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对新中国发展问题的三次重大思考--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刘少奇对新中国发展问题的三次重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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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在新中国发展问题上的思考是持续不断的，其中有三次比较重大的思考。针对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刘少奇这三次思考虽历经不同历史时期，但其思考的主线始终未离开过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即充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一　建国前后对新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和规划，这是一个为新中国规划建设蓝图的思考阶段。在这一时期，刘少奇主要思考的是新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即在国家建设中准备社会主义因素的问题。刘少奇主张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立足于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国民经济建设，尽可能发展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充分的条件，然后才能考虑生产关系的变革，向社会主义迈进。　　刘少奇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①中国的生产力还相当落后，近代化工业基本上是空白，而刘少奇认为没有工业化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据中国的情况，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是首要任务，就是首先发展农业、手工业，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工业。　　刘少奇一直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进行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过早地进入社会主义是很危险的。1948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就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作了阐述，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即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刘少奇还强调说：“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②　　刘少奇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和需要长时期逐步解决的问题。他指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就是把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方针，看作是发展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定为资本主义；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③新民主主义过渡时间不能太长，但必须有一个时期，中国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这一点在党内也同样达成了共识，并取得其他民主党派的认同。刘少奇在他的政协讲话中有明确的说明：“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④　　方向问题确定了，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那么，怎样向社会主义发展呢？刘少奇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并共同发展的过渡型经济，那么，他对新民主主义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采取的态度是什么？从他的多次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刘少奇认为通过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准备社会主义因素，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经济DD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同时又要充分利用和发展其他经济成分，但要对其加以限制，以逐步地消除其非社会主义的因素，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的方向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方向。　　刘少奇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要尽可能充分地发挥资本主义的潜力，使国民经济健康、全面地得到发展。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这些观点。他指出：“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太不发展”，“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达了几百年了，而我们才只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⑤刘少奇强调要调动资本家的积极性，必须使资本家的生产能够维持并有所提高，资本家是要剥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剥削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的，今天不但不反对，而且要发展，等到将来发展到生产过剩，再限制，让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⑥　　刘少奇认为不能过早、过急地消灭小私有制、消灭小生产，因为中国的现状是一个农业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消灭小私有制和小生产的程度。农业的发展方向是集体经济，但现在还不能过早地消灭小私有制，更不能采取过急的手段向社会主义过渡。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主张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逐步战胜农民向富农发展的自发趋势，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制直至否定私有制。刘少奇对这一主张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但仅靠这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是不可能使农业走到社会主义去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对农民的自发倾向不要害怕，而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压制这种自发倾向就是错误的，“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　　刘少奇提出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方式即合作社经济，也就是集体经济，与国营经济共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社会主义的因素，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中需要大力加强的内容。一方面要通过这两种经济成分发展与促进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的因素，一方面通过他们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后，毛泽东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使全党的思想很快就起了变化，工作重心马上就转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刘少奇的思想转变也很快，因为他对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早有思想准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迟早的事情，只不过，在刘少奇看来，不能过早地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充分准备过渡的客观条件。他对毛泽东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拥护的，但刘少奇认为改造的时间相对来讲要长一些，而且不能过急、过快，要有充分的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所规划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的建设蓝图搁浅了，但他并没有放弃继续思考，而且他这一次对新中国发展蓝图的规划，对拓宽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思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建国十周年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考　　新中国以极快的步伐实现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又很快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左”倾急躁冒进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在国家建设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虽然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国家的主要任务做了正确的判断，但没有得到切实、有力的贯彻执行，相反，国民经济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在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畸形发展，并开始出现滑坡。这个危险的信号使刘少奇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为什么在生产关系发生革命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受到了挫折呢？从1956年开始，刘少奇一直没有中断这一思考过程，比较集中的是在建国十周年前后。这实际上是第一次思考的继续，是第一次思考结合实践的深化，因为时代变了，客观情况包括生产关系发生了革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解决？显然没有，这就促成了刘少奇的第二次思考。　　日至22日，刘少奇因病到海南岛休养，利用这一休假的时机，集中思考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专门请了经济学专家。这一次思考，刘少奇着重就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思考。不同于第一次思考的是，刘少奇掌握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经历了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所以这一次思考更深入、更全面、更侧重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的思考。　　只有对社会主义有一个确切的定位，对社会主义的诸多问题才能正确认识。刘少奇认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应该解放思想，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性质。“社会主义是向着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这是对长期的共产主义而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几十年或者更长些，而共产主义可能有几万年、几十万年。这样看，思想就解放了。”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逾越的社会发展阶段。他批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现象，认为在这些现象中出现的平均主义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是想不要社会主义阶段，跳到共产主义去，是只要不断革命，忘记了革命发展阶段论，这是不行的。社会主义作为必经的阶段，是不能跳过去的，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想过就过。　　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它既不同于共产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是共产主义，有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在本质上与共产主义是一致的，而它又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不可能完全与资本主义脱离关系，就是说，在某些内容上还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如货币、商品、劳动力等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同时夹杂着阶级矛盾。既然是初级阶段，就必然存在高级阶段，就必然存在生产力的发展问题。　　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就已明确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⑦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就更为突出，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主要矛盾，大力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就成为主要任务。中共八大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刘少奇一直坚持中共八大的决议，因此他在这次思考中着重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在海南岛读书期间就更为明确。　　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问题。刘少奇坚持中共八大所做出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也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就决定了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经济建设，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刘少奇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矛盾，这一表述是针对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言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无冲突，但可以减少冲突，预防冲突。没有对抗性矛盾，处理得不好，也会冲突起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性质是非对抗性质的。两类矛盾，不可混淆，在讲非对抗性矛盾的根本性质时，不可把非对抗性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刘少奇认为，对矛盾的分析要正确，否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就更加坚持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　　刘少奇认为要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同时又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已经完成，但是，生产关系中仍然存在矛盾，“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要研究。全民所有制内部、集体所有制内部也有矛盾，也要研究。不要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没有问题了，有的，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之间，就有不少问题。”生产关系虽然发生了革命，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但由于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就与生产力产生矛盾，生产关系仍然会成为生产力的障碍。“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一提法是不对的。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一九五八年的刮‘共产风’，就会破坏生产力）。”生产关系是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全民所有制是否就不要发展了，不需要不断调整了呢？要不断调整，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调整的。”⑧　　从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看来，刘少奇认为，不能走苏联的老路，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苏联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和吸取，中国也必然会超过它。“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搞社会主义比苏联晚几十年，如果中国搞得不错，总应比第一个好些。”刘少奇指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照搬苏联经验存在着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从重工业开始，对农业的发展，注意不够，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提出农、轻、重，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轻工业，同时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免得发生长期性的工农比例、轻重比例失调。若是部分的个别的比例失调，容易纠正，以后还会经常有的，可随时调节。要注意长期障碍工业发展速度的比例。”⑨这与刘少奇建国前后所提出的优先发展农业、手工业，再发展工业，工业中以轻工业为先，再发展重工业的次序是非常一致的。　　依据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认识，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斗争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第一位的，应采用一切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包括生产关系的调整，尽管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具有优越性，但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边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力也需要不断发展，二者是矛盾的统一。　　三　“七千人大会”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与尝试　　刘少奇关于中国发展问题的第三次思考集中体现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它是前两次思考的进一步深入，也是对前两次思考的一次升华和实践过程。这次思考和实践的大部分是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也就是调整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尤其是超前的生产关系要“退”，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由于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深刻影响，全党的认识很不统一，因而刘少奇的这次思考过程就更加困难、更加需要勇气。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反右倾”以后提出的1960年“更大的跃进”也难以继续下去。尽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七中全会等一系列会议已开始纠“左”，但庐山会议停止了继续纠“左”，其基本方针是“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使本来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左”倾错误再次急遽升温，本来已压缩的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也重新上涨，再加上苏联单方面废除中苏有关合作协议，这些都加重了国民经济的困难。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对这一系列的错误没有进行有力的抵制，甚至在某些程度上予以支持，这是他的不足，但是到“七千人大会”前后，他已深刻地认识到这些错误。经过1959年海南岛读书的思考，刘少奇关于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思考已更加成熟，并下决心要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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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少奇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天安门城楼（资料图）
　　本文摘自《革命年代》 ，高华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泽东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轰大嗡皆流于形式，现在毛泽东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2页。）
　　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他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他检讨后，他似乎宽谅了他，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泽东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泽东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做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他的一贯风格，（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49页。）这也是为何他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泽东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上的讲话记录，（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页。）但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在这微妙敏感的时刻去影响他的决定。毛泽东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少奇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引自于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总第91期，第39、36页。）
　　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60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少奇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泽东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责任编辑：杨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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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与刘少奇的最后一次对话&邓小平说：横直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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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1966年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最后的聚首
到了1966年8月，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刘少奇和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分别被打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刘少奇与邓小平同时身陷逆境，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对“文革”的共同看法使刘少奇、邓小平义无反顾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种种倒行逆施。在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
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见到了同病相怜的邓小平。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
邓小平说：“横直没事。”
刘少奇说：“没事，学习。”
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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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雷蕾、周斌)刘少奇自述若再给我10年时间会把中国搞得更好
王光美同志沉默了。她悲痛地说：“并不是少奇同志没有10年好活，而是一场浩劫夺去了他的生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动员了40万人，查阅了400万卷敌伪档案，但从未向少奇同志当面核对或查证过一件事。
1965年秋天，少奇同志在上海开会、视察，从当时国民经济恢复、繁荣的情况，再一次满怀激情地展望了未来。王光美同志说，她听见少奇同志在火车里就各方面的问题对陈丕显同志谈了许多。1966年1月少奇同志又对家人和工作人员说：“如果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跟同志们一起干，一定可以把中国搞得更好！”
对于上海人民来说，恐怕许多人都还记得，解放后少奇同志第一次在上海公开场合出现，和上海人民见面的情景。
那是1957年4月下旬，一个春雨绵绵的下午。少奇同志穿着一套普通的黑色呢制服，到龙华机场迎接外宾，接着站在敞篷汽车上，迎着春雨和花瓣，同上海100万欢迎群众见面。少奇同志当时虽已59岁了，但看上去是那样健康，那样神采奕奕，像个四十几岁的人。在以后几天的活动里，无论是在宴会上，在20多万人的群众大会上，在申新九厂或少年宫里，少奇同志那简短的、富有吸引力和鼓动性的讲话，那谦逊朴素、平易近人的风度，都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最后一天，在飞机场和采访的记者道别时，主动和记者们握手，并说“你们辛苦了”，“再见，再见！”那亲切、安详的眼光，更令人难忘。
当记者和王光美同志谈起这些往事时，她深有所感地说，少奇同志对上海是很有感情的，是十分关心的，因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地方。
1920年，22岁的少奇同志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更好地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这年秋冬之际，他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留苏预备班学习俄文，翌年赴苏留学。1922年他又回到上海参加工人运动，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任职。以后他到江西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工作，后任工会主任，使安源工会成为中国早期职工运动的最坚实和持久的核心之一。以后，他来往于广州、安源间。1925年，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后，到上海和李立三、蔡和森等同志一起领导了“五卅运动”，并经常来往于广州、上海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又从湖北回到上海搞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6月第二次赴苏，回国后又到上海任党中央职工部长工作。1932年，少奇同志到江西中央苏区，就是从上海出发的。
至于解放后，王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更是经常到上海。他关心上海的人民，关心上海的建设，为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高兴，对上海城市建设的规模、布局、方针、环境保护以及如何建立卫星城镇、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等，都作过具体的指示。他反复告诉上海市委的同志，上海城市建设“要从实际出发”，“要重视人民的身体健康”，“要为孩子着想，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坑害后代”，“要有长远打算，不要像一些水利工程那样，挖了填，填了挖”。1965年秋天，少奇同志在上海开会、视察，从当时国民经济恢复、繁荣的情况，再一次满怀激情地展望了未来。王光美同志说，她听见少奇同志在火车里就各方面的问题对陈丕显同志谈了许多。1966年1月少奇同志又对家人和工作人员说：“如果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跟同志们一起干，一定可以把中国搞得更好！”
谈到这里，王光美同志沉默了。她悲痛地说：“并不是少奇同志没有10年好活，而是一场浩劫夺去了他的生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动员了40万人，查阅了400万卷敌伪档案，但从未向少奇同志当面核对或查证过一件事。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就采用法西斯手段，制造假证，罗织罪名，对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造成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最后，王光美同志谈到了少奇同志对家人的严格要求。她说，少奇同志平时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一向严于律己，经常要求家人与人民同甘苦。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少奇同志要孩子们在学校吃饭。当时孩子们要回家来吃，是完全有条件的。但他却说：“人民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等将来他们为人民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了。”他告诫孩子们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人民将来会信任他们的。他说：“只有全国人民的孩子幸福了，我的孩子才能有幸福。”
1961年，少奇同志到湖南视察，看见老家宁乡给他修整了旧居，供人参观。他说：“群众住房这样困难，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怎能把自己住过的房子空起来？”他当时就让把旧居分给群众住。王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恢复名誉后，也希望不要搞什么故居修复，住在里面的居民仍旧应该让他们住下去！
访问结束时，我们问王光美同志，她是否打算写本回忆少奇同志的书？她说，过去曾收集过一些材料，现在还没有完全找回来，但目前实在太忙，这要等以后退休了再说。她说，她不断收到许多热情的来信，除了对她表示慰问外，还对少奇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她衷心感谢大家对她的好意，同时这也证明，在人民的心里，早已为少奇同志恢复了名誉，五中全会庄严地宣告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正反映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愿望！ 本文摘自《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黄峥著，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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