗作战方案，并在上海周边投入了大批军队，最终迫使日军接受停战撤退回国。 3· 蒋汪合作制定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日策略方针，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层虽已不甘于向日方不断作出一系列的屈辱让步，决心以武力抵御侵略。但受制于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这种政策更多表现为一种国力不足状态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应付手段，最终也难以有效阻遏日本的侵略活动。 4· 在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下，蒋介石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直以来，史学界对该方针的评价多为负面，甚至视其为对外妥协投降的同义语。但梳理史料可以看到，这一方针的提出，与当时复杂的历史状况息息相关。对此方针的内涵和实际执行状况，仍应以史实为依据细加分析为妥。 值得注意的是，蒋氏对该方针中安内和攘外何者优先的实际运用往往以内外患的烈度为转移，“一·二八”抗战期间，蒋氏虽仍坚持剿共方略，主张“不安定不能抗日也”。但为应对日本在上海发动之战事，仍然抽调其驻扎在江西的部分剿共部队转移赣东浙江，并陆续将其投入抗日战场。他还一度考虑“如果局势紧张，或不能不放弃剿匪计划”(《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46、154、223页)。反映出他虽坚持反共立场，但在国家危亡关头，仍能以卫国为重。这也为其最后与中共逐步和解，共同抗日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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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何在日记怒骂黄炎培为“无耻政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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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在蒋介石去世后由蒋经国保管。蒋经国1988年去世后，日记由幼子蒋孝勇保管。蒋孝勇1996年去世，日记由其夫人蒋方智怡保管。2004年，蒋方智怡决定将日记寄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时间为50 年。2006年3月日记首度向公众开放。蒋方智怡曾表示：“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希望日记最终能回到中国的土地上。”有学者认为，前些年黄仁宇先生写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并没有见过这些真正的蒋介石日记。2007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日记揭秘》则被认为是“伪书”。两年来众多学者赴美阅读蒋介石日记，原因在于这些从未披露的日记在训练有素的学者的解读之下，往往能印证已有历史的细节，呈现未知历史的个人看法。朱宗震先生就从蒋介石日记中读出了蒋介石与（实际上包括了文化教育界）之间的内在矛盾。黄炎培（年）是清末举人，因在社会上从事教育改革而成名。辛亥革命后，黄炎培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二次革命后政局混乱，辞去官职重新回到社会上服务。他曾感慨说：“居官之清简，总不如在社会做事业之繁苦。此段议论并非理想，亦非造谣，盖记者尝亲从此两方面扬历而来矣。”他为了救国，自愿选择了在社会上服务的繁苦道路。没有政治野心的黄炎培1917年，黄炎培创办了民间教育事业&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此，他三次放弃了做官的机会。日黄炎培在写给苏渊雷的信中说：“若干事业甫经展开，弟对职教确信为能解决人类间种种问题的扼要办法&迄今犹信&若一行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宿愿。”（黄炎培日记）他是一心为国而又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大革命时期，黄炎培无端被革命派骂成“学阀”。其实，当时的黄炎培既不搞政治，更没有权力，只是因为努力为社会服务，教育界和实业界的人都很信任他。1927年 “四一二政变”之后，从中共角度看很“右”的国民党，事实上对其他人也“左”得很：“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眼里，凡不亲附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人，都是不革命的反动派。黄炎培一度遭到通缉，被迫流亡大连。在蒋介石日记里，张澜、曾琦（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等等非国民党人士，以及大学教授的多数，都是反动派，或反动派的追随者。只有蒋介石才是“真正的革命者”。第二年国民党缓和了对黄炎培的压迫，但黄炎培回到上海后，仍只能低调生活，半日读书著述，半日为社会服务。黄炎培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蒋介石一方面需要利用他缓和与教育界、企业界的矛盾，在抗战期间缓和与中共的冲突，另一方面，又对黄炎培独立的主张十分嫉恨。书生对军事的强烈不满“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当局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丢失了东北国土。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黄炎培一腔爱国热血化为实际行动，他重新回到了政治的领域，但不是去做官，而是在民间组织抗日活动。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本无意涉足政海，九一八以来，为了抗日，二十九年（1940年）以后，为了调解国共纠纷，至今未获返吾原有岗位。”从此，黄炎培参与组织抗日救国研究会，在民间动员抗日，支援抗日义勇军，并推动当局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黄炎培参与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担任秘书长，一方面维持社会秩序，一方面在民间组织财力、物力、人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黄炎培对于蒋介石未能全力调遣军事力量投入淞沪抗战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记多次提到：“自第五军两师以后，绝无援军来。”（3月1日）“八十二师师长袁英（不同）来谈，石颖为介，袁英述蒋阻止援助十九路军情形。”（3月6日）在此期间及以后，黄炎培和十九路军将领，包括该军的创始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建立了联系。而当时陈铭枢已与蒋介石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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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图片在网上流传，“8年抗战”正式改为了“14年”，中国人的抗战，又延长了6年
　　新京报采访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证实了这张图片的真实性，事实上，教材等相关修改已经接近完成了。
　　那么，前6年到底是怎么抗战的？
　　新的抗战，要从九一八事变开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爆发，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由于国民政府和张学良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日本控制了整个东北。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马占山就被称为“打响了反抗日本人的第一枪”。“九一八”事变时，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他曾当众宣称，如果日本人要侵略黑龙江，绝对要反击。
　　日晨，在7架飞机掩护下，1300余名日军以保护修桥为名，直趋江桥（嫩江铁桥）中国军队驻地大兴站，驱赶中方修桥人员，并向中国军阵地发起猛攻。马占山当即下令抵抗，全体将士英勇战斗，同敌血战三天二夜，击退了敌人多次进犯。这被称为“江桥抗战”，是第一次不顾张学良命令的大规模抗日，也被称为“打响抗日的第一枪”。
　　当然，马占山没能坚持多久，日本占领黑龙江，1932年2月，马占山投降了，还是当“黑龙江省长”，全国人民一片骂声，日本人也不信任他。里外不是人，马占山就起了“反正之心”，带领200多人离开齐齐哈尔，宣布以后还是坚决抗日。
　　马占山的行为赢得一片赞扬声，当初骂他的人，也被感动了，大家纷纷捐款支持。报纸报道，捐款达到两千万，但是，马占山在上海公布，只收到170万。
　　这次捐款事件，比他的“第一枪”更能真实体现当初抗战的真实性。一次为抗战筹备的捐款，大部分款项竟然不知去向，整个社会的组织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马占山的抵抗，算不上抗日的第一枪。号，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军进攻长春，就遭到了抵抗。
　　驻扎在长春附近的日本部队，是当时隶属于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的步兵第四联队，有两个大队，总共6个中队。中国部队则集中在宽城子军营和南岭军营，没有专门的布防，但是军营本身倒也坚固。
　　日本人本来没打算进攻长春，派了一部分人马到沈阳去支援，谁知道那边的中国部队没有抵抗。南岭军营是炮兵，相当厉害，日本人担心他们会主动进攻，自己根本无法抵抗，就派了一队人马，连夜去南岭军营，想把大炮破坏掉。结果，这队人马到天亮才到，没法夜袭。
　　9月19号，驻扎在长春的日本军队，接到上级命令，全力进攻，只好把剩下部队派去进攻宽城子军营。营长看到日本人来了，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就上去交涉，被日本人打死了。结果，中国官兵就开火了，凌晨5点开始的战斗，打了一个上午。在南岭军营，中国军人开始也没抵抗，大炮被破坏了，但是最终忍无可忍，投入战斗。这五个小时的战斗中，日军独立守备第一大队第三中队长仓本茂大尉先是遭到中国军队的手榴弹攻击，胸部受了重伤，又被一弹击中头部，受伤后战死。
　　这是十四年抗日战争里中国军队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佐官
　　这也是相当常见的抗日模式，当被进攻时，反抗是自然的反应。
　　为了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晚，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这就是一&二八事变，又叫第一次上海事变。
　　蒋介石制定的对日应对原则是“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1月3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要迁都洛阳，2月1日，蒋介石下令中国空军参战。
　　除了日军侵略上海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进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统治下的赣州城，这就是所谓赣州战役。
　　蒋介石先后调动国军卫立煌第14军（辖第10师、第83师两师）、第1师、第9师、第47师及陈诚第18军（当时下辖第11师、第14师、第52师共三个师）、独立第36旅等部队支援上海十九路军，要搞一场大会战。
　　但尴尬的是，因交通和赣州战役等原因，以上数师到停战那一天，都还没能赶到作战地点。
　　双方互有攻守，和日本作战的是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日军援军在浏河一带登后，中国军队被迫到第二线防守。3月3日，日军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宣布停战。
　　第一次淞沪战事，让中日双方都对自己的实力产生了怀疑，日本认识到，要马上吞并中国，似乎还欠缺火候，此后5年，日军加紧战备；而蒋介石也认识到，中国太落后，直接对抗难度太大。他开始形成“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好好搞建设。
　　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主张不要那么快与日本开战，一种思潮是，中国这么大，资源这么多，发展几年，可能就有了对抗日本的实力。但是，真的到全面抗战爆发，胡适也到美国出任大使，四处演讲、募捐，为抗战使出自己的一份力了，留给双方的时间，只有5年。
　　下一次淞沪大会战，将是双方的殊死搏斗。
　　日，十九路军撤退，第一次淞沪战事结束。日本人兴高采烈，要在4月29日，也就是天皇生日这一天在上海庆祝一下。
　　十九路军这边也不甘心，国民政府虽然和日本签了协定，也不想日本人太得意，十九路军最高长官陈铭枢来到上海，找到暗杀大王王亚樵，要搞一个大事情。
　　日本人规定，庆祝活动，中国人一律不得入内，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王亚樵找到了朝鲜独立党党员安昌浩，给了他一个炸弹，还有4万元。安昌浩找到了自己的战友尹奉吉，这个尹奉吉，成功地成为了庆祝仪式的服务人员，他把炸弹装到了一个开水瓶中。
　　尹奉吉
　　日本侵华总司令白川、日本驻华公使重光癸等20余名高官，来到主席台就坐，尹奉吉装作倒开水的样子，扭开了炸弹的开关。两分钟后，白川正在讲话，一声巨响，他被炸得血肉横飞，三天后毙命，而其余人员，也非死即伤。
　　所以，这第一次淞沪战事，到此才算结束？
　　戴笠派人又给王亚樵送去4万元，王亚樵把这笔钱给了安昌浩，让他们在上海买家铺面，养家糊口。
　　延伸阅读
　　为什么抗战会有两种说法？
　　抗战到底是8年（以七七事变开始）还是14年（以九一八事变开始），为什么会有两种说法？
　　按照一般常理，一场战争的开始时间，不应当有什么分歧。但是，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围绕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问题，展开了相当规模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八年抗战的说法，提出了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直到现在，在台湾的史书上，为了维护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和外剿共”的“正确”，还把“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政策，说成是具有“远见卓识”、“知己知彼”的“英明”决策，称赞这个政策“争取到了四年充实国力时间”。长期以来，大陆史学界多从革命反革命斗争的视野，从国共斗争的角度来论述十年内战，对于中日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下的国共斗争，还缺乏较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大陆史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共两党的政策、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以及关于抗日战争开端等问题的研究，正是为了全面深入认识中日战争历史。有些文章，把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讨论，仅仅看成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不同概念范畴的争论，似乎有些把问题简单化了。实质上，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关系到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和南京国民政府作用的评价；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历史地位的认识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分歧。因而全面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深入地客观地全面研究抗日战争是有意义的。正是基于此，应该确立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其实，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是与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的过程相联系的两个概念。八年抗战是指从1937年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十四年抗战是包含从1931年开始的局部抗战在内的整个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两种提法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使用，已经约定俗成。其实质内容没有矛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的主张，在不同的阶段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们既充分肯定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抗战，也充分肯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斗争、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和其他一些中国军队的奋起抵抗。
　　以上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韩广富、曹希岭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十四年抗战”概念由来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组组长岳思平曾刊文表示：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以1931年9月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开端，是科学的，这一看法基本上成为主流认识……人们习惯称作的“八年抗战”，实际上是指全国抗战。如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的歌词――“他坚持抗战八年多”，就是如此。中国抗战史专家王锦思也认为，确认抗战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符合国际认知。据他介绍，作为侵略国，日本在描述侵华战争时，就是将九一八事变作为时间起点的。在他看来，民间更为熟知的抗战节点也是九一八事变，每年9月18日，全国各省市区都会鸣防空警报纪念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主题撞钟鸣警仪式
　　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纪念活动仪式现场出现了14个方阵、140面彩旗；仪式上，鸣响了14声礼炮；现场放飞14000只气球，抗战纪念馆南面广场上高14米、汉白玉基座的国旗杆，象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历程。同样象征着中华民族14年抗战历程。
　　新华社也在日发布的《浴火重生的历史回响――写在“九一八事变”爆发85周年之际》一文中写到：85年前的今天，日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4年的抗日战争从此打响。多少中华儿女毁家纾难，义无反顾，与侵略者殊死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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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抗战 蒋介石真的是消极抗日吗？(2)
&&&&在指示上海方面和平解决中日纠纷的同时，蒋介石对于日本可能以武力进攻上海也有所准备。1月26日，他致电八十八师(前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二师)师长俞济时，命其速将该师所属的两个山炮连调赴上海归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指挥。1月28日下午，因上海事端日趋严重，蒋介石与汪精卫初步商定了&积极抵抗，预备交涉&的外交方针。(《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80、87页。)&&&&29日拂晓时分，蒋介石接到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急电，得知中日军队在上海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面对日寇的再一次武力侵略，他深感震惊，此前中方采取对日妥协方针，忍辱接受日方全部无理要求，但此后日军仍悍然进犯，凸显其欲壑难填的侵略野心。在此种状况下，改变不抵抗政策已势在必行。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决一死战而已&(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90页)。&&&&1月29日中政会召开紧急会议，蒋与中政委员讨论竟日，最后决定实施前一天所确定&外交方针之积极抵抗者，先迁移政府于洛阳，免受炮舰之威胁，与之决战，并为长期抗战之策&。迁都之目的，正如蒋在当日日记中所言，在于避免首都遭受日军炮火威胁，被日方胁迫&作城下之盟&(《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96、98页)。中政会议同时还议决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推选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常委，军委会由蒋实际主持。在对日政策上，蒋介石于当日手订《对日交涉的原则与方法》，确定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原则，在交涉方法和程度上亦作出明确规定:&方法:一、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二、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程度: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31页。)以避免给日方在外交上有可乘之机。此一原则的确定，实际上宣告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军事上取不抵抗&立场的告终。&&&&&积极抵抗&的各项军事部署和作战指导 &&&&在决定进行军队抵抗之后，蒋介石在对日军事上开始进行部署和安排，他首先制定了《京沪防卫与军政部署》，决定由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八十七、八十八师)全力守南京。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交通部长陈铭枢留守南京，南京各机关概归何应钦指挥，宋子文驻沪，统一指挥沪上各机关。为防止日军扩大战火，蒋在29日还急电武汉方面，要求其密切监视游弋于武汉九江江面的日本海军舰队，&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31~432页)。&&&&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严正声明中方&为执行中国主权上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并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33页)。29日中政会议结束后，蒋即命何应钦、朱培德致电嘉慰十九路军将领，电文中明确指示抵抗日军的侵略行动:&此时固宜避免冲突，惟若日人恃强相欺、无理侵犯、应即不惜任何牺牲竭力抵抗、以尽守土卫国之天责为要。&(《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96页。)&&&&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致电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指出日本的侵略行为&违反华府会议九国公约，危害中国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要求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诸国&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违反该公约之一切其他行为&。蒋介石也在同日发表《告全国将士书》通电，电文怒斥日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突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蒋氏在电文中明确支持十九路军对日抗战，申言&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际，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蒋自己则&今虽身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34~435页。)&&&&2月1日，蒋在徐州主持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商讨对日作战计划。会议认为沪战有发展为中日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决定将全国划分为四大防卫区，任命张学良、蒋介石(兼)、何应钦、陈济棠分任第一、二、三、四防卫区司令官，规定防卫区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对日寇之侵略进行抵抗。同时命令川湘黔赣鄂陕豫各省亦须调动兵力，担任总预备队。(《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第487页。)同日，蒋致电何应钦，命令中国空军参与淞沪战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45页。)&&&&2月上旬，日军在上海进攻不利，于是开始从国内调兵增援淞沪战场。蒋介石判断战事有可能扩大。为加强首都防御并增援淞沪战场，蒋在2月初开始筹划相应对策。他先后命令驻在杭州和五夫等处的八十八师于5日前集结苏州、昆山待命，驻河南归德的八十七师主力回调南京，并计划以此两部加入淞沪战场。2月4日，他致电陈铭枢，要京沪一带部队作好大规模作战准备，陆空军间应加强配合。&如倭以两师以上陆军登陆参战，则我方应另定计划与之正式作战，飞机与陆军须预定协同作战计划，突然进攻使敌猝不及防也。&5日，两度致电何应钦，指示空军参与淞沪战役方略。8日，命何应钦调山炮部队一营归十九路军指挥，以加强其炮兵实力。(《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46~448、451页。)同日，致电熊式辉、朱绍良，&告以暴日居心叵测，京沪战事，须有充实准备，江北部队、已难调动、惟有由江西先行抽调两师移驻浙西，以便进援京沪&。9日，又致电刘峙、胡宗南，命驻郑州的第一师东调南京，准备参加对日作战。(《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65~166、173页)。&&&&在抽调部队进援上海的同时，蒋介石还致电汪精卫、何应钦、陈铭枢指示调整淞沪战场我军之作战方针，&如日陆军既加入参战，则我军应即缩短战线，重新布置，必立于进可战或退可守之地，且使无论和战皆不失于被动地位为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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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_百度百科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
也称为“”、“”。日22时，日军在距北平十余公里的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并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发动进攻，是为全面侵华战争开端；驻守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至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史称，又称卢沟桥事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指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在身边的石柱上书写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10个大字，与会场气氛相互感染。[1-2]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缘由
日22时，日军在距北平十余公里的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并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发动进攻，是为全面侵华战争开端；驻守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至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史称，又称卢沟桥事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严正声明，指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2]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不但我国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著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三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待的。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意义
蒋中正的最后关头演说发表在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表明了日本
庐山抗战声明
的挑战已经到了当时中国所能接受的底线，但是“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极大的鼓励了我中华民族之斗志，使抗战精神为之一振。[2]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蒋介石庐山抗战讲话发表
7月31日中午，蒋介石夫妇邀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一起吃饭。蒋介石告知决定作战。说可支持六个月。张伯苓附和。胡适心存忧虑，未作表态。据《胡适的日记》记载，临别时，胡适对蒋介石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胡适忧郁写道：“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高宗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后牵线汪精卫，一起投降了日本，任伪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高宗武、胡适、陶希圣、梅思平等人当时都属于低调俱乐部，常在高宗武家中举行活动，他们的论调是投降主义，认为中日正式开战，打不了三个月中国就要垮。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坚决反对他们，孙科听到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很冲动，说可以把他们抓起来。但不少人不同意说，“孙先生，不能这样做，像世界有名的胡适，抓起来是不好的。”
这些情况胡适蒙在鼓里。7月31日，他从蒋宅归来给好友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写了一封信，谈对时局的看法。说“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能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胡适的思想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多方关注。钱昌照特向外交部建议胡适去欧美解释我国的抗日政策，他不可能在外国人面前讲投降。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
7月31日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布了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的基本思想。直至7月31日，蒋介石才最终决定放弃谈判全力对日作战。
不久，蒋介石约见胡适对他说，“你是懂得政策的，无须我多讲。”胡适欣然同意以特使身份出国，钱端升和周鲠生随行。胡适到了美国，负起蒋介石的使命，只得放弃他的低调，和高宗武、汪精卫等分道扬镳。
1937年7月庐山抗日座谈会，寓仙岩饭店，偶集联句：一叶荣枯视天下，此山不语看中原。妙绝！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低调俱乐部
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1937年全面抗战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罗君强、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陶希圣、梅思平干脆就住在地下室。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于是胡适为这里的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指当时国民党主战派及民众的抗战热情）的不满。
在抗战开始后，曾就为何主和申述了“理由”：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低调俱乐部还有两个较有影响的人物：胡适和陈布雷。陈布雷是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许多反共、对日妥协的文稿都出自他手。但后来胡适渐渐抛弃和平幻想，他告诉汪精卫等人：“和比战难百倍”。不久，他赴美展开国民外交，这位深有影响的低调人物醒了过来，成为战斗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抗战分子。
抗日战争爆发，南京瞬间沦陷，低调俱乐部成员一度四散，很快部分成员又聚于武汉，集合在一个名叫“艺文研究会”组织周围。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卖国勾当
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的“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
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
汪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历史教科书编委会．《中国近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乔纳森·芬比．蒋介石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1月：143-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