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　　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能够连接成传统。　　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人类学家一般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形态及其传衍，叫做大传统；把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叫做小传统。　　当今世界,游戏规则国际化，中国要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需要她的忠实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传统文化的根基。　　[坛主小传]　　刘梦溪，1941年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主编。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1996）、《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2005）、《陈寅恪与红楼梦》（2006）、《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2007）等。　　[核心提示]　　●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能够连接成传统。　　●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人类学家一般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形态及其传衍，叫做大传统；把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叫做小传统。　　●“五四”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　　●当今世界，游戏规则国际化，中国要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需要她的忠实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传统文化的根基。　　●重要的是，我们的领导者、国家栋梁、文化从业人员、大多数民众，要有重建传统的愿望，要对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一份敬意与温情。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一般把周秦开始，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做传统社会。晚清民初以前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就是传统文化。　　所谓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这是广义的用法；狭义的用法，可以指人类的精神生产及其成果的结晶，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　　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　　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能够连接成传统。有的文化现象只不过是一时的时尚，它不能传之久远，当然不可能成为传统。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观点，传统的涵义应该指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从过去传衍至今的东西（至少应该传衍三代以上）。文化传统存在于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之中，但它更多地是指这些文化现象所隐含的规则、理念、秩序和所包含的信仰。　　“西人”与晚清的“大变局”　　文化传统的重建这个问题需要从晚清讲起。　　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到了晚清，真正开始了“大变局”。中国历史的脚步不能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了，延续几千年的统制秩序不能照原来的样子维持下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固有的社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晚清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点，是东、西方文化的撞击点和交汇点。　　出现这种“大变局”最主要的标志是，“西人”大规模进入中国。不是说以前“西人”没有来过，而是说以前“西人”来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与晚清有很大的不同。清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的到来，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于是，就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英法联军还于日火烧了圆明园（当时东方的第一名园）。　　此时的“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的国家主权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遭到根本动摇。　　朝野上下一致的共识，是知道自己落后了，应该自强。所以晚清有长时间的“自强运动”。看到洋人技术先进、武器精良，意识到自己要有近代工业、要有洋枪洋炮，于是开始了“洋务运动”。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大吏，是早期“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可以说，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就是清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特别是洋务派三十年的辛勤积累，但由于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被打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　　中国的“近代”　　何以开始得那样晚　　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令人思索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早在16世纪就有工业革命、就开始了近代的进程？为什么我们的“近代”开始得那样晚？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人家打我们才开始“近代”？　　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里面，没有为走向近代准备好充分的社会与文化机制。这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学术界没有争论的是，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演进的速度太慢，仅是一个封建社会的时代，就走了差不多三千年。为什么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每当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就有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并统治全国。典型的有两次，一是宋朝之后的元朝，一是明朝之后的清朝。两次都曾造成经济与社会大的破坏。有的研究者喜欢讲“康乾盛世”，但在所谓“盛世”之前，有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都是在圈地、劫掠、战乱中度过的，其对生产力的破坏可想而知。　　其二，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推倒了前一个王朝，换上后一个王朝，一切又照原样重复一遍，历史并没有真的前进。农民起义实际上是传统社会的调节器，对统治集团吸取教训减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有一定作用；但如此循环的结果，新的社会因素不容易诞生，传统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容易发生改变。　　其三，中国历史上长期重农轻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不可忽视的因素。晚清与外人打交道陷入被动，国力不强固然是主要原因，缺少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也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四，统治者妄自尊大，长期“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世界”。　　晚年的康熙，一度对西学表现出兴趣，对西士相当礼遇，有的甚至可以“出入禁庭”。法国皇帝路易十四与康熙还通过信件。但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指令传教士不准向中国的拜天祭祖活动妥协，康熙于是在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发布谕旨：“以后不必西洋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顺治更严厉，在他继位的那一年，正式发表禁教诏书，要求所有洋人，除个别为朝廷效力的，一律送往澳门。乾隆继续禁教政策，后来连管天文的钦天监内，也不准外人参与。　　而当清代中期的统治者陶醉于“盛世”的“繁华”之时，西方发生了什么呢？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英国的达比发明焦炭炼铁技术；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英国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织机；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发明蒸汽机；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北美独立宣言发表；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成功。西方科技革命带动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般突飞猛进，可中国还在为外国使臣要不要行跪拜礼争论不休（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马戛尔尼来华，试图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商务关系，因觐见礼仪延宕了几周时间）。　　中国失去与外部世界平等对话、良性吸收异质文化的机会，就是从“康乾盛世”开始的，是他们的闭关锁国种下了祸根。后来，虽接受了地球是圆的学说，但还是自认为中国是在地球的“中央”，其它国家不过是“四夷”。西学盛行，还流行过一种“西学源于中国”的论说，认为西方的许多科学技术我们“古已有之”。这种对外部刺激“反应”的结果，预示着对外来先进事物的“合理”拒绝。　　自晚清到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生危机并逐渐解体的过程，也是现代文明体系建构的过程。这是一个混合着血和泪的极端痛苦的过程，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大。　　“五四”与反传统思潮　　晚清大故迭起、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保国、保教、保种放在第一位，来不及系统探讨中国打败仗的文化原因。1911年清帝逊位，1916年称帝不成的袁世凯也死了，国内陷入军阀混战局面。而在国际上，1914年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国先进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有了反思传统、检讨文化问题的时间和空间。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这是当时先进的文化人系统检讨传统文化、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文化的大本营。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不久胡适也应蔡先生之邀到北大任教。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也都是1917年这一年相继在《新青年》发表，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五四”精英们所做的，不是一般地对固有传统的检讨和批判，而是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了一次总清理，是全面系统地批评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切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他们想彻底和传统决裂，想彻底抛弃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这个难堪的“包袱”，然后好走一条新路。　　他们认为可以引导自己走向新路的，只有西方文化，可以说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举凡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成果、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说、十九世纪的写实批判主义文学思潮、日本的明治维新、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成为当时先进人士检讨和批判中国固有传统的参照系、理论武器和实施的药方。　　人们很容易凭感觉推断，传统是不会断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中国的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本民族的传统已经为西潮所震荡，一大批掌握话语权的时代精英，比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傅斯年等，一起站出来挑战传统，向传统发起总攻，在整个社会形成风潮，纵使传统不致被折断，也必然大大地被削弱，或至少会使“传统失去为其延传所必需的拥护”（希尔斯语）。　　大传统和小传统　　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人类学家一般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形态及其传衍，叫做大传统；把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叫做小传统。　　大传统被时代精英检讨、反思、添加、融合的几率比较多，而且受制于最高统治者的政策，因此其变易相对比小传统快一些。小传统则表现为地区与族群的风俗和习惯，是长期形成的，往往由一种集体无意识来维系，具有超稳定的惰性力。小传统和过去连接得更紧密，传统文化的密码在小传统里埋藏得更深邃。大小传统的关系，是互动互补的关系。没有大传统，小传统得不到礼仪习俗的思想资源；没有小传统，大传统失去辐射全社会的功能，主流文化的根基就会不牢固。如，“五四”先进人物把家庭和家族骂得一塌糊涂，但“五四”时期中国的家庭和家族照样运转。当时觉醒的青年离家出走，或追求爱情，或留洋，或投身革命，成为后“五四”时期文学作品常见的主题，但悲剧往往发生在出走者身上，家庭并没因之发生根本变化，这就是小传统的力量。　　对小传统的大破坏，是“五四”过了50年之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以“革”文化“命”为目标的彻底摧毁传统的非理性运动。理性地反传统，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主要打击的是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大传统；非理性地反传统，则是情感的发泄，直接遭殃的是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　　从汉到清，传统社会大传统的传衍经过无数次变易，儒家思想在先秦、在汉代、在宋朝，都有不同的呈现。先秦时期是孔孟等思想家的思想，汉代变成和制度相结合的学说，宋朝则是系统的哲学。小传统的传衍相对稳定而少变易。可是“文革”把小传统彻底破坏了，连每个家庭对传统文化遗存的零星收藏也大都付之一炬，更不消说鼓励子女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揭发老师、同事揭发同事、朋友揭发朋友、街坊揭发邻里。稍带一点传统意味的道德，全部荡然无存。不可轻看全民大揭发对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破坏，直到今天仍然是个未了的问题。　　“五四”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请大家想一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民族还能保留下多少传统呢？　　文化认同与文化传统重建　　自晚清、“五四”以来，我们就面临一项不能绕开的任务，就是需要更新和重建我们的文化传统。　　因为你既然觉得原来的传统有毛病，那只有想办法去改造它、建设它、完善它，使它变好。因为你不能真正做到抛弃传统，你也无法重新选择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是华夏子孙，即使住到外国去，你的华夏血统也改变不了。　　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使游戏规则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中国如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更需要她的忠实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整合自己、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然的话，你将不知道自己是“谁”。　　“五四”精英、上一个世纪的文化先进们，虽然不留情面地批判传统，但他们又是受传统熏陶、有十足中国文化味道的从业人员。比如胡适，他曾提出过全面西化的主张，但他身上的传统道德修养，我们无话好说。令人忧虑的是，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现在的中青年一代，长时间处身于大小传统齐遭毁坏的环境，没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典范的熏陶，他们身上的文化含量累积得不够，精神气象难免显得单薄而不够从容、不够厚重。　　至于如今的少年和儿童，教他们的老师大都是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流俗的电视文化、浅薄的搞笑、逻辑错乱的“脑筋急转弯”，占据了他们许多课外时间。他们错把猪八戒、孙悟空当作中国文化的全部，以为“康乾盛世”比现在还要好。春节觉得没意思，喜欢过圣诞；中秋节不好玩，就过感恩节，虽然不知道感谁的恩。如今的生活时尚，是一切层面都追求和国际接轨，“五四”时期的“西化”主张反而成了光说不练的“小儿科”了。　　2003年的8月3日，法国《费加罗杂志》刊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的一篇文章，提出“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的问题。显然，现代化并不能够成为“与自身脱离”的正当理由。　　台湾很有名的女作家龙应台，前两年在一篇题为《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的文章里，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她为欧洲传统保护得完好感到震撼。她说，满以为到欧洲会到处看见人家“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可事实上，印象最深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已经开始了一个恢复记忆、连接传统、重建传统的过程。不能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成绩，但由于长期与传统文化脱节，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找到与传统衔接的最佳途径。“病笃乱投医”、“事急乱穿衣”的现象，每每有之。人们看到的，大都是比较浅层的模仿或没来由的怀旧，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如同给心脏病患者做搭桥手术，那是要慎之又慎的。我同意龙应台的观点：“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如果我们能够把承继传统当作生存的需要，传统就活在我们中间了，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其优秀者必成为涵蕴传统味道的现代人。　　文化传统的重建，可以先从易操作的方面着手，如中小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经典文本的阅读、文化典范的保护和开放等等。　　在我们重建自己文化传统的时候，有一项颇为重要的内容，就是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秩序和文明程度的礼仪重建。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但近百年来西潮冲击，传统价值解体，我们已经没有了承继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诸种礼仪，包括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走路，怎么跟人谈话，怎么称谓得体等，基本上都处于失序状态。　　鉴于上述种种，我曾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各项礼仪，并编撰国家礼仪大典。中国传统社会，每一个新朝开始都要“制礼作乐”，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有条件把“制礼作乐”提到日程上来了。礼仪可以重建人的尊严和人伦的庄严，可以帮助人们恢复对传统的记忆。　　当前，尤为重要的是，我们的领导者、国家栋梁、文化从业人员、大多数民众，要有重建传统的愿望，要对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一份敬意与温情。　　（本文是刘梦溪先生在南京大学等高校所作演讲的文字稿，本报有较多删节） 　　本期组稿 蒋廷玉 　　本版插图 刘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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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面对传统文化
　　日，习近平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并来到孔子研究院。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编者按】当代中国思想界，接续传统，复兴国学，已成为一股澎湃的潮流。面对现代性挑战，面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面对转型期社会的道德失序，有为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试图重建道统，重建纲常。然而文化价值重建，却任重而道远。它要消化200多年来西方冲击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它要深刻地理解以反传统为特征的中国革命，它要深刻地理解以个人权利为主要诉求的自由主义，它也要深刻地反省近20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历程和思想方法。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国力不断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来到了新的起点――新的起点也意味着，必须凝聚新的共识。当下，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却也造成了人心散乱、伦理缺位，原有的意识形态面临难以收拾人心的困境。与此相对应的，是近百年被主流激进思潮压制的传统文化，正在中国社会默默生长，重新塑造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伦理世界。与此同时，主流叙事也在有意识地建构“民族复兴”的历史叙述，“文化重建”也必将是“民族复兴”的应有之意――民族复兴是无法脱离传统文化滋养的。对于学术界和思想界来说，“文化重建”已经成为我们要面对的紧迫问题。当然，今天谈“文化重建”，不仅意味着要从传统中开出新意，也意味着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理解，即对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理念、未来理想的全面阐述。因而，我们今天谈传统文化，不是以过去为导向，提倡复古主义；而是以未来为方向，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传统，不是泥古主义(traditionalism)，而是思考未来的出发点。
　　一、传统文化活在解释之中
　　文化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流动的历史，这种流动性，往往来自“现代”对“古代”的重新定义与重新解释。从15世纪到19世纪，西方文化的不断创新，正是通过不断返回自己的古典文化传统，通过古今对话来变革政治理念、调整经济政策、重新平衡政治秩序，最终使得自己不断开出新意、发展壮大。
　　面对西方文化带来的现代性压力，各大古老文明都面临痛苦的现代化转型的任务，不仅仅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竞争压力，还有来自伦理和价值层面的挑战：各大古老文明如何面对自身的传统？当代，视西方文化为普世文明而力图切割自身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视西方文化为欲望膨胀之祸而力图返回自身传统的原教旨主义，似乎都不愿意承认，传统与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以自己的行动和话语重新诠释传统。
　　中华文明传承的一个基本资源是经典文献：《四书》、《五经》、历代史书。文明传承的基本方法是经史互释，经无史而不彰显，史无经则散乱。历代士人精英，抒发政治理想、革新政治纲领，都需要从各自面对的时代命题出发，重新解释经典、重新解释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遇到过必须重新解释传统、重新解读经典的问题。魏晋南北朝以降，佛教思想大为盛行，使得传统的价值理念受到极大挑战。在思想文化领域，佛教思想对士人精英的影响广泛。虽然不时有儒家学者排佛之论，如唐时韩愈《谏迎佛骨表》以纲常伦理、夷夏之防来否定佛学，但只能从较为浅层的现实效果来批评，无法从理论深度加以驳斥，因此，无法收拾被佛法吸引的人心。唐代藩镇割据之后，中原秩序再度分崩离析，武人政治暴烈，文脉散落民间，重建政治秩序意味着不仅要抑制军权，也需要复兴儒家思想来收拾人心。宋时，平民士人担纲起复兴文脉之责。他们已经认识到，佛教内含着深刻的形而上学思考，而儒家思想偏于世俗，较为朴素，正是不足所在。宋儒需要完成的工作是吸收佛家思想中的思辨因素，将朴素“三纲五常”予以形而上学的论证，如此，才能真正说服精英、教育精英。而儒家经典中，《五经》史论较多，难以进行形而上学论述，而《四书》讲心性，则可以进行思辨发挥。由此，朱熹历时二十余年重注《四书》，使得儒家重新夺回思想领导权。这场斗争，如果从韩愈算起，历经三百余年方获成功。
　　重新解释传统不仅体现在对经典的重新解释中，也体现在制度设计上。明中叶以后，商业贸易勃兴，中美洲白银通过贸易不断向中国流动，白银资本发达，土地兼并加快，很多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嘉靖十五年(1536)，大学士夏言上书请求开放民间祭祖，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惯例。“礼”向老百姓开放，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了围绕祠堂，建立大家族的经济共同体，用祠田等来维持共同体，抵御商品经济冲击和流民化的趋势。依靠宗族的力量办学校、修路、兴建小型水利、供养鳏寡孤独。事实上，这是推动以宗族为中心的地方共同体建设，也可称之为明代的“社会建设”。
　　中国的历史实践表明，对于传统文化，应该活学活用。要做到活学活用，就得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将传统看做解决问题的资源和经验，使传统活在解释中，活在日常生活中，活在对现实生活的不断回应和接续传承之中。今天，当我们讨论“传统文化”时，为了避免将之概念化，有必要先明确我们所处的历史语境。
　　二、理解我们所处的历史语境
　　早在清末，李鸿章等人就已经认识到，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面对的挑战，的确也远胜于唐宋之变和明清之变。今天，中华文化要消化这种外来的冲击，所要付出的努力势必也远大于消化佛教文化。而我们要重新解释传统，首先是应该理解当下所处的历史语境，理解我们当前所处的思想环境。
百年激进反传统历程
　　19世纪末，晚清政府面对西方的屡次入侵，屡战屡败，而历次改革，也屡改屡败。
　　“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希望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道。他们接受的是西方器物文明优于中国的理念。甲午海战的失利，人们又转而相信，对器物文明的学习，要看到器物与制度的内在一致性。到了“维新运动”，对西方的学习进入到制度文明的层次，康有为等人希望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改变中国僵化的政治体制。“维新运动”旋而失败，士人精英对统治集团丧失信心。辛亥革命虽推翻了王朝体制，但革命还会遭遇复辟，革命后也无法避免国家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所以，思想界观念日趋激进，认为只变革制度，不变革文化，革命仍不彻底。由此，“新文化运动”兴起，力图彻底抛弃传统文化，通过批判家庭、批判父权制、批判礼法制度，不仅反对中国的政治传统，还致力于反对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以文化革命来倒逼政治革命。
　　近代以来，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逐渐认为，西方文化不仅在器物武器上优越于中华，在器物背后，也有一套高深的意识形态，并且还有着强大的政治能力。而这种力量、意识和政治的三位一体，造成了士人精英在面对西方文化时，逐步丧失了文化自信心：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最后到“全盘西化论”。
　　现代中国两个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激进思潮的产物。正如王奇生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中所展现的一般，孙中山力图借助苏俄模式重整国民党，而中国共产党则直接模仿苏共的模式建立起来。不过，与中共不同，国民党模仿苏共的组织模式，但在政治纲领上则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强调传统文化，既反自由主义，又反共产主义；而中国共产党则高举马列主义旗帜，既反自由主义，又反文化保守主义。
　　当然，在百年激进思潮中，还有另一条对待传统文化的思想线索。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如严复、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等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固有缺陷，并认为，中西文化可以相互学习，通过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正面因素，革除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内容，恰恰是对传统文化的荡涤和发扬。以严复为例，他早年致力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要以个人、自由、平等、民主等叙述来摧毁原有的等级秩序。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中国学人感受到西方文化内在的冲突。严复晚年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就提到西方“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而更晚一辈的学人梁漱溟则开始系统反思中西文明的各自优劣和沟通交流之可能性，这种将西方文化的冲击看做是传统文化自我发展机会的观点，也为今天正确处理百年激进反传统历程的努力指引了方向。
　　正确处理百年激进反传统，最大的挑战或许来自于，如何应对激进主义消退后的历史虚无主义：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衰落后，思想界如何回应历史终结论，如何确定历史的未来。
　　2.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在全球的影响与两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一战后期，俄国爆发革命，继而产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的诞生对落后国家的知识精英造成极大的震撼，也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可见的政治实体作为支撑。二战之后，苏联的影响急剧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形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革命似乎就在眼前，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历史阶段论也成为很多人所尊奉的信条――就像天国必将降临的宣告一般，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影响广大的历史观。而到了1990年代，伴随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也面临挑战。丧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实体的支持，马克思主义就像失去圣殿的弥赛亚主义，再度蛰伏于地底，默默等待从新的世界体系危机中汲取力量。
　　从中国的现实看，马克思主义也在丧失收拾人心的作用。在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迅速接受，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叙事密切相关：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就像对儒家历史观中三代论的颠倒，共产主义就像大同世界一般令人向往。但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条件下，这种塑造新人的动力只能依靠不间断的运动维持。而一旦普通人厌倦运动，回归日常生活，马克思主义就从个体生活中脱离出去，悬浮为一种理论宣传，失去伦理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策调整为对内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对外加入以美、欧为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马克思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制度化基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观念解放，执政党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力下降，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领域受到自由主义观念的正面冲击，在日常生活领域也经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侧面瓦解。对普通民众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复杂高深，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感情痛苦无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获取安慰，民众纷纷向传统伦理靠拢，向各种宗教靠拢，以求内心安稳，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影响力再度复兴，发展势头强劲。
　　3.自由主义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自由主义的回归是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的衰落并行的，而中国的自由主义又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改革需要社会释放空间，限制国家的过度干预，激发经济活力。自由主义的传统理论，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恰恰可以为这些目标提供助力。经济自由主义以个体为本位，主张以权利限制权力，提倡市场化。1980年代以来，这种主张事实上得到了官方的默许，因为经济自由主义可以在民间为官方的改革开路。
　　199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了政治自由主义主张。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比，政治自由主义主张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要求不仅要保障民众的物质权利也保障民众的政治参与权。政治自由主义，提出以权力平衡和权利制衡的模式来维系共同体，这对于权力的制度化运行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也是中国传统中所欠缺的。但如果将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历史叙事，政治自由主义就可能激进化。
　　毫无疑问，中国的自由主义目前有着强大的力量。自由主义的中国叙事，是随着中国市场化、城市化的方向而积淀起来的。它面对的真实问题是市场社会转型后个人权利诉求的扩张需要。自由主义叙述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简洁――纯正的自由主义者几乎可以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市场不彻底，产权不明晰，政治不民主。这套叙述因为简单反而有解释力。
　　但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是否具有普遍性，是有待检验的。
　　自由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反对旧的政治架构――天主教精神秩序和封建领主制权力秩序。自由主义是新的权力哲学，将政治秩序的基础奠定在个体同意之上。自由主义背后有一种新的“是非观”、宇宙论和世界观作为支撑：个体的至上性。
　　自由主义必须落实到个体的权利之上，而个体的权利不仅是不断扩张的，也是有成本的。从西方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英、德、美、法各国，对于民众不断增长的权利诉求，在无法进行内部掠夺的条件下，只能依靠对外掠夺。欧美各国历时数百年的对外殖民，在扩张市场的同时也在满足国民不断增长的权利诉求。二战后欧美在自由主义框架下维持的福利国家的整体平衡，也是有其历史条件的：首先二战后的重建推动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其次二战后的军事技术转化为民用工业，使得工业基础上了台阶；三是廉价的石油；四是二战后的独立国家都要现代化，都要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设备。所以，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有利的国际环境中，领土殖民虽然结束了，但可以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殖民”，回应本国人民的权利诉求。今天中国虽然加入了这个国际体系，并且也高举全球贸易自由的旗帜，但当时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可能重复。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在马列主义叙事衰落的同时，自由主义的叙事也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自由主义的国际叙事原来是要推动国际自由贸易。1990年代全球化以来，新自由主义进而成为国际性思潮。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那种“低买高卖”的经济殖民大循环被打破。中国以其巨大的体量和工业生产能力夺取了西方工业品的市场，导致西方依靠贸易的获利迅速减少，其国内的平衡也被打破，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与此密切相关。西方各国政治上发生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的危机，也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有关。自由主义的国际叙事已经遭遇到了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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