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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由一个引领中国完成民族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终结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统治的革命党，变成独裁、专制、腐败的被革命对象，最终败退大陆。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文化，根植于国民党骨髓里的江浙商业文化、城市资产阶级政党文化。
　　中国大陆山河易色后的日，成都北郊凤凰山机场戒备异常，枪声隐隐从城中传来，风尘仆仆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与前来送行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交待几句后登上了“中美”号专机，航向东南，目的地台湾，离开了最后的反攻壁垒。从此至1975年去世，蒋介石再也未踏上大陆。
正如有人曾说，成功者只有一个理由，失败者有千百个理由。对于丢失大陆，困守孤岛的蒋介石有过反思，也将其反思结果付诸现实；作为胜利者，中共也有总结，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所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
相关专家也从各方面给出了答案，国民党没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失去了农民的支持；没能节制资本，失去了工人的支持；没能管住权贵资本，失去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大打内战，通货膨胀，经济恶化，贪污腐败，失去了绝大部分民众的支持。此外，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战场上指挥不利，外交上遭美国抛弃等等。
其实，这些原因都只是表象，表象背后的才更接近真相。国民党由一个引领中国完成民族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终结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统治的革命党，转变为独裁、专制、腐败的被革命对象，关键和根本在于文化，根植于国民党骨髓里的江浙商业文化和城市资产阶级政党文化更是其中的关键。
先天不足：国民党的江浙商业文化基因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这是宋代词人柳永的《望海潮》，将江浙地区的繁华表现得淋漓尽致。
伴随着长江以南地区的开发，中国历史上始于秦汉的经济中心南移，至两宋时期完成，所谓“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也正于此时出现。元朝时期，海外贸易兴盛，福建泉州被称为世界第一大港，当时被称为明州的浙江宁波也不遑多让。明朝中后期，得益于对外贸易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江浙地区中心城市苏州、杭州等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几乎与西方地中海沿岸热那亚、威尼斯等城市同步，江浙地区成为中国大陆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清朝初年虽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剧，但江浙地区很快恢复过来，清朝政府三分之一以上的赋税出自江浙，同时江浙也是漕粮北运的起点，承载着满清的命脉。植根于江浙地区的浙商，与晋商、徽商、粤商并列为当时的四大商帮，沈万三、胡雪岩、张静江、虞洽卿等浙商代表闻名遐迩，江浙财团与国民党的瓜葛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
国民党与江浙财团的关系，始于孙中山与张静江的交往。孙中山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其主要经费来源靠向海外华侨等革命支持者募捐，而经费的缺乏与不稳定成为革命的头号敌人，于是募捐革命经费就成了孙中山的主要工作。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还在海外筹措经费，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前才归国。正是在筹措经费的过程中，孙中山与张静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为发动起义四处筹钱。在前往法国的船上，与已经在法国经商3年的张静江偶遇，一番攀谈之下，张静江对闻名已久的孙中山大为敬佩，表示愿意资助革命，并与孙中山相约ABCDE五个字母分别代表1万至5万法郎，电报见A即汇1万法郎，以此类推。孙中山虽心动，但对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将信将疑。后因一笔经费落空无法如期起义时，试探性地发去字母A，张静江很快汇来1万法郎，自此张静江成为孙中山革命经费最稳定的来源。有次因为一时周转困难，张静江甚至卖掉手中店铺，将款项汇给孙中山。
张静江不但自己毁家纾难，还发动江浙尤其是南浔富商支持孙中山革命。其大哥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张弁群、舅父上海中国银行董事庞青城等人在张静江介绍下加入同盟会。正是依靠张静江的努力，江浙财团中的南浔富商成为孙中山革命的经济支柱。
自诩为孙中山继承人的蒋介石是浙江宁波人。其家数代经商，经营盐铺。相对于孙中山的被动接受，耳濡目染江浙商业文化的蒋介石，在江浙财团中更是游刃有余。在江浙财团看来，同乡蒋介石是值得信赖的自己人。支持孙中山、蒋介石的虽同为江浙财团，却又有分别，支持孙中山的主要是张静江等湖州商人，而支持蒋介石的是虞洽卿等宁波商人。与湖州商人专注实业不同，宁波商人专注金融业，与欧美资本多有关联。1925年上海银行公会共有22家会员银行，其中14家属宁波商人所有，其资本占到上海银行业总资本的84%。
蒋介石虽主要依靠宁波商人，但是上位依靠的还是湖州商人张静江。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在浙江同乡陈其美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成为陈其美的左膀右臂。在陈其美的引荐下，蒋介石第一次进入孙中山的视野。陈其美遇刺后，蒋介石一度在上海经商，受张静江之邀到证券交易所任职，但因不善经营屡战屡败而倾家荡产，全靠向张静江借钱糊口，至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仍保存有蒋的借据，厚约一寸。不仅仅经济上资助，张静江还是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监誓人。
随着蒋介石的崛起，背景深厚的江浙财团宁波帮逐渐登坛。蒋介石早在上海混迹时就与宁波帮代表人物虞洽卿建立了联系。北伐前，虞洽卿派女婿盛冠中前往广州拜会蒋介石，为江浙财团探路。盛冠中盛赞蒋介石，“很讲交情”“对浙东乡情看得很重”。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虞洽卿更是亲自代表上海金融界、实业界前往面见蒋介石，明言只要蒋反共，上海金融界、实业界将提供一切经济支持。日，蒋介石进入上海当晚就与虞洽卿密谈，答应保障江浙财团的利益，而虞洽卿也同意提供经费，并保证不支持武汉汪精卫，当即向蒋支付款银300万两。
与此同时，同为江浙同乡的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与蔡元培等人在监察院提出护党救国案，为蒋介石的清党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
在江浙财团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清共，将政治上代表农工等社会底层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清除出国民党。据统计，整个清党运动中，共有31万余人被杀。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有党员60余万，1928年3月只剩下22万。此后，蒋介石通过在上海发行债券，江浙财团负责承销或直接购买，筹集资金，压倒了党内胡汉民、汪精卫，军中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实力派，取得了在国民党及军队中的第一把交椅，建立了个人独裁统治。也正是在江浙财团的牵线下，蒋介石获得英美的支持，两国将海关收入解送给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
当国民党发动清共放弃革命，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这个政党赖以维系的三民主义革命信仰。与江浙财团联系紧密的国民党，在信仰中，开始夹杂了越来越厚重的私利。“天下熙攘皆为利往”，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成为利益的最高分配者，以利益调动党内资源向其效忠，为其所用，打击分化对手。
江浙财团作为蒋介石政权的钱袋子，自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政治上，江浙财团头面人物都身居要职，掌握经济命脉。张静江，孙中山在世时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一度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尊称其为“革命导师”。虞洽卿，曾任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钱新之，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主持全国财政工作。陈光甫，曾任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
以利统党，党内自然以追逐利益为先，党员眼中无党无国唯有利，党员入党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利，一旦不能获利也就对党弃之如敝屐。比如抗战时期，国民党为了解决经费困难，推行党员登记，打算向每名党员收取5元法币的党费，登记的党员人数一下子就少了上百万。能够获利者，则尽一切可能利益最大化，甚至杀鸡取卵，涸泽而渔。抗战及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即是一例。抗战胜利后的“劫收”更是令人发指，抗战中汪伪政权以200∶1的比例强制将沦陷区百姓手中的法币换成没有准备金的伪币，“劫收”时国民党政府又强制沦陷区百姓将伪币兑换成法币，同样比例为200∶1，一来一去手法如出一辙，明火执仗地抢劫。
利益的诱使，也促进了国民党内各种势力分化组合，形成党内有党、派中有派的局面，如CC系、政学系、黄埔系、改组派、太子派、力行社等。各派系之间为了自身的政治企图，也为了追逐利益，时而联合，时而大打出手。对蒋介石来说，派系争利并无不妥，反而更能凸显其权威。这就致使国民党虽名为一党，实则四分五裂各自为政。1936年政学系头面人物杨永泰出任湖北省主席，在其尚未到任时CC系湖北省党部就在武汉散布消息，说杨永泰是亲日派，发动学生上街反杨，在蒋介石的压制下反杨风波才平息，但杨永泰上任不到一年即被刺杀。官方公布的幕后主使是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刘庐隐，而刘庐隐实际上只是CC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替罪羊。
国民党内各派系各占要津，既向不同派系争权夺利，也共同联合起来保卫既得利益，阻止新势力兴起，国民党遂成一潭死水。
随着“利病”的沉积，国民党内逐步走向以利统党，而利益消解了整个党的组织，没有了基层，没有了中层，剩下的只是一小撮腐朽而贪婪的既得利益者，整个党沦为他们谋取利益掠夺财富的工具。一旦被掠夺者觉醒，国民党离倒台就不远了。
后天阳虚：国民党的城市资产阶级政党文化
深受江浙商业文化影响的国民党，从P生到执政一直就存在不同利益的诉求，因此直接带来党员、组织分布极端失衡，社会渗透率极低等先天不足――党员主要分布在江浙及长江以南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主要以社会中上层为主，工人与农民稀少；党组织也同样主要建立在县级以上的城市，乡村极少。
国民党建政6年后的1934年，中国只有40%的省份建立省党部，在尚未建立省党部的省区中除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甘肃、新疆等边疆地区，甚至还包括国民党统治中心的河南、安徽两省。建立县党部的则只有17%，就连在国民党统治核心的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建立县党部的也分别只有73%、69%、54%、42%。县级尚且如此，县以下的乡村党组织情况可想而知。1931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程天放考察河南党务，报告称该省党员“现在只有6,000余人……党员不但数量少，并且集中在县城内，许多县份，乡村里一个党员都没有”。此种情形不止河南一省。就党员与人口比例来看，1935年不包含军队和海外党员，国民党在中国每990人中有一名党员，包含军队和海外党员则每300人中有一名党员；同时期的苏联每65人中就一名苏共党员，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则25个人中就有一名党员；中共建政后的1958年也达到每52人中有一名党员，而截至2013年，中国大陆每15个人中就有一名党员。
就党员的职业构成来看，根据当时广东省的统计，1926年国民党二大时，全省农民党员占40%，学生和工人各占25%，商人不足10%，剩下为党政军及自由职业者；1929年三大时，农民降到17%，工人降到11%，学生降到9%，商人为12%，党政军界人士猛增到16%，其中仅广州一地政界人士就占到40%。农民、工人占比虽还颇为可观，但其内涵已经不同于此前，不再是一线的农民、工人，取而代之的是地主、富农、工厂主，称其为“工农界党员”更为贴切，社会底层的工农从国民党内全面消失或只成为一个统计数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34年中共党员中农民占87%，工人占5.8%。
国民党党员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江浙、两湖、两广地区。即使在党员集中的省市，党员的社会渗透率也极低，大量集中于经济发达的城市，广大乡村组织处于空白；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商人、资本家、官僚、地主，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人全面失声。声称代表全民的国民党，实际只是代表社会中上层精英的资产阶级政党，或资产阶级城市政党。
而这种资产阶级城市政党属性，结合江浙商业文化以利统党手段，致使城市的利益比乡村大，中央的利益比地方大，在利益驱动下，党内精英从乡村向城市、地方向中央单向流动，造成地方党务、党组织更加涣散无力。精英们集中于城市与中央，又致使政策、利益加剧向城市与中央倾斜，向精英倾斜，乡村与工农则逐渐被选择性遗忘。
被遗忘的乡村革命前后变化不大，仍如几千年来一样由地主、士绅治理；城市的工人同样如革命前一样受资本家剥削。在农村，国民党出于保护地主、士绅的利益始终不敢推行土地改革，只能推新改良的“二五减租”等政策，但是在公文往来中这一政策最后也变成了一纸空文。
政治上无视工农，经济上同样无视工农。对于以关税、盐税及商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国民党政府，很大方地将农业税交给各省管理，作为维持地方政府的经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关税、盐税及商业税为主要收入，恰恰说明国民党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城市政党。抗战及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为了维持战争，农村的税负空前增加，不但农民破产，甚至小地主收取的租金还不够缴纳土地税，因而破产沦为贫民。在农村，国民党不但失去农民的支持，令地主也发生分化，怨声载道。
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城市，伴随着蒋介石嫡系的黄埔系军事集团崛起，蒋介石的权力逐渐膨胀，建立起了独裁统治。这时，蒋已不再满足于成为江浙财团的代表，而是要以权力为后盾，向资本出手，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这就出现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
四大家族分别是蒋介石蒋家，宋子文宋家，孔祥熙孔家，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陈家，其中除孔祥熙孔家原本为山西富商外，其余三家基本属于“白手起家”，他们的发家史就是蒋介石政权的建立巩固史。
1930年代初，江浙财团被从国民政府财政经济体系中清除出去。其中，张静江在担任主任委员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建设委员会中被排挤，成为空领经费而无事可做的摆设；财政部次长钱新之外贬浙江，被自1925年以来一直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全面收权。此后宋子文、孔祥熙相继担任财政部长，国民政府财政经济大权全面落入四大家族之手。四大家族内掌财政部，外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等四行二局，以权力为后盾开疆拓土，屡试不爽。
孔祥熙在山西老家设立的裕华银行发迹史，也是以权力为私利开疆拓土的最好例证。裕华银行1915年开设于天津，名义上资本为200万元（银币，下同），实际上只是孔祥熙为经商方便而开设的一家空壳银行。随着孔祥熙的发迹，裕华银行也成为业界翘楚，1937年因抗战迁往重庆时资本已达2,000万元。孔祥熙还利用权力，在中央银行为裕华开设透支账户，到1941年透支额已达3,000万元。1941年国民政府抛售黄金时，裕华利用权势大量买进，后高价出售获取巨大利润。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的资本已达到1个亿。
在商业上，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宋子文的孚中公司垄断了美国对华钢铁输出限额的90%，并独家经营美国13家公司的产品；孔祥熙的扬子公司，独家经营美国60余家工厂的产品；陈立夫的太平洋兴业公司，也承销了美国23家公司的产品。在出口方面，四大家族控制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全国钨、锑、锡等战略物资的出口。垄断之下，四大家族获得暴利。
在对民族工业的兼并中，四大家族同样获利颇丰。其控制下的资源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实业部等机构，采用参股、合资、接管、国营等方式抢夺、吞并民族工业。抗战前这三大机构控制的工矿企业为16家，抗战后期已达到105家。
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形成了腐朽而贪婪的官僚资本主义，时人讽刺国民党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种短视堕落的政党文化，使得国民党内腐败泛滥，失尽天下民心。不但底层的工人农民对其失望透顶，民族资产阶级、部分江浙财团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买办等，同样对国民党失望，并逐渐走向对立面。
历史从来都是公平的，不会不教而诛。历史也曾给国民党修正的机会，国民党也差点走上了康庄大道，但其资产阶级政党本性令其痛失一盘好棋。
1924年，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旗帜下，国共达成中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改造国民党的合作方案。中共发动农民、工人参加革命，国民党则发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两相互补之下，革命形势大涨，才有了北伐成功。
然而，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本性，决定了它们不可能真正与工农结合，分享革命成果，最终与中共分手。1927年，国民党接连发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血腥清共，成为代表社会上层利益的资产阶级城市政党，从而失去了继续革命的推动力，沦为被革命的对象，最终难逃被革命的命运。
重蹈覆辙：官僚资本在台湾复活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决心发展经济，将权力分散给地方，行政院对政治经济资源的控制力减弱，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分权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扶持民营工业发展的政策，成功地带动民间投资的风气，但后来许多叱咤风云的财团，藉由国家特权保护而兴起，与国民党利益捆绑在一起，也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败退台湾初期，国民党利用从日本殖民者手里接收的资产，建立起一统天下的官营企事业体系，还进行“投资”，最终形成庞大的党产。
这一局面在1990年代中期的民主化热潮中更进一步。由于李登辉上台后权力扩张而又缺乏监督，加上经济自由化过程中企业财团纷纷寻租逐利，国民党中央、地方派系和本土资本家在政经利益驱动下摆脱了以往的政治禁忌，彼此建立起密切的政商关系。此外，当时国民党党内进行着主流与非主流之争，外部又开放党禁，地方出现了有黑道背景的人士与资本参选各级地方首长及民意代表，使得“黑金政治”以及“台湾地方派系”迅速在当时政坛发展成形。
与此同时，新兴的市民社会也在成长。这些新崛起的年轻世代成长于网络时代，相对于经济增长，他们更关心公平、环保、参与等非物质诉求。国民党引以为荣的两岸政策，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两岸权贵的摇钱树。他们的政治能量在反服贸、反核四、反大埔强拆、反媒体垄断、太阳花学运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这些“白色力量”受教育程度和蓝营支持者更为接近，但是他们在选举中大多倾向反对国民党的威权体制。这股力量的崛起让台湾的选民结构产生了极大的改变，然而国民党保守的官僚文化无法适应这种情况。
长期以来，国民党依靠政治资源与雄厚党产，集聚了大量政治精英。但国民党一向讲究伦理、资历，许多党内高位都被过去在行政系统中担任高官的人占据。更为重要的是，在民主转型后，政务官系统已经从传统的党内推荐转向由社会管道输送。而这要求胜选者要拥有广泛的人脉和金钱，没钱没势的优异者很难进入决策系统。最终国民党高层重新形成家族化政治经济格局。这些家族一方面获得大量两岸经贸交流的红利，反过来又控制党内选举提名，阻碍普通党员的发展，使得国民党政党形象极差，几乎失去整个年轻世代的认同。据统计，加入国民党的青年人数在1990年代开始迅速下降，1992年还有4万余人，到1994年只有1.4万人。
国民党越来越老态龙钟，越来越精英化，必然导致国民党与基层严重脱离，无法掌握最新民意脉动和年轻人的基本想法，再加上长期忽视与新兴公民社会力量的沟通联结，跟不上时代潮流，无法适应网络时代的宣传，难以吸引青年选票。
2000年与2004年两次大选的挫败，让国民党人痛切地认识到推进党组织改造的迫切性。马英九在2005年担任党主席后，一直将“改革、团结”当成最重要责任。但是国民党内传统利益盘根错节，官僚化的国民党各利益集团尾大不掉，马英九急于求成的改革反而让国民党更为弱化。
在国民党重新执政后，正好遭遇金融危机，大陆通过ECFA让利并没有让台湾经济好转。台湾实质薪资已经有17年没有上升，经济最好的都市台北，基础建设等也远没有大陆沿海省会城市发达和先进；年轻人失业率高，消费水平却与上海持平，甚至更高。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经济的台湾，消费等级趋近雷同，高度竞争和恶性竞争情况充斥。这一切加上马英九不接地气的政策与宣传，台湾民众将怨气化为选票，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重重教训了国民党。
在“白色力量”逐渐崛起、蓝营基本盘日益松动、绿营基本盘坚如盘石的情况下，国民党如不能去除内部的官僚习气、打破家族化政治、打开青年上升渠道，不能了解年轻世代的民意，无法帮助国民党适应网络世界、新媒体和自媒体世代的政治传播，在大陆退败的故事将会在台湾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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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IT评论人，曾就职于多家知名IT企业，现是科幻星系创建人
未来在这里发声。
新媒体的实践者、研究者和批判者。
立足终端领域，静观科技变化。深入思考，简单陈述。
智能硬件领域第一自媒体。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还带走了什么？
当我们谈论“蒋介石从大陆带走了什么”时，我们最爱谈的是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爱说的是“黄金”，痛心疾首之余，似乎这也成为了台湾经济远远发达于大陆“最合理”的解释；到了九十年代，那点黄金大概也看不上了，“富而知礼”的咱们最爱谈的变成了“故宫文物”，“翡翠白菜”被传说的神乎其神；再到了这十多年，据说咱们对文化的理解水平已经超越“器物”而飞跃到了“重道”的层面，中研院那批赴台的文化大师们成就了中华文脉在台湾的现实与想象。当然，间或的，我们也还记得起一起去台湾的那1080个“万年国会”国大代表们。
按照当下最流行的说法，蒋介石不仅将中华民国的“政统”（“法统”）带去了台湾，还带走了“学统”和“道统”。如此，“残山剩水”才有了“大江大海”的气象万千。
还有呢？至少正统观极强的蒋介石没有忘记的是，还有一种“教统”也得带去台湾，说人话就是，这个教那个教的“神、佛、圣”们也和蒋去了台湾。在蒋心中，这些另类“大师”们也未必不是“道统”的一部分。当然，对于深受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方舟子们“科学主义”影响的我们来说，这些“大师”走也就走了，无甚可惜，我们只要“德先生”和“赛先生”。
先说说“圣”。中国人一说起圣除了孙大圣，不外乎就是孔圣人。孔圣人自然是无法和蒋一起去台湾的，蒋没有文革小兵们爱挖先人祖坟（“孔林”也被挖过）的奇特嗜好，孔林和中山陵都好端端的留在了大陆。孔子走不了，但他的后代可以，那话怎么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日的那个下午，当八十九岁高龄孔子第77代嫡长孙孔德成病逝于台北时，大陆这边静悄悄，没有人有闲情去追忆这个世界最大贵族世系的谢幕。这个世界上知道自家数千年来直系祖先都是谁的，除了日本天皇，恐怕就是孔家了。
如果这个时代还有“圣”的话，孔德成一定是最后一个。孔德成世袭了有890年历史的封号――宋仁宗年间就传下来的“衍圣公”。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之后的历代王朝，哪怕就是女真人、蒙古人和满人，无不是对孔家后裔尊宠有加，“衍圣公”之前也不知封了多少这个公那个侯。皇帝可以改朝换代，人头落地，孔家却是“万世一系”，曲阜的孔府被称为“与国咸休”、“同天并老”的“天下第一族”，成为了“道统”最直观的象征，而“衍圣公”至少在明面上位列文臣之首。多说一句，秦始皇最恨儒生吧，也没有动孔家的意思，还给孔子第九代嫡孙封了个“文通君”的称号。
孔德成出生时候的阵仗绝不亚于现在日本天皇家生个儿子。为了防止婴儿掉包，北洋政府还派军队包围了产房，并由一位将军坐镇孔府，山东省省长与孟子、颜子、曾子三氏的奉祀官同时在场监督。当这位全国期盼的孔家独苗出生时，山东曲阜全城鸣放鞭炮庆祝，北洋政府也鸣放礼炮十三响，以庆圣裔不辍。
1928年，孔德成有感世袭爵位不宜存于民国，主动请求国民政府撤销“衍圣公”爵号。到了1935年，蒋觉得道统不可废，改封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成为中华民国唯一的世袭特任官。
1937年，在曲阜即将落入日军之手前，蒋介石紧急派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亲自将孔德成护送到武汉，后来再迁居重庆。
而到了1949年国府迁台之时，蒋介石自然也带走了孔德成，在台北复建孔氏家庙。对于儒学造诣颇高的蒋介石而言，或许他心目中多少不无他自己才是“道统”承继者的想法，但孔德成这个“道统象征”（或也是儒家的教统象征）他最知道分量。
孔德成六七十年代在台湾一定是苦闷的，又或者是庆幸的。当孔子从至圣先师沦为“孔老二”之时，当大陆红卫兵在“孔林”掘墓三尺，历代衍圣公被挫骨扬灰之时，孔德成在台湾或许更能理解“道统不灭”的真意，他唯一能做或也只是一遍遍地默念“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儒家心传真言。
1984年，台湾考试院长空缺，据说蒋经国本来属意他人担任，但宋美龄亲自打电话给蒋经国点名孔德成接任，以示中华民国不忘道统。由此，孔德成成了“考试院长”，而且一当就是九年。
一直到2008年逝世，终其一生，孔德成再无踏入大陆土地一步，而他也一直也没有等到对岸那或许对他也没有意义的那一声抱歉。
无神论的国度自然是不需要“圣”的。我只是纳闷，为什么毁了人家几千年来的祖坟，几十年后还可以大言不惭的“尊孔”，堂而皇之的办起“孔子学院”。
以德抱怨，何以报德？以直抱怨吧。
日，孔德成长孙孔垂长在台湾“中枢祭孔大典”上接任了“奉祀官”一职，道统没灭。
话说在江西龙虎山上，两千年来都住了位道教“张天师”，一直到1949年他去了台湾，他就是神。
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张天师”叫张恩溥，与“衍圣公”一样，创立道教的“张天师”也是代代相传，到了张恩溥这一代，已是第63代。
第一代张天师叫张道陵，汉顺帝公元142年创立了“五斗米道”（后称“天师道”，现称“正一道”），拔高一下意义的话，就是创立了中国最大的本土宗教――道教，至今已有两千年。就是这一位张天师，将老子尊奉为了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太上老君”。第三代张天师――张道陵的孙子张鲁，在民间的名气可能就更大了，您肯定读过《三国演义》，就是那位割据汉中二十多年的张鲁。
一直到宋朝之前，张天师和他的“正一道”一直是没有争议的全国道教领袖，即使在王重阳在北方创立了“全真教”之后，张天师一系仍旧是南方道教领袖，由元朝忽必烈起始，“张天师”更是成为了官方承认的“神职”。
张恩溥一到台湾，就创立了台湾省道教会，并设立“嗣汉天师府”驻台办公处，以示道教“教统”来到了台湾。到了1966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年份，张恩溥更是创立了中华道教总会，并当选为理事长。他在此前后肯定已经获悉，“祖庭”江西龙虎山的上清宫也在“文革”中被毁。
1969年，张恩溥羽化。问题在这时来了，张恩溥携至台湾准备承继“张天师”的长子张允贤先前已过世，天师之位只能由堂侄张源先继承（还有一种说法是代理掌教）。在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除了部分信众，谁当张天师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彷佛已经是上个时代的封建把戏，官方自然也没有兴趣去关心。
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秀底线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了。在数十年的唯恐避之不及之后，中国大陆在90年代突然推出了自己版本的“张天师”――张金涛。按照官方的宣传，张金涛是张恩溥的“嫡孙”，当然比台湾的“侄子”张源先更有资格当这个天师。这无非又是“汉贼不两立”那套争正统的把戏，堂堂中国第一本土宗教的“领袖”，怎么能在台湾，而不在祖国大陆呢？
但事实上，“嫡孙”张金涛甚至都不姓张，他不过是张恩溥二女儿张稻香的儿子，本姓鲁，改了姓来争这个天师而已，但终究是完完全全的外姓人。而按照两千年来的传承规矩，张天师一向以张氏血统为第一原则，从未有外姓染指的先例。而张金涛那边只死抱住一点，历代以来，从来没有天师离开过龙虎山。你搞你的血统论，我玩我的地域论，反正我就是张天师了。
又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日，也就是孔德成逝世前的11天，“张天师”来台后的第二代继承人张源先也“羽化”了。
但别急，还是没有张金涛啥事。张恩溥张源先留下的“教统”由张道祯在2009年5月正式在台湾继承。可能让张金涛最尴尬的是，张道祯继承的是“第64代”张天师，而他在大陆却一直以“第65代”自居。
“张天师”带往台湾还远不止是“教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的道教信众已达274.4万人，宫庙达8044座。道在哪，教统就在哪。
在1949年赴台的众多高僧中，最大牌的无疑就是第七世章嘉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了。
按照藏传佛教的转世世系，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被称为藏传佛教四大活佛（黄教四大教主）。其中前两者分掌前藏后藏，哲布尊丹巴曾为外蒙古政教合一的领袖，而章嘉则为藏传佛教在内蒙古的最高活佛。
有清一代，章嘉活佛一系可谓出尽风头，屡任帝师，在康乾时代堪称在朝中政治地位最高的活佛，连达赖、班禅和哲布尊丹巴也对其多有依仗之处。雍正还是四阿哥时，二世章嘉曾为他灌顶传法，门徒遍布皇室宗亲，康雍年间均为帝师。三世章嘉则是乾隆皇帝的灌顶国师，在向乾隆传法时，乾隆为表尊崇竟然跪在地上听讲。太和殿觐见时，六世班禅可以坐轿坐到太和殿第三台阶，而章嘉国师的轿子可以到达第二台阶，将其他亲王宠臣不知道甩了几层台阶。
可以说，章嘉活佛一系历来就是藏传佛教活佛中与中央政府关系最为亲近的。七世章嘉活佛更是堪称异数，与慈禧、袁世凯一直到蒋介石关系都很好据说当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时，慈禧张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便问年幼的章嘉活佛，由章嘉指路而逃离脱险；有一次慈禧患腹痛不止，要求年幼的章嘉活佛用手按摩，手刚按下，太后的腹痛立止。
辛亥之后，七世章嘉活佛成为了劝导内蒙古各旗归附民国政府的重要推手，由此还被大总统袁世凯加封为“宏济光明大国师”。1934年，七世章嘉活佛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旗宣化使，确立了其在中央政府与内蒙古各旗之间居中斡旋的超然地位。
而对于蒋介石而言，章嘉活佛事实上也是他在四大活佛中唯一有能力带去台湾的。从清末以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政教系统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一直不睦，十四世达赖显然是不会和蒋去台湾的；十世班禅1949年还不满12岁，还没举行过“坐床大典”的他甚至还不是真正的活佛，自然也是去不了；八世哲布尊丹巴就更不会走了，他1924年即已圆寂，蒙古人民革命党之后便宣布终结了转世。
七世章嘉活佛赴台后自然就成为了台湾佛教界众望所归的领袖，当选为“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但可惜的是，七世章嘉活佛1957年就已圆寂，对台湾佛教界的影响并不大。圆寂之后，蒋介石亲莅灵堂致祭，备极哀荣。
更可惜的是，与孔德成与张恩溥不一样的是，七世章嘉活佛并未指定转世灵童，有数百年历史的章嘉一系实际上已就此凋零。据称达赖之后寻获了八世章嘉活佛，目前在印度达兰萨拉，但无论如何，章嘉“教统”和台湾已是缘分已断。然而，章嘉活佛在台湾留下的藏传佛教火种至今未灭，全台各地几乎全年都有藏传佛教高僧活佛在宣讲佛教。
除了藏传佛教的活佛之外，随蒋怆惶来台的汉传佛教高僧也为数不少，计有智光法师、南亭法师、道源法师、戒源法师、默如法师、妙然法师等，而其中尤以继八世章嘉之后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白圣法师最为出名。不过，这已不是本文重点，容后再表。
发表于：14-04-27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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