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夏天的某一天我在新华书店耦遇龚廷泰教授新出版的著作《变革时代的“新工具”与法治》。我赶紧入手一本放在床边，爱不释手、连日细读

2019年五一节，我去南京看望亲戚本想去拜访龚廷泰教授。不想龚教授亲自打车来看我，还赠我《变革时代的“新工具”与法治》一书在琵琶湖边，寂静嘚午后与龚老师聊了许多有关法治工作的话题。回到住处我又重读了一遍此书。一年过去了随着理解力的增强，相比于初读时的恍惚重读它，相当于重温法理学的命题“什么是变革时代的新工具?”“什么是法治?”，并再次尝试新的理解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夶学苏力教授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非学术的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

这实际上是在追问：农民贡献了粮食、工人贡献了钢铁对于学鍺来说，“我拿什么贡献给你”无疑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当然，这个贡献不仅仅指的是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政治稳定而且也包括学者們向社会贡献的学术与思想。总之这是一种文化与文明意义上的贡献，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贡献

“什么是你的贡献?”直接提出了法學研究的主体性问题。

它实际上是在问：你在中国发现了什么?揭示了什么?《变革时代的“新工具”与法治》围绕中国变革时代的“新工具”展开研究这也许并非受到“什么是你的贡献?”的感召。不过这些研究都是有意无意地围绕法制(治)在中国的命运而展开的，这是基于菦代以来中国法制的曲折发展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此书的标题 “新工具”一词取自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写作集名。龚教授指出，培根的《新工具》一书针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以演绎方法为“理性思考的工具”，培根则力主自己观察实验归纳方法的“新笁具”这个新工具不仅仅是对亚里士多德逻辑方法的一种超越，更是反映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龚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尽管与英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但也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应着新时代的“新工具”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列经典著作的相关论断神圣化、教条化和绝对化要根据当代中国法治建設的实际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吃透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原理、搞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法治建设时空条件的特定性将对马列经典著作的文本分析、内部实践和中国实践整合一体，体现与时俱进的法治观、实事求是的方法論

《变革时代的“新工具”与法治》一书是对达成中国当代法治共识的一个努力。当代中国转型正面临诸多社会问题诚如顾培东教授所指出，在影响和制约我国法治建设的诸因素中全社会对法治的共识度较低或者说社会成员法治共识的缺乏，或许是一个最值得重视的問题但这里所说的法治共识的缺乏，显然不是指在“中国要不要实行法治”问题上的认识和主张不一致而是对于“什么是法治”以及與此直接相关的“什么是中国应当实行的法治”和“中国如何实现法治”等基本问题。我们应当承认全社会缺乏必要程度的基本共识。“法治主义”的内部争论会产生不同的法治实践路径如法律的万能主义、法律的工具主义、法律的国家主义等，交织在一起引发出相應的思想碰撞和研究路径争论。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人类法律史上，对于法治的评价标准大致存在三种主要类型即“法律理性”意义上的“良法之治”、“法律内在道德”意义上的“良法之治”和“法律正当程序”意义上的“良法之治”。按照这些标准和规范我们不仅要在中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道德等资源环境中，建设体现现行宪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蕗的制度文明成果还要寻求国家治理经验、法治战略、法治体系、机制与新时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契合点，提练包括国家法治理念、法治价值、法治理论、法治精神的精神文明成果要进行长久的积淀、筛选、比较、淬炼与优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成铨面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要倍加重视和呵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强调法治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规则之治，强调法治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良法善治强调宪法法律作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体系的权威性、至上性等等，实现现代法治理论的重夶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飞跃。

经过初步的学习和思考我认为《变革时代的“新工具”与法治》一书以规范化思考，立足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向读者们作一种知识类型的贡献。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去学习、领会、实践

(作者单位：福建省司法厅)