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伐战争时期
二、北伐战争时期
1924年(民国13年)1月以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在一定纲领上实现第一次合作，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提出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主张。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在国民革命军主力正式从广东出师北伐前，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和第7军第8旅，作为北伐军的先锋部队，已于5月进入湖南，打开北伐的前进道路。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正式誓师北伐。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前，江苏地区为直系军阀孙传芳所控制。当北伐军消灭吴佩孚主力并进入江西时，孙即把赣、闽、浙、皖、苏五省军队编为五个方面军，集中于江西，企图与北伐军决战。至12月，孙传芳主力被歼，余部败退沪宁地区。于是，又在江苏地区展开反复的攻防争夺战，最后在北伐军的攻击下，孙传芳军向北节节溃败山东，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五省联军随之土崩瓦解。因此，江苏地区是使孙传芳联军遭到覆灭的主要战场之一。
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利益，因此，英、美、德、日等国都竭力阻挠北伐进军。这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这些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于日和7月15日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共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失败，北伐战争停止。紧接着蒋介石与汪精卫又为争权夺利而展开斗争，相互出兵征讨，以致纷争不已。直至国民党召开了全面否定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二届四中全会后，南京国民政府中蒋、冯、阎、桂各派新军阀才联合进行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北伐”。至1928年6月，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彻底垮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一）北伐军攻取上海、南京（1927年3月）
1926年(民国15年)11月，北伐军攻占江西九江、南昌后，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因连遭失败，部署大乱，遂率余部退回南京，求救于奉系军阀张作霖。1927年(民国16年)初，国民革命军为肃清长江下游之孙传芳余部，并攻取杭州、上海、南京等地，遂分兵三路进军。东路军由闽、赣分道入浙，进军淞沪，助攻南京；中路军(分江左军和江右军)分别由鄂、赣沿长江两岸向皖、苏推进，主攻南京；西路军由鄂
入豫，牵制河南方面之直吴军，以保障中路军攻取南京。
1927年2月中旬，东路军占领杭州，随后，即分为东西两线攻取上海。东线由白崇禧率领第1军第1、第2、第21师和第26军(北伐途中收编)等部，经嘉兴进击松江和苏州，而后围攻淞沪；西线由何应钦率领第1军第3、第14师和第14军(北伐途中收编)等部，经长兴攻略宜兴、常州，截断宁沪铁路，然后以一部东进协同白部攻取上海，以主力西向配合中路军围攻南京。3月13日，西线之师开始向宜兴方向进攻，15日大破联军于戴埠、张渚、蜀山，16日攻占宜兴、溧阳，20日又连克武进、常州、丹阳等地，达到预期作战目的。东线之师于3月16日向淞沪地区进攻，18日其右翼第26军占领金山松隐镇，20日渡过黄浦江逼近松江城，21日攻克松江；左翼第21师于18日攻克吴江松陵镇，21日占领苏州。东线部队在进占松江、苏州后，即乘胜前进，包围上海。联军残部向镇江、南京撤逃。在此期间，上海总工会组织工人总罢工，并连续发动武装起义，以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21日，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两天一夜激战，歼灭联军毕庶澄部和反动警察共约5000余人，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接应东路军白崇禧部进驻市区。上海遂在工人武装起义斗争中光复。
1月中旬，中路军之江右军以程潜为总指挥，从赣境沿长江南岸东进，至3月上旬相继攻克芜湖、当涂，矛头直指南京；中路军之江左军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由鄂东沿长江北岸向安徽怀宁、安庆进击，因联军相继起义倒戈，以致怀宁、安庆等地于3月4日不战而下，于是江左军继而又向临淮关、蚌埠方向推进，以策应江右军攻取南京。
负责主攻南京的江右军，下辖兵力主要有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2军和第40军(北伐途中收编)，其前锋于3月17日进抵慈湖镇、小丹阳、乌山镇一线。孙传芳为保存实力，将大部兵力撤往江北，南京由沪宁线集中的直鲁联军10万余人负责防守，并以直鲁联军副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褚玉璞为南京城防司令。19日中午，直鲁联军约4个混成旅和白俄兵约1个团，由陶吴镇分道向濮塘镇、朱门镇方向的北伐军阵地反攻，双方展开激战。在北伐军的有力回击下，联军溃败。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乘此时机下令对南京发起总攻。20日晨，以第6军由秣陵镇至江宁镇之线向南京正面进攻；以第2军由湖熟镇经淳化镇向南京东侧攻击。于是，江右军各部在城郊与联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至22日，各部逼近南京城垣。同时南京各要塞炮台官兵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相继反正，直鲁联军防线迅速溃乱，其部队纷纷渡江北退。23日，江右军各路发起攻城战斗，正面首先突破雨花台联军阵地，其他各路分进合击，当日晚攻占南京。至此，五省联军解体，北伐军已完全控制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
（二）国民政府军进占徐州（1927年5―6月）
1927年(民国16年)3月24日下午，停泊在南京下关江面上的美英等帝国主义军舰，向刚进入城内的北伐军及广大市民开炮射击，造成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由于美英等帝国主义制造的“南京事件”和蒋介石的加紧反共，致使北伐进军陷于停顿，北方军阀部队乘机反攻。于是，4月上
旬直鲁联军张宗昌主力即部署于苏皖北部地区，并以5万兵力占据徐州以南的津浦路沿线；孙传芳残部5万余人在淮阴、海州一带驻守整顿，也以部分兵力进占扬卅、泰州等地。此时，已进入江北的北伐军又退回江南，遂形成南北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抗。当时已成为新军阀的蒋介石，为巩固其在南京的统治地位，即于5月初开始与北方旧军阀进行争夺地盘的“北伐”战争，以图肃清江北直鲁联军和孙传芳军，早日占领徐州，而后再移兵西向打击工农革命武装和继续“北伐”。
国民政府军进攻徐州的部署是：以李宗仁为左路军总指挥，率领第27、第33军，由芜湖渡江向合肥方向进军；以白崇禧为中路军代总指挥(蒋介石任总指挥)，率领第7、第40、第10、第44军，由南京渡江沿津浦路向北挺进；以何应钦为右路军总指挥，率领第1、第37军，分别从镇江、江阴渡江，向淮阴、盐城方向进攻。兵分三路，直指徐州、海州。5月8日部署完毕，10日开始行动。
左路军于5月11日渡江，15日攻克合肥，21日占领蚌埠。中路军于5月15日全部过江，16日起连克江浦、全椒、滁县、明光、临淮关等地。中路军和左路军发展迅速，至26日相继占领宿迁、宿县、蒙城一线，直鲁军张宗昌部败退徐州。6月2日，中路军进占徐州，张宗昌部又退往韩庄、临城。
右路军于5月20日渡江，其左翼于5月23日克扬州，6月1日占高邮，5日占淮安；其右翼于5月24日占领南通、如皋，6月3日攻占盐城。孙传芳残部遂放弃淮阴，撤至海州。国民政府军各路继续攻击前进，至6月12日，占领单县、砀山、徐州、郯城、海州一线，直鲁联军完全退
入山东境内。徐州遂由国民政府军第10军所驻守。
（三）孙传芳军举行反攻，夺回江北地区（1927年7―8月）
1927年(民国16年)6月初，孙传芳、张宗昌两军在国民政府军打击下，已溃不成军，如能乘胜追击，不难一举歼灭。但在这时，国民党的武汉和南京两政府为争夺最高领导权而矛盾激化。6月下旬，武汉政府以唐生智率第4集团军向皖、苏进军，威胁南京。于是，蒋介石为防止武汉军东征，即停止进攻孙、张军，将驻守徐州前线的主力撤回，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以第10、第33、第44、第37军驻守徐州和淮河有关战略要地，防止张宗昌军和孙传芳军反攻；由李宗仁率领主力第7军等至安庆、芜湖之间布防，准备迎击武汉之东征军。
由于国民政府军在徐州停止北进，使孙、张两军获得喘息时间，因而孙传芳部在山东济宁经过整顿补充，战斗力得到恢复。7月初，张、孙两军乘国民政府军调整防务之机进行反攻。7月4日，张宗昌部第3、第5、第6军等前锋部队与国民政府军第10军前哨部队接战于滕县，第10军不支逐步退缩，张宗昌部继续攻击，至19日，迫使国民政府军第10军及第33军第2师退至运河南岸，尔后相持于徐州外围阵地。23日，孙、张两军集15万兵力，又发动攻击，24日夺占徐州。国民政府军第10军退却至安徽宿县待援。
徐州陷落，蒋介石决定夺回，25日，向江北增援兵力，26日，向徐州实施反攻：第1O军从宿县经古饶集、萧县迂回攻击；第40军由符离集沿津浦线正面进攻；第33、第44、第37军等分别由黄口、任桥集、八义集向徐州分进合击。蒋介石亦随后亲临前线督战。孙传芳军以主力部署于云龙山、奎山一线；张宗昌部在徐州东关、南关设防。8月1日，双方展开激战，第10军进占云龙山、卧牛山、九里山一带高地，与孙、张军成胶着状态。8月2日，孙军突然以有力一部向国民政府军左翼迂回包围，攻其侧背，于是第10军被迫溃退，直鲁军乘势出击，致使国民政府军整个进攻部署大乱，各部纷纷向南撤走，旬日之间，淮北地区尽失。蒋介石于8月6日回到南京。孙传芳遂率11个师和6个混成旅，乘此时机沿津浦路和大运河兼程南下，跟踪追击。至8月中旬，夺占了长江北岸各军事要地，再次与国民政府军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
（四）龙潭之战（1927年8―9月）
1927年(民国16年)8月下旬的龙潭之战，是孙传芳在宁汉双方为争夺南京党政席位而相持不下之际，企图乘机夺回失去的江南地盘而发动的一场冒险渡江、背水作战的战役。
孙传芳军在占领长江北岸一线后，决定将总部设于六合，分兵三路渡江。奉军并派渤海舰队进攻吴淞，为之策应。此时，国民党正陷于内部纠纷，蒋介石被迫下野，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国民政府军主力根据当时斗争形势需要，部署在芜湖一带和镇江以东地区，南京只驻有第22师。
8月24日，孙传芳下令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分由浦口、大河口、扬州三处渡江。前两路夺取南京，后一路攻占镇江，切断沪宁线。25日，担任助攻任务的第一路军分乘民船在大胜关偷渡时，适逢国民政府军过往军舰，经遭遇战斗，民船不敌兵轮而败退。为加强防守兵力，南京政府遂将刚调入南京的第7军布防守江，同时急调驻守沪杭地区的第1军来援。
8月26日拂晓，担任主攻任务的孙军第二路军第9师乘江面大雾，首先由划子口抢渡成功。接着第8师、第13师亦随后渡江，对栖霞山、南北象山一带国民政府军阵地，进行攻击。守军第22师与孙军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阵地被孙军突破。孙军迅速攻占龙潭车站和附近高地，切断沪宁铁路。27日，孙军第4、第11、第12师也相继渡过长江，向龙潭、栖霞地区集结。孙军第二路军各师，经过两天两夜的苦战，初步获得敌前渡江作战的胜利，占领东自下蜀，西南至青龙山、黄龙山一线。南京形势危急。于是，国民政府急调各路援军，反攻孙军。
27日拂晓，国民政府军第7军在海军第2舰队配合下，由南京向栖霞山方向攻击，第1军从东、南两面进攻龙潭，对孙军形成三面合击之势。国民政府军与孙传芳军在此连续展开数日搏斗，对栖霞山、龙潭等要点的争夺尤为激烈，曾几度易手。战斗中，国民政府军第14军、第17军、第40军、第44军相继调来投入龙潭战场。相反，孙传芳军在龙潭遭到国民政府军的强大反击后，第二路总指挥刘士林即弃军逃走，各师长也丧失战斗信心，纷纷溜回江北。此时，张宗昌军因在陇海路被冯玉祥国民军所牵制，不能抽调兵力援助孙军。30日，孙军被压缩到龙潭以北江边背水苦战，后援无继，战至31日孙军大败，伤亡万余，被俘逾万，残部二三万人分乘小船或泅水渡江退回江北。国民政府军在此战中亦伤亡近万人。龙潭之战，至9月2日以孙传芳军彻底失败而告终。
（五）民政府军第二次进占徐州（1927年11―12月）
1927年(民国16年)8月底的龙潭大捷，使南京转危为安。10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次北伐。于是，在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宗仁率军讨伐唐生智的同时，由何应钦率领第一路军渡江北上，进攻徐州；由白崇禧指挥第二路军集中于南京附近，为总预备队，以保障李宗仁西征唐生智和何应钦北伐直鲁联军。
此时，孙传芳残部退守临淮关、蚌埠等地。直鲁联军张宗昌部10万余人，与冯玉祥之国民军，在商丘附近陇海线两侧地区进行拉锯战。国民政府军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率第1、第9、第40、第33军和新10军等部，经滁州北上，11月8日，向盘踞在蚌埠地区孙传芳部发起攻击，至11月中旬，连克临淮、蚌埠、固镇，孙传芳部节节北撤。12月初，第一路军各部进至徐州以南各要点展开，准备协同冯玉祥部会攻徐州。冯玉祥部第5、第6、第18、第20军等，于11月底由商丘地区沿陇海路东进，12月1日攻占砀山，4日占领黄口，迫使直鲁联军向徐州退缩，国民军跟踪追击，又连克敬安集、黄集、郑集等地，进而逼近徐州城下，将张宗昌、孙传芳两军围困于徐州附近地区。于是，西北国民军与国民政府军第一路军对徐州形成合围态势。
12月13日，第一路军之第1、第9军向徐州南三堡镇发起攻击，其余各部相机投入战斗，与联军展开激战，14日将联军第2、第7师击溃。同时西北军亦由徐州西、北两面助攻。15日，第一路军与西北国民军各部向徐州发起总攻，相互密切协同作战，陆续突破联军防御阵地。至16日，直鲁联军全线动摇，退出徐州，向北奔逃。于是，第一路军与西北国民军会师徐州。同时，国民政府军第26、第17军也分别于12月16、17日攻克宿迁、灌云和海州。至此，北伐战争时期江苏境内战事基本结束。蒋介石演讲稿
蒋介石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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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蒋介石抗战胜利讲话全文
蒋介石抗战胜利讲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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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军民同胞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我们的抗战，今天是胜利了，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们对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尤须感谢我们 国父辛苦艰难领导我们革命正确的途径，使我们得有今日胜利的一天，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
我全国同胞们自抗战以来，八年间所受的痛苦与牺牲虽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战必胜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强；尤其是我们沦陷区的同胞们，受尽了无穷摧残与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而重见青天白日了。这几天以来，各地军民的欢呼与快慰的情绪，其主要意义亦就是为了被佔领区同胞获得了解放。
现在我们抗战是胜利了，但是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胜利。须知我们战胜的含义决不止是在世界公理力量又打了一次胜仗的一点上，我相信全世界人类与我全国同胞们都一定在希望这一次战争是世界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末一次的战争。
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麽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的。我们中国人民在黑暗和绝望的时代，都秉持我们民族一贯的忠勇仁爱，伟大坚忍的传统精神，深知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的牺牲，必能得到应得的报偿。全世界因战争而联合起来的民族，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尊重与信念，这就是此次战争给我们的最大报偿。我们联合国以青年血肉所建筑的这道反侵略的长堤，凡是每一个参加的人，他们不仅是临时结合的盟友，简直是为人类尊严的共同信仰而永久的团结了起来。这是我们联合国共同胜利最重要的基础，绝对不是敌人任何挑拨离间的阴谋所能破坏。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无论肤色，凡是人类都会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联合，不啻成为家人手足。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谅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这更足以使今后战争的发生势不可能。我说到这里，又想到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实在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想。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祇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同胞们：敌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现在是被我们打败了，但是我们还没有
达到真正胜利的目的，我们必须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与侵略武力，我们更要知道胜利的报偿决不是骄矜与懈怠。战争确实停止以后的和平，必将昭示我们，正有艰巨的工作，要我们以战时同样的痛苦，和比战时更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设。或许在某一个时期，遇到某一种问题，会使我们觉得比战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随时随地可以临到我们的头上。我说这句话，首先想到了一件最难的工作，就是那些法西斯纳粹军阀国家受过错误领导的人们，我们怎样能使他们不只是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并且也能心悦诚服的接受我们的三民主义，承认公平正义的竞争，较之他们武力掠夺与强权恐怖的竞争，更合乎真理和人道要求的一点，这就是我们中国与联盟国今后一件最艰钜的工作。我确实相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的合作基础之上，我们要向民主与合作的大道上迈进，来共同拥护全世界永久的和平。
我请全世界盟邦的人士，以及我全国的同胞们！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一直要作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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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文采，没有新意
其实打仗就是两国政府的较量与民众何干，中国历来以泱泱大国自居，结果屡战屡败，其根本原因在政府的腐败，拿了全国人民的钱养了不能打胜仗的军队，还有什么脸说话，历史的一幕又会重演，悲哀篇二：蒋介石抗战胜利讲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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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抗战胜利讲话全文
全国军民同胞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我们的抗战，今天是胜利了，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们对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尤须感谢我们国父辛苦艰难领导我们革命正确的途径，使我们得有今日胜利的一天，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
我全国同胞们自抗战以来，八年间所受的痛苦与牺牲虽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战必胜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强；尤其是我们沦陷区的同胞们，受尽了无穷摧残与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而重见青天白日了。这几天以来，各地军民的欢呼与快慰的情绪，其主要意义亦就是为了被佔领区同胞获得了解放。
现在我们抗战是胜利了，但是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胜利。须知我们战胜的含义决不止是在世界公理力量又打了一次胜仗的一点上，我相信全世界人类与我全国同胞们都一定在希望这一次战争是世界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末一次的战争。
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么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的。
我们中国人民在黑暗和绝望的时代，都秉持我们民族一贯的忠勇仁爱，伟大坚忍的传统精神，深知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的牺牲，必能得到应得的报偿。全世界因战争而联合起来的民族，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尊重与信念，这就是此次战争给我们的最大报偿。
我们联合国以青年血肉所建筑的这道反侵略的长堤，凡是每一个参加的人，他们不仅是临时结合的盟友，简直是为人类尊严的共同信仰而永久的团结了起来。这是我们联合国共同胜利最重要的基础，绝对不是敌人任何挑拨离间的阴谋所能破坏。
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无论肤色，凡是人类都会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联合，不啻成为家人手足。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谅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这更足以使今后战争的发生势不可能。我说到这里，又想到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实在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想。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同胞们：敌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现在是被我们打败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胜利的目的，我们必须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与侵略武力，我们更要知道胜利的报偿决不是骄矜与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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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确实停止以后的和平，必将昭示我们，正有艰巨的工作，要我们以战时同样的痛苦，和比战时更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设。或许在某一个时期，遇到某一种问题，会使我们觉得比战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随时随地可以临到我们的头上。
我说这句话，首先想到了一件最难的工作，就是那些法西斯纳粹军阀国家受过错误领导的人们，我们怎样能使他们不只是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并且也能心悦诚服的接受我们的三民主义，承认公平正义的竞争，较之他们武力掠夺与强权恐怖的竞争，更合乎真理和人道要求的一点，这就是我们中国与联盟国今后一件最艰钜的工作。我确实相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的合作基础之上，我们要向民主与合作的大道上迈进，来共同拥护全世界永久的和平。
我请全世界盟邦的人士，以及我全国的同胞们！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一直要作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篇三：蒋介石生平——PPT演讲素材
蒋介石，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祖籍江苏宜兴，生於浙江奉化，逝世於台北士林官邸。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其从政生涯横跨北伐、训政、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行宪、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及东西方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蒋中正受孙中山赏识而崛起於民国政坛，在孙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世纪；其余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於军政核心，领导中国渡过对日抗战与二次大战，行宪后又连续担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长达27年，但其政治手腕与独裁统治亦遭受批评。
出生地 蒋中正
外文名 民族 Chiang Kai-shek 汉
逝世日期 日
出生日期 日 毕业院校 东京振武学校 子
女 蒋经国、蒋纬国
蒋的名“中正”和字“介石”，典出《周易》：“（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在有关蒋氏领导八年抗战的影视作品中，常按其当时职务称“蒋委员长”，委员长遂成为蒋最著名的代名词之一。
由于蒋长期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务，早年黄埔毕业的国、共军官皆称他做“蒋校长”、“校长”。由于对国军建设和发展贡献很大，所以也有“国民革命军之父”或“中华民国国军之父”的称呼。
说英语的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昵称蒋为Gimo，指其特级上将背景（即大元帅，Generalissimo）的英语简写。而现在的纪录片都以Chiang Kai-shek作为他的英文名称。
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取得孙的信任和器重。蒋做《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同年10月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革命军队，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虽有所不满，但在当时形势下表示拥护，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执行。他在军校重用亲信，培植个人势力，支持反共分子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抑制和打击青年军人联合会。
1925年8月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任军长。
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2月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对三大政策日益怀疑，他于日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
他乘机相继攫取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率总司令部赴前线指挥作战。国民革命军在工人农民支援下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湘、鄂、赣、闽四省完全光复，并继续向豫、皖、苏、浙进军。
蒋介石谋取个人独裁统治的野心日益膨胀。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自广州迁往武汉，但蒋坚持要迁都南京，冀图直接控制。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等一系列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的决议，取消了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于是，蒋介石蓄意破坏三大政策，纵容和唆使暴徒在江西、安徽制造一系列反共事件，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在广东和东南各省“清党”,从而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至1930年被屠杀的工农群众超过百万。 建立统治
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会，取得合作反共协议。由于蒋介石在和汪精卫、李宗仁等派系的矛盾和斗争中孤立无援，被迫于8月下野，10月出访日本寻求支持。回国后，离弃妻妾，与宋美龄于12月1日结婚，从此与宋子文、孔祥熙联姻，通过他们加强与美国的联系。
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将反蒋抗日方针改变为“逼蒋
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决定调整其内外政策，表示要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他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国防建设，并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他试图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但仍然坚持要“剿灭”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被蒋介石部署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决心联共抗日，于日毅然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剿共”政策。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结束十年内战，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终于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日本侵略军。
他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反动条例，召开国民参政会等，全国一时出现一片新气象。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军事防御的战略战术，又幻想并等待国际“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因而不能抵御占有很大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华北、东南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
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炸开黄河花园口，淹死百姓89万人。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汪精卫等人则对抗战前途完全失望，叛国投敌。1939年1月，蒋介石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忧心忡忡，乃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而且“无罪”释放了末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将其留在收入部队，直至国民党战败。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见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但他随即指挥八
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对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各项决议拒不履行，顽固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独裁专政。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在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后，次年3月被迫改为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屡遭失败后，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最后蒋介石被迫下令收缩防线，实行重点防御。
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
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
他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相号召，维系他在台湾的统治；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和“两个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他说：“谁要台独，我要谁脑袋！”
图为蒋介石晚年在金门岛的掩体里眺望厦门。此照片大约拍摄于70年代初，距离他离开大陆已经20多年。
蒋介石于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7岁。
蒋介石去世后，中国大陆新华社刊登了如下报道：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讯台北消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政治领袖，蒋介石是一个战术家而不是一个战略家。他比他的竞争对手们略高一筹并善于控制他们。但是，尽管他统治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实际上不了解整个政权的社会基础。 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布赖恩·克罗泽
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作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民主斗士，他纵有此宏愿，也无此机会——黄仁宇篇四：蒋介石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之后的一片演讲稿
本文是蒋介石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之后的一片演讲稿！
北伐的任务，从忧患危亡，困顿颠沛之中，初步完成。国民政府从此以为可以由破坏而进于建设，更期以国家统一的力量，树立民族解放的基础。在国民革命军收复平津的时候，中正曾以八事自矢，并祭告国父灵前。其最后两事，尤所以寄衷心的愿望。其一，关于战后的建设，说道：「破坏之后，亟待建设。我总
理遗嘱之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对于程序节目，早有显明之规定，祇须全体同志笃
信力行，即不难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以竟国民革命之全功。值此军政告终之时，若不以实际政治之设施，表示革命建国之力量，则武装同志奋斗而得之成绩，将因人心失望而不易保持。其二，关于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说道：「溯自我总理
和平救国之主张，格于军阀官僚之顽梗而不克实现，本党欲铲除障碍，不得已而用兵。惟当转战之际，目击战区同胞之痛苦，以及前线将士牺牲之重大，常觉革命成功之后，应有根绝内战之图。诚以国家兵力，当为捍卫民族利益而用，国内战争实为无上之耻辱。此次北伐，动员数逾百万，转战岂止千里，残破者均中
国之领土，死伤者皆中国之同胞，痛定思痛，祇有哀矜。自今以往，宜使全国
皆知内战为可耻，而注全力于国防，明耻教战，惟以自卫，卧薪尝胆，以求贯
彻。总理民族独立自由之遗训。嗣后，国民政府虽在艰危困厄之中，而始终一贯的本着这个原定方针，着着进行。到了今日，我们中国还能对敌寇作如此长期的斗争，这个力量仍旧是由于这种革命建设的精神所产生的。
依照建国大纲的规定，军政时期之后，继之以训政时期，其基本的工作为实
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实施，又当以国父手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准则。至于宪政时期的开始，又当视地方自治实施的成绩以为权衡，程序井然，无可争议。然而国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事实与理论两方面，都有足以妨碍训政的基本工作的进行，使国民政府无法完成这个使命。就事实的方面来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国家统一的障碍。而就理论的方面来说：在
此十年之间，不独训政工作如何实施，成为问题，即训政阶段应否存在，训政时期何时结束，亦起了激烈的争辩。此种纠纷，不独为封建反革命所借口，且使党中同志无意之间皆呈动摇的现象，竟使议论愈为滋蔓，而行动愈为纷歧。大家知道，训政是达到全民政治必经的阶段，非此即不能树立民权的基础，否则将来的宪法必徒为白纸黑字的具文。辛亥革命以后，国民不知建设的革命为必需，惟致力于约法的条文与政制的形式，致启军阀窃国的阴谋，并授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隙，以伸张其侵略。前车之鉴，至此遂无人记忆，且亦不为身亲痛苦之同志所记忆，诚可痛心。
实业为中国物质建设的宝典。然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在事实上，则因帝国主义者的干涉与反革命势力的妨碍，使经济建设不能如期的推进，而在理论上，则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潮，平分了当时经济学界。共产主义者，致力于其所谓「土地革命」与「农民革命」，军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坏我国和平的农村。他们对于民族的工业，毫无爱护的心理，惟以憎恨与斗争之说，灌输于社会和青年之中，以阻碍生产的进步。于是资本逃入租界，以助成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其影响更大而更深。自由主义者则忽视中国久处于不平等条约之下的地位，亦不思世界经济自第一次大战以后，已从自由竞争进于独占集中的趋势。他们仍本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说，以应用于面对欧美第二次工业革命潮流的中国，而自诩以为新颖。故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的精神，遂以闇然不彰。国民政府在这个时期，亦坦白承认其所有建设的计划，并未能举预期的成效。亦可以说建设的革命工作，并未着手，而且亦无从着手。要知道济南五三事件以后，日寇「大陆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日寇武装侵我的行动，随时可至。我们中国再没有从容建设的可能，更没有实现主义完成革命的机会。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种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故在此十年之中，国民政府在忍气吞声，战栗危惧，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之下，犹能促进国民经济，使消费品进口逐渐减低，而机械工具进口逐渐增加，足以考
见国内农工矿业进步的事实。而最显著的成绩，尤在交通与财政政策。以交通而论，由清末至民国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间，共筑铁路八千三百公里，而民国十七年后十年之内，增筑铁路至七千三百公里，尤其是公路建筑竟达十万公里以上。电讯的建设亦有成绩，而以全国电话网的敷布，在三万三千公里以上，最为显著。以财政而论，则裁厘金，平税率，修改海关税则，整理内外公债于货币，则废两改元，尤以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我们今日抗战，使军事与经济犹能立于不败之地者，实赖于此。
国父有十年国防计划的著作，毁于陈炯明叛乱之中，如今只存目录。然国父的意旨，在军事方面，具见于创设军校的训词之中；在经济方面，具见于实业计划之中；在心理方面，具见于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之中。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力求所以达其和平统一与国防安全的目的；且深知国家的外患与内乱相乘，统一与独立亦相因，故始终不为彼以外交的难关而为内争的口实者之各种的批评与攻讦所动；卒使军事的准备略具根柢，乃能发动全面的长期抗战。
自从北伐成功以后，帝国主义者与国民政府之间，到这个时期，已濒于总清算的阶段。国民革命失败，即是他们的成功；如果国民革命成功，则帝国主义者势力即将永绝于中国的境内。在此一阶段之中，国民政府所遭遇的内忧外患，相因互乘，明争暗算，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而侵略者的各种势力，彼此之间，复在我领土上面，钩心斗角，埤阖纵横，或强迫，或阴韧，极尽其光怪陆离的奇观。为祸之烈，可以说是百年以来所未有。若果国民政府当时处理稍一不慎，或方针略一动摇，则辛亥以后革命失败封建势力横行的历史，势必重演。其中以混乱，是非颠倒，最足寒心。大家知道：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百年来一致的要求，为雪耻图强；而雪耻图强的方法，以国民革命最为彻底，亦最为正确，已为事实所明证。然而在此时期，竟有借革命的美名，诋毁国民革命为过渡的、改良的、不彻底的方法，而加以反对，予以阻挠。大家也知道：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三十年来的一致要求为统一，而统一的方法亦以国民革命最为和平，亦最为合理。然
而在此时期，竟有假「民主」的口号，掩护其封建与割据，以「自由」的口号，装饰其反动与暴乱，而以「专制」「独裁」种种污辱与侮蔑，加于国家统一之大业，而企图使之毁灭。甚至如汉奸汪兆铭之流，假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名以污辱我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且冒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军之名，以破坏我三民主义与反叛国民革命，此尤为其十五年以来卖国叛党倒行逆施所用的一贯惯技。凡世界上所有各种的思潮，历史上所有各种的口号，皆曾为这些败类蟊贼来分化我民族国家之用，以宣传鼓吹于国民之前。国民的众志与群力，亦即相随分化，或趋于狂激，或流于颓废。因此狂激者挺而走险，颓废者消极自弃。而尤以文化与道德方面之影响为最烈。北伐成功之后，对于国民心理与社会风气的影响，至此遂为之一落千丈。而政治经济国防所受的障碍，所感的痛苦，更难罄述。然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的十年间，对于分化我国家民族文化思想的活动，犹能以最大的努力，予以纠正。以教育而论，民国十八年，公布教育宗旨，为「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二十一年，中国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教育的决议案，其中规定：「发扬民族精神，灌输民族思想，以及恢复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达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目的。」由此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趋重于民族思想的灌输，民族精神的激发，且必使学术文化能切于国计民生之用，欲一扫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影响下的支离忘本、浮华无实的积习。迄于今日的抗战，国民能够如此坚忍不拔，为国牺牲，仍有赖于此十年之中，三民主义教育所树立的基础。
内乱对于革命之损害，其影响及于外交的尤为重大。自国民政府十六年定都南京之时，外交部首先宣言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已无存在的理由，国民政府当与各国另订新约。复特别声明自民国十六年九月一日起，实行关税自主，并颁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准备实施。然其时北伐军事受外患与内忧的阻碍，而日寇更乘机倡议，反对新税则的实施，其它各国亦纷纷援例，革
命外交遂归于停顿。
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之际，国民政府复作重订新约的声明。其条约满期的各国均开始谈判新约。条约尚未满期的各国，亦分别谈判，而以关税自主为中心问题。中美两国之间，「整理中美两国关系之条约」首先成立。其它各国亦先后与我国签订关税条约。惟日本帝国主义者屡加延宕，及至民国十九年，始签订中日关税，而于税则仍有部分的保留。
收回领事裁判权的交涉，在民国十八年，已具端倪，不幸内乱发生，各国即意存观望。国民政府于十八年十二月，十九年十二月，定期收回法权，皆受内乱的影响，以至于无成。二十年五月颁布的「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本定于二十一年元旦实施，以九一八事变发生，也就延宕下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于消极的延宕之外，更积极的向我们中国借口挑衅，横施压力。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十年之间，列强对我们中国的民族运动，认识虽感不足，然而每当中国政治统一具有希望，国民政府着其威信之时，即能作相当的让步。惟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在中国政治的统一愈有成功，其侵华的阴谋即愈见积极。继「五三」事件之后，又有「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九一八」以后，又有「一二八」之役，「榆关」之役，「热河」之役，「长城」之役，「藏本」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至「芦沟桥」事变，乃激起我们中国全面的抗战。
自「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开始的时期，我们中国的外交上中心问题，是对日问题；内政上中心问题，亦在于如何始可以对日。我们知道：现代战争为科学的战争，然而中国的科学发明与工业技术，自觉幼稚，不逮日寇。现代战争为全民的战争，然而中国的封建反革命势力尚酖于内乱。国民政府惟有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持忍辱负重的态度，明白宣布「和平未至完全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亦不轻易牺牲」的方针。在政治上，对各方迁就包容委曲求全，以期于杜绝内争，一致对外。在社会上，发动新生活运动，振作国民自尊自重之篇五：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部分讲话
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部分讲话
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当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后，蒋即致电宋说；“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做不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日庐山讲话
以前的对外方针是：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卢沟桥事件成为“最后关头”，在不能忍耐。“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所以到了迫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
对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中国立场，蒋有四点：（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
日，蒋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是为的要安定团结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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